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稳定部”续：终极稳定 -- 同人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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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有遇到对手

2003年7月23日

本报记者 蔡平

　 接到任务，要采访北京一个民工。我以为大概会听到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可怜的民工，黑心的老板。

　 民工张志强没有手机呼机，只能给他的工友打电话联系，那天约好和他在工地门口见。我四处张望，带安全帽的，衣衫破旧的，蓬头垢面的，光膀子的，都不是他。这时手机响了，说他就在大门口。

　 我向最近的一个电话亭望去，一个瘦瘦的文静青年在那儿打电话，他说自己早到了，刚去买了份报纸。我有些奇怪，一天到晚搬砖头和水泥挣几个血汗钱，还买报纸看？

　 我把张志强拉到一个饭馆吃饭，还要了两瓶啤酒，我说自己经常下农村采访，特了解农民苦难，想先得到他的信任。他却并不在意，只是问，你们报道之后能起到什么效果？我肯定地说，当然会有效果。他又问，能不能改变北京建筑业年底发工资的状况？我没法回答。

　.......

　听完这件事我没有惊讶，因为结果在我意料之中。让我惊讶的是一个外地民工敢为240元工资，找到劳动局，找到劳动仲裁委员会，最后又告上法庭。他请不起律师，就自己写民事起诉书，自己写辩护词，自己当庭辩护，维护自己的权益，之后又将整个经历写成材料寄给了北京若干媒体。尽管最后他没有成功。

　 后来张志强又给一个装饰公司打工，搞家装，活儿干完之后又只给了一半工资，对方说这个工程要全部完工才给。但完工之后对方又鸡蛋里挑骨头，作为克扣工资的理由。

　张志强说：“实际工程验收合格，双方都签了字的，他说有毛病人家都住进去了，我怎么再去核实？我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第一次告了之后没有结果，我就没有勇气再告了。这次我在这个工地还要一直干到年底才给钱，他们说根据建筑业行业规定，年底结账，我就想看他们年底给不给我结账，给我结多少。如果不合理我就要起诉劳动局，因为他们就应该管这事，国家早就有法律规定不应该拖欠工资的，实际上每个月都有进度报表的，你按照那个进度报表发工资就可以的。退一万步讲你1个月不行，最起码你1个季度总该可以了，实际上每天都有进度报表的。所以我想用这种方法体验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在这里‘体验’，你家里怎么办？”我问，因为我害怕他最后仍然没有结果。“我家里前几年还有一点点余钱，就是说我今年不寄钱回家他们也过得去，我就想改变北京建筑业年底结账的状况。很多人都劝我别找了，我问他们，难道你们就这样心甘情愿吗？他们说没有用的，还笑话我，一个跳蚤顶不起一个棉胎的。”

　 “这是我自己的基本权利，也是北京近百万打工仔的基本权利”

　 采访到这里，我已经明白，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民工个案。

　 张志强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爱动脑子是由来已久的。1993年，张志强在广东一个房地产老板手下干，每天10元。到了1997年，张志强已经给这个老板搞管理，1个月拿1500元了。他甚至曾经1天就挣过3000元。

　 那次老板让他一个晚上将一大堆土平掉，费用5000元。他算了一下，需要100个人，但他只能找到40个人。他看到旁边有推土机，就对推土机司机说，给你2000元，你把这活儿干了吧。司机乐得不得了，他1个月也拿不到2000元。结果那天张志强一下挣了3000元。

　 张志强笑嘻嘻地说：“当然这样的机会不可能总有，因为那老板比较信任我。”

　 1997年，张志强又到广东一家外资鞋厂打工，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知识，那里的管理人员都是从民工慢慢提上来的。他从工人做起，到最后成了一个车间的助理，月薪1500元。老板是台湾人，张志强前前后后给老板写过17条建议，关于工厂流水线，关于计件工资的核发等等，于是得到了这个台湾人的重视，结果他在那个位置上干了两年。后因新来的老板排外，让他回车间当工人，他只好走了。

　 从广东回去后他又到湖南怀化修铁路，是承包制，半年时间挣了1.5万元。

　张志强说：“其实干活看怎么干，如果我今年辛辛苦苦得到应得的5000元，我没什么说的。现在我们经常加班，有时抱着水泥震荡器连续干30多个小时，平均每个月应该600到700元，那么到年底应该是7000元，减去吃饭等所有开支2000元，我应该拿到5000元。如果低于5000元我就要起诉。如果我能把这个现实改变过来，得到好处的不是我一个人，这是我自己的基本权利，也是北京近百万打工仔的基本权利。”

　 对张志强起诉之后的结果，我并不乐观，尽管他维护的是自己的正当权益。“老板不给或少给，劳动局也没有负起监

　管的职责，你劳动局就是坐办公室而不下去调查你这个片区的工人的状况吗？我们那个工地95％以上的工人都是外地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外地人，你们的工程怎样建起来？北京政府部门对我们漠不关心，我们又投诉无门，于是我就想，如果我花几千元请一个律师，专门来告你这个劳动局，就以这个事件起诉你来引起社会的反响，整个打工仔群体来告劳动局不尽职责，就算最后败诉，但这个效果出来了。我的力量单薄，钱也有限，但我还是要做一下这样的工作，为我们所有的打工仔的权利。健康福利的要求我们一点没提，我只要求得到我的劳动所得。”

　从来，城里人都把自己放在外地民工救世主的位置上，是我们给了他们生计，给了他们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工程，他们不是还要在家种地吗？但是现在，张志强把这个关系纠正过来了，他在理直气壮地质问，他在声张自己的权利，他甚至要起诉办公室里的政府官员了。他在问，我们这样任人宰割，究竟是谁的错？！

　 “我周围的民工，他们都已经麻木了，他们说北京从搞建筑起都是这样的，到现在这好像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都是年底发工资。他们来得最早的是1989年就来了，现在还在干。”

　 “那他们年底能不能得到钱？”我问。“有能得到的，也有得不到的。”“这里给你们上保险了吗？”

　 “不知道，不仅如此，我们在这里的劳保用品，也要到年底在工资中扣掉的，像安全帽、手套等。”

　 “还没到年底，你怎么知道会在工资中扣除？”

　 “他们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的，反正是只要你享受到的都要扣除。但是法律规定，有些是应该由公司提供给劳动者的，而他们全部都要算到劳动者的头上。”

　 他不说自己是民工，而是劳动者！这让我格外激动。

　 “比如这个暂住证，他们办没办我们不知道，反正是扣了钱的，我们也没有看到。所以我要干到年底有个亲身体验，我要为我们农民叫屈，如果我体验完了搞不成，我只好自认倒霉。一个固有的形式，你把它推翻肯定需要许多力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的目的就是通过我的体验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然后尽我的能力扭转它。

　 “本来这应该是政府来做的，你政府的行政职能主要就是监督，不履行监督职能你叫什么行政！结果它动不动就让你去法院，我到法院发现打官司的人太多了，要排队登记。而我们这件事本来不需要打官司，就是劳动局有名无实，他说你不服就去告，我们欢迎你告，它这样就等于把自己的职责甩掉了。”

　 “我写是为了改变现状，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

　张志强告诉我：“我正在写一份建议，是改变工地生活条件的。第一，食堂条件太差。第二，周边环境太差。第三，菜价偏高。我总共写了7条。我们是劳务公司给我们充卡在食堂打饭吃，年底扣我们工资。我们每天伙食最低7元，有时10元，原来的工人到年底每天扣了他们10.30元的饭钱。工地食堂是不应该赚钱的，它应该按成本给我们计算，但它的菜价却高于在外面买快餐。我长期在外面打工，对这些问题很敏感，对街上的菜价也细致了解了一下。就是说它整个以赚钱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工人的福利。”

　 我以为他要说要求改善伙食了，结果我又想错了。

　 “我一直在思考，我准备去买一本关于税法的书。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而且要诚心纳税，现在这个管食堂的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他承包这个食堂，按物价局规定只算他从我们每人身上赚两元，我们工地平均1天有5000人用餐，一天就可以赚1万元，1个月就可以赚30万元，1年就可以赚300多万元。我又为北京市算了一笔账，整个北京市建筑部门4月份统计民工是100万，这么多钱的收入他们给国家纳税了没有？”

　 我吃惊地问：“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儿？”

　 “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太穷，你老板赚这么多钱，你整天潇洒消耗太大了，你有这个义务给国家拿一点钱，不是给我。既然你以盈利为目的，就要给国家纳税，国家执行这个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进行统筹安排。我在北京买个旧单车换新牌照，都要纳税的，银行存款也要交税。北京的情况太令我失望了，我现在有点怀疑，就是你们报道的效果不是很大，一下扭转过来还是很难的，所以我自己还要做，我现在正在写民工生存报告，写一个中国农民的苦难。”

　 天哪，这还是我原来想像的那个外地民工吗？

　 “我这个人经常爱买报纸看，买点书，我不抽烟不喝酒，别人抽烟喝酒的钱，我就去买书买报了，我经常趴在床上写，有时一写就要一个通宵。我的老乡说，你这样有什么用，写了也是白写。我没法回答。我写是为了改变现状，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如果实在改变不了，我顶多不在这里干了，回广东。我想在那里干个两三年还是准备去起诉，因为那里也有许多不符合劳动法的地方，我必须用法律来维护我们民工的权益。我只能用自己的亲身事例，否则没有说服力。别人的我都不能相信，即便他对你说了，你把他带到法庭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临阵逃脱。”

　 我很想像他的同乡那样劝他，别做了，这样不会起什么作用的。我甚至都能想像出他起诉之后的结果，但我却没有勇气告诉他。

　 我问他：“就是说你现在在这里如果拿不到应得的钱，你想用亲身事例来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到广东去，也想用亲身体验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说，没有人会替我们说。现在我还在写一个有关我们这个工地厕所的建议。我们那儿工地那么大，工地上却没有厕所，而且我们的住处厕所也很少。我不知道工地的管理人员想没想过，这5000多人在使用这个厕所的时候，够不够？在工地上厕所，至少要走1公里路。去年我一个老乡在一家工地大便，被保安抓住，结果让他捧着大便在工地上游街示众，然后罚款2000元。我们这个工地今年也有这样一起事情，但是这个民工跑掉了，因为他1年挣的都可能没有 2000元。“我就有些抱不平，是你没有合理的规划，没有足够的厕所数量，工地这么大，楼房一盖就是二三十层，怎么可能干活当中再下来跑到1公里以外去上厕所？而且这个事情是人自己没法控制的，这完全是因为你在规划时没有给我们合理的生存空间。人家没办法了，你还罚人家2000元钱。我们一进工地就对我们说了这个罚款数额，我本来想找那个跑掉的老乡一起到甲方办公室理论，结果他先跑了。我想问问甲方，到底该不该罚？我还想知道，你罚了我2000元，你拿这钱去做什么了？你有什么理由和法律依据罚我？如果说这是你的内部管理，那么是否上报了劳动局？是否合法？我认为这是变相侵吞劳动者的工资，是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合法收入！”

　 我赶忙小心地问他：“你这样质问人家，人家不给你钱把你辞了怎么办？”

　 “我不相信会这样，他一旦把我辞了不给我工作，我就会向劳动局投诉，我就会走这条路。但是现在关键的是劳动局好像总不愿受理这样的事情，他们总让我们走法院这条路，但是我们倒霉就倒霉在不能走法院这条路，我们没钱没有时间，再没有了工作，谁来维护我们的权益？应该劳动局来管的它不管，你找去，他们就会让你到法院去告，会很礼貌很婉转地回绝你，你想硬起来都没有办法。我那回和法官打交道时，他在法庭下面也给我说好话，他说，你应该理解我们的难处。好像不是法庭来帮助我，倒要我去同情法官和法庭似的。”

　 我还是很担心，但没有再劝他，因为我发现，在整个采访中，一直是我在担心，在害怕，而他却始终无所畏惧。

　 “实际上如果劳动局要管的话，权力很大的，它就是监管有关劳动的事情的，大家都是劳动者嘛，但是劳动法制定出来了，你劳动局不去监督执行，就好像把江河堤坝修好了，你没有去维护，真正下雨的时候，就会垮堤。”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维护，不合理的状况就永远无法改变”

　 “现在在北京我还想体验一个东西，就是被派出所抓去。”

　 “啊！”我有些着急，“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可不能冒这个险。”“现在收容法改了，但去年我来的时候这里还在收容，四川的都送到四川广元那里，送到那里就给当地民政局、街道打电话，让你的家属带钱去领人。但是在北京这边是公安、联防、派出所来收容这些人，说我们是三无。但我们没有犯罪，你在收容的时候，所有程序都是把我们当犯罪嫌疑人，你给我的待遇是罪犯的待遇，是非人的待遇。你把我送回老家，我成了难民了。民政局管什么？就管难民、困难户、贫穷人。在北京我是罪犯，到了四川我就成了难民。我很想弄明白，我们的人格在不同的地域，是怎样进行这种不平等的转换的。

　 “去年，我从一个装修工地往租房子的地方走，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我去追，不知道后面有两个人追我，后来我才知道是联防队的，他们穿着制服，但不是真正的警察。车开走了我没追上，他们过来气喘吁吁地问我，你还跑不跑啊？我说跑也犯法吗？他们说，身份证。我说有，就掏出来。他们又说，暂住证。我说有，但没有带在身上。结果他们把我带到办公室，搞得很庄严，把我十个指头全部按了手印，还给我照了相，贴在一张纸上，让我写自己的年龄姓名等，还向我要15元钱，说是登记费。我说你得给我开发票。他们说，我们不是罚你的款，为什么开发票？我说，你收了我的钱就应该给我发票。他们不给，还吓唬我说，要不要我们罚你款哪？我说我有暂住证你没有理由罚我的款，如果你罚了我，我可以投诉你，你还是要还给我，我只是没有带在身上。为了不惹麻烦，我后来还是交了15元，没有发票。

　 “一般我到哪里什么东西我都要合法的，该换证我就去换，这样在哪里都安全，我的很多老乡都被收容过，一旦被收容，劳务公司的钱就没有了，不管你干了多长时间，这是第一大损失；第二大损失，送回当地，家里还要拿钱领你，如果你没有钱或者没有亲人，就把你弄到一个地方筛沙子，一个月两个月直到把你这些费用挣出来……

　 “你本身给民工造成了不应该的损失，北京2000年收容遣送大概是10多万人，如果你把这10多万人的所有损失算出来，你说这到底是谁的错？我从报刊上了解，现在收容政策改了，这说明公民有这个能力，促进政府改变他的行政职能，这也坚定了我改变目前这种现状的信心。”

　我很难过，既然他经常看报纸，我想他应该知道这次收容政策的改变，是用什么样的代价换来的，但他却从中得到了勇气，坚定了信心。“我想如果民工中100个人里有5个我这样的，北京民工的事情就好办了，但是现在1000个也找不出1个，大家都麻木了。他们开我的玩笑说，整个工地就你1个这样的。“有一次我和我们现在的经理聊天，他说，现在是我求你们，把你们叫爷爷奶奶都行；年底你问我要钱的时候，你就要叫我爷爷奶奶了。我说你这话太差劲了，到年底你不给我工资你就是犯法。他说，那你就试试看吧。我说，那你是没有遇到对手。他说我搞了这么多年还没遇到过对手呢。”

　 我劝他：“你还是别跟他较劲，先拿到钱再说吧。”

　 他说：“我不怕，如果他不给我钱，是他犯法不是我犯法。劳动法就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维护，不合理的状况就永远无法改变。”

　 我没有再说什么。张志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城里人可能就叫他民工，他称自己是劳动者，而我面前是一个中国公民———比我们很多人都更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