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52-1988农业生产数据解读：工农业发展政策最重要 -- 陈经

润树反驳了林毅夫的一些农村经济研究结论。文中提供了这样一张表，数据来源是文贯中与林毅夫整理的资料。润树的贴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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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数据项解释（从润树文中抄的）：

农产值 – 大致可理解为各种农业产出乘以价格

劳动力 – 从事农业产值所涵盖的农作物生产的劳动者人数

土地 – 农业产值所涵盖的农作物赖以产出的土地面积

资本投入 – 为购买耕畜，机械 和电力设备等投入的资金

流动投入 – 为改善生产条件（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肥料等）和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人力物力投入

林毅夫解读数据，算了一张“农业全要素生产力”变化图。图是一个马鞍形，1958年前和1977年后“全要素生产力”高，中间低。说明中间的人民公社时代农民在集体中博弈偷懒，所以生产力低。而之前与之后的单干时代，农民为自己干有劲，所以生产力高。

润树解读数据，算了另一张“全要素生产力”变化图。1977年后“全要素生产力”高，有产量增加的因素，但主要是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如果只算粮食产量，则马鞍形消失，改革开放前后农业“全要素生产力”并无提高。林毅夫与润树的解读详情可参看润树的文章。

我假设这些数据问题不大，并试图通过简单解读这些数据，来说明1952-1988年中国农业生产发生了什么事。我认为经济学研究这种现象很常见，学者会搞一些花里胡哨的数据处理来暗示倾向性结论。但往往用不着这么曲折，数据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想通了就行了。

劳动力与土地好理解。资本投入就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硬件投资，有一件件的工具在那。流动投入就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软件投资，包括农业生产技朮、水利肥料等配套。

农业产值等于单产乘以价格，总产值要增长，就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农产品价格要高（或者说合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不是无关紧要的，国家不是乱定的，这个要分析。第二个是农业产出要多，这个我们也要分析。

农业产出等于播种土地面积乘以单产。从表中可以看出1952-1988年的农业土地面积变化不大，某些年之间小有变化，但基本可以当作是一个常数。所以，土地面积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可以略过不分析。所以对新中国的农业总产值变化大致可以这样看：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 = 农产品价格增长率 + 单产增长率

1978年以前，农产品价格基本不变，所以产值增长就靠单产增长。改革开放以后，农产品价格大幅上调，单产也增长，所以农业产值增长快多了。需要指出的是，价格上调不是无意义的数字游戏，因为农业总产值与农民的收入直接正相关。改革开放后大幅上调农产品价格，工业品相对降价，农民获得利益，能置办些工业品，有点现代生活的样了。后来农产品价格又不涨了，农民光靠农业产值，生活就不行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价格能提高，而之前农产品价格就不提高？

这个问题不能光在农业里看，而需要由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来解答。因为改革开放前工业发展还不行，做不到“以工养农”，所以得“以农养工”。改革开放以后，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好多了，慢慢可以“以工养农”了（这也是分阶段的，农民相对还是苦，但绝对生活水平进步不小）。至于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工业不行，可以简单地说，生活方面的工业产出干得不好。比例安排错误，“重工业过重”，总不能让农民去买坦克吧。这说来话就长了，本文就不细论了。

我们再来看“单产增长”。资本与流动投入都是想让农业生产效率高，单个劳动力能多干活（同样积极性、同等时间投入），单位面积土地产出增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接受，1952-1988年持续的资本与流动投入，总是让农业生产效率往高里走，是一个正面影响因素，投入越多，效率越高。通俗地来说，农业生产的软硬件投资是值得的，能起作用。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农业软硬件投资增长倍数很高。1977年与1952年相比，硬件投资变3倍，软件投资变7倍。而改革开放以后，软硬件投资没怎么太下功夫。1988年与1979年相比，软件投资还下降了，硬件投资增长40%，可能还是农业硬件（农机、农电、耕牛）涨价的原因。

改革开放到1988年，农业总产值比1977增长100%。农产品价格增长因素有部分作用，我们算单产增长约50%（根据润树提供的1979-1988价格调整增长53.2%）。我们需要解释这个50%的单产增长。

软硬件投资基本不增长（可以称为“农业投入不足”），对单产增长的影响是什么？如果我们假定“农业投入不足”对单产是负面影响，土地面积又差不多，那么50%的单产增长就得靠“劳动力”因素来解释了。这有三个因素。一个是劳动力数量增加了10%。一个是农业劳动力搞多种经营，种粮食之余还种菜养猪。另一个是积极性提高，给自己种粮食上心了。这些都应该是正面因素，主要是后两个因素。也就是说，人与土地“真正干活”的时间长了。多种经营就不是博弈论能解释的，这是政策宽松的效果。

这个“农业投入不足”也需要分析。到1988年每年的投入虽然不增或者下降了，但绝对数还是基本保持了一定的规模。有这种可能，只要保持一定的投入规模，农业生产效率还是能增加的。比如人每年花一样的时间学习，本事却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后，良种与化肥的广泛使用显然对农业生产很有帮助。后来农民种田人数与积极性与都下降了，上386199（妇幼老）部队了，农业产量还是维持了住了，显然靠得是农业投入补上了“劳动力”方面的损失。也可能改革开放最初几年农业投入就起到了很大作用，农民积极性没那么神奇。

所以对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开始主要是靠劳动力因素，后面主要是靠农业投入，把产量做上去并维持的。这里说的农业投入有积累因素，一块良田一个水库整好了可以多年管用，所以改革开放前多年的农业投入也是一个积极因素。林毅夫说的博弈论，有部分道理，但是不是主要因素？是主要因素的话能管多少年？我认为只是阶段性的道理。现在再讲什么“承包制”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来搞好农业，就是胡扯。可能承包制还不如土地集中流转大户种田。

再来看改革开放前。到1976年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8%，播种面积增长8%，算单产增长80%。劳动力数量增长70%，农业硬件投资增长180%，软件投资增长615%。

也就是说，单个劳动力产出效率基本没啥变化，还是那么多。这显然是不好的，二十多年过去，劳动力生产效率不增加，肯定是出大问题了。一种说法是林毅夫的“博弈论”，农民不想为集体干活，二十年就这么混过来了。农业软硬件投资增加很多，拉高了单产。但这些投资却没有增加农民的生产效率。

我觉得林的分析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把农民干活积极性和单产直接联系在一起，当成主要因素。从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形可以看出，农民干活有积极的时候，也有不积极的时候，但单产受影响却没那么大。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人民公社时代，农民不太积极干活，从情理上判断，出现偷懒现象是正常的。但具体分析一下偷懒这个动作，是不是因为人太多了呢？这么多人一起干活，软硬件投资又多了，减少劳动不是很正常么？虽然是偷懒，但也能把农活干个七七八八，这样单产还是增长了。

农民就不偷懒，又能怎么的？我提出一个设想，农业单产不是由农民积极性决定的，而是由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当时的农业科技水平下，农民积极一些是有作用的，但到底不如现在的农民随便种两下田就有高产量。积极性不是决定因素，农民偷懒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障碍。

林毅夫整出来的马鞍曲线很容易解释。中间低，是因为人口增长农民数量在增加，农业总产值却增加不多弄出来的。前面高，是因为农业总产值低基数恢复性增长快。后面高，是因为人口增长低了，农业总产值增长高了。关键是这个“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林的逻辑是，农民偷懒，所以农业总产值增长不行。我的结论却是，中央错误的工农业政策，使得农业总产值就那么多，农民偷懒是个正常的事，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农民就算不偷懒，农业总产值也就那么回事，无法奇迹增加，学大寨也没啥用。比方说现在农民回家积极种地，又能如何？能解决三农问题么？要是再把现在找不到工作的千百万失业农民工与大学生扔到乡下算“农业劳动力”，农业生产效率不得下降一大截？

毛泽东时代，工农业发展政策有重大失误。大跃进时期就不提了。20多年，农民除了种田，不许搞别的。要是能搞点加工生产，总好过几亿人偷懒种田吧？重工业搞得太多，轻工业太少，吸收不了农业人口，城里人反而要下乡。工业发展太差，挣不来钱，要压低农产品价格。这些因素，比农民偷懒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大多了。现在农民就算偷懒，把粮食价格一提，农业产值自然就会大幅增长。

林毅夫其实对经济发展政策有研究，但“社会主义农民偷懒”这种“苗草论”的“制度经济学”结论，容易写文章，影响也大。我认为这是此类文章出炉的一个重要因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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