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 gaogeli

[SIZE=3]

　 九台政治整训就其事先部署，是以控诉旧军队专制黑暗的“民主教育”在先，控诉旧社会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阶级教育”在后。由于起义士兵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他们在旧社会受的苦和在旧军队受的苦是一个完整、连续的过程，所以，许多士兵所受的苦，往往从在家受地主恶霸的剥削、欺压讲起。

　 在旧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封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再将其占有的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指出：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20－30％的土地。

　 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十九条规定，缴租“最高限度不得超过当年正产物收获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并禁止包租、预租和押金。而实际上，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血肉联系，该条例自始至终都是一纸空文。地主阶级凭借其对土地的占有权，对农民实行封建的地租剥削，地租额一般要占收获物的五成至六成，最高可达七成。

　 林家保是云南省姚安县光荣镇人，解放前，他家有几亩山坡薄地，但养活不了一家9口人，只好租地主的地，收获的庄稼四六开，他家得四成，地主得六成。一家人起早贪黑，年景好了，勉勉强强能熬过去；年景不好，就要断一两个月的粮。家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一斤盐要用一二十斤粮食来换呢!

　 说到这段家史，林家保十分感慨：“唉！说起来，连我儿子都不信。我9岁才穿上哥哥穿小了的裤子，裆还是破的。9岁以前，不管天多冷，一直光屁股。冬天的时候，太阳一出来，我们这帮光屁股的放牛娃特别高兴，可以‘烤’太阳了！”

　 齐云戈是吉林省德惠县人，他家乡的地租也是四六开。若遇上春荒没粮吃，就得找地主借，春天借1斗，秋天得还1斗3升到1斗4升。若还不起，继续欠着，就是“驴打滚”的利息，利上加利。穷人被逼得无路可走，最后只好卖儿卖女，乞讨他乡。

　 地主对农民除了地租剥削，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额外剥削。

　 云南省禄劝县普模乡的尹大忠，家乡是彝汉杂居区，解放前，家里没有地，完全靠租彝族土司的几亩收成很低的坡地维持一家人生活。地租，按年成最好时收获的50％交租，受不受灾不管。土司每年都要到佃户家里催一次租子。每次催租，佃户都要给他烤一只10来斤的小乳猪吃。除此之外，逢年过节，遇婚丧嫁娶，还要给土司送礼，一个猪头或者两条猪腿。若不按他的规矩办，土司就要带人上门来找茬儿，甚至把地收回去。

　 有一年，遇到天灾，庄稼欠收，租子没交够，土司带着几个家丁来问罪。一进门，土司指着尹大忠父亲的鼻子就破口大骂：“妈个×，你狗日的租子为什么不给老子交够？”

　 这位土司是方圆几里赫赫有名的土霸王、活阎王，他家的佃户等于半个奴隶，他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尹大忠的父亲是个一辈子老实巴交只知道埋头种田的庄稼人，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头，见到土司这副凶相，平时都要打抖，此时，更没了主意。半晌，才哆哆嗦嗦地从嘴里挤出几句话来：“老，老爷，今年遭灾了，家里口粮都不够，不信你看看。行行好，让我们明年补交吧！”

　 “补交？哼！你懂不懂规矩？不交租子就到老爷家当两年娃子（奴隶）抵债。”家丁一边呵叱尹大忠的父亲，一边把手中的铁链子抖得“哗啦哗啦”作响。

　 “老爷，宽限宽限吧！明年我们一定把租子补齐。”尹大忠的父亲给土司跪下了。

　 “年初说好了，不管年成好坏，租子一粒不能少。你还想耍赖？给我把人拉走！”土司早已不耐烦了。

　 家丁把铁链子“哗”地往尹大忠父亲的脖子一套，拉起就走。

　 尹大忠的母亲立刻扑了上去，拖住丈夫的腿，边哭边喊：“老爷，开开恩放了他吧，我们家确实没粮啦。”

　 土司本来已经迈出房门，见状回过身来，飞起一脚踹在尹大忠母亲的胸口上，“去你妈的吧，给老子爬开！”

　 尹大忠父亲被拉到土司家后，先挨了一顿鞭子，然后，被铁链锁在一根木桩上。

　 后来，尹大忠母亲忍着痛，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口粮给土司背去。土司派人到家里又翻了一个底朝天，没再翻出一粒粮食，这才把在柱子上拴了几天的尹大忠父亲放回去。幸亏亚热带地区有挖不完的野菜，这一年，一家人全靠吃糠咽菜才活了下来。

　 贫苦农民不但要受地主剥削，还要遭受人身的虐待与凌辱。

　 云南省石屏县宝秀乡的罗珠成，解放前，他家租本村地主的田，收获的稻子七成交租，三成归自己。罗珠成父亲很能干，经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辞辛劳地经营租来的田。一家老小都要干活，孩子也不例外，割草、喂猪、放牛、挑水、带弟妹，只要能干的都得干。由于地租太高，全家人一年苦干下来，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

　 罗珠成七八岁时，就独自上山砍柴了。砍柴路上，他连草鞋都舍不得穿。夏天，石板路被太阳晒烫脚了，才把草鞋穿上，石板路一过，脱下草鞋挂在担子上，继续挑柴赶路。

　 罗珠成13岁时，父亲为省下一个人的口粮，也为了给家里挣点买盐扯布的钱，托人将他送到本村大户家里当长工。

　 大户人家姓张，主人在路顺县（今澜沧）当县长。罗珠成到路顺的第二天，就开始给张县长家干活，实际上是给张县长的三个孩子当保姆。做饭、洗衣服、倒便盆、收拾房间、挑水、劈柴、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回家，什么都干，根本不让你闲着。

　 张县长的三个孩子。老大14岁，是个女孩子，上6年级。老二11岁，是个男孩，上3年级。老三也是男孩儿，才6岁。女孩子大了，要管的事少些。最麻烦的是老三，又顽皮，又爱哭闹，为他的事，罗珠成没少挨骂。

　 一天吃午饭，老大边吃边看书，老三边吃边玩，时间一长，饭菜凉了，守在一旁的罗珠成便把饭菜端回厨房，热了再端上桌。谁知，老三正玩手里的东西，心不在焉地吃了一口，这一口烫着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张县长的太太闻声从另一房间跑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扯着罗珠成的耳朵，把他拽到县政府的院坝里，往地上撒一把黄豆，再把罗珠成按在黄豆上跪着，饭也不让吃，从烈日当头一直跪到夕阳西下。

　 小小年纪的罗珠成，眼泪“啪哒、啪哒”地夺眶而出。他不敢哭出声，更不敢叫，怕挨打。也不能求饶，因为这是张县长的家规，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脱这种非人的虐待。

　 像罗珠成这样的遭遇，在旧社会相当普遍。

　 有的恶霸地主还肆意残杀农民。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1团1营机枪连士兵齐开文，是云南省巧家县人。齐开文一家几代人都给本村一同姓的财主当长工，财主每年都要想方设法克扣长工们的工钱。

　 齐开文10岁那年，一天，齐开文父亲要下地干活，财主大少爷将一把已经裂开口子的锄头交给他，齐开文父亲不知道，干活时一用力，将锄头别断了。这下子，大少爷找到了扣工钱的借口，揪住齐开文父亲的衣领：“你把老子的锄头弄断了，你赔！”

　 齐开文父亲急忙为自己申辩：“大少爷，你家的锄头原来就是坏的，有裂缝。你看，这锄头的断口上早就生锈了。”

　 “早就坏了？那你用锄头的时候为什么不检查？”大少爷死不认账。

　 “检查了，但我没看出来，裂缝被泥巴糊住了。”齐开文父亲据理力争。

　 “没检查出来就是你的责任。这锄头别人用还好好的，拿给你用就弄断了，你给老子赔！”大少爷死死揪住齐开文父亲不放。

　 齐开文父亲多少有点血性，见大少爷耍赖，也倔了起来：“不是我弄坏的，我就不赔！”

　 “你不赔也得赔！不赔？就扣你的工钱！”大少爷毫不相让。

　 齐开文父亲火了：“你，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啪”一个耳光抽在齐开文父亲的脸上：“狗日的敢骂老子不讲道理，还有没有王法了？”

　 齐开文父亲捂着脸，仍不示弱：“你有理讲理，干嘛打人？”

　 “打你怎么啦？你狗日的该打！”大少爷说罢，又拳脚相加。

　 终于，齐开文父亲忍无可忍，一拳向大少爷还了过去。大少爷平日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比不上齐开文父亲整日劳作，膀大腰圆，仅一拳就把大少爷打翻在地，仰面朝天。

　 也仅此一拳，齐开文父亲惹下了杀身大祸！当天晚上，大少爷领着一伙如狼似虎的家丁破门入室，将齐开文父亲捆走了。

　 第二天下午，一家人正焦急地等待财主开恩放人，村里响起了“当，当，当……”的敲锣声，接着传来家丁声嘶力竭地吆喝：“各家各户听到，族长有令，全村男女老少马上到村头祠堂开会，族长要处理重大事情！”

　 锣声还在响，乡丁继续吆喝。

　 母亲一把拉起齐开文冲出家门，往村头祠堂方向猛跑。

　 这家财主在本村势力极强，又是家族的族长，凭借封建的宗族地位，在村子里一向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横行霸道。

　 祠堂前的坝子上，村民陆陆续续到得差不多了，财主才迈着四方步一摇一晃地登上坝子前的土台，干咳两声后，拖着长长的嗓音高声宣布：“把那个目无尊长的家伙押上来！”

　 两个家丁把五花大绑的齐开文父亲从祠堂内拖了出来，强按在土台上跪着。

　 “这个畜生把我们家锄头弄坏了不说，还动手打了大少爷。这种目无尊长，践踏族规的行为该不该处罚？”财主在历数了齐开文父亲的罪状后，想在处罚上得到族人的认可。

　 台下的人一个个把头低了下来，都惶恐地避开财主咄咄逼人的目光，一片沉默。

　 财主转过身来，问齐开文的父亲：“你承不承认你有罪？”

　 齐开文父亲在台上被家丁反绑着双手，死死按住。只见他仰起头，“啊，啊……”地叫起来，一副异常愤怒的表情。

　 人群中的齐开文急了，拽着母亲的衣襟摇了摇：“我爹怎不说话呢？”

　 母亲没吱声，把齐开文紧紧地揽在怀里，不让他再看自己的父亲，眼泪扑簌簌成串地撒到齐开文的额头上。

　 齐开文把眼泪往母亲衣服上蹭了蹭，顺着母亲手臂和身体的缝隙往土台上看去。这一眼偷看，齐开文吓呆了：在父亲浓密的胡茬下有一根细细的铁丝，将父亲的舌头和下巴紧紧捆住。齐开文的脑袋“轰”地一声，台上的财主再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只记得一个家丁用梭标照父亲的心窝捅了一枪，父亲倒在血泊中的同时，母亲惊叫一声，昏了过去。

　 几年后，财主勾结保长将尚未成年的齐开文抓了壮丁，送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1团1营有一位云南宣威籍士兵，控诉运动开始后，每天啥话都不说，一个劲儿地“呜呜”直哭，整整两天粒米未沾。经指导员反复动员，他才倒出剜心摘肝、难以启齿的苦水。原来，这位士兵的父亲病故不久，母亲就被贪色的保长强奸了。随后，保长又强奸了他的姐姐。不久，这位根本不够服兵役年龄的孩子也被“光荣”地送去“抗日救国”了。

　 几乎一模一样的经历，在原国民党第182师545团3连有一位，在暂编第52师第2团还有一位。

　 起义官兵中苦大仇深的又岂止这几人。据当时对4个营、2个连、1个教导队控诉情况的不完全统计，起义官兵家属被地主恶霸残害致死的有392人，被奸污霸占的有105人！

• 【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当年最年轻的士兵如今都已进入了“古稀”年龄，不饶人的岁月使老人忘却了许许多多如烟往事，然而，所有亲历者对这场政治整训，尤其是对那如泣如诉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无一不留下铭心镂骨、永志不忘的记忆。

　 起义士兵人人感慨：从此，我们才知道自己不是奴隶，是人，应该做人！

　 起义军官个个叹服：控诉运动这个办法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解放军干部更是兴奋：控诉运动之后，我们不再担心挨黑枪了，部队也一下子好带了！

　 的确，在这之前，不仅相当一部分军官对控诉前的政治教育不服，就连一些士兵也有所抵触。

　 情绪上的抵触，有时是杀气腾腾的。

　 离休前担任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员的华文，当时在暂编第52师第3团和第1团都当过政治委员，他说，那时，每天晚上睡觉都把手枪压在枕头底下，子弹上膛，再关上保险。他带了两名警卫员、一名马夫，全是党员，轮流值班，以防万一。

　 日子最难过的是连队指导员，几乎天天都来“诉苦”。一些官兵偷鸡摸狗、调皮捣蛋算小问题。

　 有个老兵拿着一把雪亮的匕首，在指导员面前晃来晃去，非让指导员回答“这是啥东西”。

　 更有甚者，还有个老兵拿着一枚手榴弹让指导员“看看”，没等指导员回过神来，“啪”地一声拉着拉火管，往10米开外处一丢，然后，看着指导员“紧急避险”的狼狈相，一阵狂笑，扬长而去。也不是成心要杀你。就是吓唬吓唬你，出出你的洋相，让你难堪，他好出一口气：“国军”的武器装备比八路好多了，凭什么投降？不变着法子搞点恶作剧，这面子往哪儿搁？

　 也有动杀机的！

　 海城起义的陈家才和李德钰，在暂编第52师第2团3营机枪连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人约定，晚上出门一定要一起行动，以防有人下黑手。不幸猜中了。一天晚上，两人一同查哨，刚出村庄，黑咕隆咚的，不知从哪儿飞过来的一枚手榴弹，落在脚边。幸好发现及时，二人迅速往路旁的沟里一滚，躲开了。事后，一直没查出是谁干的。

　 海城起义的周启龙调到该团8连当指导员不久，发现副连长私卖连队多余的60多套冬装，遂严厉批评。副连长恼怒万分，当夜安排勤务兵和理发兵趁夜暗在老乡后院挖坑，准备活埋周启龙。幸好发现及时，逮捕了副连长，周启龙才免遭灭顶之灾。

　 几天后，该师第1团4连发生了聚众携械叛变，绑架、劫持解放军干部高汝云、许排长事件。

　 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更多。

　 暂编21师第1团1营有一名姓杨的班长，起义前，在从吉林撤往长春的途中，曾经以刺刀威胁，强奸了一名妇女。由于这位妇女被迫屈从，使得他突然良心发现，感到了羞辱。然而，他却以推卸责任方式为自己开脱，向受害妇女解释：“不是我要搞你，是当官的叫我们来搞。我们当官的说了：‘共产党共产共妻。他们可以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这位杨班长，起义之初，依然相信反动军官的欺骗宣传，背地里继续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

　 当年的营教导员林家保记得，教育之初，军里有要求，要鼓励起义官兵暴露思想、讲真话。你知道人家想啥，才好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嘛！

　 话一说出去，五花八门的问题全提出来了。

　 有的对起义“充分理解”：“在长春快要饿死了，跑又跑不了，就得起义。当兵的只要有饭吃，给谁扛枪打仗都一样。”

　 有的对起义满腹疑团：“过去上上下下都说‘做人要有骨气，死不投降’，现在怎么又起义了，不成软骨头了吗？”

　 有的认为起义是奇耻大辱：“咱们60军台儿庄的功劳，这回全丢光了！”

　 还有人对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大发感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都是为了夺地盘、争天下。共产党有苏联支持，国民党有美国支持，谁也消灭不了谁，打不出个结果来。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想当皇帝，神仙打仗，百姓遭殃。”

　 有位老兵还说：“我打了十多年仗，也没打出什么名堂。国民党胜也好，共产党胜也好，早点结束就好，我好回家。”

　 林家保记得，当时扯得最多、争论最大的，是两年前的老话题：如何看待、评价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作用。

　 争论的背后，是维护或与颠覆国民党政权“正统”地位及道义根基的思想较量。

　 话题，是由学习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一文引起的。学习中，指导员们一说“国民党不抗日”，起义官兵就不服气，尤其是军官和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有人甚至“哗”地扯开衣襟，露出台儿庄战役的累累伤痕，然后“啪、啪、啪”地把巴掌一拍：“国民党不抗日？这伤难道是狗咬的？”

　 对指导员们说“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更不服气：“我们在台儿庄、赣南、滇南流血牺牲，是你们共产党下的命令吗？”

　 其实，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一文，并没否定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事实，文章是在承认事实的前提下，批判国民党抗日“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

　 虽然，毛泽东在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但这是一系列理论精深，表述复杂的问题。

　 海城起义这批干部绝大多数是从士兵或下级军官中提拔起来的，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有的，如第442团2连指导员尹大忠甚至一个大字都不识。就连当时比较优秀的浦绍林，也只上了5年小学。林家保读书比蒲绍林还少。

　 海城起义后，林家保他们虽然接受了共产党的一系列政治教育，但那时主要着眼于阶级立场的转变，理论问题并未深究。战争年代，客观上没有条件，也不允许他们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纠缠不休。更重要的是，当他们一旦觉悟到国民党政权是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总根子时，无可遏制的阶级仇恨，必然引导他们全盘、彻底、不容有一丝保留地否定国民党的一切所作所为。广大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的这种政治情绪，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口号之后，尤其为政治斗争所需要。

　 关于国民党抗不抗日的争论反映到军里以后，由徐文烈政委亲自作了解释，林家保记得“要分开讲”：把蒋介石统治集团和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区分开。

　 果然，这么一“分”，硬顶的没有了。谁愿意，谁敢把自己和蒋介石划到一堆儿？实际上，这些人嘴上不说，心里依然不服：蒋介石不抗日？那西安事变时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杀他？

　 对这些人，徐文烈、王振乾他们心中相当有数，胸有成竹地告诉基层的同志：不怕，等控诉运动一搞起来，这些认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当年的指导员们说：“那年月，我们这批海城起义的同志能有多高的理论水平？能有多大的能耐？还不是靠朴素的阶级觉悟，靠老指导员、老政委的言传身教？”

　 控诉运动部署得相当周密。事先，军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亲自率领军政治部工作组对所属3个师各1个连分别作了摸底抽样调查，通过掌握大量第一手现实思想情况，为指导全局工作提供了依据。各连政治指导员在控诉运动正式开始前，先深入班、排，找士兵逐个谈心，掌握全连官兵的政治成分，从中发现并挑选控诉典型，做好工作后，逐级向上推荐。

　 控诉运动通常先以团或营为单位召开控诉大会，进行典型引路，造成浩大声势和浓烈气氛，再转入以连为单位的普遍控诉。控诉大会的会场布置得都十分庄严肃穆。当年第442团1营教导员刘进昌记得，控诉大会召开之前，团政委王锡令把他带到3营的会场：“你看看人家，会场布置得像灵堂！”

　 控诉开始后，登台者没有不哭的，轻者掩面而泣，重者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原国民党第544团3连的一名士兵诉说到父母双亲被地主逼死的惨景，竟然哭倒在主席台地上，满地打滚，边滚边哭边喊：“哎呀，我好伤脑筋呀！”完全哭糊涂了。

　 没有人敢取笑他把“伤心”说成“伤脑筋”。有的，只是同情、同感的泪水。常常是台上一个人哽咽难言撕心裂肺地恸哭，台下，是连成一片令人窒息的抽噎。

　 控诉那段时间，东北军区抽调了几支文工团天天给部队演戏，《白毛女》《血泪仇》《王家大院》三出歌剧反复演。每一次演出，台下都要汇集一片呜呜咽咽抽抽搭搭的哭泣声。那个时候，所演的戏太贴近生活了，看入戏的人特别多，少数怒不可遏的官兵甚至失去了控制，有的当场举枪要打死舞台上的“坏蛋”，有的冲向戏台要替喜儿和王东才报仇。

　 成都川棉一厂离休干部徐树礼、李开国说：为了安全起见，后来看戏，一律由干部将子弹收起来，再逐一验枪，干部、骨干花插在队列里，以便及时制止入了戏、情绪失控的士兵误伤演员。

　 不少亲历者都记得，每次看完戏，都有几位士兵哭得几天吃不下去饭。遇到这种情况，指导员便亲自打饭送到床前，动员他们吃。指导员不劝还好些，一劝，有的士兵反而哭得更厉害：“在旧军队，当官的不把我们当人看。参加了解放军，共产党干部把我们当亲人。可我，过去还打解放军，骂共产党……”

　 每每控诉大会或演戏进入高潮时，指导员就领着大家呼起了口号。那声音，完全是怒吼，震耳欲聋，直刺苍天！口号是预先统一布置的，振臂一呼，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把个人仇恨顺着口号内容，汇集到声讨阶级压迫制度及其维护者这个政治方向上来。

　 政治情绪的转变直接带动了政治立场的转变。那位曾经强奸妇女并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的杨班长，在控诉大会上，更是捶胸顿足失声痛哭，一边诉说自己母亲、姐妹所受的苦，一边自责，痛骂自己“忘本”，“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共产党”。从此，换了个人样。几个月后，杨班长在南下参加解放战争的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鄂川战役期间荣立战功。又过了一年多，杨班长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群体政治情绪的转变还造成了人人皆骂国民党浓烈的舆论氛围，此后，再没人替国民党、替蒋介石说半个字的好话！

• 【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