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五） 七月二十三日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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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会

想要查究七月二十三日的转折，我们不得不把眼光往回拉一些。一个迷宫的复杂程度取决于她的入口和出口的数目，对于庐山会议而言，更是如此。人们，后来，或者当时的人们用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圈定这次会议的主流，----但恰如我们知道的，一个迷宫的通道不可能是笔直的，庐山会议，同样也没有一条清晰，一目了然的主线，因为这是一个多方角色参与的大戏。

在诸位的跟贴里，俺看到了诸多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过于一目了然而无法完美解释庐山的烟云变幻。-----作为一个缺乏自信的爱好者，俺在追逐庐山会议的这头米诺斯神牛时，总希望自己能在做好记号，留有根据的通道前进。-----为此，当站在七月二十三日这个矛盾交汇的十字路口前，俺环顾四周，审视通往此处的几条小路。-----其中最显眼的一条，就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

一般的说法，彭总的庐山之路是一个三段论，从上山前去湖南调查，接到老红军战士的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鼓咙胡。”，到上山途中在火车上看到灾民吃不下饭，到上山后写信，----这似乎是一个顺乎自然的过程。-----但可惜，其中有一个“断桥”。-----彭总是在1959年年初在周小舟的陪同下回到湖南考察，并在平江接到这个纸条的。之后，他发现了大跃进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值得提出的是，他去的湖南在大跃进中还是掌握政策比较好的，手头有余粮的“幸福”省份，但依然，在那个大环境下，一时问题多多。----而此后，彭总回京后，于四月到6月间去东欧访问了近50天，回到北京后，他碰到黄克诚大将，黄总长告诉他国内现在灾情严重，尤其是彭总刚刚访问过的甘肃，自称人均粮食年平均过1500斤的，却发生严重饥荒，军队已经动用运输力量帮助地方救灾。而且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严重的“大跃进”后遗症。-------中央正准备在庐山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无论是后来彭总的自述还是黄大将的回忆录，都很清楚地告诉后人，彭总当时的反应是不想去。-------他准备留在北京编一本建军经验的书。----好了，此时，我们已经知道之前，彭总接到了“为人民鼓咙胡”的嘱托，我们也知道彭总已经了解了大跃进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而且，彭总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宁愿留下来在北京编一本建军经验的书而不愿上庐山参加会议，-----那么，后来评论者口中渲染的“为民请命”的彭总形象，又如何解释呢？

当然，我们知道，彭总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之前的上海会议被东哥批评了一大通，（这是黄大将的回忆录记载），但这个理由似乎更容易让人理解为，在国事艰难之时，彭总更多地顾虑个人荣辱，而不愿为民进言。----所以说，后来涂抹在彭总身上的光环在仔细的推敲下是容易发生反效果的。----换句话说，真正爱护彭总声誉的做法应该是承认彭总上庐山只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参加者，而不是怀着忧国忧民心情的上谏者。----这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了我们简单地解释历史会发生怎样的误差。

然而，众所周知的，彭总在黄总长的劝说下还是上了庐山。他也的确最终“为民请命”了。------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在忽略了一些过分的光环后，毕竟可以认定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彭总在庐山的表现，并不是有计划的，而是一个在各方面推动下的产物，基于这一点，使我们在一个更平实的基础下来观察这次会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而这个前提可以解释一个关联的史实，那就是庐山会议初期的“神仙会”。

按说，大跃进的种种弊端已经开始显露，上庐山开会的各位大员都是方面的负责人物。这次庐山会议原本也是一次纠正错误的会议，所以很自然的，这次会议的气氛本应该是沉重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庐山会议的前一段，即使是彭总秘书的回忆，也是“充满度假气氛”的。彭总在开会的前两天，不仅和景希珍参谋下棋，也去逛了庐山风景。（就是在他准备写信给东哥的那一天，他也去逛了庐山的植物园。）------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开神仙会前，整个的大背景。

自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所包括的三个主要内容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条分别涵盖了东哥亲自上马的经济活动的纲领，进行方式和组织方式。----而总的来说，没有一个是对的。------灾难的滥觞首发来自大跃进，各地在类似于去年中国股市牛市的氛围下纷纷上报甚于奇迹的农业产量，比如说去年亩产400斤的，今年达到了2000斤。（所谓万斤亩产，或者十万斤亩产的神话一般都是说某一试验田，而不是平均产量。），但就算如此，中枢即使是在下面报的数字上（比如平均亩产2000斤）打个三折，还有亩产600斤，而这，已然是一个令人眩目的成就了。---所以胡服同志会在赫鲁晓夫大爷来访之际，正儿八经地告诉他：“俺们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太多了。”-----作为一个笑柄，这不仅是反应了胡服同志本身的头脑发热，也同时告诉国外，中国当时行政机关内部的信息沟通达到了何等昏聩的地步！无论是党纪国法，都没有保证一个行政机关至少在内部的信息的正确沟通，----那么，我们还能想象一个正确的决策吗？

大炼钢铁就是在上面一个天方夜谭式的农业产量大跃进基础下的产物，因为东哥和他的战友们放心地以为，农业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如果是有，也是吃不下的问题，而不是没吃的），那么，自然的，目前的问题就是工业了。因此，东哥在众人迎合之下，做下了钢产量比去年翻一番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在当年的七月份做下的。----为了这个政治任务，而不是经济任务，TG用他们擅长的群众运动，鼓动各地劳力上山伐木，采矿，用土高炉炼铁，（同时也包括搜刮大量民用铁器）----这个结果导致了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农村的劳动力在丰收收割季节，上山伐木炼铁，或者兴修水利。（大跃进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粮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缺粮的情况下，劳动力们还被迫超负荷劳动。）-----而上面大规模的劳动力集中使用的组织形式，就在于人民公社这种想象中的“共产主义”模式下的军事化管理。----人民公社的另一个德政就是公共食堂，通过短暂地，“吃饭不要钱”的大量浪费地初创时期后，经过大炼钢铁中把广大农民的铁锅溶化成废铁，从而使农民们只能在食堂就食，人民公社在社会组织这个层面使当时整个社会紧密的禁锢在中央头脑发热的政策下，一荣俱荣，----------唉，一败则大败。。

但是，就算如此，在庐山会议之前的八个月，东哥已然发现了在轰轰烈烈的喧闹声中逐渐浮现的巨大的黑影，他马上敏锐地发现，并开始纠正（尽管不是从根本上）这些错误。其中最主要地包括，在农村纠正了实际上无代价掠夺农民私有财物的全民所有制，而确定以按劳分配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已经砍去了人民公社的一大弊端。而且，他制止了王鹤寿等的头脑发热的提议，把1959年的钢产量从武昌会议的2000万吨，调到上海会议的1650万吨，最后听取陈云的意见，调到1300万吨，这个数字较之1958年比1957年的翻一番，增长幅度已经冷静的多了，（1958年钢产量1108万吨，但有一大部分的质量不行。）再举一个例子，彭总在庐山会议之前，曾经和薄一波说，当年的国家粮食产量没有那么多，建议国家减少对农民的粮食征购数，他提出的数字是900亿斤，但在1959年7月5日，东哥给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报告里，不仅肯定了他提出的征购数额850亿斤，还进一步地提议这个数字，“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抛去大跃进的中心思想不论，在具体的纠左措施上，东哥不仅已经开始行动，而且他的决措都是很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

此外，庐山会议开会期间，已经是七月，此时夏粮丰收在望，秋粮收割不远，全国上下的粮食恐慌，至少离解决的时刻不远了。----东哥上山前赋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炊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情绪上看，东哥上山时的心态是较为轻松的。-----当然，他手下的方面大员们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土鳖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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