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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人物】我所理解的关东少帅

阿康

首先从张少帅几次军事生涯的成败谈起。张刚出讲武堂去吉林剿匪，似乎就是和郭松龄在一起，不知有否少帅剿匪，一筹莫展之战例 ? 不过既然很多人认为少帅早年的军事生涯大多数都要归功于郭松龄，刚刚出道的实习生，有些经验不足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做老师的教导无方。

黄河背水之战，据张自述，是他吸食鸦片的开始。对抗北伐军，是一场他已经在观念中意识到本不该打，却又不得不打的战争。同时面临精神，体力上的巨大压力，也许是他借助于鸦片的原因之一。张氏私人飞机驾驶员(Royal Leonard)曾把张氏在戒毒挣扎中咬人一事记录下来，于院方人员无法控制时，米勒院长只得以体力与张氏之疯狂搏斗。其激烈可以想见。终于张氏在精疲力竭下屈服。不料张将军伏枕大哭，同时吐露为人所不知心声――我不愿作军人，尤其奉父命去杀人更是伤心惨目。 由此可见张氏军旅自白确是出之肺腑。少帅虽然“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内心深处却有软弱的一面。

据说，少帅和北伐军在津浦线上作战不顺，曾写信要和陈诚用手枪决斗，少帅写给北伐军的信，前边一段不错，什么粮食我不烧，桥我不炸，因为都是国家本钱...，后边就露出老张的架势来了，要和陈辞修拿腰别子决斗。当然，这显然是玩笑了，真正西安事变拿住小陈，两个人也没有“到月光下散步”。

这封信在我党御用文人编写的张少帅之传记文章中曾多处提到，只是一般都“隐恶扬善”，只引前一段，不提后一段。不过我倒是有个疑问，这个对手是陈诚么？ 小张后来自己说：“那封信我是留在陇海铁路司令部给前线的北伐军，好像是白崇禧。” 曾经看过陈公博的《苦笑录》，里面也提到张汉卿离开郑州时留下了一封信，他们当时看完信皆曰，写的真是漂亮，陈本人还因此对小张有了不少好感。对此，本人非常好奇，想一观全文，不知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二方位。

张少帅应该是没有和陈诚在津浦线上作战的。津浦线上和国民革命军作战的主要是张宗昌的部队。张学良带领的三四方面军主要是在京汉线上作战，山东被视为是张宗昌的地盘，他也不欲奉军嫡系插足。正是因为革命军突破了津浦线上的防线 (因此有日本出兵济南阻止革命军北上之举)，才使得京汉线方面在没有遭到重大打击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撤退。少帅带领的奉军嫡系部队基本上是完好无损地撤退到关外的。

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以后，到南京访问，在演讲中也曾经讲到以后军阀们如果一定要有什么争端，最好他们自己用手枪决斗来解决问题，不要挑起内战，遗害人民。他想表达的当然是“反对内战，拥护统一”之主题，别人却从言外看出张作霖之子的绿林之气。少帅特别佩服他父亲和海沙子决斗的那一节。本来是两派要火并，张作霖提议说何必打仗而糜烂地方，不如我们两个决斗，以定输赢。结果两人同时开枪，老张一枪打死海沙子，自己也身负重伤，但是却赢得了海沙子的队伍。

后来西安事变，张少帅倒是也身体力行了这个思想。

涿州之战确实是傅作义的成名之作，但是傅作义之所以被包围在涿州，正是因为晋军主力被少帅的三四方面军打败。晋军逃进娘子关时，司令部的印信都被奉军所缴获，狼狈情形，可以想见。

打败郭松龄之役也与张少帅在军中的威望有关系，郭松龄起兵时用的是张学良的旗号，“以子反父”。出了山海关以后，开始用东北国民军的番号，官兵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军心就开始混乱，以致这支在山海关大战击败吴佩孚直军主力，包含奉军几乎所有精锐和全部炮兵部队的“东北国民军”，在巨流河前，稍遇挫折即溃不成军。后来还有一次，杨宇霆曾被分配去带军队，杨去看了一下，回来同少帅说，你的那些个兵，把你当成神一样，我带不了。1933年热河失守，少帅下野，可谓背负天下最重之恶名，但是东北军并没有被分化瓦解，而是等着他们的少帅回来。

热河之战是对汤玉麟过于顾虑了，要是少帅有他当初杀杨常和后来西安事变的决心，早点果断地解决汤，结果可能会好一些。不过后来长城抗战，东北军还是有所表现的。

在陕北和红军的几战确实打得很不好，这自然是有东北军背井离乡，士气不振的原因。直罗镇之战，红军以两千人之数一举歼其一０九师全部和一０六师两个团，毙伤俘获达六千人之众，仅师以下各级军官就达数百人。北伐时期的奉军也没有败得这样丢人的战例。可见，失去了以前习惯的充足供应，失去了家乡，尤其是失去了作战动力的东北军是不堪一击的。直罗镇之战，张正在南京开会，临行前嘱咐部队千万不要冒进，但蒋派去的参谋长晏道刚却命令部队前进，落入红军的包围圈。当然，这与少帅整军不力也是有关系的。

所谓没有不能打的兵，只有不敢战的将。一场战争，军队的表现，同指挥员的决心有很大的关系，上面这些战争的失败，和张学良本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决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有人说少帅“政治上理想主义，生活上享乐主义，作事上绿林主义”，这未尝没有道理。杀杨常像是黑道火并，西安事变也象绿林绑票。西安事变时被扣在西安的有一个朱姓大员，回南京以后，人家问他对事变的观感，他说，张学良是绿林豪杰。少帅是绿林好汉的后代，杨虎城也是刀客出身。西安事变，扣押人质，不就象绿林绑票么？但是少帅事先曾多次对蒋直言相劝，事后自愿“负荆请罪”，不计自身名利，担当一切，求的都是政治问题的解决，因此可以称一声英雄豪杰也！

蒋介石的部属张玉荪，当年曾随同蒋先生被扣在西安，他在台湾追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说：“自劫持起至护送返京止，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完全在张学良暴力的控制之下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凌虐他的俘获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自己写的，或是夫人（指宋美龄）写的，以至侍从人员传述的，和我们自所目睹的，张对于委座执礼甚恭，始终不衰，见面必行军礼，报告始终站立着，离去必敬礼而去。在临潼骊山（指刚捉蒋）下山时，吹崇敬的‘三番号’，临离开西安机场时，一定要随机护送返回南京，以明责任，置其自身一切安危毁誉于不顾。颇有慷慨就义，承担一切之侠义精神”。

张作霖虽然是黑道出身，政治手腕还是强很多，少帅虽然崇拜他的父亲，但却只学到皮毛。老帅死的太早了，少帅在政治上还是缺少历练。不过少帅没老张那么多包袱，顺应潮流方面作的就好得多了，东北易帜积极意义还是很大的。东北易帜的时候，蒋介石曾曰：“汉卿未经危难”， 不知他是否能顶住日本人的压力。这一关他倒是过了。西安事变之时，蒋介石说他，“你 (联共抗日的想法) 太天真了，我们要是现在抗日，一定被共产党牵着走。他们(中共)一定起来... ”；周恩来则同少帅说，你不要去南京，政治是冷酷无情的；冯玉祥说他“少不更事”；李，白等也说他“太天真了”。 可见，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天真”的张少帅做得出来。其实，少帅也不是一点不暗权术，只是此时，身上的责任使得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吧！

“犯上坐乱，而又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者，从来都是死无全尸的”。可是张少帅不但兵谏成功，而且“害得国民党把大陆丢掉”之后，仍备受优遇，仍然有蒋之嫡系大员，将领认为对张“赦而不放，是乃大错”，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了。人说少帅或许是中国最幸运的人，我倒是以为，这不能不说明少帅的坚持中，有其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东西。只是少帅未能披甲还乡，埋骨东北，“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反而未能手刃日寇，血染沙场，留下无尽的遗憾和惋惜，也令我等读史之人感慨不已。

我以为，张少帅本性上其实是一个反战的和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易感之人，这也许同他青年时代受到的基督教“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们的熏陶有关。他自述自己早年的志愿并非想作军人，是一个很散漫的人，适合做自由职业者。但是他又很要强，也很崇拜自己的父亲。他入军校力争表现，只因父亲用话激他说他不行。皇古屯事件以后毫无准备地被推到东北王的位置上，和张作相互相推让，不象是惺惺作态，而杨宇霆太过跋扈不给面子，他又受不了，要杀之而后快。

他所生存的环境使得他走上了军人之路，所以性格中自然有很矛盾的成分。他在历史舞台上表演之时，又正是他年轻而不是非常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矛盾的东西。少帅在心里的确需要一种支撑，但这个支撑不一定要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种信念。西安事变“一反常态”的惊人之举，就因为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在支撑他，他认定了一种自以为是绝对正确的东西，所以可以不顾一切地去实行他，不惜“暴行犯上”。而当这种因素不复存在的时候，他则选择了逃避。

张少帅非常积极主战的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第一，二次直奉战争的时代，按他自己的说法，“我初为军人，存学剑一试之心，雄心勃勃”，那个时候，他敢於到一线冲锋陷阵，决不后退，整军经武的时候雷厉风行，不留情面。但后来无休止的杀戮，民生困苦使得他开始渐渐反感战争，尤其是厌恶没有道德意义支撑的内战。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与国民革命军作战期间，他给在日本留学的二弟张学铭的信中写道：“一念是同种，自相遭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虽死无恨也。”

第二个阶段就是西安事变前后。少帅不是一个表里不一致的人，看看他在1934年以前的那些讲话，很少地方能看到他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时不时还说“要我自己，真的想辞职出国，但人家骂我不抵抗，那又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看看再说吧”。这是一个颓废的，没有决心的张少帅。但他 1934年以后回国之后的言行，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简直与以前“判若两人”。他在生活上刻苦自律，职守上勤奋踏实。心里装的是“久戍思归，梦寐不忘北大营，但不知计将安出？”，是“深仇不能报，国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而“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抗日耳”。

“千方百计，图谋抗日”，此言不虚也。读他“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讲，可以看到，他对“九一八”是怎样的椎心之痛，又抱定了怎样死里求生的决心。台湾出版的“蒋总统与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节，1935年蒋鼎文曾与张学良在庐山枯岭同住一个房间，在言谈中，张学良“无时无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时常“对蒋鼎文谈到天亮，谈他过去的罪过．谈他目前的苦闷，谈他渴望立即能够对日本宣战，好收复失地，谈着谈着他会痛哭失声”。

在七十年代少帅唯一一次接见记者时，记者拿出一封 1935 年他写给别人的信请他确认，张确认以后，说：“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若注意到张少帅最得意的时候并非西安事变前夕，似乎就可以理解他所指的是什么。

以这样的状态和抗日雪耻的决心，我以为他应该会在后来的抗战中有所作为的，如果他还有机会的话。

少帅曾顶着日本三番五次的警告和威胁，把东北带到南京政府的旗下；在东北不屈服于日寇的威逼利诱，强索权益；引入英，美各国的经济力量，发展民族工业，这使得日寇深感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后，以十万日军之生命换来的在满洲之利益倍受威胁。

日寇恨少帅之深，欲去之而后快。皇古屯事件以后，京奉铁路上发生过多起爆炸，日本兵沿铁路搜寻少帅的去向，九一八前夕，也有想谋杀少帅的风声。在九一八早期日本政府和南京的外交交涉当中，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求少帅下台。少帅为整个局面起见，豪无保留地表示向南京请辞，但蒋不同意，说“此时万不可出此”！

九一八事变，抵抗不抵抗的问题已经说过很多，这里先不谈，只谈少帅一面配合国民政府诉诸国联的处理方法，而在军事上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抵抗”的，吉林和黑龙江的抗战都是受到他的支持的，同时他也在暗中派人策反，联络很多留在东北的义勇军各部(实际上很多是滞留在东北的省防军)，给他们给养，粮弹支援。义勇军多数部队都有少帅的任命，如马占山投日又反正，也是有少帅做工作的缘故。

张学良是爱国，反日，维护中国利益，力主全国抗战的。这也就是长城抗战以后，趁少帅下野之机，日本人一定要压迫东北军的势力退出华北，并谋求消灭张少帅的政治势力的主要原因。因为日本人知道，只要东北军还驻屯在与“满洲”接壤的华北，绥远一带，东北就一定不得“安宁”，只要张少帅的政治势力还在，满洲国就会受到威胁，那些伪满的大员，归附的军警很多都可能在与少帅暗通声气，随时可能倒戈。

这同样也是为什么即使少帅下野游欧，日本仍然逐日注视他的行踪；少帅后来虽然在剿“匪”，但他的一言一行仍然受到日寇的密切关注。少帅在武汉接见外国记者，主张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消息，在国内还没有刊出，在日本的报刊上就登载了。同样，西安事变，国外反映最快的就是日本，其国会星期天不休息，开会专门讨论如何应付局面，因为日本人知道少帅一定是在千方百计要恢复东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对付日本人的。

九一八是他一生的过，永远也抹不去的耻辱。但总观少帅作为，从东北易帜，中原大战，到西安事变，少帅凭良心直觉，在挣扎之中，走的是一条爱国的路。他有挫折、迷惘，也曾铸成大错，但他最终能挺起胸膛，不顾一切地去担当自己的使命，这也许是很多人对他还是报有一份钦佩和怜惜之心的缘故吧！

这里有他五十年代写的一首诗

山居幽处静

旧雨引心寒

辗转绵不得

枕上泪难干

还有他常引用的：

夫何聪明妻何贵

人何寥落鬼何多

而下面是他自由以后的自励诗：

不爱钱，不怕死

丈夫决不受人怜

顶天立地男儿汉

光明磊落度余年

其中“不爱钱，不怕死”来自早年东北军的一首军歌，其中还有

“不贪意外之财，不避份内之险”等句。

从中似可以窥见一点他晚年的心境。

最后引用郝柏村参观大帅府的一首题词作为本文之结束：

西历二千年六月一日，为 汉卿上将百岁华诞，余于五月二十八日前往夏威夷拜寿。复于六月八日抵沈阳。参观大帅府所展将军勋业，深感为将者得凭心血性，奉献牺牲。成败功过，付诸历史。而余亲萍 将军壮志豪情，真诚勇毅，足为后辈效法。

二千年六月八日

郝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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