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胡乱邦的出处及其他 -- 子罕

如果你发现你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是错的呢，那你怎么看待今天你认为正确的现实？

那些事情仅仅过去三十年，就完全被颠倒是非黑白，这真是个悲哀。

老田按：根据万里后来披露的回忆文章，他说“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怎样同‘左’的错误作斗争，大体有三个回合”：“头一个回合是突破学大寨的框框”“第二个回合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第三个回合是突破‘不许包产到户’”。（《张广友 韩钢：万里论农村改革》，载“三农中国”网站，下面引文同）万里这个对农业改革的理解，对于分田时期的宣传有很大的主导作用。

万里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突破”“学大寨”的框框呢？这源于他对大寨经验的一个政治化的理解，他希望通过批判大寨来实现批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的目标，把批判大寨联系上否定“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政治需要，因此，正确的态度只能是选择与大寨经验势不两立。他对学大寨的理解值得记录在案：“‘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实事求是。何况这时学大寨，并不是学它如何搞农业生产，搞山区建设，而是要学它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农村‘四清’中，曾提出基层‘四不清’干部有走资派做后台，后来又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逐步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有些人就吹捧大寨不是生产典型，而是政治典型，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也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事事正确，一切正确，一贯正确，把‘左’倾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

正式因为万里把突破学大寨作为一个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要点来看待，所以，学大寨就必然意味着肯定了毛泽东那一套“政治不正确”，既然大寨在政治上“该死”，那么现实中间的学大寨就只能有“负面”的表现，不然就无法实现否定大寨经验进而批倒极左路线和继续革命理论，所以万里看到的大寨典型只能是这个样子：“定远县严桥公社有个红岗大队，是省里学大寨拔尖的典型。我去一看，庄稼似乎长得还可以，但仔细一了解，所谓‘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寨式’的‘大概工’。最糟糕的是强调算政治账，不必算经济账。”根据万里的优秀理解，大寨干了些什么，陈永贵说了些什么，都已经不算数了，毛主席周总理推广大寨经验时总结的是什么经验，那都不重要了，必须按照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来进行负面表述，只能罗列负面材料以证明学大寨是荒谬的、有害的。杜润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间，说到他自己在制造分田舆论时，有两个大的动作：一是否定农业学大寨的宣传热潮，一是为邓子恢平反（这个平反仅仅是一个宣传活动，邓子恢原本就没有遭遇任何冤案或者政治处分）。另外，杜润生还回顾了胡耀邦要求宣传“造林胜过治水”、通过制造“林派”和“水派”对立来进行批判，在报章上按照一个杜撰的口径“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进行宣传，杜润生说这是一个不成功的宣传切入点。（参阅《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参阅第121-125、166-169页）

本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于农业学大寨都有总结，这在万里看来那都不能算数了。但是为了比较，还是把相关总结拿出来罗列一下，便于比较和鉴别。1964年5月10日一11日，5月13日，10月19日，毛泽东在几次听取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作了一些插话，在这些插话中间，毛泽东总结的大寨经验是“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不向国家要东西靠群众办事”：“要注意种好16亿亩。在这个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要自力更生，要象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95、599、613页）按照万里的说法：“周总理专门总结过几条，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当认真学习，发扬光大。”

一对照问题就比较明显，万里说毛主席是在文革时期要树大寨这面红旗，首先是时间对不上，毛泽东是在文革前推广大寨经验的；最为奇特的事情是，万里说毛主席一要树典型，“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至于毛泽东要树什么，万里没有说，只解释说全国那么大只有一个典型不好，万里既然有这样一个认识，很奇特的是，他自己后来又重复毛泽东的错误把小岗村这么一个典型推广到全国去了。而且，万里还很谦虚，自称解放后没有管过农业，又没有多少经验，但是在面对很有经验的多数管农业的老干部时，对他们的共同忧虑——“农业部门的一些领导，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经济，阻碍了机械化、水利化，思想很不通。”——却那样不屑一顾，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在万里的极端谦虚和极端自信面前，管农业的老干部经验是不起作用的，并且大寨自己所总结的经验和认识也是无所谓的，正是按照万里的高明理解，农业学大寨被重新表述为：穷过渡，共产风，大批促大干等等，这正是分田时期全国主流媒体的宣传调门，事后与万里的回忆对照一下，很容易看出其源头所自。恰好，陈永贵还不是那种特别藏私的人，他的很多观点和看法都是公开的，而且很容易找到；我们至今没有听说陈永贵授权万里代表自己发言，改变自己从前的观点，所以，看看陈永贵自己的认识，对照一下万里的说法，还是有比较意义的。

文革期间，有人总结了“走资派”的四大政治策略（据说是林杰总结的）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组织路线结成死党，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革命造谣好得很。”看起来，万里主导的分田宣传，与毛周推广大寨经验时期的总结，与陈永贵本人的理解，实在是天差地远，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万里先生是在做“革命造谣”的事业。

“革命造谣”只是一个手法问题，说到底，造谣只能更方便地找到突破学大寨框框的证据，还不能说明为什么需要造谣所支持的那个结论。这里，隐含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问题，这一点应该提出来说，应该算得上是万里的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他显然认为要彻底颠覆毛泽东晚期思想，就必须颠覆人们有可能不为物质利益工作的假设。根据万里的理解，意识形态的争论中间包含着一个人为什么而活着、为什么而付出劳动的动机，颠覆了大寨经验就实现了从人们理解的底层建立起“没有物质利益人们将会拒绝工作”的现实支撑点，从而得以最彻底地颠覆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为了达到这一理论目标，万里需要推广这样一种看法：“我们认定，大寨那一套办法保不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不能继续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也因为政治高于一切，所以，农村现实变革的宣传都需要服务于政治需要，一切农村变革的成就和原因分析，都要满足于论证改革在新的动机理论上的新成就，这样，就必须把几十年努力的成就在叙述上压缩为仅仅是一个分田政策的结果，这样就建立起了“所有的贫困和落后都来源于集体经济”“所有的成就和发展都来源于分田到户政策”，只要人们接受了这个解释，那么，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全部支撑点就被颠覆了，这个“积极性决定一切”的论点能够最大限度地支持万里的政治目标，所以，分田舆论在喉舌上面都是这么安排的，最开始的源头还是政治敏感性很强的万里的一个经典总结：“回想一下改革以前，要什么没什么，只能凭证凭票供应，什么粮票、布票，这个票那个票的，连买块肥皂也要票。至于水果，什么香蕉、橘子呀，见也见不到。什么都缺，人们把这种状况叫短缺经济。现在完全变了，短缺变为充足，甚至变为饱和。什么票证也不要了，只要一个票，就是人民币。有了人民币，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发生这个变化的关键一条，就是农民有了积极性。几亿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便丰富了，市场供应便充足了。”

按照万里对于意识形态转型需要的深层次理解，只有在颠覆人们的工作动机的认识之后，才能更彻底地颠覆毛泽东晚期思想和实践，这个关键认识看来还没有为学术界所充分理会。为了推进对于改革经验的深层次总结，就需要对照大寨经验创造者的陈永贵本人的说法，看看大寨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然后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万里先生在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

二○○九年一月一日

下文是韩丁1971年访问陈永贵时的谈话。摘自韩丁：《深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第635-645页

八十三　沃土丰收

大寨确实取得了值得学习的成就。有一个月，韩琼和我曾看到了农业特大丰收——每亩玉米产1270多斤，高粱1700多斤，他们推土山造梯田，大寨农民利用丰富的黄土，用优质土壤填沟造地，然後修筑石堰，把这种土壤固定在适当的地方。所有的石堰都呈弓形，象马掌一样都弯向山的方向。弓形石堰有足够的强度，经得起七月暴雨造成的洪水冲击。修筑这种梯田需要大量的劳力，每亩高达三、四百个劳动日，结果充分证明，这种尝试是合算的，特别是冬闲季节，人们没有事可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氮肥厂把大气中的氮和一氧化碳气混合，能帮助保证新造的土地夺高产，这是大寨人民自力更生开山造地，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后，县政府利用中央的拨款，修建了这座化肥厂。充分显示了现代技术一旦和强大的集体力量相结合，所发挥的作用。如周恩来总理告诉我们的一样，大寨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力生的典型，而是自力更生为主的典型。　

昔阳县各大队和公社，在改造完集体大面积土地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规模更加宏大，尚未开发的全县五条河谷和荒山荒地上。

我们看到了绵延数公里的拦河大坝，把一条大河拦到河滩南侧，而用人力运土，填平北侧乱石滚滚的河滩。这样造出的大面积平坦的土地，可以用河水灌溉，种植玉米、谷子、高粱甚至大量水稻。　

我们看到一条隧道穿过悬崖绝壁，使河流从原来整整半英里长的环形河道改道，大队的农民用炸药开通了数百米长的石山，建造拦河大坝，然後把土运到环形河床上，另造新地。仅这一项工程，就可使他们大队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一倍多。　

我们看到昔日贫脊的山顶上种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为了确保树木生长，大队严格控制牧区和造林区域。石灰刷白了砾石，标出了牧区和林区，数里以外都清晰可见。　

除了大寨大队修筑梯田外，大部分工作，是一九六七年陈永贵担任昔阳县革委主任后开始的。

陈认真听从周恩来总理的劝告，避免在困扰山西的派性冲突中选择派别，集中力量发动全县学大寨。他帮助一个又一个大队成立核心领导组，象大寨已经开始做的那样，相信政治挂帅，先公后私。那样，通过自力更生，大搞基本建设，充分发挥集体的潜力。这种重新组建的领导班子，促使全县的生产显著提高。　

农民把注意力转移到改造山河后，工程的规模很快超出了个别大队完成工程的能力。这些工程需要集中几个大队，全公社或几个公社共同协力合作。因此，陈建议组织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由这些专业队在公社和县所创造的生产力和财富，展示了向更高一级的通力合作，更高一级的核算和分配单位过渡的可能性。　

把全公社组织成有效的生产合作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的服务中心，突然变得切实可行了。甚至把所有生产单位合并成一个大型县农扬，最终跨入国营农业的问题成了令人注目的中心，这是这一代以及在不远的子孙后代，可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当陈永贵谈到他的希望和打算时，洋溢着一般具有感染力的激情。参观的人们，通过短暂亲眼目睹这些睛形，可以看见在富有创造精神的农民手中，中国农村具有的强大的潜在力量。

他兴奋地憧憬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将释放出尚未发掘的生产力，而新的生产力反过来必定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这样不断地螺旋式上升扩大，把生产力推向前进。　

“这些年来我确实感受到的”，陈说，“是乐观主义。”　

我们在倾听他谈话时，发现很容易和他共享乐观主义精神，而且把乐观主义看作中国农村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力量。　

一九六六年前，全县的粮食产量从未超过七、八千万斤，无论哪一年的年产量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我们二十万人民耕种着四十万亩土地，亩产二百斤，人均四百斤。这些粮食还得提供种子、饲料和食品，销售给国家和粮食以及积累资金。如果一个人除去所有必需的粮食，每年就只剩下二百斤了。由於粮食产量低，卖给国家的粮食很少。一九六六年仅达到七百万斤。实际上我们那年卖了一千四百万斤，但是为了帮助人们过到第二年收获季节，不得不向国家返还要回七百万斤。　一九六七年，情况开始改变了。一九六七年，我们成立了新的革委会，制定了改变全县落后面貌的计划，开始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工作。一九六七年以后，生产逐年上升，而且是直线上升。从一九六六年的全县亩产二百斤到一九七一年亩产六百五十斤。你一作比较，就能看到这说明了什么。　

到一九七零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二亿斤，即人均千斤。所有这一切变化都是在短短四年中发生的。我们可向国家交售5200万斤粮食。每年卖的粮食都在增加，人均口粮也随之上升，

现在每人消费五百三十斤。一九六六年只有大寨大队给国家制作粉条，现在全县有三百多家粉坊，消耗1200多万斤粮食。我们把所有的粉条卖给国家，支援城市发展工业。这是按标准交给国家粮食以外，额外的东西。一九六六年前，我们总是扣留粮食定额的百分之五，来加工这些粉条，但是现在我们不扣留一斤一两，我们用各大队的额外粮食制粉条。这个数字比我们过去卖给国家的粮食多得多，多好几倍。这一切都有助於说明我们的盈余粮食在增加，我们的消费也在增加，都是由于我们的产量增加了。只有产量增加了，我们才能说，我们确实支援了城市，支援了新兴工业，支援了国防和世界革命。　

今年如果没有严重灾害的话，我们应该收26 000万斤，人均1 300斤。我们将把大约三分之一的粮食卖给国家，人均400斤，总计8 000万斤，相当於一九六六我们县的总产量。即使卖这么多粮，每人仍剩余九百斤。就是他们吃六百斤，还有三百斤粮食。我们能命令每个农民吃六百斤吗?无论如何要把六百斤吃完吗?几乎不可能。说实在的，没人能吃六百斤，甚至五百斤也吃不了。只是因为他们家庭有剩余粮食，就应该让人们去自由市场出卖吗?不行，我们应该教育人民积存粮食，我们粮食很多，就应该多积存一点。我们会命令大家把六百斤拿回家去。他们吃不完，就必须积存起来，把粮食保存在自己家里。我们大寨这里不太会背毛主席语录，但粮食实实在在的在人们家里积存着。　

在斗争过程中，人们已经改变了他们自私自利的个人观念。如果你只是空谈毛主席路线那么好，但是农民没粮存，没钱花，你什么事情也证明不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非常尖锐，路线斗争到处都很尖锐。凡是那些信口开河，高喊无限忠于而不肯苦干的人，其实并不那么忠诚。　

矛盾总会产生的，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县先进单位和落后单位之间的矛盾。先进单位往往变得更先进，而一些一般单位却遇到困难找不到出路。　

一个解决办法是把小集体合并成大集体。但是干得不好的落后单位觉得他们应该走相反的路：试试搞小型组织。他们灰心丧气，觉得自己太落后了，差距太大，发展太不平衡。他们想前进，但是又有忧虑，害怕其他人走得太快，他们落后的太远了。　

所以我们必须提出新想法，制定新计划。我们在考虑利用高级组织机构解决问题；我们还考虑如何帮助落后单位赶上先进单位，让全县平衡发展。我们也在考虑把增加集体储备作为基本投资的手段，但是有人说：集体储备过多，违背《六十条》。　

我们正在县、公社和大队试验成为专业队，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这种专业队非常流行。现在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专业队，因此有人说，我们在刮共产风。这种谣言在山西流传很广，但是这的确不能叫做共产风。我们已经经历过那种东西了，除了虚报浮夸外，共产风还包括把个人财产无偿转给集体，或从低级形式的集体单位无偿转给高级形式的集体单位。正如养猪的情况一样。首先把猪转移给公社，然後转调饲料，首先要求大队劳力修公社猪圈，然后占用大队土地修猪圈。　

由於我们成立了专业队，人们就说共产风又刮起来了，但是我们不同这种说法。　

专业队集中劳力是为了搞土地基本建设，修水坝、建水库。各地大队提供一些东西，当年就可马上见效。他们创造了以前不存在的生产力，根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平二调。这些专业队不是转调财富，而是在创造新的财富。这并不是不合理的。他们是从基层单位派到大队、公社甚至县属工程的人员组成的。现在在河边县农场干活的专业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人都参加了。　

一九六七年，我试着把某些大队百分之十的劳力分配给集体工程。我们不知道这种分配，会对大队本身的生产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不敢大规模的这样做，只是动用了几个大队的人力，效果不仅不坏，而且大队的产量也提高了。他们减少了百分之十的劳力，却干得更加好了。　

我们为什么要把人力转调入专业队呢?我们具有各种各样的山沟、河流。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安排好呢?如果你真正想把它们安排好，就必须找到一种可以作为样板的可行的办法。当我们抽调大队劳力时，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热情，剩下的百分之九十的劳力比以前更加苦干实干，工作做得更好了。大队劳力多时，他们认为劳力没问题，时间充分，劳力充足，但是我们一调出一些劳力，大队领导就警惕起来了，他们不再感到信心十足了。劳力缺乏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尽管百分之十没有多大意思，但是这一抽调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们一减少劳力，大家就都警觉起来了!大家都开始问：“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才能动员普通群众呢?怎么才能发展新技术呢?”干部积极起来了，他们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了。人们每年出勤天数也增多了。

首先，我选定两个可以淤滩造地的点，一个点在风竹，是个公社工程；一个在界都河，是个县级项目。这两个试点工程立竿见影成功了。人们看到用这样短的时间集中劳力完成了这样大的工程，他们承认了专业队的优点，我们抽调的劳力越多，他们在家干的越欢，产量也就越高了，从而推动了全年的生产。因此这两个工程为全县树立了榜样。　

我们在界都河修了一座很长的拦河坝，造地三千亩。我们在风竹淤滩造地一千亩。一年时间内，我们在修筑拦洪坝、水坝、垫土，并收割庄稼，在全县分配的劳力的帮助下，界都河收了四十多万斤粮食。风竹动用全公社劳力，收了十四万斤。

我们总结了经验，并组织参观学习了这些地方，然后，我们要大队讨论劳力短缺的问题。于是，这两个样板的经验传开了。全县人民开始了重新安排河山的工程。如果人们仅数数河滩的水坝、拦洪坝，就知道我们修了200万立方米的石方工程，填土造地五万亩。单从这些新造的地上，今年我们就能收大约三千万斤粮食。我只计算了已经种上庄稼的土地，还有更多的土地正在修造，还没有填造好或没有下种。　

但是，象这样的工程，堵住批评者的嘴了吗?　

没有。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零年，一些人仍然设法诽谤我们又刮起了共产风。从许多地方来参观的人都说，他们听到了这种说法。就我们而言，我们下定决心坚持我们的计划，顶住这种诽谤，但是，尽管我们站稳了立场，我们也确实不能放松警惕。迟早这些说法一定会传到中央的。我觉得，如果中央领导同志能来这儿看看就更好了。如果我们做错了，可以纠正；如果我们做对了，可以进一步得到肯定。去年，几位中央委员终於来了。他们对看到的事情很高兴。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组织的是“专业队”。

中央委员们说：“你们有了‘专业队’，没有它大建设项目是搞不成的。”　

我们感到有中央的全力支持，於是站稳了立场。我们不相信那种共产风的说法，如果分不清什么是共产风，什么是一平二调，什么是稳步发展生产力，人们就不能搞这样的大工程。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事，是县从公社，公社反过来又从大队无偿调拨物资。他们把资力雄厚地方的财产，调拨去填补资力贫乏的地方，这是把繁荣地方的财产转移给贫穷落后的地方，这决不能增加任何财富，而只是重新分配已经存在的东西。

如果你只看到这个坏典型，不敢从下面调拨劳力，你就无法大干任何大型工程。那些指责我们刮“共产风”的人是不现实的。如果那是我们干的事情，我们的产量怎么能提高得这样快，而且更快呢?那些不敢集中劳力的人，只是把人力压了起来，他们害怕解放生产力。

大寨人生活得非常好，为什么呢?随着思想转变，土地改良了，产量也就变了。如果你要增产，你就得解放思想，改造土地，提高产量，你不能只坐在那儿吃老本。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集体不敢搞任何工程，不敢改造山河，改造土地，怎么能谈到集体的力量呢?这就正好象大集体单位搞单干—样，去搞小农经济。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吃老本，搞单干的个人主义的观点，必须树立起体现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典型来。

当这种做法受到攻击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想干的事我们就是要干。后来，压力很大，我们心烦意乱了。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干我们想干的事。他们越是攻击，我们就越批判。我们批判谁呢？刘少奇。我们把这一切叫作“刘少奇的流毒”。这使那些人非常气恼，所以我们到底还是取胜了。我们赢得了新阵线，制止了错误的东西。

现在我们打算修建八百个水库。以前我们打算由县和公社干大部分工程，现在大队就能完成。四百个大队每个大队修两座水库，还包大、中、小型水库，但是甚至大型水库，也没河流上的重点水库大。至於大寨村山上的蓄水池，那不是水库，只是一个池塘，即水坑。我们叫它蓄水池。

我们开始搞这些开发工程时，我们就从那儿着手发生了争吵。应该选在河滩上造地，还是应先修水库蓄水呢?　

我们根据一切行动首先要符合老百姓心愿的老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必须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成绩来，这就意味着首先必须造地。我们在每个河滩上都造一些新地，当庄稼长出来时，大家看见都感到心满意足，只有一个忧虑，洪水会把一切冲跑吗?他们不得不为此而担忧。人人都开始谈论洪水问题了，这是县领导激起的话题。他们宣传开了这样的看法，新造地迟早是一定会被河水冲掉的。结果，建水库的要求从下面提出来了。所以现在到处都在修水库，而且修得又快又好。

当群众的热情激起来时，我们帮助制定了修水库计划。起初，大部分都是县级或公社一级的工程，我们要求各大队都出人出力，但是很快大队就把工程接管过来了。现在他们在自己修水库。如果人们看不到河滩上的好地，他们是不会懂得修水库的重要性的。

这一切都有助於证明：要解决次要矛盾就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一造地人们就开始担心洪水了，如果没有地要保护，你叫人们去堵水建工程，他们就没有这样做的动机，你就无法动员他们。

怎样给专业队报酬呢?他们主要靠自己在大队挣工分，因此大队就为工程提供了资金。我们给各大队分派改造工程的劳力时，附近大队多出人力，而远的大队少出人力，如果离的更远的大队则不在本队挣工分，而从县里挣工分，从公共税收资金中付给他们报酬。

实际上，我们用这种办法为界都河工程筹集了资金。那些离家在这项工程参加劳动的人，第一年在自己所在大队挣工分，当这项工程开始产生效益时，就由县里偿还大队的支出。

直到现在，县农场的工人仍然算各自所在的大队的社员，在家里挣工分。但是当农场得到巩固后，可以把他们转调到农场当工人，切断他们和所在大队的联系。然后，他们会根据相互评议来确定各自的工分。他们的工资从农场收入中支付。但是数目不能按通常大队分配方法，根据收入的比例来分配。但是，他们会得到比全县平均工资高的收入。如果按农场收入比例分成，他们的工资就会过高。

通过搞公社一级的工程，解决了公社积累资金的问题，尽管经常要求大队提留百分之二到三的收入，归入公社积累资金，但是从来没有人上交过。大队从来都不愿意把钱交给公社。另一方面，他们倒是愿意分派些劳力。他们派出劳力，就不再有欠款了。有了劳力，公社就可以发展生产力，淤滩造地，开办牧场等等，因此公社就开发了收入来源。

尽管公社是很久以前成立的，但是只要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公社所发挥的作用就不明显。现在公社发挥着重要作用，公社饲养家畜，种庄稼，既有粪肥，又有收入，就可以帮助贫穷大队了。这不能叫做“共产风”，贫穷和受灾的大队可以享用公社财富，这的确是一种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形式。即使这样，穷队也不是享用其它大队辛苦劳动的财富，而是公社自己的集体财富，是他们自己帮助创造的财富。　

这些事情必须进行恰当分析，不能把所有的共同分享与共产风混为一谈，现在无论这些贫穷大队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需要钱，他们就可得到钱，需要粮食，他们就能得到粮食，需要耕畜，就可得到耕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援助和国家救济非常相似，但是这样做不需要国家负担。当一个公社能这样救济它的成员时，所有社员都会感到公社好。　

当然，公社帮助一个穷队时，要设法利用生产资料，而不仅仅靠救济。这样，公社可以帮助大队把生产搞起来，而不是只给大队社员吃的、穿的。　

我在这一点的想法是抓公社一级。当一个公社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时，就能帮助落后生产队缩小他们和先进队之间的差距。在某个时候所有的大队可以在公社一级合并起来，而不把较富裕的生产队拖垮。通过帮助穷队前进，公社为向公社所有制和公社核算过渡铺平了道路。如果我们都这样在公社一级进行合并，富裕大队是不会反对的。

可是如果你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该何时和如何实行公社所有制，人们会开始抱怨你刮共产风，要穷队分享富队的财富。因此即使你脑子里有个好计划，还是别说为好。

我们大寨公社(大寨所在地)已经有钱买机器了。我们不需要国家和大队的钱，我们已经创造了这种物质基础。但是核算仍然是按大队进行，甚至保持大队核算，我们都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全国都在学大寨。当人们知道，我们以大队核算单位时，他们也会有类似的做法。但是如果一个集体不创造适当条件，就过渡到大队核算，最终会搞得一团糟。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进行小队的合作生产，更不用提生产队核算了。因此当我们采取这样的步骤时，不得不偷偷干。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我们山区大队规模小的事实，大部分大队还不到一百户。如果这些大队分成生产队，是不可能搞我们现在搞的工程的。我们大队的规模确实只有河北平原一个生产队的规模大。　

我们还为自留地和个人开小块地问题展开了争论。　

我们大寨不需要自留地。维持生活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在集体地里种植。我们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所有的人，所以取消自留地是毫无疑问的。　

一九六三年，洪水冲走了集体的大块土地，更不用提自留地了。为了恢复生产，我们必须先修好集体用地，先修自留地是会犯错误的。在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集体生产后，一切就开始好转了。所以我们说：“咱们修自留地吧。”可是那时社员们说﹕“这是错误的。我们渡过了灾难，克服了这样的艰难困苦和饥荒，全凭的是集体力量。如果依赖个人自私自利思想，我们怎么能经受得住考验呢?”

人们把自留地等同於自私自利思想、个人主义，既然山地沟地、大块小块地的庄稼都长得好，我们就决定取消自留地，如果你现在在这儿分自留地，人是不会要的。

当参观的人们看到我们所有土地的庄稼都长得一样好时，感到吃惊。“在我们家里，”他们说，“自留地里的庄稼看上去长得好。”有些人回去后就收了自留地，想用这种办法让所有的地长出最好的庄稼来，但是他们这样做，结果集体地里的庄稼比以前还要糟。阶级敌人立即大肆散布：“我不学大寨，学大寨是灾难，越学越糟!”　

问题是这些参观的人只看到了我们大队的表面，没有看到实质。因此自己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我们是物质条件成熟后，人们不愿意要了。才放弃了自留地。可是当人们仍然需要自留地，甚至还想要大块的地时，他们却把自留地没收了。因为条件不成熟，人们政治觉悟不够高，集体生产也就搞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取消自留地，人们还觉得自留地还不够大哩。　

因此，现在我们不谈进行大队核算，或取消自留地。谈这个问题没有好处，只能挨批。我们只是说，我们大队和其它地方的小队大小差不多，我们不能再分成更小的单位了，因为那样做行不通。

昔阳普遍进行大队核算吗?我们只说有好多单位是这样做的。重要的事情是集体意识传播开了。大河有水小河满，大集体富裕了，大队、小队、家庭和个人就都富裕了。　

实际上我们碰到了新的问题。我们的生产发展得很快，劳力缺乏了。我们把山地和羊群交给了公社。我们无法自己把一切都管理起来。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我们需要机械化，由于公社已经积蓄资金，与其等大队的机器还不如让公社先走一步购买机器。一台大型拖拉机，一台大型脱粒机就可以干好几个大队的话儿。　

水涨船高。由於生产逐年提高，收入也年年增加。现在全公社每个劳动日值一块钱，等一个工达到三块钱，消费品可能就要短缺了。人们会排队一直排到太原。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收入分给社员们，却和不太先进的单位搞平均，那不又是搞一平二调了吗?那不又是共产风了吗?那不是我们自己刮起共产风来了吗?

大寨大队已经连续三年保持每个劳动日一块五毛钱的水平。人们没有发牢骚抱怨这个固定工分值，因为我们的积累资金剧增了。他们知道我们在筹集资金，积累经验，向公社核算单位过渡，等所有的劳动日都值一块五，而不是五毛或甚至一块时，就可以实际公社核算了。　

我们可以一个劳动日给大寨社员分三块钱，但是那样我们就不能过渡到公社核算单位，因为我们领先的太远了。在公社的帮助下，落后大队现在平均一块钱。等他们达到我们的水平，平均均一块五，进行公社核算的条件就成熟了。　

一旦我们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能重新制定整个生产计划了。我们就可以在该种树的地方种树，在最适於种庄稼的地里种庄稼。我们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机器，那么一切事情都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现在公社已沿河滩造地三百亩，总数可达到三千亩，可以全部连成一片，你这一块新地就等于三个大寨大队。公社能应付得了吗?可能我们大寨人得拨出几个人去那儿种树，其他人下河滩去平原种。光靠我们大队无法管理所有的新造地，公社也照管不好。我们可能得和其它大队联合起来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共同管理一切东西。如果有人说这样做错了，应该重新分开，让他们解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共享繁荣，我们的财产太多了，必须共同享用，这和共同受穷不一样。　

这一切产生了种种问题。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我们必须跨入更高级的组织，我们被迫通过发展生产来这样做，但是社会上就全国的形势而言，条件还不成熟。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实行县级所有制(一种全民所有制的形式——承认为全体人民的财产)。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就蕴含这种想法的萌芽。当这种想法实现后，我就成了包含全县的大农场的头头了。　

到那时山上长满了树木，沟沟长满了粮食，通过开山修建水库，为造平原准备条件，通过人造平原为实现机械化准备条件。　

几年后你回来，我们不仅让你看庄稼，而且要看水库。昔阳会看起来象江南一样。我们不仅不必南粮北调，而且我们还要在北方造出南方式的良田来。南方气候可以一年二、三熟。加起来每亩达到八百斤。当然那儿也有大队亩产一千多斤的，但是不多，甚至达到八百斤标准的产量也不多，就象北方一样达到四百斤的也不太多。　

如果修整好土地，提高了肥力，我们一季收成就可以收他们三季的收成。他们那儿劳力缺乏，一年收三季人手非常紧张。他们得挤时间下种、锄草。我们只收一季，节省一半劳力还多，所以我们有人力搞新的基本建设。他们能种水稻，我们也能种；他们有地下水、水池、水井。我们可以在所有的山上修水池；南方山上长满树木，我们也能种树，伐木、收果子。如果我们不发展林业，就无法赶上去。

文革前，我总想去南方亲自看看。我们的产量跨进了长江(亩产八百斤)，但是我们自己从没有过长江，看看那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文革期间我仍然无法去。今年我终于去一趟。我看了南方，有了新的想法。我还得知南方有它自己的缺点。我是冬天去那儿的。白天不是大雾就是阴天，阳光很少，他们说夏天情况更糟。我心中暗想，至少我们那儿有阳光。一旦我们修整好土地，提高了肥力，我们生产的粮食比他们不会少，因为我们这儿阳光充足。我回想起毛主席和他的改变南粮北运的号召：使北方不再依靠南方的粮食。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干革命。不搞革命什么也干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