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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容易混淆的两个"3000万" -- Hu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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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容易混淆的两个"3000万"

    前几天有人讨论三年自然灾害死人的问题

    我提供一点数据和自己的观点吧

    1。讨论的出发点

    外链出处

    这个连接是历年我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应当属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当然,如果您认为统计局的本质是捅妓菊的话,下面的帖子您就不用看了,直接定性我为五毛可也,记得多撒几张钱哦。

    我们来看看50年代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1954至1957年,全国人口出生率维持在33‰左右而死亡率从13‰逐步下降到了11‰,这一段时间总体的走势是好的。

    问题从1958年开始,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上升,可以说这一年由于大跃进浮夸风,我们国家已经开始遇到麻烦了。1958年农作物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跃进”在政策上并未及时刹车,反而继续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0年死亡率更是直接飙升到25.43‰。诸位如果是过来人的话,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1960年最难熬。

    而后1961年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总算是略微喘过了气。1962年及以后则恢复了1954年至1957年的高增长低死亡的态势。

    大家如果注意看我们国家公布的分阶段的人口相关数据的话,一般来说,如果按照建国年数取整的话,应取1954,1959,1964。。。这样的年份。按照年份取整的话,应当取1955,1960,1965。。。这样的年份。但是实际上是不会这样,一般是选择1962年数据,其中的关窍大家心知肚明。

    2。死了多少人?这也许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我个人的估算方法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认定,正常的年份,出生率是34‰(1954至1957年平均值),死亡率是12‰(也是1954至1957年平均值)

    那么将从1958年到1961年的数据和正常数据比对,我们可以看到,以中国当时人口6亿6千万计算,这几年中,我国少生育了总人口的大约43‰,约2700万,多死亡了总人口的约19‰,约1300万。这两个数字一出一入就大约是4000万不到的样子。

    网上的毛派对这个数据不满,其理由主要在于他们认为少生育的那2700万,也就是未出生的人口,不能算数,他们的名言是“精子不能算非正常死亡人口”,否则计划生育每年造成的非正常死亡都要上千万。但是即便是这样,非正常死亡1300万也是巨大的一个数目了。更何况,出生率减少主要原因来自于营养不良,共产党的错误路线让全国人民挨饿挨上三年,恐怕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3。很多国粉用“死亡3000”万来打土共的脸,这只能说土共活该,因为土共很邪恶也很强大的完善了对中国基层的掌握,建立健全了完备的统计制度,而能否建立这套统计制度可以说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走向现代的标准。很不幸的是这套制度也能告诉大家土共自己的错误路线错误方针害死了多少人。

    此时常凯申的无能可以算是帮了大忙,因为国府过于无能,所以他也就建立不了这么一套玩艺,五毛们想打国府的脸还未必找得到国府自己公布的数据。当时的一个估计是米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出的: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饿死了2亿以上人口。

    后人想弄清楚三民主义行三十八年中的死亡率,只能靠估计。我所看到的是数据是,民国时期人口死亡率为25-33‰,1936年的死亡率为2.76%,各地的统计数据,大致也在20-40‰之间。这些数据我未能证伪,欢迎大家考证。

    有人或曰,国民政府连年混战,岂能和土共承平时代相比?现在我们可以查到的是国民政府统计的1931年到1934年江苏省江阴县的数据。这还是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的地区,死亡率飙升在40左右。

    外链出处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50年代的抗生素的大量普及降低了死亡率,50年代的死亡率不能和30年代相比,那么我们还可以做横向比较:

    以下数据我还没有找到确切出处,大家可以分头考证.我曾试图在CIA的world fact book里面寻找,可惜英文不灵

    世界同期死亡率数据:1936-1938年24-27‰。发达国家11-21‰,发展中国家20-35‰。1946-1948年22-25‰,发达国家10-18‰,发展中国家17-35‰。(数据见《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575)

    由此可见,民国时代中国的死亡率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正常”水平。

     

    20世纪50年代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是18.5‰,1970-1975年13‰,发达国家9‰,发展中国家14‰,中国8‰。(以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的数据来自蒋正华的计算)

    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即使是最富庶的江苏省,其死亡率都维持在发展中国家水平,而且是发展中国家水平中较高者。而中共一五计划开始以后,死亡率逐年下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1957年10.8的数据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换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使在最困难的1959-1961年,我们国家的死亡率不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都至少和灿烂光辉的黄金十年大致持平。当然了,毛太祖一代英主,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非要去和常凯申这种炉色相提并论,也是过于掉价。至于说炮党粉想逆袭打土共的脸借以吹嘘黄金十年是白金十年,只能说,歇吧。

    4。三年自然的死亡率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外链出处

    根据CIA的数据,当今世界死亡率最高的地区是非洲地区国家,最高的达到了24,仍然低于我们国家1960年的25.43。

    1959年和1960年的14.3的死亡率放在今天来看是混迹在东欧各国的水平,比俄罗斯乌克兰低,高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考虑到苏联解体以前80年代的死亡率一直在8-11之间徘徊,俄罗斯民主化这二十年来,这种意义上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会很少。

    其余正常年份的死亡率在12左右,1957年下降到了10.8,1962年恢复到了10.1,这个数据放到今天大致与德国,意大利,英国以及大波波在一个区间里面。

    5。某网友说:

    “中国的良心杨继绳考证出来的是总损失数是7600万,其中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相比正常年份少出生4000万人。”

    “现在的焦点似乎也在这里,不少人认为这个3000万只是死亡的数字,少出生的还要多很多,然后什么统计局作假,1亿的数字也就出来了。”

    我恰好最近看了一篇关于杨继绳的书评,题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发表在FT中文网上,连接在此:

    外链出处

    我并没有阅读杨继绳的原书,但是我从他写书的经历上大致猜到了他的360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了

    “...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

    正好,我的外公当时是县教育股的办事员,曾经下乡做过反瞒产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颗粒无存”,报告打到县里面,县里只备案不签字,那意思说,上面知道你说的事了,但是不签字,也就是不认同,这件事情我外公一直耿耿于怀。他也奉命统计过死亡人数,去下面村里一家一户问,哪家死了人叫什么名字,也都记下来报到上面去。我个人猜测,当时各地往中央报的饿死人的数目,也是这么逐级汇总统计出来的。

    杨继绳做的事情事实上和我外公当年做的可以说有些暗合,都是走访,然后记录死人人数,只不过他做的范围更加广泛一些。

    6。这样统计有没有问题呢?可以说没问题。在当时,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饥饿是全国范围的。以我外公作的调查而言,他到各村调查,抄录到笔记本上的死人,谁在死前没有痛苦地忍饥挨饿?说这些人都是饿死的,倒也不算夸张。

    如果按照这个统计方法,那么报到中央的数目,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当时几乎所有的死人数目,这些死去的人都受到了饥饿的折磨,他们的死因也都被归结到被饿死。

    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杨继绳没有说谎,统计局也没有造假。如果我们将59-61年三年的死亡率,分别是千分之15,25,15相加,就得到了那三年里面中国的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大约55‰,考虑到1958年已经开始饿死人,那么三年自然灾害里面总共死亡的人数正好落在3500万到4000万这个区间上。

    7。但是可不可以说有问题呢?也可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如果大跃进大饥荒不发生,你敢保证这三年中死亡的3500万人全体一个不拉都能活到1962年吗?你敢说这3500万人都是因为饥饿而死,没有大饥荒他们就不会死吗?

    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三分歪理。北京城当年有一句顺口溜,六零年瓜菜代,老头老太死得快,饥饿导致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本来就身体虚弱的老人小孩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方舟子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所谓非正常死亡,并不意味着活活饿死,而《人祸》等书却全当成了饿死。 事实上,更多的应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而死亡。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 就是大家都在饿肚子,导致医疗系统的崩溃,因此,本来在1958年之前已患重病 的,在这时候就没法再靠医疗活下去,本来应该再多活几年的,也因为医疗系统 崩溃而提前死亡了。这当然也是悲剧,但其程度跟活活饿死不同。1962-1963年的死亡率特别低,是不是就是因为本应该在这两年死的人提前在1959-1961年死掉了?”

    这就到了另一个问题,什么叫做非正常死亡?什么叫做饿死?怎么定义一个人是不是被饿死的?不论结果如何,我隐隐约约觉得,面对着冰冷的数据,讨论一个死人究竟是不是确定性地被饿死,他的死因里面有百分之多少是因为饥饿百分之多少是别的原因,实在是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情。

    8。好了,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有两个“3000万”的数据

    1。和正常年份相比,我国当年少生育的约2700万,加上多死亡的约1300万,合4000万不到。毛派的“精子不能算非正常死亡人口”论,大致针对的是这个“3000万”

    2。我国当年三年中总共死亡大约3500万,由于当时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绝大部分死亡人口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饥饿的冲击和威胁。

    我认为,炎黄春秋以及一批异议人士所讲的"3000万",其本质上也是第二个"3000万",而不是毛派们用精子论批判的第一个“3000万”。也就是说,毛派们偷换了点概念,抓住了另外一个“3000万”猛批判,其实人家跟你说的就不是一回事。

    通宝推:一直在混,88BaBa,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 家园 太慢,发重了。请删之。
    • 家园 有理有据,花之!
    • 家园 毛泽东59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大跃进“饿死3000万”

      加减一下,还有两亿多盈余啊

    • 家园 其实一想3000万都是造谣

      既然饿死3000w

      那么没有饿死的中,饿得不能动躺着的,饿得有病的,饿得抢东西的,饿得起来造反的,饿得不能制造下一代的,饿得不能生产的,饿得不能搞教育、科技、工程、体育

      以清朝末年,大量的鸦片泛滥,造成国际联军入场,几千人打赢几十万人 为例1

      同时国民政府时期,一样,还不是看到中国贫瘠积弱,至少存在人口身体素质,军队战斗力不强也是一个因素,日本不是就进来了,为例2

      按照3000w来讲,放大其他领域非正常状态好几倍,那个时期基本上中华大地没多少正常的人,基本上米国不用于中国斗争,直接来人,就将中国占领了。

      -------

      所以3000w,100%是后来的话语权的问题,阶层立场,转移政治转型焦点的问题

      但是,那个时期没有饿死的,也说不过去,肯定有,

      但究竟是谁的责问,估计说历史应该“就粗不应细”的阶层,是不是有责任很难说

    • 家园 3000万还是太少了,老毛自己说要死一半

      58年武昌会议上说的

      一字之差

      • 家园 难道他打算饿死3亿?

        他想让大家饿死?

        • 家园 1958年11月21日上午武昌会议讲话记录

          1958年11月21日上午武昌会议讲话记录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番,作为第一本帐。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

          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十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

          这是不是机会主义? 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 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免得个人突出。

          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大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们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的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 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 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

          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1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已经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我看还是谨慎一点,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

          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办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也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象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

          苏联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 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 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

          (刘少奇插言: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

          (彭真插言: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照你的说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时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东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还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 (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

          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啊?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防止、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天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 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象唱戏拉胡琴,弦拉的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 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啊?!

          农业指标搞多少?

          (刘少奇插嘴: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  

          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台,有那么厉害?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公社搞的比较好 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

          杜勒斯、蒋介石就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一亡,一不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哪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哪个方法好?

          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十二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 家园 又造谣?或者听信谣言?做毛黑可以,但请严谨点

        毛在1958年4月在武汉召开过一次会议,也就是您说的武汉会议,主要内容如下,并没有你造谣的任何相关言语,难道是毛偷偷在会议的时候告诉您的吗?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八日下午,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①(①以上根据《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4月2日、8日。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2日、12日。)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

    • 家园 其实偷换概念的

      当有人说“饿死**万”时,大家理解只能是已经存在/出生的**万人被饿死,而不会是你说的意思2(“我国当年三年中总共死亡大约3500万,由于当时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绝大部分死亡人口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饥饿的冲击和威胁”)。所以偷换概念的恰好是“炎黄春秋以及一批异议人士”,而不是你说的毛派。

      除了最后这个判断,赞同文中其他的分析。

      • 家园 按他们的理论,现在中国应该全是撑死的。

        美国早就是天天撑死一大片了。

        谁叫他们能吃饱饭呢?

        这咋就不说了?还是屁股问题。

    • 家园 做个广告,这个数据和我当初算得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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