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众人恐惧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希望 -- 燕青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这项看似局限于三农发展的决议，却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把土地问题与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有些牵强，但当我们站在宏观经济大局和金融安全的高度来看待时，就会发现其中的关系绝非牵强。

关于金融安全和金融危机，美国学者富兰克林·艾伦和道格拉斯·盖尔在本世纪初的研究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个是金融安全与金融体系的类型无关，无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市场主导型还是银行主导型，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另一个结论则有些悲观，他们认为金融危机是绝对的，是金融发展的常态，人们可以做的是如何处理危机，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危害。

　　既然危机是常态的，那么应对能力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考虑的问题。目前多数观点关于应对危机的认知大多是亡羊补牢式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时甚至还是剜肉补疮式的。前段时间全球性的流动性救市，就是典型写照。其实，这些观点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抵御危机的能力源自经济体自身的抵抗力”，而这个抵抗力至少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是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二是国民财富的绝对数量。

关于后者，比较好理解，就拿美国来说，虽然危机源自美国，受冲击的力度也最大，但美国经济因此而受到的打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惨”。反过来，亚太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就不行了，谁都没注意的冰岛甚至到了“国家破产”的境地，能说和实力没关系吗。

　　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究竟会受到什么程度的影响，各方说法不一，但不管结论如何，抵御的效果取决于经济的实力。众所周知，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弱，宏观层面不会有大问题，但人均实力就差多了，国民抵御冲击的能力不容乐观。而短期内人均实力的提升，如果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的话，几乎不可能。尤其是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农民，这方面的能力恐怕就更差了，土地制度改革恰恰为农民兄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契机。

这次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土地承包权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转化。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流转不流转的问题（过去的土地承包权原则上不允许转让），但从价值角度看，是否可“流转”的差别可是很大的。一旦土地经营权允许流转了，实质上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了一定的处置权，也就是说，土地虽然还是那块土地，但由于农民对它的权利增加了，于是也就增加了农民手中的土地这项资产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增加绝不是无形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价值的增加决不仅限于微观层面上，从宏观角度看，土地经营权的增值的直接结果是经济体价值的增加。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累加的过程，其内涵可以描述为“一加一大于二”，就好比一桶从未被利用的黄金(187,-0.87,-0.47%,吧)（价值等于零）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被挖掘出来一样，其价值远大于一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