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和人民：个人的一点回忆 -- 活在当下

前两天帮老妈填表格，要填写去世的姥姥姥爷的信息，提醒着我姥姥去世15年了，姥爷5年了。他们的墓地前几年回国去过一次，风景优美，黑白的遗像，展示着风华正茂的时候，黄纸烧起的时候，只是深叹一口气：他们惨淡的人生，提示着人要警醒和谦卑。这里既有时代的影响，也有传统的欺骗，和个人的局限性。

姥爷是五兄弟中的老大，因为他的父亲在家族中有着足够的决策权，可是自己又不善经营，加上挥霍，生计很快艰难起来。最后连自己的小儿子也要卖给别人买大烟抽，姥爷回家知道跑了几十里路追回了小弟弟。可以说外有国家混乱，民不聊生，内有家族的专制传统，不幸族长好吃懒做，族人无以制衡，则全家不幸。

后来姥爷去当了伪警察（日据时期），要生存得好就要会黑吃黑，和重庆某些公安人员差不多的勾当，心中不踏实，回村务农。后来家乡成为根据地，进入了新四军。在苏北作战，部队没有粮食，和一位战友两人摸到附近村子，村民都躲到别处去了，在某户人家找到一张煎饼，分而食之。给钱了吗？没有。虽有纪律，不是铁板一块，没有电影里那么夸张的纯洁无比的军民关系，不干出格的事情就是和国军的最大区别了。

两人回到战场，抵足卧于一巨大弹坑中监视战场，遇到对方炮击，炮弹炸到那位战友，身首异处，姥爷则毫发无损。那位战友肚子里的煎饼还没有消化吧。

死了无数战友，他也就逐步升到连长。某战役腿部受伤，大量失血造成双眼失明，部队的大夫用土办法，每天吃一个没有油盐烹调、清水煮熟的猪肝。日后再也不吃猪肝了。

养病期间，痛感不识字的苦处，央求一位大夫教认字。当时军队中对文化人实际上极其重视，并没有后来的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动作，文化人如军医、参谋、文书等，能解决很多急需的问题，各级干部都是枪林弹雨里拼出来的，这样的人当然要用，哪里管什么这个那个的小节？从延安整风之后，军队内部，至少在中下级是“咱不管这个那个，把这玩意搞定就行”的超级的务实作风。当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技术两方面抓得很严，这些东西如果用到现在的企业运行上去全是好东西，美国那些商学院搞的这个那个理论，整个就是脱了裤子放屁，这套东西当年早就运用成熟，不过是共军没有人在学术圈，不为人所知而已。

伤好归队，不再到一线作战部队了，认了字，算盘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脑子也灵光，在相对后方一些的部队司令部负责钱粮，直接上司是最近刚去世的一位高官，接触到了很多大官，陈毅粟裕等，当时出动一下也是大批人马护卫，普通士兵根本就不容易见到长官本人。

部队打进上海，他和一位战友去银行提着麻袋存银元，说那位银行职员把一把银元往桌子上扔，其中有假的立即剔出，效率极高。职业化是也。

转入建国时期，部队成建制转业为建筑大军，只把那位有本事的直接上司转调其他单位。这种人才选拔机制的运作，今天似乎也有必要认真清理学习一下。

转业后第一件大事是去长春修建第一汽车厂，再建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58年进川建设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和东方锅炉厂，四川当年的工业布局实际上极好，可惜的是四川不仅经济比东部落后，在发挥当年的工业潜力方面，总是有些过于埋没资源了。

60年代，官僚习气开始变得明显，姥爷还是继承了认死理、信仰坚定的毛病，对一些玩猫腻的事情抗上不尊，被找碴降了四级，从高级干部的边缘滑落到了中下级干部。不过，还是基于信仰，继续玩命工作，把一个工厂整顿得井井有条。前几年偶然中还去了这个厂看过，现在竟然已经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占地更是惊人，还是当年圈下的地。

60年代初，粮食紧张，工人好像是每月32斤粮食定量，中下级干部就少一些，似乎是28斤。姥姥是家属，没有工作，姥爷不愿意给安排个工作，认为那样不妥，于是家里更加困难。别人家可以在厂内空地种点蔬菜什么的贴补家用，姥爷则不准家人干这事。不过孩子们不够吃的，姥姥心疼，去厂外农民地里找收剩下的红薯尾巴，被居委会的人揪住批斗，一个小脚中年妇女就那么可怜地被人们侮辱。她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或许心里只是在想：为什么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不挨饿？母亲每次提到这件事，就哽咽不已，悔恨自己没有勇气上前去握住姥姥的手。

那时母亲在上中学，一位同学的父亲就是原来和姥爷同级别的官员，每天有汽车接送上学，还有奶油可吃。母亲不解。

文革开始，武斗严重。姥爷最后跑回老家躲了大半年，加上平时虽说脾气不好，倒没有刻意整人，才算是运气好躲过一劫。文革期间，政治是一方面，人品对于后果也是影响巨大。很多政治上的说法，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上就会落实到是弄死你还是留你一条命。

父亲在文革后看守一造反派分子写交代，别人都上手去打那个人，父亲也跟大流打了一拳，回家后说给爷爷听，不识字的爷爷大怒，把父亲给捶了一顿，算是把父亲的小盲从给制住了。那个造反派我见过，长得像杜丘，眼神身材什么都像，还管他借过饭菜票打饭。

74年，姥爷工作太辛苦，得了心脏病住院抢救，医疗全报销，家人超级受折腾。那时的医院整个就像是个家，护士医生都熟的要命，我手上长个瘤子，一位和善的医生给我涂点酒精，麻药也不打，一刀就给我弄下去了，挂号什么的都免了。70年代文革景象就远不如60年代末，不过我那时人小多嘴，父母总是一再告诫不要乱讲话，那种恐怖感至今难忘。

父母所在单位是国营大工厂，技术工人们瞧不起转业军人，叫他们“转业兵”，瞧不起农村招工来的工人，更瞧不起工厂边的农民，叫他们“老麻锤子”。我小时候也叫过，有位同学现在是国内顶级的传动专家，至今还改不了口。每天早晨大喇叭就会高放革命歌曲，想睡懒觉绝不可能。每周一天休息，不过大多数被义务劳动占用。剩下的时间要洗衣服，用煤球炉子做饭，住在下水道被堵赛的楼房里，要到达洗手的地方要踮脚踩着砖块才能过去。

母亲当时当个什么民兵排长还是连长，造反派要夺权，母亲立即向蒲志高学习，交出印章和枪支，当个逍遥派。工厂自身就能生产火炮，79年对越作战还颇得部队好评，还好没有足够炮弹，不然当时武斗不知后果会如何。一个叫三野学生的组织抬着死尸游行，文革后谁也不提了，孤儿寡母的问题？自己解决吧。

80年代姥爷离休，待遇还不错，经常有老下属还请他们这些老人座谈，讲讲单位的事情。不过到了90年代末期，已经是隔了几代的下属了，走过场请他们座谈，姥爷对于大批员工下岗、企业财产被贪污义愤填膺，他搞那么多年钱粮，各种手段哪里逃得过他的眼睛。可是这是他能解决的问题吗？激愤之下，第二天就脑溢血，从此瘫痪在床多年。

好在医疗费用不必负担，还算是没有造成经济上的负担，但是生活就完全没有质量可言了。死前一年我回国见到他，他问我某某上台大家评价怎么样？他还在试图找到信仰的一点影子，曾经的信仰完全被现实毁灭了，而且他的年龄和阅历使得他已经完全没有机会重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了。

他最后的话是：我被骗了，你们要多读书啊。

我认同他说的，不过这没有用。人间的教训早就有，早就在书里，没有新鲜的，不过人们总是要重复错误。

经济危机了，政府就要借机强化自己的势力；政府太强了，企业界就要反抗。西方基本上是这种摆动。中国复杂多了，不过还是摆脱不了政府、企业和人民三个环节，以暴力、金钱和血为各自的武器。世界任何时候都是很和谐的，不是吗？人们以为不和谐，那是因为有人流血，有人太悲惨了， 人们才觉得不和谐。

人间的悲剧在于：人们相信有正义和理想国的存在并认为自己可以把握和得到。其实宗教基本上就打掉了这个念想，但是类宗教则强化了这种想法。人们找不到理想的制度和完美，人们所能做的是在不完美中找到y一个过得去的制度。不能要求太高。

一万年太久吗？朝夕争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