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每个人都可以伸伸腿——从“清末之GDP”谈起 -- 黑岛人

这个要到工业社会才有意义，即使二战前欧美日各国也就分门别类的统计下工业农业等等。

首先，我承认，文中所指的那位网友正是你。

手上正好也有《世界经济千年史》（[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许宪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查了一下，清末中国占世界GDP11%的出处，应该是出自该书中第5页的“中文版前言”中的附表《中国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700-2015》（可能书中还有其它表列也提供了该数据，但我没有发现，不过根据麦迪森的冶学态度，不太可能出现在同一本书对同一个数据却提供两个完全不同的数字的情况），其中确有列举数据：1900年，中国GDP为2180亿（1990年国际元），世界GDP为19730亿（1990年国际元），中国占同期世界GDP比例为11%。

然而，根据同表数据，1950年中国GDP为2400亿（1990年国际元），世界GDP为53260亿（1990年国际元），中国比例为5%（显然麦迪森在这里对数据做了四舍五入处理），与你所声称的1949年中国仅占世界GDP1%的数据相差巨大，我只能理解为，1949年的数据你并非同样从《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引用，而是改采了来自其它资料来源的数据，而且由于“1%”的这个比例，从前也听说过多次，所以如果我没有错的太远，这个数字应该是按对当时中国生产的估计值，然后依汇率直接换算得来的。

那么且不论那些基础数据的可信度，在基本前提上就有两个大问题。首先，怎么可以对同一组直接进行比较的数据，明明可以有共同的出处，却选择性的去选取完全不同的两个来源？其次，两个数据，一个是以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为基础，另一个却是以通常的汇率换算的GDP指数为基础，它们又怎么能直接进行对比？如果允许使用这种手法，那就可以随意制造任何需要的结论，而且看上去还都是“依据坚实的第三方客观资料”。

另外，麦迪森在附录明确的声明，他认为现行以货币汇率换算为基础的GDP统计方式是不令人满意的，他的所有统计的基础是建立在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上的，基准GDP估计数据是1990年国际元。所以我不得不说，虽然他在全书中通篇都继续使用了GDP的概念，但这个GDP与我们现在平常所说的GDP完全不是一回事，而更接近于世界银行现行的购买力平价指数体系，这一点你在引用时也完全未加说明。

很可惜，《世界经济千年史》内的大部分中国经济数据，其实是直接取自麦迪森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1998年），所以麦迪森没有在《世界经济千年史》再具体推演过程，我手头没有《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无法了解麦迪森具体是通过什么标准和转换方式，推断计算出中国起讫1820年（甚至更早年代）的GDP的。然而通过观察同属东亚的日本的数据来源，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国民经济原始资料远远比中国完善和可靠的日本身上，对早期GDP的估计也是非常粗略，和可能存在重大错误的（日本早期经济数据，麦迪森大量引自日本经济史学者大川和筱原的《1868年以来日本长期经济统计的估算》，但因为基础数据的漏洞，使他们没有发布1885年以前的日本GDP估算总量），可以合理的推想，中国的同期数据只能是更不可靠。顺便说一句，根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附录A3-g表，作为最重要的基准年的1990年，麦迪森计算得出的中国和日本的GDP（经购买力平价系数换算后），分别为2109400和2321153（单位都为百万1990年国际元），实在让人太受宠若惊了^^

所以可以回答你的相关反驳了——（“在简短的说明什么之前，我只想说对你这个文字我其他意见没有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能推论别人不知道，进而推断：‘说实话，我其实是知道以上问题的答案的，那就是——谁也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虽然全世界计量经济学家以极大的智慧和毅力，进行了惊人的疏理和考察，但除了对少数欧洲国家的情况稍有把握外，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地区，对它们早年（这个“早年”下限甚至可以晚至二战）可靠的经济数据还是掌握的极少，其中就包括对中国早年GDP的比较准确的估计值。我原来就说道过，对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封建社会，连大致的全国人口、田亩数量的数据都还没有搞清，其它产业资料更是少到可怜（崇文门税档就算是顶级可靠的第三产业状况原始资料了），怎么可能算出一个靠谱的GDP数字来？靠猜吗？！所以，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道硬装知道才是错的。

至于你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甲午战争期间各国的GDP可否换算？你的观点是不可以，……但是这里我要说在1895年当时条件下，以世界为参照的GDP比较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事实是不以谁知道与否的意志可以转移的。

——1895年还是不行，理由上面以及原文都已经说明了。不光是要有个统一计价标准，这只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就象现在各国GDP互相比较，除了要有个折算汇率外，你总得也先有个以本币计GDP数字吧。但满清1895年的本币数在哪呢？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国家，更不用说是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其经济统计体系不是赫德总税司靠着抄大英帝国成例就能建起来的。

2.是要说说在你文字里说的把物业税比为厘金的事情和我的观点是没有关系的。……一个半调子的物业税最终只可能是把财政压力转嫁给普通人的又一个轮回。这些已经在我们这个唯GDP的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屡试不爽了。

——物业税的问题其实不是我想在这楼里的谈的，有机会的话另开贴吧，飘过……

最后你的感慨及延伸所思，题目展开的实在太大了。那是足可以写上一堆砖头书的，谈不了。还是只挑我比较熟悉的部分相关历史谈几句。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直接点说是中国国势全面溃烂的开始的判断，我完全同意，但对于你认为导致清朝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它末年的急剧财政膨胀则完全不能同意。事实上，即使不以当时其它地区的国家为范本作对比，仅就同时期的东亚而言，清治下的中国，财政相对规模根本不算最大，至少后来也维持住了自己独立国家地位的日本、泰国，税收比例都比清高得多，它们崩溃了吗？如果没有严谨的推理过程，坚实的资料基础为证，这种简单到近于粗暴的挂钩方式实在没有太大意义。我说过，按表面的结果直接倒推的话，清廷在甲午、庚子两大事件后痛定思痛，决心建设新军以取代旧绿营、练兵的决策，那才是最明明白白的，直接导致满清灭亡的导火索和最关键原因呢。但实际上，这可能是鼎革的根本原因吗？稍有识者，就知道绝不可能。

你欲说还休的东西，我也许隐隐约约猜到了一点，当然也可能完全猜错了，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请见谅，你不能用格林斯潘式的暗示方式，拉姆斯菲尔德式的说话技巧，却指望别人应该能自行在脑内充分补完后充分理解你的真意。实际上，客气的说，你的发言大都非常有启发性、发散性，不客气的说，是逻辑跳跃性太大，往往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得出了一个很大的结论。也许那其中你其实都是有更多的资料和推理作为基础的，只是或者不适合公开发表，或者疏漏又或觉得没有必要如此烦琐。但这就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在公共论坛上发表意见（观点），不同于私下与密友或同事的交流，后者在长期共处中早就互相有了很深的了解（对各人的性格、观点以至占有的材料），前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则需要从零开始交流。所以坦率的说，也许导致你认为现在讨论问题的困难，并不全在于他人的自负。

• 晕了，感慨
• 对其解释的答复请见以下

同样是Angus Maddison的数据

外链出处

1950年中国GDP(PPP)占世界GDP总量4.5%而不是1%

至于“快速下滑”，满清没有加税的1820到190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例同样是在快速下滑。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而不是中国生产效率的降低。

这个丝毫不能说明满清末期加税是错误的。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49年之后农业税才是最高的

葡萄您的着眼点之一是社会各个阶层及组成部分如何逐渐异化为利益集团，以至于到了互相阻碍难以调和的地步。其实，可能我在这里说多余的话了，公司就是小社会。公司平衡大小股东之间的办法，是设计并改进投票机制。公司对应所有权经营权分离（所谓agency cost）的办法，是把管理人利益与公司挂钩。商学院及其MBA教育不仅要提高他们的水平和觉悟，另一大作用是保证这些人有共同的语言基础，能够对话。公司对整合员工，部门之间的向心力，是通过公司文化，合理薪酬制度，公司培训，合理架构（如部门扁平化）。更重要的，还有外部对公司的审计机制。最关键的是，各种办法似乎都没有一定之规，必须审时度势。例如更严厉的信息透明性法规，既有可能导致信息披露成本的上升，也会让投资者更相信公司而增加其市场价值。大小股东，管理人，内外监护人，公司员工，市场法规设计，这些都可能成为阻碍整体利益的小集团，您的兴趣完全可以在这些话题的探讨找到对应点。当然了，中国人更喜欢关注历史，天性使然，您写的历史也很好看。无论如何，支持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