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谁在关注这个么：“官员出国考察团”清单事件 -- indi

南方都市报创办的南都周刊，采访了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自行导演的“反革命”事件。以下为报道全文。报道学校调查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你是否在课堂上讲了有关某非法组织的事情，二是你是否提到了某海外网站的事情。与此前杨博客中的文章对照，显然是指他在课堂上讲了圈圈功，而不是什么在课堂上讲了批评政府的话。不是“反革命”问题，而是圈圈功问题。以下为报道内容链接。杨在网上流传的博文是经过删除了关于圈圈功的内容，他的博客原文附后。

华东政法教授谈"反革命"风波 想知道被举报内容

2008年12月05日 12:10南都周刊【大 中 小】 【打印】

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硕士生导师，11月21日，他在自己博客上贴出一个帖子，标题为《有同学告我“反革命”》，这篇700字不到的博文，让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教授处于一场风波中心。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主笔|石扉客 上海报道

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篇发而复删的博客

半个月前的一篇博客文章，彻底打破了杨师群的平静生活。

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硕士生导师。他开设在某门户网站上的博客，有个颇具学术意味的冗长名字，叫《还原历史，正视当前，探索未来》。

这篇后来引发极大轰动的博文，就发在这里，标题叫《有同学告我“反革命”》。

在这篇博客文章里，杨如是描述他的一次遭遇:“……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上面已立案侦查。”

杨在这则博文里承认自己在上课时，“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

他回忆某天下课时有两位女生前来找他，“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在博客里，杨估计可能就是这两位女生去举报的，他表示钦佩两个女生热爱传统文化的勇气，但无法理解她们的这种做法。

在这篇不到700字的博文最后，杨感叹 “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这篇博文于2008年11月21日下午4点19分上传，11月25日晚7点多被隐藏。在上传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点击率和跟帖量迅速上升，在杨的博文后面，数以百计的跟帖展开火药味极浓的争论。

杨回忆，一些媒体人士也在博客上给他悄悄留言，希望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但已经慢慢平静下来的他，拒绝了所有的采访。

他对一位记者说，他判断学校的态度还是在试图保护他，他的动机也只是为了在私人博客上一舒胸臆，并不想扩大事态。11月25日晚，接到一位朋友电话提醒后，他甚至主动隐藏了这篇博客。

他同样没想到互联网的巨大威力，会让一篇博客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公众热议的话题。会在短短几天内让他的同行，王晓渔、张鸣等同样栖身高校的学者先后参与进来，撰文抨击这种告密现象。

事实上，这篇现在只有通过搜索引擎快照才能找到的博文，缘起于当天的一次谈话。

两次接踵而来的谈话

那天是11月21日，恰好是周五，杨师群没课。他接到电话，叫他去人文学院办公楼，一进门，学院几位院领导都在等着他。

一位院领导开门见山，说有学生直接向市公安局和市教委举报你在课堂上的言论，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就这个事情立案。我们现在主要跟你核实两个事情，一是你是否在课堂上讲了有关某非法组织的事情，二是你是否提到了某海外网站的事情。

杨回忆，他当即回答说不可能，关于前者他既不相信也不了解，根本不会去涉及，后者他也知道分寸所在，更不可能去碰。

谈话很快就结束了，但这次和院领导十几分钟的接触，让杨师群心里很不平静，教了近20年书，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当天下午回到办公室，他便发表了这篇博文，回过头来看这篇《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杨承认自己当时比较激动，语句带有情绪也在所难免。

第二天是周六，但杨师群的这个周末过得并不平静。

这一天他被叫去谈话，地点换到了华政长宁校区4号楼的校长室，分管教学的一位副校长在那里等他。和这位校领导一起在等他的，还有前一天跟他谈话的人文学院领导、校教务处、保卫处等四五位领导。

这次谈话由这位副校长主导，内容还是集中在对前一天那两个问题的核实上，问是否在课堂上谈过某非法组织的问题，杨再次否认。

这次谈话不到半个小时，让杨觉得不安的是，他发现一位领导手里似乎拿着一份笔录材料，他估计是举报他的学生写的。

杨心里觉得难过极了，他反复对这位校领导说:“发生这种事情真是一种悲哀啊。”

这位校领导也是他在法制史研究中心的同事，最后也安慰他，说我们也只是核实一下相关问题，没其他意思，以后上课应该多讲主流的东西，更要尽量少讲和课本无关的内容，对大一的新生们尤其要注意，千万要记住:“学术有自由，课堂也有纪律。”

三个月的松江课堂

杨师群以前过的是很有规律的平静生活，周一、三、四去学校上课，其他时间在办公室看书搞科研，很少跟人往来，他自称是与世无争的人，但这两次谈话，让他心里再也难以平静。

这位老教授陷入了从没有过的迷惘之中，每天都要情不自禁地仔细回忆自己上过的每一堂课，在课堂上的每一句话。

除了带研究生，58岁的法制史教授杨师群每周还有多达17节的本科生授课任务。本科生们在几十公里外的松江校区，而他家在苏州河畔的华政长宁校区。杨的身体其实并不强健，头发也早已花白，每周有三天，这个做事认真勤勉的上海人，清早六点半就得起来赶来往两地校区的班车。

在他的学生眼里，这也是个不太好糊弄的老师。在华政校园网的BBS“韬奋钟声”上，有人文学院的学生发帖打听杨的世界通史课给分情况，有学生跟帖说他的课“给分一般”，而且“每学期必然会有几次点名”，建议“想混时间的就不要选了。”

杨师群曾经开设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包括世界通史、古代汉语、大学语文、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等十几门。

但这次出事概率最大的，居然是看似和当下距离最远的古代汉语课，这让他有点始料未及。

杨师群自己分析，事情很明显是从9月到11月这三个月给本科生们上的课堂教学引发的。

这门课，是给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们开设的。在杨师群精心制作的PPT课件里，第一堂课名为《大学语文第一课的漫谈》。

他总要在这堂课里强调大学和中学的区别、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强调这门看似和现实遥远的课程意义重大，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不会看懂中国的今天”，而“中国现代化道路之艰难，可从传统文化的历史中得到解释，也必须从中得到一定的突破”。

在第一堂课的课件最后，杨师群的习惯做法向学生公布自己的电子邮箱和博客地址，欢迎学生随时和他讨论任何问题。在他的博客链接里，除了身边的好友外，基本都是刘军宁、贺卫方、秦晖等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第一课之后，第一篇课文是节选自《左传》里的《郑伯克段于鄢》，他会给学生讲述这种骨肉残杀的残酷政治斗争泯灭了人性，对后来的政治传统有重大影响。

在随后的课文《勾践灭吴》、《苏秦始将连横》里，他会引导学生思考战争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大破坏力，思考知识分子总是喜欢依附权贵的劣根性。

他沮丧的是，这几年来学生的质量明显一届不如一届，他在课堂上兴致勃勃地讲这些时，相当多数学生是“呆若木鸡”。

他更沮丧的是，回忆这近三个月的课程，很难确认到底是哪一天哪一堂课促成了学生的举报。“我自信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任何举报所指控的话，但似乎每一堂课都可能引发事端，特别是第一堂课。”

对博客里引述的那两个课后来找他争辩的女生，他摇头苦笑，表示也已经完全无法记起具体是哪一堂课，讲的是什么内容。

四方袭来的风雨

很少见的是，杨师群不用手机，他说做学问时“很烦那种随时被人打扰”的感觉。但这个古典意味甚浓的习惯，现在被他华政人文学院办公室的同事抱怨不已。

事情传开后，办公室里每天都接到无数从四面八方打来的电话，密集的电话都在寻找杨师群的联系方法，到后来，学院官网主页中包含机构设置电话名录的网页目录甚至也被删去。

无法联系到他本人的媒体记者最后只好一个个上门来打探寻访。12月2日上午，在终于成功地把杨堵在办公室门口后，一位上海本地媒体的女记者甚至表示准备第二天去松江校区亲自听听杨师群的课，看看到底讲得怎么样。

与此同时，在华政BBS“韬奋钟声”人气最旺的时事论坛里，一篇名为“告密，也是公民的基本言论权”的主帖正在受到不少人追捧。

一个叫“许四多”的ID表示，“有些问题只能在小范围内讨论；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糊涂；最后的裁决还是应该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另一个学生则对此事可能对学校本科教学评估的结果构成不良影响而忧心忡忡。

在另一篇名为《杨师群老师:自由与启蒙》的主帖里，几个学生借此对华政的人文教育进行了认真的讨论:ID名为“往事并不如烟”的发帖人自称大一时也曾上过杨的古代汉语课，很尊敬他，但由于杨老师的受众是一群大一新生，社会知识是一张白纸，一旦新生接受了老师们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后，很自然就会用这套理论来思考社会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的结论是“杨师群的一些言论，包括对政府的评论，学术上讨论是另一个概念，但是在新生面前讲，那是错误的。”

另一位ID名为“bat_vampire”的学生则认为，“在那两个女生身上，有无数种比告发更合理更有效更有逻辑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法学院，如何能够既传授这些通识，又不造成强加于学生观点的影响呢？”

他的同事赵庆寺在他的博客链接里，把杨师群称为“孤独的思想者”。他的另外一位同事则在电话里责怪他完全没必要在课堂上跟学生去讲真话，“应付一下不就得了？现在搞得人人自危。”

他并不满意于这种劝说，如果是这样，“连师生之间都不能讲真话，大家都互相提防，这个社会还成什么社会，大学还叫什么大学？”

到现在，杨师群相信那两个来跟他提意见的女生未必就是举报者，他只是愤怒于这两个强加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近似于陷害么？”

他还是希望看到真相，他希望有关部门出面告诉他，到底学生举报了他什么，到底他在课堂上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如果有可能，他表示愿意好好和这两个举报的学生“坐下来谈谈。” 他甚至能理解孩子们做这个举动的幼稚，“他们也许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也就是教育的悲哀和社会的悲哀！”

让他稍显宽慰的是，也有他教过的学生在悄悄支持他。一个松江校区的学生专门给他发来邮件，也表示自己曾经和这些去举报的同学一样，“单纯到近乎傻,很少听到异样的声音,很少会去思考似乎确定但充满谎言的事。”

“当她们突然听到您异样的声音时,她们会难以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先前20年艰难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都充满谎言,她们会难以接受自己生活在谎言里,她们无法接受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政治成绩,历史成绩是她们愚昧的见证,她们难以接受曾经自己敬爱的老师告诉她们的会有谎言。”

“因为我也曾经这样,所以我深深的理解她们.但是她们不知道,人的成长就是不断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

还讳莫如深的细节

这个事件里面，杨师群到底被举报了什么，有关部门到底是否立案了，这些细节至今讳莫如深。在杨师群的记忆里，学院领导第一次约谈时曾明确指出此事有关部门已经立案侦查。但12月2日，上海警方接受新民网采访时，表示并未发现类似报案，而华政校方则表示事情真相正在调查中。

人文学院一位院领导参与了前述两次和杨的谈话，但他对本刊记者表示不愿对此事作出回应，因为学校规定“这个问题由校宣传部统一回答”。12月3日上午，记者致电华政党委宣传部，电话无人接听，校党办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都出去检查工作去了。

校保卫处一位吴姓女士则首先表示保卫处没有介入此事，接下来说领导指示一律不接待电话采访。

唯一对本刊记者明确回应了此事的，是主持上述第二次和杨师群谈话的华政副校长。12月3日，这位校领导致电本刊记者，一方面没有否认曾找杨师群谈话，另一方面他认为杨的博客对此事的记载显然有出入。

“你这个事情，先去问杨师群，问他三件事，你拿笔记下来，第一件事情，哪个学生说过他是‘反革命’？第二件，哪个公安机关立案了？第三件事情，是不是那两个女同学讲了？叫杨师群把证据拿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你们报纸在全国有那么大影响，我给你指一条路，先去问他，不要问我，问清楚了，新闻的真实性就有了。如果他拿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杨师群这篇博客，是记录在这位校领导和他约谈之前，院领导约谈之后。

杨的太太忧心忡忡，她感叹丈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复旦、浙大等名校教授，虽然出自书香门第，但丈夫却大半辈子不顺利。因为受父亲“反动学术权威”的连累，身为老三届的丈夫曾在贵州黔东南地区插队8年，回到上海攻读完硕士已是年近四十，又个性耿直不拐弯，担心他“老了老了还惹出事情来了”。

杨师群并不太愿意去过多考虑将来的事情，他现在发愁的则是，按照学校领导的要求，以后不能再这么对大一学生讲课，那他还要想办法重新备课，修改课件。

法制史研究中心是华政在法学界最负盛名的机构之一，在中心所在地的40号楼，学校给中心每位正高职称的老师安排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这个绿树丛中的静谧之地，拥有古色古香的木质构造，离他家只有区区5分钟，是他最喜欢呆着静静看书的地方。

能在红尘闹市里有这么一个安静的书桌，自觉与世无争的杨师群很感激学校，又忍不住有点黯然神伤，他希望这个意外袭来的事情早点平息。

现在的华政40号楼礼堂，是原圣约翰大学的大会堂。每次从这里走出来，杨师群总是忍不住要回头看看这栋楼，正门的墙上左边挂着他安身立命的法制史研究中心的铭牌，右边则是一块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纪念碑，上署:

“1913年2月1日，刚刚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发表演讲，师生历久欢呼，中山先生在演讲中论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告诫青年:既有知识，必当授人，民主国家，教育为本。人民爱学，无不乐承。先觉觉后，责无旁贷。以若所得，教若国人，幸勿自秘其光。”

【他更沮丧的是，回忆这近三个月的课程，很难确认到底是哪一天哪一堂课促成了学生的举报。“我自信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任何举报所指控的话，但似乎每一堂课都可能引发事端，特别是第一堂课。”

对博客里引述的那两个课后来找他争辩的女生，他摇头苦笑，表示也已经完全无法记起具体是哪一堂课，讲的是什么内容。】

【在这篇博客文章里，杨如是描述他的一次遭遇：“……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上面已立案侦查。”

杨在这则博文里承认自己在上课时，“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

他回忆某天下课时有两位女生前来找他，“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在博客里，杨估计可能就是这两位女生去举报的，他表示钦佩两个女生热爱传统文化的勇气，但无法理解她们的这种做法。】

真是好记忆力

、【12月2日，新民网记者就华东政法大学两名女学生状告教授“反革命”一事向上海市公共安全专家局了解情况。警方表示，大学校园内的日常保卫事务都是由学校属地所在的市公共安全专家局文保分局负责，但是经过了解，有关公共安全专家部门尚未接到过类似的报案】

人家文一登，赶快不说“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上面已立案侦查。”之类话，说是自己推测了

【12月3日，杨师群在结束了一堂课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谈了自己崇尚独立思考、不肯照本宣科的教学风格，并坦诚这确实会让部分刚离开中学迈入大学的学生不适应。但他认为，作为老师，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无不妥。他说他不排除自己搞错了，并非那两个女生告了自己的可能性。】

奇了怪了，一个言之凿凿地说学生“为了告发老师为反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居然会“记不得”那节关键的课时中自己说了什么，自己都不知所云，那么，如果真的被“立案”了，真的被询问了，杨老师恐怕也是一问三不知了吧？如果杨老师真的属于上课的内容“说过就忘”的类型，可以想见其教学风格的随意性了吧，但杨老师有“记得”自己“喜欢结合课本内容，随性发挥”，那么，那节课的“课本内容”该记得吧，按图索骥，如何“借题发挥”的也有线索了吧？

最妙的是，来了句“他说他不排除自己搞错了，并非那两个女生告了自己的可能性。”，是不是说，杨教授也“不排除”自己因为“错误”、或者为了某种目的、或者因为某种心理，在博客上借题发挥，胡乱开炮呢？杨教授和《南方都市报》这一种模模糊糊的说法，不过是想留一条宽松一些的后路，以便日后“检讨错误”。

杨教授终于出新博承认是杜撰了最吸引人眼球的“反革命”三个字：“我为什么称“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其中“反革命”罪名是如何来的？这并非是领导告诉我的，而是我的推论。 ”。

　　 到底谁是文革余孽呢？两个女学生只是当着杨教授的面跟他争论，无论争论的内容是什么，竟然就联想到对方用“反革命”这样恐怖的词汇来告发自已？到底是不是她们告发的他还没弄清楚就公之于众让她们备受舆论的指责，政法大学的教授就是这样追求自由和公正的吗？到底谁在强'奸言论自由？

　　 知道这些天最吸引人漫骂两个女学生是什么吗？恰恰是杨教授说的三个字“反革命”。他说他忘记对方是谁了就可以对自已的话不负责吗？她们是活生生的两个人，这些天都快被口水淹死了，原因正是他杜撰出来的三个字“反革命”。

　　 “如这两条罪名成立，那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和“反革命”有区别吗？” 不知道杨教授是无知还是想推脱责任，“反革命”代表着社会对一个时代的恐怖记忆，“颠覆国家政权罪”只是一个普通的罪名，这些天引起争议让两个女学生备受辱骂的难道不是这三个字？

　　 “反革命”轻易的从一个政法大学的教授口里出来,并成了对不同看法女学生的攻击语言，仅仅是因为对方批评过自已。到底谁在用文革的做法来打击他人的观点？

南都报偷偷在撇清

等下我把南都的报道也贴一下

天涯那帮脑残 都在说啥啊

在那里乱叫“支持杨教授 杨宽生儿子没屁眼”也不想想杨师群不就是杨宽的儿子。

叫兽和婊子面首媒体的“真相”是：先“猜测”、“推论”、“不能肯定”，然后一脸义愤地断言“如此刻毒的心计”、“如此穷凶极恶”、“如此愚昧”。

言之凿凿造谣后翻脸不认帐，轻飘飘一句“道歉”后还借着“支持我的人”之名威胁“人肉引擎”——我是叫兽我怕谁？老子就造谣了，你敢出来对质？！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答记者问

是南都报采访华政的时候的答复

而且一贯喜欢歪曲别人发言 又是大量支持此叫兽的一方

在其后续报道的一大片抒情里塞了这段出来撇清自己

然后现在他们很高明的自己不提了，让全国上下的脑残去自行闹腾。

高级JY果然是比脑残厉害的多得多的存在

《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关于家庭问题部分内容

不久，我经过请托，把小儿子杨师群从贵州调回上海来。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期，小儿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被分派到贵州省农村去“插队落户”，我很不放心，曾多次打报告请求把他调回上海没有成功。他的母亲去世后，我以需要照顾生活为理由，再度请求把他调回，得到了批准。（杨教授的说法：而父亲由于母亲去世找了个后娘，在一些问题上又与两个哥哥闹翻，由此而不许我进门，甚至不让报户口。）

有的亲戚认为我自找麻烦，因为他从小受到溺爱，性格强横，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闹。果然，更大的麻烦来了。他回来以后，住在我的雁荡路寓所，我留有家具供他使用。（杨教授说法：我只得在邻居家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只有在小面馆里吃一角钱一碗的光面度日。）

这时要照顾我的生活和健康是件很麻烦的事。当时我既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也没有小菜卡。当小儿子从贵州调回上海时，我把户口薄交给小儿子让他申报户口，户口薄就被小儿子扣留。我的小菜卡早就在大媳妇手里，长期由她使用着；等到大媳妇分配到新的住处，自己另有小菜卡，但还扣留着我的使用。（杨教授说法：最后是由组织出面找我父亲，才同意把户口报上，市里再分了一间房子）

两次被钉门以后，我为了安全，带着妻子避居到另一位朋友家中。这时小儿子又来第三次钉门，把我的八十多岁的老岳父单独**在三楼上，我只好又去房管处请求派人来处理。没想到小儿子很快又来第四次钉门。

　　那时一位邻居看到，出来劝导，向他指出：“你父亲已不住在这里，再这样钉门，会闹出人命来的。”小儿子不理睬，他想用**我老岳父的手段来向我要挟。他预先把几十支长铁钉截去了钉头，成为两头尖的长铁钉，使得铁钉钉入楼门口和门框而无法再拔出来。同时他指使几个伙伴轮流在周围巡逻，声称不许拔钉。一位邻居的老太太怕我的岳父饥饿，买了十个馒头在楼下叫喊，向楼上张望的老岳父示意，叫他用长绳放一只篮子下来，但是被小儿子的伙伴在巡逻中看到，大声恐吓不准把东西吊上去。这下子邻居都不敢来救助了。我到处奔走求援，没有一个单位受理，甚至公安局派出所也不管。（371页）经过我十二天的奔走，最后得到市政府里一位领导干部的帮助，才使得公安局派人来拆除这个被钉死的楼梯门，因为除了整个拆除之外，没有办法拔出铁钉开门了。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了十二天，十分恐惧和焦虑，当时居民家中都不装电话，我们无法通话安慰他。他只靠留存的一些米煮薄粥来充饥，度过被禁闭的十二天，从此他健康大受损害

当钉门事件发生时，“文革”刚结束，我曾经到处奔走寻求调解，不少领导干部指出：这种犯法的事件无法调解，只有向法院起诉判罪才能解决。陈医师反对这样做，曾经不断恳求我好好地帮助小儿子成家立业，以慈爱之心来感化这个年轻人，力图保住这个濒临崩溃的家庭。直到第四次这样凶狠的钉门事件，使我沉痛地感到再也无法挽救这个家庭的崩溃了。婚后我住在陈家，还是过着惊涛骇浪的生活。特别是寒假和暑假中，大儿子，大媳妇和小儿子常来闹事，我不得不带着妻子离开上海，到苏州、无锡等地去“避难”。当时大儿子夫妇和小儿子都分配得一所合适的小公房居住，仍然不断前来吵闹。大儿子竟然前来逼迫我交出雁荡路寓所的钥匙，让他使用，我没有答应。我说：“我和你已脱离父子关系，不必再来见我。”后来承蒙小儿子的新领导出来调解，我按当日的承诺，付给小儿子一笔买一组结婚时用的新家具的钱，小儿子把扣留的户（372页）口薄归还给我。

（杨教授原话：最后，父亲与后娘只出了几百元钱帮我买了几件家具，其他家里的所有财产都由后娘一人独吞，我此后再也没有拿过父亲的一分钱。 ）

(本人按：80年的几百块钱啊！！！那会上海工人一个月平均工资也不过25块。别的地方更低。要是我，别说给那么多钱，肯定要把这个逆子送监狱反省)

江西新余那个团是真的游山玩水去了

已经被处分的处分免职的免职了

而浙江温州那个去拉斯维加斯的团最后只有正副团长等几人受了党内警告，原因是丢失机密文件而未能积极寻回。

您不太了解情况，要是按您的说法，大家只能住在大街上——因为Las Vegas每个旅馆大厅都是赌场，机场取行李的地方也是赌场。而且有的旅馆是提供给你免费的筹码的，比如我住过的El Cortez Hotle & Casino提供$5的老虎机筹码（撒哈拉我没住过，不知道给不，Las Vegas Blvd两边的不给，Downtown的很多给，撒哈拉酒店我坐车路过过，印象里是在两者之间）, 所以去不去赌场我认为根本就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培训了几天，是否和报批的一致；另外那个住宿费的价格很离谱，应该是300~400人民币($70)左右，就是Las Vegas Blvd两边的豪华酒店也没有$700那么贵（网上一查便知），这个是我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的疑惑，如果是报道的价格没错的话，那就是有人捞钱了。

Vegas虽然是赌城，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会展城市，很多国际会议都在这里开，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还是很不错的，其实考察这里倒是没什么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