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民国胡扯——过把瘾就死 -- 陈二
家园 【原创】民国胡扯——过把瘾就死 军人须具死志；死志，不单单指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志向，还应该包括不成功便成仁的气魄。是故，古今中外的军人，于兵溃如山的危难之际，常常“引刀成一快”，曰之杀身成仁。否则，便是胆气不足，胸无血性，要被人冠上贪生怕死的恶名。
自杀之法颇多，上吊、喝药、投河、摸电门。以上皆是妇人行径不足法，军人自杀，也要刀砍斧劈，如此才能显示军人气魄，到了近代，火器大行其道，回手一枪，方便快捷，电光火石之间便可舍生取义，减去许多痛苦，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对自杀者的人道主义关怀。
只是这种自杀手法，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掌握得当。 如笑话所云，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郭德纲语），打靶吃尽零蛋，教官嘱其自杀，詹氏羞愧携枪而去，须臾墙后枪响，教官惊往视之，却见詹氏面赤道：“他妈的，这一枪，又打歪了。”
自杀的手艺太潮，固然不是什么丢人事，原因是有数量上的限制，一生之中，练习的机会实在不多，倘若没事便当胸一枪，估计挨不过几次便可告报废。操作机会过少， 便难免发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状。
蒋百里，乃吾国近代有名之军事理论家，留日回国之后担任保定军校校长，段祺瑞担心其做大，故在幕后下点黑手，百般掣肘。要钱没有、要物不给。此乃政治手法，我们姑且不去多加评论。只说蒋百里拿着总统批示的条子，找上级领导徐树铮要钱，这一位徐树铮有老段撑腰，言语之间，自然跋扈，一句“既然是总统批的条子，你就去找总统要钱吧”，顿时噎得蒋百里瞠目结舌。
蒋百里血气方刚，又刚从日本回来，固然未谙吾国官场门道，你跟他使点障眼法，说些入不敷出、军饷缺乏，大家都在喝粥、如有一定补发之类的客气话，不也就打发了？非要故意刺激他，拿他当皮球踢，这不是逼蒋百里抓狂么？
果不其然，蒋百里悲愤交加，一回军校，召集全体学员，大作悲声：我从来没有想到中国的事情太难办了，这里难办，别处也一样难办。我对不起大家……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便是一枪。
以后人之高论，蒋这一枪基本可以排除造伪钓誉的嫌疑，不过鄙人心智猥琐，窃推测之：既然要死，何不找个僻静之所，当胸一枪，何不爆头？这一条畏于有辱蒋公英灵，我不敢说。
当时台下人多，立时拨打一二零送走急救，蒋总归是没有死成，但好歹遭了些苦头，所谓生不如死。不过更尴尬的是：自杀不成，侥幸得活，却一枪误杀他人，真不知道这该算是己人之福，还是他人之祸了。
1920年夏，直奉两系合力倒皖，段祺瑞的日子，虽不称生不如死，却也如坐针毡，怫郁忧烦之至了。不能有效调节身心，内忧外患，不久便老病复发，咳血不已，以至头肿加剧（淋巴循环不畅症状），神色惨白（植物性神经紊乱症状），病呈内外俱重之势。
良相有名医，经四大名医之萧龙友为他诊治，不久便见好转。怎奈身病虽痊，心病未除。多喝了三五碗苦汤之后，段祺瑞羞愤难当，暴躁脾气又开始大发作，不过他这一次倒没有埋怨别人，只是做些什么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什么有眼无珠竟遭如此下场之类的喟叹之言。大帅如此，幕僚自然要尽分内职责，“屡以好言劝慰之”。
有哄孩子经验的读者大概可知，孩子苦恼，最哄不得，越哄哭得越凶，所谓蹬鼻子上脸，便是此状。
如是再三，祺瑞大概觉得还不过瘾，无论怎样捶胸顿足，都不能解自己羞愧之恨，思来想去，留学德国，大受铁血精神感召的他，忽然想到一条“毕其功于一役”的妙策。于是7月21日，势必要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祺瑞痛不欲生，志在必死，于早晨踱步到客厅之中，突然掏出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开枪。不知道是他枪法实在差得没边，还是他干脆就是装腔作势，想闹得动静大一点。总之子弹呼啸，从耳边擦了过去。
大帅自戕，而且已经打了一枪，在场众人当然不能坐视他再开第二枪，否则万一他忽然不想死了，岂不是要承担坐视不理之责，一时间七手八脚，拼命也要表现一番。然而等事情安定下来，段祺瑞却惊讶地发现，站在他身后的卫兵，随着自己一声枪响，竟然被打死在地。
祺瑞过足了豪气干云的瘾头，只是慷慨赴死的却不是他，近代痞子作家王朔有著《过把瘾就死》，那位冤死的卫兵九泉之下如能有知，当恨这句话之谬，实在是断章取义的楷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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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原创】民国胡扯——捡臭鱼与运气论 这一篇呢，史观限制，大有问题，欢迎大家批评挑错误。
北京的台球圈里，有一词唤作“捡臭鱼”，指的是接着对手的一杆失误，打进一些悬于袋口的易进之球。中国人深谙拟喻之道，喜欢为任何物事找一个恰当的类比案例，打袋口球，自然不能例外。台球技术方面，我们暂且不论，但就这一俗语，则可以引回到清末民初的一段日子。
袁世凯一无中学根底，二无西学素养，家学无渊源，你说他能打吧，绝对排不到名将行列，你说他能文吧，文笔就是个药铺伙计的水准，像这么一位不文不武之人，却接连得势而升腾，立群而脱颖，除去他的权变与才干因素，“捡臭鱼”一样的好运气，也着实令人慨叹。
光绪二十一年，大清于甲午一役惨败日人，于是便赖上淮军水准太差。从宏观上讲，这个说法没问题，仗是他们打的么。从微观上讲，这个说法大有问题，究竟差在在何处，须知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许多，一只马蹄铁、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云云，究竟是战术？还是武器？抑或其他？归纳教训，总要找出“引咎之人”
然而此时举国上下的愤青气闷难平，难免病急乱投医，极类中国队净吞九蛋，风口浪尖之时，该下课的便不仅限于队员，连主教练也要一并打包，于是，学习西法，编练新军，就成了天下第一要务。
袁世凯恰逢此会，入主小站。当时在他的周围，汇集了一时俊才，鄙人已撰文专论此状，在此不赘，单说他的好运气，便由此开端。
袁世凯肩负着民族振兴的使命，带着科技强军的重任，不负所望，终于编练新建陆军一万余人，这只部队，可以算得上当时清廷最精锐之王牌，形同《突出重围》中的DA师。
期间，慈禧太后以荣禄为相，身兼数职的荣禄，干练果敢，立时将全国的精锐部队编在一处，这便是近代兵制上有名的“武卫军”。
一般来说，最精锐的部队，不是在战争第一线，便是留作总预备队，而时暂无仗可打，这“武卫军”便奉命拱卫京畿。说到这支部队编制，倒还颇有古风，即以聂士成的武毅军改编为武卫前军驻芦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编为武卫右军驻小站、宋庆的毅军改编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董福祥的甘军改编为武卫后军驻蓟州，又新成立自兼的武卫中军驻京郊南苑。
摊开一份地图，把这几个点标注出来，便可以发现俱在直隶境内，按照今日大北京的城市规划战略，除了宋庆所部稍远，其他的连北京卫戍区都没有迈出，是不折不扣的“青年近卫军”。
然而阴差阳错，德国远东舰队一声炮响，胶州湾上空就飘起了德国的黑鹰旗，于是山东局势骤然吃紧，袁世凯所部，担负起救火队的职责，于光绪二十六年全部移驻山东。
小站米与高粱米哪个好吃，自然不遑多论，然而伙食方面的恶化，却给袁世凯乃至新军，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之后不久，大师兄一声喊，挑动华北天下反。义和团的高潮到来，随后八国“维和部队”入侵，京津重地，悉数全失，武卫前军、左军、中军无不溃败，聂士成战死，宋庆败惊，一病而亡，董福祥护送慈禧姨甥西游，荣禄刚刚攻打过使馆，生怕背上战争罪犯重责，躲到涿州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只有远在武卫山东分舵的袁世凯，得以保全部众，延续香火。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庚子年间，袁世凯仍旧驻扎小站，真不知道他该如何躲过此劫，打吧，连最具战力的聂士成都顶不住，更别说他了。作壁上观吧，那可是通敌叛国的罪名，况且联军也不可能买这份人情，说不定便会直接来个包围缴械，断然不会“沽名学霸王”。
倘若果真如此，今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便很难再见到袁的大名，他的命运，大概会和聂宋二人无异。
地理之利，使得世凯躲过一劫。然而，他的好运气还未到头，一条更大的臭鱼，还等着他来捡。
溥仪登基，克承大统，其父载沣把世凯撵回老家钓鱼，说到此处，无人不称其为仕途之坎，然而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却为三年后的“收拾残局，非袁莫属”奠下良基。
假设，袁氏若是始终不遭谪遣，一团和气地“大隐于朝”，那么1909年的皇族内阁，势必会将他拉出来凑局，以国务副总理的身份协理事务。武昌的那一声枪响过后，他统兵南下，以战止战，责无旁贷。如此一来，蹦上岸的大鱼，又岂能容得他来捡？革命党人再少不经事，也不会选择迎面之敌作为合作对象。
少了这“非袁莫属”的身份，这一生中最大的一条臭鱼，恐怕便要留给别人了。所以三分才六分运，一分贵人扶这话，用在臭鱼贩子袁世凯身上，怕是最贴切不过了。
家园 老袁在朝鲜干的还可以，至少是敢想敢干 家园 山东那个时候是桃子么 袁的前两任都因为义和拳最后免职的免职，杀头的杀头，如何处理义和团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央政府下令解禁义和团，对八国宣战时候，如何能够刀切豆腐两面光需要有相当的手腕。后来东南互保政策的联署人中，袁是资历最浅的一个地方实力派。李鸿章选他作接班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另外，能够在满族势力敌视的情况下布下足够多的闲子，为将来的东山再起作铺垫，这也不是等闲人能做好的。
家园 天涯上曾经有篇袁世凯的传，写得不错。比这个严肃。 袁世凯除了晚年糊涂称帝，其他，基本上没有做错什么，是个厉害人物，对中国的民主开放，也是有贡献的。
袁世凯，矮胖矮胖，老爹早死，他能够出人头地，经略朝鲜，抵御日本30年，是不简单的。炼新军，临时约法，都是很进步的事情。袁大头，有名的很。
家园 这个么 没有一点正儿八经的意思，纯粹写完了给几个老兄弟逗逗乐的，承蒙大家错爱，挺小众的东西。
家园 【文摘】《中国新闻周刊》：士兵的枪法与中国的现代化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或许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义和团的时候，“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在义和团时期，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
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必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 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斗。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过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人，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儿，对手净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家园 很难令人相信 家园 至少有一条是胡说。 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前膛枪很长，放在地上快有人高了。装药时需要把枪管基本竖直，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把枪口对着人？难不成装药时都找个井把枪托伸进去？
家园 我觉得这篇文章完全是骗人的 在冷兵器时代，士兵拿刀枪和弓箭作战，都知道该如何使用吧？弓箭要瞄准，是最简单的道理。难道改成拿火枪作战，人们就都变蠢了,不知道要瞄准了？
看最后一段里写着：“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人，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军阀们养军队大打出手，结果却是小孩子玩家家啊？
我觉得这篇文章纯粹是胡说八道，骗人的。至于作者的原始动机如何，我无从得知。但是如果有读者相信，我觉得是头脑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