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祖国Vaterland（一） -- 道孙吴
家园 祖国Vaterland（一） 一亿日耳曼主宰民族将分布在欧洲，确保他们主宰地位的，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垄断……充当奴隶劳工的其他民族将在体质和心智上加以人工的弱化，变成孱弱的文盲和半白痴。这样，他们（德国人）就可以安然地享用帝国的建设成就——高速公路、“通过快乐获得力量”连锁饭店、各地的党总部大厦、以及巨大的军事博物馆和天文馆——将建在林茨，这里将成为“希特勒波利斯”；他们将徜徉在各地的艺术中心和画廊，可以一边吃着奶油小圆面包，一边尽情欣赏日耳曼中产阶级喜爱的轻歌剧《风流寡妇》……这将是一个属于德意志的千年时代，甚至连人的想象力也将被钳制在其中，无从逃脱……
——休?特雷费-罗珀，《希特勒的精神世界》
（休?特雷费-罗珀，1914-2003，英国历史学家，曾经出版《希特勒的桌边谈话1941-1944》，80年代因误将伪造的《希特勒日记》证为真品而名誉扫地）
人们有时对我说：“当心！你将面临长达20年的游击战！”……我对这样的前景感到欣喜。在这样的状态下，德意志民族将永远保持一种不断向上的活力。
——阿道夫?希特勒，1942年8月29日
1964年4月14日，星期二
Ich schwoere Dir, Adolf Hitler, als Fuehrer und Kanzler des Reiches Treue und Tapferkeit. Ich gelobe Dir und den von Dir bestimmten Vorgesetzten Gehorsam bis in den Tod, so wahr mit Gott helfe.
我向元首及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宣誓，吾将忠诚及勇武。我发誓服从元首及指挥官的命令，直至死亡。愿万能的上帝保佑我——党卫队誓词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SS宣誓
一
浓厚的云层像毯子一样整晚笼罩在柏林上空，直到清晨仍然没有散去。在城市西方的哈维尔湖一带已经下起了细雨，雾气迷蒙，水天交织成灰色的一片。
扎维尔?马赫，第三帝国刑事警察柏林分部的凶案侦探，叹了一口气，钻出了他那辆大众牌汽车，走进雨中。他对这雨的味道非常熟悉。这是从北方波罗的海飘过来的雨，寒冷，闻起来有海的味道，甚至有点咸。有一阵，他觉得自己回到了20年前，仿佛正站在指挥塔上，指挥他的U艇，在夜雨中悄悄驶离威廉港。
他看了看表。刚过7点。
在前面路旁还停着三辆车。两辆车的司机在睡觉，第三辆属于普通民警，或者像德国老百姓通常的称呼，“奥波”（Orpo）。这“Ordnungspolizei”的缩写。车里是空的，车顶上的警灯一亮一灭，照着路旁的森林：蓝，黑，蓝，黑，蓝，黑。
马赫四下寻找奥波的巡警，最后发现他们聚集在下面的湖边，蹲在一棵矮柳树旁边，他们脚旁有一堆浅色的东西。旁边一个树桩上坐着个年轻人，穿着一套黑色运动服，胸前口袋上有党卫军的双闪电徽标。他的脑袋埋在膝盖之间，双手捂着脸，看起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马赫狠吸了最后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它“嘶”的一声在泥地里熄灭了。
他朝湖边走去。一个巡警站了起来，伸直胳臂：“嗨，希特勒！”
马赫没有搭理他，径直穿过泥泞的湖边草地，走到现场。
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尸体。冰冷，肥胖，无毛，惨白。离远了看，还真像一座扔到泥地里的雪花石膏雕塑。尸体上有一些污泥，背部朝下，上半身搁浅在岸上，两臂大张。尸体的一只眼睛紧闭，另一只则无神地凝望灰色的天空。
“名字，二级下士？”眼睛没离开尸体，马赫对旁边向他敬礼的那个民警问道。声音很温和。
“拉特卡，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Sturmbannfuhrer）是党卫队的军衔，差不多等于国防军的少校。因此拉特卡——他有一副老狗似的忠心耿耿的眼神——此时显得特别殷勤。马赫知道这种人：三次申请转为刑警，三次被拒绝；一个尽职的老婆，为元首生了一足球队的孩子；一个月200帝国马克的收入。典型的小公务员。
“好吧，拉特卡”马赫继续用温和的声音问道，“什么时候发现它的？”
“一个小时前，先生。我们当时正快要下班，正巡逻到尼古拉湖的时候接到了电话。一级优先处理。我们5分钟就到这儿了。”
“谁发现了他？”
拉特卡指了指肩膀后面。
那个穿运动服的年轻人站了起来。他最多不超过18岁。由于雨淋，浅棕色的头发紧贴着粉红色的头皮。马赫注意到这孩子小心翼翼地避开尸体不去看它。
“你的名字？”
“党卫队队员赫尔曼.约斯特，先生”他说话带有萨克森土音，听起来畏畏缩缩的，又有点巴结，“泽普-迪特里希党卫军学校学员。”马赫知道这座学校，就在东边不远的施拉特湖，是座50年代修建的修道院式建筑。混凝土，丑陋。“我每天早上跑步都经过这里。当时天还很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只天鹅。”这个年轻人怯生生地说。
一旁的拉特卡擤了下鼻子，一脸不屑的表情。马赫知道他在想什么。一个党卫军士官生！怕一具尸体！难怪乌拉尔那边的战争会没完没了地打下去！
“当时你看见别人了吗，约斯特？”马赫用和蔼的口气问道，听上去像这孩子的叔叔，而不是一个秘密警察。
“没人，先生。那边野餐区有个电话亭，一公里半远。我跑到那儿打了电话，之后就回来一直坐在这里，直到巡警出现。这期间没一个人从这里经过。”
马赫又看了看尸体。它非常胖。大约110公斤。
“把它从水里拽出来吧”马赫转过来，“到叫醒这个睡美人的时间啦。”旁边拉特卡咧开嘴笑了起来。
雨下大了，湖对岸的克拉多夫已经完全被雨雾遮没。雨水落在树枝和树叶上，然后噼里啪啦地打在车顶上。雨中有一股很大的泥土味道，夹杂着青草、树叶和腐烂的蔬菜气味。马赫的头发也被打湿，雨水顺着头皮流进了脖子。他没有注意到。对马赫来说，每个案子，不论其结局多么平淡，开头的阶段总是最有趣、最有挑战性的。
马赫42岁，但是没有发福，身材还很好。灰色头发，深灰的眼睛——和柏林的铅灰天空倒很搭配。大战时期，宣传部给潜艇官兵创造了个昵称，叫“灰狼”，对于马赫来说这倒是个很般配的外号。但从本质上说，马赫的性格并不适合当一只狼。他不喜欢成群作战，经常单枪匹马地工作，使用大脑的时间也远远多于使用肌肉。所以真正了解他的同事都管他叫“狐狸”。
U艇的天气！
他走上路肩，打开一辆白色斯科达的车门，车里的暖气迎面扑来。“早，施派达尔！”车里是刑警总部的摄影师。马赫抓住他的肩膀，“出来淋浴喽！” 施派达尔还没完全睡醒，露出了一脸苦笑。
另一辆斯科达的车窗自己摇下来了。“好了，马赫，好了！”刑警总部的病理学家奥古斯特?艾斯勒用带有威严的语气说，“把你那兵营笑话留着给别人说吧。”
他们聚集到水边，只有艾斯勒独自站在一旁，举着一把古旧的黑伞，无意同别人分享。施派达尔把一个灯泡旋进闪光灯插座，右脚小心翼翼地踏上一堆粘土，以便取景。他的鞋子很快陷了下去。“操！”他骂了一句，闪光灯亮了一下，一刹那间似乎将四周的景象都凝固了下来：苍白的面孔，银针一样的细雨，黑黝黝的树林。一只天鹅游了过来，在几米之外的湖中游来游去，好奇地巡视着人类的奇异活动。
“在保护她的窝。”年轻的党卫队学员解释道。
“我要在这儿拍一张，还有那边”，马赫比来划去。施派达尔又骂了一句。闪光灯又亮了两次。
马赫弯下身，抓住尸体的腋窝。死尸的肉是硬的，还很滑，像硬橡胶。
“都来搭把手！”
两个民警一人抓住死尸的一条胳臂，和马赫一道把它拖上了岸。马赫注意到约斯特的脸色非常不自然。
这个死老头穿着一条蓝色游泳裤衩，一直褪到膝盖。在冰冷湖水的浸泡下，生殖器缩成一团，就像黑色鸟窝中的几个鸟蛋。
尸体的左脚没有了。
一定是这样。马赫想。没有什么案子是这么简单的。又是探险解秘的一天。
“医生先生，您的看法。”
艾斯勒向前走了几步，脱下一只手套，用手指摸索着断肢的边缘。尸体的左脚从脚踝的部位断掉了。
“螺旋桨？”马赫问道。他以前看过类似的景象，从泰格尔湖或施普雷河这些繁忙水道中捞出的尸体，还有从汉堡的阿尔斯特港捞出来的那些死人，看上去都像被虐待狂的屠夫砍过似的。
“不。”艾斯勒摇了摇头。“伤口是老的。外科手术的结果。手艺不错。12小时以前死的。或者再靠后一些。”
树林后面传来了柴油机发动的声音。
“救护车。”拉特卡说，“他们从来都不早到。”
马赫对施派达尔比了个手势：“再拍一张。”
看着尸体，马赫点着了又一支香烟。他向下望去。尸体的那只眼睛空洞地回瞪着他。闪光灯闪了一下。那只天鹅扇了扇翅膀，向湖心游去。
二
刑警总部在柏林的另一边，老皇宫西边的韦尔德市场大街（Werderscher-Markt），离哈维尔湖大约25分钟车程。马赫需要约斯特做份笔录，答应随后把他送回学校。尸体装上救护车后，湖边的这一小群人就散开了。马赫开着他那辆四门大众，加入了柏林的早高峰车流。
又是一个消沉暗淡的柏林清晨。潮气打在脸上，又湿又冷，像针扎。在波茨坦大街上，车轮溅出的泥水逼得为数不多的行人贴着人行道的最里边行走。从车窗里看出去，马赫觉得自己像在一座盲人城市里，人们在摸索着走路去上班。
马赫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似乎像某种事故：开始时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接着就是突如其来的某件事，之后就是一个永远改变的世界。虽然没有什么比一具从哈维尔湖里捞上来的死尸更寻常的事了。差不多每两个月一次：破产商人，失意情郎，溺水儿童；意外事故，自杀，谋杀；绝望者，沮丧者，还有疯子。
今天早上的电话是6:15响的。当时他正在安斯巴赫大街的公寓里。没有睡觉，而是睁眼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几个月以来，他的睡眠一直很差。
“马赫？哈维尔湖那边发现一具尸体。”打电话的是克劳斯，刑警总部的夜班官员。“去看看。”
马赫说他不感兴趣。
“你感兴趣也好，没兴趣也好，甭说这个。”
“我不感兴趣，因为我现在不当班。上星期我加了一星期的班。还有上上星期。”还有再上一个星期，也许应该告诉他。“今天我不去上班。找别人吧。”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接着是克劳斯的声音。“你真走运。我看了上星期的值勤记录。你接着睡吧。哦，”对方吃吃窃笑起来，“或者接着做别的什么事。”
狂风夹杂着雨点打在窗户上。发现尸体后有固定的一套程序：病理学家，摄影师和侦探必须立刻赶到现场。侦探们有个轮值表，放在刑警总部里。
“今天谁当班？”
“耶格尔。”
马克斯?耶格尔。马赫和他共用一个办公室。马赫想起这个同事在潘考区的那套小公寓，他的老婆和四个女儿：早餐时间是这家人相聚的唯一时刻。马赫离了婚，因此自由得多。有时候他会在下午去看儿子。不过，如果他不出现场，那么整个早晨和上午都将坐在家里无所事事。
“哦，别折磨他了。我去吧。”
这是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前的事。马赫从后视镜里看了看闷闷不乐的乘客。约斯特缩在后座上，瞪着窗外的灰色雨天和灰色城市。
汽车穿过了南北轴心大街，即将驶入菩提树下大街。在勃兰登堡门前，一个骑摩托的警察比着手势拦下了车流。勃兰登堡门那边，在巴黎广场的中央，一支身穿棕色制服的冲锋队乐队正在吹吹打打。大众的车窗都关着，因此只能模糊地听到大鼓和镲的声音。艺术学院大楼外有那么几十个人在驻足观看。
每年的这个时候，要穿越柏林的大街而不碰上这类排演，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在6天的时间里，帝国各地的演出团体都要云集柏林，以庆贺一年一度的“元首日”，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
大众车的雨刷随着鼓点来回摆动，仿佛乐队的指挥。
“现在我们看到了最后的证据，”马赫小声地念叨着，“在军乐面前，德国人会变疯的。”他回头看了看约斯特，后者报以惨淡的一笑。
一声高音铙钹宣告曲子结束。乐队指挥转过来向观众们鞠了一躬，在他身后，那些冲锋队员扛着大号小号，半走半跑地奔向他们的巴士。人群走光了之后，巡警吹了声哨子，用戴白手套的手示意车辆可以继续前进。
根据一道野蛮的政府法令，菩提树下大街的那些美丽椴树在1936年以“迎接奥运”的名义都被砍光了。作为替代品，戈培尔下令在路旁树起十米高的石柱，每根柱子上面都耸立着一只帝国的金鹰。整条大街看起来就像一片印第安红人的丛葬地，上面戳着无数根图腾柱。
马赫在腓特烈大街路口右转，几分钟后就到了韦尔德市场的刑警总部。这是一座第二帝国时代建造的六层官僚大楼，巨大，丑陋。十年以来，马赫差不多每周要来这里七天。像他前妻抱怨的那样，他对这里比自己的家还熟悉。
走过党卫队岗哨和笨重的旋转门，在大门里边，有一块告示板，标出今天的反恐警戒等级。一共有四个等级，绿、蓝、黑、红。今天，像往年这个时候一样，是最高的红色警戒。
马赫向传达室门卫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替约斯特登记。今天比往常都要繁忙。元首日之前的一个星期都是这样。大堂里，女秘书抱着文件盒穿梭来往，高跟鞋在大理石地板上的笃直响。空气里有一股橡胶雨衣和地板上光蜡的味道。穿绿制服的民警和穿黑制服的刑警在小声讨论案件。在大堂的远端，人群的头顶上，有两座胸像：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和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双重头子，正用那冰蓝色的眼睛冷酷地盯着对面的元首塑像。马赫拉开电梯门，把约斯特拽了进去。
海德里希手下的保安力量分为三个部分。最底层是奥波，普通警察。他们负责的是日常调解、酗酒斗殴、夫妻吵架、交通违章、还有救人灭火这类普通案子。他们还负责高速公路、 火车站和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给超速驾驶的司机开罚单，偶尔也负责从湖里捞尸体什么的。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现实中死于1942年，小说中未死并于1960代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德国二号人物）
在这个结构的最顶层是“西波”（Sipo），这是Sicherheitspolizei的缩写，意为保安警察。这个部门是由过去的国家秘密警察，也就是盖世太保，和党的情报保安机关——SD（保安处）合并而成的。他们的总部在西南边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负责处理恐怖主义、颠覆、间谍、不同政见者、以及其他“高度危害国家安全”的案子。他们在每座工厂和学校、每家医院和教堂、每座城市、每个村庄和每条街道都安有眼线。湖里的尸体不会惊动他们，除非死者是恐怖分子或者叛国者。
在这两个阶层中间的什么地方，是被称为“克里波”（Kripo）的刑警。确切地说，是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五部。他们负责刑事案件，从抢劫银行到人身伤害，从强奸到跨种族通婚。调查一具湖里的尸体——他们是谁，怎么到那儿去的——是刑警的生意。
电梯在三楼停下。门廊上淡绿色的霓虹灯名牌照着绿色的地毡，再衬上绿色的墙壁，整条走廊看起来像个很久没清洗的鱼缸。这里也有一股地板蜡的味道，不过还夹杂着实验室试剂和香烟的气味。二十扇毛玻璃门沿走廊一字排开。这里便是刑警们的办公室。有些门半开着，里面传出打字机的劈啪声，或是电话铃声。
“同国家社会主义敌人的无休止战争的神经指挥中枢”马赫说。这是最近某期党报《人民观察家》上的原话。见约斯特仍然没有反应，马赫补充了一句：“一个笑话。”
“对不起？”
“算了。”
他推开一扇门，扭亮电灯。他的办公室看上去像一个黑沉沉的碗橱，一间牢房。一扇很小的窗户面对刑警大楼空洞洞的内院，窗外的景色是水泥地和砖墙。一面墙被打造成书架。皮面精装书，法医手册，一本杜登大字典，一本大地图集，柏林街道指南，电话簿，一大堆贴上标签的案卷盒子：“布劳恩”，“洪特”，“斯塔克”，“扎德克”，仿佛被官僚主义再度埋葬的遇害者墓碑。另一面墙摆着四个柜子，其中一个顶上搁了盆吊兰，两年前由一个对扎维尔?马赫怀有某种希望的中年女秘书摆上去的，由于老不浇水，早已枯死。除了窗前并排摆的两张桌子和椅子外，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具了。其中一张桌子是马克斯?耶格尔的。
马赫把大衣挂在门旁的一根钉子上。他能不穿制服就尽量不穿，今天的借口是外面的大雨。灰裤子，海军发的蓝毛衣。他把耶格尔的椅子推给 约斯特。“坐。咖啡？”
“好的，谢谢”
走廊里有台咖啡机，很稀罕的美国货。“瞧瞧他妈的这些照片。嘿，真带劲儿！”马赫身后走廊上，从某间房间里传出菲贝斯的声音。他是VB3——性犯罪部的探员。“她家女佣拍的。真他妈清楚，每根毛儿都看见。这丫头应该上咱们这儿来上班。”
咖啡机里弹出一个塑料杯。某个大官的老婆，他想。还有来自总督区的某个波兰园丁。大多数案子里，这些小伙子都是波兰人，年轻，英俊，多愁善感，带点波兰人的那种贵族气。然后是某个落寞的官太太，丈夫在遥远的乌拉尔前线、或者某个金发小妞儿的爱巢里，忽视了对自己妻子的义务。看样子，他们似乎是被某个心怀醋意、要不就是极端忠于当局的女佣给告发了。根据1935年的种族法令，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人民法院将展开听证会。然后就是杀鸡儆猴的审讯。那女人，拉文斯布吕克的两年徒刑。她丈夫，降职和训斥。至于那波兰人，要在萨克森豪森关上25年，如果幸运的话。不过更有可能是后脑勺吃颗枪子儿。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
“操！”从那房间里传出另一个男人的惊叹。接着是菲贝斯得意的大笑。这个不得志的家伙有50多岁，老婆在10年前跟一个党卫队滑雪教练私奔了。马赫端着两杯清咖啡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用脚把门踢上，把菲贝斯那猥亵的声音挡在了外面。
通宝推：苍野,欧文隆美尔,松阿察,
本帖一共被 4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查万赛找到这个，（图片不会发） 柏林万赛湖上谈周恩来入党
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与会代表都得填写登记表。周恩来填写的表格上是：1922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其介绍人为张申府、刘清扬。他的这个入党时间在他生前一直被认定而不存疑问。但是后来周恩来的入党时间被改掉了，被重新确定为1921年。
周恩来的入党时间又是怎么被重新确定的呢？
众所周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也传到了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便由最早的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济南、长沙、武汉和海外的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先后创建了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建党的前期准备。而周恩来正是因为在天津投身并领导“五四”运动而被反对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就赴欧留学的。他参加共产党时是由张申府、刘清扬两名党员考察后找其谈话，然后报告国内的陈独秀。陈独秀同意后，他就成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因为我们党还处于创建初期，党员入党既不填写表格，也无宣誓仪式等后来党章上规定的程序，所以他的入党时间也就没有文字档案记载。
上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恢复了交流。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好友赵光宸先生的子女返回大陆探亲，并带回了几张历史照片。这些照片中就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和赵光宸4人当年在德国柏林万塞湖上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谈周恩来入党问题时的珍贵照片。
家园 还是做个链接吧 大家的观点趋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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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宝推：车雨田,- 复 还是做个链接吧
家园 祖国Vaterland(二十二） 这次航班上没有威士忌，但是提供咖啡——浓烈的黑咖啡，随叫随到。夏莉拿起一份报纸，但是很快陷入梦乡。马赫太兴奋了，无法睡着。
他从笔记本里撕下十几张纸，撕成一半大小，然后再对半撕开。他把这些纸摆在面前的塑料小桌上，每张纸上都写着一个名字，一个日期，和一起事件。他反复移动这些纸片，改变它们的排列顺序——从前面挪到最后，从后面挪到中间，从中间挪到前面。他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脑袋被烟气笼罩着。在周围一些好奇偷窥的旅客看来，这个中年男人似乎正在玩一种奇特的单人纸牌游戏。
1942年7月。在东线，国防军在南俄罗斯发动了“蓝色计划”：将使德国最终赢得对苏战争的总攻。美国还没有从珍珠港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英国人在空袭鲁尔区，在北非的沙漠里和隆美尔作战。在布拉格，海德里希在一次炸弹袭击中受伤，正在痊愈之中。
就是这样：德国人的好日子，特别是那些在被征服领土上的德国人。豪华公寓，漂亮女孩，大马力汽车，从金币到鱼子酱的各种贿赂——一箱箱地打包发运回德国。从上至下的腐败：从下士到司令，从美酒到祭坛组雕。布勒、施图卡尔特和路德过着尤其花天酒地的生活。布勒在总督区没收各种财宝，施图卡尔特用内政部的各种关系和掩护把它们偷运回德国——非常安全，有哪个下级官员胆敢随意拆开盖有“内政部，最高绝密”火漆印章的包裹、进行检查呢？路德把这些珍品走私到国外，偷偷出售——同样非常安全，谁敢要求帝国外交部日耳曼人司的头子打开他的行李箱呢？三个人都在五十年代退休，成为富裕安闲、声名显赫的离休高干。
然后，1964年：大祸临头。
马赫像洗牌一样拨弄着那些纸片，把它们重新排列起来。
四月十一日，星期五，这三个同谋者在布勒的别墅聚到一起：这表明某样东西已经使他们陷入恐慌状态。
不，这不对。他翻阅笔记本，找到夏莉在公用电话亭里和施图卡尔特的那段对话。哦，当然。
四月十日，星期四，聚会前一天。在比洛大街上，施图卡尔特站在夏莉的公寓对面，记下这个电话亭的电话号码。带着这个号码，他在星期五去了布勒的别墅。某种无比恐怖的东西已经完全压倒了他们，以致这三个惊恐的男人想到了最不可能的那条路——叛逃到美国。施图卡尔特负责安排这件事。由于肯尼迪即将访德的缘故，他们不敢相信美国大使馆。他们需要同华盛顿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施图卡尔特有一条这样的联系渠道：迈克尔?麦吉尔的女儿。这个提议得到另外两人的赞同。星期六，施图卡尔特给夏莉打电话，安排一次会谈。星期天，路德飞到瑞士：不是去取钱或者油画——在柏林，他们这两样东西都有很多——而是取出他们在1942年夏天和1943年春天之间放进去的什么东西。
但是显然已经太晚了。路德从佐格银行的保险箱中取出东西、在苏黎世机场发出平安信号、然后降落在柏林的时候，布勒和施图卡尔特都已经死了。
马赫靠回椅背，继续完成那个已经做完一半的拼图游戏。起码那些猜想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夏莉在睡梦中轻轻地叹了一声。她的脑袋倚在马赫的肩膀上。他吻了吻她的头发。今天是星期五。元首日是星期一。他只剩下一个周末的时间了。“哦，我亲爱的麦吉尔小姐，”他悄悄嘟囔着，“我恐怕我们找错方向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即将在本次飞行的终点——赫尔曼?戈林航空港降落。请将您的座椅移回垂直位置，收起面前的小桌……”
马赫小心翼翼地把夏莉的脑袋从他的肩膀上移开，避免惊醒她。他收起了面前的纸片，站起来向机舱后部走去。由于飞机不平稳，他的脚步趔趔趄趄的。一个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男孩从厕所里出来，有礼貌地帮马赫拉着门。马赫点了点头，从他身旁走过，进入厕所，锁上了拉门。厕所里的灯黯淡无光。
不新鲜的空气在厕所中循环流动着，混杂着尿液、消毒水和廉价肥皂的臭气。他把金属马桶盖掀开，把所有的纸片都丢了进去。飞机倾斜了一下，开始摇晃。头顶上一盏小灯亮了起来：“注意！请回到你的座位！”空气湍流让他的胃很不舒服。不知道路德在返回柏林的那架飞机上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马桶上的金属把手摸起来冰冷粘湿，他按下冲水开关，那些纸片打着转，消失在暗蓝色的水流漩涡中。
汉莎航空公司的经济舱厕所里不提供毛巾，只有一次性湿纸巾，上面浸泡着一些令人生疑的液体。马赫擦了擦脸。透过纸巾的纤维，他能感觉到自己脸颊上的滚烫皮肤。飞机遇上了气流，机身再次颠簸，就像深水炸弹冲击波下的潜艇一样。他们降落的速度很快。他把额头贴在冰冷的镜子上。下潜，下潜，下潜……
她已经醒了，正在用一把塑料小梳子梳理那头浓密的头发。“我以为你已经从飞机上跳下去了。”
“啊，没错，我脑海里的确出现过这个念头。”他系紧了安全带。“但是也许你能成为我的救星。”
“你终于说出了最动听的话。”
“我说的是‘也许’。”他握着她的手。“听着，你确定施图卡尔特当时说的是，他在上星期四去检查了你公寓对面的电话亭？”
她皱眉想了一会儿。“是的，我敢肯定。我想起来当时的想法了。当时我想，这个人一定是非常认真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问题是，施图卡尔特的行动，究竟是只代表他自己——一个人悄悄逃脱——还是和他的同伙们商量之后做出的集体行动呢？”
“这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想想吧。如果他在星期五和另外几个人说到这件事，那就意味着路德也会知道你的家庭背景，以及和你联系的方法。”
她惊讶地把手抽回来。“但是这想法很疯狂，他从来不会信任我。”
“没错，的确很疯狂。”他们的飞机穿过一片云层，下面还有另一片云彩。在远处，马赫可以望见大会堂的圆顶，仿佛一顶小小的青铜头盔。 “假设路德还活着，那么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机场已经处于严密监控之下。港口和火车站也是。边境关卡一定都收到了对他的通缉令。在肯尼迪这档子事之后，他没法直接逃进美国大使馆。他不能回家。那么他还有什么选择？”
“我不这么认为。他可以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给我打电话。或者星期四早晨。他为什么要拖到星期五？”
他从她的声音中听到了疑惑。你不想相信事实，他想。你认为你很聪明，去苏黎世去寻找你的报道。但是你的报道却一直在找你——在柏林。
她转过脸去，望着舷窗外面。
马赫忽然觉得灰心丧气。他对她还是了解得很少。
“我认为他等待的原因，是想要找到更好的渠道，更安全的逃脱方法。谁知道呢？也许他已经找到了。”
她没有搭理他。
在一片朦胧细雨中，他们的飞机在赫尔曼·戈林航空港着陆。在跑道的尽头，容克客机掉头驶入滑行道，舷窗蒙上了一层潮湿的雾气，上面布满了雨滴。在一片潮湿中，航空港大楼上的巨大万字标志看上去变得柔软弯曲。
海关护照检查处有两个通道：一个供德国和欧盟臣民通行，另一个供世界上其余国家的公民使用。
“那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啦，”马赫说。下飞机时，他不顾夏莉的反对，拿着她的行李，现在他把手提箱递还给她。“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
“回家，我想。坐在那里，等着电话铃再度响起。你呢？”
“我想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节历史课。”她抬头看着他，露出了迷惑的表情。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他说。
“你最好别忘了。”
在德意志帝国的土地上，怀疑的本能再次回到了人的身上。他在她的双眼里可以看见这种表情，她仿佛在探寻马赫的内心深处。他试图安慰她：“别担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她点了点头。接下来又是一阵彼此尴尬的沉默。突然，她踮起脚尖，把脸蛋贴在了他的脸上。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她就扭头离开了。
从海外飞回来的德国人都在规规矩矩地排着队，一言不发，等待进入帝国。在护照检查柜台，马赫耐心地等待着，双手背在背后。在元首生日之前的这几天，边防检查格外严格，海关的工作人员战战兢兢，神经过敏，生怕从自己的手中放进来一个捣乱分子。
边防官员的眼睛隐藏在帽檐的阴影中，马赫看不见他的表情。“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在签证失效之前三小时入境。”他在签证纸上画了一道粗粗的黑线，盖上“失效”的图章，然后把护照递给马赫。“欢迎回家。”
在人头攒动的海关大厅里，马赫四处张望，试图发现夏莉的踪影，但是却没有找到她。可能他们拒绝让她入境。在心底里，他甚至希望他们这么做。这对她来说要安全一些。
边防人员打开每一件行李，仔细检查。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严格的检查。怒气冲冲的旅客们站在摊开的衣服、内衣和剃须膏之中团团打转，打着手势向海关的官僚争辩。整个海关大厅看起来就像是印度某地乱糟糟的喧闹集市。他耐心地等着。
过了半天，马赫才来到行李提取处，找到他的手提箱。在厕所里，他换上了那身黑色的党卫军军装，把便服塞进皮箱里，检查了他的卢格手枪，把它塞进枪套里。离开洗手间的时候，他往镜子里看了一眼。一个黑衣警察严肃地回瞪着他。
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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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祖国Vaterland(二一） 4月17日，星期五
盖世太保、刑事警察和保安力量，被政治侦探故事的神秘形象所笼罩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柏林证券交易所三十分钟前开始了新一天的交易。在苏黎世巴恩霍夫大街的瑞士联合银行大楼外面的电子显示屏上，博尔塞指数一路攀升：拜耳，西门子，蒂森，戴姆勒——上涨，上涨，上涨。唯一受“和解”新闻影响、价格下跌的股票，是克虏伯军火。
像每天早晨的场景一样，一小群衣冠楚楚的人焦虑不安地聚集在显示屏下面，关注着第三帝国的经济健康状况。六个月以来，博尔塞指数一直在下跌，欧洲的投资者们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惊恐状态。但是这个星期，多亏了肯尼迪总统——老乔很懂得股票市场，不是吗？毕竟这个老家伙当年在华尔街的股票市场赚了五亿美元——是啊，感谢老乔，股价停止了下跌。柏林很高兴。大伙儿都高兴。
大家都在目不转睛地瞪着显示屏，没人注意到从湖边向大街走来的一对男女。他们俩没有牵手，不过肩并肩离得很近，不时触碰到对方的身体。在他们后面跟着两位戴着宽檐呢帽的男士，穿着麂皮风衣，表情厌倦。
在离开柏林之前的那天下午，马赫简单扼要地听人介绍了瑞士银行的概况。
“苏黎世的金融中心在巴恩霍夫大街。它两旁都是高级商店，看上去像一条时髦的购物街，实际上它也确实是一条高级购物街。但是那些商店后面的大院、还有商店楼上的那些办公室，才是巴恩霍夫大街的关键。你能在那里找到银行。不过得睁大眼睛。瑞士人说，财富的年代越久，越难看见它们。在苏黎世，那些钱的历史如此悠久，它们干脆从世上消失了。”
在巴恩霍夫大街的铺路石板和有轨电车路下面，有无数带拱顶的地下密室，超过三代的欧洲豪富把他们的巨大财富埋藏在这里面。马赫看着那些购物者和游客，不禁浮想联翩：在这些行色匆匆的过客脚底下，埋藏着多少古老的梦想和秘密啊！
那些银行的规模都不大，大多数都是家族经营的企业：一二十名雇员，一套办公室，一块刻有银行名字的小小黄铜铭牌。佐格银行就是其中的典型。银行的大门在一条偏巷中，藏在一家珠宝店的后面。门上方装着一架摄像机，和佐格先生别墅外面装的摄像机属于同一型号。当马赫按下门铃的时候，夏莉在轻轻抚摸他的手。
通话器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询问来人的姓名和目的。他抬起头，盯着那架摄像机。
“我的名字是马赫。这是麦吉尔小姐。我们想见佐格先生。”
“您预约了吗？”
“没有。”
“行长先生不会见没有预约的来客。”
“告诉他，我有一封你们银行的授权信，账号是2402。”
“请稍等。”
那两名盯梢的便衣警察在巷口闲逛。马赫看着夏莉。她的眼睛似乎更加明亮了，皮肤闪闪有光泽。马赫的心情也不错，周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树变得更绿，花儿更白，天空更蓝，就像被人用水洗过一样。
夏莉背着一个皮制挎包，从里面掏出了一部银色的莱卡相机。“我想给我的相册拍点照片。”
“你愿意的话就拍吧。不过别把我拍进去。”
她拍下了佐格银行的大门，以及挂在门旁的小小铭牌。这时通话器响了：“请上二楼”，沉重的橡木大门后面传来一阵蜂鸣声，马赫伸手把门推开。
这座楼房从外面看起来既小又不起眼，然而当他们走进大门时，马赫惊奇地发现面前是一道玻璃楼梯，两旁是时髦的镀铬的扶手，通向面积宽阔的接待厅，四周墙上挂着现代艺术作品。
在楼梯尽头，赫尔曼·佐格亲自迎接他们。在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凶巴巴的保镖，昨夜他们在佐格的住宅见过此人。
“马赫先生，是吧？”佐格伸出手来，“和麦吉尔小姐？”他一边握着夏莉的手，一边扬起眉毛：“英国人？”
“美国人。”
“哦！幸会幸会！我总是很乐意见到来自美国的朋友。”
这位上了年纪的银行家看起来像一个娃娃。银白色的头发，粉红的面庞，小巧的手和脚。他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黑色西服，白色丝绸衬衣，珍珠灰色的领带。“我想您一定带来了必要的认证文件？”
马赫把那个信封递给她。佐格抽出信纸，对着光线认真研究上面的签名。“是的，没错。我年轻时候的笔迹。我想我的书法这几年已经变差了。这边请。”
佐格把他们领进办公室，示意他们坐在一张低矮的白色皮沙发上，然后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很高的皮椅。现在他高高在上，俯视着他们。心理学上的老把戏。
马赫决定坦率直言。“我们昨天路过您的住宅。您很好地保护着自己的私密。”
佐格的两只手握在一起，放在桌子上。他比划了个手势，好像在说 “你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儿”。“据我的人说，你们也有自己的保护者。我应当把这次拜访看作官方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
“都是。或者说，都不是。”
“哦，这样。我见过许多这样的情况。接下来你该说‘这是件很微妙的事’。”
“这的确是件很微妙的事。”
“正是我的专业。”佐格先生整了整袖口。“有时候我觉得整个欧洲二十世纪的历史都从我的办公室里经过。三十年代，坐在你现在这个位子上的是犹太难民，一群可怜的家伙，不管什么东西都紧紧抓住，希望能救他们一命。他们通常由一两名来自盖世太保的绅士陪伴。到四十年代，我的顾客换成了——应该怎么说呢？新近获得一笔财富的德国官员。有时候那些关闭别人账户的绅士会回到我这里，开设自己的账户。到五十年代，我们开始和那些在四十年代消失的人的后代打交道。现在，六十年代，我看到美国顾客越来越多，就像您二位一样。等到七十年代，我就把这间银行交给我的儿子接管。”
“这封授权信，”马赫问道，“有多大的权限？”
“您有钥匙吗？”
“有。”
“那您就有全部权限。”
“我想先从这个账户的历史开始。”
“好的。”佐格仔细研读着那封信，然后拿起电话：“格拉芙小姐，请把2402号的文件拿进来。”
一分钟后，一位中年女秘书走进佐格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马尼拉纸文件夹，佐格把它接过来。
“你们想知道些什么呢？”
“这个账户是什么时候开户的？”
他看了看文件。“一九四二年七月。八号。”
“谁开的这个账户？”
佐格犹豫了一下。他看上去活像个守财奴，把守着存放珍贵信息的保险柜。开口或者闭口，每种选择都是莫大的痛苦。但是他为自己这个行业亲自制订的那些规则让他没有选择。
过了半天，佐格才幽幽地开口：“是马丁·路德先生。”
马赫在做笔记。“对这个账户有什么安排？”
“一个保险箱，四把钥匙。”
“四把钥匙？”马赫的眉毛惊讶地抬了起来。他知道其中三个人的名字：路德自己、还有布勒，还有施图卡尔特。谁拿着第四把钥匙？“那些钥匙是如何分配的？”
“它们全是发给路德先生的，连同四封授权信一起。当然，他如何分配这些钥匙，就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事了。你要知道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账户——战时紧急开设的账户——专门用来保护所有人的隐秘和匿名性，而且也便于户头所有人的继承者或受益人进入这些账户，如果原来的户主发生任何意外的话。”
“他是如何支付费用的？”
“现金。瑞士法郎。三十年的租金。一次性提前付清。别担心，马赫先生。直到1972年之前，您都不必再交一法郎。”
“您有这个账户的操作记录吗？”夏莉开口问道。
佐格转过身来。“只有保险箱被打开的日期。”
“哪些日期？”
“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日。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日。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
四月十三日！马赫几乎要发出一声胜利的惊呼。他的猜测是正确的。路德的确在那一周的头一天飞到了苏黎世。他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日期。
“只有四次？”马赫问道。
“没错。”
“直到上星期一为止，那个保险箱已经有二十一年没有被人打开过？”
“日期记录上是这么说的。”佐格啪地合上文件夹，“补充说一下，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我这里有些保险箱已经有五十年没人打开过了。”
“您亲自开办的这个账户？”
“是的。”
“路德先生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打开保险箱，或者他为什么需要这些特殊安排？”
“客户特权。”
“对不起，您说什么？”
“这是客户和银行之间的私人信息。”
夏莉插话进来：“可是现在我们是你的客户啊。”
“不，麦吉尔小姐。路德先生是我的客户，而你们只是我的客户的受益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每次都是路德先生亲自打开保险箱吗？”马赫问道。
“客户特权。”
“上星期一是路德先生打开的保险箱吗？当时他的情绪如何？”
“客户特权，客户特权，”佐格举起双手，“您可以一直问下去，问一整天，不过答案都是这个，马赫先生。不仅我没有向您提供这些信息的义务，而且瑞士银行法也禁止我这样做。这是违法行为。在您的权限之内能够了解的信息，我已经都提供了。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
“是的，”马赫合上他的笔记本，看着夏莉。“我们想亲自查看一下保险箱。”
一台小小的电梯把他们带往地下保险库。电梯里只能容纳下四个人。马赫、夏莉、佐格和他的保镖占满了里面的空间，他们不自在地挤到一起。贴近了之后，马赫发现银行家身上有一股高级古龙水的味道，还发现他的头发上搽着润发油。
地下保险库看上去像一座监狱，或者太平间。他们面前是一条镶着白色壁砖的走廊，大约三十米长，两旁有铁栅栏。在走廊尽头，一个警卫坐在桌子后面。佐格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串沉重的钥匙，钥匙串的另一头用铁链拴在他的腰带上。他一边轻声哼哼，一边翻弄着钥匙串，试图找出正确的那一把。
天花板在微微颤动，一辆有轨电车从他们头顶上驶过。
佐格领着两人进了铁笼子一样的隔间，他的保镖和保险库警卫站在门外。日光灯照着三面铁墙。每面墙壁都是由半米见方的钢制保险箱门组成的。佐格走到他们前面，在齐腰高的位置打来了一扇柜门，然后退到一旁。保险库警卫连忙走上前来，拉出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盒子，大小和军用行李箱差不多，把它抱到桌子上。
佐格解释说：“您的钥匙可以打开这个盒子。我在外面等您。”
“没必要。”
“谢谢您，不过我情愿在外面等。”
佐格彬彬有礼地退出门外，背对着隔间。马赫看看夏莉，把钥匙递给她。
“你来。”
“我在发抖……”
她把钥匙插进了锁孔。那把锁结构精良，很容易就被打开了。盒子的一端开了，夏莉把手伸进去。她的脸上出现了迷惑的表情，接着是失望。“是空的，我想……不，有东西！”
她露出了微笑，从保险箱中拉出一个扁平的硬纸板盒，大约50厘米见方，高5厘米。盒盖被火漆封死，上面贴着一张打字标签：“帝国外交部条法司财产，柏林”。在这行字的下面，用粗黑的哥特字体写着“Geheime Reichssache”。国家绝密文件。
一份条约？
马赫用钥匙划碎火漆封印，打开盒盖。里面飘出一股麝香和乳香的混合香味。
另一辆有轨电车从头顶上驶过。佐格在门外面哼着小调，玩着钥匙串。
纸盒里面，是一件用油布包裹起来的东西。马赫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他把捆扎油布的细麻绳解开，看到一块木板。色泽暗淡，划痕累累，年代久远，有一角已经被磕坏了。他把它翻过来。
夏莉站在旁边。“它真漂亮……”，她喃喃说道。
木板的边缘有许多小裂纹，好像它是从某个固定的地方强行摘下来的。但是木板中央的那幅画却保存完好。一个年轻的妇人，美貌而高雅，浅褐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看着画面右边。一串黑色的珠子在她的脖子上绕了两圈。在她的怀里，那修长优雅的手指正抚摸着一只白色皮毛的小动物。不是狗。看上去像鼬鼠。
夏莉说得很对。它非常漂亮。仿佛吸收了保险库的灯光，它看上去闪闪发光。那女孩的洁白皮肤光洁明亮，仿佛天使的皮肤。
“它画的是什么？”夏莉喃喃自语。
“天知道。”马赫有些失望，觉得自己仿佛被骗了似的。那个保险箱难道只不过是布勒的财宝库的一部分？“你对艺术知道多少？”
“不多。不过这幅画上有些东西让我觉得很熟悉。可以吗？”她接过画，仔细端详。“是意大利的，我想。你看她的服装——领子开口处是方形的，还有那袖子。我认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非常古老——而且绝对是真品。非常真。”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上述的画既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抱银貂的女子》(Lady with an Ermine)，作于1485年-1490年，现实中收藏于波兰克拉科札托里斯基博物馆
“而且非常赃。把它放回去吧。”
“必须这样吗？”
“当然。除非你能想出来一个好故事，讲给柏林机场的海关官员听。”
另一幅油画。就这么多。马赫手里拿着油画，心中默默诅咒着。他检查了放油画的纸板盒，又拿起金属保险箱，使劲晃动着。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铁盒子仿佛在嘲笑他。来这里之前，他可否期望过能在里面找到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但是起码应该是件能指出线索的东西。
“我们必须走了。”他说。
“等我一分钟。”
夏莉把油画靠在保险箱上，拍了十多张照片，然后把油画重新包好，放到盒子里，把保险箱锁上。
“我们这边弄好了，佐格先生，谢谢您。”马赫向门外喊道。
佐格和警卫同时出现在隔间里——出现得太快了一点，马赫想。他猜测行长先生一定是在竖着耳朵听他们的谈话。
佐格搓着手。“我想，您对一切都还满意？”
“非常满意。”
警卫把金属箱放回空格中，佐格锁上了柜门，那个抱着鼬鼠的意大利女孩再度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我这里有些保险箱已经有五十年没人打开过了……”她下一次再见到光明，还要等多久呢？
他们在电梯里一言不发。佐格像牧羊犬一样把他们领到底层大街出口旁边。“那么我们就再会了。”他握了握马赫和夏莉的手。逐客令，不过是很有礼貌的逐客令。
马赫觉得还要再说点什么。最后再试试。他决定改换战术。“佐格先生，恐怕我不得不提醒您，这个账户的两个共同持有人已经在上星期被谋杀了，马丁`路德博士自己也失踪了。”
佐格甚至连眼睛都没眨。“老客户消失，新客户出现，”他对他俩做了个手势，“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世界就是这样轮回的。客户们来来去去。你唯一可以确信的是，马赫先生，无论谁赢，在战斗的硝烟消散之后，能够幸存下来的，仍然是瑞士各州的银行。日安。”
他们走出门外。大门徐徐关上。夏莉突然回头喊道：“佐格先生……”
银行家的脸伸出门缝。他还没来得及把脑袋缩回去，夏莉就按动了快门。他的眼睛瞪大了，小小的嘴巴张成了一个完美的愤怒O形。
蓝色迷蒙的苏黎世湖水看上去就像童话故事里描写的景色——一个很适合海怪和英雄出现的布景。如果这世界像童话所展望的那样的话，马赫想，带尖塔的城堡就应该从湖上的薄雾中出现。
他依着饭店外面湿漉漉的石头栏杆，行李箱放在脚旁，等待正在结帐的夏莉。
他希望能在这里多待一些时间——带她到苏黎世湖上划船；探索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它后面的山丘；在老城的迷人餐馆里吃晚饭；每天晚上回到他的房间，在湖水拍岸声的伴奏下做爱……梦想而已。左边五十米开外，他的瑞士监护人正在汽车里打哈欠。
许多年以前，当马赫还是汉堡刑事警察的一名年轻探员的时候，他曾经负责押送过一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抢劫犯外出。这个抢劫犯的案件审判过程曾经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过，他的青梅竹马看到报纸以后，开始给他写情书，然后经常去探监，最后同意嫁给他。整个这件事触动了德意志民族气质中多愁善感的那股性情，公众发起了请愿活动，要求允许犯人和新娘举行婚礼。当局在这件事上显得非常宽厚温和，于是马赫带领这名犯人出狱，参加婚礼。在整个婚礼的过程中，马赫始终站在新郎身旁，他的手和犯人铐在一起，甚至在新人与亲友合影的时候也没有离开，仿佛是一位称职的伴郎。
婚礼之后，在教堂旁边一间阴森的大厅举行了宴会。快结束的时候，新郎小声地对马赫说，在附近有间储藏室，里面铺着地毯，而且牧师也没有反对意见……马赫——自己也是一名结婚不久的年轻丈夫——检查了那间储藏室，确认里面没有窗户，于是让新郎和他的妻子在里面单独待了二十分钟。牧师——他在汉堡码头区的教堂待了三十年，见过所有稀奇古怪的事——会心地朝马赫挤了挤眼睛。
在返回监狱的路上，当高墙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马赫认为那个犯人也许会变得沮丧，会哀求在外面多待一会儿，甚至也许会用脑袋去撞车门。但是和他猜测的相反，那犯人面带微笑，安静地坐在囚车里，抽着香烟。
站在苏黎世湖畔，马赫体会到了当年那个犯人的感觉。能够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这就足够了。一天已经足够了。
他察觉到夏莉从身后走过来。她轻轻地吻了他的脸。
苏黎世机场的商店被五颜六色、堆得高高的各种礼品挤满了：布谷钟，玩具雪橇，印着马特合恩峰照片的烟灰缸，酒心巧克力。马赫选了一盒巧克力，是用八音盒包装的，上面印着“祝我们敬爱的元首生日快乐，1964”的字样。他拿着巧克力盒走向收银台，一个圆胖丰满的中年女人抬头望着他。
“您能为我包一下这个盒子吗？”
“没问题，先生。写下您要寄去的地址就可以了。”
她递给他一张表格和一支铅笔，马赫写下了汉内洛蕾?耶格尔的名字和地址。汉内甚至比她丈夫还要胖，而且是巧克力的狂热爱好者。他希望马克斯能领会这个玩笑。
收银员熟练地用棕色牛皮纸把巧克力盒飞速包好。
“您这里卖出了许多这样的巧克力吗？”
“好几百盒。你们德国人一定很爱你们的元首。”
“是啊，没错。”他打量着这个小包裹。纸张的叠法和绳子的系发，与他在布勒别墅发现的那个包裹完全一样。
“你不会，我想，碰巧留下往德国寄这些包裹的那些地址名单吧？”
“那不可能。”她在包裹上面写下地址，舔着一枚邮票，把它贴上去，然后丢到身后的一堆包裹中间。
“哦，那当然。我想你会不会记得上星期四的下午四点，在这里碰到过一位上年纪的德国顾客呢？他戴着眼镜，眼睛水汪汪的。”
她的表情忽然变得多疑。“你是什么人？警察？”
“这不重要。”他付了钱，还买了一个印着“我爱苏黎世”字样的马克杯。
路德千辛万苦来到苏黎世，并不是为了把那幅画放进保险柜，马赫想。甚至身为一个前外交部高级官员，路德也无法把半米见方、盖着“绝密”印章的包裹偷偷携带出德国海关。他来到这里一定是为了取出什么东西，把它带回德国。而且这是二十一年来他第一次回到这家银行。由于还有另外三把钥匙，而且由于从来不相信别人，路德一定很担心另外那件东西是否还在那里。
他望着出港大厅，想像着上星期的场面：那位老人急匆匆地走进航站楼，带着他珍贵的行李，他那脆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撞击着胸膛。巧克力一定代表着成功的消息：到目前为止，老同志们，一切顺利。他担心的是什么呢？不是油画或者钱，他们在德国有很多。
“文件。”这个词从马赫口中脱口而出。
“什么？”走在前面的夏莉惊讶地回头望着他。
“这就是几件事情之间的联系。文件。他们都是文官。他们毕生都在与文件打交道。文件。”
他想像着这几个人战时在柏林的场景——直到深夜还坐在办公室里，埋头文牍工作，在永恒流动的官僚文件中互相交换备忘录和便条，用文件给自己构造起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几百万德国人在战争中参加了战斗：在泥泞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在利比亚的沙漠，在晴朗的南英格兰天空，或者——像马赫自己——在海上。而这些老家伙们，也在他们的中年时代以自己的形式参加过这场战争——文件和备忘录的战争。
夏莉摇着手。“这一点道理也没有。”
“我知道。猜测而已。我给你买了这个。”
夏莉撕开马克杯的包装纸，哈哈大笑，把杯子捧到胸前。“我会珍惜它的。”
他们快步通过了海关。在栏杆后面，马赫最后向外望了一眼。那两名瑞士警察正站在护照检查人员的桌子旁边。其中一位——在佐格的别墅外搭救他们的那位——向他们招了招手。马赫也挥手致意。
广播里传出最后一遍登机呼叫：“搭乘汉莎航空公司227航班飞往柏林的乘客，必须立刻办理登机手续……”
他放下手臂，转过身来，向登机口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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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祖国Vaterland（二十） 从学校回来啦，不用再到网吧上西河了
继续发祖国
“东方的战争，”他说，“在柏林，我们只听到胜利。不过国防军每天晚上都用专列从乌拉尔那边运回一口口棺材。所以没人知道在那边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在哪儿读到过，五角大楼估计，从1960年之后已经有将近10万德国人死在了那边。苏联人死得更多。德国空军日复一日地轰炸苏联的城市，不过他们还是不断从你们身后冒出来。日丹诺夫和贝利亚说得对，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退了。你们不敢使用核武器，因为五角大楼早就宣布，对苏联的核攻击就是对美国的核攻击。你们的领导人不敢引发一场全世界的核大战。”
“还有什么？”他竭力在脑海里搜索着最近几天报纸上的头条信息。“戈培尔说，德国的宇航技术远远压倒美国。”“我想这个大概是真的。佩内明德比我们早许多年就发射了人造卫星。你们在刻赤把第一个太空人送上天的时间，也比我们早。”他想起了战时从广播中听到的那些敌国领导人名字。“温斯顿·丘吉尔还活着吗？”“没错。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加拿大，写他的回忆录。女王也住在那儿。”她看到他错愕的表情。“伊丽莎白不承认她伯父的王位。他们在渥太华有一个小宫廷。统治着……我想想……牙买加，巴哈马，还有加勒比海上的几个小岛。”
“犹太人呢？按美国人的说法，我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她摇摇头。“你为什么非得问这个？”“寻找真相。请告诉我。这很重要。”“真相？你怎么知道真相长得什么样？”她突然提高了声音，餐厅里的人都回头看她。“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德国人是从外空间来的生物。这里没什么真相。”“很好。那就把你们宣传的那些东西告诉我。”
她怒气冲冲地把目光转向别处，但是又转了回来，瞪着他。他没法直视她的眼睛。“好吧。他们说你们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都杀光了。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婴儿。他们说，你们把犹太人从家里抓出来，有些人当场被打死。剩下的人被塞进牲口车，运到东方，一路上有好几十万人冻死饿死病死。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被你们赶往更东边，没人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下场。有几个犹太人穿过战线，逃到了乌拉尔山东边，逃到了苏联。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他们。可怜的干瘪小老头。他们讲了些很疯狂的故事。森林里的集体处决，集中营里的人体试验，焚尸炉，拿人油做肥皂。还有在波兰东部的一些集中营，几百万人走进去就再也没出来。他们说有几百万欧洲犹太人被你们杀死了。然后德国大使出面，衣冠楚楚，对电视媒体说这些都是犹太-布尔什维克的造谣宣传，是为了掩盖俄国人自己的大屠杀。没人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不过和你说实话，除了犹太人以外，大多数美国人对此都漠不关心。”她靠回椅背上，“现在满意了？”“我很遗憾。”
“我也是。”她掏出香烟，突然停了下来，瞪着他。“这就是你约我出来的原因，对不对？跟那瓶威士忌无关。你想从我这儿获得信息。”她咯咯笑起来，“老天！我还以为我在利用你呢，哈哈哈！”
在那之后，他们变得亲切而随意起来。无论之前两人之间存在什么芥蒂，现在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他给她讲了他父亲的事，他如何子承父业，进入海军，如何在战后加入刑警部门，并且从警察工作中深得乐趣。“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穿那个。”“什么？”“那套制服。”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哦，理由很简单。1936年，德国刑事警察和国际刑警组织被并入了党卫队系统。所有的警官都被授予党卫队名誉军衔。所以我面临选择：或者穿上那套制服，成为侦探，想法做一点好事；或者不穿那套制服，什么好事也做不了。”照现在那些事情的发展速度来看，不久之后我就没有选择了，他想。她点点头。“明白了。我想你这样做很对。”
他觉得很不自在，对他自己感到憎恶。“不，夏莉，不是这样。那不过是一堆胡说八道。”晚餐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喊她的名字，尽管她一直要他这样做。“过去十年里，我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包括我自己。不幸的是，现在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一套了。”“但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最糟糕的那些事——是在战争当中，而你当时不在那里。你告诉过我，当时你在海上。”
他低头看着盘子，沉默不语。她继续为他辩解：“而且无论如何，战时的情况是和现在不一样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国家都干过坏事。我的国家往日本老百姓头上丢了一颗原子弹，一下子炸死了25万人。英国人轰炸了汉堡和科隆。还有苏联，美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是苏联的盟国。老天，你知道斯大林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吗？”
她说的不假。在德军像浪潮一样向东推进时，苏联政权的滔天罪行被一桩一桩地揭露出来。在卡廷森林里发现了成千上万具波兰战俘和老百姓的尸体。在文尼察、明斯克、基辅和里加，国防军和党卫军发现了无数个万人坑，里面埋着苏联人撤退前被匆忙杀害的“政治嫌疑犯”尸体，有老人，有妇女，还有中学生。在臭名昭著的“Holodomor”，即1932年人为制造的那场乌克兰大饥荒中，斯大林故意饿死了350万乌克兰人。可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了150万俄罗斯“富农”。1936年到1938年的“大清洗”则杀掉了将近200万人。还有1939年到1941年的种族大清洗，从波罗的海三国、卡累利阿和乌克兰流放了上百万少数民族……没有人知道确切的遇难人数。
电视里经常播放关于苏联大屠杀的纪录片：手举内务部囚犯号码牌的波兰老太太和爱沙尼亚少年，以及他们已经半腐烂的尸体；活骷髅一般的劳改犯；牲口车里的行尸走肉；堆积如山的头骨；被推土机匆忙掩埋的死尸。还有那些被集体处决的伏尔加德意志族妇女和儿童：在“蓝色战役”末期、苏联军队总崩溃前夕，在战犯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他们被疯狂而绝望的NKVD部队（内务部部队）集中起来，双手反绑，脖子上勒着电线，连成一串，每个人的脖子后面都挨了一枪。那些行刑场、万人坑、审讯室、北极圈里的古拉格……现在都被德国当局改成了“布尔什维克罪行纪念馆”，以悼念布尔什维克主义的1100万受害者。德国和欧洲的学生被组织起来，去卡廷和沃洛格达参观那些可怕的场所，过去关在古拉格里的前政治犯充当导游和讲解员。在莫斯科还有一所党卫队历史研究所，专门研究斯大林时代的罪行。
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手上。“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连我都明白这一点。”
他没有看她。“没错。你跟我说的这些，我早就知道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战时’，‘俄国佬是他们当中最坏的’，‘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又能干什么呢’。这套说辞我们已经悄悄嘟囔了十多年。为自己辩护，我们所做的仅此而已。而且还要偷偷地说。”
她把那只手抽了回去，点了一支烟，然后用手指翻弄着小巧的金色打火机。“我第一次来柏林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一张名单，全是当年她在德国的熟人和好朋友。其中许多人是演员和艺术家。我想那里面有不少是犹太人的名字。我按着名单去找这些人。所有的人都不见了。不是消失了，而是好像他们根本就没存在过似的。”
她用打火机轻轻叩打着桌布。他注意到她的手指修长纤细。没有做美甲。没有戴任何戒指。“当然了，我母亲那些朋友的房子里，现在住着人。大多数是老年人。他们以前一定彼此认识，对不对？但是他们却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失踪的人，然后继续去看电视，喝茶，听音乐。这些犹太演员，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一点踪迹也没有留下。”“你看看这个。”马赫掏出钱包，抽出那张犹太人家庭的照片。它和餐厅那豪华的环境一点儿也不协调，仿佛是从某人阁楼里的破烂堆中翻出来、或者在跳蚤市场地摊上摆放的那种破烂。
他把照片递给她，她拿在手里仔细端详。一绺头发从她额头上垂下来，她用手把它拨开。“他们是什么人？”“我和克拉拉分手后搬到了现在的公寓。它是好多年以前装修的，已经有点破破烂烂了。我在卧室的壁纸后面发现了这张照片。我后来把整个公寓都仔细搜了一遍，但只找到这么一张照片。他们姓魏斯，是犹太人。但是我想知道得更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现在在哪儿？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他把照片拿回来，重新叠成小方块，塞回钱包。“你会怎么做呢？”他说，“如果你一辈子都在与犯罪做斗争，结果突然发现真正的罪行是你为之服务的那些人犯下的？每个人都跟你说不要担心，你什么也做不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你会怎么做呢？”她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表情看着他。“我想你快要发疯了。”“或者更糟，精神错乱。”
她坚持要付一半的帐单，不顾他的抗议。离开餐厅时已经是午夜了。他们默不作声地朝饭店走去。天穹上已经布满了繁星，鹅卵石街道下面，苏黎世湖已经陷入沉睡，轻柔地拍打着堤岸的石头。她挽着他的胳膊。“你问过我，大使馆的那个男人，奈丁格尔，是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的问题很失礼，抱歉。”“如果我的答案是‘是’，你会不会很失望？”他犹豫了片刻。“哦，他不是。他倒是很想。对不起，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像自吹自擂。”“不是自夸。我相信许多男人都想成为你的情人。”“我还没遇到……”还没……
她停了下来。“我二十五岁了。我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喜欢谁就与谁交往。”她转身面向他，用手指轻轻摸着他的脸。“老天！我讨厌亲一个我够不着的人。你呢？”她一把搂过他的脑袋。多奇怪啊，马赫事后想，一个人能这么长时间生活在对过去、对你的世界、对你自己的无知中。而且要这么做真是太容易了。你只需要沿着别人为你准备好的路走下去就是了，永远不必抬头环视四周——从襁褓到裹尸布，一切都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进行。去它的吧。他要把这一切都抛之脑后，对这一套说再见了。
他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步履轻盈。他搂着夏莉的腰。他有那么多的问题要问。“等等，等等。”她在开心地大笑，两只手环绕着马赫的脖子，“够了，不要再问了。要不我该怀疑你是为了问问题才和我交往了。”他们走进了他的房间。马赫关上了门。夏莉一把抓住他的领带，把他拉到了自己的怀里。他张口要说什么，她把一根手指放到了他的嘴唇上。
，毛利等国MM，亦可一展我中华男儿本色。口黑口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