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刑部纪录】我的家史 -- 电子赵括

和我父亲那边的情况对比，我妈妈是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家庭。我懂事的时候，外公外婆都已经退休，外公退休前是n（n=5或者6，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机部的高级工程师，反正是军工方面的。外婆退休前是我上第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和我爷爷那边一样，他们也有5个子女活了下来，我妈妈是长女。她本来应该是老二，此前有个大哥夭折了。外公外婆金婚的时候，这五个子女和我们一些孙子辈的孩子一起过来庆祝，看到了他们结婚时的照片。他们原来都是东北人，伪满时期受的教育，我外公是哈工大毕业，也是在伪满时期结婚。我外公结婚时的打扮就象现在电视剧里面伪满时期的学生模样，我外婆倒是没什么特别的。还听他们说过，当年解放军围困长春的时候“幸亏逃出来了，要不然就怎么怎么......”云云。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北先是国军光复又是共军解放，其间具体经历过什么我没细问，总之我外公外婆最后跟了共产党。我外公一直从事军工方面的工作，跟着军工生产一路到了北京。我妈妈的四个弟弟妹妹，分别是在哈尔滨（1949），吉林（51），沈阳（53），北京出生（55），没准也算是新中国军工发展的一条入关路线。到了北京以后，我外公从事军工方面的工作，外婆当了小学老师，当时都是绝对的高工资。他们都是伪满时受的教育，日语很好。因为这个，早在六十年代文革前我外婆就参加过中日的什么交流去过日本。还记得小时候我和我弟弟拿到些出口转内销的烟花，上面有日语说明（没有汉语说明）给我外公看是什么东西。当时的我从来没想过以后我的日语能比外公还好，也没想到我后来能在日本生活那么长的时间。

这样的家庭里面，我妈妈学业上也一帆风顺。高中在P大附中，大学在P大，和我爸爸以及26年后的我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我从来没听我外公外婆，我妈妈和舅舅姨妈们对文革前，包括三年自然灾害那一段时间的生活困苦有什么评价，或许当时北京的情况至少还过得去。倒是听我妈妈在鼓励我们兄弟两个努力学习时说过她高中住校的时候，家里偶尔能弄到些不易弄到的好吃的，外婆叫她周末回家她都要根据学业紧张程度，不敢简单答应回家解馋。看来当时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也算个中上等了。

两人上大学后，在同一个班，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我父亲工作态度认真，因为这个很快就当上了学生干部。一年后文革爆发，我爸爸对此的态度，一开始并不积极，也就是中等热情。倒是我妈妈革命热情高涨，听我父亲说有一天他正在宿舍睡觉被我妈妈找上门来兴师问罪，说你这个学生干部怎么什么也不组织？！然后就吵闹着要去什么地方串联。当时串联坐火车也不花钱，我妈妈扭头就走了。我爸爸心说，你去我也去，也跑到什么地方串联了（两人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但相距不太远）。结果我妈妈不知道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那里的革命热情高涨到发生了武斗，还开了枪，她大姑娘一个当时就吓傻了，手足无措，还好没无措到忘记和学校联系。学校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爸爸在哪里，要他这个学生干部去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妈妈安全接回北京。这成了他们姻缘的开始。我爸爸护送我妈妈回到北京以后，亲自带她回了我外婆家，好像也是我爸爸第一次见到我外公外婆。

我爸爸本来就没什么“革命热情”，我妈妈当然也要掂量一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精彩还是无奈，此后两人至少没有再到处乱跑。我父母虽然没有当年到处串联的勇气了，仍然有不错的政治觉悟。他们71年大学毕业，那时候他们那个系的毕业生只有三个去向，留北京，去甘肃或者云南。我父母在当年的革命热情下申请去甘肃工作，然后就被分配到了天水。天水也成了我第一个有印象的地方。文革中我外公外婆作为“臭老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但都不算很严重。我外公下放长沙劳动，我外婆好像是住过牛棚，但从来没听他们以及子女们说过被揪出来批斗等事情，至少没有皮肉之苦。最晚在70年代初期，他们都结束了这些处理，回到北京继续工作。这里还有个花絮，我妈妈在天水怀孕时反应厉害，而且有妊娠中毒症状，被我外公外婆接回北京治疗。到了北京一查才知道是两个。出生后我妈妈出院时叫了一辆出租车，也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久后我父母返回天水，把我带回去了，而我弟弟则留在北京让我外公外婆抚养。

我父母到了天水后，据我爸爸说我妈妈从小在大城市里面长大，一看不知道是什么穷乡僻壤，当时头就疼了，此后一门心思地想调回北京。那个时代，这件事也就是比登天容易一点。至少到我两三岁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我还在天水，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样子。土砖房旁边有块地，我父亲在里面种了些玉米西红柿等蔬菜。自己还养了只鸡，也成了我每天一个鸡蛋的稳定来源。我父亲说我当时最喜欢干的就是倒菜地里去，有时候看我爸爸挑桶浇水我也装模作样的弄个小桶跟着浇，有时候看到玉米穗变了颜色就嚷嚷：“玉米的胡子黑了！”我父亲就给我掰下来吃。当时天水那里有点农贸集市，也能买回些供给制以外的副食品。我外公外婆在北京，偶尔会给我们寄来些天水不太好找的衣物，而我们也会时不时地寄回去一些农产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寄了一箱子鸡蛋回去，为了保证不破碎一层鸡蛋一层稻草铺了差不多一下午。另外，山西老家的伯父叔叔姑姑们也都长大成人了，有关系能弄到些全国粮票，偶尔也会寄一些给北京。现在我们家手头还有好几百斤。

大概是1978年，文革已经结束，因为文革期间很多教学不正常P大又弄了个回读班，把这期间的毕业生弄回去补习一下。我父母都顺利考取了这个回读班，也就带着我回北京了，我妈妈还带着我们兄弟两个去P大女生宿舍住了一晚上，我清楚地记得给那些阿姨们唱了首《铁臂阿童木》。因为我也快到了上学的年龄，就把我也留给了我外公外婆进行学前教育，他们返回了甘肃。因为我和我弟弟的户口始终无法落在北京，我们两个到了小学三年级不得不离开北京，这时候我父母已经转到了兰州工作。尽管兰州也是个大城市，但我母亲的想法是回北京，仍然有距离，为此他们还在为能够调回北京努力。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倒是遇到了一件当时看起来更风光的事情，出国。

80年代初，国家向其他国家公派些留学生出去，再回来为国家服务。我父母所在单位每年都有这么一个名额，因为裙带关系大都被某些领导的亲信瓜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裙带的水平不行，都通不过国家的考试，连续几年无人突围，为此国家要把我父母所在单位的名额掐掉。这下子单位才急了，算是公事公办把成绩好的我父亲派去，一下子就考过了。1985年，我爸爸荣幸地成了公派出国进修的人员之一。进修一年回来后，又联系了一位老师自费出国留学，然后又把我妈妈带了出去。1987年我和我弟弟又回到了北京，仍然是我外公外婆抚养，开始上初中。

#接着泡茶，然后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