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未领兵打仗的神秘将军李克农1(ZT) -- 大江东去

潘汉年、张志和、陆久之、谢和赓等人则是不幸的！

西安事变震惊国内外。这辉煌壮烈的活剧的帷幕可以说是李克农悄然拉开的……

　　1935年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已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策略路线。分析了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大部分是东北军的状况，在会后成立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是周恩来，李克农是周恩来的助手。不久，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联络局，由李克农任局长，对外则称为苏维埃政府外交部长。

　　李克农莅任新职，便积极行动。他反复思索毛泽东说的话：我们的口号是“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杨搞好关系，然后争取“全国大联合”。他开始在东北军上下功夫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李克农首先在瓦窑堡举办训练班。其中一个班是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被俘的120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称为“解放军官学习班”。

　　开班第一天，这120名军官抬头四看，发觉置身在一片牵动情怀的标语之中：“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突然又响起了浓烈的乡音，数十个小红军唱着魂萦梦绕的《打回老家去》。背井离乡，抛家别妻整整5年，和少帅一起背着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的罪名整整5年，在国民党军被视为杂牌处处受排挤，又调到贫瘠艰苦的陕北来打红军……歌声中他们感情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眼泪夺眶而出。

　　这第一课，李克农使他们纵情地大哭一场，他们麻木的心苏醒了。

　　接着，李克农又请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讲课。

　　毛泽东也来讲课了。他对这120名东北军军官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

　　一语千钧。毛泽东的话字字打进他们的心坎。这120名军官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

　　李克农的第一步成功了。

　　许多人来找李克农，他们不仅要做朋友，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要求回东北军中去做工作。

　　李克农选择了高福源。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爱将，任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团长。该团被张学良赞誉为“尖子团”。但在1935年10月25日榆林桥一役中，高福源却当了红军的俘虏。张学良闻讯，槌胸顿足，痛惜不已，一昼一夜不食不眠。

　　在训练班中，高福源痛悔自己忘掉了家乡三千万父老在日寇铁蹄下惨遭蹂躏，却来打自己的同胞红军弟兄。他慨然要求去面见少帅陈情，请他和红军共同抗日。

　　李克农决定采取郑重的步骤：先让高去甘泉会见67军107师参谋长刘翰东，提出面见少帅的要求，然后返回瓦窑堡等待下文。这个设想得到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批准。

　　高福源果然只身人城，守信而归。回来后他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李克农欣然地当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1936年1月底，通过67军军长王以哲的联络，张学良驾机到洛川听高福源讲述共产党方面的情况，当即决定请中共派正式代表到洛川会谈。

　　中共中央决定由李克农为正式代表与张学良进行第一轮会谈。

　　1936年2月25日，李克农一行9人身着便衣，骑着快马，由高福源引路直奔陕北名城洛川67军军部。

　　原来约定与张学良会谈，到了这里却被告知张学良去南京了，先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与李克农会谈。

　　经过几天谈判，就一些局部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双方还约定这个口头协定自3月5日起各自秘密下达执行。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协定。

　　正在这时，李克农又得知张学良将于3月3日从南京赶回西安，3月4日即来洛川会谈，心情为之一振。

　　李克农见到张学良不禁一征，他一身中式便装，鼻梁上架一副浅色墨镜，手拄文明棍，哪像将军分明是一位商贾。虽是初次见面，握手之际李克农却按捺不住诙谐的天性，开口就是一句：“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听罢一阵朗声豪笑，同样以隐喻式话语作答：“我是来做大买卖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克农敏捷地以问作答：“是零售还是整销？”

　　“我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在融洽的氛围中，李克农依据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运用他雄辩的口才，将红军东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阐述得透彻、精当，使张学良听得入了神，频频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意。

　　张学良也以政治家的胸怀陈述了蒋介石和亲日派还是有区别的，因此联蒋既有希望也有可能，统一战线中应包容蒋介石。

　　会谈很快达成了四项协议：

　　一、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面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

　　二、派我方一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掩护，以便推动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组成。

　　三、红军和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由张学良和新疆的盛世才联系。

　　四、这次秘密会谈，不登报不外传，只在双方部队秘密实施。

　　正率军东征的毛泽东、周恩来闻讯后，发电要李克农立即到山西石楼县当面汇报。

　　李克农一行马不停蹄地赶到石楼县红军东征司令部，详细汇报了洛川谈判的经过和心情。毛泽东听了脱口夸赞：搞得不错，很有成绩。

　　经中共中央几天紧张的磋商后，一封密电飞往张少帅的面前：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为代表，由李克农作唯一的陪同前往谈判，地点在延安，日期定为4月4日。

　　由于张学良突患喉炎，会谈推迟到4月9日举行。

　　4月9日，张学良按时到达谈判的秘密地点。正式谈判时只有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派到张学良处挂着参谋名义的刘鼎5人。

　　围绕共同抗日的一系列问题，周、张很快取得了共识。关于蒋介石参加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就中央听取李克农汇报后针对张学良的建议，和他希望共产党先作出让步的愿望所作的商讨回答：中国共产党愿意争取蒋介石和整个蒋介石集团一起抗日。但蒋介石的思想实质是视人民为死敌，因此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与日本走狗一样的事情，不过为了抗日大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只要他幡然悔悟，中国共产党可以既往不咎。我们可以作一些让步，但先让步不行，让步太多也不行。让步太多，会使他认为共产党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先得要斗争，通过斗争达到真正团结的目的。

　　义正词严又坦诚真挚，张学良频频颔首。

　　一夜的谈判圆满成功。4月10日拂晓，周恩来和李克农迎着朝阳踏上了返回瓦窑堡的大道。

　　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是政策上的一大变化。这个变化昭示共产党人的伟大襟怀，也昭示了周、张会谈的历史性贡献。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退让妥协，加剧了日本独吞中国的野心，向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依仗英美扶持的蒋介石与日本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他看到了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于是决定“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于是有了虽在进行“剿共”战争，却又布置陈立夫与中共联系的行动。发展到1936年8月，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还是令人乐观的。

　　但到了10月下旬，蒋介石却突然严令大军加紧进攻陕北根据地，并叫嚷“剿匪已达最后5分钟成功之阶段”，而且亲自到洛阳、西安督战，以求毕其功于一役，其故安在？

　　问题出在苏联方面。

　　蒋介石在设法与中共联系时，也在同苏联接触。并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苏联谈判代表是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他奉政府之命说：两国军事同盟条约不能缔结。这个条约只对中国有利，它可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可是疯狂的日本不顾一切发动侵华战争，苏联必被牵入，此时倘若德国借机侵苏，苏联将两面作战，殊为不妥。

　　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实际是掌握在苏联手中，当时的中共属共产国际成员，实际是听苏联的，如对中共采取和解态度，便可获得苏联好感。于是加紧与中共的谈判联系。同时又退而求其次地向苏联提出两国订立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内容是假如日本侵华，苏联不得乘机以援共的名义间接侵华旧本如侵苏，中国不得联日侵苏。这个提议得到苏联的响应。到1936年9月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渐渐成形。在一次讨论中，鲍格莫洛夫代表苏联政府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日爆发战争，他们决不会帮助中共。接着他又说：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

　　石破天惊。这话出自苏联代表之口，把陈立夫听愣了。

　　谈判桌上无戏言，尤其在正式谈判中，更是句句算数的。

　　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报告，也不禁大感意外，他要陈立夫探明此话真意。

　　陈立夫向蒋介石讲了一件事：在谈判中，他对鲍大使说：“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对苏联非但无利，而且有大害。”“如果将来中国共产化，你们能制服一个比你们人口多三倍多的中国吗？”鲍格莫洛夫不但当即赞同此看法，而且要陈立夫同意将此话以密电形式向苏联政府报告。

　　蒋介石探明了鲍格莫洛夫的话确是代表苏方的态度而且明白无误之后，顿感终于摸到了苏联对中共的底牌，杀气腾腾地要中共缴械投降。被中共断然拒绝后，他便亲自出马督战，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围剿”红军。当1936年12月9日，西安各界群众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要求一致抗日的请愿游行时，蒋介石又严令张学良武力镇压。张学良见劝说无效，有违良心，有违民众希望，更有违与周恩来谈判时立下的誓约，在万般无奈之下，与同样接受共产党影响要求抗日的杨虎城将军举行了兵谏，扣留蒋介石，逼其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视为天赐良机，决定用武力解决，派飞机对西安狂轰滥炸，企图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

　　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兴高采烈，一面怂恿亲日派扩大事态，鼓动汪精卫和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一面向华北地区不断增兵，虎视眈耽，意欲乘机而动。

　　苏联《真理报》、《消息报》指责张、杨与亲日派有密切联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新阴谋。

　　张、杨在这危急情势之下，急电中共中央，请求出面调停。

　　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随同周恩来再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起商讨解决办法。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日夜操劳。

　　毛泽东高度评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前提。”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李克农在开辟这个新纪元的过程中，作出了自己难能可贵的贡献。

　　　　中共一历史性大动作：争取刚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站到共产党一边。

　　这一重任又落在李克农头上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时，张学良护送蒋介石乘机回南京，宋美龄、宋子文等同机返回。“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

　　蒋介石虽然是当面答应周恩来今后决不剿共，但他不肯在谈判协议上签字，只是以发表谈话的形式向全国人民用他的“领袖人格”作保。因此，具体落实的办法还在谈判中。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谈判，李克农仍以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参加谈判工作。

　　谈判刚开始，一架专机从南京飞来，接张冲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当晚，周恩来对李克农说：中央交给你一个新任务到上海建立半公开的红军办事处，李克农觉得这里的谈判更重要，周恩来浓眉一挑微微笑道：“我这里虽离不开你，但你去上海更重要，中央获悉蒋经国将要从苏联回国，决定派你去上海迎接他。要抢在蒋介石前面，向他详细介绍国内情况，争取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作为，这件事做好了，重要性不亚于‘西安事变’。”

　　李克农明白了这个任务的份量，提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周恩来说：“没时间了，你明天就搭张冲的专机走。”如此仓促出乎李克农的意料，他不禁一愣。周恩来拍着李克农肩头笑道：“中央相信你的能力。”

　　就这样，李克农在谈判桌上悄悄地消失了。

　　李克农一到上海，立即着手筹建红军办事处。他化名李震中，公开头衔是杨虎城17路军军需主任。他在日夜等待党中央发来有关蒋经国回国电报的同时，每天都接待来访的各方人士，重点是国民党、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中与蒋经国有关系又接近共产党的人士，为迎接蒋经国的到来作安排。同时又遵照周恩来指示，与潘汉年取得联系，他们相约在一家酒馆里见面，表面上相互碰杯换盏，谈笑风生，似乎在讨价还价地做一桩买卖。其实李克农是在将此行的目的和中央的指示告诉潘汉年。他们知道蒋介石也一定会派人来接的，便研究商定了如何利用国民党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的有利条件抢先行动的方案。安排了接人的车辆和蒋经国一家下榻的旅馆，保证蒋经国安全的防卫措施，摆脱国民党追踪及拦阻的办法。

　　他们到黄浦江客轮码头进行了多次演练：船靠码头，只要戴深色墨镜的李克农一个暗号，早已布置下的眼线――汽车司机、卖烟小贩装成游客的男女都立刻按计划行动。演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而且一次比一次熟练、迅捷、准确无误。

　　与此同时；李克农和潘汉年通过各种渠道详细地把握了蒋经国在苏13年的经历及思想演变情况。以便“攻心为上”。

　　蒋经国能返回祖国，并非一帆风顺。1925年蒋介石是作为政治赌注送他去苏留学的。以此博取斯大林对他的好感，支持他即将进行的北伐，同时也以此赢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他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冲锋陷阵。斯大林也有他的政治意图，他说，蒋经国到苏联来，将来是可以好好利用的一张王牌。待到4．12叛变，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暴露后，蒋经国逐渐遭到冷遇。30年代初，蒋经国在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毕业，要求回国，被苏方拒绝。1935年底，国民党和苏联谈判签订友好条约期间，蒋介石曾下令驻苏大使蒋廷黻向苏联提出让蒋经国返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竟说：查无此人。当蒋廷黻、邓文仪，甚至张冲为此不断奔走时，周恩来通过党的渠道获悉蒋经国此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乌拉尔重型机械厂，而且还是区苏维埃的代表。然而就在这时，介绍蒋经国加入联共（布）的区委书记被诬陷为苏维埃的敌人，蒋经国也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了。这时又恰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也签订了同国民党政府的友好条约。加上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疏通，蒋经国才万幸地逃脱了一次有可能的灭顶之灾。这些蒋经国是一无所知的，但这些都要让他知道。

　　放蒋经国回国的最后决策人是斯大林。他想利用蒋经国使蒋介石既和中共合作共同抗日，消除日本对苏的威胁，又赢得中共的好感。

　　李克农和潘汉年要向蒋经国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纠正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因为他在苏联期间曾受到王明、康生等人极不公正的对待而被捕入狱，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深刻的成见。

　　1935年他和苏联女工费娜恋爱，这时王明、康生横生枝节，要蒋经国写一封类似表忠心的“献给母亲的信”，以换得他们的批准。这封信经王明、康生修改后不但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而且送到苏联克格勃那里存档备案，这封信的许多增删是有违蒋经国本意的，这还不算，到这年3月，蒋经国要与费娜结婚了。王明和康生又从中捣鬼，要苏方开除蒋经国的党籍。这下使蒋经国极为恼火，王明、康生给他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由此产生对中国共产党深深的成见。

　　李克农和潘汉年当然理解，中央要他们抢在蒋介石见他之前首先和蒋经国取得联系，是希望蒋经国先听听共产党方面的介绍，消除心中误解、偏见和怨恨，对国内情况有个正确的了解，以便他回到蒋介石身边后，不为单方面的说辞所迷惑。

　　李克农和潘汉年详细分析了蒋经国的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动之以情喻之以义，虽然他和蒋介石有割不断的父子之情，但也一定要以民族大义使他对将要面临的现实有理智的态度。

　　李克农日夜盼望中央来电。1937年3月中旬一天深夜，一份密电送到他的面前，蒋经国于3月25日从海参崴乘船回国，准确日期很难说。

　　李克农、潘汉年一连几天等候在码头上，望眼欲穿。

　　1937年4月19日黎明，江上晨雾淡淡，冷风阵阵。一艘远航客轮在远处隐隐出现了，李克农紧紧盯视着，直到分辨出是哪里来的为止，他发出了预备行动的信号。

　　渐渐地，站在船舱甲板的人都可看出模样了，客轮减速，准备靠码头了，突然江面上飞来两只快艇驶向客轮，不一会儿，艇上训练有素的人快速登船。李克农认出前面的是蒋经国，舷梯刚放下，就见一群人前后簇拥着蒋经国一家走出船舱，下到汽艇上，汽艇立即开足马力转眼就消失在晨雾之中。

　　蒋经国被蒋纬国的快艇接走了。

　　李克农惊愕不已，呆呆地站在原地。旅客快下完了，有人撞了李克农，他看了一眼，是自己的人，他明白该撤了，但他却久久挪不动脚步，望着滔滔黄浦江水，一声浩叹、几滴苦涩的泪水在眼眶中涌动……

　　嗟叹抱憾之后，李克农很快冷静下来。他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水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寻找机会，继续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蒋经国被蒋介石送到宁波老家软禁起来。蒋介石虽有四个妻室，但只有二子一女，而且唯有蒋经国才是他亲生的。既是长子，又是嫡生，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蒋介石要找接班人，理所当然地首先考虑蒋经国。

　　蒋介石叫蒋纬国和一些人陪蒋经国读由他圈定的《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等封建儒家著作，拼命进行他所需要的思想灌输。

　　不久，李克农通过曲折的关系，与蒋经国取得联系，使蒋经国在抗战中一直持积极态度。解放战争时，蒋经国在赣南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李克农和蒋经国的隐蔽联系从未断过。

　　1958年的一天，李克农一进家门就对子女高声嚷道：“拿酒来！拿酒来！”

　　吃饭间，李克农举起酒杯欣喜道：“肥仔（李克农对廖承志亲昵的称呼）这件事办得好，总算和小蒋联系上了，祖国统一有望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不久，美帝国主义出兵黎巴嫩镇压中东人民革命，蒋介石也在美国支持下，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7月17日，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宣布处于“特别戒严”状态，形势急转直下……

　　历史的航船又一次扭转了航向，李克农争取蒋经国的努力再次受挫。李克农不禁仰天浩叹，心中似海峡的巨浪翻腾回旋，留下了无穷的抱憾。

　　李克农截获重要信息，促使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条道路的抉择。蒋介石连发三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商国是。毛泽东分析国内外形势后，为争取更好的前途。决定身入虎穴，同蒋介石面对面地谈判，并签定“双十协定”，这辉煌的一页，早已载入史册。正是李克农和他领导的情报系统，为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作出了贡献。

　　中共中央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紧张地思考着对策。

　　李克农的情报系统日夜监听国民党的电讯，想捕捉信息。但国民党使用的密电码无法破译。

　　李克农忽然想到国民党在延安驻有联络处，必与重庆就毛泽东是否受邀请有密电往来。

　　搞到密电码！李克农决心一定，立刻行动。

　　他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真有能人，不负李克农所望，果然得手。

　　李克农命令：日夜监听这部电台和重庆的联络。

　　一份份密电被破译后放在李克农的面前。

　　李克农连一个字也不放过，阅读、分析、归纳、综合、从浩繁的往来密电中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

　　毛泽东不表态，蒋介石越起劲。

　　邀请电报一封接一封。

　　蒋介石的第3封邀请电一发出，重庆国民党报刊立即登出蒋介石谈话，宣称：国家前途，取决于这次会谈。

　　从密电中获悉：蒋介石打的是如意算盘，他深知毛泽东从秋收起义上井冈，万里长征到延安，都没有离开过根据地。他颇为自得地确信毛泽东这次也不会离开根据地。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把破坏和平谈判以至引发内战的罪名套在共产党，毛泽东身上；万一毛泽东果真到重庆，则正好拖住毛泽东、争得时间作好进攻解放区的军事部署。

　　李克农将这些情报一分钟也没耽误地报告了党中央，使党中央、毛泽东掌握了蒋介石的心态。

　　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既然蒋介石假邀请，我们就使之弄假成真。毛泽东亲率和谈代表团赴重庆，争取主动权，谈得成最好，谈不成则揭穿了蒋介石的政治伪装。

　　历史无数次证明：在政治斗争中，共产党总是比国民党棋高一着。

　　机场。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人们欢送毛泽东。

　　李克农一直守候在机舱口。无关人员不得登机。他深知中央作出这一重大决策，与他提供的情报有着直接关系。究竟是什么结果，尚难预料。总之干系重大。

　　毛泽东在机舱口，向李克农伸出了宽厚的大手。李克农紧握不放。他真希望毛泽东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虽然明知是不可能的。

　　李克农心潮奔涌，此时此刻只轻轻地说了句：主席，你要多保重……便哽住了喉咙。

　　李克农这饱含深情的轻语，激起了周围人的感情的波澜，有人呜咽出声……

　　毛泽东在重大决策前总是思之又思，而一旦决定了，就变得轻松无比。他笑着说：“克农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这回去重庆，刚好和分别20年的蒋介石见见面，有啥子不好嘛。你看看，你们都用这咸豆豆欢送我……”

　　李克农破涕为笑。

　　重庆。林园官邸。蒋介石宴请毛泽东。蒋介石举杯向毛泽东敬酒。他脸上在笑，却很尴尬。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在毛泽东登机前，还向他报告：毛泽东不会赴重庆。中共中央给他的复电是毛泽东要上飞机时发出的。

　　毛泽东也在笑。他赞赏李克农的情报工作精细、准确、及时、高度保密。

　　　　　 李克农曾救康生一命。康生对李克农无端猜疑，挟嫌报复

　　1931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负责人与机关及一大批干部，幸得李克农、钱壮飞等及时报告才得脱险。刚被王明任命为组织部长的康生（当时的名字叫赵容）也在其中。

　　1942年6月2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整风运动。毛泽东对康生十分信任，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这句话，正中康生下怀，他要借此为阶梯，爬上更高的权力宝座。

　　李克农于1941年2月由桂林撤到重庆，奉南方局指示回延安。中组部部长陈云给了他任命通知：社会部副部长，作康生的副手。1942年10月，中央成立情报部，康生任部长、李克农任副部长。李克农曾庆幸自己遇到有高度理论水平的上级，可以好好向他学习。他哪知谁与康生共事，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整风运动初期，康生以肃反专家自居，重演利用运动抬高自己消灭政敌的故伎，当进行到“审干”“抢救运动”时，运动进行不下去了。

　　李克农作为康生的副手，以为康生的一套是中央的精神，便很认真地执行了。当轰动一时的“张克勤案”发生后，他发觉许多年轻、热情的青年人都是“特务”“内奸”，有的单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成了“抢救对象”，他所在的社会部和情报部几乎到了无人可以工作的地步，他便陷入了沉思。康生那种不要证据只凭直觉，只凭推理，大搞逼、供、信定罪的做法更引起了他的怀疑。尤其是康生把那些上过教会学校的人，听过外国人讲课的人，都打成外国特务。这种荒唐的做法，使李克农的许多战友和部下都无一幸免，他为之悚然。1943年，中央军委的陶铸被康生当作叛徒抓进监狱，理由是被敌人判过无期徒刑。陶铸在狱中的坚强表现，李克农是十分了解的，因此，他觉得太出格了。李克农对前一段“审干”“抢救运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曾向有关领导反映过，但无明确答复。他决定和康生拉开距离。此后，他便不断遭到康生的打击。

　　1944年4月，毛泽东将李克农、周兴、师哲召到枣园进行谈话。

　　毛泽东见人到齐便言归正传：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说一下肃反问题。咱们四个今天枣园夜谈，有啥说啥，我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你们知道什么尽管说。

　　李克农听罢，面露狐疑之色：抓整风，搞肃反，主要由康生负责，怎么他没来？周兴和师哲也流露出同样的疑惑之色。

　　毛泽东一眼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便说：几个月前我给康生打过招呼，肃反要注意纠偏。后来又找他谈过，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就找你们几个直接抓工作的来谈。不提他了，咱们谈吧。

　　这次谈话，毛泽东由“失足者”的口供谈起，引用了江西反AB团时，许多不实口供用刑逼出来，结果一害自己二害革命的沉痛教训。他强调“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李克农他们“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毛泽东要他们立即展开甄别、平反工作。

　　李克农一直心情沉重地做着笔记，没有说话。毛泽东要李克农说说想法，李克农只说了句：回去后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按主席的指示办。再也没一句多余话。毛泽东点破了他的心思：你怕搞不过康生吧？李克农没有解释，没有分辩，只是默默地听着。

　　李克农等被毛泽东召见的事，康生很快知道了。甄别工作没让康生负责，他感到在毛泽东那里开始失宠了，于是就迁怒李克农等人。

　　李克农忠实地按毛泽东的指示积极进行甄别工作，数千个被“抢救”的“失足者”，得到甄别，真正的特务只有两三个。这个结果，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康生的那套“审干”“抢救失足者”的做法是错误的。康生成了“千夫所指”。于是他更加增长对李克农的仇恨。

　　李克农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将200多名“重点抢救”的对象，大多数留在了社会部。后来他们都成了情报战线的骨干。康生认为这是李克农故意给他难堪。

　　最令康生暗自捶胸顿足的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会议没安排他作重点报告。最后选举时，他由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这还不算，会后不久，他被派到穷乡僻壤搞土改去了。这是康生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栽跟斗，栽得他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他钻在窑洞里，对老婆曹轶欧咬牙切齿地说：“李克农的这个仇非报不可。倘日后落到我手里，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冬，康生就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山东省省长，来到解放不久的济南。他要一名秘书，条件是有文化、有头脑、懂政治、办事机灵。负责给高级领导配秘书的社会局知道康生不好侍候，特地选了办事严谨守机密的沙韬，康生非常满意。

　　谁知不久康生便把怀疑的目光射向沙韬。

　　此时的康生，因与饶漱石暗中争夺华东局第一书记没有达到目的，便消极怠工，整天在家写字画画，雕刻金石，把工作完全扔在一边。因此，1950年山东省选举第一届人代会代表时，他未能全票当选。这下捅了马蜂窝，他下令调查谁没有投他的票，重点查清谁说他“不干公事”的。

　　司机、保姆、警卫员、秘书、炊事员……挨个筛了一番，最后他无端认定沙韬是饶漱石派来监视他的暗探。于是，第二天就把沙韬退回了社会部。但沙韬要求回情报部。李克农同意了，接着又同意了沙韬报考人民大学。

　　围绕沙韬问题，李克农和康生之间公开对立，矛盾激化了。康生气势汹汹地当面责问李克农：“是谁包庇沙韬这个坏人？”并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硬要李克农把沙韬监督管制起来。

　　李克农就沙韬一事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写了一份详细报告。

　　刘少奇对此事已有耳闻。他在报告上批道：“康生神经不正常，不要理他。”

　　批示传出后，康生夫妇气得浑身发抖。他们发誓要扳倒刘少奇。对李克农，他们更是再次咬牙切齿：“有了机会，非整死他不可！”

　　1957年，李克农酒后摔跤，得了脑溢血。康生趁机不断散布：沙韬是李克农派来监视我的坏人。李克农有意包庇坏人沙韬。并故意让人传到李克农耳中。

　　1961年1月，与李克农相伴44年的夫人突然去世。本来就长期抱病工作的李克农感情上深为悲伤，精神上刺激尤重。康生却乘人之危，再次就沙韬事件向李克农发难，加重了李克农的病情。

　　李克农问毛泽东：美国总统上班后第一件事干什么？

　　中苏情报合作，李克农拍案而起说：克格勃那一套，我们不能干！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访问。李克农一直护送到中苏边境满洲里。

　　李克农除了谈工作，还陪毛泽东聊天，讲故事说笑话。李克农完全是一个事业型的革命家，当然也不放过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讲讲情报工作。

　　一天早饭后，李克农笑着问毛泽东：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看着李克农，等待下文。

　　李克农说：他的第一件事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话，办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故意绕着圈子说：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你这个克农，还要给我上课？好，这回去莫斯科，还要和斯大林唠叨你们那摊子事呢。

　　毛泽东和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的事情。

　　李克农奉命访苏，研究合作的具体事宜。

　　苏联情报专家来了。他们的观点、做法和中国很不同。尤其对公开情报如何获取，李克农赞赏并实行的基本做法是95％从大量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及有关报告中分析而得。只有5％靠秘密情报手段获得。

　　苏联情报专家却卑视公开情报，嘲笑说公开情报不如克格勃手段获得的有价值，而且层次太低。要李克农按照苏联那一套去做。

　　李克农不同意。矛盾由此产生了。

　　在一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挪揄公开情报是用来搪塞中央的遮羞布，没有真东西。苏联专家洋洋自得地说：用金钱、美女加毒药，才能获得货真价实的情报……

　　李克农一拍桌子站起身，打断苏联专家的话：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里，维护中苏友好关系，一切尊重“老大哥”、“向老大哥学习”是政治原则。李克农竟当面顶撞，这还真是要有胆量和魄力的。

　　在中苏情报合作的年月里，毛泽东要李克农对苏联专家毫无保留，即使是最核心的机密也要讲。好比脱裤子，全身光溜溜的，让人家看个够。

　　对毛泽东的指示，即使有不同看法也要执行。

　　苏联专家似乎很关心中国的情报工作。一个一个部门的听汇报，作记录。在中苏关系破裂前夕显得格外认真，记录也特别详细，并且立即送回莫斯科。

　　李克农一一看在眼里。他对脱裤子有一个通俗又精辟的说法：浑身脱得光光，肉体暴露无遗，心里的秘密，只要不吐出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的情报工作未受多大损失！

　　李克农是否留了一手？

　　毛泽东对李克农说：我点了你的将。

　　板门店谈判，李克农幕后指挥

　　朝鲜战争。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又不甘心坐下来。谈谈打打，假谈真打。自1951年7月10日上午，谈判开始起延续两年之久。

　　战争爆发后，李克农曾给朝鲜提供过不少情报。得到毛泽东的夸奖：李克农干得不错。

　　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参加谈判班子人选时，首先想到了李克农，并要李克农坐镇开城。他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

　　此时，李克农正犯哮喘病，时好时发，平日常用药物控制病情，要想入睡非打吗啡不可。可毛主席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李克农思之再三，怕贻误大事，把自己的病情向毛主席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

　　毛泽东反复权衡，最后仍然决定要李克农去。

　　李克农忠心耿耿，抱病出征。他原以为不用多久，连大衣都不准备带。谁知一去两年，靠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他竟然顶了下来。

　　1951年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报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

　　中朝两国商定：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实际上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

　　毛泽东又指派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

　　谈判桌上无戏言。字字句句都得反复斟酌。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要在谈判中取胜决非易事。此次谈判，中朝联合，还有一个国际关系。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必须既要沟通，又要尊重，倍为复杂。

　　谈判班子分为一、二、三线。

　　一线直接出面谈判。乔冠华、柴成文为二线。柴成文是联络官，往返联系。李克农隐居三线，掌握全盘。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电文往返。有时一天十几份，工作极为繁重，李克农常常边开会边大把大把服药。

　　李克农和彭德怀，一个打得坚决，毫不手软；一个谈得耐心，针锋相对丝毫不让。

　　当谈到交换战俘问题时，美国提出无理要求并采取拖延手法。

　　谈判桌上互相对峙。沉默的对峙。

　　这轮谈判，从下午2时半开始，由美方主持。

　　沉默。沉默。

　　双方互相目视对方。这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战，一场意志、毅力、耐忍力、克制力的对抗。

　　韩、美代表目光游移了。

　　中朝代表的眼神中透出了焦躁。

　　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来向李克农请示怎么办？

　　李克农此时也在默坐沉思。他眼皮不抬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坐下去。

　　纸条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地传递。

　　似灵丹妙药。代表们一个个挺直起腰板，稳坐不动。一双双眼中透出冷冽，逼视对手。

　　论坐功，中国人自从融化佛教的打坐禅功以后，已经悟出了其中真谛，造就了深厚的功底。朝鲜代表似乎也受了感染。

　　中朝代表稳坐不动，状如石雕。比起石雕又有令人悚然的目光。

　　沉默持续了132分钟。

　　美国人顶不住了。宣布休会。

　　相对无言的132分钟，恐怕创下了谈判史上沉默最长的记录了。

　　中国人民是有耐心的。同样，中国人也有以快制胜的绝招。

　　轮到中朝代表主持会谈。

　　朝鲜首席代表宣布会议开始，双方代表刚刚落座，又马上宣布休会。只用了25秒。弄得美国人频频耸肩晃脑，连声“NO、NO”一副惊讶莫名之状。

　　拖是谈判中的技巧，快也是一种谈判技巧。

　　李克农对此两种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弄得美国人自叹弗如。他们敬畏李克农了。

　　当进入签字阶段时，李克农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美国人连连叫好。

　　平时谈判，不许新闻记者进入会场。这次则不然，允许记者进入会场。李克农想起一个多月前是预定的签字日期。然而李承晚制造了一起扣留战俘事件，致使推迟签字。现在李承晚集团会不会耍别的花招呢？比如派刺客乔妆记者混入会场制造事端？万一对双方司令员的任何一位进行行刺，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类事件古往今来，在重要的政治仪式中屡见不鲜。于是他提出一个双方司令官不到现场签字的办法，即先由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签字并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互换的文本。1953年7月26日，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李克农的方案一提出，美方很快接受。这是条约签字形式上不寻常的作法。

　　1962年2月11日夜，张爱萍将军惊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悲思涌动，辗转床第，终于披农而起，铺纸挥毫，作诗志哀：

　　“铁虎”原来是纸虎，板门店里伏山姆。

　　毕生探囊忘已生，无名英雄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