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求解民工荒 (南方周末） -- 平头百姓

南方周末　 　2004-09-09 15:18:38

　　□本报记者　余力

　　今年的民工荒实际上是指青年女工荒，若将年龄放宽到18―40周岁，民工供给数量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3倍；若将1∶10或1∶5的男女比例调整为1∶1，符合条件的民工供给数量会增加5倍。仅仅是年龄和性别的调整，就将弥补目前的用工缺口并且有余

　　抢夺民工

　　8月23日，凌晨4点，数十辆大巴的抵达打破了清晨的寂静，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造成一片混乱。900多名来自偏远省份的民工，对于眼前的情景显然没有心理准备―――已等候多时的数十家企业代表蜂拥而上，不由分说地把民工和行李往本厂的车上拉。不到一个小时，已有500多人被“抢走”，事先预定好的分配计划完全乱了套，场面一度失控。

　　“活生生的就是抢人，”一位亲历现场的人力资源主管事后回忆时摇头不已，“大家缺工都缺疯了。”

　　当地没有人对如此场景真正感到吃惊―――在镇上，各厂区墙上，“急招、急聘”的巨大横幅比比皆是，大小数十家职业介绍所的门前屋内贴满样式各异的招聘张贴画，公共场所的告示栏则几乎全被招聘信息占领，似乎空气中都弥漫着“缺工”的气息。

　　今年初以来，突如其来的民工短缺寒流席卷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其中深圳、东莞受创尤甚。位于深圳、与东莞接界的松岗镇，同样身处其中。

　　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深圳缺工30万人，东莞20万人，整个珠三角缺口在100万人左右，主要以缺技工为主。而行业中的人却纷纷认为，真实数字恐怕要高出许多，而且，与官方的解释相左的现实是，“技工是一如既往地缺，今年的问题是大规模地缺普工。”

　　现实确是如此。当日在松岗被争抢的900民工，并不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技术人才，他们仅仅是30岁以下的普通农民，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出远门，甚至许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有11个人从同一村子里来，其中初中文化的只有3个。”

　　在当地的顺业职业介绍所，电脑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共有2600多家企业在这里登记招聘普工，每家少则需要10人，多则数百人，累计需要近10万人。负责人孙成悟说，“我们只能满足20％的需求”，而往年的这个数字在70％到90％之间。

　　缺少工人，已危及当地的制造业。一位电子企业的主管估计，今年他们行业用工需求约增加了10％―20％，缺口有三到四成，已经影响到了订单，“没有工人，接单也心虚。”

　　压力之下，民工前所未有地成为了稀缺资源，成为被争抢的对象。

　　与此同时，内地劳务部门派驻的代表也前所未有地成了企业的座上宾，“往年都是我们求企业给民工安排工作，甚至要付回扣，今年整个颠倒过来了，变成他们请我们吃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务代表形容，这样的变化“有些让人反应不过来”。

　　对民工的争夺，不仅发生在企业之间，同时也发生在地域之间，相较于珠三角，长三角占了上风。一位东莞的官员认为，因为企业对形势错误估计，给出的月薪比江苏、上海等地低了大约100－150元，以至于今年缺工如此严重。

　　四川邛徕市主管劳务的副市长王渝蓉在考察过两个区域之后，认为珠三角工资水平、整体福利状况都逊于长三角。安徽省政研室钱处长持相同观点，他们指出，两地民工更多地流向长三角已成为趋势。

　　需求剧增成为前提

　　如果说区域间的分流可以部分解释珠三角的民工短缺，那么福建、长三角在同一时间也遭遇民工荒就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逻辑？

　　8月底启程的昆明市劳务转移考察团向记者证实了劳工不足的普遍性。该团的考察路线为珠江三角洲―福建―长江三角洲，9月6日考察团仍在杭州，团中的一位官员认为，各地的缺工各有特征，“广东是什么样的工人都缺，福建是缺操作工，江浙更多的是缺熟练工，整体看来，沿海发达地区用工紧张已是事实。”

　　这些区域内的企业在回答记者查询时，也纷纷证实了民工短缺的真实性。长久以来，劳动力无限供给已成为人们理解中国现实的基本前提，劳工短缺何以汹汹到来？缺口如何形成？

　　在深圳从事人力资源管理近十年的郭先生感到困惑不已，“媒体都认为，需求的增加和劳工福利差是原因，可是这些年深圳的需求一直在增长，劳工福利也一直不好，但农民外出打工仍比务农收入要高，为什么去年的情况还是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今年就突然都缺了？难道民工开始大规模回去种田了？”

　　记者向四川、湖南、安徽、山东等劳务输出大省的主管官员和劳务管理人员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否定，各地并没有出现民工大规模回流的现象，外出民工的数量保持了与过去几年差不多的增长。

　　众多受访民工向记者证实，他们的同乡和亲友还是“能出来的都出来了”，重回土地的人也有，但到目前为止并不普遍。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8009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70万人，同比增长4.8％（过去几年的增长稳定在5％）。统计数据证实了各地官员的经验判断。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7％，广东、浙江、江苏的GDP的同比增长均达到15％以上，许多内地省份的增长也在两位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同期增加13％”。供给增长平稳而需求增长劲升，缺口的出现似乎自然而然。

　　真正关键的问题随之出现，缺口出现，1.5亿仍留在农村的劳工储备为什么没有明显反应，庞大的供给为什么没有随之出现？

　　特定工资水平下的不足

　　学者的答案是民工实际收入的下降压抑了新增供给的增加。研究表明，珠三角的民工工资在12年间虽有名义上的增加，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收入是持平或下降的。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撰文指出，“当消费物价指数从负的2％上升至6％，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也影响很大。中国的粮食价格2003年大幅上涨，2004年上半年同比上涨了26.7％，使得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拿的名义上与过去相等的工资甚至无法维持和过去相当的生活水平，这样一来，农民工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呢？在工的可能回家，在家的可能懒得出来了。”

　　民工证实了学者的基本判断，“工资太低”，是所有受访民工对民工荒成因的解释。

　　在深圳沙井镇，某电脑配件厂的工人介绍，厂里普通工人的工资是480元（也是深圳特区外最低工资线），扣除230元的水电费和伙食费，实际只能拿到250元，由于厂里伙食“像猪食”，他们不得不经常在外吃饭，而一份盒饭就要5元，仅靠这份工资几乎难以维生。他们的纯收入几乎都是靠加班费来获取，这意味着每天12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没有周末（周末开工8小时工资为12元，每小时1.5元）。这样的工作量，他们每月的收入约为500到600元（含250元的基本工资）。

　　“美梦天堂人人想，以为深圳像香港，来到这里每天做到三更响，工资就是不理想。”虽然感到失望，但民工解释，该厂的待遇在当地已算中上，“至少厂里不会克扣工资”。这是许多人仍然留下的根本原因。

　　一位24岁的小伙子说，他已出来3年，一分钱都没寄回家里，不知如何面对父母，“很后悔出来”。

　　民工期望的最低工资水平，答案令人吃惊的一致。沙井镇工人提出的是800元（含加班工资），至少每周要有一天休息，要有养老保险；而千里之外的浙江，工人通过自己的组织与资方谈判达成的最低工资也是800元，8小时劳动所得不低于27元。

　　显然，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有着清晰而统一的判断，他们并没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

　　这样的工资，事实上已成为许多企业新的标准。在松岗，许多企业的招聘启事上，“综合月收入800元以上”被以醒目的方式标出。但这样的企业只占当地企业的10％－20％，而且，人们对他们的信用并不完全放心。

　　所有受访民工都表示，在收入情况没有根本改善时，他们不会建议同乡或亲友到这里打工，“这样会害了别人，即使是兄弟也会翻脸。”

　　1990年代中期，一项大规模的调查显示，民工外出工作，主要依靠同乡或亲友提供信息和帮助，比例高达75％，远远高于依靠政府、传媒和中介。于是，常有这样的例子发生，一位民工对一个企业或一个地方感到失望或愤怒，家乡整个村子甚至邻近村子的人都不会到当地来。

　　如果大部分人在城里的负面感受大大超过正面感受，无疑后来者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当地职介人员认为，深圳特区外的企业违反劳动法的现象相当普遍，尽管也有好企业，但在内地民工的印象中，这里已不是善地，印象一旦形成，要改变就极为不易。

　　而在农村，今年以来政府新的农业政策使农民对未来有了预期，内地经济的增长也使许多人有了机会就近务工，外出务工和留在当地的比较收益有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尽管民工大规模的回流并未发生，但新增民工的增速确实在放缓。“忽视民工是要付出代价的”，学者多年前的提醒在今年不幸成为现实。

　　特定人群的短缺

　　采访中，记者看到，“16－25岁”，是大部分企业招收普通民工的基本要求。业内公认，今年的民工荒实际上是指青年民工荒，而25周岁以上的民工还是充足的。若把18―50周岁的劳动力算在一起，那么现在工厂招工的人数只是总劳动力人数的15％左右。

　　此外，民工荒可以进一步定义为“青年女工荒”，在珠三角经济中占大比重的电子、服装、食品等企业里，男女用工比例为1∶10是正常现象，在深圳这一现象尤为突出―――西铁城厂区里“几乎就看不到男工”。当地的用工需求中，女工的比例仍数倍于男工。

　　侨兴集团人力资源总监李国丞有过大致的计算，若将年龄放宽到18－40周岁、民工供给数量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3倍；若将1∶10或1∶5的男女比例调整为1∶1，符合条件的民工供给数量会增加5倍。仅仅是年龄和性别的调整，就将弥补目前的用工缺口而有余。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今年6月，侨兴按照1∶10的男工、女工比例招工，近一个星期，只招到了十多个人，七八月间，这一比例调整为1∶5，一个多星期内就招到了100多人；侨兴再次调整比例为1∶1甚至2∶1之后，1000多人很快足额招满。

　　同样，深圳华发集团将男女招工比例下调到1∶2，甚至1∶1之后，短缺的情况也大大缓解。

　　可以确认，今年的劳工不足是指特定年龄、特定性别以及特定工资水平下的不足，并不存在绝对的短缺。

　　16－25岁的青年出生在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后期，基本属于计划生育年代的孩子，同样有着长期经验的孙成悟和郭先生有着一致的感觉，这样年龄的孩子们不如他们的父辈能吃苦，流动性更强，“他们到城市里来，普遍有两手准备，不会再像前一代人一样逆来顺受。这个年龄段的民工流动率至少在30％以上。”

　　而且，他们更愿意尝试城市生活，“按照现在的工资，存不下钱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甚至要家里寄钱。”这与他们父辈打工存钱养家的行为模式有着本质区别。

　　沙井镇某厂的员工介绍，厂里新员工的流动率在80％－90％，每个月都有100－200人离开，“宁可拿不到工资也要走”。因此，厂里用工需求为1万多人，始终缺工2000－3000人。而留下的员工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要求―――8月22日，厂里的几千工人集体罢工一天，要求改善伙食，取消歧视性规定。

　　显然，新生代的民工有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无论是对工资还是对权利的要求，无论是以离职还是谈判的方式，都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他们更期望以平等而有尊严的方式成为劳动者，而非仅仅是生产线上的一环。

　　邛徕市王副市长认为，今年的短缺预示着劳工市场的买方时代将结束，劳工选择企业的日子并不遥远。

　　资方显然对信号缺乏足够的理解，绝大部分企业并没有准备以大幅度提高工资、改善福利的方式应对短缺，到更偏远的地方，招收更贫穷的民工依然是他们选择的捷径。但变化已经出现，资方对这一趋势不能视而不见，只有尊重民工的合法权益，才能达到共赢。

　　（本报驻沪记者戴敦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