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个人的一生和一本书――纪念彭信威先生 -- 泽畔东篱
家园 【原创】一个人的一生和一本书――纪念彭信威先生 潜水很久，因为一本书，准备杂七杂八写点吧。
这本书就是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一些美国的学术期刊和学会出版物（如Journal of East Asian Numismatics， 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 Newsletter等）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是这一领域的任何语言版本的著作中唯一的最重要的作品。
读完序言，我就感到，这个评价非常确切，唯一的、最重要的、任何语言版本。
其实开始没打算读的，只因为相关文献都提到了这本书，正好图书馆有，就借了；搁着，终于有一天读了前言，只有用击节来形容。于是开始读，时常有醍醐灌顶之感。
举几个例子。
关于货币的起源。所有的考古发现都表明人类最早的钱币是贝类，尤其非洲在近世；所以英国人在东印度收集贝类贩到非洲去买黑奴，再贩到美洲。资本主义就是这么积累资本的。不过为何所有的民族都以贝类为最初的货币呢。解释海了去了。比如有人说，因为中国文明最早在西北，离海远，所以稀罕贝类。这个没法解释靠海的民族。彭先生的解释和生殖崇拜有关。不是所有的贝类都被当作最早的货币，只有那种象女人阴户的才被挑中。因为人从那出来，所以自然的，那地方象征着生命，兼有辟邪的功用。比如上世纪初绍兴小儿还有带贝壳在手腕上驱鬼的习俗。
接下来中国的货币和生产工具有关。最早的布币（象铲）首中空，可以按个柄，俨然就是一工具，所以多发掘于关洛一带――农耕地区。类似的，最早的刀型币，针首，发掘于沿海渔猎区域。至于环钱，则与纺织有关，可用在织机上。
好，回正题，谈谈彭信威先生。英译本的作者卡普兰先生（Edward H. Kaplan）说，对作者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在书的序言中彭先生未提到任何关于自己的生平。
一下是来自互联网的搜索。
―――――――来自国学网―――――――
彭信威和他的史学巨著——写在《中国货币史》出版5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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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鲸涛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7-21 0:56:42发布) 阅读324次
已故著名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1907－1967）的鸿篇巨制《中国货币史》第一版于1954年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整整50年。作为彭信威的敬慕者和彭著的读者，笔者草成此文，以示纪念。
一
随着辛亥革命废除帝制，方孔铜钱结束了它的流通历史。民国初期，生活于江西省安福县西乡农家的彭信威正是不懂世事的年龄，父母和祖父母讲述的一个个关于铜钱的故事使他对铜钱产生了强烈兴趣，开始收集铜钱。童年时代萌发的兴趣和集钱活动最终使彭信威建立了一座中国货币史研究的里程碑。
走出江西农村后，彭信威先后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和英国伦敦大学。归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担任《和平日报》记者，并以记者身份出席了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他还出任过香港中国银行襄理之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社科院任教授之职。对中国货币文化的热爱与痴情，使他节衣缩食，几乎把全部收入用于收集钱币实物，以从事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尽管如此，他所买到的钱币实物也不是很多。因此，有学者说，彭信威研究货币，但不收藏货币。实际情况是，他虽然想尽量多收集一些钱币实物以供研究之用，但无财力像大收藏家那样去收藏大量货币。由于他的人品有口皆碑，他成了上海大收藏家罗伯昭等人的挚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研究中国货币史的诸多方便条件。
彭信威曾发誓：《中国货币史》一天不出版，就一天不结婚。1954年，《中国货币史》终于在上海付梓问世。但是，在彭信威看来，他的中国货币史专著的出版绝非工作的结束，而是这项研究工作的新起点。所以，第一版问世后，他又用10年时间不断补充校正他的专著。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货币史》的第二版（修订补充版），1965年出版了第三版（第二次修订补充版）。《中国货币史》第三版出版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第三版精装本的封面是黑色的，这部巨著被打成“大毒草”，彭信威也因此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于1967年永远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中国货币史学术研究事业。
关于这位为中国货币史和中国钱币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工作的学者的生平资料，目前能够找到的非常之少。难怪彭著《中国货币史》英译本的译者卡普兰（Edward H. Kaplan）说：除了作者在前言中自述的情况之外，译者对作者本人及其著述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二
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第三版于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但不久即脱销。现在，在网上检索这部巨著时，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一些求购此书的启事。一位前辈学者告诉笔者，前些年有位浙江的钱币学和货币史学者在北京一次就买了一个包装（12本）的《中国货币史》1988年重印本，作为礼物分送给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因为，在一些研究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者看来，彭著是这个领域的权威著作。现在，学术论著的被引次数问题在一些论文中常被提及。笔者读书不多，但在中国货币史、钱币学、考古学、中国经济史、中国通史等领域的文献（包括中文和英文的专著和论文）中常常见到文献作者援引彭著货币史的情况。正是这一情况促使笔者阅读了彭著《中国货币史》。
这里应该特别提及的是，十年前美国即出版了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的英文译本(A Monetary History of China)。西华盛顿大学的资深汉学家卡普兰先生（Edward H. Kaplan）在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资助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完成了这一中国现代学术名著的英译工作，英译本于1994年由西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刊行。英文译本出版后，一些美国的学术期刊和学会出版物（如Journal of East Asian Numismatics，
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 Newsletter等）相继对之做了评价和介绍。他们说，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是这一领域的任何语言版本的著作中唯一的最重要的作品。亦即，彭著是中国货币史研究领域中的权威著作。彭著的英译本普遍入藏于英美和欧洲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英译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很快即脱销，目前销售的是1998年的重印本）。
卡普兰先生热情地把近百万言的彭著介绍给西方学术界，对此，我们深表敬意。但是，在纪念彭著出版50周年的时候，笔者应该指出卡普兰的英译本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遗憾的误译问题（笔者已在《传统文化的悲哀——中国传统文化西译的个案调查》一文中约略提及英译本的误译问题，此文发布于学术批评网史学评论专栏）。
在英译本出版的1994年，为了纪念《中国货币史》出版40周年，彰显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学领域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上海造币厂铸造发行了一枚铜质纪念章。纪念章的正面镌刻着彭信威的正面浮雕像和环形铭文“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教授，1907－1967”，背面镌刻的是他的巨著《中国货币史》图案和他的名言“中国货币文化的光芒照耀了周围世界”。今天，我们可以说：彭信威史著的光芒照耀了世界中国货币史学界。
三
在学风浮躁、学术垃圾充斥出版领域的今天，彭信威应该成为学者的一面镜子。笔者认为，彭信威在为人为学方面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人们思考。
第一，彭信威极端热爱自己的学术事业，对研究对象怀有极其强烈的兴趣，从未把学术研究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有学者文称，有时他为一顿早餐发愁，有时却不惜花二两半黄金买下一枚稀有钱币，供研究之用。这与当今的某些学者用科研基金炮制学术垃圾或巧立名目变相私分科研经费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对于这一类学者而言，彭信威是一面镜子。
第二，彭信威对自己的作品反复加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从童年收集钱币实物到完成第三版的修订补充工作，彭信威耗去了50年的心血。这对于今天那些一年写几十篇所谓“论文”或一年写一本甚至几本所谓“专著”的学者，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从彭信威著作在国家图书馆的入藏情况看，彭信威的著作只有三种：《中国货币史》（一、二、三版），《封建中国的高利贷》（1957年出版，实为论文，因其篇幅总计只有17页），《银行学》（ 1944年出版，彭信威与薛嘉万共同编著）。此外，国图还藏有彭信威于1933年所编辑的期刊《读书中学》。这就是国图所收藏的彭信威的全部著述。作为一个读者，笔者乐于阅读彭著《中国货币史》这种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以从中获取理论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营养，而决不去阅读那种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就此而言，应该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位学者以其一生之力为学术殿堂提供一份传世精品。
第三，彭信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和科学研究成果。例如，彭信威在其货币史巨著中曾对源远流长的中国钱币学说的历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首次提出了“中国钱币学”这一概念（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20年中，这一学科已初步形成自身的理论框架，并被《辞海》1999年修订版的修订者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纳入所增设的词条之中），但是，他并不认为他的中国钱币学说史的研究工作有何了不起。他在书中曾说到，应该对中国钱币学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由别人写出一部中国钱币学史著作。这种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精神，对于今天那些动辄声称自己的研究结果国内领先或国际领先的学者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作者：崔鲸涛（中华建筑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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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找到的一些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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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信威（1907-1967年），江西安福人。我国著名的货币史学家和钱币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解放前先后就职于南京内政部、上海神州国光社、福建人民政府、国立重庆大学、重庆复旦大学等部门，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上海经济调查所副主任兼《社会经济》月刊总编辑、无锡中国银行襄理、中央交农四行派驻贸易委员会稽核、国防最高委员会设计专家。曾以驻美特派记者身分参加第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英、俄、日、法、德等诸国语言，尤精英语。解放后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主要著作及译著有《中国货币史》、《战后世界金融》、《银行学》、《各国预算制度》、《哲学概论》、《日本近代史》、《中欧各国农业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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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文摘】关于新版的中国货币史 彭著货币史有新版
2008-2-17 18:23:05 李伟国 来源：新民晚报
在我国现代货币学的奠基者彭信威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其脱销已久的《中国货币史》新一版终于问世，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钱币学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把旧的钱币学发展成为放在现代的学科结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同多种其他学科相结合，并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检验手段的现代货币学，彭信威先生是一位勇敢的开拓者（马飞海先生语）。
与许多中国钱币的收藏家和研究者不同的是，彭信威先生不仅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还具有英国和日本高校的学历背景，通晓英、俄、日、法、德等诸国语言，尤精英语，还曾在金融机构供职，这使他的著作有了中西方比较研究和适当引用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可能。
彭先生的这部著作较前人有许多新的贡献。前人的研究和收藏多偏重钱币的形制，而彭先生认为“其实古钱的形制是古代货币的躯壳，它的生命或灵魂是它的流通状况，尤其是它的购买力”，货币流通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而货币购买力更涉及最为本质、最为复杂的货币价值问题，弄清这一问题，就可以解开诸如私销私铸、通货膨胀和紧缩等一直困惑着历代统治者的难题。彭先生提出了钱币学和货币学相结合的创见，他认为过去研究钱币的人大多从好玩出发，没有近代社会科学的基础，而研究货币学和货币史的人又很少同钱币学发生接触，一定要书本与实物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货币学与钱币学相结合，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他还通过对明清学人的学术侧重点和治学态度的分析，提出了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建立新的学风问题。整部《中国货币史》，不仅有严密的框架体系，有理论依托，有鲜明观点，其所引用的资料也十分丰富，除了正文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以外，还附有注释，或标明资料出处，或补充资料原文，可给后人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这部书1954年由上海群联书店初版，1958年经修订后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5年再次修订重版，字数从起初的45万增加到77万，1987年改版重印，开本改变，图版略有缩小。此次重版，由责编张美娣女士重新审读全书，核订部分引文资料，订正个别讹误，并恢复了1965年版图版的原貌（系按原物尺寸）。
彭信威先生的这部著作初版已经五十多年，在当时，它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后来成了中国钱币研究领域的基本参考书和权威著作，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一部同类著作可以替代其地位。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又有大量新材料出现，如宋代纸币的拓本和钞版，今已有不少新见，因为作者已于1967年去世，当然无法再作修改补充，倒可以给后人留出研究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1965年版，是由著名装帧设计大师任意先生精心构筑的，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曾获金奖，这次由于开本的关系，无法沿用，但王小阳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花费了大量心力予以设计，在典雅大气方面，颇可踵武前贤。
家园 【文摘】相关的一篇回忆 彭信威及其《中国货币史》
彭信威先生病故于一九六七年，到今年三月，是十九年祭。对于一位默默耕耘而有成就的学者，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其名著《中国货币史》至今仍受到重视，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信威先生生于一九○八年，江西安福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于一九二八年官费至日本，就读师范学校，学英国文学。及至“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归国，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从事编辑工作。一九三五年赴英国游学，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过课，又旁听牛津大学英国文学史，其间曾在一间夜校攻读法文。彭氏自少时喜文学艺术，为研究欧洲文学而学多种语种，原未想到来英国后，却转而致力于货币史，并且日后终生专攻此学。其在伦敦两年间，生计甚为困难，曾为出版商翻译过中国民间故事和给人抄书以糊口，为的是在大英国图书馆抄阅货币史资料。一九三七年回到香港后，出任香港中国银行襄理，此为写货币史进入银行界者。一九四一年到重庆，在复旦大学任教，出版过《银行学》一书。解放后，继续在复旦经济系任教。
概括来说，他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为写货币史作准备，后半生则是专心撰述。六十一万字的《中国货币史》，是从一九四三年着手，历时几十载，其间数次易稿，至一九五四年方始初版面世。此后三年中，作者对全书做过一次大幅度修改，压缩十一万字，一九五八年出版第二版本。至一九六二年，又完成生前最后一次的七十七万字的增订稿工作，即一九六五年三版《中国货币史》的底本。从初版问世，到完成最后一次的修订稿，八年间三易稿，其治学勤奋与一丝不苟精神以至如此。此书几经修订，全书结构并无变动，三种版本均为八章二十四节，只是对某些章节子目做了一些调整，基本观点一脉相承，显示出彭氏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前后一致性。他将历代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物价、货币理论、货币史、钱币学、信用机关等类内容，组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对中国货币史总体设计上的创制。全书不仅以体例谨严和征引文献资料丰富见胜，而且重视钱币实物和考古资料，对国外货币史事也时作比较引述，故此书特点是说理辩义性强。试举三事为例:
(一)过去的货币专史，重视实物图录的甚少，而钱币学家的著录，又往往不问货币史研究的成果，存在两相脱离现象。唯彭著《中国货币史》初版，收货币图版九十一幅之多，及至第三版增到一百二十二幅图版，均按货币原大影印。在同一类著作中，鲜有大量采用图版的，自彭先生开图文并重风气之先，在货币史研究领域中堪称是一次有意义的突破，也是他强调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
(二)此书类例统一明确，各章节内容充实而相互关联，浑然一体，但如分析开来，则各自独立成篇。设使依类相从选辑编次，便可成为简编专史。河南省钱币学会尝从第三版《中国货币史》中，辑出历代钱币学专文六篇，编印为中国钱币学简史性质的专集，颇受读者欢迎。举此可知，即就推广钱币学知识而论，其贡献也是很大的。
(三)史称金章宗铸过承安宝货银币，往昔没有实物流传下来，《古泉汇》也说未见过，而在旧谱中则有大如折三承安宝货圆钱样，前人多已论为赝鼎，可能是乾嘉间旧作。别有小形圆钱，也是后铸，当是依史文杜造出来的。鉴于旧谱伪品杂出，难免有歧说(近时专著中，仍有举证承安宝货铜钱者)。然则，信威先生早在黑龙江省发现承安宝货银铤实物之前二十年，已作出如下精审论断:
章宗承安二年(公元一一九七年，南宋宁宗庆元二年)铸造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到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不过承安宝货没有实物遗留下来，钱币学家和收藏家所见过的承安宝货，都是铜钱，而且是方孔钱。史书虽没有说明它的形制，实际上恐怕是铤形。所以铜钱系假造出来的。如果当时确有铜钱的铸造，那就同天兴宝会铜钱的性质差不多(见《中国货币史》，第三版五五○页)。
此据翁树培《古泉汇考》转引《敬斋泛说》中，有“金道陵承安中，以白金一两铸作小银锭，直二缗”一说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论点不仅与《金史》之说相合，且从一九八一年黑龙江省发现錾文“承安宝货壹两半”银铤得到验证，实物铭文并可补史书缺略。其研读史文之审慎，非同一般。
总之，彭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优点甚多，三十多年来享有盛誉，但也不是说毫无缺点，如有些引述是采用转引资料，没有见到原书，难免未尽详实。而作为一部近八十万字的巨著，出现某些忽疏处是可以理解，如天假以年，他会修改得日臻完善的。
我和彭先生是一九六三年在上海认识的。从最初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位思路敏捷而严肃的人，但兴致所致，也颇为健谈。有一次，从他买到一件袁寒云山水扇面，谈到绘画艺术，因知喜藏名家书画，对广东名画也饶有兴趣。后见托在广州代买一部汪兆镛《岭南画征略》，附印的手书，是他收到书的回信。论年龄和学识，彭先生是前辈，我和他接触少，了解不多，不合适写这类小文。转念一想，既有一段文字缘，虽不能全面介绍其学行，记录下某些旧事也是应该的。于是，略述所闻如此。
附记:有关彭先生履历方面的资料，是蒙彭夫人韩绮芸同志提供的。因志于此，并致谢意！ 可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