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开个头 来说说齐泽克 -- 贝石海

齐泽克是大乌鸦嘴，在他看来，就怕中国的伟大复兴实现之时，只不过是一个2.0版的MD罢了。人类的前途难说是福是祸。

中国的变化，天天刷新着资本主义的定义。

陆兴华最近也写了不少，笑那些内心把欧美社会当标杆的人，他们思想早已过时了，第一，那种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身上实现的未来不是一个好未来，第二，资本主义正来临到我们身上，却是以他们绝想不到的激烈面目来到，现实早就翻天覆地，他们还在唱老调，要当笑话看了。我们的认识应该要刷新了。

齐泽克认为，这个中国接过美国的棒，大搞资本主义的未来，正是要极力避免的。

齐泽克在一个电视节目讲：我们共产主义见，不然的话就得在地狱见了！

看了清华和上大的演讲内容

我的几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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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

人们自以为不信了，可是每天的行为背后其实在实践着自己的信。

我的理解,在今天的中国就是信小资生活,就是信金钱，就是以物的拥有为自己精神的寄托。

以为不信了就是自由了？其实不过是以恋物癖为自己的寄托而已。

要彻底的自由，齐泽克就要kill the chicken.kill the hamster。摆脱恋物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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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识真实：

我的理解，我们今天看得到现实，但内心没有真正的感受到。

通常的理解是说我们只看见了世界的表面，没有看见世界的真实，所以我们要想有正确的认识，就需要透过表象认识真实。

齐泽克讲这其实是一个误会，我们认识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讲，其实还有更深一层，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世界，并不等同于我们内心真正接受到的世界。真实就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没有进入到我们心里，这不是我们的智力有问题，而是一个心理问题：我们不敢接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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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伪善

齐泽克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常用精神分析来批。

精神分析其实也不外乎人心的常识。金钱社会里面人道主义说教的伪善，其实并不难看出。春晚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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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不公平的

这话起到了什么作用，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就可以忍受不公的现实。

所以这句话起的作用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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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等待的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等待的人就是我们自己。

等待别人只不过是给我们自己的没能力出脱。

但是要当心了，齐泽克不同意历史的必然这种说法：我们要当心的正是这种预言家似的态度。

所有相信历史使命将会借我们之手来实现的，都是pervert，拉康意义上的变态或是倒错。

用拉康的语言讲就是大他者并不存在，没有任何革命导师或是历史使命来给我们依赖，来给我们做保证的，我们能依赖的只有我们自己。

历史是开放的，历史是我们创造的，我们的思想，行动和选择会打开新的可能性。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http://www.amazon.com/Living-End-Times-Slavoj-Zizek/dp/184467598X

塔利班崛起的现象正证明了本雅明的老话，“每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都见证了一个革命的失败”，不仅现在仍然适用，而且可能比以往更贴切。自由主义者喜欢指出左倾的“极权主义”和右倾的“极权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希特勒的恐怖和死亡集中营模仿了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和古拉格，列宁主义的组党形式在今天的基地组织中存活，没错，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它也可以被看作是法西斯如何替换了（占据了其地盘）左翼革命：法西斯的崛起是左派的失败，但这同时证明了有革命潜力的存在，有不满的存在，而左派没能将其动员起来。这难道不是同样适用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的崛起同穆斯林国家的世俗左派的消失，难道不具有一种相关性？今天，阿富汗被描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代表，谁还记得，仅仅30年前，这是一个有强大世俗传统的国家，有一个独立于苏联的强大的共产党政权？这一世俗传统去哪里了呢？在欧洲，波斯尼亚也是一样：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波黑是南斯拉夫共和国中，（多种）文化上的最有趣和生机勃勃的，有国际知名的电影学院和独特的摇滚乐风格。今天的波斯尼亚，正相反，是以强大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为特征，例如2008年9月，穆斯林民众粗暴攻击在萨拉热窝的同性恋游行。这一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1992-1995年战争期间，当波黑穆斯林被西方国家拱手让给塞族军队时，他们的绝望处境。

我们都知道,反马克思主义者把共产主义定性为伊斯兰教在20世纪的延续，是世俗化了的伊斯兰式的理论狂热。研究反犹主义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Pierre-Andre Taguieff 把这个定义反转过来：在以暴力反对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衰落后，伊斯兰教是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的延续。如果我们考虑到本雅明的说法，法西斯主义替换了失败的革命，这种反转的“理性内核”能够很容易地被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大多数左派能做的只是希望这场危机控制在有限范围内，资本主义能够继续保障更多的人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准，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一种奇怪的政治人物，他的主要希望是现状的不可实行和边际性可以继续维持...这似乎是Moishe Postone和他的一些同僚左派得出的结论：因为每一个为激进左派开拓了空间的危机，也同时产生了反犹主义，所以我们最好支持成功的资本主义，并希望不会有危机出现。其逻辑结果，这种推理意味着，最终反资本主义的因此就是反犹主义的。要反对这样的推理，我们得要读巴迪乌的座右铭“mieux vaut un desastre qu'un desetre”：对事业的忠诚要敢于冒险实现大事件，哪怕这一大事件最终导致“晦暗的灾难'。其自身对危机的恐惧，正是左翼缺乏信念的最佳表现。这样的左派为自己作为一个批评声音完全融入到体系之中的舒适地位担忧，不准备做任何冒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贴切。

两种不同模式的拜物教的另一种区分方式更为重要：即前面提到的允许的-犬儒的拜物教和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拜物教。再一次的，我们可

以通过同第二种模式的相对关系来解释第一种模式，同意识形态的神秘化相对的，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神秘化。第一种模式是虚假的普遍性：主体倡导自由或平等，而意识不到其隐含的限制条件，其范围正是被其形式所限定的（某些社会阶层的特权：富人，或男性，或属于某种文化等）。第二种模式是对敌人的性质和对抗的性质的错误认识：阶级斗争被替换为，例如，对犹太人的斗争，大众对剥削的愤怒从资本主义关系转而导向“犹太人的阴谋”。因此，用天真的解释学来说明，第一种模式，当主体在说“自由和平等”的时候，其实是在说“贸易的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在第二种模式下，当主体在说“犹太人是我们苦难的根源”，其实是在说“大型资本是我们苦难的根源”，这种不对称是明显的。再简化地说：第一种模式，表面“好”的内容（自由/平等）掩盖了隐含的“坏”的内容（阶级以及其他特权与排除的划分方式），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表面“坏”的内容（反犹主义）掩盖了隐含的“好”的内容（阶级斗争，痛恨剥削）。

正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的，这两种意识形态神秘化的内部结构又一次是这一对并列概念：症状/拜物教：（在自由/平等中）隐含的限制是自由主义的平均主义的症状（被压抑真相的回归），而“犹太人”是反犹主义的法西斯的恋物对象（“犹太人”是防止主体直接面对阶级斗争的最后屏障）。这种不对称对于去神秘化的批评意识形态（critico-ideological）过程有着重要的结果：将自由主义的平均主义合理化，普遍法律形式的意识形态外表和有效地维系其存在的特殊利益关系之间存在着裂缝,但仅这一旧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是不够的，正如“政治上正确”的左派批评家中所常见到的那样。其反论，即形式从来不“仅仅是表面形式”那么简单，克劳德勒夫特和雅克朗西埃这些理论家所发展的理论是完全有效的:形式自有其动力学，在社会生活的物质性中留下轨迹，从工会主义到女性主义,正是资产阶级的“形式的自由”，使得“实质”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实践过程得以运行。我们应该抵制那种将形式简化为一种幻象，从而掩盖其具有另一种现实性的诱惑，正如从前那种斯大林式的虚伪，声称资产阶级自由“只是表面形式”，如果它仅仅是个表面形式，不具有扰乱真正的权力关系的能力，那么，为何斯大林主义政权不允许这种自由呢？为什么会如此害怕它呢？

虽然西西河里面肯定有谙熟批判理论的高手，但真要来谈这个，可能还是有点曲高和寡。不过这对增加西西河的丰富性很有帮助，希望兄台继续，我会跟进的。

意识形态表现为它的对立面：非意识形态，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因为意识形态的转变，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以拜物教的方式运行，而不是以其传统的症状出现。在传统的症状下，我们在意识形态的谎言架构下对现实的认识，受“被压抑之物的回归”（即意识形态谎言结构中的裂缝）所威胁。而拜物教事实上是对这一症状的颠倒。这就是说，症状是扰乱虚假表象的意外状况，是被压抑的他者场景的爆发，而拜物教是一个谎言的体现：这谎言使我们能够承受无法承受的真相。举一个例子，我所爱的人死去了：我“压抑”死亡，我试图不去想它，被压抑的创伤以症状的形式回归，这就是症状，而拜物教的情况相反，我“理性地”完全接受死亡，但同时执着的迷恋一些能够使我否认死亡的物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物教有使我们能应付严酷现实的建设性作用：恋物者并不是迷失在自己的个人世界里的梦想家，而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恋物者能够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因为他们对恋物的执着,能够减轻现实对人的全面冲击。

在这个精确的意义上说，钱对于马克思来讲，是一种恋物：我假装自己是理性的，实用主义的主体，非常清楚事物是怎样的，但我在金钱拜物教中体现了被我否认的信念...有时候，两者几乎不易察觉：一个对象可以作为一种症状（一种压抑的欲望），而在同一时间又是一种恋物（体现了我们正式放弃的信念）。以死者的遗物为例，一件他们的衣服，可以作为恋物（人在其中神奇的继续存活着），同时作为症状（令人不安的细节，使我想起他或她的死亡）。这种难解的张力与恐惧对象和恋物对象之间的张力不正是同源的？结构性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中是一致的，如果这一例外元素受到干扰，那整个系统就崩溃了。如果她被迫面对她的症状的含义,不仅主体的虚假宇宙崩溃了，而且其反面也成立，即当她的恋物被夺去后，主体对事物的“理性”接受也崩溃了。

“西方佛教”正是这样一种拜物教，使你可以全心参与疯狂的资本主义游戏 同时又感觉并未真正身在其中，你知道整个场面毫无意义，内在自我的宁静才重要，你知道你可以随时撤回到内心...再进一步说，应当注意拜物教可以有两种相反的表现：一种方式，拜物教是无意识的，另一种方式，人们会认为拜物教才是真正要紧的：西方佛教使人认识不到他存在的真相就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他将这社会关系看作不过是个游戏。

最近看了一点齐泽克讲拉康的东西，发现之前自己的翻译有不少地方不准确，要找时间改过，然后再继续。

另外，网上流传的一篇出自今日先锋的“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翻译不准确的地方实在太多，让我颇为先锋们担忧。

首先，解释下标题里的Perversion。这里Perversion是精神分析里常见的“变态”或“倒错”，这里是用“变态”一词的拉康意义上的用法，和一般心理学的解释有所不同，拉康对变态的解释大致是说，变态者的自我不自觉的沦为一个外在意志（他者）的对象。

标题翻译成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有点不知所云。

当然这篇文章和齐泽克其他的文章一样，不是讲黑客帝国，而是讲拉康。

整篇文章实质性的东西不多，主要就是这样一个拉康观点：

常见的解读：Matrix隐喻了资本主义的现实，一旦认识到其欺骗性，就可以进入真正的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认识就到此为止。

拉康的解读：拉康的认识更进一步，Matrix之外并无“真正的现实”，我们全部的现实就建立在Matrix（象征秩序）之上。Matrix之外是什么，是拉康所认为的真实，是接近于空无的存在，是语言无法描述的，是人无法承受的，为了掩盖这个真实/空无，我们不得不幻想在Matrix之外还有一个真正的现实。

所以从拉康的角度看，以为Matrix之外有一个真正的现实，这完全是个幻想。本真的真实是不可及的，而我们生活和感知的现实则是建立在象征秩序（语言）之上的，并不存在脱离象征秩序的现实。

黑客帝国再现了拉康的这一论述：主体失去其主体性，完全成为大他者的工具，大他者需要主体的快感来维持其存在。

随着生态问题，金融危机，奥巴马上台，似乎左派得到更多的说话机会。

刚看了一个youtube视频，Zizek在VPRO电视台做的一期节目Living in the End Times。

讲到也许我们所认为和谐的自然其实并不存在，自然本身就是灾难。

讲到中国和新加坡式的资本主义能做到比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有效率且并不必然产生民主，才是应当忧虑的。

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果。

今天需要一种对社会的约束，国家和政党都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需要系统外的力量，然而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

讲到今天唯一能够代表对自由主义不满的声音，只有右翼民粹主义。

未来只有两种可能，如果没有激进的左派有所作为，那么贝鲁斯科尼的意大利就是欧洲的将来。

Zizek讲很多慈善，廉价道德之类只不过是伪善，各种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没有力量，需要整体的根本改变资本主义，需要从零出发，重新发明共产主义理想，然而也只是讲到这里为止。

不断选择的压力，不仅涉及到我们对选择的对象一无所知，更为激进的是，对欲望问题的解答主观上就是不可能的。当拉康将欲望的对象定义为原初的缺失之时，他的观点不单单是说永远无法了解我们所欲望的是什么，注定要永远探索那个“真正的”客体,既欲望的虚无，一切追求对象只是欲望的转喻替代物，更激进的, 他是说，失去的客体其实就是主体本身，失去的是作为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欲望问题的原初之谜，，主要并不是说我想要什么，而是说别人想从我这里要什么，我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对象-对象a，正因为此，拉康接受这个歇斯底里的问题：为什么我是这个名字？“（我的符号身份来自哪里，其基础是什么？），拉康指出，主体是歇斯底里的。他给主体同义反复的定义：“主体即非客体“的要点是，将自己作为一个客体（知道我在他人眼中的力比多含义是什么）的不可能性，正是这种不可能性构成了主体。正基于此，拉康生成了他的丰富多变的“病理的”主体立场， 将主体看作是对歇斯底里问题的多样化的回答：歇斯底里和沉迷是这个问题的两个组成部分，精神病是大他者享乐的对象，而变态是大他者享乐的工具。

甚至最简单的在酒店订房的问题（软枕头还是硬枕头？双人床还是两张单人床？），同时也是一个更激进的问题：告诉我你是谁？你想成为怎样的客体？什么可以填补你的欲望空隙？这种选什么的压力令人恐惧。因此，反本质主义的福柯式的对“固定认同”的忧虑，即持续不断“关爱自我”的冲动，不断重新发明和重新创造自我的冲动，在“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动力学中找到了奇怪的回应。当然，旧存在主义已经宣称，人是自为的，并将这一激进的自由同存在焦虑联系起来。体验到个人自由引起的焦虑，人的根本决定的缺失，是主体同其意念世界的稳固之间的统一打破了的时刻。但存在主义没能想到的是，阿多诺努力在他论海德格尔的书的标题“本己的行话”中包含的认识，统治意识形态不再压抑固定认同的缺失，而直接调动了那种缺失，来继续消费主义“自身再创造”的无休止过程。

这一局面以其最彻底的形式揭示了当代“选择社会”的僵局。今天在选择这一主题上的意识形态投资有很多，尽管脑科学家指出，选择的自由是一种错觉，当我们能够依照我们的生物性决定的方式行为，没有外部障碍阻碍我们实现内心的倾向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自由经济学家强调选择的自由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购买东西，我们以某种方式，不断用我们的钱在投出选票。 “更深刻”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喜欢提供“真实的”存在主义式的选择这一主题的变种，我们存在的核心全靠这一选择，这一选择涉及到存在主义式的全面参与，而不是表面上的选择，不是在这种或那种商品之间做出的。在这一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中，市场用多样化的选择来轰炸我们，就是为了把根本没有任何真正激进的有关社会基本架构的选择这件事给模糊掉。然而，这一理论明显少说了一个特征：那就是，我们缺少做出一个理性选择所需的认知基础，这限制了我们的选择。正如Leonardo Padura所说：“在不知道过去的情况下具有能影响将来的能力，这是可怕的。”我们的基本处境是被迫在形势不透明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我们知道在强迫选择这一典型处境下，我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唯一能做的只有做出一个姿态，假装自由地完成专业知识强加给我的选择。但如果与此相反，选择是自由的，并且正因为其自由，才更令人感到沮丧呢？我们于是发现，自己不得不不停地对于将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生活的事务做出决定，却没有适当的知识作基础。再一次引用约翰格雷的话：“我们被丢进一个一切都是临时的时代。 新技术每天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过去的传统已失去。也几乎不知将来会怎样。我们不得不这样生活，好像我们是自由的一样。”

这个世界缺的是意义，不缺的是物质生产过剩和欲望生产过剩。

理性在哪里呢? 理性可以提供意义吗？理性可以平衡欲望吗？

尽管人类的理性始终在发展，我相信人的本质终究还是非理性的。

相信即使理性可以提供意义，也不可能在所有人身上实现，要从理性中找意义，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就是教化。

只有教化才能使理念深入人心，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无法从理性提供的意义中受益。

儒家的理念之所以可以施行，有两个条件，其一有一个强制的教化过程，读书人都得要经过多少教化才能进入社会，其二整个统治是以读书人为基础的，经过教化的读书人把这个理念传递到下层。没有这两个条件，尤其是没有这个强制的教化，儒家精神是没可能落实的。

给大众提供意义不是现在这种层次的理性可以提供的，目前还得靠宗教，靠非理性，靠好莱坞。

相信理性没有办法平衡欲望。

改革开放前对欲望的压制不是通过理性实现的，而是通过感性实现的，马克思的原理似乎是理性，可是不是因为理性就能实施的，最终不做成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非理性狂热，就根本没法落实。

历史上成功提供了意义和平衡了欲望的，都不是只靠理性，要么是靠的教化，要么是靠的非理性狂热。

一种理念好不好拿王阳明的标准一看就知道了：良知，无不行。

所以西马要引入弗洛伊德和拉康，只靠资本论里面的理性根本是缺一条腿的，就算所有人都在理论上信服你了，那没用，我做事只靠感情，感情只信欲望，欲望只信广告。人行动的本质就是一个欲望（让齐泽克感到可怕的一件事就是，现在的科技已经快要能控制人脑喜怒哀乐的感受了，到那一天人类就彻底被控制了。人类理性么就该到头了）。

你要搞明白欲望是什么，才算是完整的理性，可施行的理性。现在人类的理性真的得要上层次才行，知行合一这回事到底怎么做到还得继续研究。

让-克劳德米尔纳深知当权者是如何成功消除1968年的所有具有威胁性的后果，将其纳入所谓的“'68精神” ，从而使其成为68运动的真正核心

的反面。对新的权利的要求（这将意味着真正的权力再分配）被准许了，但仅仅只是在“许可”的假象下，“许可的社会”扩大了主体被许可的范围，但实际上没有给主体任何额外权力：

拥有权力者都很清楚权利和许可的区别....权利在一个严格意义上赋予权力，另一方权力则相应的减少。许可则并不减少授权者的权力，不增加被许可者的权力，只是使他的生活更轻松，并非一无所获。

离婚权，堕胎权，同性婚姻权等等就是如此，这都是伪装成权利的许可，没有以任何方式改变权力分配。这就是68精神的效果：它“有效的使生活更轻松。这是进步，但不是全部。因为它没有侵犯到权力。”“在过去的40年一片宁静笼罩着法国的秘密”就在于此：

虽然68年5月的目标是（全面政治化的）全面行动，68年精神已经变成一个非政治化的伪行动（新的生活方式，等等），一种社会消极的形式。其中一个后果是最近在郊区爆发的暴力，没有任何乌托邦的或是解放的内容。米尔纳苦涩的结论是：“别跟我我讲许可，控制，平等，我只知道力量。我的问题是：当达官显贵达成一致和最强者联合起来的时候，还说什么弱者会拥有权力？”

如果左派撤回到性亲密或是精神性的真实界之中，激进政治组织会变成怎样的形式呢？会变成半非法的组织，准备着在国家权力的缝隙中进行末日式的最后一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团体在美国以存活主义团体的形式重新出现，尽管他们的意识形态信息是一种宗教的种族主义，其整个组织模式（以小非法团伙的形式同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联邦机构战斗），使它们显得像是在60年代黑豹党的化身。以下奇怪的听起来像是哈特和奈格里的话，是来自1982年一段原教旨存活主义的招聘视频中的歌曲：

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