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世界从来不简单 历史何尝会温柔？（中） -- 马前卒

悲剧和闹剧都是我们人类自己演的，每个演员都以为自己将在剧本的下一页成为主角，因此个个倾情投入。既然是主角，就不能光是抢钱抢粮抢娘们，再黄再暴力的片子也得有句台词煽情，给自己的行为划出个道道来，经济危机这幕大戏也一样。老板和经理说利润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不追求自有人追求，没理由我减利润为别人增加购买力。工人们当然想加工资，但新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业社会与贫民窟中涌出来，再强有力的工会也得步步后退，何况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根本没有工会。当工资停在养家糊口的水平上，商品却象流水一般从生产线上滚落，经济危机也就快到了。这时，专门卖台词的经济学家说，莫慌莫慌，别听老马那个家伙危言耸听，没了消费还有投资。这年头货币又不是50两一锭的大银元宝，企业没有好项目投资，纸币也不会死在保险柜里，自然会到银行去生息。银行拿了钱也不可能干给利息，还是要拿出来投资，投资最后变成工资也是消费，怎么会买不光商品呢？

按经济人假设，确实每一分钱都不会闲下来，不是消费便是投资。钱从投资者流到消费者，再从消费者流回投资者，才有经济的发展，银行和股市就是让钱流起来的渠道。水是往低处流的，因为必须有高差克服渠道的摩擦力，水才会流起来。这世界上显然没有一整圈都是下坡的渠道。要想让水绕圈流，必须在环形渠道上设置水泵，把一路下坡的水重新提到高处才行。经济的情况也差不多，在消费这一块，老百姓不得不把工资全拿去养家糊口，消费的“摩擦力”不大；但渠道的其他各段都有相当的“摩擦力”。投资有风险，经济信息交流有成本，只有明确的利润预期才能提供驱动力，让企业背上风险和成本这些“摩擦力”前进。利润预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比如股息、直接的销售收入、有价证券增值等等，但归根结底，利润必须来自千千万万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我们人类对财富的定义不是钢锭，不是矿井，不是厂房，不是坦克和导弹，而是超级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是自家宽敞明亮的房子。只有普通老百姓买房子，买商品，利润才能最终落实。可是由于普通老百姓不占有所有财富，大部分生产力不得不被拿去投资，才能维系经济运行。一轮轮循环下来，老百姓的财富吃光喝光，有钱人的投资越滚越大，总的投资率就自然地往上走，大部分生产力生产的是工业物资而不是最终商品。按说这投资率高是好事，说明人类制造财富的能力提升快，人类今天少消费，过几年可以消费的更多，唯一的问题是，未来谁来消费？经济越高涨，对未来的预期越高，工业物资/最终产品的比例越离谱。这些工业物资要想被承认为财富，就必须在下一轮投资中体现为被普通人买掉的商品，否则就只能进入再下一轮、下两轮........乃至无穷的将来投资。按理想化的经济学分析，在一轮轮的循环中实现从物资到财富的跳跃，这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好比秦始皇设计的制度，“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可惜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

老马是搞土木工程的，当年上课有个概念叫“压杆失稳”，说的是当杆件太长的时侯，承载力急剧下降的现象。按常识理解，一个均匀柱体能承受的压力和截面积成正比，截面积×10，能承受的力也×10，截面积÷10，能承受的力也变成1/10，这不需要学材料力学也能理解。但是如果从柱体顶端传来的力不是正好通过柱体的轴线，那么柱体不仅要受竖向压力，也要抵抗一个弯矩。有弯矩，柱体就有变形，就要沿着弯矩的方向有一点弯曲。如果柱体又短又粗，象个水桶，这点弯曲微乎其微，压力还是沿着柱体从顶端传到基础。但是，当柱体越来越长，或者截面积越来越小，木柱变成了木棍，进一步变成长筷子，这时小弯矩本身带来的弯曲在杆体中段就很明显了。杆件的明显弯曲会使压力的作用线进一步偏离轴线、增加弯矩，弯矩再带来更大的弯曲，几经循环，小弯矩变成大弯矩，简单的截面积受压问题就转化为杆体受弯问题。对于杆体来说，用弯矩掰断远比用压力压缩容易的多，掰断或压断一根筷子或铅笔很容易，但如果把筷子截断成很短的一截，那么它足以承受整个人的身体重量。因此一旦受压的构件长度和截面积之比达到一定程度，承压能力就必须乘以一个小于一的参数。对于筷子这样的受压杆件，这个参数甚至可能是0.1或更小。当庞大的工业物资生产必须以很低的消费品购买作为预期利润来源时，经济就象一根越伸越长的受压长杆。按理想化的理论计算，只要压力不变，受压长杆伸多长都不会断；同样按理论推导，无论分配比例如何，总有足够的投资吃掉所有商品。但只要随机性一捣乱，长杆的抗压能力就必须打折，经济运行也怕扰动。就像长杆一旦弯曲，就会越来越弯，直到被弯矩折断一样；如果经济总量大而消费面小，经济一旦因为某个负面小问题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消费和投资减少，然后引发雪崩般的连锁反应。很显然，减少投资规避风险很容易，增加投资追逐更多的利润需要时间，所以不能指望积极的扰动可以平衡消极的扰动。

在长杆失稳的时侯，如果及时地有一只手把弯曲扶正，那么稳定还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再次有扰动出现。在经济中也有类似的手，比如说在需求出现较小缺口的时侯，政府实施温和的通货膨胀，或是通过宣传等手段，让消费者把积蓄拿出来消费。但这样副作用很大，过犹不及。通货膨胀向来是把双刃剑，伤人伤己，平民花光积蓄会明显降低个人抗波动能力，增加社会风险，资本主义下的调控很难控制幅度。何况，调控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平民得到的分配比例低到一定程度之后，不断相对缩小的消费能力不得不承担将越来越大的投资实现为利润的任务，虽然不是不可能，但调控经济的成本和难度都不断加大。这时的政府需要频繁地变换经济政策，才能维持脆弱的供需平衡和投资信心，职能就从守夜人变成了杂技演员。让杂技演员同时抛3个球不落地很容易，4个球或许还将就，10个球就要碰运气了；如果同时抛20个球，虽然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不是没有做到的可能，但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就必然失败；同时抛100个球？那从物理学上来说也不可能了。或许一两个格林斯潘式的人物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微妙平衡，但毕竟天才不常有。在这一轮经济高涨中，分配比例越来越失衡，调控的难度也越来越离谱，早晚会超出任何天才的能力。

说到这里，大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一个问题——老马居然根本不提扰动从哪里来？凭什么你要给柱子一个偏心压力？凭什么你要给经济捣乱？难道是左派故意与人民为敌？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充分说明了工程问题和理想化设计的区别。工程上没有理想化的构件，也没有理想化的荷载。柱顶传来的压力不可能正好沿着中轴线压下来，柱体本身也不可能是非常均匀、标准的柱体。所以，顶上传来的压力总有那么一点横向分量。当计算一个构件的强度时，你首先要把随机扰动和构件本身的误差考虑进去，而不是问：“扰动和误差从何而来？”。扰动和误差是现实世界的常态，必然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必然要出现。经济扰动有促进发展的，比如计算机革命或其他能产生大量设备更新需求的技术进步，也有压制发展的，比如政治动荡和贸易冲突，技术停滞乃至一个小经理贪污。这种扰动的分布是随机的，从强度上来分类，多半也会符合正态分布，超出可调控范围的负面扰动早晚会出现。因此一个在理论上可以运行，但不能够抵抗扰动的体系早晚会遇到麻烦。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并不一定100％的立刻带来经济崩溃，一个分配非常畸形的经济体系完全可能因为暂时扰动较少、调控对路而保持发展，甚至高速发展，但经济风险会在这一过程中一步步增加，最后无可避免地进入经济危机。可能缓解这一问题的只有外部市场或革命压力。所以说，格林斯潘真是聪明人，知道人力不能抗天道，及时顺天而行，退休后管他洪水滔天！

大危机的解释多种多样，老马的解释不过其中一说。而且说来说去，老马还是回避了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拿个“高风险”的概率解释来搪塞。真正的教授们可不会这么说含糊话，一个个旁征博引，理直气壮。这个说贷款风险控制不合理，那个说政府管制太多压制了企业活力，欧美的教授说中国血汗工厂太过分，张五常说新《劳动法》破坏了市场规则。这种场面一点都不新鲜，1929年之后，对大萧条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是苏俄抛售木材，打击了木材产地的商品需求；有人说，加拿大粮食大丰收，造成美国粮价恐慌性下跌，压制了农民购买力；有人说英国人邪恶地提高利率，提高了投资成本；还有人说美国银行都是独立营业，稍微挤兑就要破产。反正总归是哪里出了点岔子，经济学家有义务把这岔子指出来，提醒人类下次别犯。有此能耐深入剖析经济的人就去当了教授，老马这种废柴看不清世界，点不出具体问题所在，只能在网上灌水，搞点回避问题的懒汉理论。还好，灌水之余，老马还能找到几个重量级人物作同党，头一个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本是个学医修道皆不成的宅男，22岁那年随海军出海5年，回国刚宅了一年，就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两下一凑，就凑出个进化论。从马尔萨斯那里，达尔文认识到的生物数量有指数化增长的趋势，早晚会使自然界的能量乃至空间都短缺，因此就有了生存竞争，大部分生物在产生下一代前就被淘汰了。从海外考察的经历中，达尔文发现一方面生物的下一代很象自己的父母，会继承绝大多数特征；另一方面又不完全象自己的父母，会有一些变异。很显然，当环境变化时，那些适应环境的变异生物有更多的机会免于淘汰，把变异传给下一代。产生有利变异的生物在一代代的增殖中积累自己的优势，逐步地把自己的亲戚的生存空间占领过来，最终形成新的物种。就此，达尔文作出伟大的推断——物种在变化，在被环境塑造。根据达尔文的理论，你可以不知道动物为什么要长毛发，但你依然可以推断：两极的生物多半皮厚毛长；同理，沙漠里的生物一般来说储存水的能力都比较强。反过来说，你也可以通过观察生物的性状来确定它的来路乃至成因，比如说，变色龙这东西肯定来自一个色彩变化丰富的环境，而北极的熊除非有一身白色掩护色，绝对不可能捉到猎物。这样，所有生物的所有特征的成因都可以归结为2点：始祖的特征和环境的变迁，人类自己也不例外，上帝就这样失去了造人、造生物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魏源翻译《物种起源》，总结下来，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这八个字不关心生物如何变异，不关心生物如传递变异，不关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环境，也是一个回避问题的懒汉理论。达尔文只是抓住了一点——只要出现适应环境的变异，自然选择和环境压力就会让这一变异获得巨大的遗传优势。所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虽然达尔文不知道世界上有基因这种东西，不知道娶表妹为妻会为后代造成隐患，但他依然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开山鼻祖。1900年，在达尔文躺到牛顿旁边18年之后，失传几十年的孟德尔遗传学被重新整理出来，达尔文的理论得以在细节上被阐述；又过了半个世纪，DNA的复制机制被人发现，达尔文的理论终于有了依托。但在这之前，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学已经根深叶茂，为好几代人类效力了。

在达尔文那个时代，生物学是个难以量化的学科。限于技术水平，实验也提供不了多少有意义的结论。但达尔文忽略那些具体的变化细节，直接从大处着眼，讨论发展趋势，一下子就压过了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家和神学家。直到今天，经济学、社会学的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如达尔文时代的生物学。生物学家可以解剖兔子，经济学家却不能把国家拆开分析；生物学家可以拿豆子作遗传实验，经济学家却不可能拿100亿美元去股市实践。所以说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象博物学家，主要工作是对已经发生的细节进行记录和阐述，预测未来则非他们所长。要说这记录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也很重要，但如果不承认经济学在这个时代的局限性，不向达尔文学习，非要依据不完善、缺乏量化的细节反过来指导全局，结果只能是各弹各的调。赶上谁运气好，碰上了一次预测准确就时髦几年，过几年风向转了就到垃圾堆里蜇伏一段时间，等风向再转回来。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上纲上线，把自由市场或是什么制度神圣化，连观测事实都不用，直接扯什么自然规律是天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譬如那个开古董店的张五常。这连博物学家都算不上，直接上神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