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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三十年：生命中无法忘却的那些年份（上） -- 梦秋
家园 【原创】三十年：生命中无法忘却的那些年份（上） 三十年：生命中无法忘却的那些年份（上）
看了米宝大哥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些回忆（30年弹指一挥间链接出处）。过去的日子带给人很深的感触，也让自己对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本来想跟帖写上几行，但是下笔之后收不住，另外开个地盘，感谢米宝大哥给我的启发。作为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没有虚度这三十年。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心灵记录下了周围的这一切。不论以后的历史当中是否记载着我们这些小人物，我们都可以说，我们认真地、踏实地活着，为了个人的幸福，也为时代的光荣而活着。
在进入中学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我记得课本上介绍自己家庭的一课中有这么几句话：
My father is a teacher,
My mother is a worker,
…
And I?
I am a student.
这几句话是我整个家庭现实的写照。我的父母亲都来自广西南部的农村。我的爷爷育有六个子女，我的父亲是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1959年，父亲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之后，爷爷带着父亲下河摸虾捉鱼外带卖鸡蛋，凑了七元钱，给父亲做了一套中山装，送他上了北上的火车。此后，父亲就没有再要过家里一元钱，反而时常从学生津贴当中挤出有限的几元钱寄回家，让兄弟姐妹们能够继续读书。后来，在父亲的资助下，我的三叔完成了技校的学习，并在一个工业城市当中找到了自己的职位。除了我父亲和三叔之外，爷爷其余的子女就一直留在农村。
我的母亲一家距离我父亲家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但是我的母亲生活更加坎坷。在年幼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据父亲说，外公曾经短暂地上山当过土匪）。外婆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地生活。母亲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仅仅完成了高小即辍学回家。作为贫农的孩子，她有着一股子韧劲，后来担任了公社的民兵排长，入了党，参加了“四清”。在1970年初，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表现，她获得了招工指标，来到了广西北部秀丽的城市桂林，当上了一名工人。而我的父亲，当时正在这所城市的一所中学里面当教师。
当时在这样的城市当中，充满着这样组合的家庭。他们很多人都因为一个时代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因为自己的努力改变着未来的命运。你不能否认这一切运气的成分多过个人奋斗，但是，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是这个奇特的时代，给予了个人依靠奋斗走出山村的可能性。
好了，啰嗦了这些，下面重点说说在过去30年中我永远也无法忘却的年份。
年幼的时候，对时间的流逝感觉特别缓慢。我生于1975年，比米宝大哥要小两岁。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年份却迟至1984年才姗姗来到。这一年是共和国成立35周年。在桂林市庆祝国庆35周年的那一天，我加入了少年组的游行队伍，拿着花环，一路走一路摇，一路喊着口号，穿过市区最热闹的大街。那一天，我穿着很显眼的小学生校服：蓝色短裤，白色衬衣，佩着鲜艳的红领巾。那一天，人潮如织，彩妆艳阳，欢声笑语，多少年后我回望这一切的时候，依旧可以感受到那种朝气蓬勃、轻舞飞扬的青春气息。这种健康、简单而又快乐的青春气息，正是现在这个社会所缺少的重要元素。
但是，那一天也发生了两件小事，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游行的队伍需要统一的着装。学校没有发给我们统一的太阳帽，但是却说明了太阳帽的制式——这是一种特别的帽子，在帽檐两边绣有红色的彩条。我的太阳帽和学校要的制式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帽檐两侧没有红色彩条。我央求妈妈给我买一顶学校要求的帽子。妈妈说花钱，没有答应，她在我的太阳帽两侧缝上了两条红色的彩条了事。这让我感到非常不高兴。另外一件事情：由于游行时间比较长，在游行结束之后每个人都发了一管橘子汁。国庆结束回来上课之后，学校向每个游行的学生收了一毛钱。
1988-1989年是印象当中第二个无法忘记的年代。1988年夏天，我家搬家，本来有大约30平米的两件大房变成了只有20平米的套间。唯一的好处是有了连在一起的卫生间和厨房。但是我家的许多家具没法摆放。父亲只好在墙上钉了几个水泥钉，然后把用不着也没处摆的椅子统统挂在墙上。
这一年的通货膨胀是全国人都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位老师到我家串门，低声说：“要买东西，买东西啊……”于是母亲一口气买进了彩电和冰箱，还有很多椅子屯积起来。由于家里的椅子已经多得只能挂在墙上，母亲干脆全部买了折叠椅。直至今日，她还不愿意将那些已经生锈的折叠椅扔掉。这些东西花掉了我家大部分积蓄。但是这还不是全部。通货膨胀结束之后，通货紧缩立刻来临，我们家的杂牌电视机和杂牌电冰箱后面的销售价格跌得很惨。电视机在用了几年之后坏掉了，电冰箱则修修补补用到公元2005年。
这一年我积极争取进步，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和我一块填写入团志愿书的还有六位同学，是本班第二批申请入团人员。很不幸，我即使填写了入团志愿书，也没有被批准入团，而是成为了所谓“预备团员”，一直预备到高三。在团支书催逼之后，我才最终“转正”。
至于1989年，大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不多说了。我在大街上见到了那些游行的学生，还有颠覆性的标语，感到很奇怪也很震惊。因为那时我的思想绝对又红又专。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始终没有忘记。一天中午，我在一家米粉店里看见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吃米粉。吃完米粉之后，他们拿上旗帜和标语走出米粉店，一个人边走边给自己额头系上一条白色布带，上面用毛笔字写着“绝食”。
1989年的风波结束之后，我进入了所谓全广西十六所重点中学的高中。高中的头一周是军训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开课之后进行了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演讲和征文活动。我的征文内容是批判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论——这位教授在风波最盛的那段时间里说，香港经过了100年殖民地，才有今年的繁荣昌盛。如果中国需要达到香港的繁荣与昌盛，则需要被殖民300年。
我还记得我的批判文章题目是《如何斩断刘晓波的黑手》，非常有文革特点。从征文到演讲，我始终没弄明白刘晓波何许人。一切信息都来自于《人民日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在这场全校性的征文和演讲比赛中获得两个三等奖。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知道了此人。虽然彼时对八乘八的“一小撮人”抱着无比的憎恨，但是多少年之后，这些仇恨渐渐化为钦佩、感慨和同情。唯独对于这位刘教授，我的感受就和他的当年的人品一样，没有丝毫进化。当然，现在的中学当中，也不会有人大批特批他的08宪章。我知道，只有人们在渐渐遗忘他的时候，他会有种生存危机感。所以光彩无比的、道德至上的宪章啊，竟然假此人之手告谕天下。
直白一点说吧，鲜花插在牛粪上，如果那朵鲜花不夹缠私货的话。
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逐篇献花。 家园 想不到这里老乡还不少 其中应该还是广西老乡居多，那我应该算桂林老乡了，不过我是出生在荔浦县城的，79年的，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年份，70后觉得我们幼稚，文革、三中全会都没赶上，80后觉得我们太老，什么时尚的东西总是慢他们半拍
不过我们应该是跟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最合拍的一代人了吧，其实仔细回忆一下成长的点点滴滴，我们的命运一直是与共和国的脉搏共振着的，许许多多的事，不管发生的离我们多么遥远，不管我们地处在祖国的哪个犄角旮旯，这蝴蝶翅膀扇起的微风都影响着，或者改变着我们的命运。
还记得三四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最流行的一种玩具是用弹夹里的弹簧片上辍着六七个高矮不同的子弹壳做成的口琴，挨个贴着嘴唇边吹气能发出不同的声音。因为那个时候中越战争还没结束，广西应该说还算前方，所以家家户户很多成年的男丁都编成民兵经常到县城的武装部去训练，还有很多实弹打靶的机会，于是就可以拿到很多子弹壳。于是各种各样的子弹壳工艺品就在他们的手中做了出来，口琴、项链、钥匙扣等等。
8*8的时候已经上小学了，可能因为是小地方的缘故，反而没有什么直接的感受，也没什么人闹（再说还是小P孩的年纪，免煮柿油这么复杂的事是无法理解的），只是每天跟着大人关注着新闻联播，看着北京街头的一片狼藉，还有许多主旋律文字里对种种暴行的累累控诉，于是对这些闹事的人心里只觉得厌恶（小时候就是这么又红又专呐）。
然后就是北京亚运会了，其实对比一下18年后的奥运会，祖国的飞速发展尽显无疑。当年是号召人人捐款办好亚运，连我们当时的小学生都要摊派至少每人1元，可想而知，当时的国家确实穷啊。开幕式上的队列表演当年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至少看完以后在本人那颗幼小的心灵里爱国热情是高涨了100个百分点。若干年以后社会风气开放了，许多苍蝇一样的声音冒出来，说搞大队列人海战术土啊劳民伤财啊死要面子啊BlaBla~~~~，老谋子说的好啊，你当人家老外不想搞大场面搞人海战术啊，那是他们玩儿不起，玩儿不来。要说这事还真只有咱们天朝能办的好，西方免煮精英们也就罢工要福利的时候还能团结点，要办这事儿，我看悬。所以啊，咱天朝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吧！
再过了那么若干年，终于有那么一件小事，让我们家乡小有了一点名气，伴随着一部叫《宰相刘罗锅》的戏，荔浦芋头的名气似乎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当时我们那儿本地的报纸是这么说的
），大人们一边看着电视上美食节目介绍说把芋头煮熟切片沾白糖吃的做法时大摇其头，曰真土，一边满足的把一块芋头扣肉塞进嘴里嚼的齿颊留香。似乎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家乡开始走上了特色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种植的道路，农民不再盯着那一点点耕地了，大片大片的承包荒山的人勇敢的冒了出来，虽然也有失败的，但是不少人都成功了，而随着这些成功的身影，大批大批的土特产开始以品牌的形象出口创汇，其实有很多东西连国内都吃不到，直接就有人到我们那里收购打包外销了（比如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基本上每一季我都有好多种小时候吃过的水果现在吃不上了，有些东西根本是要我用普通话说不上来名字的）。于是渐渐的人们的口袋里钱也多了，农产品的供应也充足了，商业也兴旺了起来。原来县城、每一个镇都有所谓的集日，比如有逢1、4、7的日子的，有逢2、5、8的，差不多就是3天赶一次集，平日里农贸市场都是比较冷清的，只有到集日才有人头攒动的景象，而到后来，集日成了口头上的传统，各种市场里每一天都是那么熙熙攘攘。大使馆被炸的时候，我正上大一，同济新生院那边，当时也是群情激愤，游行队伍都组织好了，校领导赶到了操场上给劝退了。当时觉得我们政府的反应真是太弱了，包括后来还有很多次的对外妥协，说得好听叫韬光养晦，比如撞机事件，比如wapi和wifi之争的妥协，比如靖国神社，等等。终于到2008年的时候，似乎我们的政府腰杆开始直了不少，于是小萨决意跟和尚双修时，我们说不待见他们就拍拍屁股走人；海监也到钓鱼岛边上钓鱼去了，于是鬼子们开始高潮了；非洲友人那里几个打渔的爬错船讨了双鞋走了，接着新郑和舰队就过去再宣扬天朝仁义顺便加强一下中非友好……
家园 估计那时候我们一起游行 不知道你是谁，但是99年那天晚上，新生院，当天晚上大家都到了操场上。第二天又去了乌鲁木齐路美领馆前面游行。第一次喊口号是真心实意地喊
家园 惊，除了老乡还有校友 还是同级生
我是98自动化的，要说当年的新生院也是很犄角旮旯的地方，武东路武川路那是又小又破，一个99，一个729，就这么两路车能到，边上的凤凰自行车厂也是门可罗雀的，方圆若干里内唯一的一家网吧名曰“Red Online”的也挥洒了我们无数的激战星际与帝国时留下的汗水，在那家叫“多多川味馆”的小饭馆里一碗暴辣的炒面让我足足拉了两天肚子，至今回想那种感觉小菊花都想抽筋，“新生杯”上我们拿到了本专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第三名，四强对阵土木时为本人射失一必进单刀最终0比1惜败而抱憾至今。
杀回本部后我们居然入住了刚刚造好的西南八，在那里消磨了三年时光，然后在毕业前的某天晚上，在阵阵的野兽般的嚎叫声中，一只只热水瓶、脸盆、杯子、书、臭袜子……纷纷从各个楼层飞出砸在了空地上，像礼花爆炸般的碰碰作响，只不过方向反了而已。告别象牙塔的仪式结束后留下的一地狼藉成了我对大学时代的最后的记忆。
家园 上花问候新年 年底忙晕了，顾不上回复，老乡勿怪。我在桂林痴长多年，荔浦路过了无数次，却从未好好拜访，罪过罪过。
其实就年龄差距上来说，我觉得84年之后的人才能算真正的80后。84年以前与70后共同之处，共同记忆颇多。那个子弹壳当口琴吹的事情，我们也干过，脑袋里也残留着南疆那场战争的片段。驻桂部队受到那场战争影响尤其多，许多越军军官据说在桂林陆院培训过。陆院和我打过交道的军人当中，不乏当年两山轮战中的侦察兵。但若要问起他们是怎么打仗的，却总是摇头不言，这可能是所谓的军民差距吧。
荔浦芋头，呵呵，果然有名。但是还是老弟说得对，芋头扣肉的香味儿，哪是蘸点白糖啃就能品出来的……
关于那个文化事业的繁荣，我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从电影方面来说，80年代毫无疑问是中国电影的高峰期，大陆和香港都有不错的电影出现。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可以说彻底地输给了好莱坞。我记得当年我们的总书记对全国人民说《泰坦尼克号》是一部好片的时候，我觉得出离的愤怒，不论电影拍得如何（现在看来那部电影其实相当垃圾），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公开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大众文化的特定产品做广告，即使算不上是犯罪，也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好在这几年大陆的电影渐渐有了起色，年底的几部贺岁片也算闹得风生水起，算是没有蹉跎过去的那些年月。
从长远来看，其实中国最软弱的时候是1990年代，非常的悲哀，不自信，有时又透露出一种虚妄的自大。不知道是不是那三枚制导炸弹让中国从这种虚无缥缈得过且过当中清醒过来。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确经历了由一个不知所措到茫然失措，最后到一鸣惊人的过程。
- 复 上花问候新年
家园 新年好，再补点回忆吧 我觉得如果从军队的角度来说的话，真正的开始清醒过来并进行转型以致有了今天这么一点小小的成就，应该还是始于第一次海湾战争米军展示出来的武器、战术等等极大的刺激了天朝的大佬们，从此，裁军、大力发展军工、军队改革等等一系列的举措得以在江、胡两届政府手中基本无甚波折的延续了下来。
如果要从更大的角度比如国家的精神面貌来讨论这个话题的话就非我所能了，况且河里大牛太多，献丑不如藏拙，我还是用一些浅薄的文字写一写本人这种升斗市民的所见与所闻吧，如果谁从里边看出了什么貌似深邃的或者诲淫诲盗的东东，那么还请他早点洗洗睡吧，我是一个正经的理工科出身的人。
这三十年的变化是很难去一点一点的细述的，与我印象比较深的也很多，反正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由于本人思维的发散性，这些事情保证不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比如火车的提速，我第一年去上大学的时候，从桂林到上海是33个小时，第二年是28小时，第三年是26小时，最后一次是22小时，毕业之后就没乘过了，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如果能通上动车的话就更好了，毕竟两江机场太远了，火车站就在市区里，而且出来就是主干道。
家园 还有文化事业的繁荣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我们的文化事业也是日渐繁荣。
小时候是很难得去看场电影，多数是学校组织去的，也有我爸他们单位叫电影放映队到单位里放给职工看的时候，而自己花钱去看是绝无仅有的。能留下印象的也不多，多数是主旋律的，比如大决战系列，比如闪电战，还有一部妈妈再爱我一次。到了中学时候，特别是高中的时候，县城的电影院已经很没落了，但这并非说明我们的文化事业萎缩了，恰恰相反，文化市场兴旺发达的很（书店报亭之类的不在本节讨论范围内，就说电影吧），看看遍地的小录像厅的数量就知道了。我记得当时的价钱基本上是两块钱看一场，十块包一天一宿的，开始是以一些港台片为主，后来片名是越来越挑逗，海报人物上的衣裳也越来越少，从三级到无码（基本以金发碧眼的为主，多数处于半地下状态）的细分了市场与目标群体，甚至一些同学家里的父母也收藏了几盘这种教育录像带，于是我们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自学成才了。
像饭岛爱武藤兰之流的那是要等到有了网络，特别是宽带普及以后才熟悉的（由里到外的熟悉啊），前两天在天涯上看一网友悼念小饭同志，说他的成长要感谢小饭当年对他的言传身教，我基本可以断定这是一个80后，因为我们的成长伴随的是无数的无名女优的言传身教啊！
我当年特佩服我们宿舍一西北狼的，99年，用201电话卡拨号，56k的小猫，硬是拉下来不少片子，极大的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的心理和身体在象牙塔里走向成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在，拨号变宽带了，而且越来越宽（512k->1M->2M->俺现在的4M），虽然ISP的封锁更严了，可Tor这种工具使起来也挺方便的（以前不少时候到河里还少不了它），只要你有恒心，有毅力，一个月灌满一个1TB的硬盘绝不是问题！
家园 喜欢这种一年又一年的回忆。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家园 花。关于刘晓波，我的记忆很深，08宣言又见君 89年刘晓波好像就是北大的博士了吧？反正印象挺深的，就觉得这人特牛，特有思想，特摇滚——记得是留一头长发。至于刘说了啥，还真不记得了，对中学生来说那比较深奥。直到刘说中国应该再殖民地100年之类。
08宪章又见君，唯一被抓的又是您。20年过去，估计他除了反TG也没啥事儿可干了，当然现在这是名利双收的捷径，胡佳小两口走的多好。但我未免有点伤感。20年，人的半生就这样过去了啊。20年前，别说网络了，就是黄色小报也没有啊；20年后，博士满街跑了，人人都会用百度知道了，知识分子都变成说话分子了，再玩振臂一呼发动群众这一套，基本是忽悠了。
其实，常想这些新右翼到底说了点啥，老百姓是不大在乎的，在乎的往往是说话的姿态。而新右翼最大的毛病，用成语说是自命不凡，用河南土话形容就是圣蛋，通俗的说是脱离群众。就像老毛嘲笑过的那位在延安城墙上写繁体人字儿的同学。
家园 哈哈 祝晓波同学圣蛋快乐！
家园 有一半的记忆与你的重叠 虽然秋梦小学毕业的时候，和尚可能将近大学毕业。
推一把。
家园 谢谢大和尚 在西西河里，咱们找到了一个交集
家园 【原创】三十年：生命中无法忘却的那些年份（下） 三十年：生命中无法忘却的那些年份（下）
其实从时间段上来说，1997-1999年这三年是一个很奇异的时代。这个年份流行犬儒主义、享乐主义和许许多多奇异的梦想，这似乎也是“新左派”相当张狂的年代。自1994年起，共和国进入了所谓的“礼乐崩坏”时期，人欲横流、物质至上。这个年代也不妨可以称为是“前互联网时代”，手机尚未全部普及，寻呼机依旧大行其道，《南方周末》的销售炙手可热。而能使用email者，在我这个二线城市算得上是凤毛麟角——虽然老榕早已经写出了著名的《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就是在这样一个信息控制稍有放松，人们还来不及体会信息背后的真实含义的时候，新的转折降临在我们之中。
1998年，克林顿到了桂林。他在桂林逗留时间没超过10个小时。在七星公园里举行了一个环保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在他演讲的地方后来建起了一座高不过一米多的小石碑；克林顿乘船游览了漓江，到一个小渔村里参观。从此这个渔村就鸡犬升天，开始收起了门票。
1999年，按照共和国历史的10年周期率来说，已经算是相当平静的一年。只不过又一次春夏之交的动荡，制导炸弹扔到了自己的大使馆头上。群情激愤，化作街上汹涌的人群。四年后，却有个脑残的家伙作诗表忠心，愿意成为美军战斧导弹下的亡灵。这不由得让我感慨，许多人读书读得满腹经纶，子曰诗云头头是道，记忆力却是所有人当中最低下的。莎士比亚说的那句名言，改头换面一下，倒也可以形容这群强迫性健忘症患者：“水性杨花呀，你的名字就叫精英！”
炸馆事件后，桂林同样发生了以学生为主流的大规模示威。我的研究生同学去了，我没有去。我不怀疑示威的意义，但是却害怕群众运动。
接下来的七月，当局开始收拾**功。对于这个著名的邪教组织，我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也没有太多直接的接触。《新闻连播》开始播出公告的当晚，我感到很激动，跟把父亲拉到电视机前。父亲看毕，淡淡地说了一句：“哦！”
在他的眼睛里，这些人能够掀起什么风浪呢？
校园里对于**功的反应也很平淡。但并非没有影响。高我一个年级的一位女研究生就是这个功的信徒——她没有逃脱“专制”的控制，连续两次准备乘火车上北京，两次都被派出所抓住，让我们的系党支书记和校党委的人很尴尬地领了回来。据说，学校的一个副校长上门去请求我们这位研究生，如果她答应不再上北京，学校保证她能够顺利拿到硕士学位，送佛送到西，不过如此。
女研究生第三次准备乘火车的时候，学校不再保她。除学籍进局子判劳教，一样也没少。对于研三的人来说，似锦前程瞬间化作无法摆脱的凶兆。
一切也并非那么注定。2002年，这位研究生神奇地出现在硕士论文答辩现场，并拿到了硕士学位。不知道是谁的宽容，或者是她的运气，让她从那种狂热中最终清醒下来，并完成了学业。后来据说她到广东的一所高校中教书，又一说她去了美国。
这一年我的父亲退休了。凭着他在中学多年的教学和管理经验，他很快在各种林立的私立学校中找到了管理者职位。他此前在封闭的校园当中一直都在埋头默默教书，出来之后恍然发现世界的精彩。他在退休之后实现了两个生命中的第一次：第一次乘坐飞机；第一次出国（虽然是目的地是朝鲜）。这两个“第一次”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多么地平淡无奇，在他看来，却是大半生的等待。
我不记得是不是在1999年把火车站对面李前总理那幅“桂林，国际旅游明珠”的涂鸦给拆掉了，但是这位前总理的确是桂林人能够调侃的最高级别政治人物。第二个桂林人最喜欢调侃的是自治区成前主席。成前主席官至国家领导人之前，广西人民安居乐业，唯一的麻烦是他老人家在1996年主修的广西第一条高速公路时常需要大修。当他进入到京城的某个四面墙里倒数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桂林一所商厦忙不迭地把成前主席当年的亲笔题词给拆了下来。这种人走茶凉的做法，当时普遍流行于广西各大城市。不过，政治敏感性显然是必须的，因为在第二年，成前副主席、前人大副委员长就去领受了那夺命一针，从此羽化成全中国大小官吏的反面楷模。
在此之前的两年，广西是纪委重点关注区域之一。被送上西天的那些官儿当中，颇有几位在改革中善于猛打猛冲的大将，其中有一位还是父母家乡的头号人物。跟妈妈提到此人，妈妈说：“可惜了，其实这家伙干得不错，有财大家发。”甚至有老百姓传说此人并没有被我党终结，而是隐姓匿名，溶化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据说，我的故乡这位父母官，是因为广西官僚的内讧，给捅上了《焦点访谈》。
次年，家里安装了一个小猫，56K拨号上网。我有了第一个电子信箱。但是在网上注册第一个ID却要到公元2001年，下一个世纪的事情。
南方小城的典型特点是politics free。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熟知桂林的烟花巷，要他们达到北京司机张口就是彗星撞地球的神侃水平，万万不可能。到了2001年，桂林人所谈论的重要话题，一般都是最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来了一位博士市长，炸掉了若干新建筑，挖了一个湖，对整个城市进行了整体大修。整座城市闪闪发亮，果真成了“国际旅游明珠”。这一年游客明显增多，当导游的朋友赚得盆满钵满。秋季的雨后，走在大街上，四处飘荡着桂花的清香。
2001年的9月11日，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收看不到凤凰台，网吧里的学生大多在玩游戏。到了晚上10点多，一个在中越边境教书的同学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打开电视看看。
此时我在高校里教书，并担任一个年级80多号学生的学生辅导员，工资高达800多，岗位津贴和课时费另外算。但是我的宿舍里却收不到有线电视，也没法上网。学校的外语系教室当中可以收看CNN，但是到了晚自习的时间便一律锁死。我无奈之中打开收音机，听着各种频道里面惊恐的英语，享受着YY无极限的快乐。
很难说学校里是否也一向是politics free的。但是学生们对飞机撞大楼的反应，除了将其形容为美国好莱坞大片之外，别无他想。教授们和讲师们开会的时候，继续为明年自考生的招生名额分配，是否涨课时费吵吵。双子塔关我们鸟事。在年终的一次吵嚷当中，本系教师们达成了一致，决定在2002年的春节飞一趟香港旅游一番。于是我第一次去了香港。还有几个院系的老师也组织去了香港。据说某位老师一气在香港花了数万元购物。当然最牛叉的是一位老师利用去港澳游四天时间积累了足够的素材，回来用整整半个学期的“商务知识”课程向学生们讲述她的资本主义之行。
而在2003年年初的大雪当中，我看到我最穷的一个学生，脚上还穿着被雪水浸湿的白网鞋。
接下来的数年当中，高校不断地给教师涨工资，学生人数当然也在大大膨胀，老师们上课也越来越像注水的牛肉，添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函授课程上曾经有过一个老师一周上56节课的纪录。平均每天8节的疯狂课时，可以让他们荷包鼓胀，也可以提前要他们的命。给我签发办理护照介绍信的党支书记刚40出头便去世了。校园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例如某位教授的权色交易，某个部门在纪委调查之前彻夜烧文件烧坏了一个大缸（很遗憾，严加其在1988年的作品当中就说过，黄永胜当年烧文件也烧裂了一个大缸。现时的谣言，拾人牙慧居多。）学校在飞速发展，教室越来越不够用，每年都会进来许多新老师，但是也会有许多年青教师离开，或者去进修，或者出国深造。到了2004年，轮到我离开学校出国读书，去寻求改变自己的命运。
出国是件无上光荣的事情，对我的父母来说。2003年我拿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尚未申请签证，父亲便携全家回到家乡，给爷爷上坟烧香，给过世的外婆磕头，顺带请全村人一块大吃了一顿。 亲戚朋友们无不欣喜交加，祝我国外挣大钱者有之，祝我在国外走桃花运炮洋妞者有之，祝我当上美国总统者有之——显然，他们的眼睛已经深邃地看到了四年之后的美国大选。
退休之后，父亲在私立学校中如鱼得水，好好地挣了一笔钱，加上我的工作积蓄，够在国外两年的学费。在国外的孤星冷月之中，我呆了三年，自己打工挣了一年的学费和所有生活费、旅游费和回家探亲的费用。可惜的是，家乡的人们对我的祝福一样都没有实现。2006年底，我独自扛着装满书籍和纪念品的一个大行李箱和国外买回来的笔记本回来了。
如果说过去30年中还有哪个年份值得自己认真思考和纪念的，也许就剩下2008年。这个年份对所有中国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共和国的起伏顿挫仿佛被浓缩在这短暂的一年当中。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自由的一年，各种观点频出，互相争议互相碰撞的一年；也是她从痛苦的低谷倏尔奔向辉煌的高峰的一年；共和国既骄傲又自卑，既强壮又充满忧虑。这一年是将共和国放置进火炉里煅炼的一年，也是将她置于庙堂之上万众供奉的一年。这一年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成为几代人不朽的回忆。
从一月份广州飘扬着细雨、拥挤的火车站，到三月份的拉萨街头的火光；从五月四川万众揪心的震动，到八月北京飞扬的彩旗；从股市的惨淡的绿色，到起锚待发索马里的海军舰艇，一切如此矛盾却又如此必然，你不由得想起快两百年前狄更斯写下的那句名言：“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当中，是幸福还是不幸？在过去30年当中长大，是幸福还是不幸？我依旧怀着那种淡淡的虚无感看着过去30年。幸福和不幸都是相对的，也许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和态度。我庆幸自己能够有很多机会读书、学习和写作，在2007-2008年间从事我的喜欢的职业，让我所看到的变成他人所记忆的历史中之一部分。有时候我很怀疑我工作的价值，因为我怀疑我仅仅是在制造文字垃圾，并不是在从事着类似某些人那样的“开发民智”的工作。但是，怀疑总是短暂的。周围的一切变化总会催生出新的信心，相信自己未来能够比现在做得更加出色，就像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一定会比今天更加美好一样。
如果说非要我肯定一下这30年，我得说，我有幸出生在这风云激荡的岁月当中，而不是万马齐喑、暮气沉沉的时代。这个年代让我总是对未来保持着希望，哪怕自己只是其中泥沙俱下时的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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