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所谓三皇五帝(下卷）——尧舜禹时代 -- 王威
家园 原创】所谓三皇五帝(下卷）——尧舜禹时代（4） 在这个看似换汤不换药的新官制中——
管辖东方行省的勾芒氏为羲仲氏所取代。
管辖南方行省的祝融氏为羲叔氏所取代。
管辖西方行省的蓐收氏为和仲氏所取代。
管辖北方行省的玄冥氏为和叔氏所取代。
那么管辖中央行省后土氏（共工氏，又即重黎氏）干嘛去了呢？
照理，羲和四子都和重黎氏一族大有渊源，世代结亲通婚。
肯定不可能这时候大家吃肉了，重黎氏反而只能在一旁吃菜。
再说没有一贯享有祭天权的重黎氏的支持，这新官制的合法性可就大有可疑。
上古之政治斗争，争的都是本族之权柄。因此必然出现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的局面。
羲和四子既作为重黎氏一支，分掌了四时四方之祭天权。则在这次政治大换血中，帝尧对重黎氏（共工）肯定是另有安排。
从《尚书》中之《尧典》上可知，日后帝尧还不时就国政请教共工（重黎氏）这位元老。
特别是对于治理大洪水的人选一事上，帝尧明知共工所推荐的鲧（大禹之父）并不是合适人选，但还是听从共工的意见，则可知共工（重黎氏）的权柄又尚在羲和四子之上。
那么共工（重黎氏）在帝尧时代当的是什么官呢？
文献上没有。
但是根据重黎氏历代以来专属民政，为帝颛顼、帝喾时代文官系统第一人的历史，其职务类似于今日之总理。
想来此时的共工（重黎氏）也必然官居帝尧时代整个官僚系统的最高位。
后来，帝舜在被帝尧禅让之前，曾被封为百官之长的“百揆”一职。以此反推，则共工当是帝舜之前的“百揆”。25
我们知道上古时代，每一次官制的变革，都围绕着天文历法之学的进步。
那么帝尧时代之初的新官制，说起来是很难让人心服口服的，因为我们对照羲和四子之主掌四时四方，和五大家族主掌的五大行省时代，并没有显著的突破。
这样就很难服众了。
怎么办呢？
我说过了，中国人啊，在搞政治上，不惟有大智慧，还有各种多如牛毛的小聪明。
既然没有显著突破，但是不是可以有一点点的突破。
再进而将这个一点点的突破放大，放大成显著突破。
比如我们看新中国这几十年，前有毛泽东思想，后有邓小平理论。这两个人，基本上定下了中国一百年内发展的基调了。
而且实践还证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挺实用。
于是后来人也就只能在这上面缝缝补补了。
于是就有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有了现在胡锦涛的“和谐世界”。
同样的，帝尧在历代以来成就的、很难以突破的天文历法，也来上了一个“一点点的突破”——他宣称，发现了一种可以用来当日历的植物——蓂 莢。
据说，这是一种奇异的小草，无巧不巧的，这种小草就生长在帝尧宫殿之中。
这种小草由每月的头一天开始，每日生出一片叶子，十五天后，每天落一片叶子，至月尾最后一天刚好落尽；
如果此月为小月（少一天），最后的那片叶子就只凋零而不落下。
帝尧将这种草命名为“蓂荚”，又名“历草”。 人们认为是象征祥瑞的草。26
这种小草在现实中可能有么，为什么偏偏就只长在帝尧的宫殿，而在别的地方没有发现呢？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是帝尧为了“维稳”，而采取的荒唐的手段。毕竟天文历法发展至帝尧时代，已经进入了成熟期，要再有很大的突破就很困难呢？
技术上既无法突破，那么只要换个概念重新包装一下。
就好比龙芯最初研制阶段，为了对国人有所交代，于是出现了买来外国芯片进行打磨。
这样的闹剧如果发生在科学上，当然是很无耻的。
但是帝尧用这样荒唐手段的愚民，则是为了应对激烈的政治内争，而做出的最无奈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恐怕是任何政治家放在了帝尧当时的位置，也会做出的。
这本书呢，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谈天文，谈历法27。
很多读者肯定很不以为然，认为天文历法有那么重要么，不就是记录时间的一种方式么，一年365天和一年366天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不影响日常生活。
其实啊，这正是因为我们目前正在享用祖先的成就，日用而不知。
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是这样说的：
上古时代，中国人建立的国家，都是以掌握天文历法为第一要务。而到了后世呢，则是以治理人民为第一要务。这是因为啊，后世的人只需要承袭上古时代所传下来的天文历法，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成，历书上都写的明明白白，已经有了准确的时间。28
帝尧本人虽然在历法天文上任用羲和四子主掌，没有太大的突破。
但是，是他第一个将中国历法明明白白的记载在中国人的第一部文献《尚书》之上，而且他本人也是凛凛遵行，因此成为一个“敬授民时”的圣王贤君。
从人类文化史的整个历程来说，《尚书·尧典》上的这段记载，也是极其重要的。它确定了中国人对于历法的设定和使用的年代，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29
而对于天文历法的重视，使得先秦时代的中国君主，对于掌握天文历法的巫师委之国政。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天文历法之学的加速发展。
可以这么说，中国上古时代，主掌天文历法之官地位之高，研究条件之优越，天文历法之先进，是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比肩的。
也因此，中国天文观测的历史之长，观测之精细，记录之具体，使古代中国的天文科技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１９世纪奥地利人弗兰茨·屈纳特对此感到无比惊诧：
“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是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
大概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们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的眼中是种最没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
这该是多么可怕的野蛮人啊！”
近现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处处被列强欺凌，以至于很多人高呼自强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落后，在于对科技的不重视。
其实，他们忘记了，四千年前的中国人，是再重视科技不过的了。这才有可能在中原崛起，横扫各族，奠定了中国文明之最初辉煌。
人类政治史上，从来没有一支政治势力会自觉自愿的退出属于自己的政治舞台，更何况是像勾芒氏、祝融氏、蓐收氏、玄冥氏这样一些历史至为悠久的大族。
更何况，他们个人之进退涉及到的本族之地位升降。
然而在陈锋氏和重黎氏的联手重压下，此刻，他们只能等待，等待一个契机，等待一个时机。
是以帝尧登基之初年，一切看来是那么波澜不惊。可是在这平静的政治局面之下，却是暗流汹涌、风雨欲来。
这些，帝尧随着对国政的认识加深，年岁之成长，智慧之提升，也慢慢的意识到了。
现在，我们再一次将目光投注到帝尧身上。
我们知道，即便在现代，政治家的个人形象也很重要，看看俄罗斯的普京，都快六十了，还要跑到西伯利亚去大秀他的肌肉，而且先后秀了两次。
普京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提醒大家，作为领导人，我不但健康，还强而有力，大家一定要信任我，特别是在目前金融危机的艰难形势下。
那么，帝尧的个人形象又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就是他身长十尺，长的高的人做起领导来，对下属有一种天然的威压感，这是一种优势。
很多文献上又提到的“尧眉八彩”。陆小凤有四条眉毛，不难理解，古龙把他嘴上的两撇胡子都算上了。
“尧眉八彩”就是说帝尧的眉毛有八种颜色。
这可能吗？
天生的当然不可能，帝尧又不是外星人。
上古之君主，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我们往往忘记了。就帝尧而言，他首先是一个超级大巫师，其次才是人王。
今日余存与南美和非洲的原始部落，往往可见其部落之酋长用各种颜料去染自己的头发眉毛，这当然不是为了时尚，而是为了告诉本族族人，自己是个有通天彻地之能的大巫师。
纵观整个黄帝王朝，历数黄帝、帝颛顼、帝喾这几任君主，身上是超级大巫师的色彩浓一些还是人王的色彩浓一些呢？
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很多人谈起中国上古时代之君主，认为这些君主在各大族的制衡之下，肯定都是很民主的。每样决策都是经过大家详细讨论、共同研究之后，才付诸实行。
其实未必尽然，整个黄帝王朝，每个君主在决策时，遇到太大的阻力的时候，往往会亮出自己的最后一张王牌，以天上神明之人间化身，强行推行自己的个人意志。
所以呢？我们看到上古文献之中，帝王身上各种各样奇怪的生理特征，被浓重的记录下来，不要觉得太过奇怪。
整个黄帝王朝时代，君主为了加强自身之上超级大巫师的色彩，文献除了记录下这些奇异的生理上看的见的特征之外，还记录下他们的特异功能或自我神话的宣传。
比如帝尧宣称自己之所以能登上天下共主之位，是因为他曾经做过一个上天的美梦。
这恰恰正因为这些帝王的自我定位首先是个超级大巫师，其次才是人王。
了解了这点，我们也就不会对黄帝王朝时期的民主气氛有太多不切实际的美好憧憬和幻想。
如果那时候真有民主气氛的话，那帝颛顼也就不可能介入共工氏与祝融氏的南方争霸战之中。
帝尧除了个人形象加分之外，他的个人私德也让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人格魅力备增。
看中领导人之个人私德，不惟中国人为然。
领导人之个人私德，最为民众注目的则是节俭。
《淮南子》一书上是这样称美帝尧的节俭：
帝尧拥有天下，不是为着贪求万民百姓的财富，利用君位来享受安乐的，而是为百姓改变连年征伐战争、以强凌弱、以多欺少的混乱局面的。
是以，帝尧亲自带头实行节俭、向民众昭示仁爱之心、让人们和睦相处。
所以，他的住房是茅草盖顶、不加修剪，柞木为梁、不加砍削；
乘坐的车子不加绘画，蒲草席垫不镶花边；
祭祀用的食物不调五味，吃的主食不舂捣细；
巡视狩猎只为推行教化，辛劳地奔波于三山五岳。
这些难道是他所应得的奉养还不足以使他享乐而为此辛劳奔波？
不是的，是因为帝尧一心为的是国泰民安、天下社稷，他在这当中并未获得任何利益好处。
而到他年老衰弱、精力不济的时候，便将整个天下传给舜，这犹如倒退脱鞋一样简单容易。30
即便今日之西方民选政府，领导人即便自身有钱，太过奢侈，也会被民众厌恶，是以法国的萨科奇，日本的麻生太郎都在这点上大失民望，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老百姓（这个老百姓不论中外哈）为什么特别注重领导人的节俭呢？
因为按照逻辑来说，节俭必然清廉，清廉则不会盘剥百姓，有了这样的领导人，上行下效，老百姓就能攒点属于自己的钱。
说白了，老百姓的天性正是最爱钱，才最在意领导人节不节俭。而领导人的节俭，如果是出自天性，那就更加妙不可言了。
老百姓的这种思维惯性，到了现代社会，也不能颠覆，就中国来说，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听说毛泽东自己不吃肉，那个感动啊。
但是节俭是不是真的对领导人治国有放大效应呢，不见得。
家园 ！就好比龙芯最初研制阶段，为了对国人有所交代，于 可怜的龙芯啊
家园 所谓三皇五帝(下卷）——尧舜禹时代（5） 这里举个例子，中国第一次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的例子——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梁朝散骑常侍贺琛向梁武帝上书，指出梁帝国目前的重重乱象：
一是如今北方（北魏）臣服，正该休养生息积聚力量，而人民却不能安居乐业，户口减少，这皆因州郡牧守不得其人。
二是官吏贪污成风，少有廉洁者，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是其温床，应提倡节俭朴素风气，纠正奢侈浮华之风。
三是官吏奏事，多为讨好皇上，求得封赏。对下则作威作福，陷害好人。
四是朝廷大兴土木，百姓服役不停，以致国弊民疲，困苦不堪。
梁武帝看到这封上书，气得浑身发抖，继而勃然大怒。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呢？
对于梁武帝之个人私德，史书上这样记载的——
梁武帝为人很守孝道，待人慈善，彬彬有礼，生活又节俭。
他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对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所不精。
他对国家事务很勤勉。冬天，四更一过，他就起来工作。由于天气严寒，握笔的手都粗糙得裂了口子。
特别是他自从信奉了佛教之后，长期斋戒吃素，不再吃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也只不过是些菜羹粗饭罢了。
有时候遇到事务繁多，太阳移过了头顶，梁武帝就漱一漱口算是吃过了饭。
他身穿布衣，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的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被子盖二年才换一床。后宫里贵妃以下，不穿拖地的衣裙。
他生性不喝酒，如果不是在宗庙搞祭祀活动，或是办大宴席以及进行拜佛活动，就不奏乐。
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却一直衣冠楚楚，坐在宫中便座上，或在酷暑的日子里，也没有袒胸露怀。对待宫中太监小臣，象对待宾客一样。
可以说，梁武帝个人私德是很完美的，堪称楷模。
但是呢，在治国之术上，梁武帝不惟无方，而且竟可说是非常的昏庸。
他太过于宽待高级官吏，牧守大多渔猎百姓，皇帝的使臣又干扰郡县。而他本人又爱亲近任用奸佞小人，很失于苛刻严暴。
他个人很节俭，但是崇信佛教，大兴土木兴建了许多塔和庙，使得公私皆困，财政频临破产。
梁武帝对刑法的态度是疏远忽视，因此公卿大臣们也都不重视审判刑案，奸佞之官便擅权弄法，受贿赂的东西多得就象市场上的商品一样，冤狱的事情很多。
但是每当他裁决了重大犯罪，就一天不高兴，因为处决人犯有违“我佛慈悲”。
长久下来，整个梁帝国就像是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了，他却视而不见。
现在贺琛的这封揭开了“皇帝的新装”，怎么能不让他怒发欲狂。
于是梁武帝把主书召到面前，口授敕书指责贺琛，说：
“我有江山已四十多年，每天都耳闻目睹许多从公车机构中转来的臣民直言不讳的上书。
他们所陈述的事情，与你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我常常苦于时间仓促，现在你的奏折更增添了我的糊涂和迷惑不解。
你不该把自己和才能低下的软弱之人混同在一起，只图个虚名而已，好向路人炫耀说：‘我可以向皇帝上书陈述意见。遗憾的是朝廷不采纳。’为什么不分别明着说：
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暴，某位尚书、兰台奸诈虚滑；
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那里夺取？给了谁？
如果你能明白地指出这些，我就能杀掉、罢免他们，再选拔好的人才。
还有，官吏百姓的饮食豪华过度，如果加以严格禁止，房屋密集曲折，你又怎么知道呢？
倘若挨家挨户搜查，恐怕更增加了对老百姓的骚扰。
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侈，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以前饲养的祭祀用的牲畜，很久没有宰杀了。
朝廷召开会议，也只是吃一些蔬菜罢了、如果再削减这些蔬菜，一定会被讥讽为是《诗经?蟋蟀》所调整讽刺的晋僖公那样的人。
如果你认为供佛事佛奢侈的话就错了，都是园了里的东西，把一种瓜改为几十个品种， 把一种菜做成几十个味道只因为变着花样做才有了许多菜肴，对事物又有什么损害呢？
我如果不是公宴，从不吃国家的酒食，已经有很多年了。甚至宫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粮食。
凡是营造的建筑，都与材官和国匠无关，都是用钱雇人来完成的。
官员们有勇敢的，也有胆怯的，有贪婪的，也有廉正的，也不是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你认为朝廷是有错误的就自以为是。你应该想一想导致朝廷犯错误的原因！
你说：应该以节俭引导百姓，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了房事，至于居住，不过只有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宫中没有雕梁画柱；
我平生不爱饮酒，不喜好声色。因此，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乐曲，这些都是诸位贤臣们看到的。
我三更便起，治理国家大事，处理政务的时间依据国家事务的多少而定，事务不多时，中午之前就能把它们处理完。事务繁忙时太阳偏西才能吃饭，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既象白天，又象在过黑夜。
往日，我的腰和腹超过了十围，现在瘦得才只有二尺多点，我以前围的腰带还保存着，不是乱说。
这是为了谁工作？是为了拯救万民的缘故。
你又说：官员们没有不凡事都向您禀奏的，一些人用尽伎俩想升官发财。
现在不让外人奏报事情，那么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委托管理国事的专人，怎么能够得到呢？
古人常说：‘只听一方面的话就会出现奸佞小人 ，专任一人必定要出乱。’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委托给赵高，元后把一切托付给了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又怎么效法他们呢！
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的哪件事？
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些应该削减？
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
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我听！用什么办法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应该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减除劳役，这些都该具体地列出，如果不具体地一一列出，那就是蒙蔽朝廷。
朕正在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届时自当认真拜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只希望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因此而出现在今世。 ”31
贺琛接到梁武帝这样的答复，还能说什么呢？唯有向梁武帝谢罪而退，再也不敢提意见了。
梁武帝的结局如何呢？
也就是在贺琛上书的四年之后，从北魏帝国叛逃至梁帝国的侯景，起兵叛乱，攻入梁帝国国都建康，将梁武帝软禁，最终他以八十六岁的高龄，被活活饿死在台城。
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很少发议论，他写到这里呢？忍不住发作了很长的一段“臣光曰”——
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
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
因此开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之本。忠心耿耿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阻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动手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效，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能收到很大的效果。
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要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
他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的名字，追问徭役过重及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胁迫他写成无法对答的奏章。
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
因而对于诸位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
象这样一来，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皇帝说呢！
也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声名遭受辱没，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国家被颠覆，祭祀被停止，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不很悲哀吗？ 32
为什么要全文引用梁武帝这么长的答复呢？
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谈一谈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亡国之君是最无可药救的。
一种亡国之君属于隋炀帝式样的，这种亡国之君之所以亡国，不是因为愚蠢，而是太过于聪明，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当然是自炫聪明。
后人在总结商纣王之所以亡国的原因，是这么说的。
商纣王的聪明足以让他拒绝臣子对他的一切进谏，而他的口才足以找到种种借口掩饰自己的过错，
在臣下面前炫耀自己才能，宣扬自己比任何人都还要聪明，认为每个人都比不上自己英明神武、光芒四射。33
对于这样的君主，再忠心的臣子给他提意见，也是白搭。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像坐过山车一样向亡国之路狂奔而去。
而另一种亡国之君就属于梁武帝式样的，这种亡国之君之所以亡国，不是因为品德败坏，恰恰相反，他们是完美主义者，身上的美德闪闪发光，自以为自己的人格魅力可以感召所有人。
这种美德完美主义者，是最听不得别人提意见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非常非常之完美了，无可指摘。
一旦有人提出意见，恼羞成怒，怒发欲狂都成了条件发射。
所以这样的君主一旦亡国，他们的哀叹往往是——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34
殊不如，在一次次的拒谏之中，这种美德完美主义者，实际上选择的就是亡国之路。
因此上，我们在看待帝尧节俭这一个人私德上，不宜评价过高。
做过一个君主，最高价值应该体现在治国之术上，而不是当道德模范。
如果帝尧也像梁武帝一样，以自身节俭之美德，拒绝臣下的劝谏，那么绝对是不可能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圣王贤君的。
25 这是笔者的猜想，并没有文献之支持。
26又 有 草 荚 阶 而 生 ， 月 朔 始 生 一 荚 ， 月 半 而 生 十 五 荚 ， 十 六 日 以 后 日 落 一荚 ， 及 晦 而 尽 ， 月 小 则 一 荚 焦 而 不 落 ， 名 曰 「 蓂 荚 」 ， 一 曰 「 历 荚 」 。——《竹书纪年》
27 其实笔者本人也是一个门外汉，只是为了写这本书，而不得不勉强自己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头发都白了不少。
28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后世立国，以治人为重。盖后人袭前人之法，劝农教稼，已有定时……邃古以来，万事草创，生民衣食之始，无在不与天文气候相关。——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
29四季之递嬗，中国知之极早，二至、二分，已见于《尚书·尧典》，即今日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在《天道与人文》
30 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征，強凌弱，眾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毇，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蹝也。——《淮南子·主术训》
31“朕有天下四十馀年，公车谠言，日关听览，所陈之事，与卿不异，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不宜自同阘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奸猾，使者渔猎，并何姓名？取与者谁？
明言其事，得以诛黜，更择材良。又，士民饮食过差，若加严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倘家家搜检，恐益增苛扰。若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物，变一瓜为数十种，治一菜为数十味；以变故多，何损于事！
“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资治通鉴 ·164 ·皆资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贪廉各用，亦非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朕绝房室三十馀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受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见也。朕三更出治事，随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馀，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
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使外人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又可法欤？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
擘肌分理’，复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各出其事，具以奏闻！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伫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惟新之美，复见今日。”————《资治通鉴·梁纪》
32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主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体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亦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
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资治通鉴·梁纪》
33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距谏,辩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列女传·孽嬖传》
34明末崇祯帝的遗嘱内容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意思是：我亡国，固然是因为我德行不足，上天的作对，但也是这些大臣也害了我。实际上就是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意思。
说起来，崇祯帝也是异常节俭的一个皇帝。
家园 【讨论】梁武帝和贺琛都有问题 贺琛的问题，的确就像梁武帝所说，泛泛而谈，没有具体的事和人。就好比现在老百姓中流传把官吏排队挨个枪毙或许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就不会有冤枉的。换言之，老百姓认为百分之五十的官员都该枪毙。但是这种话作为一种情绪的宣泄是可以的，真拿到公安局、反贪局、廉政公署、法庭之类的地方是不行的。无他，没有具体对象罢了。
所以贺琛这类上书，基本没有任何建设性，也不切实际。
如果换了其他皇帝，有些会对其嗤之以鼻，有些会杀了贺琛泄愤，有些则可能嘉奖贺琛。还有些皇帝或者会责成特务机构调查贺琛说的是哪些具体的人和事。但是梁武帝却发了个和贺琛辩论的诏书。不但是自降身份，更是让人觉得他强词夺理。
类似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这回的主角是雍正。他赦免了吕留良案的主犯曾静，还编写《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也是徒留笑柄。
但是如果单纯得认为梁武帝的败亡是由于不纳谏所致，也未免看轻了梁武帝。
南朝皇帝最大的心病在于世族。梁武帝虽然是以武力夺取皇位，但对于世族势力他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侯景向萧衍求与南朝高门王、谢结婚，萧衍说：“王、谢门第太高，不如退而求其次，向朱、张以下门第试试。”作为一个皇帝，居然连这类小事都做不到，可见当时的世族势力膨胀到何种程度。
贺琛指出的毛病中“州郡牧守不得其人。”、“官吏贪污成风”、“官员瞒上欺下”三条直接指向官员。而“朝廷大兴土木”也是间接责难官员。那么他指责的这些官员是谁呢？当时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大多为世族。
贺琛的奏章多半有感而发，因此也不会不知道他指责的具体对象。但他不敢写。只能泛泛而谈。他得罪了皇帝还可能不死。毕竟萧衍不太杀人。但得罪了世族那就基本完蛋了。
萧衍未必不想对世族开刀。贺琛的奏章甚至有可能是他授意用来投石问路的。但世族势力过大，萧衍也不得不表态。这个姿态其实是做给世族看的。如果真得认真调查了，那么南朝的世族们也并不在乎换个皇帝。这类事情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
所以，贺琛上奏章，萧衍发火都是无可奈何的博弈罢了。
家园 想想这两种亡国之君本质上是一样的 自认完美，骨子里有一种致命的自负，虽然一则凭籍才具，一则凭籍道德。河里语迟兄亦写过梁武帝，和你观点相类：
没有什么疑问，梁武帝把自己看做完人。史书说萧衍..........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不能说萧衍不是这样的，这人也的确非凡。萧衍大概也这么看自己。所以，他怎么会反省呢？他又有什么好反省的呢？
----其实不论帝王，普通人亦当自省之，在现实生活乃至网络中，已经见过不少才具极高道德完美的人，遭遇事业的失败，却无法找到真正的原因----忍不住一叹，性生如此恐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家园 儒家传统:道德修养决定一切 儒家认为,修身做好了,治国才能做好.修身做不好,其它都做不好.
事实上是统治者认为,有道德修养的人,不会造反,所以以孝治国是最安全的.
于是全体中国人被忽悠了两千年.
家园 道德是无法完美的，只有人性的通达 道德高低与完美就像对真理的终极追求一样，是不可能的。
且不论道德高低和境界/视界的广阔程度紧密相关。单论对道德的极端追求，也会丧失于非此即彼的无所适从。
我觉得，道德就是个人对人生和人性的感悟体现在生活的为人处世。（这句话比较拗口，TNND语文就从来没有学好过。）
我想说的是：道德不是条条框框，是人生自省后在生活中的自律。是自我对自我和世界的责任的担当。（这句话依然比较拗口，TNND接着谴责自己语文就没有学好。）所以，道德没有完美与否，只有人生的感悟深刻与否和有否相应的责任感。
此话是有mm“具极高道德完美的人,遭遇事业的失败”引出来的。我只是觉得，你讲到的“具极高道德完美的人”，是否真的有足够的人生感悟以对应他自己“道德完美”的自律要求？这是个问题。如果没有，则事业甚至人生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
不能讨论了，否则我老婆只能是泼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