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单世联个人文集: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 -- AleaJactaEst
家园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深得周恩来信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他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
生涯》（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本应特别精采。但正因为他有过"地
下十二年"的经历，且曾获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善写文章，不但内容经得起推敲
，措词也极谨慎。因此他的回忆录反倒较少玩味伸展的空间。
１ 名门
共产革命是农民革命，不过无论是引进外来意识形态还是组织夺权斗争，共
产党的主要领导大多是知识分子。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底层出身，他们不
可能在现存秩序中求得出头，因此需要革命以求翻身。与国民党比起来，共产党
人与旧中国确实较少藕断丝连的拉扯。
但共产党要适应它的对手国民党，派进国民党内部做地下情报的人要有相当
的士绅气。这就是熊向晖为周恩来选中打入胡宗南部的原因。１９３６年年底，
董必武对熊说：
针对胡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
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
广，记忆力较强……（页７）
熊的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的庭长，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在念大学。在当时
的中国，算得上的"官宦家庭"。胡宗南喜欢这样的出生，也许是因为他觉得现存的
秩序已经给这些"官宦家庭"的子弟提供了出路，他们不必去闹革命。如果是这样，
说明胡宗南太不了解革命文化了：革命远远不只是穷人的事。共产党的队伍中有
许多就是名门之后，包括杨度这样的晚清遗老和国民党要员如傅作义、陈布雷的
后代，这些不肖子孙背叛了他们所属的家庭和世界。在个人道德上，他们"自毁前
程"，自我牺牲，确有一种崇高感。但他们参与的革命不只是彻底破坏了他们厌恶
的现实，有时甚至堕落到比他们原来的世界更为不义的层次。从而历史对他们的
崇高道德应当有所清理。
国民党是执政党，属于"右派"，但像胡宗南这样的党国大将，喜欢的人却是不
左不右，这固然与国民党曾经是革命党，而且１９３０年代蒋介石也以恢复革命
精神为号召，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不像共产党"宁左毋右"那样"宁右毋左"。
它的中间派立场，使不可能有一条强硬的政治路线，并导致失败。
２ "县办大学"
１９４７年初，胡宗南禀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意旨，要熊向晖起草
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并指出"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的原则。熊提
出的要点有"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等
等。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
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页３９）
不能说这一设想是熊精心设计的，但它肯定符合胡宗南这样的国民党的胃口
。无独有偶，１０年后中共发动的大跃进中，教育革命也是一个方面。１９５８
年４月的武汉会议上，毛泽东口出豪言："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１５年普及，
１５年提高，３０年普遍办大学，每乡办一个大学。"（１）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
议的报告中要求："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
，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２）柯庆施在这次会议上提
出在１５年更多一点时间内，"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
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３）客观上他们都重复了１１年前熊
向晖所拟的纲领。显然，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中国教育的贫乏，都把普及教育、县
办大学作为社会理想之一。
当然，共产党总是比国民党强。毛的号召一发出，许多省就已经决定，一定
要在１５年内普及大学教育。河南省登封县发出"全县办大学"的号召，两天之内，
全县就办起４４所"红专大学"；而同省的遂平县两个月内建立了"三级办学"的新体
制：全县１０个公社共办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红专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
校、业余农业大学５７０余，学员１０万多人。（４）
普及教育，甚至是普及高等教育，是现代中国的课题之一。但胡宗南根本没
有机会搞它的教育普及，共产党的"教育革命"则成了革教育的命。
３ 国民党的昏馈
熊在胡宗南身边１２年，向中共提供了若干重要情报，包括１９４７年进攻
延安的计划。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失察、麻痹真是荒唐得可以。
还有更荒唐的。１９９１年１月７日开始，熊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详细披露他在胡宗南身边的情报生涯。理所当然地
，此文在台湾引起了震动。《传记文学》转载了熊文后，第五十八卷第五期又发
表赵千方文章，揭发出一个充分暴露国民党昏馈无能的事：１９７３年，台湾"国
防部"在编《胡宗南上将年谱》时，还以保送熊等赴美留学为胡的功绩：
公以胜利后建设万端，需才孔亟，…… 由公以节余经费，派员出国留学。…
…陈忠经（翘）、申振民（健）、熊 荃（向晖）……等十七人……留学美国。
陈、申、熊三人被周恩来称为中共地下工作的"后三杰"，"他们隐藏八年为共
党立下大功以后，胡长官又在抗战胜利后一起栽培他们到美国去留学。因此三个
人才会学得'胡儿语'，１９５０年以后才可以在中共外交界一展身手。""'后三杰'案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为政府破获，此三人均在美国，奈何不得，倒也罢了。但２５
年以后，国防部为表扬胡上将事功，编年谱时仍将'后三杰'姓名列入，不知是失察
？还是因三人化名改名的关系？抹黑胡上将竟因此而留下历史的文字纪录，此段
文字本可避免，殊堪一叹！"（页６９─７０）
对比周恩来安排熊时的精详严密、滴水不漏，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是国民党
自己葬送了自己，而且在失败多年后还不能好好总结反省。
４ 两个疑问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１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
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熊回忆了他参与处理此
事的过程。但有两个疑点没有交代清楚：
第一，３月中旬，中央情报部门已经获悉国民党特务要利用这次会议暗害周
恩来；４月９日晚，外交办公厅获悉特务要破坏代表团所乘的飞机，与此同时周
恩来从昆明就此作了指示。这说明，事发前中方已经知道特务要炸飞机。如果说
４月１１日下午周恩来在昆明已得悉特务行动的具体计划已经太晚了的话，那么
对４月９日晚的情报是可以有充分的防范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办公厅
副主任董越千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代表团，要新华分社即告香港当局保证安全；
次日上午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礼作了交涉。
这些处置显然缺少具体落实的环节，英国政府也好，香港当局也好，究竟有
没有按照中共的要求切实防备，都没有专人跟踪，当然就不可能万无一失。更有
奇怪的是，周恩来事后发现："１２日外交部的声明并未如实表达１０日上午张越
同艾惕礼的谈话，而张越的这一谈话又与９日晚昆明长途电话传达的总理紧急指
示不符。"（页１２０）高级官员的这些失措是令人惊讶的。正如张治中说的："蒋
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
产党的对手。"（页６１）为什么这一次让他们阴谋得逞了？假如周恩来乘这驾飞
机，党和国家岂不是要遭受巨大损失？
第二，熊作为周恩来的代表赴港处理此案，８月１８日回京后，周恩来在北
戴河，要熊先向外交部汇报：
汇报时，……乔冠华首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不用汇报了，这事拖的太
久，参照８月１３日给英国代办的备忘录，由外交部发一个声明就可以结束，已
经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已经同意。我说：少奇同志尊重外交部的意见，但
这总理亲自处理的，……应该先报告总理。这不是不尊重少奇同志。（页１４９
）
这里的疑问不是周恩来与刘少奇在结束此事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而是乔冠华
讲话时流露出的不耐烦的态度。这事确实拖得太久，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丧生
的８名中国人地位虽然不高，但他们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乘机的。这
是一起"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案（页１１９），针对的是中国
政府；香港当局在处理时与中国政府也不是积极合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乔冠华
为何觉得"这事拖得太久"了？
５ 远见和局限
二战风云人物之一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１９６１年９月再次访华，可能是出
于对这位二战统帅的信任，也可能是由于蒙在欢迎宴会上发表了对中国友好的讲
话，总之周恩来指示"放手让蒙哥马利看"。
蒙这次访华似乎是特别关心毛百年之后的中国。在西安，他突然向群众发问
：除毛主席以外，你们最拥护谁，你们最听谁的指挥？陪同的熊向晖从这些迹象
揣测蒙哥马利想探询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出
西方人士对中国政治的隔膜和生疏：从延安后期开始，中共的高级干部都意识到
刘少奇是毛的接班人；５０年代末，刘的画像已与毛并列。
蒙不但不了解中国政治，而且胆怯："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非常讨厌提出
他们的继承人"。他显然轻估了毛泽东。当毛知道了他的意向后，他笑了："这个元
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条原则。谁是
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啊？"（页３８５）在这方面，毛很自信：
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没有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
承人的，那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
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
秀才，水平不高。１９５３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呼只好来个'三
驾马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
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１９４
５年七大就明朗了。（页３８６）
９月２４日，毛告诉蒙，刘少奇是他的继承人，满足了元帅的愿望。但５年
后，毛不但把刘少奇搞下台，而且让他死于非命。蒙哥马利１９７６年逝世，看
到了刘少奇的结局。刘没有接上班是一回事，毛注意继承人问题是另一回事，此
后的林彪、王洪文都曾是他一度瞩意的人选，林彪作为接班人还被写进《中国共
产党党章》。但一个成了"折戟沉沙"的叛徒、卖国贼，一个以"政治流氓"、反党集
团头目的身份死在狱中。
为什么吸收了斯大林教训的、很注意培养接班人、确实也培养了几个接班人
的毛泽东，始终没有如愿地安排好后事，以至于临终之际也估计到可能会在"血雨
腥风"中交班？直接原因有二，第一，他把一国之首作为囊中私物，交由他指定的
人接班袭位。不但与专制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比传统社会
少了一条"嫡长子继承制"公认法统。既没有制度性保证，也没有民主化的选举，他
其实不比斯大林聪明。第二，在他看来，国家不能由"三个人"或多个人来领导的，
最高领袖只能是一个。从而一旦他选的接班人有与他并列齐趋的态势时，他就难
以容忍了，所以他对他选定的接班人总不能始终如一地满意。刘少奇４０年代中
期成为毛的副手，但６０年代中期他就准备把刘搞下去；林彪在１９６９年作为
接班人被写进党章，但一年多后毛就不再信任他；王洪文１９７３年当上副主席
，毛也很快就对他了无兴趣。接班人是找了三个，但没有一个人接得了班，以至
于谁当上接班人谁就等于坐在火炉上。
但毛有一句话是正确的："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页３８７
）后毛的中国，前进得更好更快。
６ 陈毅的远见卓识
陈毅的爽朗坦诚素为人道，即使在"文革"中，他那喜笑怒骂的言行也广为传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毅在"文革"确实有超过绝大多数老干部的勇气和见识。
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国际问题。１９６９年，陈奉命与叶剑英、徐向前、
聂荣臻四位帅进行"研究国际问题"，从６月７日到７月１日进行了六次讨论，提出
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结论之一是："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
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页１７４）这一
报告７月２０日由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央文件发给中央负责人。也许是鉴于叶剑英
是"九大"的政治局委员，文件把他的的名字放在陈毅之前。
鉴于此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态，四位元帅们又写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除
坚持原来的估计外，陈毅还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
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备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
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页１８６─
１８７）
这些想法的中心是举行中美高级谈判。"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
想向总理口头汇报。"（页１８７）陈毅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缓和中美关系的人
。１９６９年，美国对越战争扩大、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国际形势异常紧张
，一惯信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党的"九
大"更强化了全面备战的气氛。从"九大"到１９７１年基辛格访华，毛泽东的讲话
、中央文件等都没有打开中美关系的信号，准备打仗、反对美帝国主义仍然是中
国的标语。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的设想极具创意。
从表面上看，四位元帅的战略估计和陈毅的设想都没有影响当时的内外政策
，但熊认为，他们的研究和建议是后来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江泽民１９９１年
８月２７日《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也说，陈的建议"得到毛主
席的重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就是以中美关系为基石。
陈毅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对"文革"、对毛泽东真正尖锐的批评。"二月逆流"中
，陈说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到延安的抢救："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
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
（５）他还特意声明："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把"文革"与延安整
风联系起来，触到了毛的痛处。难怪毛泽东在知道后"变了脸色"，发了"无产阶级
的雷霆之怒"："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６）"文革"
的根源确实要追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康生既是延安整风也是"文革"的领导核心；
差别在于"文革"要整的恰恰是延安时代通过整风崛起的刘少奇、彭真等人。１９４
５年以后，延安整风、审干、肃反三部曲的真实历史被精心修饰、严格控制起来
。但无论如何，当事人还在，时不时总会露出一点。胡乔木１９５０年就在七届
三中全会上讲过："这次整风不久即转入审查干部历史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成绩
的，但曾经犯了许多错误"。（７）胡此时的身分是毛的秘书，这种说法应当是得
到毛同意的。胡乔木１９８１年又说："毛主席曾经讲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是
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比方在江西的时候反对ＡＢ团，他也参加过，他也杀错了一
些同志，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不能随便杀人，党内不能杀人。但是，党内的这些
过火斗争，在延安时期也犯过，谁都知道所谓抢救运动。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
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在华北土改运动中，毛主席
纠正了'左'的错误，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间，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很彻底
。现在应当承认，当时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不恰当的地方"。（８）毛
承认自己犯过左的错误，但承认的同时继续犯，且愈演愈烈，因为整风、肃反之
类是毛控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真正法宝。
７ 如临深渊
１９６９年的紧张空气是不可能让四位实际上"靠边站"的元帅从容讨论国际问
题的。周恩来交代此项任务时，四帅就表示：林彪所作的九大政治报告已经对国
际形势有了明确阐述，再研究，如果提不出不同看法，就没有意义；如果提出不
同看法，会不会被认为是与"九大"唱反调。周告诉他们：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
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页１６６）
从原则上说，四位元帅都是中央委员，而且这是毛泽东亲自交代他们的任务
，而且讨论的话题是相对超脱一点的国际形势，而且不排除毛此举有敷衍四位打
而不倒的元帅、实际上也没有以他们的看法做决策依据的意思，但四位元帅的座
谈实际上仍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第一，第一次讨论时，四元帅都带了秘书。周恩来批评了这一点，陈毅立刻
明白了："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经惹祸。（页
１６７）这是因为他们头上"二月逆流"的辫子，因为毛此时对他们还有疑虑。毛确
实不想把"老同志"全部打倒，但未被打倒的"老同志"却要时时看着头上的大棒，夹
着尾巴做人。只要规规距距，毛可以继续给以名位。
第二，参加这次讨论的外交部姚广传达外交部主要领导的意见，要他们在向
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在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
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又是陈毅聪明："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
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页１８２）这就是
说，四帅既要提出新看法，又不能偏离"九大"太远。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
但对那些与他的既有成见不一致的"事实"，他从来是不感兴趣的。
伴君如伴虎，以至于古代不少朝臣因此挂冠而去。但中共的高级领导人除了
托辞养病是没有自行离职的权利的。不但是荣辱成败，就是自己的生命也得由组
织发落。彭德怀、刘少奇被打倒后都想回乡做田舍郎而不得，但在毛看来，这就
是消极反抗，就要罪加一等。２０世纪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参加了就不
能退出。
８ １９６９年的疏散
四位元帅的报告上交后，没有影响当时中央决策。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
晚，包括四位元帅在内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朱德等，在北京体育馆观看了体育表
演后，得到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的通知：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这些同志从
北京疏散，指定了每个的去处。
关于这次疏散，一种权威说法是林彪的阴谋。被疏散的聂荣臻断言："所谓'第
一个号令'，就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
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是看看他'副统帅'的'号令'灵
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
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
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
的阴谋扫除障碍。"（９）
徐向前也说："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间，林彪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背着党
中央和毛主席，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
战备状态。'二月逆流'成员和一些老同志奉令疏散离京，这就结束了我在二七厂的'
蹲点'生活。……军队九名元帅，只剩林彪一人在京，更便于他加紧阴谋篡权活动
。"（１０）
两位元帅的说法与事实有误。北京当时确实是搞战备疏散，按中央的统一部
署，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周恩来留在北京"战备值班"。当时的中央显然对
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份严重的估计。１０月１８日上午，陈毅召集四位
元帅开会，进一步解释了毛、周的意图："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四人去的地方都是
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
军政首脑指挥作战。"（页１９０）
当然，不管基于何种考虑，让这些老同志离开北京，"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显然
不是对他们的尊重。这些老同志的疏散与毛到武汉、林到苏州是不一样的，他们
到地方后继续受到迫害，比如朱德在广州从化、徐向前在郑州实际上处于软禁状
态，徐海东等人在疏散地得不到正常治疗就在当地病死。所以聂、徐两帅的说法
也是有根据的。熊向晖的回忆只是证实老同志的疏散是周恩来宣布的毛泽东的决
定，而非林彪夺权的预演。
９ 政治符号
当中国处于一片备战的肃杀时，苏联并不想真的发动战争。１９６９年９月
３日，越共胡志明逝世，前去吊唁的中国领导人避免与苏联领导人见面。９月１
０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南表示要与周恩来会晤，越方因故延误；
苏联驻华代办又直接向中方提出。在毛泽东同意后，已经回到苏联塔吉克首府杜
尚别的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后，又绕道于９月１１日到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
双方共同表示了避免武装冲突的意向，并达成恢复政务电话等协议。至此，中苏
紧张局势已有相当缓和，但中方认为柯西金北京之行是为苏联大举侵华施放的烟
幕，与日本在珍珠港事变前日派特使赴美迷惑罗斯福一样。理由之一是"柯西金返
回莫斯科后，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
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页１８４）
应当说，柯西金的北京之行不会是他个人的意见，正常情况下，一国总理肯
定是能够代表他的政府的。但依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这样大的事情，除非一把手
，其他的人都没有最后拍板的权利。在中国人看来，苏共主要头目不到机场欢迎
柯西金，柯西金的承诺就没有效。
政治本来是公共事务，但政治家们从来不愿使政治完全公开，尤其是社会主
义国家的政治家们。只是政治行为终究有公开的一面，于是在缺少公开性的政治
生活中，政治符号就会特别发达，比如欢迎仪式的大小就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符号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中国要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毛泽东交代："在北京的
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
，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页３５５）仪式而外，毛泽东特别喜欢用文学语言
来表达某种政治意义，评《红楼梦》、批宋江都直接搅动着政治生活。
政治符号的解读需要有文化背景的，正如白色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有不同含义
一样。尼克松上台后，试图接近中国，中国也有缓和的意向，但开始一度双方都
没有明白对方的符号。相对而言，中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较为一致，容易读懂
。
除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态外，一些政治家个人也喜欢制造政治符号．从
１９８３年到去世之前，胡乔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１
９８９年３月１４日，《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
，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得应有
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的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
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得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十天以
后，胡乔木动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他这番话是
讲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及其海外
版，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缘故。"（１１）
１０ 失策的自信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８日晚，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及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
谈话时，提到"五七一工程纪要"：
总理解释，"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
、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主席说：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
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总理说：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
？主席说：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
众都知道。（页３５４）
毛终生自信，尤其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但这一次他失算了。"文革"天怨人怒，
１９６８年以来就有人开始怀疑，林彪事件使得一大批信仰毛泽东、积极参加文
革的人觉醒过来。既然林彪是十恶不赦的坏蛋，那么提拨他、钦定他为接班人的
毛泽东当然难保完美。事实上，林彪事件后，毛本人也大病一场，并局部纠正了
一些极端政策。在此背景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客观上有助于人们反省"文革"，重
新认识毛泽东。第一，《纪要》中的一些内容，反映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现实，如
"１０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
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他们的社会主
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
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１２）等等，"文革"后都一再为人们所重复。第二，为毛捧起来的林彪及林立果
的"小舰队"居然的谋害毛泽东的计划，也使人对伟大领袖的至上权威发生动摇。
这次失策自信，与毛当时喜悦心态有关："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
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页３４７）他兴致一高，就公开了
实在是有损他威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倒应他的一句老话：谦虚使人进步，骄
傲使人落后。
１１ 辩证法与权力
黑格尔在讲辩证法时，反复强调辩证法就是反对"独断论"，它要求发现并尊重
事物的矛盾，要求在变化中、联系中、发展中观察事物。黑格尔之后，毛泽东可
能是最喜欢辩证法的人，矛盾对立、斗争发展是他特别爱用的字眼。但与黑格尔
反独断论不一样，毛的辩证法直接导向"独断论"和"一言堂"，熊就提供了两个事例
。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
。由于此前毛多次说过，今年不进联合国，而且在当晚周恩召集的会议上，"发言
的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我们毫无准备。主
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页３４５）但会还没有开完，毛召见与会者："
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页３４７）所以中
国要进联合国。
１９７１年第３１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代表提出访华要求，外交
部和国家体委讨论后向中央写报告，认为"现在访华时机不成熟"。因为当时美国在
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如果同意他们来，那就可能被认为中国政府在'两
个中国'问题上有所松动"。（页２３３）４月３日报告送给，周于次日批了"拟同
意"三个字后呈送毛泽东，４月６日毛划圈同意。但当天晚上１１点多钟，毛改变
了主意，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由此促成"乒乓外交"。这一重大转变的根据
是毛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会见斯诺时曾说过："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
中、右都让来。"美国乒乓球队虽有人支持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但他们并非官方
人士，政治态度不会比美国"右派"更坏。所以"如果拒绝他们来，那就不符合毛主
席提出的'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战略决策。"（页２３３）这里又是一个辩证
法：既坚决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访华。
在毛泽东的意义上，不打无准备之仗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两个中国"与
"右派"也让来，都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的双方都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全面的，正确
的做法是"既……又……"：既不打无准备之仗，又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既反对美
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又要让美国的"右派"来，这在理论上似乎很周延。但在具体
情境中，这种"既……又……"的理想模式等于废话，比如既然不打无准备之仗，就
不应当去联合国；反过来，既然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就应当去联合国。去还
是不去，实际上只能有一种选择，外交部和体委选择了不去联合国、不邀请美国
队；但毛作了另一种选择，靠的不是什么辩证法的力量，而是他至高无上的权力
。
毛式辩证法本质是对权力的召唤。设想一下，如果外交部两个副部长在争论
去不去联合国，恐怕永远争不出个名堂：双方的理由一样充分，双方的地位又一
样高，矛盾怎么能统一起来？"文革"红卫兵打语录仗，嗓门喊哑了都分不出胜负，
原因也不是红卫兵的幼稚，而是"毛主席语录"有太多的"既……又……"、"一方面
……，另一方面"。没有权力的支持，哪一方面都不能取胜。毛的政治智慧之一，
就是以辩证法之名给出两种意见，而使自己保持最后的裁定权。类似的情况很多
。他的名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也认为"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
，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页３５３）那么究竟什么时候
才有发言权呢？结论只能是：毛说你有你就有。
不排除毛在主观上有"既……又……"同时并举的理想，而且中国人多事繁，集
权者必须提供一定策略的空间。１９７５年，毛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
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只是把侧重
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也当然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毛
当然希望政治、经济双丰收，无奈世上的事两全齐美者罕见，实际情形只能是或"
既"或"又"。当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实际发生作用的是"三项指示"时后两条；当毛
发动批邓后，"三项指示"只剩下一条"反修防修"。胡乔木明确说：毛"所想的抓革
命促生产本身是自相矛盾的。"（１３）
１２ 江青一定想干什么？
１９７６年尼克松再度访华，中方接待的项目之一，是２月２３日晚，由华
国锋、江青等陪同观看中国艺术团体的演出。新华社的消息说，演出的节目包括
："《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草原女民兵》等中国现代革命音乐、舞蹈
和《满江红写怀》等古典音乐"以及"美国民歌"。但合从国际社记者查尔斯?史密
斯报道则是："节目没有什么革命歌舞，长期住在北京的人对这种选择感到意外，
其中包括许多古典作品。"（页２８７）
熊似乎没有参加这次活动，所以他并没有指出这次演出究竟有没有"革命歌舞"
，其语气倾向于史密斯的报道。新华社在报道中加进了演出没有的"革命音乐"显然
是"内外有别"，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尼克松是外交的需要，但对自己的子民
，却不能实话实说。
这些古典作品包括王安石、萨都刺、张元干、陈亮、辛弃疾、岳飞六个著名
词人的名篇。演出前的２月２３日下午，江青委托乔冠华向客人介绍这这些节目
的历史背景，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欣赏。
这六首词的都是好词，但江青却另有用心。当时知情的几位同志议论说：毛
主席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并说，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
表她自己。他揭露江青有野心粉碎了江青的"组阁"的阴谋。他向她指出：不见还好
些，多见何益？江青非常不满。但并未死心。她经常吟诵这六首词，借前三首表
达她的"伤心"和"怨心"，借后三首表达她的"雄心"即"野心"。（页２９０）
熊转述"几位同志"的话，认为这就揭开了江青"演唱唐诗宋词之谜"。但第一，
毛批评江青的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况且到１９７６年２月时，因为批邓运动的兴
起，江青的日子已经相当好过了。如果此时她要表达"伤心"、"怨心"，那应当是另
有所指；第二，六首诗词的选者是毛而不是江，江充其量是赞同而已。
当时的演唱者岳美缇回忆："要我重唱张元干《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大
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也不知
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贺新郎》时，她自言自
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说给我的。'"（页２９０）诗词文章，毛泽东从来不小
看。如果确实是他"特地"改了送江青的，那倒真的别有意义了。
有论者介绍："据工作人员回忆，１９７５年４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
董必武逝世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听这首词，不时地拍床击节，随乐咏叹。不久
，又让演唱人员重新录制，说是最后两句太伤感了，改唱为'君且去，休回顾'。"（
１４））此说除没有交代毛改后送给江青一事外，理解上也有些疑问。张元干的
全词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
河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
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月，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
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
《金缕》
此词确实悲凉伤感，特别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和"雁不到
，书成谁与？"两句，但从"目尽青天怀今古"开始，情调转向高昂，"大白"是酒盏
，《金缕》即《贺新郎》的异名，"举大白，唱《金缕》"可简单地译为喝酒唱歌吧
，所以不能说"最后两句太伤感了"。张另有一首《贺新郎》是送给李纲的，结句是
"风浩荡，欲飞举"，也是雄心勃发之意。反之，"君且去，休回顾"则有痛苦的诀绝
之意。
如果以上理解大致不错，似乎可以说毛把张词改得更伤感了。这不是没有可
能。１９７５年５月，毛三次要人诵读庚信的《枯树赋》；录制的古诗词除张元
干等沉郁顿挫的词作外，还包括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
、秦观的《鹊桥仙》等倾诉离情别意的作品。
毛确实要"去"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政治助手江青"积怨甚多"。１９７５年
１０月，病重待毙的康生最后一次见毛告发邓小平时说："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
的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１５）其实毛无需康生的提醒，还在１９７４
年，他就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１６）１９７６年６月，
他向华国锋、江青等人等交班时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句。这些预感也
与张元干"天意从来高难问"、"休回顾"有相近的意思，也许可以把"君去了，休回
顾"理解为毛、江之间一次特殊的沟通。这样一来，说这一演出表达江青的"伤心"
和"怨心"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清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
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的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
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
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也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１７）江青不是成熟
的中国式的政治家，招待尼克松的节目也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只是一
次例行公事的外交活动罢了。
１３ 开放档案
１９７０年８月到１９７１年２月，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但在外交部外交史
研究室编、１９９３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大事记（１９４９─
１９７５）》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的的《周恩
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都在１９６９年部分记载８月１８日、１
０月１９日，会见斯诺和夫人。这两部权威史书都把１９７０年误为１９６９年
，至于其他的著述，更是"颇多讹误"，以至于熊不得不一一订正。
周恩来是２０多年来中国人时时不忘的人物，斯诺也是中国人不陌生的外国
友人，此次来华因其与毛泽东有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而意义重大。但就是这样重
要的会见，仅仅２０多年后就发生提前一年的错误，而且发生在这样由权威部门
织编写的资料书中，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像共产党这样掌握一个伟大民族命运、又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党，应当留下
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如果说２０多年就会"颇多讹误"，那么３０年、４０年呢？
中共有７０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有５０多年的历史，现在已有很多党史、国史之
类的书出版，一般读者究竟能信多少呢？
信史的前提之一是开放、哪怕是部分的开放档案。如果没有真实档案，即使
是一些权威的部门、严肃的作者也不能保证史书的真实可靠。"由于人为限制、保
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期，离
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１８）
熊向晖简历
１９１９年４月生于安徽凤阳。
１９３６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
１９３７年，奉周恩来之命到胡宗南部从事情报工作，后任胡宗南的侍从副
官、机要秘书。
１９４７年９月赴美留学。
１９４９年先后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代办。
１９７０年任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１９７１年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
国代表团代表。
１９７８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任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注释：
（１）（３）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３０２、３６１，海口：南方
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２８７。
（４）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２０９─２９８。
（５）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页１１８４，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６）（１０）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８３４、８４８─８４９，北京：解
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７）（８）（１３）《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页３、１８５、２４８─２５０，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９）《聂荣臻回忆录》页８６１─８６２，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１）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忆
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４１７─４２１，郑州：河南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８。
（１４）陈晋：《文人毛泽东》页６９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５）引自赵士刚：《共和国的经济风云》下页２９２─２９３，北京：经济
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６）引自杨继绳：《邓小平时代》页９２，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
８。
（１７）杨继绳：《邓小平时代》页９２。
（１８）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前言，海口：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
家园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 伍修权不是中国革命的元勋级人物，后来的重要职务也都有一个"副"字：外交
部副部长、中联部副部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庭副庭长等等。但他是
高级干部中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其回忆录《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１）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
１ 老师与"大革命"
革命需要无法无天的革命者，需要满怀仇恨、矢志推翻现存权力秩序的破坏
者。但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既有的组织系统和文化规范的塑造品
，除了极少数"天生"有"反骨"或先知先觉者，他们大多不能充当革命的生力军。所
以革命首先需要生产革命者。用办学传播革命思想，国共两党都是如此。蒋介石
最喜欢部下叫他"校长"，共产党第一代核心多是教师出生（如陈独秀、李大钊、毛
泽东、陈谭秋、瞿秋白等）。直到"文革"后期，毛泽东想给个人崇拜降温时，虽然
讨嫌"四个伟大"，却愿意保留"导师"的称号。
伍修权出生于武汉一个破落的中产阶级家庭，"度过了饥寒困苦的童年，度过
了对人间不平很不理解的少年阶段，又度过了一段几分兴奋、几分希望还有几分
神秘的青年时期。"（Ｐ１）底层青年的青春心理大抵如此。他的新生，从１９２
０年进入武昌高师附设的"单级学校"开始，在受到毛泽东的同学熊器叔先生的左翼
思想影响，特别是１９２２年升入武昌高师附小后，得到陈谭秋的引导之后，他
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参与革命活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老师而不
是任何其他人，影响了他的一生。陈谭秋：
利用老师的身分，进行了有效的革命工作，随时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
革命青年。为此，他作为级任老师，亲自担任了几门课的教学任务不断地利用讲
课的机会，将许多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点点滴滴又深入浅出地灌输到我们的头
脑中。……使学生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Ｐ１８─１
９）
高师附小因为有了陈谭秋而成为小小的革命摇篮："当年武汉地区的党的工作
，大都是在这里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许多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活动，也常是在
这里计议策划出来的。……附小成为武昌的革命中心之一。也正因此，１９２７
年４月召开的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在附小的礼堂里举行。"（Ｐ２７）
"老师"是中国革命的主角之一。尽管现代中国具备了革命的客观条件，革命的
主力开始也主要是农村的游民，但革命的实际发生，却首先是由边缘化的知识分
子启动的。科举制废除之后，读书人不能从现存秩序中获得功名和思想文化方面
的领导权，很多人只好当乡村老师，他们怀抱的不满与观察到的社会危机都使他
们萌生革命的冲动。苏俄提供了榜样，"老师"们从苏俄输入革命理念，通过教学传
播这些理念。２０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后来成为高级干部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学
校受到一、两个老师的影响后走向革命的，刘志丹、方志敏、粟裕、萧克、刘英
、黄克诚、叶飞、杨成武、张宗逊、王首道、宋任穷等莫不如此。穷富不均、阶
级斗争、强邻欺侮等中国现状，又与他们接受的革命理念相印证，革命行动因此
成为必然。在苏俄理念与中国现实之间，老师充当了必要的中介。
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的老师成为革命的主角，另一原因在于中国革命的性
质。革命有大、小之别，"小革命"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以达到转变现有政
治秩序的目的，如辛亥革命；"大革命"除小革命的目的外，还要以政治力量迅速改
变现存的社会 ─ 文化秩序，如法国革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革命也属此类。
这就是毛泽东屡屡对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不满的原因，１９６５年他批评
赫鲁晓夫："似乎认为只要共产党取得政权，革命就大功告成了！──好像搞的是
民族解放运动似的。"毛的革命理想是"再造中国"："必须肃清把中国引向现在这种
地步的思想、文化和习惯，必须让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习惯产生出来
。"（１）也正因此，老师之于革命，不仅是传播火种，而且要使社会─政治革命
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使革命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革命并不以夺取政权为
满足，它的最终目的是重新建立一套可称之为"党文化"或"革命文化"的价值信念和
行为准则。思想革命本为政治革命的准备，而意识形态革命的特色却在于，思想
革命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从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可以顺利地推断：即
使政治革命完成了思想革命也还需要继续；这就是毛泽东"君师合一"的理想：马克
思加秦始皇。
２ 美感的背后
革命是暴力行动，革命者需要一种特殊的环境和氛围，才能摆脱日常的宫宫
苟苟，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事业。只有一个集体中，个人才能为了一个事业作
出孤独状态下根本不可能作出的行为。大规模的革命必然是"群众革命"。
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大多在莫斯科接受革命的熏陶。在伍的叙述中，异国他乡
非但没有孤独、压抑，反而是令人向往的圣地：
那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森林，特别是那"红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钟声，
广阔的红场，静卧着伟大导师的列宁墓，金碧辉煌的圆柱大厅，令人神往的大剧
院，还有那一个又一个面貌各异、热情相同的伊凡、卡佳等苏联好友。（Ｐ８１
）
受洗回来，第二站是江西：
我站在山顶举目望去，只见苏区山林田野，沐浴在一片火红的落日余晖中。
繁茂的树丛竹园迎风曼舞，村庄里正炊烟四起。山下一处平地上还有许多儿童团
员在操练，队列整齐，精神抖擞。到处歌声飘扬，军号嘹亮，鸡鸣犬吠，牛哞羊
咩，是勃勃的动人景象。（Ｐ９１）
第三站该是延安了，伍没有叙述他的感情。可以补充吴印咸的回忆："深厚紧
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
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都显得十分
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
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２）韦君宜也记得："去延安
之前，我有过个人的不幸 ── 我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
命。但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
，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那时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人们骄傲的称
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分人种黑白棕黄红。"
（３）除非具有资产阶级癖好和知识分子情趣的人，谁不唱上一曲延安颂？甚至
在整风审干之后的１９４４年，一批外国记者也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没有一个
对延安有所挑剔。
但表象只象。莫斯科、江西、延安都有它的另一面。
关于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１０周年游行的王凡西回忆："我们的队伍越行近
检阅台，气氛就越发热烈，叫喊声也越发高昂。前前后后的红旗挥动着，形成了
火海。四周围的人，列宁墓上，墓旁两侧 的贵宾台上，面向宫墙，层层叠叠排
列在游行队伍之另一边的，上千上万的人。挥舞着帽子或者旗帜，对我欢呼出庆
祝中国革命的口号。人们仿佛要奔向我们，要举高我们，要紧紧地拥抱我们。处
在这种情景中，任谁都要被感动得掉下泪来。"但检阅场外，发生着另外的事："回
到宿舍，在傍晚。我却听到一个消息，说另有一些人，今天在红场上遭到了和我
们相反的待遇。那是我在国内认识，现在孙大当翻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
今早晨反对派举行'反示威'，拿了'要求实行列宁遗瞩'的标语，参加在队伍中，经过
红场时，被人撕去标语，双方发生冲突，有人还向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枪。"（４
）
关于江西根据地。１９３１年４月后第二次"肃ＡＢ团"时，"所有ＡＢ团的破
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所谓硬的方
法，通常是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
和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
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
，坐快活椅子，暇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等
。就胜利县来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肃反机构"甚至公开地说，宁肯杀错一
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
大部分人都是哭哭啼啼，不愿意去……在打ＡＢ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
可被疑为ＡＢ团。"（５）
关于延安。薄一波回忆："那时我母亲也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
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
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
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
救"的'。"（６）
革命的美感诱人，革命的恐怖惊人。没有美感，革命不能吸引人；没有恐怖
，革命不能组织人。少了哪一面，都不是中共意义上的革命。
３ 博古、王稼祥和毛泽东
从延安时代到迟暮之年，毛泽东耿耿不忘曾经整过他的"王明路线"，动辄把王
明拿出来热嘲冷讽一气。但事实上，毛取得最高权力得到了"王明路线"支持者的配
合。
最重要的是王稼祥。１９３１年４月，王与任弼时、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
代表团"到达江西苏区后，否定了此前项英在"肃ＡＢ团"问题上对毛的极端行为的
纠偏，在处理"富田事变"上坚决支持毛；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上，任
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苏区中央局"领导狠批毛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
的路线"，使毛丧失兵权，而作为与毛一起在前方指挥的领导人，王稼祥实际上却
是赞同毛的主张的。长征前，他"曾几次提出与博古和李德不同的意见，支持过毛
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Ｐ５６６）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同行，对毛表示了
对当前形势的担忧，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当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从伍修权的
这段行文的来看，是王先提出改换领导的设想，而后得到毛的赞同的。接着：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
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
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Ｐ１２０）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周恩来报告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后，毛泽东发
言，就反"围剿"失败一事对此前的中央领导作了批评。在双方都表明了态度后，王
稼祥第一个发言支持毛泽东反对博古，定下了会议的基调。
博古的民主作风也很重要：
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
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
，他又坚决服从和毛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Ｐ
１２７─１２８ ）
这种作风在党史上并不多见，陈独秀有家长制遗风，李立三有霸气，毛泽东
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任何对他的权威稍有异议的人。比较起来，只有瞿
秋白、博古这两个左倾人物较具民主作风，但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了──民主
之于革命是奢侈品。
４ 不要弄死王稼祥
王稼祥对毛泽东取得党内的独尊地位贡献极大。１９３７年７月他到莫斯科
后向共国际积极宣传毛泽东，１９３８年回延安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季米
特洛夫的口信："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
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７）但苏联学者季托夫认
为："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１９３７
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
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
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甚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
次代表大会决定。"（８）共产国际是否有这样的决定并不重要，但王稼祥传达的"
口信"对毛战胜王明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毛成为中共事实上最高领导人。
１９４３年，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同时直接领导了最早的《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政治而外，一些细节小事，王也不糊涂。１９４９年５月，刘少奇访苏，王
稼祥陪同，斯大林有一次提出下次聚会时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江青及王夫人朱
仲丽）也参加，"王稼祥很聪明，他没请朱仲丽参加聚会"，从而使江青风光独占。
（９）小事不小。正如毛不能容忍"两个主席"平行，江青也不能容刘少奇夫人王光
美的风光。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刘夫妇与印尼总统苏加诺
夫妇的巨幅合影，作为报复，９月２９日江青以毛夫人的身份与毛一起会见苏加
诺夫妇。
毛对此当然心知肚明。遵议会议后，王成为"三人团"一员，六届六中全会后，
王担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竿要职务，是中
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办公桌上有三部电话。虽然整风时王被当成"教条宗派"的主要
代表之一，在"七大"上差点连候补中委都当不上，但王难过的日子并不长，４９年
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中联部部长，"文革"时期的"十大"上，他也是
中央委员。毛多次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中
，就数他在位最久。逝世之前虽无具体职务，但日子比较好过，秘书、警卫、小
车配套齐全
但王稼祥毕竟不是毛泽东的"自己人"，得处处夹着尾巴做人，只是防不胜防。
１９５８年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
，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１０）６０年代初他提出的"三和
一少"，令毛泽东极为恼火。还在"文革"前，毛就通过康生实际剥夺了王稼祥在中
联部的权力，"文革"更是受到多次围攻游斗。意味深长的是，一方面毛在文革中也
从未否定王在历史上的功劳，另一方面又并不把王稼祥的生命当回事：
有次我到中央参加一个会议，休息时周恩来同志找到我，告诉我说："毛主席
有过指示，王稼祥是有过功劳的人，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
处。"（Ｐ４０５）
在毛的心目中，王稼祥的命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弄死了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最好不要弄死。难以设想的是，如果王稼祥在遒义会议上没有主动出来支持
毛，也就是说王没有功劳，弄死他恐怕也就不会有"损失"了。
严格地说，党组织、党领袖对一个党员并没有生杀予夺之权。共产党是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当一个党员犯了错误
或者与最高领袖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纪律严明的党只能根据党章对其进行直到开
除党籍的处分。张国焘有一个观点："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与中共的党章，共产党
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
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叛党，也没有比开除党籍
更严厉的处罚。"（１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宪法对
公民的人身权利都有明文规定，把一个党员长期关起来甚至"弄死"，不但是侵犯公
民权利，也是违背党章的。
５ 监视
延安初期，伍为边区政府秘书长，张国焘为政府主席，两人住在一个地方。
后来各奔东西。"张国焘在外面写了些回忆录，其中不断吹嘘自己，为自己的罪过
辩护，攻击毛主席和许多同志。其中写到我，说我如何监视他。但事实也并不都
是那样子，有些事是他自己心怀鬼胎、疑神疑鬼。"（Ｐ１４７）这句话是很含蓄
，"并不都是如此"、"有些事"都不是全盘否定的意思。因为伍确有监视的任务：
这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
张国焘是否搞鬼。……当时我还是尽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对张国焘也保持一定
的警惕。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怀戒备，心照不宣。（Ｐ１４７）
共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但奇怪的是，从革命进行之时到革命成功
之后，党权、军权实际上都大于政权。党政军三权中，就数政权"没有权力"。例证
之一，是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毛泽东在受到严厉批评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
埃政府主席"，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他本人，这个"国家元首"式的位置都不及红一方
面军总政委重要，就任此职，是被剥夺了"发言权"。
所以，不再拥有红四方面军实力的张国焘屈居陕甘宁辖区政府主席是必然的
，伍大可不必否认当时的特殊使命，"看张国焘是否搞鬼"与"监视"到底有何差别？
给这件事增加色彩的事是，张的妻子杨子烈曾想把妹妹介绍给伍，态度很热烈，"
我说我已经结婚了，她才打消此念。"（Ｐ１４７）统率红四方面八万雄兵、连毛
泽东也不在话下的张国焘到了这境地，也许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不过除"特务派
头十足"一句外，张的回忆录对伍的评价并不很坏："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
，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１２）
６ 林彪对抗战没多大贡献
林彪的功劳和声望主要建立在３０年代的江西苏区和４５年以后内战中。八
年抗战，大体与他无关。１９３７年平型关一仗后，他被友军误伤回延安治疗，
１９３８年到４３年他一直住在苏联修养，回国后不想去前线却先到"陪都"再回延
安，"他住到王家坪后，总参管理局为他砌了三间石窑。因为没有什么职务和工作
，他就到处转悠，结果认识了正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的叶群。……两人每天你来
我往，不久就结了婚，并生了女儿。林彪还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等也接到延安，
住在王家坪他那儿。"（Ｐ１９１）在国破家亡、灾难深重的时期，一代名将和女
友过着轻松浪漫的恋爱生活。
在抗战八年的多数时间内，不仅不在前线，精力更未都用在抗战事业上，对
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他谈不上有多大贡献。（Ｐ１９１）
１９５０年，林彪也不愿出国与美国人打仗。但林在党内、军内地位一直很
高。这说明，对抗战没有多大贡献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赏识。师哲记得
，１９４３年６月７日，林彪从重庆回延安。"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
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听后心中一震，
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恩来
１９４０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第二天八、九点钟他仍在
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去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几天，才在杨
家岭山下的河滩上开了个欢迎会，还是由中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
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主席握林彪的手到窑洞去，这等于斯
大林拉着林彪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
岭，靠近他。"（１３）
毛不是有眼无珠的人。１９２９年在与朱德有关建军原则的论争中，毛得益
于原南昌起义部队中仅次于朱德的军事首长林彪的支持。其时，因为毛的主张得
不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而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６月８日深夜，"林彪给毛泽东
写信，请江华转交，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
的错误思想。"（１４）从此以后，无论林彪有什么缺点和问题，毛都始终认定他
是自己的人，以至于遵义会议后明明是林彪写信要求更换毛的领导，毛却认定林
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林彪也不是庸才，不但在历次党内斗争中义无反顾地支持毛，他的军事天才
也没有因为不打外国侵略者而荒废。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就是通过游击战
开疆辟土、发展军队以使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最后逐鹿，所以他把主张积极配合
国民党作战的周恩来、朱德等视为"右倾投降主义"，狠批彭德怀组织的"百团大战"
。毛的决策收到了效果，１９４５年后在与中国人打仗中，林彪建立了他的殊勋
。抗战刚结束的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央派大批干部到东北，林彪为东北人民自
治军总司令，彭真为东北局书记、自治军总政委。不久两人发生矛盾，次年６月
１６日，毛决定彭的职务全部让给林彪，彭退为副书记、副政委。其时，彭是政
治局委员，林只是中央委员，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再次证明毛对林的特殊宠信
。林统率山东子弟和东北健儿，凭借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的巨量日军先进武器，
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从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四季长青的天涯海角。
毛确实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７ 不容异见
伍修权是幸运者，江西肃反、延安抢救都没事儿。他挨整是在南斯拉夫当大
使的时候。１９５８年初，南共为准备七大提出了南共纲领（草案），与当时奉
为金科玉律的《莫斯科宣言》中所提的社会主义九条共同规律相比，南共至少符
合六条。不同的三条有两个内容，一是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
，二是在实现农业集体化方面，南共坚持自己的做法。这两点，第一点触犯了有
霸权思想的苏联，第二点与中国正轰轰烈烈进行的"公社化"相径庭，因此，苏共和
中共都不承认，苏中两国都开展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
伍之所"犯错误"，在于他在得到《草案》后，组织草拟了《对南党纲领草案的
初步意见》及其他材料，认为《草案》的许多部分反映了正确的观点，"虽然我们
与南共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南拉斯夫人民对于社会主义
建设的渴望和相当的干劲也是事实，而且这是最本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改变的
历史事实。"（Ｐ３１３）
１９５８年，是毛泽东力图摆脱苏联影响、"赶美超英"实际上还要超苏的年代
。毛并不认同苏联的霸权，在走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方面与南共并无二致。他之
加入反南斯拉夫的合唱，不只是给苏联捧场，而是因为南斯拉夫在农业问题与他
的思路不一样。
南斯拉夫在农业上不强求形式上的集体化，有点像我们的生产责任制，看起
来还是个体生产为主，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组织的。国家统一计划和协调农业生产
，管理农产品的销售，提供农业所需的肥料、种籽、农具和耕作机械等，还在土
壤研究等科学技术上，给农民以帮助和指导。农民与国家相互间组织协作，订有
合同，实际上是一种农业生产的联营合作性质，只是没有采取苏联和我国的形式
。（Ｐ３０８）
与苏联不一样可以，与我不一就不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道路"可以走，但
集体化不能不搞。斯大林死后，毛有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意向。南斯拉夫与中国
在集体化方面这一"形式上"的差异，在毛看来，就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
的修正主义"。因此，不但连通常的外交礼仪都不顾就免掉了伍驻南大使一职，中
南两国的关系也迅速恶化。
１９５８年５月，伍紧急奉召回国接受批判，并调离外交部。
８ 海内知己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小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共本无特殊因缘。１９６
０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以彭真、康生为首的中共代
表团组织围攻：
当时的气氛，真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们代表一时处于十分孤立的
地位。由于苏共历来的地位和威信，许多党还是跟着他们跑的；有的原来与我们
关系密切的党，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一时也无法表示态度；就连阿尔巴尼
亚劳动党的代表团长卡博在听了我们的申述后，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什么"如果情
况确实如中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换句话说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党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的会议上，我们只有
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不过这种态度赫鲁晓夫也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对阿尔巴
尼亚党马上施加了压力，逼迫阿党代表参加对我们的围攻，结果反而惹恼了他们
，促成阿党干脆明确支持了我们。（Ｐ３３７）
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回忆了阿尔巴利亚"半票"的来历：卡
博在会上表示："希望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能通过两党之间的讨论来解决，现
在让各国党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适宜的，阿党中央要在深入研究之后适当的
时机才能对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提出看法。"这种表态表面上是在中苏之间搞折衷，
但对处于弱的中共来说，却是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由于卡博在会上还提到１
９６０年１月份米高扬对霍查谈到过苏中分歧的问题，并指责了中共，但米高扬
要求阿方不要向外透露。赫鲁晓夫立即发言说：使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卡博同志不
与我们站在一起，阿代表的发言是对苏联党的侮辱"。而对中共来说，却是"极大支
持，避免了孤立，突破了围攻。"（１５）
"投桃报李。从此，"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中阿关系进入超蜜月期，巨
量中国援助送到这个蕞尔小国，中国源料点亮了这盏"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霍查
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披露，１９６２年，他到中国来要求粮食支援，"当时我
找到中国的外贸部长李强，李强坚持说：'我们没有小麦，我们自己也需要大批小
麦。'……我去找刘少奇，刘少奇就说：'别着急，我来关心这件事。'""短短几天后
，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加拿大小麦的返回中国的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
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下了上麦。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下，我们度过了缺
粮危机。"（１６）而此时，正是中国老百姓因大跃进而大批饿死的时候，如果这
些小麦运回中国，那该是多大的福音！但世界革命要紧。
霍查也是个能说的人，虽然当时他们内政外交的状况都不太乐观，他演说时
却充满了自信，口气很大。他常一边讲话一边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抽的都是
我国的"大中华"烟。（Ｐ３９１）
政治家一般都能说会道，意识形态革命更需要演说家。６０年代的中苏论争
是一连串唇枪舌战，从中培养出一批特别能说的人。像霍查这样，抽着免费送来
的好烟，在数十万人的大会上激扬慷慨，大讲特讲，自然特别能过嘴瘾，不失为
一种人生境界的自我实现。至于小民百姓从中受到什么益处，那是无需考虑的。
当然，中阿友好并不都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９日，阿
解放２０周年：
这场庆祝盛典，前后进行了三、四个小时，其场面之大，人数之多，气氛之
热??烈，在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里，可能是是十分不容易的。（Ｐ３９１─３
９２）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７日，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党２５周年纪念日。这天晚
上，在地拉那歌剧院举行了盛大的歌舞晚会。次日，阿党"五大"宣布闭幕。
当天下午，在地拉那斯坎德培广场举行了十几万人的大会，全国几乎有十分
之一的人都赶来参加了，隆重庆祝阿党"五大"胜利闭幕，晚上又举行盛大宴会，表
示庆祝和招待各个国党的代表。他们这样大会套小会，晚会加宴会，一个接着一
个，自己劳民伤财，也把我们搞得疲劳不堪。（Ｐ３９７）
社会主义国家都热情好客，组织几十万人手持鲜花欢迎贵宾是常事，广场文
化因此特别发达。"别看阿尔巴尼亚国家不大也不富，但是在组织这些活动上，还
是很下功夫和不惜代价的。"（Ｐ３９２）"不富"的是老百姓，领导人们却照样沉
浸在鲜花和宴会之中。
中阿两国当时又都染上意识形态狂热症："康生率领代表团在各地参观时，每
到一处就向人家赠送我国的'红宝书'和像章等礼品。不过阿尔巴尼亚人看来倒也乐
意接受这赠礼，因为他们当时几乎照搬了我国的许多搞法，有着与我国近似的政
治气氛。"（Ｐ３９４）更妙的是：
康生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洋洋得意地一边抽烟一边信口开河地
讲，一讲就是好长时间。正好阿人也有发表演说的爱好，主客轮番在讲坛上滔滔
不绝地讲，翻译再依次照说一遍，大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把我们搞得十分倦。
（Ｐ３９５）
霍查和康生都是光荣的反修战士。不过这两个战士并不需要在战场上与修正
主义对阵，不需要承受经济困难而来的饥饿与贫困，反修之于他们非常简单：抽
着好烟在群众大会上神侃就是了。只要顺着最高领袖的意旨，保住在自己的高官
厚禄，破口大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有何难哉？
９ 康生的一句诗
写作回忆录时，康生早已被否定，伍本人就是审讯包括康生在内的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副庭长。但至少有一次，伍对康生并不反感。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到１９６３年１月间，伍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先后参加
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八大"、匈牙利共产党的"八大"、捷克斯洛法克共产党的"十
二大"、东德共产党的"六大"。此时，中苏已经闹翻，四次会议上都出现了围攻中
共的场面。"我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代表，不论在何种场合和形势下，都认真执
行着中共中央的指示，'我自岿然不动'，顶住并应付了种种不利局面。一些参加这
些大会的外国记者，看到当时的情景，根据我几次面对反华喧闹时，都表现出异
常冷静和沉着，就在他们的新闻报道中就我的态度始终是'泰然自若'。"前几年因为
南斯拉夫的问题，他挨了批，这次当然要抖擞精神了。伍也是光荣的反修战士。
所以回国后：
有人把我和赵毅敏同志在同一时间内出席了几国党代会的事，编了几句打油
诗，其中两句是"'赵再见'独战'罗马国'，'伍泰然'四闯'恶虎村'。"毛主席听到后颇表
赞赏。（Ｐ３６４─３６５）
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康生。康生之所以写这首诗，也许是在凑上毛泽东此时
诗兴大发的雅趣。虽然当年的争论照邓小平后来的说法是"空话"，但当时双方都是
极为认真的，伍的"泰然自若"和康生对他的颂扬都是当时"反修"斗争的一部分。伍
没有回避历史，认真记下了当年的光荣，特别引出了这句诗。但他没有必要不提
这首诗的作者──康生６０年代的"反修"并不是他的劣迹，除非没有这回事或者不
提这一句诗。如果一边用反感的语调点名说康生在阿尔巴尼亚的举止、用仇恨的
语调点名康生在文革中对他迫害，那么，在光荣反修这一段，那么有什么理由要
隐匿写诗表彰自己的也是康生呢？回忆有选择性，但不应当以这样一种标准来选
择。
１０ 和老百姓比
１９６８年，北京卫戍区对被打倒的伍实行"监护"，伙食与战士同一标准，每
天四毛钱。但实际上不如战士，因为连队里能自己养猪种菜，又有伙食结余，经
过调剂还是可以的。伍只能早上一顿玉米糊糊，中午一顿粗粮窝窝头，晚上吃馒
头算是细粮，还有白菜萝卜之类最便宜的蔬菜。
这种伙食在当时的全国人民中，按说也不是最差的。我在年轻时也长时间过
着困苦的生活。但是与我近一二十年的生活水平相比，可就悬殊很大了，最初确
实难以适应。尤其是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受到压抑，根本谈不上什么胃口，只是
勉强吃点维持生命而已。（Ｐ４２２）
官员到底是官员，即使被打倒了，日常生活也还是高于老百姓。本文作者所
在的苏北农村，当年没有任何一个农民每天能有四毛的吃饭钱，不少地方累死累
活一天只有挣几分钱。所以，真要和老姓比，任何被打倒的官员，只要不被弄死
，都没有权利抱怨。举两个例子，一是李锐１９６０年下放北大荒，"有一个同我
很是来往的老头。去世前只说：'我只想喝一碗稀饭。'同我一起劳动的老头们，无
不乐意回忆伪满时期过的好日子。说当年喂牲口的东西也比现在好的多，真是不
如畜。"（１７）另一个是《人民政协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３日"年华副刊"上雷长
风的文章回忆的："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小妹妹因病饿而死，母亲为了保住我的生
命，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到大队里去干很累的活，换回来一两个黑窝头，半
夜里装在怀里带回家，让我充饥。有一次被派去推碾，把大片的红薯干碾碎。那
天没发窝头，十分瘦弱的母亲疲惫地走到我的床前，从嘴里抠出一块指头肚大的
红薯干，悄悄塞进我嘴里。这一幕我至死都不会忘记，那是母亲在大队干部严厉
看管下偷偷放在嘴里，压在舌头底下，含了一个晚上都没有舍得咽下去的。"据宣
传，困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带头节衣缩食，但要为这个"困难"负责的毛泽东
也只是不吃肉而已。
但伍仍然有权叫苦。对于一个负有国家使命的高级官员来，让他们像农民一
样为自己的衣食温饱操心是不应当的，他们有理由过上比一般老百姓好的生活。
但前提是他们要把主要的时间用于为国为民办事上，而且也不能因此说官员就不
能过老百姓的生活。何况我们大多数官员都"来自老百姓"呢？文革发动的理由之一
，是防止干部变修，所以要他们下放劳动，要他们再度体验老百姓的生活。就这
一点来说，不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全是胡闹。
１１ 什么教训？
"监护"期间，专案组经常来审问伍。专案组由陆海军三个军人组成，负责的是
陆军的：
五十来岁，派头不小，……开始审问以前还要先泡上一杯茶，都是挺讲究的
龙井之类的好茶，抽的烟也是比较高级的，每次都得等他泡好茶点上烟才开始审
讯。（Ｐ４２４）
这些好茶好烟，伍是太熟悉了，所以一望而知。从心理上说，一个曾经享用
过好茶好烟而现在一天只有四毛钱伙食的人，面对一个尽情享受好茶好烟而地位
肯定不比自己过去高的人，自然是没有好感的，老干部对"文革"新贵的敌意充满在
味觉之中。
对海、空军的那两位我印象稍好，每次审讯都由他们两个做记录。审讯结束
时让我看记录时，我发现他们的记录都记得比较准确，说明他们是有一定的工作
能力的。可惜他们的才能却没有用在有益的地方。但愿他们在回忆这段往事时，
也能得出一点经验教训。（Ｐ４２５）
他们的才能没有用在有益的地方是肯定的。但参加专案工作是个人选择的吗
？审讯伍修权是组织上的安排，是党的信任，有幸进入专案组的人，不但有较强
的工作能力，政治上也是过得硬的。一个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干部受组织的委派参
与审讯一个被认为有"敌我矛盾"的人，有什么"教训"可吸取呢？至于说伍本人有冤
，那也不是这两个干部决定的，所以如果回忆往事，他们也只能说：我服从了组
织。难道可以要求他们对抗组织？冤假错案之所以频频发生，原因之一是每次运
动都把上次运动的执行者也列入打击对象。
１２ "吃得好一些"
４９年以后，党内高级干部只有少数人是经党内斗争后由法院判刑的，如潘
汉年。大多数"反党分子"未经法律程序就长期关押，彭德怀、刘少奇、贺龙、陶铸
等人甚至是以公民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被折磨至死。此类暴行是任何法制国家都
不允许的。毛泽东本人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１９７５年７月他就针对周扬等人
批示说"久关不是办法"。所以进行提倡法制的８０年代，已经被关了几年的江青等
人终于被送上法庭。１９８０年，伍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审判工
作指导委员会委员、特别法庭副庭长。
林、江反革命集团尽管对中国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一般刑事犯罪，但他们的行
为与特殊的政治形势及党的路线紧密相联，他们不是一般的刑事犯，所以尽管反
复讨论后决定只审理他们的刑事罪行，不涉及党内的是非问题，但事实上，这一
审判不能不充分考虑到政治因素，以至于"实际上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
或旁听了每一场审判。"（Ｐ４５２）
把政治犯公开送上法庭，这在党史上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主持审判的
主要是政治干部而不是由法官：
在受领这次任务以前，我们许多人本来都是不大懂得法律的，受到党和人民
的委托之后，我们都认真地钻研起法律条文来，把我国的刑事诉讼等有关法令，
都找来一一反复研读。（Ｐ４４６）
"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主持审判，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司法审判；政治干部又
以法官的身份出现，形式上表明这毕竟是一次法律行为。由政治干部而出任法官
，这是中国"走向"法制化而不完全是法制化的象征："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也开
始"反复研读"有关法令了。
事有特殊，甚至受审者的吃饭问题也得考虑：
到审判时，又将他们的伙食标准提高了一些，让他们吃得稍微好一点，以保
证营养充足身体健康，好有足够的精力来出庭受审。如果他们身体不好，到时候
出不了庭，或出庭时狼狈不堪，有气无力，对内对外影响也不好。（Ｐ４４９）
究竟提高了多少，伍没有说，但肯定不止一天四毛钱。谁能说是罪犯就得受
罪？连罪犯也要形象好一点，中国人考虑问题就是周到。
审判者也要吃好。"连在我家做饭的阿姨都接到电话，让她最近把伙食搞得更
好一些，'保证你们的首长更健康地去审判那帮坏家伙！'"（Ｐ４４９）其实，审判
者都是高级干部，不当法官时也不会一天只有四毛钱的伙食费，即使没有提醒，
他们也会"吃得好一些"。不过，这时强调要"吃得好一些"，目的不是健康，而在于
鼓足勇气，因为"当时，我们有的同志心里似乎有一种畏难情绪，对江青有点发怵
，总以为她特别难缠，不好对付，此外确有'投鼠忌器'的顾虑。"（Ｐ４５６）共产
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吃得好一些，就可以增强在法庭上信心。
可见，第一次审判党内斗争的失败者，确实要事事考虑：罪犯要吃得好，不
能使他们狼狈不堪；审判人员要吃得好，不能使他们面对过去的大人物时"发怵"。
然而，以一些不大懂法律的政治干部来审判，尽管吃得较好，审讯也还是导致与
法制原则不一致的偏差。比如第一庭的审讯：
开始的突破口未选准。当时拿出的第一个题目中"长沙告状"问题，即江青、张
春桥等为篡夺国家领导权，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的
毛主席告状，反诬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搞篡权活动"。问题的真相是这样，当
时江青等人在党内都有合法的地位，她在钓鱼台找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个
政治局委员一起商量一些问题，然后让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到长沙去向毛主
席讲他们的意见，尽管内容是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但是在组织上却是合
法的。如果这样做算是罪行，那么以后同志间谁还敢一起商谈问题交换意见呢？
（Ｐ４５６）
党内斗争与法律诉讼不同，江青等人推行的错误路线为千夫所指是一回事，
依法审判其刑事罪又是一回事。"不大懂法律"的法官们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的政
治意识又使他们难以分辩这一区别。看来，面对这样一批特殊的罪犯，光吃得好
一点是远远不够的。优秀的法官不是因为他吃得好，而在于他们依法审判。
伍修权简历
１９０８年生于武汉；１９２３年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０年参加共产
党。
１９２５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２７年转入红军步兵学校学习。
１９３１年回国，在江西根据地先后任参谋、教员、团政委、师政委、军分
区司令等职。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李德的翻译，参加长征。
１９３６年后任师参谋长、西北政府办事处秘书长、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
、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等职。
１９４５年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等职。
１９４９年后任外交部东欧司司长、驻南斯拉夫大使、中联部副部长、副总
参谋长等职。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逝世。
注释：
（１）马尔罗：《与毛泽东的会谈》，《万象译事》卷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８。
（２）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延安文艺回忆录》页２６７─２６８，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３）韦君宜：《思痛录》页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王凡西：《双山回忆录》页５９，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
（５）《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
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４７５─４８９，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６）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页３６２，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
９９６。
（７）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北京：《人民
日报》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７日。
（８）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１９３７─１９
３９）》，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３５６─３５
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９）（１３）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页４１０、２３２，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
（１０）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４４，海口：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１２）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４３１、４１６，北京：现代
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
（１４）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页２０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
９９６。
（１５）刘晓：《出使苏联八年》页８５─８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８６。
（１６）马利列：《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页８６─８８，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１７）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１８８，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９。
家园 温济泽：《温济泽自述》 温济泽不是革命史、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个性表现在晚年为王实味的平
反奔走呼号，也表现在他对瞿秋白、博古这些一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良好评论
。他是党内思想比较解放的老干部：一方面，始终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１９８０后就此作过几十场报告；另一方面，当胡乔木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
，认为共产主义的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共产主义就在脚下时，温却怀疑："我们
把社会主义建设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 《温济泽
自述》页３５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 好心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日后，中央研院的整风就是对王实味的批判。时任中研院
秘书的温奉命去做他的工作，态度比较温和：
他似乎有点触动，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错，但是，的确出于我
中的好心啊！"（页１４５）
但动机已说明不了什么问题。１６天的批判会，接连升了四级：由纠正一般
偏向引导到对王实的斗争，由一般思想斗争转变为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由对托思
想的斗争升级为对托派分子的斗争，由对托派分子斗争进而进行组织处理。接着
又在中央研究院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联合斗争会上，把反王实味的斗争扩大为反
对五人反党集团的斗争。（页１６５）
一般来说，是凡向组织、向领导提意见的人都是出于好心，否则谁愿去得罪
别人或组织？王实味尤其对党忠诚。他的同乡高向明、王伯彦常到他的小窑洞串
门，"王伯彦于１９３７年初入党，是学校的地下党员，平日言行十分谨慎，王实
味早有觉察。直到今天，伯彦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看王实味时，他劝伯彦的话：'
已经回到自己家了，还拘谨什么？！'王实味的这种赤诚坦率思想，促使他毫无顾
忌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万万没有想到，即令是'回到自己的家'里，该说的可以
说，不该说的也不能说。民主和自由是有阶级性的。"（１）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
作的人，长期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同志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但到了"家"里，等
级体制、斗争哲学都使得同志之间的关系大不一样。当王实味、丁玲等人呼唤延
安缺少的同志之爱时，引来的是更为猛烈的反人性论。在此之前，讲人性、论私
交被毛泽东批评为"自由主义"。
党和毛泽东原则上承认提意见者的好心，所以才要求领导干部要虚心听取群
众批评，但事实却是，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不但极少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而
且经常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党史上因言获罪之多，堪称古今之最。这可以
有两种解释。第一是缺点太多，担心一有人开头就没法收场。１９５９年毛泽东
在庐山会议上就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
，七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
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２）所以干
脆封上提意见的嘴，甚至还想办法把可能有意见、但还没有公开提的人"钓"出来，
斩草除根。
第二是自信太足，以为自己可包打天下，根本不需要听什么不同意见。这就
是毛泽东１９５５年对梁漱溟说的：共产党对农民没有你理解？
王实味好心不得好报应当是属于第一种情况，但不得好报后王实味还是表现
了自己的好心："大约是１９４３年，西安演出了一场反共闹剧，为王实味开了个'
追悼会'。延安人称这是'活人追悼会'。１９４４年春，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根
据党中央的指示，让王实味出场同记者见了面。见记者的时候是由中社部的干部
陪同他去的。当时王实味还是成全大局的，他说：我是托派，又犯了错误，但生
活得很好，为什么西安说我被迫害死了，还开什么追悼会。……王实味奉命说这
番话当然是出于无奈，但他还是分清了西安和延安，反击了西安那些反共的宣传
。"（３）王实味的悲剧在于，不但又一次的好心没有能保住他的性命，而且使党
可以放心地虐杀像他这样的好心人：无论怎么处置他们，他们反正会分清西安与
延安，永远会为党赞歌，党无需顾虑因此而造成的后果。
说到最后，党之所以听不进反对意见，因为它太强大了，暴力可以震慑心灵
。经历过延安抢救的郭小川就"颇有感触地对人说：'政治斗争真可怕！'他屡屡表示
，从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出至死不忘的教训，就是相信群众，相信党。"（４）不过
有了这两个相信也不能保证没事。１９５７年作家协会批丁玲、冯雪峰时，郭是
相信党、相信群众的运动领导之一，但他同时写成的《一个和八个》却受到周扬
、刘白羽的严厉批评："诗稿在周扬那里放了一年零４个月，当我给他们驯服地工
作时，他一声不吭；当我跟他们闹别扭时，他就批下来叫作协党组批判。"可见郭
的总结只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他没有总结出来：这就坚持相信你的上级。
２ 屡试不爽的"钓鱼"术
以为自己是好心就应当得到好报，这是知识分子的天真。１９５７年的"钓鱼"
使许多知识分子上钩，其实，这一"阳谋"早在延安就使用过两次了。
第一次１９４２年的春天。３月１９日《解放日报》发表《发扬民主作风》
的社论，毛亲自起草《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号召
党外人士对党和党的干部进行批评，强调"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
评，或曲解善意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５）响
应党和毛的号召，丁玲、王实味、萧军、艾青、罗烽等人发表了几篇批评延安生
活的文章；一些大单位也创办壁报以活跃民主空气。但不到一个月，３月３１日
毛就在对这些欣欣然的知识分子发出警告；４月３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
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结束了"延安之春"。王实味在
劫难逃，丁玲等人也得脱一层皮。
第二次是１９４３年的春天。４月３日，中央发出第二外"四三决定"，号召参
加整风的同志大胆说话，以大民主的方式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据此，各单位纷
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很多人起来批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的现象。终于挖出了
很多"反革命"和"特务"，为"抢救运动"准备了对象。
知识分子既如此不注意历史的经验，那么１９５７年春天的事也就怪不得毛
泽东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并不隐蔽、高明的"钓鱼"术竟能屡试不爽，成为毛
对付知识分子的法宝？
３ 相信群众？
１９４２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等文，暴露延安的阴
暗面。温是研究院思想文化研究室的秘书，整风后调到院党委帮助工作。
我到党委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设计和油印一个调查表，调查全院研究人员
中有多少人是同意或部分同意王实味言论的，调查结果统计，同意或部分同意的
达到百分之八十九。（页１４４）
这就是当年群众（他们一般都是受党教育过、经过革命考验的党员）的真实
思想状态。"郭小川当年在延安时，曾与王实味在一个研究室。郭曾形容很能俘虏
知识分子，大部分青年都觉得他的讲话好得不得了。"（６）运动如果真的是群众
运动，党真要走群众路线，就应当尊重他们的意见，王实味就应当受到表彰。然
而，如果谁真的这样理解，那只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方针是，
谁越代表群众说话，越得到群众拥护，就越说明他在向党示威，就越是要整。请
看有哪一次运动是群众自己的运动？他们从来都是被领导玩弄于鼓掌中道具：
每一次有人提出比较正确的、与领导想法不相符合的意见，都会受到更多人
的批评、反对甚至围攻。有人认为，这怎么还能叫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在运动群
众，逼着群众屈从于上级的意图而起哄。（页１６５─１６６）
这不奇怪，如果群众不是领导的工具，那么领导还需要群众干什么？群众运
动的真正奥秘在于，它是"组织"群众的有效方式。本来"群众"来自五湖四海，其心
如面，两弟兄都不能一条心，遑论具有统一意志？党的办法就是通过无休止的运
动找出敌人来教育群众，让他们看看到不听领导的下场，从此有所趋避，集中到
领导划定的轨道上。
４ 主流
温济泽明确说："在延安审干运动中，普遍采用了'逼、供、信'的方法。"（页
１６５）但是
有些讲党史的书，讲到抢救运动，说它是整风运动的支流，主流还是好的。
这是对的。但是，应当说明，这个支流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次暴发的山洪，伤
害过不少同志的心灵，对党造成了不少的损失。（页１７９）
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要看对什么人来说。王实味被砍头了，也有逼死
、逼疯的，但毛泽东借助康生亲自领导的"抢救运动"确立了在全党的绝对权威，全
党终于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这就是延安整风的主流。所以，温济
泽的感慨是多余的：
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党后来对它没有做过认真的总结。
（同上）
为什么要总结？"抢救运动"奠定了此后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调，制造了此后历次
运动的模式，功在全党。当然有总结，这就著名的"延安精神"，它通体光明，保证
了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５ 王实味的党籍
王实味所在中央研究院是由李维汉领导的，尽管王实味的定案是由康生作出
，但李维汉还是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１９８１年，李首先向中组部提
出对王案进行复查。直到临终之际，李还要当年中央研究院"小温"把王的问题弄清
楚。
１９８２年２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
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但"五人"中的王实味还是没有平反。
几经周折，１９９１年２月，公安部才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
决定》，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但此时离王实味被杀已经４４个年头了。
这个过程的一个插曲是：
我在１９８８年给 中组部的报告中，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对王实味错划为
托派的问题，予以平反；二，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应予以恢复；三，开个小型座谈
会，我和当年参加过批判王实味的人参加，总结一下从此案中应吸取的教训。事
后了解，１９９１年，中组部把我的这三条建议送请十几位老同志审阅，对第一
条，十几位老同志都画了圈表示同意；第二条，画圈的只有两位；第三条，无人
画圈，因此，王实味的党籍没有得到恢复。谈到总结经验教训，除胡耀邦说过一
次，再没有人提起。（页１５８）
王实味当年是因为"托派分子"被开除出党、被杀头的，现在既已认定他不是托
派分子，为什么党藉不恢复？这或许因为王实味的案是毛泽东钦定的，或许是因
为王实味是个知识分子。看来，这个尾巴是留定了。
６ 办事员的重要
王实味早已被打倒批臭后被砍头，对于还活着的妻子女儿，王实味关系着他
们的政治生命；对于李维汉、温济泽、刘雪苇这些有"良知"的批斗参与者来说，王
能否平反是他们的一块心病。
但对于整个党来说，这事可大可小。如温所说，国内外都有人关心此事，这"
反映了人们对我们党能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反映了人们对我国政治
改革事业的关心。"（页１５７─１５８）因此这可能成为一件"大"事。但建党建
国几十年，一度曾冤狱遍于国中，区区一个王实味又何足道哉？况且百废待举，
现实问题还顾不过来，有必要为４０多年前被错杀的一个人花很多精力吗？这样
从１９８１年李维汉第一次提出到１９９１年正式平反，历时１０年就不奇怪了
。
既然王实味的平反算不得什么紧迫的大事，就不能要求党的主要领导对此特
别关心了。以至于温１９８８年３月４日给中组部写了报告后，"我怕送不到组织
部部长宋平的手里，就将手写的报告亲自交给曾任中组部秘书长的何载，托他把
报告送到宋平的办公桌上，并拜托他，有机会告诉宋平说，温济泽有封信，是完
成李老的瞩托，请他无论如何关心一下。"（页１５４）为王实味平反是党的工作
之一，尽管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但温一是找熟人，二是拉大旗（"李老"）这是否也
是党的工作作风之一？
这份报告由中组部转到公安部，很容易进入转来转去的公文旅行。所以：
我担心事情又拖延不决。没想到６月３０日，公安部派了两个年轻的同志到
我家谈话。……他们的态度很认真，很积极，其中一位年龄大几岁的同志说，他
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王实味，知道这件事影响很大，看到我写的报告后，又听了
我的谈话，回去向上级汇报，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认真调查清楚。（页１５５）
王实味没有重要到要核心领导亲自批示、督促的程度，因而，具体经办的处
长们、科长们、办事员们的态度就很重要。完成可以设想，如果公安部的来人是
对王实味一事毫无了解，甚至对工作不很负责，王实味的沉冤没准还得拖下去。
小吏的重要性，自古以然。《资治通鉴 汉纪六》记载，汉高祖手下大将周勃
在刘邦死后平诸吕有功，为避功高盖主之嫌辞官回乡，有人告他谋反，"廷尉逮捕
勃，治之。……稍侵辱之。"周勃出来后对人说："吾尝将百万兵，然安知狱吏贵乎
。"当彭德怀、贺龙这些元帅们受到"廷尉"们的虐待时，恐怕也会发出周勃的感慨
。民间对此的说法是虎落平原被狗欺。
王实味的平反还得益于一个偶然。１９８４年４月胡锦涛在一次会上传达了
胡耀邦关于总结党史上经验教训的谈话，其中举了王实味的例子。李维汉《回忆
与研究》的写作者、竭力推动王案平反的宋金寿认为，胡耀邦"在１９８６年提出
王实味问题，多少有些偶然原因。……我冒昧猜测胡耀邦可能是看了我在《党史
通讯》上的《关于王实味问题》一文，正好同胡耀邦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编辑、
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王稼祥的文集而写的一篇文章：《深切地纪念王稼祥
同志》一文发表在《党史通讯》同一期上。当然，这是一个偶然性。但正是这种
偶然性，引起了胡耀邦重视和关注王实味问题。"（７）假如没有这一偶然呢？
７ 博古
延安整风之后，博古被党内公认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二号人物。８０年代以
后，对他评价开始客观起来。在现有的公开材料、文章中，温济泽的评价可能是
最高的。不仅在他主持《解放日报》时期工作勤奋、关心同志、作风民主，对他
在１９３１年在米夫、王明等人的支持下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人"，党史
书一般视为党的灾难的行为，温也这样说：
在白色恐怖极端严峻的氛围中，博古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定走上领导岗
位，这是临危受命，我认为他是一个不怕牺牲、勇挑重担的人。（页４１２）
延安时的博古肯定有民主作风，因为他已经没有权力不民主了。丁玲１９４
２年因《三八节有感》挨批，"博古同志原是坐在我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
，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子懂得他问的意思，后
来，当我有了一些经验以后，我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激他啊！"（８）丁玲有了"
经验"，能够体会对别人的关心；博古有了经验，也就有了民主作风。
但温说的问题还复杂得多。一方面，当时参加共产党、即使担任党的领袖，
也要冒很大风险，向忠发、瞿秋白贵为党的"总负责"，被国民党抓到一样要杀头；
况且党内同志之间的斗争也毫不留情，做党的领袖确实要不怕牺牲。但另一方面
，博古既然入了党，就已经是过河卒子，除非他叛变，否则是不可再过安静的顺
民生活的，他只有认准主义、义无反顾地干下去，在这样的情形下，地位越高安
全系数也越高。因为，第一，无论国民党是多么愚蠢、多么不懂统战和分化，对
捕获的共产党人也还是区别对待的，总的来说，对大官要客气一些。方志敏被俘
后，住房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瞿秋白在狱中也甚受礼遇。第二，党内也有名利场
。１９３０年代的共产党领袖，拥有数十万党员、十多万军队，这无论如何是一
个巨大的政治资本。博古"临时总负责"后，周恩来、彭德怀等杰出人才都要听命于
他；李立三、瞿秋白的早期领袖也都要受他的气；１９３３年初，"博古到长汀时
，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９
）一般情况下，只要身在其位，他在党内基本上不会有多大危险。
如果从世俗的眼光看，当时的职业革命家是由党的经费养着的，地位越高，
津贴越多，而被党遗弃的人则很多是贫病交加，毙死街头。革命家也是人，也要
讲究吃饭穿衣，党内政治斗争不能完全排除世俗计较。
当然，即使如此，温的态度仍然是符合党的利益的："对他的错误，我们不能
忘记，……对博古的贡献和功绩，我们更不能忘记。"他的根据是博古的批判者毛
泽东提供的。毛曾说，只是到了抗战时期，我们对中国民主革命才有了正确认识
，"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
，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
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既然大家都没有弄清楚，博古的错误当然就
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毛虽然这样说了，实际上并没有轻易放过博古等人，在他的生前，一有
机会就要倾诉他当年在博古手下受到的委屈，而博古等人也得无休无止地自我批
判下去。
８ 周公精明
周恩来精明过人世所公认。１９４８年新华总社在西柏坡正式恢复，社长兼
总编是廖承志，副总编辑有范长江、陈克寒、梅益、石西民。有一天，廖承志对
温济泽说：
周副主席看了新华社领导干部的名单，问我怎么副总编辑以上的领导干部大
部分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难道延安山沟里没有培养出负责干部？周副主席
一问我就知道我错了，现在准备再提两个人，一个是吴冷西，一个就是你。（页
２３１）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开始拟定的名单大都是国统区的？这是因为
国统区享有一定的新闻自由，培养了许多新闻界人才，而延安，除了党的宣传干
部外，并无自由独立的新闻业，不可能出现范长江这样的人物。因此当１９４８
年共产党即将全面夺权、新华社要担当一定的新闻职能时，主事者首先想到的是
国统区的新闻人才。
第二，国统区也好、延安也好，本来者是共产党的干部，谁来负责新华社都
是党的分工，周恩来何以专门提出延安干部？这说明党内山头、派系之间还是有
严重隔阂，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和延安的工农干部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许多争
权夺利的现象。周恩来是国统区共产党人的领袖，在毛泽东凛然的目光下，他当
然要避嫌疑、搞平衡。
第三，周一问，廖承志就知道自己错了。这不是廖在彰显自己的聪明，实在
是表明国统区、延安之间的紧张在当时就已很明显，大家都非常明白了。
９ 宿命
１９５８年温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被补为"右派"。此前他主管国
外广播部门。１９５７年下半年，温在编委小组传达中联部会议精神，其中有"周
扬有错误"一句。不久，广播局局长、党组书记梅益拿出一个人的传达记录找温："
你说'周扬有错误'是怎么回事？"
我心里有点不高兴，心想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问题我
？何必背着我检查笔记呢？（页２７５）
可见，梅益对温早就成见在胸了。反右给他提供了机会：温曾说周扬话不适
合对外广播，这就是"向党进攻"；他认为对外广播和对内广播不能统一发稿，这就
是"对外广播特殊论"，是"反党纲领"；他反对反右时规定人数，就是"抗拒反右斗
争"。为此，梅益"背靠背"地审查他起草的、报告、谈话纪录和签发的稿件，从中
提炼出一大堆"材料"，通过几个月的批斗，确定温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
理人"，在局级干部"补课"时划为右派，留用察看，下放劳动。
可叹的是，梅益作为其中一个环节的专政机器在"文革"把梅益吞噬进去。１９
７２年，温请廖承自为他申诉。恰好梅益也想请廖转个报告（梅也在文革中挨整
），一心想帮温的廖承志就对他说："转报告可以，你写两个报告，一个是你自己
要求平反，另外再写个报告，要承认错误，说明你过去是怎么把温济泽同志错打
成右派的，我将这两个报告一起转到总理那儿去。之后，梅益再没有来过。"（页
３２７）经过"文革"的劫难，梅益也不认为当年整人是错误的，为此甚至放弃自己
可能得以申诉的机会。
１９７８年，温和梅都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胡乔木的支持下，温再
次要求甄别平反，梅益仍拒绝。不久中组部批准恢复温的党籍，成为中国第一个
平反的右派。
他们的纠葛还没有结束。１９８２年，梅益是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温是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１９８２年，梅要他检查"自由化"；１９８４年，梅根据
一封匿名信蛮横无理地对温进行通报批评。政治而外，工作上似也不支持。研究
生院建院时经费不够，温找国家计委主任宋平，要追加２０００万，宋让他回去
以社科院党组名义写个报告。正常情况下，社科院党组没有理由反对，但"党组中
意见不一致，研究生院的要求未能实现，就由党组书记和一位分管基建的党组成
员兼副秘书长提出，要我们降低要求，……结果设计成１９８７年主体工程竣工
时的这个样子，比后来几年在附近建造的青年政治学院、针炙学院都差。"（页３
４７）１９８５年温因病住院：
一天傍晚，收到一张用包香烟的纸写的条子，上面写着，社科院党组已经决
定我离休，由另一个同志代理我的工作，祝我安心养病，下面签着梅益的名字。
（页３７４）
还是上下级关系，梅益一张香烟纸就打发了温济泽──当然这时不是划为右
派，而是"祝"其退休。
共产党运动频仍，每次运动都得整垮一大批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文革"后得
到平反，但今天为你平反不代表昨天打你就是错的，所以梅益仍然是官居温济泽
之上。一个平反的右派仍然要接受当年蛮横整人、迄今并未认错的人的领导，心
情是难得畅快的。温本来已经换了一个单位，岂料梅益也"尾随"而至。真是２０年
河东，２０年还是河东，看你往哪里走？ 梅益整人有术，却终生官运亨通。
１０ 周扬与胡乔木
温被划为右派，与周扬有一定关系。１９５７年，周扬在一个会议上说：香
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时候，可以先让他们放出来，大家再来辨别；如认为有毒
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温认为这不适合对外广播，因为这次听的
人下一次就不定听了，怎么"锄"法呢？他在中联部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得到中
联部副部长熊复的赞同后，温向下面作了传达。此事当然人有人汇报给周扬，梅
益要温去找周说明情况，当温声明"我没有说你有错误"后：
周扬是不大抽烟的，这时他点起一支烟说："你说我有我就有错误啦？你没有
想想你说这句话会得到什么后果。"我心想你好厉害呀。他转身去了休息室。（页
２７５）
周扬当年的严厉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这次没有谈得出什么效果。几个月后又
去："周扬听得还耐心，他听完之后说："你不要以为是我查问你，这是陆部长让我
查问的，要问你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你要说我和李维汉同
志两个中央委员有错误？"（页２７６）态度是好了，但一个小小的副局长竟敢批
评两个中央委员，当然是右派分子。胡乔木是温的老上级，１９７２年，温见到
廖承志，廖告诉他：
一天深夜，接到乔木电话，说有急事找我，他进门就问，你知道温济泽被划
成右派了吗？我吃了一惊，你给我看了一份中央通报，我同他约好第二天上午一
起去中宣部。我们对一位副部长说，我们都了解温济泽是个好同志，怎么把他划
成了右派？那位副部长说是广播局报来的，中宣部批准后已经报到书记处，没法
更改了。乔木听了以后，叹着气说："又伤了一个好同志。"（页３２７）
尽管不能说胡与周在５０年代就有什么立场观点的差异，但毕竟在温的右派
问题上态度有别，如果周肯定属于整人的左派，那么胡至少想保护一些人。１９
７８年１月，胡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力主把还没有平反的温调入社会科学
院任科研局副局长，此时周也已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在温要求平反找周扬写意见
时，"他说过去的事已记不起来了。"（页３３８）"你要证明什么？"（页４５６）
无论是当年还是后来，胡都是关心爱护的，而周即使在"文革"后也没有就当年的事
承担责任，原因之一是温还是他的手下。
但世事如棋。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温的观点越来越和周而不是和胡接近起来
。"乔木说话变来变去，有时做事令人难以捉摸。我猜想，由于那时许多人把他看
作理论权威，因而他变了。"（页３６１）自胡１９８３年组织批判周的人道主义
之后，他们的位置似乎对调了一些。尽管周是否有过认真的忏悔和反省是可以讨
论的，但在客观上确实参与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胡却被人看作是左的维持
者，"像胡乔木这样的左倾头脑，总认为农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是违背马列主义
；改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就是反对毛主席。"还处心积虑要把力主改革的
胡耀邦赶下台。（１０）
温对于己有恩的胡有所疏远，也表明他是有立场有原则的，并不以个人得失
来判断领导。温的资格并不浅，１９３０年就参加过李立三要求组织的南京暴动
，但官位一直高不上去，原因也许是他的原则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原则
性恰恰容易被人认为是没有原则，比如在王实味问题上，康生就批评他有"温情主
义"。党的原则首先是斗争的原则，而不是道德原则，也不是书本上讲的马列主义
。一个人如果不能坚决地、无情地揭发、批判他人，那就是"在政治不开展"，就不
可能青云直上。１９５２年周扬就因此而被毛泽东一度冷落。
不过胡和周都是复杂的。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他们
整理成文的。但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２９日讨论第四次文代会报告时，胡率先提出
不要再提他当年认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周则担心不提会起副作用。"公平地说
，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胡乔木比周扬早一步。"（１１）此后，胡又坚持要把列
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改正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为文艺界的
思想解放推波助澜。另外，在１９８０年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决议》时，"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改了多少次以后的稿子对毛
病、错误写的分量较重，成绩估计得不够、不充分。我曾经给他提过这个意见。
他当时很不以为然。他说，就是这么多错误，不能隐晦。"（１２）
１１ 希望的悲剧
划为"右派"后温被下放到河北黄骅劳动。"批斗会结束做了结论以后，几个同
志含泪向我告别，问我：'你不申诉吗？'我说：'现在不是申诉的时候，但我相信总
有一天会平反的。'我想给我戴的帽子越大，将来我越好翻案，我以为只要过几个
月，过一年……没想到一直等了二十年。"（页２８５）
温的想法有的是有根据的，这就是帽子越大越好翻案。帽子大必然就影响大
，而对影响大的人和事，"上面"就会考虑得更多一些。从国民党战俘到历次运动中
的受冤者，小人物总是没有"统战"价值的。
至于翻案的时间是几个月还是一年，也是有根据的。当时温的妻子就安慰他
说：
延安抢救运动不是３个多月就甄别了吗？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回到党内的。
（页３０５）
"抢救运动"也曾气氛肃杀，冤狱遍地，有人自杀了，有人疯狂了。虽然时间不
是３个月而２年多，但毕竟最后刹了车，不少曾被怀疑是特务、叛徒的人不久就
当上"七大"代表，一些挨批判的人又继续受到重用。"整风运动"教育了全党，经验
之一就是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挨整只是暂时的，只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总有
一天会平反昭雪，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正因为有此一希望，所以历次运动中的牺
牲者极少从自身的冤屈中反省这种以"运动"为生命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顾准当
然是例外），以至于１９７０年代末大规模平反后，人们发现，这些"右派"、"反
革命"其实是"左派"、"革命分子"。也正因此一希望，大量的血腥和死亡终演不成
一出悲剧。
１２ 早春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中旬，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宣部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目的是要批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在
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春节休假５天和继续休会几天后，务虚会继续进行。但情况有些变化，会议
由党中央主持，最主要的是在３月３０日听取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原则》的重
要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到４月初就匆匆结束了。（页３５３）
"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温没有交代，但显然是鉴于春节前批毛过火解放
"过头"了。１９８３年胡乔木在一篇文章中就说：当时"有些同志说（当然这些同
志也是好意），毛泽东同志已经犯了那么多错误，还要讲毛泽东思想，群众怎么
能接受呢？"（１３）春节后要收束一下。第一，规格提高，中宣部和社会科学院
一边站着，"由党中央主持"；第二，最高邓小平作报告，内容不是"解放"而是"坚
持"，确定思想解放的界限；第三，既然结论已下，会议也就应当"匆匆结束"。
邓小平实际上当时的最高领导，但反毛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小平同志
讲话讲过以后，不少的同志是有过抵触情绪的。"（１４）会后，李洪林以阐释"四
项原则"的方式发表了几篇文章，"被扣了帽子，打了棍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处
理，被调到远离北京的福建。"（页３５３─３５４）毛泽东尽管犯了严重错误，
他本人也已死了，但中共还要生存发展，批评毛的人"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把这面
旗帜丢掉，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
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１５）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的个印记太明
显、太深刻了，以至于过分批评毛就可能否定整个党。如何既解放思想又确保党
的形象，就要中央最高领导出来划定限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次思想解放的本质
??是党内思想的自我调整，是领导下的解放。解放的阳春季节，它的春花秋实，
还需要改革开放的深化。
１３ 英烈们的遭遇
一个夺权成功的政党，理所当然地纪念它的烈士，但尽管１９４９年开国大
典前夕就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但却没有一本像样的《革命烈士传》。
１９７８年，李维汉提出编写《革命烈士传》，此后，胡乔木以中央党史研
究室主任的名义要温主编。１９８１年，编辑机构成立。
有一位烈士的女儿、《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来找我，要求革命烈士传为她的
父亲傅大庆立传。……我立即答应为傅大庆立传。同时我和戴晴谈了条件，要她
找几个年轻人帮助我编《中华英烈》杂志，她爽快地答应了。（页３６８─３６
９）
是不是烈士，够不够格入只选一千个人的《革命烈士传》，应当有一个明确
的标准。傅大庆的资历（１９２１年入党）、贡献（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在敌占区建立秘密电台等等）应当是可以入《传》的，但如果戴晴不找上门来
，很可能傅大庆就不会入选，因为温济泽是在戴明提出要求后"经了解"才知道傅大
庆其人的，烈士就可能英名埋没。当然不能假设，如果戴晴不答应帮助编《中华
英烈》，温就不会让傅大庆进《革命烈士传》。但他这里用"谈了条件"一语，似乎
容易使人怀疑：革命烈士进《革命烈士传》难道还需要什么其他条件吗？
更让人为烈士们鸣不平的是，１９８６年，《革命烈士传》编委会编了一个
刊物《中华英烈》，第一期就得到邓颖超的称赞。可这样一个为烈士树碑立传、
得到身居高位的领导人称赞的杂志，却困难重重。１９８９年下半年，新闻出版
总署规定刊物要挂靠部级单位。《中华英烈》原来挂靠中央党史研究室，但研究
室自己办的刊物已经达到定额。
我找了１０个部级单位，部长级的同志都表示支持，但当要哪一个司局级具
体与我们联系时，又都表示难于管理。我奔波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找到归宿。我
真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了，这时新闻出版署却向我指出了"又一村"。他们告诉我
，经民政部批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周谷城任会长，萧克任执行会长，
这是一个部级单位，他们正想办一个会刊，但目前还没有刊号，可以与他们联系
，将《中华英烈》作为他们的会刊。我同炎黄文化研究会商量了几次，他们认为
《中华英烈》的范围比较窄小，提出将刊名改为《炎黄春秋》，把缅怀英烈作为
这个会刊的一项内容。（页３７０）
在１９８９年的气氛下，新闻出版署的规定无疑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
止有人用出版物来颠覆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权。但以传播革命先烈事迹和精神
的《中华英烈》会有什么自由化的倾向？温济泽联系了１０个部，那些司局长们
都以"难于管理"而推辞，如果不是先烈的牺牲，哪里会有这些官老爷的安享尊荣？
一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连一本宣传本党烈士的刊物都难以生存，这真是匪夷所
思了。地下有灵，烈士该作何想？
温济泽简历
１９１４年生于江苏淮阴。
１９３０年因读瞿秋白的书而参加共表团。同年６月到南京参加暴动，后在
扬州、上海从事地下活动，１９３２年被捕，１９３７年年底出狱。
１９３８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宣部、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
新华社工作。
１９４９年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１９５８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
１９７８年１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５月，恢复党籍。
１９８２年任研究生院院长。
１９９９去世。
注释：
（１）高向明：《我所知道的王实味》，《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北京：
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引自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１６６，海口：南方出版社，１９
９９。
（３）凌云：《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４）（６）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１９４９年中国文坛纪实》页１
７７─１８５、１７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９４，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３。
（７）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８）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丁玲文集》第五卷，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９）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页３００，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０）参见胡绩伟：《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长沙：《书屋》２００
０年第４期。
（１１）参见顾骧：《此情可待成追忆》，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邓力群：《向胡乔木同志学习》，载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
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３）（１４）（１５）《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页５６８，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３。
２０００年４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