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国内第一次民工荒实属必然 -- 西风陶陶
家园 【文摘】国内第一次民工荒实属必然 国内第一次民工荒实属必然
2004年07月25日13:31 南方都市报
民工紧缺现象，已经成为了各界关注的话题。是否真的出现了民工荒，这可以通过有效的实地调查加以验证，作为一个事实问题，本无可论。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民工荒确实存在，在社会科学家就此作出深入研究并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也不妨经由常识和学理来加以推论一番，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民工荒。
首先，一种资源由过剩转为稀缺，不外乎几种原因，要么是需求的增大，要么是供给的减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开放，对劳动力的需求带来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国内地转移，以及本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兴起，使得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二、企业的增加除了直接增加简单劳动力需求之外，尚需要增加相当的技术工人、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三、生产企业的增加意味着服务力的增加，因为有更多的人员和金钱涌入，这也带来大量的用工需求。因此，近几年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持续增长之中，其中大部分是简单劳动力。
在供给方面，情形就不那么乐观了，在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关于世界工厂以及高速发展20年之类乐观预言的背后，有一个极其简明的事实被他们误解或者忽视了，那就是：由于中国总人口一直呈现增长的态势，使得他们以为中国的简单劳动力供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存在问题，事实上，只需经过一些简单数据的归纳，就看出这一假设并不成立。这是因为，尽管18―60岁的劳动力总量一直在缓慢增长着，但是，新增的劳动力需求大多只适合年轻劳动力的进入，而在年轻劳动力尤其是简单劳动力的供给上，出现的趋势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其理由有三：
首先，如果我们以18岁为劳动力进入市场的最低年龄，并以28岁为劳动力进入市场的最大年龄，那么，1992-2002年适龄的劳动力的上限是1964年，下限是1984年，这里面就包含了我国人口出生率最高的10年，而在未来的10年里，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年龄上限是1974年，下限将是1994年，如果我们将1964-1984年的适龄劳动力与1974-1994的年适龄劳动力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比后者要多得多(因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尚未完全公布，这里所采用的是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如果将1964-1974年与1975-1985年加以对比，以揭示其趋势，可以发现，1975年为人口出生率的转折点，1964-1974年出生的全部人口为27414万，而1975-1985年出生总人口不过为21830万，两者竟然相差有5584万之多，并且一直到1990年，任何一个年度的出生人口，均要少于1964-1974年。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上世纪90年代劳动力丰富无比的表象背后，有很大程度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急速增长的后果，而这，是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延到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的。
其次，我们还必须看到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在199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是26.23%，则乡村人口为83397万人；而200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36.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80739万人，则乡村人口减少了2658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从民工这个词汇的本来含义而论，供给的源头也一样出现了萎缩。
第三，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培养所需要的投入也大幅度增加，这使得劳动力对其工作性质和工作报酬有了更高的期待。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开放地区的许多市民宁肯赋闲在家也不愿上生产线打工的现象，如今也出现在许多新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原农民家庭以及部分仍旧居住在农村的富裕农民家庭。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民工，其来源再度遭到缩水。
因此，综合人口年龄结构、城市化水平以及生活、教育所带来的变化，不难得出推论，简单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减少，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其发展速度还将越来越快，当这种趋势与中国经济尤其是外向性经济的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出现民工荒几乎就是必然。
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些推论都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的统计资料所做的一点粗浅分析，究竟中国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情况如何，说到底，仍然需要社会科学家们加以研究、调查，才能最后厘清。但无论如何，仅仅是这样简单粗浅的分析，已经足以质疑那种盲目乐观的认为简单劳动力资源无限丰富的论调了。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转型中的中国，不知将出现多少难以预料的情况，一方面需要对那些宏大的预言心存警惕，另一方面，则呼唤扎实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出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真实有效的发展战略。这或许就是民工荒给予我们的警示吧。
家园 与此同时，国内业内人士认为，宏观调控减轻通胀压力 宏观调控减轻通胀压力
2004年07月25日12:51 证券时报
面对不绝于耳的中国是否升息的讨论，无论是投资人还是经济学家，其对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可能从没像今时今日这样关注，而关注的背后倒是希望从这些数据中嗅出未来中国宏观政策取向的蛛丝马迹。
从新近公布的6月份中国经济指标来看，尽管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高达5%，已达到先前部分学者们认为应该升息的上限。但从CPI高企的源头仍是粮价上涨所致，再结合近期官方透露的讯息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渐轻，相应升息的忧虑也正渐行渐远。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粮食价格上涨是推动近几个月CPI上涨的主要动力，而能源、煤炭、电力等瓶颈行业供应紧张引发的经济结构失衡并非升息所能解决。尤其随着管理层上半年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见效，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势必放缓，因此更无加息的必要。
6月CPI同比上涨5%，上半年CPI同比上涨3.6%，从月环比动态看，5月下降0.1%，6月下降0.7%.显示通膨压力有所减轻。
物价涨幅减弱有望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坦言，对于中国的经济而言，宏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远不如行政调控来得有用，此番过热也是瓶颈行业的制约引发，且目前的负利率丝毫不影响中国的投资和储蓄增长。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最新报告预测，预计今年全年中国GDP增长率将达到9%左右，CPI涨幅可能保持在3%-4%，全年投资增长率将达到25%左右，即使不再采取新的调控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长也将呈现回落态势。
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上半年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整体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是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仍比较突出，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偏高，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以及投资价格等涨幅还比较高，信贷结构不尽合理等。
祝宝良提到，上半年中国CPI居高不下主要受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宏观政策对这一领域的调控作用有限，而加息虽会抑制投资过热，但从中国实际的情况看，过热的只是部分行业，且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通过行政调控的力度就足矣。
统计局官员亦表示，6月份CPI居高不下主要是受到食品价格因素的推动，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影响了4.4个百分点，而非食品价格的影响仅为0.6个百分点。预计全年物价走势将趋于平稳。
中国人民大学沈伟基教授认为，“物价上涨其实就是粮价的上涨，近几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粮价的上涨对实际生活影响并不大。”
恩格尔系数是指一个家庭用以购买食物的支出与这个家庭的总收入之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贫富水平。近年来，中国恩格尔系数降幅明显加快，1996至2001年间，年均下降2.14个百分点，2002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7%，比上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沈伟基表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整体消费能力不是太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粮价适度上涨不仅无害反而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因此目前的通胀压力并不足虑。
发改委的一份报告也预计，今年全年CPI涨幅会在3%-3.5%之间，下半年价格上涨压力要小于上半年，全面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年内升息忧虑渐远
至于上月末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宣布四年来的首次升息，将联邦基金利率调高25个基点至1.25%。并由此引发国内投资人对中国利率上升的预期。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见效，过快的经济增速有望放缓，因此美联储的升息并不会成为中国升息的直接理由。
祝宝良认为，虽然美国宣布调高联邦基金利率，但因目前中国的本币存贷款利率均较美元高，美国加息从某种意义上看反有助于缩小美元与本币的存贷利率差。
他认为，中国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31%，低于1-5月34.8%的增速，均显示中国宏观调控效果正在显现。目前5%的CPI无碍中国经济增长，“如果7、8月份CPI进一步回落，年内加息的可能性都不大。”
世纪证券金融分析师李文亦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通胀与紧缩的微妙边缘地带，任何强硬的政策都须慎重。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要提防中国经济由热转冷。因为改变“冷”所付的代价可能要超过“热”。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报告认为，从二季度宏观经济运行和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正在逐步降温，宏观调控基本到位，CPI增长有见顶趋势，近期不必出台加息等总量调控措施。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在2004年第二季度例会后发布的声明也称，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并称中国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