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资料】西安事变前五个月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部分分析 -- frnkl

第五，超前的军事人口战略思想。1937年，蒋百里作《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提出：“新军事的主流，是所谓‘全体性战争’”，“所以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这是蒋氏在对以往传统军事人口学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人口战略思想。不仅从战略上揭示了民众参战对战争取胜的决定性意义，也从军事人口学意义上触及了民众是军事人力资源的本质要义。应该说，这一思想既合乎战争规律，又合乎中国国情。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再是对世界“新军事主流”的纯理论研究，而是集结了对日本国的深刻了解、并结合了中国军阀混战，拥兵割据，穷兵黩武，新军力量不堪一击，但同时中国又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的实际情况。在蒋氏提出上述论点之后的1937年7月，毛泽东在他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同样提出了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问题：“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英雄所见略同，蒋、毛二人先后揭示了战争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重要的人口战略思想。

第四章 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

著书难，译书难，可是读书也不易。序文的价值，就在使读书的人得到一种读的方法。因为凡著一本书对于环境的情感，和时代的趋势，不是著者自身所能说明，若果读者单看书里的理论和事实，是不容易了解，而且容易发生误会。

算来已经有二十八年了，我在德国军队中同伯卢麦将军 V. Blume 的侄子在一起，从演习地回家，两人骑在马上谈天说地，我忽然问他“你看我将来在军事上，可以做什么官？”他对我笑着说：“我有一个位置给你，就是军事内阁长。”（即本书中所谓德皇帝之军事秘书长）我说：“我难道不配做参谋总长？”他说“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德国参谋部要选择一个有性癖的，或有点疯子气的人做参谋总长。”我说：“那可怪了，不过陆军部长呢？”他说：“参谋部长是公的，陆军部长是母的，我们青年军人不想当陆军部长，因为他是陆军的母亲，要有点女性的人，才干得好，鞋子也要管，帽子也要管，吃的，穿的，住的，又要省钱，又要好看，又要实用，所以俄国用擅长军事行政的苦落伯脱金 Kuropotkin 去当总司令，牝鸡司晨，结果失败了。但是**皇帝多喜欢用这种女性呵！（当时日俄战事，德国军人资为谈助，而对于德皇之用小毛奇有些不平。）参谋总长的性质同陆军部长不同，不要他注意周到，要他在作战上看出一个最大要点，而用强硬的性格不顾一切的把住他。因为要不顾一切，所以一方面看来是英雄，一方面看来是疯子。军事内阁长是专管人事，要是有性癖的人去干，一定会结党会不公平。要是有女性的人去干，就只会看见人家的坏处，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闹得大家不高兴。我是恭维你人格圆满，不是说你没有本领呵！”

“把住要点不顾一切”可以解释大战时破坏比利时中立的作战计划。细针密缕，各方敷衍，可以解释自马纳河战役后至凡尔敦攻击为止之弗尔根海（他是由陆军部长转到参谋总长的）的一段不澈底作战经过。所以我那位德国伙伴的话确实有他的真理。

鲁氏是参谋部出身的一个参谋总长材料，他是有性癖的，所以当时很受各派的攻击，后来在希忒拉政治活动中又失败了。他的“全体性战争”就说一切都以战争为本，翻转来说，正是他“把住要点不顾一切”性格的反应。德国战争失败的原因，人家都说军人太偏了。在鲁氏说，正是因为偏的不澈底。如果偏得澈底，则不是偏而是正的了。所以我们读这本书，不可批评他偏，而要领取他偏得澈底的意义。

书中有几点是因为人家攻击他，他自己辩护所以有些过火。如同克劳寿维兹氏下战争的定义，谓“战争是政略的延长”，政客们就用此语，说军人应该听政治家的话，且举俾士麦以为政治家统御军人成功之证。鲁氏却说“政治应包含于军事之中”。其实政治于军事之不应分立，是千古不变的原理，而是否政治家应该指挥军人，抑或军人应该执掌政治，是要看当时政治家与军人本领如何而后定。战争是艺术，真正名将是一种艺术家，他的特性是“独到”是“偏”。所以需要一种艺术家的保护者，如威廉之于毛奇，克雷孟梭之于福煦，是一种形式；菲列德之为传统皇帝，拿破仑之为革命首领，又是一种形式。鲁氏因他人借克氏之说以攻击他，他却说克氏的理论已成过去，这是矫枉过正；谁都知道克氏学说是百年以前的。他又批评史莱芬的计划不适用，也是犯这个毛病。

鲁氏又有说不出的苦衷，就是对于威廉二世，他不好意思批评皇帝，其实政治与军事之不调和，及平时扩军计划（鲁氏的）战时作战计划（史莱芬的）所以不能实行之故，都是这位平时大言不惭，战时一筹莫展的皇帝的责任。不好意思说东家，所以把店伙一个一个的骂。读者应当观过知仁，不要责他蛮横，要原谅他的忠厚。

以上所谈不过书中末节，还不能说到本书根本精神。这本书的根本好处，在对于未来的战争性质，有明切的了解，对于已往的失败原因，有深刻的经验。他的好处，我可以综括的给他一句话，叫“民族的第二反省”。

当一个民族吃了大亏之后，天然的会发生一种重新估计运动。但是革新运动的人物，大都在当时失败过程中不曾负过相当责任。群众本来是情感的，所以这时候只知道清算过去，因为破坏一切的理论很容易成立，却不能指导未来；因为改造社会的实际不是靠理论，而是靠行动；民族第一次反省的过程，总是这样，所以真正的成功，必在第二反省时代。这个时期大约总在二十年左右，所以法国七十年大败之后，他的真正国防力是到八十八年才成立的。大战后的德国第一反省，是社会民主党时代，所以到现在才有这第二反省的呼声。普鲁士军官，从小锻炼身体，寿命很长，所以在第二反省时代，还有得到当年身负重责的老人，本其实际经验，发为革新运动之指导。这在德国民族看来，真是鸿宝。

未来战争到底是怎样呢！如果我举德、俄、日、义等国的议论来证明，人家又要说：“军人蛮横”，迷信独裁，再不然又做了人民战线的敌人，破坏和平，罪该万死。

我如今一字不易，将世界上号为第一等爱好和平的国家美国人说的话，来证明一下，布罗肯比尔中校说“如果用毒气来杀人还不够刻毒，化学战不以杀人为目的，而以减少敌人抵抗力，增加敌人后方负担为最高原则。美国化学战部队所用的药剂虽有多种，主要者为糜烂毒液。该毒液有些茴香香味，色暗红，不易挥发，较气体易于保存，便于运输，地上动物着此液后，即能传染。中此毒者，若立刻进入病院，疗治得法，数月后可以全愈。盖此毒液之效能，不在致敌人于立死，乃驱敌人入医院，既不能战斗以为吾害，又不能工作以助国家，反加重其后方负担。且此人若不急进医院，则其衣履身体所到之处，皆有散布此毒汁之可能，吾人飞机、炮弹所不到之处，敌人可代为散布毒液。据现在所知，欧洲各国所制的防毒面具，对此毒液毫无用处，因此毒非藉呼吸而发也。此种防御服装，美国业已制成，惟全身不通空气，故不能久用，且为价甚昂；且此毒液之野存性，在最干燥之天气中，尚可达六时以上，若天气潮湿可达数日。其比重较水量为重，故可用飞机由空中洒射，决无因风向关系，而害及使用者之危险性。且其挥发性极低，比重较大，化学成分极稳定，故用普通解毒法毫无效力”，云云，这是以威尔逊十四条和平主义国家的办法，不杀人比杀人还要凶些。所以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 ”而是“国民拚命”；不是一定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

就既往的亲身经验而说，则此书第四章一字一珠，最为精粹，这是化了无数的金钱与生命，所换来的将来军事教育方针。如同世人谈到军纪，总以为就指兵卒能机械服从而言，其实德人军纪，立于（一）自发的精神力——信仰与觉悟，——（二）自动的行为力——技术的习惯与体力之支持——（注：技术的习惯就是中国所说的艺高则胆大之意）决不是区区集团教练所能养成。而有待乎最高深的精神指导。军纪所要求于兵卒者，在性格强硬，并不是柔软的服从。达尔文说得好，军纪者，在上下之信任，不是服从就算的。

我希望读这本书的朋友们，切实的一想，世界的火，已经烧起来了——逃是逃不了的——不过三四年罢？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蒋方震序

然而关于抗日战争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思想，是国民党陆军上将、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首先提出的。

1937年初，蒋百里先生军事理论著作《国防论》出版。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并他扉页上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并告诉人们，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蒋百里先生的主要论点还有：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蒋百里提出：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1938年11月，担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的蒋百里先生于迁校途中病逝，并获追赠陆军上将。至此，蒋先生先于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持久战”已不是问题。

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下午，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旧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的望见了一个灯，好好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那知道灯光却在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头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那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那知道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十二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的交情。这本书是我从他的笔记中间片段片段的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的。现在不敢自私，把他公表，不久德文原本也快将出来。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行，而且郑重的告诉我：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