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主权在民（一） -- 井底望天

三

从周朝开始的华夏族扩张，就把中国的概念，从商朝的河南一带，推进到了山东、山西、陕西和河北，然后在秦朝、汉朝、唐朝、元朝和清朝几个主要的扩张性王朝那里，慢慢地奠定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

当然这些扩展，其中包括以汉族和汉胡混血族的对外扩张情况，也包括非汉族征服汉族地区，并带着自己的土地入伙的情况，总而言之，就是扩张中的人民的加入带来的地区性的复杂性。

在周朝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就是如何解决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统一性，和各个地区人民内部的族群和文化的差异性，在大同和小异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当然这里所谓的大和小，指的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而不是量化的概念。

解决的方法就是，一个统一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来保证整体的同一性，和灵活的地区实施弹性空间，来解决地方的多元化和不同差别。

在周朝的时候，这个制度就是周公订立的礼乐制度，通过天子、诸侯和士大夫之间的血缘和婚姻关系联系，来维持天下之一统。而在地方上，则因为贵族特权的继承和派他性，通过贵族和自己土著族群的一致性，来实现这个因地制宜的灵活原则。

从秦朝以后一直到隋朝，这个系统就是由儒家教育的门阀和地方豪强维持同样功能，然后在隋唐以后，有科举产生的儒家官僚和地方士绅，就担当了主要角色。

这样一个角色的分化，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就是以天下管理为己任的儒生们，通过科举考试，外放到其他地方为官。因为这些其他地方，通常是不同于自己出生的族群，因此在语言、文化和风俗上，并不能达到和自己管辖地方的人们的良好沟通。这个官员能够做的就是，靠着自己的官话（当然不是人家本地人听不明白的家乡话），和当地懂官话的乡绅沟通。而当地的乡绅们，就会把这个官话沟通的内容，翻译成人家的本地话，和自己的族群进行沟通。

这个官员可能是一个会说官话，来自于广东的人士。而他任职的地方，也许是说吴语的苏州、或者说西北话的西宁，还可能是说藏语的拉萨。而处于社会下层的各个不同族群的人们，因为并没有受到这种精英文化的教育，其文化自然就和这种讲究统一和一致的普世体系不同，而带有更多地域性和族群性的色彩，而这种文化的地域性，自然就是一种党同伐异的朴素族群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

当然用民族这个词，去描绘中国古代的族群主义，是有些不太准确。其中原因是民族这个词，是沿用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对西方的nation，就是西方意义的国家的翻译。因此nationalism就翻译成了民族主义。

而中国春秋时代的尊王攘夷概念中的华夏族，确实是有将族群和当时周朝的政治体系联系的因素。这种联系本来只是在贵族一个层次联系的，但随着周王室的权威衰落，各个封国的无可选择地走向了内部和本土的身份认同建设，发生在各个封国之间的战争，就不再只是介入诸侯之间的私人事情，而开始带有国和族群的概念。

因此当曹刿听到鲁国有难，就自己站出来为国分忧了。这个时候的国和族群概念，还没有太清晰的形成，因此如何在思想上和文化上，应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和如何有效的管理各自封国的内部事务，就导致了各派思想家，从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等等，用不同的理论来面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问题。

当然在这个分崩离析的阶段，政治权力从周天子滑落到诸侯贵族的手上，是春秋时代的主要标志。而这个权力进一步从诸侯中，滑落到卿和士大夫手上，是战国时代的事情。这个变化，就是从血统高贵的权力独占，慢慢到血统一般的分权行为，到了汉朝建立的时候，就落入寻常百姓家了。

但是汉朝初期的政治官僚要么就是战场中的功臣分封的公侯们，比如说萧何、周勃和陈平之类，要么就是功臣之后的周亚夫之类。直到汉武帝上台，用了董仲舒的独尊儒家的理念，而对人才选拔制度的孝廉和贤良制度，算是真正开辟了布衣丞相的先例。虽然这种变化不是很彻底，更多的是靠着地方势力和豪强的参与，但显然国家政治的参与度要高了许多。在察举制度下，对官员本籍任职的限制，对不同地区的名额分配，都使国家认同感大幅度上升。

虽然全面的科举制度是隋唐之后才开始成熟，但这种国家认同感大致是在汉武帝的统治期间完成，导致了族群认同从含糊的华夏族，而一变为清晰而简单的汉族。

当然在汉武帝时期，发展起来的全国性商业和市场网络，和长安开办的太学，在文化上培养的儒生群体，在文化上做的整合工作，包括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开始慢慢开始的各种民间宗教，到东汉形成规模的道教和佛教的传播，都为全民的身份认同起了作用。

这个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形成统一的整合过程，基本上完成了全民族的身份认同。但是因为汉朝伴随着汉族在西域、岭南、东北和朝鲜半岛上的扩张，在族群身份认同上，你必须留下让人家外来者的加入程序，而因为家天下的原因，爱国和忠君成为一体，因此地方性的普通人民的族群意识，和全国范围的儒生精英阶层的族群意识，存在着某种差异。

这种差异表现在地方性的普通人民那里，国家族群的认同，有时候会被地方族群和宗族认同超越，尤其是发生在不同地区族群的经济利益冲突上。但这些冲突通常发生在战乱期间，当人民进行大规模的跨地区移民的情况下发生，新来的“客家“人群，对早先的“主家”人群造成的资源竞争压力。不过这种冲突，在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同地区的族群的融合，从而使整个民族认同感上升。

二

俺觉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或者是爱国主义的内涵，并不复杂。爱你自己，爱你的家庭，爱你的朋友，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民族，爱你的国家，爱你的文化，仅此而已。

在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中的西方外来因素被夸大到了极致，而中国的文化则在文化主义的简略归纳中，将原本的民族主义意识给轻轻地抹掉了。这个错误的认知，源于俺前面说过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信奉中的儒家文化体系中民族主义意识薄弱，成为了学者们主要的取舍方向。而对普通民众中的朴素民族主义的存在，却被有意和无意的忽略了。

而且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存在，和一个古老民族的产生，其朴素民族主义意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左传》中提到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粗浅的华夷之辩的朴素民族主义思想，也慢慢加入了“入夷狄则夷狄之，入中国则中国之”这样的灵活的标准。

这套标准，采取了文化作为判断，应该是周朝发生的事情。

如何理解周朝，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基础。大部分汉学家都同意，周朝大概可以看成后来中国的很多文化传统的形成期。在这个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就是武王伐纣，从而取代了商朝的统治地位。

虽然说在周朝的来源上，各派学者争论纷纭，有海外学者认为周族是来源于西北游牧的突厥族系，但并没有考古和语言上的证据可以支持。更多人认为周族也是起源于龙山文化的一支，只不过生存的条件和中原的龙山文化的其他族系更恶劣，和其他游牧民族的接触和融合更多，因此表现出了和商朝文化有一定的差异性。

周朝带来的主要政治思想变革，在于推翻了商朝的上帝和祖宗崇拜连带的巫术，作为政权的合法来源。取而代之的是，引进了超自然的天命概念，作为政治权利的合法来源，并提出了道德规范的德的概念，作为统治者天命所归的人为体现。

而周朝的天下为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必然牵涉到把自己的文化体系放在超越周边的四夷之上，从而奠定华夷之辩中，以文化和道德的自我标榜，来确实自身的优越地位。这种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划分，在事实上达到两个效果。

一个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侵蚀，是符合天命之所归，因此在道德上是正义的。因此这个论断的现实意义，是要满足于周天子带领华夏族群，就是当时从商朝接管的所有族群，和协同周国造反的其他族群部落，完成对边缘所谓野蛮部落的扩张。

这种俺扁你就是替天行道，你反过来揍俺，就是恶魔行为的逻辑，在远古的中国，和今天的西方世界，都是非常熟悉的调调。所以无论你换个啥子牌子，比如说，不再用文明人和野蛮人之分，而是以民主自由和专制独裁，或者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给对方贴希特勒标签，贴恐怖分子标签，诸如此类，一高兴就去拯救伊拉克人民的谎言，都是新瓶子里装的旧酒而已。

第二个就是你得给人家一个出路。当年周天子对蛮族的征伐，除了战争之外，可以做到的就是屯军和土司两个手法。周天子的军队，带领着一帮商人和教师，来到人家蛮族的地界，然后就是建立了一个军事据点，开始农业和商业。农业是由士兵们兼任，就是屯田，而商业就是要建立起与本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

但因为自己的人数有限，就要和当地的土著结合，给人家土著的领导人一个官做，就是封一个土司。当然还是要看蛮族的势力有多大，在周朝的时候，好歹要封人家一个诸侯吧。于是这个诸侯，就变成了王朝政治管理系统里的一个环节，变成了周天子的当地的代理人，然后也许可以幸运的通过和周天子联姻，从而进入贵族的小圈子里面，而教师的作用，则在于让这个新贵族的家族可以被教化到能够为本土的圈子所接受。

这个过程，就是你给人家留的一条出路。在中国的古代，叫做蛮夷华夏之则为华夏。看一下西班牙人当年在北美洲殖民，过程其实大同小异，就是军队手里的洋枪，建立一个个城镇，比如叫做Mission San Jose之类，然后圈起来的土著精英们就要开始在天主教教堂里，接受洗礼了。

这种因教化而接受你，在基督教里和伊斯兰教里，都同样存在。本拉登在伊斯兰教徒中，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在没有给人家异教徒一个机会皈依之前，就把人家给灰飞烟灭了。

而比这种灵活性要低劣的，就是在西方盛行的种族主义，那就是主要以肤色为标准，进行的划分。以美国为例，原先的人种划分，是区别于来自于德国北部、英国和北欧的人种，和来自于南欧，如意大利等等地方的人种区分。后来这种区分放宽，开始变成为白人和有色人种区分，但所谓白人，是不包括中东、中亚和印度等等成分在内的。

这种区分，包括不允许隔离开的族类通婚，和其他限制你的财产权、土地拥有权等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歧视政策。在这种政策下，不光黑人、中国人和白人通婚是非法的，曾经有印度白人，把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其理由就是作为雅利安人的一分子，并没有违反美国的有色人种和白人不允许通婚的法律。

美国真正达到文化意义上的“只要你认同我的文化，你就成为我的一员”的灵活性，大概也就是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以后，至少在精英阶层上，美国社会接受了有色人种精英为平等的社会一员。而作为其他非白人的黑人、亚裔、拉丁裔和印第安人土著的下层人士，则并没有在实际上，为社会所接受。

比如说最近美国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总统都有黑人血统的今天，仍然有一个黑人要娶一个白人老婆，而在政府公证处被人拒绝办理手续的事件。当然至少这种文化上的歧视，已经不被法律和公众舆论所接受。

看看人家的历史书怎么写中国的吧，整个邪恶帝国

坐看井大完善自己的理论

但我是坚决反对过于强调血统出身的西式民族主义的。不是因为民族主义代表了法西斯或者其它的，只是反感这种分类将中国人分成了这么多的民族。当然也不明白为什么不强调民族主义就落入了西方的陷阱，难道中国发展靠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人们朴素的追求幸福生活的本能？井大不应该将一切发展都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只要政府仍然在强调中国的50多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我就一天反对加强民族主义的倡导。

文化自豪我是有的，因为汉族文化的优点显而易见，可是，井大的这个提法，好像中国就只有汉族文化了么？文化自豪？中国50多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应该为了自己的文化而自豪，然后如果每个民族都不强调民族主义的话，就落入西方的陷阱了？究竟哪个提法才是陷阱？完全就是惟恐天下不乱。按照老子的想法，“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民族主义就如同美和善，是不能被刻意追求的东西，只会带来纷争和概念异化！

当初的对外战争中，不只是汉族人，其他族的很多人也都参与了，并不是因为民族主义而起来抗争，纯粹只是生存权受到了威胁而不得不为的挣扎。所以有了现在的中国，所以有了50多个民族，我只认爱国主义，不认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