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雪琴眼中的王进喜 -- 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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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舅舅还写过他的专访 在他那里专门蹲点了半年呢。但是现在王进喜，包括后来的赖宁什么的都不怎么给提起了，雷锋稍微好点，其实蛮令人唏嘘的。
家园 不必唏嘘，他们已经载入史册，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一部分，虽然 有些人不愿意让人们想起他们，但金子迟早会发光的。想想陈胜吴广的名言，两千年封建社会哪个王朝愿意宣扬他们，但流传至今。同样，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已经过了三十年，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之处仍然吸引众多人研究讨论。他们留给我们的，已经成了我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只要时机一到，这些精神财富就会像种子般发芽，并以百倍、千倍的力量迸发出来。想一想，如果现在再碰上像抗日时敌强我弱的情况，民众还会接受蒋介石的说辞和做法吗？如果现在再碰上国际经济封锁，哪个政府会以此为自己的无所作为做借口。他们所展示的人民的力量，使中国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想后退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他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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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又看了一下各个帖子，再补充一点 主要是看到几位朋友比较中央委员和人大常委，有感而发。两者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民意代表，但还是有根本不同。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领导人；而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则必须是产生于中央委员中的。中央委员，不仅仅是代表负责选举更高位置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他们本身，即是党中央的组成人员。中央委员会是由党代表选举产生的，这里的党代表，跟人大代表的类似程度更高，要高于分别由两者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和人大常委的相似关系。而党代表由基层优秀党员出任的就多了，当然由于人数众多和受关注度不算太高，就容易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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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小知识分子从来不认为 王进喜还带着弟兄们创造了井架整体平移的新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原来一口井完井，要把一百多吨的井架拆开来，运到新的井位，再拼凑好、装配好。新、老井位也许只有几米的间距这需要知识,而且需要组织,管理才能.
家园 现在不管是中石油还是中石化都还是采用这种技术 当然，设备好多了，原理是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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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先上花，再谈谈俺对下面大家关注焦点的一点看法 尤其是老牛拿俺出来烤，不说说也不行了。
得先说，俺是非常钦佩铁人，不说技术，那种能吃苦能奋斗的精神和毅力，是那代人留下的最好的精神食粮。这就不多说了。
其中讲到铁人成为中央委员，我有几个看法，供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给予各行各业优秀党员以中央委员称号，是莫大的荣誉。你的表现引领时代、能为其他党员表率、在全国有巨大的鼓舞作用，进入中央委员会是种荣耀，也是对你工作的肯定，更期望你能在中央委员会中起到更大表率作用。这是肯定的一面。
但是，同时我们也该看到另一面。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不同时期和范围有五一奖章获得者、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各式奖励，而中央委员本身并不应当看作成一种奖励方式。我们平时说党中央、国务院，这里的党中央就是指中央委员会。在统领全国几千万党员的大党的问题上，中央委员显然责任重大，基层工作者的经验能力，在这里将受到严峻考验。
对于确实有能力和有潜力的基层先进党员，培养他们的能力、进入更高一级的单位部门进行全方面的磨练，再综合评估乃至进行下一步的培养锻炼，应是比直接选他们从基层跨到中央高层更好的方式，无论对人还是对党。否则，揠苗助长带来的危害可能会更大。
事实上，十一大、尤其十二大后，中央委员中的最基层代表大幅减少，并不同时意味着对基层优秀党员的轻视。这里说几条，第一、许多基层优秀党员历经锻炼，已经走上高级领导岗位，从而成为中央委员，李瑞环、倪志福、郝建秀等便是代表，不必因为他们现任的领导职务而忽视他们劳动模范的本质和成长经历；第二、各行各业的优秀党员代表，过去集中在中央委员，现在多在候补中央委员，显然对主要起号召作用的优秀党员代表来说，候补中央委员比中央委员责任要轻，但一样能发挥作用；第三、各行各业的优秀党员代表，在基层、中层党委中一样有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发挥其相应的能力作用，这不该算是对他们的轻视；第四、还有其他许多位置供他们发挥作用。
比如，前段时期广为人知的青岛码头工人许振超，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山东省委委员。而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本就是翻身农奴代表。现在十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里，也有军工方面的刘石泉、铁道方面的李金城、西藏艰苦环境里出来的多吉、航天员杨利伟、部队科学家陈左宁等。他们不也是来自基层吗。
最后，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或其他任何一个单位里，每一个委员或成员都应该能发挥出其相应的能力才好。下面这句话可能有些重：一段时期里，党代会乃至中央委员会，花瓶色彩太重，一言堂环境下，中央委员几乎只剩“荣誉”功能。应该说，随着社会发展，我是看到了中共方面的进步，中央委员会也比原先更加有效的发挥着作用。因此我认为这个情况下，许振超的省委委员，或许比王进喜的中央委员，所起得到的作用还更大些。
家园 你的潜意识就在轻视王进喜拔高许振超 在你看来，王进喜这样的中央委员只是花瓶，只是荣誉，只是荣耀，是没有参政议政能力的，因为这是揠苗助长。
只有类似许振超这样的才或许是进步的，不是揠苗助长的。
不过在我看来，比如，
王进喜的中央委员会里讨论涉及工人某些问题时，王进喜等的意见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然非工人方面的问题，有可能王进喜等根本就无以置喙；
而你说的许振超这样的可能正好相反，他或许就是温水中那个鱼的代表形象，在许振超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不论他一层一层几十年如何被慢慢转变成“中央委员”，他可能在委员会议上想到为某些工人利益代言，或许会觉得大势所趋说了不如不说，或许觉得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明白”工人确实就不如“精英”“有见识”，总之，他的话几乎就是大水塘里小虾米喘口气，可能会冒个小泡但不会有响声。
王进喜和许振超都是人，人是有自己的思想意识的，他们都会有变化发展，向哪里变化发展其实别人使能看得见的。
王进喜作为公认的代表人物至始至终是个什么形象，基本定型，无可争议。
许振超是个什么形象？过去我是不知道，今天看到你说，我知道他曾经是工人，码头工人，那后来呢？工长？科长？局长？
看你的这些，似乎是在说：
中央委员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贵族世袭，
一类是底层慢慢爬上来，这样慢慢爬上来的中央委员不仅身体上永远打上了底层阶级的烙印，而且他们将永远不变的代表着底层。
归结起来，我倒是特别觉得那时的王进喜等才是主人的代表，而如今的许振超之类才是不择不扣中央委员会必需要的花瓶——需要他们曾今的经历分类
家园 没这回事 呵呵，我没觉得自己有任何轻视铁人或其他工人代表的意思，不知您是怎么看出我的潜意识的。
关于许振超，您倒真应该先放开成见，看看他的情况再说话。许振超可不是中央委员。同样是劳动模范，因为没有进中央委员会反而要受鄙视么，呵呵。许振超是什么长我一点不知道，王铁人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候，最高职务已经做到大庆革委会副主任，放到今天也是地厅级干部了。
您揣测的我“似乎再说：中央委员可以分为两类。。。”没有的，您揣测错了。如果我说的是政府官员，那是一回事，说中央委员是另一回事。中央委员会不需要花瓶，也确实没什么花瓶，但缺少基层代表是事实。您说的“王进喜的中央委员会里讨论涉及工人某些问题时，王进喜等的意见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然非工人方面的问题，有可能王进喜等根本就无以置喙”，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我有一个看法是这样，中央委员会从来都是只管大方向、政治决议、高层人事，而不会涉及任何具体的细节问题；关注民生等细节问题的，更多的是在人大。因而相比之下，应更多的为工人等代表争取人大的位置，这才是他们更能发挥用武之地的地方。这本来就是中央委员会和人大会议功能和强调重点不同之处，绝不含褒贬的意思在内。
- 复 没这回事
家园 您好，呵呵，您是河里的大佬，我一直都是很尊敬的 讲到铁人成为中央委员，我有几个看法，供大家批评指正。首先，给予各行各业优秀党员以中央委员称号，是莫大的荣誉。你的表现引领时代、能为其他党员表率、在全国有巨大的鼓舞作用，进入中央委员会是种荣耀，也是对你工作的肯定
但是，同时我们也该看到另一面。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不同时期和范围有五一奖章获得者、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各式奖励，而中央委员本身并不应当看作成一种奖励方式。仅仅上面两段还不能算是你的“轻视”吗？你为什么会认为他当了中央委员是“荣誉，荣耀，肯定，一种奖励方式”，而不是参与国家管理思想的真正体现呢？其实严格地说，“一种奖励方式”的说法也没什么不对，主席总理的位置是大家的奖励方式，奖励他们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
其实下面这一段话性质是很严重的，用意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一段时期里，党代会乃至中央委员会，花瓶色彩太重，一言堂环境下，中央委员几乎只剩“荣誉”功能。我很明白很多人内心的想法：王进喜张铁生，尤其陈永贵这些名人在今天占绝大多数的人的看法中认为都是坐火箭的，不是一步一个脚印选拔的，没有按部就班的管理经验，所以在他们职业背景的映照下，就成为了贴了标签的花瓶。
关于许振超是何许人我并不知道，这是第一次从你的帖子中看到的，所以请相信我是无所谓“成见”的。你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像上面那样引用了，（又看了一下，我是搞错了：不是中央委员，是全国人大常委，省为委员）。简单地说，“鄙视”不知从何而来？呵呵。
其实是相较而言，也是由你的话头引来的：我觉得王进喜类（包括陈永贵张铁生王帅以及雷锋者流）对下层普罗大众社会的的进步影响是巨大的；相对的许振超类（包括局部的热地刘石泉李金城杨利伟陈左宁具有全局性的李瑞环、倪志福、郝建秀等）因为政权性质的实际变化他们才是尴尬的具有花瓶的性质——如果有人甚至社会偏偏要强调他们当初的出身，之所以如此，即如李瑞环这样国家一级领导人，其在位时正是他年轻时的那个阶级队伍砸饭碗之际，当然不能说是他的事，但他披了“工人出身”的外衣又能如何呢？当然，他们同样在影响着社会，但是其进步或徘徊的作用究竟如何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这些当然还是站在马主义毛思想的立场谈问题，如果你不讲路线方针，或者是以普世价值和GDP总量等为谈论标准，那就肯定对不上了。呵呵。
这样推测您：
似乎在说：中央委员可以分为两类其实也很简单：你认为许振超类是码头工人出身，做了全国人大代表省委委员包括李瑞环做了中央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好像还在不停地代表着他们当初的出生阶级的利益。如果是这样，除了当初就是世袭高位的，其他所有还不都有一个不起眼的出身？——我判断的对错在其次，主要是您的态度，因为您是河中大佬，呵呵。家园 先花，再慢慢谈 谢谢回复。俺不是啥大佬，不过在河里蹲的时间长些，也做过斑竹，河里朋友们给咱面子罢了。
俺又回想一下您这里说的俺的轻视问题，要是说有一点对基层代表可能不会如预期般深入参与管理国家大政的担心，或许会更贴切一些。我这话不是无的放矢，但也不像您可能认为的那样，认为俺把一切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农民代表视作花瓶。下面再细谈。
就像您说的
你为什么会认为他当了中央委员是“荣誉，荣耀，肯定，一种奖励方式”，而不是参与国家管理思想的真正体现呢？其实严格地说，“一种奖励方式”的说法也没什么不对，主席总理的位置是大家的奖励方式，奖励他们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得先说，我只说并认可头半句，即他当中央委员当然是“荣誉，荣耀，肯定，一种奖励方式”，对于后半句即“不是参与国家管理思想的真正体现”，不是我的阐述，只是您对我看法的想象。这当然是参与国家管理思想的体现，但两者并不矛盾。两者并列时，对于个人来说，为何是这个劳模而不是表现平平的一般工人，怎么不是荣誉。
一段时期里，党代会乃至中央委员会，花瓶色彩太重，一言堂环境下，中央委员几乎只剩“荣誉”功能。这个没啥太深用意，有些朋友可能警惕性较高，觉得俺这或许是想给主席泼脏水。可别想那么深。一言堂现象现在也很常见。但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各项政治决议中，劳模委员所起的作用，换了其他人不会有任何不同，只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个人能力这点，楼里有朋友也举了例子：
吴的文化不高，综合能力不强，真正的实干家。当个劳动模范很好，当个领导费劲。这说的是吴全清，但在诸多劳模委员中也并非罕见。
再说铁人王进喜，没说的，一代楷模，是我父辈和我心中景仰的英雄。英雄则该有其用武之地，中央委员是否是一个合适位置，得看具体个人。王铁人可能合适，但吴全清就未必合适。不是说我反正一定要从大庆油田找出一个劳模进入中央委员会，有没有管理/参政议政能力无所谓，只要这个代表性就行了。
王铁人这里，他出名我想不是因为九大成为中央委员，那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在那之前，他作为大庆工人的杰出代表已是广为宣传而为人所知。事实上，他当选中央委员后一年多就病逝了，他这一年参政议政能力如何、怎样在高层发挥作用，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资料说明了。我同意像大厨兄说的，搬移井架等需要知识、组织、管理才能，而铁人本人，看看他的履历，还是有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培养的过程，他的管理能力，也是一个一个担子压上去、逐渐在工作中学习、提高、再给以更重担子的过程。绝不是说，没有任何参加行政或管理经验，就平地进入最高层，仅仅因为要有这样一个“代表性”就可以了。
1964年12月21日，王进喜出席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12月26日，参加毛主席71岁生日宴会，毛主席称赞铁人是“工业带头人”。1965年4月，王进喜被中共大庆会战工委任命为钻井党委常委、钻井指挥部副指挥。7月24日，参加石油部政工会，首次提出“全国每人每年半吨油”的奋斗目标。
1966年2月16日，王进喜参加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工会议。同月，被国务院任命为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4月6日，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6月4日至7月25日，出访阿尔巴尼亚。9月3日，带领石油工业部报捷团赴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报捷。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12月30日，去北京反映“文革”中大庆的情况。
1967年1月4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大庆油田形势。1月10日，回到大庆，积极传达周总理指示精神，呼吁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3月初，受到批斗。3月下旬，周总理在北京宣布王进喜在大会战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斗。
1968年4月27日，王进喜被推选为钻井革委会副主任。5月31日，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2月，王进喜担任大庆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4月，参加党的“九大”，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3月18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汇报了大庆情况和油田生产存在的问题，周总理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4月，到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作会议。4月19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间。10月1日，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检阅。1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7岁。
像这里，王进喜也是先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此后历经相当于现在的科、处、厅级岗位锻炼，到九大成为中央委员时，身份是“钻井革委会副主任”“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也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工人了。当然我仍认为他足够代表一线工人，尤其是这样的厅级干部并不脱离一线劳动（同样的，陈永贵身为副总理仍然需要去挣工分），这都是可贵可敬的一面。但他的这些领导职务的经历、此前成为人大代表在不同层面为国效力的经历，是不是一种“按部就班”“磨没了棱角”呢。王进喜等，“出名”是出在其还是真真切切的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个人的时候，大家铭记的也是这一点，乃至以后他们走上领导岗位时，印象里仍是他做劳模时的模样。这个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精神方面的巨大鼓励再怎么高度评价也不过分，但因此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基层，而其他类似的从基层逐步上去的委员就被同化、沦为与当政者沆瀣一气的角色，怕就不是一个标准了。
回来再说许振超。俺也服他，这也是一个有技术、能吃苦、任劳任怨的楷模。我也记错了，尽管自己老帖里还说过他是全国人大常委、山东省委委员，今年就记混了，这个得道歉。
说到底还是有一点不同，大家带着“现在这个政权已经变质”的观点去看问题，结果就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就都是正确的，发生在这个时代的就都是错误的。我想还是具体问题具体看待吧。
这样推测您：似乎在说：中央委员可以分为两类其实也很简单：你认为许振超类是码头工人出身，做了全国人大代表省委委员包括李瑞环做了中央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好像还在不停地代表着他们当初的出生阶级的利益。如果是这样，除了当初就是世袭高位的，其他所有还不都有一个不起眼的出身？——我判断的对错在其次，主要是您的态度，因为您是河中大佬，呵呵。最后您这段话，还是在揣测我的看法再加以批驳。
许振超当选省委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仍然是青岛港码头工人，“现任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并未脱离一线岗位。这个职位并不很高（处级？科级？），而且，许振超现年60周岁，王铁人逝世时候才是47岁，那之前已经是相当于现在大庆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了。至于李瑞环、倪志福，他们的成长和重用完全是在该开之前便早已起步，把他们归到该开后的花瓶，是错误的。我在主帖下其他帖子里有话，像王铁人当选中央委员时已经是地级干部已经提了好多次：
所有的官员都是从基层做起的，升到相当高层的官员后就不能算基层的代表，这两条都同意。但我想指出的有一些区别是，一、基层高层如何界定，相当高层指多高；二、技术型人才的技术岗位/职称等与其行政职务和级别还是有所不同。他成为中央委员的时候，职务已经比较高了。所以要我看来，基层可以指其行政级别极低，也可以指其未脱离一线（甚至主要从事）的生产工作岗位处于底层位置（或直接说不是坐办公室的）。当然这些说法还是很模糊，只好就事论事了。按后一种看法，陈永贵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下乡务农算工分，还是可以算基层代表的。
另外，在新时期，随着文化教育的逐步普及以及各行各业科学技术成分的增加，过去那种放牛娃出身、从未接受过完整初级教育、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虽然还大有人在，但他们能够在各行各业成为劳模、楷模以及走上更高领导岗位的机会肯定是小了。一般来说，机会肯定小于受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又有实践经验的人，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先进技术、学过高等教育、拥有高级职称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是不是该排斥在工人代表之外呢，也是个问题。
家园 驴兄有些想法我不敢苟同 首先，给予各行各业优秀党员以中央委员称号，是莫大的荣誉。你的表现引领时代、能为其他党员表率、在全国有巨大的鼓舞作用，进入中央委员会是种荣耀我认为不能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作为一种荣誉去看，因为这是党章中对于中央委员会在党内的地位、作用决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是优秀政治家的集体（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胡锦涛在十六大某次会议讲话中的说法，我是听参加十六大的党代表转述的），是中共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最高权力，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所以，对于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个人的政治能力、对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是有较高要求的。单一要求成员的代表性明显是与其职责要求有差异。即便再有代表性，如果能力不足，那在中央委员会内就只能变成一个摆设，反而有害。在文革时期，陈永贵等就是个例子。
对于确实有能力和有潜力的基层先进党员，培养他们的能力、进入更高一级的单位部门进行全方面的磨练，再综合评估乃至进行下一步的培养锻炼，应是比直接选他们从基层跨到中央高层更好的方式，无论对人还是对党。否则，揠苗助长带来的危害可能会更大。这一点我非常赞同驴兄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