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奇迹一般的陈永贵 -- 燕人
家园 河里发过一篇关于陈永贵的读书笔记。。。 永贵大叔农业搞得好，WG表现好，周总理很喜欢和信任，更对毛主席喜欢厚重少文的胃口。。。
家园 陈永贵年谱【转载自百度百科】-大家做判断好了 1914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
1920年，5岁，其父陈志如卖掉妻子、女儿和幼子。
1921年，6岁，随父迁至大寨。
1922年，7岁，为地主放牛。
1941年春，26岁，与山庄头村贫农女儿李虎妮结婚。
1942年，27岁，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不久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
1943年，28岁，长子陈明珠出生。夏，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入留置场。
1944年，29岁，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城内的一家烧饼铺当伙计。
1945年，30岁，日本投降，因出任伪代表在村里挨斗。
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财。参加民兵支援前线。
1946年，31岁，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组”。
1948年，33岁，经贾进才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37岁，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由贾进才推荐，接贾进才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38岁，办初级社，任社长，冬，制订治山治水十年规划，首战白驼沟。
1955年12月，40岁，办高级社，任社长。三战狼窝掌开始。
1958年8月，43岁，倡议创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任公社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常支部书记。
1959年10月，44岁，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0年2月，45岁，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号召；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
1961年，46岁，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1963年，48岁，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4年，49岁。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12月，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民代表大会，周恩来为在政府工作报千中赞扬
大寨。12月26号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5年，50岁，丧妻。在四清运动中受气。
1966年，51岁，与40岁的宁玉玲结婚。出访阿尔巴尼亚。
1967年，52岁，1月，作为全国著中农业劳模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并被推选为中共山西心小组成员。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
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陈永贵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五条建议。是为中发（67）339号文件。
1968年，53岁，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
1969年4月，54岁，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大会发言。同年，幼子陈明亮出生。
1970年8月，55岁，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3年，58岁。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60岁。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3月，出访墨西哥。7月，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9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致开幕词。
1976年，61岁。夏，出席北方三夏生产会和南方水稻生产合并发言，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10月，拥护粉碎四人帮。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62岁。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年底，部分地区刮直过渡风。8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63岁。年初，出访柬埔寨。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2月，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64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65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1年，66岁，举家迁入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
1982年，67岁。落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68岁。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5年夏，70岁，因病住院，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6年3月26日，71岁，北京医院病逝。
家园 我认为陈永贵合适当副总理，比较我们时代的黄副总理 黄菊（1938年9月28日－2007年6月2日），原名黄德钰，中国浙江省嘉兴市嘉善縣魏塘镇人，生於上海，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工程师。196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党。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是前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九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中，黄菊在政治上无特殊倾向，属于既非保守派也非改革派的技术官僚[1]。据报道，他在中央主持金融工作但无重大决策权，主要执行由温家宝等制定的金融政策[2]。
[编辑] 官方评价
黄菊是自1976年毛泽东及周恩來、朱德等去世以来，第一位在任上病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官方给予较高的评价，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但是，官方在告别仪式当天没有任何关于黄菊生平的介绍报道，也没有刊登任何纪念或追悼他的文章。同时，官方也未公布黄菊的病情。
[编辑] 赞扬
在黄菊主政上海期间，上海经历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快的发展速度，尤以浦东的开发最令人瞩目。外界认为，上海的迅速发展除得到中央的政策支持外，也得益于黄菊等人的设计和规划。
[编辑] 批评
舆论普遍认为黄菊主政上海期间，在房地产商周正毅垄断市场、强占居民土地等不法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周正毅案中涉及的野蛮拆迁等行为曾在当地引起极大公愤。周正毅最终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虚报注册资本”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据称是由于法院受到了来自黄菊的压力。另据律师郑恩宠透露，黄菊在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仍力挺接手上海的陈良宇、韩正等打压揭发周正毅的群众，阻挠对周案的深入调查[來源請求]。另外，有关黄菊妻子余慧文参与了挪用上海30亿元社会保险基金的传闻也令黄菊的声誉受到打击。
黄菊之女黄凡于1995年嫁给旅美台湾报人方大川之子方以伟，这在当时也令他备受对手批评。
Huang was married to Yu Huiwen (余慧文), who was an executive on a Shanghai Pensions board, and believed to be involved in corruption cases in the city. In February 1995, his daughter, Huang Fan (黄凡), married Fang Yiwei (方以伟), the son of Fang Dachuan (方大川), a pro-Taiwan newspaperman in San Francisco, for which Huang was criticized by political rivals.
家园 分成两段看1952-1966，1967-1975 从1952-1966 陈永贵是作为一个劳动模范，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此时他的职务是 公社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常支部书记，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从1967-1975年，陈永贵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提出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五条建议。此时的职务为 国务院副总理兼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政治局委员。
作为一个劳动模范，陈永贵是称职的，受人尊重的。但他在文革期间，过多的涉及了政治，深陷政治漩涡之中，成为一个符号化的人物，最终黯然谢幕。这无疑又是悲剧的结局。
家园 共产主义是好人的主义 资本主义是坏人的主义 家园 您这是正的说呢，还是反着说呢
家园 续二：大寨"股份有限公司" 1945年昔阳解放后，大寨的农民们经过土改，分到了共产党许诺给他们的土地。中国古代贤哲梦想的耕者有其田，终于实现了。
历史上，在家庭境况相近的人们中间，农民有互助的习惯。这种互助形式是临时性的，主要把农忙期间发挥作用。解放后，共产党为了避免出现农民土地的兼并和再次出现贫富悬殊，鼓励农民自发组织合作。1946年在大寨村，一位党员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开始时有15户农民参加。1947年，陈永贵组织了另外一个由11户农家组成的互助组。这两个互助组都取得了很好的生产，粮食产量由互助前的亩产50多公斤，增加到亩产100多公斤。互助组的优势吸引了更多的村民。
1949年大寨的两个临时互助组合并成为常年合作组，其规模比共产党政府要求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还要大。1952年，中共昔阳县委开始在白羊峪、赵壁等村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年年底，已经成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晋中地区参加培训，学习有关试办初级社的办法。陈永贵等人本来就有走合作化的积极性，再加上领导提倡，又学习了先进经验，便越发热情高涨。回村后陈永贵逢人便讲集体化道路的好处，讲合作社的优势。随后，他就向县领导提出了办社申请。县委随即就批准了他的申请，于是大寨便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陈永贵任社长。
当时合作社尚属试验阶段，共产党政府对此事比较慎重，做出一项原则规定：每个合作社在初办的时候不得超过30户。但大寨的常年互助组已达49户的规模。大家尝到合作的甜头，都要求加入农业社。陈永贵的行政能力再次体现出来。他搞了个变通办法，向上极汇报初级社成员为30户，对有些农户暂时不上名册，但实际上凡愿意参加合作社的随时都可以参加。用他的话说，这个办法是既考虑到上级的精神，又照顾到具体情况。大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这样办起来了。
合作社采用劳动日分配和土地股分红相结合的方法，规定：劳动日分配占55%，土地入股分红占40%，公积金、公益金占5%。这个做法，与股份制公司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是股份制公司是有限责任的，而农民们自发形成的合作社理论上需要担负无限责任。如果经营不善，虽然不会导致真正的破产后果，如土地被没收，但是潜在的风险却无法预料。这是政府对此慎重从事的原因。我们知道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制度有利于保护投资人的权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有力武器。受到共产党建立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农民们的土地股本得到了类似于有限公司制度那样的保护。因此农村合作社的运作，实际上采取了与股份有限公司同样的模式。
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农民们除了土地和劳动力，没有其他任何股本。以土地和劳动力计算股份，是符合现实的做法。土改后，农民的土地拥有量是比较平均的。以他们的土地入股不会形成现代企业中拥有决策权的大股东。同时，土地股份只占总股份的40%，说明农民们更愿意以劳动的差别来决定收入的差别。5%的公积金和公益金是很重要的公共意识。这表明农民们对于合作和集体的前途抱有希望。
55%的合作红利要按照劳动量分配。对劳动量的核算因此成为首要问题。对于缺乏现金的自雇创业人士而言，这是一个同样的问题。出于对合作伙伴的不信任，合作方会经常计较对方的工作量。大寨初级合作社对此的解决方案由原来的"死分活评"改为"包工与评工相结合"。总体而言，大寨初级社的做法就是区别对待可以做出数量化评估的农活和不能数量化估计的农活。对于前者，通过承包分配给成员。对于后者，主要是那些一时看不透，不好包和不能包的农活进行传统式的评工记分。很明显，这种做法把整个合作企业的部分风险和收益转移给有创业精神的能者，体现出多劳多得的效果；同时也保留了古老的评工制，为才力平庸的成员提供了劳动致富的机会。这是非常灵活的做法，也是符合古老道德的做法。
大寨初级社很红火，但是社外还有3个独立的互助组和4个单干户。在这种无言的竞赛气氛下，农民们的生产热情被激发。当年大寨村的粮食生产达到亩产125公斤，其中农业社亩产131公斤。合作化的优势明显。到1955年，大寨除一户地主被留在社外，73户农家全部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底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实行主要生产资料归社，陈永贵认为这种办法不仅刨掉了产生“剥削”的根子，而且有利于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治山改土。随后，在他的率领下，大寨人开始“大战狼窝掌”。经过两年治理，初见成效，大寨的粮食亩产在第二年达到了349斤，走在了昔阳县的前列。
家园 【文摘】陈永贵谈对“共产风”和“穷过渡”的看法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1/64130.html
根据万里后来披露的回忆文章，他说“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怎样同‘左’的错误作斗争，大体有三个回合”：“头一个回合是突破学大寨的框框”“第二个回合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第三个回合是突破‘不许包产到户’”。（《张广友韩钢：万里论农村改革》，载“三农中国”网站，下面引文同）万里这个对农业改革的理解，对于分田时期的宣传有很大的主导作用。正是因为万里把突破学大寨作为一个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要点来看待，所以，学大寨就必然意味着肯定了毛泽东那一套“政治不正确”，既然大寨在政治上“该死 ”，那么现实中间的学大寨就只能有“负面”的表现，不然就无法实现否定大寨经验进而批倒极左路线和继续革命理论，所以万里看到的大寨典型只能是这个样子：“定远县严桥公社有个红岗大队，是省里学大寨拔尖的典型。我去一看，庄稼似乎长得还可以，但仔细一了解，所谓‘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寨式’的‘大概工’。最糟糕的是强调算政治账，不必算经济账。”杜润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间，说到他自己在制造分田舆论时，有两个大的动作：一是否定农业学大寨的宣传热潮，一是为邓子恢平反（这个平反仅仅是一个宣传活动，邓子恢原本就没有遭遇任何冤案或者政治处分）。另外，杜润生还回顾了胡耀邦要求宣传“造林胜过治水”、通过制造“林派”和“水派”对立来进行批判，在报章上按照一个杜撰的口径“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进行宣传，杜润生说这是一个不成功的宣传切入点。（参阅《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参阅第 121-125、166-169页）下文是韩丁1971年访问陈永贵时的谈话。摘自韩丁：《深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第635-645页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1/64130.html
家园 有些东西看的让人大吃一惊啊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掩盖和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的联系。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的拴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有了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我就会非常不同地，更具有批判性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义体制的矛盾。我也会批判我以前所认为的，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的错误看法，我会对毛在庐山会议的斗争，对毛与批评毛的人之间的冲突，作出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的图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那些大肆声张的批评出自何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级所带的偏见，他坚决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坚决推动大跃进。如果我有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作做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作出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辩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我们这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毛领导的都已在混乱中结束，至少暂时已结束。但是尽管毛的伟大战略计划——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但他的分析却揭示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并给未来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它们一定会再完整地出现。毛的远见和他的勇气揭露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共产党内一直都在进行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他坚持，只有通过动员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来掌管和纠正党，才能挽救革命。毛坚持说：“党本身只是继续革命的辩证过程中的一种工具，它不是统治者……。党不能站在革命运动的外边去预见发展的规律，为了让人民了解这些规律，他们必须深入到运动中去。先锋队也不能例外，它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规律。”(见毛泽东，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Monthiy Review Press，1977，第二十页)
通宝推：西安笨老虎,家园 多谢大黄兄 帮我把这段韩丁访谈贴出来了。
家园 花永贵大叔 那时很多人这样称呼他 尽管他最后 官至国务院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