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厦门，解放日（九） -- 王外马甲

好得让我看的时候都感觉抓狂了~

去了。让人一下子有些适应不了哦。

10月16日上午，柏原旅社（今厦门“民主大厦”）转来一份电报，母亲在电文中要求黄天献即刻辞官回家,并且说“鹿乳奉亲乃孝之始”，意思是“再替国民党卖命就是不孝”，可黄天献看了电文却只能摇头——重兵压境，四面楚歌，厦门岛上炮火连天，这时候的他只剩下成功成仁的绝路可走，哪里还有涤秽事亲当孝子的资格。

黄天献是黄佳木的弟弟、黄韵玲的二哥，厦门警备司令部“军务动员处”上校处长，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军统特务。

黄天献早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曾经在新加坡当过司法助理，抗战之初回国从军，在“闽浙赣游击作战”期间加入了军统组织。44年10月，戴笠在闽南开办“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又称“华安班”），他被派到厦门给沈觐康（沈葆桢的曾孙，军统闽南站站长）当助手，抗战胜利后历任军统厦门特别秘书室主任、警察局分局长，49年8月份才被提升为警备司令部的处长。

49年正是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闽南地区人心惶惶。当时，蒋介石一心要把厦门建设成“保卫台湾的坚强屏障”，但驻军方面却显得十分消极，李良荣（厦门警备司令，22兵团司令）既没有整军的热情也没有备战的信心，对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弄得老蒋非常生气，保密局因此也很怀疑警备司令部里头有共产党。但问题是，闽南这里属于侨乡，当地民情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李良荣又是陈嘉庚的同乡，如果没有证据就随便抓人，搞不好会动摇海峡两岸甚至海外的民心，所以毛人凤就一直没有敢下令动手，只是要求派驻闽南的军统特务提高警觉、留意观察蛛丝马迹。

这样“留意”了一段时间，还真被他们抓到了把柄。

49年4、5月间，中共地下党准备对第四交警总队总队长杨卓夫（浙江人，黄埔六期生）进行策反，由于行事不够周密，结果被保密局抓住了一个叫林伟的联系人，这林伟很快就被秘密押送到台湾，并且经毛森亲自审讯之后叛变了。事情随之就越扯越大，厦门要塞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周烈等二十多人被捕，参议员张圣才（前军统闽南站少将站长）、厦门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林梦飞、警备司令部上校军法处长刘浑生、“江声报”社长许祖义等人被迫逃亡……这些潜伏于军警特务机关里的中高层干部大多是中共华南局（潘汉年）经营多年培养起来的谍报网成员，他们的暴露，不仅使闽南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也使得身为“家长”的李良荣的处境极为尴尬——很快，蒋介石就把李良荣调到金门“隔离反省”，改派破案有功的毛森担任了厦门警备司令。

这桩“共党要案”的破获其实与黄天献有着直接的关系。

49年2、3月间，黄天献还是厦门警察局北区分局的分局长，当时，北区水警中队抓到三百多个从马来亚偷渡来的嫌疑犯，情治科发现其中有“马共”和“菲共”的成员（张明诚也在其中），可就在他们正准备加大侦讯力度的时候，警备司令部却把这些人全都带去了军法处，并且很快就宣布无罪释放了，这使得黄天献非常不满。几天以后，警备司令部的林梦飞参谋长又来说项：“凡事应该看远一点。比如当初我救了陈尚友的命，如今他发达了，大家的脸上也有光……”

林梦飞所说的陈尚友就是陈伯达。陈伯达是闽南人，集美师范的毕业生，早年给福建军阀张贞当秘书，“4，12”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张贞不忍心杀害这个挺有才气的小老乡，就派副官林学渊（林梦飞）把他送到武汉，还给了他一千块大洋。小陈秘书随后就和凯丰、陈昌浩等人一起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从此进入中共的核心，步步高升……“张贞惜才释政敌”的故事在闽南广为流传，身为集美人的黄天献自然也早有耳闻，可这原本已经是过去的事情，而林梦飞却在此时大做渲染，显然其中另有些“特别的味道”——狐疑一番之后，黄天献就把这些情况写进了军统的密报里。

正是由于这个报告，保密局后来在处理“林伟案件”的时候就采取了秘密侦讯的方式、把相关人犯都转移到台湾去审问；也正是由于这个报告，黄天献后来才在毛森的赏识下当上了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军务处长。

说起来，这军务处长的职务当然是个难得的肥缺，但倒霉的是，黄天献的美差才干了没两个月，解放军就打到厦门来了。

49年10月16日这天，厦门岛上炮声隆隆，而黄天献却在陪伴从台湾来的“金厦前线慰劳团”——这个慰劳团的团长是台湾省议会的连震东秘书长（连战的爸爸，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副团长是雷震（行政院政务委员、国策顾问、“台湾民主运动”发起人）和萧铮（立法委员、国策顾问、“台湾土改运动”策划人），成员中除了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的“民意代表”之外，还有台湾各大报纸的主要撰稿人，档次还算是比较高的。

这个慰问团的到来与蒋介石的“复兴建国计划”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在外交上也是四面楚歌。美国政府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公开指责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已经明显表露出想要抛弃国民党的打算。为了拯救党内的绝望情绪、挽回国际盟友的信心，抓住最后的求生稻草，蒋介石赶紧提出了“知耻后勇、复兴建国”的主张，一方面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承诺要“整顿党纪、捍卫民主”，一方面请求美国把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御体系，继续对国民党施与救援。

在这个时期，蒋介石不仅接连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游说“盟国首脑”，并且还频频视察前线、给国军将士们加油打气。49年10月7日，当解放军已经屯兵漳州和集美的时候，老蒋仍然冒险来到了厦门，在炮声之中发表演说：“叹我国之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中国最大之国耻，吾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也，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并且郑重宣布：从今以后要知耻后勇，对贪污腐败者一律严查，对临战怯阵者一律严惩，以廉洁忠勇之精神作为复兴建国之基石。

按照蒋总裁的说法，东南沿海岛屿的战斗“关系到党国之最后成败”，金厦地区不仅是“反攻大陆”的跳板、而且是守卫“复兴建国基地”的屏障，意义非常重大……既然老蒋这么说了，其他人自然也应该有所表示，于是，台湾议会就发起一个“复兴建国献金运动”，募集三十万大洋，并且组织了慰问团到金门和厦门来劳军。

“金厦前线慰劳团”是10月16日上午到达厦门的，他们先是在中山公园召集军民大会，然后再去司令部礼堂宣传“毛昭宇勇士”的英雄事迹——毛昭宇是蒋介石发妻毛福梅的侄孙，国民党空军运输机的驾驶员，宁夏和平解放时被19兵团（杨得志部）扣押。但这小子胆子够大，居然找了个机会又把飞机开回广州去了，顺便还劫持了解放军的几位干部，于是一时间就成了国军将士学习的典型，他开回来的那架飞机也被命名为“忠勇号”——搞完这些事情已经是傍晚，接下来还要吃饭喝酒，晚宴过后还有联谊活动……

这时候厦门岛上正打得如火如荼，汤恩伯长官下了一道死命令——只要慰问团还没有离开厦门，各部队就不许后退半步——这下子前线官兵可就着急了，军务处的电话响个不停，师长团长们在电话里全都是气急败坏的，一个个声嘶力竭地怒吼：“你们在搞什么名堂？怎么还不把那帮家伙送走？！”

晚上吃饱喝足，代表们又在大中旅社（今厦门市大中路华联百货旧址）搞联欢，随慰问团而来的国防部政工队也准备在思明戏院表演大型喜剧《狂欢之夜》。海报都已经贴出去了，可前方却实在顶不住——181师师长刘兴远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表示“再过一小时，我就不负责了”，情急之下，警备司令部也不敢再绷面子，只好连忙偃旗息鼓、安排慰问团向金门方向转移。

负责运送“金厦前线慰劳团”的是汤恩伯的座舰，名叫“锡麟号”。

——八卦一下

“锡麟号”是加拿大Henry Robb公司制造的城堡（Castle）级猎潜舰，原名“奥兰治维尔（Orangeville）”，44年2月下水，船身长78米、宽11米，吃水4米，满载排水1800吨，最高航速16节。47年拆除武备后卖给轮船招商局，与“秋瑾号”和“元培号”一起作为上海至天津航线的“快速客轮”。它于1949年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接管，1950年6月移交给国民党海军，加装120mm主炮和75mm尾炮，改名为“德安”（舷号81），参加过闽浙沿海的多次海战，1968年除役。

值得一提的是，“锡麟号”的两艘姊妹船也都变成了军舰。“秋瑾号”改名为“率真”（桂永清，字率真），舷号11，是国民党两栖作战的指挥舰；而“元培号”则被解放军接收，加装苏式武器装备后改名为“广州号”护卫舰。

但在10月16号那天，“锡麟号”还只是一艘备有三百多个舱位的普通客轮，当时，由于解放军时不时地朝厦门码头打冷炮，这艘轮船只好停在外海、由小舢板来回倒腾乘客和货物。

一帮慰问团成员焦急不安地站在厦门大学的海滩上，眼瞧着“摆渡”的小艇划过去划过来，等了半天也轮不到自己，不由得愤怒地鼓噪起来：“让我们上船，快让我们上船！我们是民意代表，我们捐献了劳军款，我们有撤退的优先权！”

黄天献一边陪着笑脸跟大家说好话，一边却又在心里头暗自嘀咕：“民意代表算什么？劳军款又算的了什么？正在运输的东西比你们重要多了……”

作为著名的侨乡和重要的商埠港口，厦门长期以来都是南方的金融中心之一。49年初，南京中央银行把一部分国库资产转移到了厦门，从那以后，政府的首脑们就为了这些钱财的去留争吵不休，总统府要求存进香港、行政院命令解往广州，蒋介石当然希望把它们搬到台湾去，但他已经下野了，从法理上讲没有处置的权力，于是就采取了“拖”的办法，让厦门银行不理睬中央的命令、把这些东西全都封存起来。

这样一直拖到10月15日，厦门局势岌岌可危，警备司令部这才接到了指示，说是东南军政长官朱绍良已经和台湾省主席陈诚商量好，把厦门银行的库存资产“暂寄”到台湾第一银行——“台湾第一商业银行”创建于日据时代，原名“台湾商工银行”，台湾光复后由黄朝琴担任董事长。黄朝琴和连震东都属于国民党的“半山派”（出生在“玉山”、发迹在“唐山”），因为兼有台湾本土身份和大陆抗战经历的双重优势，所以很受到老蒋的重用。

从厦门运到台湾去的资产到底有多少，黄天献也说不大清楚。那天晚上，他看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黄炳炎（湖南人，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原任毛森的上海警察局保安处长，50年代任“金门游击军司令”，指挥过多起袭扰大陆的活动）在海滩上指挥着一帮人往船上搬东西，走过去问了一声，听说有黄金一百五十箱、银元一千箱（银元的标准包装是每箱4000元）、外币和其他物品三百多箱。

倒腾这么多的宝贝箱子当然需要不少时间。银行的几个人检查、登记、装船，再检查、再登记、再装船……来来回回、没完没了，可就在他们忙活的时候，码头上突然停电了。

夜里11点多，发电厂停机，厦门岛陷入黑暗，整个海滩立刻被极度紧张的气氛所包围。空旷的夜空中，抱怨声、祷告声、咒骂声不绝于耳，军警的呵斥和女人们的哭喊响成了一片。这时候，166师的几个单位正好从岛屿的北部撤到南边来布防，不知是因为刚刚离开前线太兴奋、还是为了要给自己壮胆，这帮家伙一路走一路朝着天上乱开枪，那“噼哩啪啦”的枪声更加剧了码头周围的恐慌情绪。“慰问团”的队伍也开始混乱了，有的人惊叫着“快让我们走！我不能死在这里”，拼命挤上正在装货的栈桥。

厦门警察局长刘树梓（湖北人，黄埔生，后任台北市警察局长）急忙带领一群宪兵在栈桥边筑起人墙，黄天献也挡在人潮的前面大声劝说：“不要慌，不要怕，现在的局势很安全，等一会保证优先安排大家上船”，过了没多久，厦门市长李怡星和参议会会长陈烈甫也赶来了，可他们俩一个是新加坡华侨一个是菲律宾华侨，英语十分流畅、国语却不灵光，嘀里嘟噜讲了半天也不知所云，场面还是越来越乱……就在这个时候，孙德芳和政工队的一帮人突然唱起歌来了。

孙德芳后来在台湾写过不少“军歌”，并且因为嫁给了空军司令赖名汤，名气很大，但在当时不过是个二十出头小姑娘。眼看周围的场面已经有点失控，她情急之下就开始唱歌。先是一个人唱，唱着唱着就有政工队的几个人跟着附和，到最后，这位“台北女童军总会”的监事被大家举在空中打拍子，码头上的宪兵、警察、军官、议员以及会长、市长们全都围着她放声高歌，现场的局面也就因此逐渐恢复了平和。

17号凌晨四点，黄天献终于送走“金厦前线慰问团”的一帮人，筋疲力竭地回到了虎头山司令部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乱糟糟的，行动队长赖国民正在和几个特务讨论破坏电厂的事情，黄天献见状挺不高兴的抱怨说：“你们怎么那么着急？慰问团还没走就把电厂炸了，搞得我那边差点出纰漏”。

赖国民苦笑着回答：“你嫌我们急？毛老板还嫌我动作慢呢。你看看，监狱法院档案馆、电厂码头电报局，忙完厦门还要忙鼓浪屿，一道命令接着一道，搞得我这里简直措手不及”，并且说电厂的事情还没有办利索，行动队的人手不够，要找军务处借兵。

原来，厦门电灯公司安装有一台德国西门子机组和两台瑞士卜郎比公司机组，总装机3800千瓦，配置的是英国锅炉。本来破坏电厂的程序应该是先破坏电机再爆炸锅炉的，可执行任务的特务不懂这个，一进厂就直奔锅炉房，结果把锅炉炸飞了，电厂也停了机，但发电设备却还是好好的。现在赖国民决定重新再组织一次爆破，因为担心工人护厂队碍事，所以想把军务处的纠察排借去弹压秩序。

“军纪纠察排”原本不是执行破坏任务的单位，但这赖国民此刻正是厦门岛上炙手可热的“大红人”，黄天献对他提出来的要求也不敢拒绝，于是就点头答应了。

——说到赖国民，可以罗嗦几句：

记得萨苏在其大作《蓝色007传奇，之二》中有这么一句：“比如赖国民，毛泽东亲口称作‘赖同志’的，在八路军军法部作到科长”……讲的就是厦门的这个赖国民。

赖国民是福建漳州平和县人，父亲赖秉坤是晚清的秀才，创办过“心田村校”和“天利植牧场”，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士绅。赖国民本人曾经考进黄埔军校二期炮科，不过读了没几天就休学回家了。1927年，国民党在平和县建立基层党部，赖国民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并于27年和30年两次出任县党部的书记长（指导员）。1931年赴上海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学院），成为沈钧儒的得意弟子，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执律师业，与史良是同事，并且结识了邹韬奋（邹韬奋也是福建人）。“七君子事件”中，赖国民的表现比较积极，也许是由于了这个原因，抗战爆发后有许多左派人士介绍他去延安投奔共产党，他也就成为了八路军中比较稀罕的“法律专业人士”，在延安总部的军法处工作。

八路军的军法处是兼敌工、锄奸和纪律为一体的部门，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但赖国民好象只是在军法（典狱）科里担任过职务，并没有能够接触到更为关键的部队科、检查科和侦讯工作。当然，因为军法处和中央机关是住在一起的，所以赖国民也和毛泽东打过交道，并且还请毛主席给他父亲开办的“天利植牧场”题过词。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之后，赖国民就跑了——究竟这家伙确实是间谍，因为身份暴露而逃跑的？还是他本来并不是间谍，是因为被整得受不了才跑的？说实话，马甲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反正他这一跑就跑到了西安，并且从此就公开加入了军统。

加入军统之后，赖国民先在西安当审讯科长，然后进中美合作所学习，还当过重庆看守所的所长（叶挺被释放之前就是由他看管的）。48年底，军统在厦门设立“保密局闽西南分站”，赖国民被调回老家当副站长，因为站长邱春华是个只会搞情报分析的文人（原军统局人事处的科长），因此所有抓人杀人的事情都由赖副站长承担，成绩自然也就显得特别突出。所以毛森到厦门之后组建行动大队（也叫保密局特侦组），就委派赖国民担任了上校行动队长。

赖国民到台湾以后一直在情报部门工作，曾经当选过国民党的中央委员，1988年去世——有时候想想，如果他在延安的时候真的不是间谍，并且没有逃跑的话，留在这边起码也能当个中央委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