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读钱老最后讲话的感思 -- 明日天涯
家园 【讨论】读钱老最后讲话的感思 晚上静下心来才拜读了才去世的钱学森先生的最后讲话，读罢却不由地苦笑了。
不看钱老的讲话，还真不这么清楚美国对中国两弹有这么大的贡献，没有钱老、郭老等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以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两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搞出来呢。
从钱老的讲话来看，他担忧的是目前的教育质量和学术环境，所以才特别讲述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坦白说，加州理工的学术精神，连我这个自以为敢想敢干的人都开了眼界，因此也开始知道美国目前的科技遥遥领先的原因，这时才知道开发出F16和SR71的那些人才，在美国却不算什么特别的了。不过呢，钱老希望中国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具备美国的水准，我看起码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内只能是一种希望了，甚至很可能是被人有意无意遗忘，不当回事情的一种希望。
任何事物的形成都需要有起码的必需条件，咱不谈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情，且又敏感的体制问题，咱们只谈社会文化等不怎么敏感的缘由。我先从钱老这位权威提供的例据来分析，这样大概至少就不会有人说我说话没影子了吧。
钱老说：“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钱老说的是现在学术界是这种情况，这样说来他们那一代掌权的时候还不至于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向美国那样竞争和交流不是更容易出成就吗？我们应该想到中美的社会意识是截然不同的，美国是敢闯敢干的殖民社会——移民社会，而我们呢？除了乘着近代中西碰撞出了一代或一代半人才之外，世道太平，且与西方断绝接触后，原来的社会形态的影响就占了上风。什么影响呢？这种情况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钱老说的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我认为确切地说是受儒家社会意识的影响，具体到这种情况，就是以部落式的宗法制小农意识为核心的小农、小市民、流民心态的复苏，大家看钱老所说的情况，和改革后农民的自留地有什么不同？更准确地说就是和厂矿企业包干后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和农民手工业者的小作坊有什么不同？中国人脑子笨吗，当然一点也不笨，特别是在人事上；和西方交流了几十年能不知道西方大企业、大学校的情况吗，那也不可能，至少不可能完全不知道，象加州理工的情况留学和参观到那里的人能不了解吗？那为什么非得钱老出来说话呢？还差不多是临终谈话。我认为钱老对国内的情况应该早就了解了，只是只是他对此也没办法，知道对这样的人说了也没用，反而却会对正常的工作造成不便，到临终时候责任感所迫，同时也不用再担心工作的不便，这才开了口。这种心态的体现，不用说距离咱们遥远的科技人士，说说咱们熟悉的自己周围的情况吧，反正大家是在同一社会形态生存的，心态也差不多。就说咱们办企业，中国的小厂子挺多，私家厂子挺多，现代大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却不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的社会，从根底上来说，还是儒家部落式宗法制小农社会，即一个家族就是一个部落——国家群体，对其他的部落在心态上和对外国差不多，即使现代国家的建立，现代社会模式的形成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从根底上来说，不同家族之间的人，只要没有形成亲戚、流民式的同学哥们群体，包括继承自儒生士大夫，同时兼容了流民小团体的师生宗派等关系，还是没什么共同的归属感的，这种部落式心态的延伸，就是这些不同单位、院所等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小部落（我虽然对外接触很少，不过可以武断地说自己的分析判断基本正确）这些小部落只是象小农守自留地，黑道团伙守地盘，山大王守山头那样紧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这一亩三分地就是这个部落的衣食父母了。这么说既然部落之间难以形成良性竞争，部落内总可以吧，答案还是不行，因为手工作坊或流民小团体内的组成，还是来自不同的最核心的部落式家族，所以大家分浮财可以，真正建立群体秩序就免了吧。这种心态是与美国那样已经习惯大家共处于国家大群体的现代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所以也就很难取得美国那样的效果。所以说中国的社会形态，其实很原始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一个文明古国为何会被西方后来居上，人文素质为何如此落后，社会存在状态为何始终很难健康。
那么有人或许会说了，既然不能群体性的竞争合作，那么各人做好各人的事情也就罢了，这个在中国还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原因还是那个小部落意识，因为国家这个大群体，在中国来说其实是各类以家族为核心的小群体的松散联盟体，其维系因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秦始皇的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措施，否则联系远些的小群体早就把中国分裂成类似民国时期的那个样子了。至于有人说的大一统观念，就属于次一级的原因了。儒家的家天下其实是小农家族的放大版：咱家的一亩三分地就这样了，守住就不容易了，千万别探捞啊，呵呵！部落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原始的弱肉强食，只不过家族之间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将就着和平共处罢了，而国家这个大群体与各家小群体之间的空隙，就是公共部分，也就成了各个小部落抢掠的目标了，中国为什么缺乏公德观念，为什么自古贪污腐败老治不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所以说很难使得中国人奉公守法和敬业的，除了为了生存和更好生存的需要，否则但能以掠取公共利益存在，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做正经事情的。在这节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对那些中欧学术交流时候被欧洲人雅号为“官方学者”的心态也就不难理解了，欧洲学者是为了学术，有了学术成就才来的，而“官方学者”却是中国的传统意识，其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掠取到的属于公共部分的学术教育部分中的一亩三分地，所以根本就不会将人单势孤，傻冒似的欧洲学者放在眼里，在会议上骄横地不和人家交流，只是象做报告一样念自己的所谓文文，其实实质上只是抢了相对来说显眼的一亩三分地的小农、黑道大哥、山大王的地位展示而已，这样双方自然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在钱老所说的事例中自然也就不难理解，各个小部落只怕其他部落抢了自家的田地，哪里还会有什么交流协作。在这种心态下，只能指望这些人能把分配给他们的责任田料理好就谢天谢地了，至于做大农场，想都别想，因为想了也是白想。
咱们再说创新精神，你能指望离不开宗族依靠的小农创新吗，小农只会为衣食而去别人建立好的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或者被逼急了去闯大家都知道地方好，只不过被独揽公共事务权力的皇家限制的关东，让他们象美国殖民者那样冒险开发西部，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咱们这些年只听说山寨国外的东西，却很少听说钱老时代的创举了。山寨好比去美国旧金山开餐馆，创举却需要开发西部的牛仔精神的。其实，中国人只要离开宗族，就能变成一条龙，可是三个不同宗族的人凑在一起，或者即使是同一宗族甚至家族的可能分裂成三个分家族的人凑在一起，小部落观念一激发，勾心斗角之下就成虫子了。其实小农观念不可怕，因为再怎么说小农也属于社会，也对社会有需求，有归属感，最可怕的就是中国这种被儒家制造出来的怪胎，家族式小部落。我们中国人其实并不缺乏创新精神呀，对世界文明贡献极大的火药和造纸术、印刷术及指南针是怎么发明的？诸子百家是怎么出现的？其中包括了比白人的《战争论》早了2000多年的《孙子兵法》。我相信只要能把部落式宗族结构和意识消除，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就会重新出现的。
以目前的社会情况，钱老的希望很可能只是希望而已，因为现在的错综复杂的小部落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下，很难指望出现肯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持之以恒地奋斗付出的群体，当然主要是指知识群体出现了，不过，总不能指望小农的变种流民出来，再象历史上那样搞破坏吧。至于出现的个别几个人，是独木难成林的，不落个“风必摧之”的下场就不错了。感谢大家有耐心听俺这应和钱老这位中国科学巨擎呼吁的蚊蝇之声。
家园 挺好的例子 “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
主要是这一句。
具体的情况和感受说来话长，借韦爵爷一句话：那也不用提了。我觉得楼主别往什么中国传统思想、自古之类的引申啦，那个只能推论出“哎呀，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源远流长的原因”之类，但终究只是对现状的解释之一；何况，如果这么考虑，结论会是“为了消除科技交流的障碍，要从改变国人观念入手”，然后因为其不可行，最后成了坐而论道。解决实际问题窃以为不能从这个角度想。干活的人要的不是关于国民性的感慨，而是具体的机制改革调整方案。
不调查不知道，欧洲一个几十人的高技术企业，每年收入可达千万甚至上亿欧元。调查之后我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等说法有了更新的认识。在这个背景（高附加价值产业、产业链升级、国家安全等方面）下，更显科技发展之重要。
现在这个技术封锁的情况，令人深恶痛绝，其中一点就是让不少人把大好的时间、精力都放在走别人（常常还是同事、兄弟机构）早已走完的路上，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很难出新东西，而这原因仅仅是技术封锁（分散资源等弊端就不用提了）。话又说回来，这是现在人情之常：大家都要评职称出文章揽工程，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了，基金、工程都要跟人竞争，自己没点杀手锏，怎么养活下面一堆人。而竞争也有竞争的优势。
也许，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类似国外实验室、公司等形式，用专利等形式将利益和创新协调起来会好些吧。
总体看全国形势，未来总会好的。最近不是有新闻报中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了嘛，而且质量好像也还不太差。——大浪淘沙，在这过程中若成为落伍者、付出代价者、被淘汰者、被牺牲者，那滋味当然也不美妙的。能不能成为人精，成为幸存者、胜出者，这就得看个人的道行了。有时看，学界跟商界也有相似之处啊。
家园 送花 有同感。推动一件事好累。
家园 【文摘】钱老的最后一次讲话 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涂元季 顾吉环 李 明整理)
通宝推：艾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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