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前言） -- 沉睡的天空

http://www.cchere.com/article/229911

????明治维新，最大的贡献在何处呢？假若说是开国西化，这并非是幕府不能做的，实际上，当后来的维新志士们还在刺杀那些洋人攘夷时，幕府的大员就开始动了开国之心，佐久间象山，胜海舟这些幕府重臣提倡开国，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时候，攘夷派们还在用大刀砍杀那些他们认为的洋夷奸党。佐久间象山便是被刺杀而死的，而胜海舟也曾被坂本龙马所行刺，（幸运的是坂本龙马是当世一杰，在听了胜海舟的见解后不但不刺杀，并且拜胜海舟为老师，学习西方军事技术。）而攘夷派们就算到了明治维新之后还对明治政府实行的西化政策不满而喋喋不休呢。（明治政府对这些昔日的同志很多是进行诬告判刑甚至处死的。）

假若说是民权运动，那也未必，虽然在长州一系如桂小五郎的支持下明治政府开始制宪，保障民权，但是明治政府的民权离真正的民权还有相当的距离，天皇的权力比之前的幕府将军不虞多让，要说真想实现民权，和幕府达成协议，成为一个权力均衡的各藩联合政府会更好吧。（阪本龙马提议和平解决，但是被刺杀，而刺杀者既有佐佐木只三郎之说，又有西乡隆盛背后指使之说，而后者更为可能，毕竟坂本是西乡隆盛武力倒幕的反对者。）假如真的是要为了实现民权，那宪法就根本不必要给天皇政府如此大的权力，以至于议会就是傀儡一般。

那明治维新最大的贡献在哪呢？我看应该是中央集权，日本自古代天皇失去权威以来近千年一直处于地方割据状态，中央强大时，如幕府将军一般便可以强力指挥地方，但是中央衰弱时，地方就征战不止，如战国一般，直至有一强藩上洛，以武力统一天下。而且与中国统一分裂最大的不同，日本的地方各藩拥有极强的权力，即便是名义上统一天下的将军也不能取消那些地方藩镇，这使得日本一直就不能保证强大的中央凝聚力，更不能一致对外。所以明治政府建立后所做的头几件事便是“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将权力集中于中央。（这和秦始皇的郡县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加强中央权力，自然背后的动机和支持力不同。）单单这点还不足够，千余年的藩制要一下子取消，尤其将流血降到最低，就必须要一个能驾凌于之上的名义，幕府在这点上也做不到，只有天皇这个早被人遗忘的古董才能作到，所以维新派拿出了天皇这一法宝，“王政复古”这不是说说，就是要恢复千年之前天皇独揽大权的中央集权局面。为了使这点成为现实，就要不停的对天皇进行鼓吹，所以天皇成了神，（为了塑造这点，连楠木正成这个古人也被拉出来尊称为武神。）只有将天皇尊为神，这样才能使得原先在地方藩主领导下的人民的忠心快速的转移到中央来。所以说，明治维新前的那些人对天皇的感觉和明治维新之后的人对天皇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明治维新前天皇就是个傀儡，是那些志士把他尊成了神。）尤其是明治本人在位时日本对外的辉煌，使得这点更加深入，等到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根深蒂固了。这或许是当年维新志士没想到的。

明治维新是为了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对外，而建立明治维新的倒幕运动则是一次利益再分配，（当然也不乏热血之士，但是后来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只注意热血而没有注意到真正的本质。）从这点上，我们再看那场倒幕维新就看的比较清楚了。

大道理说完，终究还是要回到具体的历史问题上来，我们来看看那场倒幕维新史吧：

应该说，自从黑船到来，攘夷派就开始活动了，当时的攘夷派极端仇视外国人，不单视之为夷，更视之为魔鬼，刺杀外国公使水兵平民事常发生之。（如1859年攘夷武士在横滨刺杀俄国士官水兵）不过，这主要是在武士和外藩中发生的行为，而作为当时的统治核心――幕府还算是持比较英明的态度，一方面被迫和各国签订条约，一方面设立讲武场，洋学所，海军传习所，改革兵制，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学用枪炮，不单是幕府自己，还下令各藩学习，（正好各藩改革推翻了幕府，这只怕也是没想到的。）这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尤其对比冲动用刀杀人的攘夷派来说，但是也就是因为如此，攘夷派认为幕府是敌人，要推翻之，而开始酝酿“尊王攘夷”，这自然不会得到幕府的同意，于是当权大老（就等于首席执政）井伊直弼兴起“安政大狱”，斩杀了许多人，其中就有吉田松阴（长州思想家，一度想偷上美国兵船，后来在家兴办教育，鼓吹尊王禳夷，桂小五郎，伊藤博文是其学生。）这使得禳夷派和幕府势不两立。1860年井伊直弼被刺的“樱田门事件”标志着尊王攘夷派开始挑战幕府。

尊王攘夷派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政府性质的，自己组建的团体，甚至自己单独行动，刺杀外国人或井伊直弼，佐久间象山这样的幕府重臣，这类人大都肆意而为，随意斩杀，号称“天诛”，这类人也有地方政府的背景，比较长州藩便有许多人在京都破坏，这也促生了新选组。（新选组虽然在明治维新中站在了明治政府的反面，但是在日本很受欢迎，我想这和他们成员大都是平民有关，毕竟平民成为英雄的传奇总是比较受到欢迎的，何况新选组也号称尊王攘夷，只是加了一个支持幕府而已，硬要说的话可以算公武合体吧。）比如“池田屋事件”便是长州志士策划在京都放火，乘机挟持天皇的计划，被新选组知晓，一网打尽。

另一类自然是带有政府性质的，那些早就对幕府不满，又有深仇大恨的，比如毛利家的长州藩，岛津家的萨摩藩，早在德川家康开幕府时就和幕府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正好借此机会动手。但是也分两种，一种是激进倒幕派，一种是公武合体派。

激进倒幕派的最典型代表就是长州，长州的藩主毛利家本来就是德川家的对头，当年虽然没到德川取消藩土，但是也裁减的不象样子，现在幕府成了过街老鼠，还不乘机打击，于是藩主对尊王攘夷便睁只眼闭只眼，有些还带点鼓励，吉田松阴那样的鼓吹尊王攘夷宣传，也就是能在长州了。等到“安政大狱”后，长州和幕府自然是结下死仇。

不过，这一切还要先从攘夷开始，1863年，高杉晋作（此人来过中国上海，正好太平天国时期，外国军队驻防上海，他目睹上海状况，觉得只有开国造船造炮才能救日本。回国后宣传攘夷，）在1月烧毁施工中的英国公使馆，6月，幕府和天皇宣布攘夷，长州乘机向美，法，荷的船只炮击，发生战争，但是不利，于是令高杉晋作组成“奇兵队”，队伍组成不单再是武士，而且还有农民商人市民，渐渐成为长州军队主力，这支军队既带有民兵的性质，又有日本新式军队的性质，明治政府组建新式军队的时候，便是以这个为参照，尤其是西南战争旧式武士背叛的情况下。

不过此时长州的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和幕府以及公武合体派的关系恶化，因为太过激进，甚至试图策划倒幕，偏偏当时的天皇孝明不支持，把计划泄露给幕府，后者于1863年发动“八?一八政变”重新掌握主动，驱逐尊攘派。（长州本来想妥协，但是被拒绝，于是开始一心倒幕。）而主张公武合体的萨摩藩也乘机打击长州，1864年，长州激进派策划京都放火，“池田屋事件”中却惨遭新选组打击，而之后8月19日的反扑也被萨摩伏击而失败，众多尊王攘夷领导人被杀或自杀，即“禁门之变”。另一方面，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为了报复攻击下关，长州战败，签定“下关条约”，放弃攘夷，（上一年，萨英战争萨摩战败，放弃攘夷，这时政府的攘夷基本结束。）并优待外国船只，赔款300万（不过由幕府负责）。随之幕府征讨长州，在压力下，长州退让，逼死禁门之变的领导，高衫晋作逃亡。（总觉得是故意放走的。）

到这时候，政府的攘夷基本结束，代之的是尊王倒幕这样的内部利益分配，而此次带头的就是原来打击尊王攘夷派的公武合体派代表萨摩藩。

要说萨摩藩也是和长州一样，祖先岛津家和德川幕府有生死之仇，但是萨摩藩起初不支持尊王攘夷，叫嚷着的西乡隆盛还差点绝望自杀而死，即便到了后期，萨摩也是公武合体派的代表，主张幕府和天皇联合，（不过内部也有不同，其中大久保比较倾向公武合体，西乡比较倾向尊王攘夷甚至倒幕吧。）甚至不惜在“寺田屋事件里”刺杀自己昔日的同志尊王攘夷激进派有马新七，而且还在“禁门之变”中帮助幕府打击长州。不过形势多变，不久之后，因为幕府不放权，萨摩便倾向倒幕，（还是为了主导权问题，萨摩野心勃勃，打倒长州不会为了幕府，现在得不到权力，自然要反对幕府了，而且萨摩还留了长州一手）开始和长州联系。（说起来萨摩也是多变，1862年还发生砍杀英国人的“生麦事件”，1863年萨英战争，但是萨摩战败后马上和英国和好，并且加深关系，这点上大久保利通这个外交好手功不可没，1875年台湾那件事也是他从清政府那搞了50万白银来，这点伊藤还是李鸿章都要差了些了。）

正好此时，长州的高杉晋作夺回了藩政权，通过坂本龙马（坂本龙马总体上还是属于缓进派，尤其他那个“海援队”是做生意的，一方面希望开国维新，一方面希望不流血达到目的，而且和两藩关系都不错，他做中间人最合适了。）西乡隆盛，桂小五郎坐到一起，萨长联合。而1866年第二次幕府征长战争中，萨摩便不参与幕府，长州战胜，极大的鼓舞了讨幕派士气。幕府将军家茂病死，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上台。因为形势不利，主动“奉还大政”，试图在背后控制。（只是这样的时机并不是很好，假如公武合体时提出，拉住萨摩，可能还会成功，现在反而有些示弱了。）

倒幕派并不罢休，要求庆喜“辞官纳地”，交出领土。（这自然也可理解，维新的目的就是要中央集权，德川拥有400万石的领地，不解决他就始终无法中央集权，而解决了他其他藩镇就好办了，天皇权力到是其次，当然，德川拥有这么大的领地，天皇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权力。）纠集人马前往京都。终于1868年1月倒幕各藩发动政变，包围皇宫，宣布“王政复古”，大权归天皇掌握，自然，年少的明治自然要委派西乡等人了。

德川庆喜自然也不甘示弱，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包围京都，但是被装备精良的倒幕各藩联军打败，便是著名的鸟羽、伏见战役了。虽然幕府人数众多，但是士气装备不足。不敌新式装备的联军（此时也可以说是新政府军了）可以说是很正常的了。此战后，原本围观的各藩纷纷支持新政府，德川大势已去，在得到保证家族安全的情况下，投降。（残余如?\本武扬率海军北上，在北海道建立虾夷共和国，说起来北海道比起日本其他诸岛，关系是远了点，而且这共和国……就连现在的日本还不是共和国呢，当时各国都承认虾夷共和国，可是不久之后就被新政府军击败，假如能一直持续下去，对于日本自然是件坏事，对于中国朝鲜等亚洲诸国倒不是什么坏事。）

倒幕成功，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维新的开始。

随便加句废话，日本维新成功，关键在于：实利至上，为了利益不惜一切。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15期 2004年8月20日 ※

最近看了些书，越看这个感觉越强烈。

19世纪中叶的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统治之下，已经二百余年。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人称老狐狸，他一直紧跟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终于在丰臣秀吉死后，从丰臣氏孤儿寡母手中抢得日本政权。

因为是由地方实力派进驻中央，德川对地方实力派心有戚戚，但是对于日本长期以来的地方割据，德川虽有心改变，但是却无力纠正，毕竟虽然德川拥有最强的势力，但是一旦作出取消地方各藩，那各藩的合力要远远强于德川，实际上决定德川命运的关原大战，也是德川用政治手腕取得加藤清正等人的支持才胜利的，德川无法象后来的明治政府那般建立中央集权，只能维持原来的幕府将军统治。当然，德川幕府比之前的室町幕府要强大的多，德川没收和削弱了原来的丰臣旧部和敢于挑战自己的各藩，比如下令一国（即一藩）只能修建一座城池，（有点象秦始皇的收兵器。）大大强化了作为中央的幕府。（自然也没清除干净，后来倒幕主力萨摩，长州两藩便是没清除留下的后患）

另一方面，日本在战国时期地方各藩和西方交流甚密，这很大程度是为了寻求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帮助，（这和明朝中叶有些相似，两国对外都引起西方的火炮火枪等军事技术。）这对于幕府统治自然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天主教的传入引发了教民暴乱，而且德川本人又是佛教徒，于是德川幕府统治奉行锁国，只有长崎一地对有历史渊源的中国与荷兰开放。（这点也和当时的清朝相似。）

德川幕府的统治应该是说还是给日本带来了近两百年的和平，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东亚的老大哥中国已经被迫开放，那日本就不远了。

1853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四只船来到日本，提出与日本通商，美国船只可在日本补给等条件，震动日本朝野，后世日本称之为“黑船来航”，（黑船之名由当时美国船体为黑色又冒黑烟而得名）

黑船的到来，使得日本上下一片恐慌，日本是岛国，而且对面的大陆霸主中国一直关注大陆事务，其他地方不是太远便实力太弱，所以外敌甚少侵入，之前只有元朝时期忽必烈的远征大军入侵，引起日本全国震动，全国动员，借助飓风的力量才幸免于难，（不过那次入侵也使得北条幕府财政不足而倒台，这次轮到德川幕府了。）而这次黑船的到来虽然还没有爆发战争，但是也引起极大的震动，鸦片战争已经发生十多年，日本虽然锁国，但是对这次事件并不陌生，庞然大物的中国就是在这个黑船之下屈服的，那日本会如何呢？美国的黑船会不会进入开战呢，尤其美国船只直逼幕府所在地和日本统治中心江户，日本平民甚至可以看到黑船的身影，能听到炮声，江户全城戒备，警钟齐鸣，中心发生的大震动很快就在日本全国蔓延开，平民只能向上天与神灵祈祷（祈求飓风的降临），一般的武士向幕府献计献策，虽然那些计策实在可笑居多，而就连那一直当着傀儡的孝明天皇也坐不住，向神灵祈祷，希望保佑日本。

自然最坐不住的还是幕府，幕府自度无力抵挡黑船，但是又不甘心开国，可巧的是，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受不了刺激，去世了，主事的是大老阿部正弘，他想开国，又不敢承担开国的罪名，只好来个权力下放，征求各藩意见，这也是一种推卸责任吧。

不过这次权力的下放，却给了各藩一个信号，要向各藩征求本属于幕府权限的外交事务，这说明幕府已经无力处置日本的未来，幕府无能力了，那权力真空就要有人要填补，这引起了各藩的跃跃欲试，尤其各藩都反对开国，而幕府最终还是选择了开国，引起了各藩极大的不满，之后兴起的攘夷派便首先把矛头对准幕府，尤其是，在名义上是日本至尊的天皇也试图干涉国事，这就为攘夷派找到了拥护的对象。（日后攘夷派也出现了分化。）

1854年，佩里再度来到日本，（随便说一下，佩里是以中国上海作为中转站的，几次出航日本都是由上海出发，而他们迫使日本开国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日本以及琉球作为中转补给站。）日本幕府与之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又称之为《神奈川条约》之后又补订《下田条约》，日本国门打开了。

应该说，日本这次还是很幸运的，此次条约并没有如中国一般赔款割地，还算比较平等，这一方面有了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幕府自度无法抵挡打赢战争，便转向外交解决，而另一方面美国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并无太大的兴趣，只是希望能获得太平洋上的补给点和中转站。这与中英之间的战争有贸易冲突的起因是完全不同的。（试想，假如日本如印度那般富有，或者和英美有巨大的贸易顺差，那只怕战争在所难免，）而且，黑船的到来使得日本的中上层看到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奇迹，影响了日本中上层向西方学习，蜕变到后面便是极端的“脱亚入欧”。日本下层直接受到上层的影响，很容易使得全国一致西化，当然，这要等到明治维新才完全作到，现在的日本，直面最大的危机是：幕府危机。

前面说到，阿部正弘将权力下放使得各藩跃跃欲试，而另一方面，武士阶级也开始行动了。武士阶级是要依靠战争维生的，而长期和平的幕府统治使得大量武士闲置，尤其是下层武士，没有一技之长，收入匮乏，生存艰难，偏偏地位还比一般的平民高，需要金钱维持生计。而幕府无法养活这些武士，自然导致心怀不满，而幕府对外国的软弱使得他们更加愤怒，尤其是之后英俄等国也迫使日本签订条约。这更使得群情激愤，更多有感于国家衰弱，有志强国的志士卷入，形成攘夷派，有些人自发行动，比如刺杀幕府大吏，最出名的就是刺杀支持开国，镇压攘夷派的井伊直弼，史称“樱田门事件”，（中国辛亥革命那些人也是刺杀频频，受到日本影响甚大，毕竟那些革命派许多是留学日本的）或者直接刺杀外国人。甚至如长州萨摩直接与英法作战，当然都失败了，而攘夷派开始分化，有宣扬“公武合体”的，有支持“尊王攘夷”的。有坚持“攘夷”的，也有转变为“开国维新”的。攘夷派分化得很厉害，如维新三杰当初大都是尊王攘夷，也有支持公武合体的，但是最终成为倒幕维新的支持，而如著名的新选组当初就是以“尊君攘夷”建立的，却成为幕府军团的主力。

日本幕末是个血的时代，其成果明治维新的成功又使得中国后来效仿之，如谭嗣同，如辛亥革命的刺杀团。下一章节便说说这个时代。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15期 2004年8月20日 ※

中日两国其实在19世纪中期都处于相同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不过两国间到是有交往，鸦片战争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压迫开国，之后开始洋务运动，而日本在1853年佩里黑船到来也被迫开国，之后就是推翻幕府，进行我们熟悉的明治维新了。

明治维新对日本来说，是近代一个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史上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明治之前，日本其实处于一个封建割据状态下，地方的各藩（也就是类似我国春秋的诸侯，地方政权。）权力极大，随时可以挑战作为中央的幕府将军，作为中央的幕府只是名义上掌握着全国的权力，实际上对地方的权力是有限的，这样的状态使得他们只能专心内政，尤其是丰臣侵朝失败，德川上台。德川幕府的建立其实对各国来说都是好事，至少在这二百年，中日一直保持着和平状态，日本这样分散的地方割据，是很有利于周边各国的安全的。尤其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各藩的分立是最有利的，而明治政府的建立，实行废藩置县的中央集权制度，绝对不是一个利好消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扶植幕府甚至后来的虾夷共和国，使其内部处于分裂状态。

当然，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洋务运动，国力正在恢复中，无暇顾及那东边的岛国，实际上就算国力恢复了，中国也没对日本做什么，而是在1870年签订《中日修好条约》，条约中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这条约说的确实很好，“永久安全”，事实上，清朝确实希望和日本永久安全，甚至想和日本联合，一起对付虎视眈眈的俄国。如写成《筹边九论》一书的姚文栋，便有此想法。

但是，这想法是好，联合自己的小兄弟日本，对付恶虎俄国，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小兄弟也是一匹狼，他确实要对付俄国，但是先要对付的是中国，只有消化了中国，才有日后的胜利。而目前的中国却象一匹马，前有虎，后有狼，对付哪个，真是一个大问题。

又是姚文栋，他原来要求联日抗俄，这是原来没到日本前，他本着日本是仅次于中国的东亚国家，又在同一儒家文明之下才作出那样的判断，等1882年他出任驻扎东京使署随员，亲眼看得日本后，改变了看法，一方面坚持联日抗俄，一方面要求遏制日本扩张了。但是一个有独立思维又中央集权的日本会答应这样的事吗？帮中国打退俄国，自己一点好处也没。除非日本本身就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否则难以作到。

姚文栋在那时代可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但是其想法还是有其框框，又是那其他人便可想而知了，毕竟大清这幅员辽阔，又是礼仪之邦，何必对日本这样的小国斤斤计较呢，敌不犯我，我不犯人嘛。之后清政府对日本的一再退让，也是这种思想作怪。

这样的思想在当时已经不符合时代了，19世纪的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你不打他，他就来打你，那是一个强者生存，用枪炮做主的时代，那个时代没有明确的规则，原来的东亚朝贡规则已经打碎，新的规则还要等二战爆发才能建立，这个时代的规则只能是强者通吃，那是血淋淋的拼杀，中国士大夫的想法已经落伍了，他们最多也就是想到要提防而已，而不会想到防范于未然。相比之下，日本维新思想家吉田松荫的话虽然赤裸裸，但是实在的多：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鲜；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思想不合于时代，这做事就难免慢人一拍，日本在1874年对台湾的入侵，1875年对朝鲜的入侵，清政府的反应实在软弱过分了些，虽然此时正面对沙俄的挑衅，不能两线作战，但是在战事占优国际舆论占优的情况下，却答应赔偿50万白银，确实匪夷所思。

日本入侵的借口是台湾土著杀害琉球船员，这台湾是我领土，这琉球是我属国，两地纠纷和日本何干。总理衙门之言：“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不过多了一句“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被抓住小辫子，说是台湾是化外之地，就来入侵，之后的赔款也是以抚恤之名出的。

当时的政府不知何种考虑如此做，战事占优，为了不扩大战事，不要日本付军费就好了，却反付出赔款，当真是银子多了没处花？这战争向来没道理可言，别说你这出兵的理由牵强之极，就算你再出师有名，输家就是输家。

是为了拉拢日本，当时清政府有一点很大的问题，便是迷信外交，试图以夷制夷，这估计指望着日本得了好处来卖命了，问题是，你聪明。别人也不笨啊，会为你这些银子卖命吗？反而会跟进一步，反正大清国有钱，打输了还拿到50万两，打赢了那拿到的就更多了。

这次态度的示弱，日本摸透了中国底牌，使日本侵略意识加剧，又一方面加强自己的军事，开始为以后的战争做准备，这次条约实在是得不偿失。可以说，20年后的战败，在那时就注定了。

中国的软弱，使得日本加剧扩张，1879年将臣属中国的琉球变为日本的冲绳县，琉球向北京求援，北京只是派出大臣交涉而已，指望用嘴皮子把肉给要回来，清政府的思维确实跟不上时代了，要是你是东亚第一强国，犯我必诛，要是不答应就会派兵来，那还罢了，你现在软弱可欺，那还怕什么，何况日本外交官的嘴皮子也不是吃素的，外交的关系还是看实力和态度，实力软，说话没分量，实力强，态度软弱，别人就可以敷衍过去。失去琉球，也使得中国的信誉大打折扣，连属国都保护不了，那属国何必支持你？

之后下一个倒霉的自然是朝鲜，对于日本来说，琉球是一个钉子，已经拔掉了，朝鲜是进入大陆的跳板，非进入不可，但是也要试探着来，看看清政府的态度。

应该说，清政府在朝鲜的问题上比对琉球好些，对日本一直保持压力，甚至用北洋水师威慑之。总领朝鲜事务的袁世凯在任上也做得比较好。

只是，清政府只注意防备威慑而不注意进攻，李鸿章是海防论者，但是他的目的也只是防而已，中国国力优于日本，明治维新其实也不顺利，假如以琉球被占（或是其他，要找个借口不要太简单。）介入日本事务，不必灭之，扶植内部分裂，便可保证中国国内的和平。假如说之前70年代有新疆边患，80年代有中法战争，那80年代末，北洋水师建立，日本海军还未形成，朝鲜又在我控制之下，且日本还在朝鲜生事，正好乘机介入。而等到日本来打我们，就失去了先机。北洋水师后期得不到经费扩充是事实，但是难道要和日本军备竞赛不成？稍一懈怠，便有甲午之祸。

甲午一战，清政府还是其实游走于外交解决和武力解决的两边，一派迷信于各国介入，不战而胜，也不想想，没有实力外国何必介入，一派迷信于武力求胜，拒绝各国介入，盲目自信自己的实力。等到战败消息传来，又惊慌失措，其实日本战不能久，而此时其他各国也会介入，尤其是李鸿章被刺，各国舆论有利中国，要是在局部挫日军锐气，再使各国外交斡旋，并非不能挽回败局，至少不会赔款割地如此之多。

中日之战，武力外交都是一个大大的失败。

中国之败，败在分力，日本之胜，胜在合力，中国之败，败在举措失当，不知当今世界规则，不能防范于未然，灭敌于萌芽，对敌过于谦恭，不知示弱于狼，狼更进之。日本之胜，胜在深知弱肉强食之理，上下同心，一力进取，更胜在中国之大意。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15期 2004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