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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三) -- 老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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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三)

    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一)

    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二)

    杜任之,山西万荣县人,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德国留学,加入反帝同盟,1933年3月受伦敦反帝同盟总部安排“回国策动抗日”。10月1日,抵上海与宋庆龄为首的上海反帝同盟总部取得联系。继受中共特科指示,“利用山西公费留德关系,回山西策动抗日”,“长期潜伏,任何情况下不得暴露身份”。

    怎么知道他是中共特科派遣的秘密党员呢?

    有三个很重要的旁证。

    第一个是文革后任陕西省民盟副主任王纪堂的回忆。1938年,山西青年王纪堂想去延安却过不了黄河封锁线,于是来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从此跟随时任民大主任的杜任之工作。1940年,培养两年后,杜任之打算介绍王纪堂入党,报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王世英处长那里,即被驳回。因为杜任之作为特科的秘密党员,是不允许发展党员,也不允许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的。所以,王纪堂直到解放后的1949年11月才由杜任之介绍入党,党龄则从1941年算起。

    1947年8月,在太原进山图书馆任管理员的地下党员刘文瑞被捕,供出了进山学校中的地下党员乔亚、王麟庆、卫兴华, 进步学生杨盛钦, 还供出阎锡山铁甲兵团地下党员王天庆。8月30日晚, 阎锡山特务机关即将这几人扣捕。从而威胁原是进山中学特派员的王纪堂。王纪堂即到山西大学向杜任之报告这一紧急情况,说他必须立刻离开太原回到解放区。杜当即同意,同时也提出他目前的处境太危险, 准备和王纪堂同时走。但由于王纪堂走的太急,撤离路线未经联系,最后决定王先走,联系好之后,杜任之再从王纪堂提供的路线走。第二天,王纪堂闯到太谷小常村,寻找进入太行军区的地下关系,只是因为之前听乔亚和卫兴华说小常村里有军区的情报站,至于是谁、如何联系,都不知道,误打误撞跟情报站接上了头。小常村情报站把他送到到达太谷范家岭太行军区情报站。王纪堂一到军区情报站,就先汇报杜任之要出来的事。情报站派人把他送到晋冀鲁豫大军区。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直接见他,询问杜任之的情况。王纪堂说:“王副参谋长当时没对我说什么。”后面的事情,王纪堂当时就不知道了。

    好在后面的事,小常村情报站人员的回忆接了上来。

    1988年4月,小常村情报站的常学勤、张全禧、武世基合写了《太原军事情报工作的前进基地――小常村》(未刊印),讲述了后来的情况。

    1947年8月送走王纪堂后,9月中旬,情报站接到上级电示:迅速派人到太原向杜任之传达晋冀鲁豫中央局对他的指示:“设法克服眼前困难,继续留在太原,提供解放太原所需要的情报。”

    于是,情报站选派武世基进太原,向杜任之传达上级指示。武世基进入太原,找到杜任之家,杜问:

    “你是谁?”

    “郭光。”

    “谁让你来的?”

    “王纪堂。”

    这下就接上了头。武世基向杜任之传达了上级指示,杜任之让武世基向上面转达:他已被特务头子梁化之监控,无法活动。边说边拿出梁化之给他的恐吓信,让武世基看。又说,现在梁化之未对他下手,完全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太原一旦被围,他必定被捕,等等。

    12月,武世基二次去太原,因阎军封锁严密,他已进不了太原城。于是,武世基联系情报站在太原城内的情报关系,就读于太原中学的常学勤,托他去见杜任之。常学勤进城到杜家,告诉杜任之,他是太原中学的学生,也是情报站的人,郭光进不了城,让他来拿情报。杜任之听后,再三说明:闫锡山对他控制极严,实已软禁,不能活动,无材料送出。仍要求组织上设法让他回到解放区去。

    后来,武世基三闯太原。那时,太原已被解放军包围,进城越发不易。武世基又写信转托也在太原读书的情报人员王歧华去见杜任之。传回消息,杜任之已经去了北平。

    杜任之没能为解放太原提供情报,却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过后面的事情,小常村情报站就不知道了。

    好在后面的事情,北平地下党关世雄的回忆又接了上来。

    杜任之逃到北平,住在油篓胡同六号他弟弟杜敬之的家中。

    杜敬之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攻读内科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杜敬之毅然中断在日本即将完成的学业,历尽艰辛返回国内,决意走向抗战的最前线。于是,杜任之将他推荐给傅作义麾下就任军医。此后,杜敬之追随傅将军转战晋绥,经历了傅作义部队的各大对日战役,承担了组建战地医院、战地救护、临床治疗以及战地翻译等职责,同时也兼任傅作义将军的私人保健医生,凭其精湛的医术和为人,成为傅作义的心腹之一。

    1948年杜任之跑到北平时,杜敬之任傅作义部队少将参议、北平惠民医院院长、以及傅作义将军的私人保健医生。作为三十年代的老熟人,杜敬之引杜任之去见了傅作义。傅作义对杜任之说:“这里是我的势力范围,阎锡山不可能再加害到你。像你这样的大学教授,就是有人要抓你,也必须得先向我打招呼。杜先生如果真想留在北平,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住在敬之那里就很安全。”并说“以后有事可以找我”。

    傅作义这句“以后有事可以找我”,启发了杜任之。他知道,这就是说,有了一条直接接触傅作义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对他杜任之也许并无太大意义,可是对于共产党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可是,共产党在哪儿?作为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从他逃出太原,就意味着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如何找到党组织,把跟傅作义直接接触的这条路用上呢?

    想来想去,杜任之想到了清华教授吴晗。可是吴晗不知道杜任之的来历,不敢轻易指引他跟地下党接头,就说我只能给你接上民盟的关系。吴晗给杜任之写了个便条,让他去找民盟北平市临时工委的领导之一关世雄。

    关世雄说:“我接到便条后由于不了解杜任之是何许人,心中有些疑虑,经他自我介绍知道他留学德国,是学哲学的,在山西大学也是教哲学的。最初我与他接触是提心吊胆、万分小心的。我住在北平东北城根案板章胡同一个偏僻角落,地下党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常在我家召开,地下党的负责人佘涤清、杨伯箴、崔月犂、张大中、张文松、赵凡、李霄路、叶克明、王汉斌等人也常来我家开会与接头。我对党承担着重大保卫责任,绝不允许在我这里出任何差错,对周围来往的人必须加倍警惕。”

    两人与对方都不知就里,别的不敢说,就聊哲学,聊辩证法、正反合、奥伏赫变等等。聊来聊去,都觉得是内行,像是自家人。最终,杜任之告诉关世雄,他的党内联系人是王世英。关世雄说:“杜还告诉我,由于他弟弟的关系,曾与傅作义见过几次面,有机会还想看看傅作义”。杜任之并与关世雄商量,有没有策动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可能性。关将此事报告北平地下党,受到高度重视。

    实际上,只要杜任之说出王世英是他的联系人,事情就不难办。北平地下党通过电台联络,证实了杜任之的真实身份,确认了油篓胡同六号的安全,以后就由崔月犁到油篓胡同六号直接与杜任之见面,领导杜开始了正式的和谈策动。后来,油篓胡同六号,也成为傅作义代表与地下党代表在城内的回见之处。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守军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起义。杜任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劝说傅作义“效法吴化文”,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退出内战的形式,就给傅作义秘书阎又文(中共秘密党员,其真实身份直到1997年才由罗青长公之于众)打电话,请他安排面见傅作义。经阎又文安排,杜任之见到傅作义后,就把自己对济南解放后全国战局的认识,以及希望傅作义也能“效法吴化文”走起义道路的想法说了一遍。对此,傅作义不但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些反感。这不只因为他对吴化文其人其行,本来就有些不屑或不齿,而且,他对整个战局的估计,尽管也感到压力确实很大,但还远不像杜任之认为的那么悲观。傅作义说:“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也还不足以决定整个战局。现在,东北各大城市除四平外都还在国军手里,华北各大城市除石家庄外也都还在国军手里。国军依然控制着全局。我现在就控制着华北的战局。”

    尽管杜任之在傅作义那里碰了个钉子,这却是中共当面劝说傅作义考虑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第一人。

    才过了两天,杜任之听杜敬之说到蒋介石从东北飞抵北平的消息,不由得又是一阵欣喜。他觉得,如果能劝说傅作义来一个第二次“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以实现全国和平,傅作义未必不会赞同。于是,他打电话把阎又文叫到杜敬之家,对他说了这个想法。阎又文老老实实地对杜任之说:“这事可能做不到。张学良是虎子,胆大包天,天塌下来也敢扛;傅先生是另一种人,恐怕没有这种胆量。再说,从实际情形看,北平有蒋系中央军四十多万,比傅先生的实力大得多,即使傅先生有意这样做,恐怕也控制不了局势。”杜任之坚持要阎又文把他的意思告诉傅作义。傅作义听了,不置可否地摇摇头说:书生气。

    杜任之几番试探,说不动傅作义,杜敬之给他提了个建议,请傅作义的恩师刘厚同出面劝说。并说,趁给刘厚同诊病之际,已向刘老先生谈过兄长杜任之的为人和略历,刘老先生表示要“仰慕一见”。

    杜任之在《回忆和平解放北平的经过》里说道:“阎又文(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秘书兼少将新闻处长)、周北峰(傅作义方面的和谈代表、傅部民事处及土地处少将处长)与我关系较深,但是还不是决策人物,缺乏决定性影响,杜敬之为我打电话,约好时间,我去见刘厚同,自此,刘厚同承担起相当艰巨的劝服重任,刘老先生的作用相当于国共之间的一座桥梁,其沟通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刘厚同与傅作义的关系非同一般,我就不多罗嗦。更为重要的是,刘厚同很了解傅作义的性格,不会像杜任之那样,专捡傅作义不爱听的话说。所以,一旦刘厚同出山,而且随着东北和淮海战场形势的变化,傅作义的思想也开始逐渐转变。

    1948年12月初,崔月犁在刘厚同家里与傅作义派去的代表周北峰见了面,并与周北峰约定,第二天在油篓胡同六号杜敬之家中商谈具体的谈判事宜,包括代表出城的具体办法。磋商之后两天,傅作义正式邀请民盟中央代表张东荪到平绥铁路局局长苏伯安家中会面,研究出城谈判的内容和时间。此后,中共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就转到城外正式进行,后面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老拙就不多罗嗦了。

    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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