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8）邓公往事第八回-上 -- 史文恭
家园 【原创】（9）邓公往事第八回-中 前一帖的《世说新语》，有些同学提出了批评，有一些批评俺诚恳接受，比如，不应该油腔滑调地讨论如此沉重的话题。另一些批评，俺表示保留，比如东哥对大炼钢铁的拍板是否轻率，或者受了王鹤寿的忽悠？
就这个问题，俺先引一些资料：
1957年11月，东哥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15年赶上美国后，于11月18日，就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15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史按：实际上，到1972年，中国的钢产量即使在经过前些年的折腾后，的确超过了英国。）
1958年3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8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5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史按：这个时候，王鹤寿的目标是苦干三年后，全国钢产量达到[COLOR=red]一千零五十万到一千两百万吨[/COLOR]），
1958年2月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624.8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16.7%。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1958年4月14日，又把指标提高到771万吨，比上年增长44.1%。但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800万－850万吨。比上年增长49.5%－58.9%。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 800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史按：地理好的同学可以回忆一下华东地区是否有大的铁矿和煤矿来满足柯庆施的牛皮。而柯的表态对东哥促进很大，东哥一直到庐山会议，还记着这句豪言。）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万吨，华北600万吨，西南310万吨，东北1100万吨，西北15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6月7日，王鹤寿的冶金工业部给中央的报告，预计1958年钢产量820万吨，
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预计1958年钢产量850万-900吨，
6月22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
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1958年钢产指标为 1100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
（以上引自杨继绳的墓碑》 以及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回顾》）
上面的记录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个光芒四射的数字是如何最终被东哥生拉硬拽地搞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东哥对于1958年中国钢产量的数字几乎像一个看到糖果的小孩一样，贪得无厌，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倾向，尽管，他清楚地知道，他和王鹤寿敲定的数字比年初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的整整提高了八成，----而更让人无法想象的是，这个1958年的国家钢产量目标是在是年的六月份才确立，而这一年，从一月到七月，全国已完成的钢产量筒共才380万吨。----简单的计算就知道，在剩下的五个月里，需要完成的钢产量是前七个月的两倍，----这个可能性的概率会有多大呢？---所以，俺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决策，（如果还能被称之为决策的话，），是何等的荒谬。
而问题的实质还不仅仅在东哥对现代工业经济的无知之上，无知并不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但无知却还要夺了周公和陈云的经济大权，然后自己执鞭上阵，这个错误就不是客观上本身知识的欠缺，而是主观上为揽权而不顾国计民生了。也因此，这个错误的性质，就变了。实际上，就在大跃进的锣鼓敲响之时，东哥已然为他的反反冒进的错误，开始还债了。----假如他仅仅是制定一个目标，而仍然让周公和陈云来执行这个决策的话，那么，当时的大炼钢铁的浪费，绝不会那么大，----举一个例子，大炼钢铁所造成的一个对国民经济的巨大伤害就是，因为要在8月到12月赶出比前七个月多两倍的钢，全国都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于是，大量本应该在秋收季节收割稻谷的农民被叫到山上，砍柴，盖土高炉，炼钢。结果导致1958年本是丰收的年份，大量成熟的粮食没人收割，白白烂掉。----这个时候，时任湖南省省委书记的周小舟实在看不下去，向周公汇报，请求将上山炼钢的农民撤下来，先去收割稻谷，周公同意了。------湖南省在当时的“插红旗白旗”中，被插了白旗，因为他们的浮夸胆量没有北面的王任重治下的湖北和南面陶铸治下的广东大，---但恰恰是因为周小舟的这个请示，在来年春天到来时，王任重的湖北和陶铸的广东都发生了饥荒，原来插着红旗的这两位本来是“夹攻”“落后的插白旗的”周小舟，但现在他们反倒厚着脸皮向湖南借粮。-----多亏了周公的批示啊，不知救了多少人命。
因此，即使用东哥后来及时发现问题，进行“纠左”作为辩解，来洗刷东哥发动大跃进的错误，俺也难以认同的。-----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东哥的错误是从反反冒进一路下来，一步一步把全国的经济推动到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的。口说无凭，举几个数字给大家吧：
“1，基本建设投资：1957年138亿元，1958年267亿元，1959年345亿元，1960年384亿元。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99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81%。平均每年投资332亿元，比1957年高出1.4倍。….
但是，因为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所以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150亿元。（史按：大家可以将仅仅因停建项目的损失和总投资额对照，看看这个比例，就知道浪费有多可怕了。）
2，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1961年达到105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亿元。
3，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万人，三年增加2868万人，增长92.2%。（史按：后来，国家又不得不辞退大量工人，把近两千万城市户口打发回农村。）“
如果有同学还觉得上面的数字不够触目惊心的话，可以参考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回顾》和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
总而言之，恰如东哥后来自己总结的，大跃进他要搞经济，结果象他搞秋收起义一样，打了一个打败仗。---这个错误，如果仅仅是因为他老人家缺乏经济常识，是可以原谅的，毕竟也是好心办坏事，但问题是这个错误的远因是他通过政治手段，极为粗鲁地剥夺了周公和陈云在经济方面的大权，---也就是说，东哥不是用讲道理的方式来夺取经济方面的大权，而是用压服的方式强行拿过来的，----而不幸的是，他夺过来之后，却闯了大祸，把全国的经济搞了一团糟。----那么，这个时候，当人们清醒过来，开始清算这整个闹剧的巨大损失时，他们必然会追溯到这个闹剧的开始，他们也必然会回忆起东哥当初是怎样开始指挥全国的经济活动的，而届时，东哥本来坚如磐石的权威，就悄悄地，而又无可避免地发生松动了。----这个松动和腐蚀由于是一个客观事实的结果，因此对于东哥而言，是无法挽救的。---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靠着“个人崇拜”的法宝，把这个权威的外壳尽量地搞得坚硬一些吧。----很快地，第一次庐山会议，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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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两件事，
第一， 关于王鹤寿，他的表现是值得品味的。因为王鹤寿的出身很显赫。他在延安时期是陈云的政治秘书。---而陈云的脑袋清醒和经济水平在TG里面是有名的。王鹤寿跟了陈公多年，耳濡目染之间，本不应该在大跃进之间如此轻率。----但我们其实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作为冶金工业部的部长，当国家决定大炼钢铁时，对于冶金部的资源投入将是巨大的。------很显然，在大炼钢铁之后，这些国家投入都将成为冶金部的身家，因此，王鹤寿既然有东哥的支持，他自然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乐于逢迎。（不过历史毕竟无情，大炼钢铁失败之后，王鹤寿被贬到鞍钢和鞍山市作书记，后来在文革中被斗得很惨。）--------当时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一次，一机部部长黄敬，二机部部长上将赵尔陆等围攻“财神爷”薄一波（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要钱，薄一波被逼不过，只好调侃黄敬：“黄敬啊黄敬，你跟范瑾怎么搞得，养了那么多娃娃，太多了，你那娃娃有没有避孕套里漏出来的啊？”----黄敬听了这话，满脸通红地才罢休了。------（当然，喜欢八卦的同学可以查查，“这避孕套里漏出来的”可有好几个大人物啊。。）
第二，很多人很关心邓公在大跃进的表现，俺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俺不知道。----因为虽然邓公已去世十年，但直到现在，他老人家的年谱还没出，官方的年谱（思想年谱）是从1975年开始编的。俺所能找到的，只是几条小小的记载：如58年7月19日，邓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中央各部思想解放”，（史按，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批斗和邓公合作12年的夏侯敦元帅。）还有一条，1959年四月，中央书记处的党内通信（邓公时任总书记。）“进入4月份以来的钢铁生产情况，依然十分不好，…4月份…时间已过去一半，而计划只完成1/3，一个多月以来的钢铁生产报表，和刻了板一样，3万吨的水平稳入泰山，喊了好久，总是上不去，日报表令人越看越不舒服。。。”，---这段材料可见当时邓公的执鞭者角色和他本人的“发热”程度。。。。但以上就是俺所能找到的了。---欢迎大家补充。
家园 史教头何不写写陈云? 陈云对中国把握开放后的方向, 功不可没!如果没有谨慎稳重以我为主的"陈云思想", 中国难免在经济上走前苏的道路---砸烂自己的鸟笼子然后跑到资本家的鸟笼子里面, 然后, 政治上不走前苏的道路亦不可得了~
陈云对中国之功, 紧随邓公之后!
家园 东哥搞经济和蒋公搞军事有点类似 直接插手，事情就容易黄。
家园 党内通信看过吗？
家园 好文献花! 佩服你的严谨
家园 用杨继绳的墓碑做参考书,有点丢份了 如果书里面是原始文献,不如引原始文献
家园 华丽的分割线旁 俺看到了一只火热突突滚的烫山芋，马上既要出炉了
神勇啊史家GG！家园 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家园 【文摘】参考资料 在中共党内，个人崇拜问题受到关注，主要是由1956年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联就开始批判个人崇拜。苏共二十大公开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批判个人崇拜的活动猛然达到高潮。鉴于苏共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 [1]
对于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是支持的。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于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中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2](P230)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2](P233) “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2](P233)
但实际上，毛泽东对待反个人崇拜的心态则是复杂而微妙的，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方面，毛泽东乐于看到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为由此解除了套在中共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将不再受到斯大林的压制和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独立行事。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希望将反对个人崇拜的活动延伸到自身，相反，他要在斯大林的禁锢解除之后进一步强化巩固他的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并且要扩大自己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
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担心和反感。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设想要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但周恩来、陈云等人不赞同毛泽东的冒进倾向，主张慢一点、稳一点，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当年的基本建设增加20个亿的意见，遭到否决。据邓力群回忆说：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周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这是一个方面的意见。但是毛主席持相反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在1956年4月下旬的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
据我后来所知，少奇是支持总理意见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大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这对个性特别强的毛泽东来说，不仅因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要引起不快，而且对这种场面的出现要受不了。这样毛主席生气了，宣布散会。散会以后，一转头就到南方去了。[3]
胡乔木也有类似回忆，并且说：
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4]
6月，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冒进的方针。刘少奇还让中宣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他和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后于6月20日发表，结果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认为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在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评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5](P661)
反冒进事件使毛泽东深深感到他的意见、主张在党内不能得到顺利贯彻，存在很大的阻力。在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经济建设即将成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事件是意味深长的。毛泽东把反冒进事件看作是一个信号，一个熟悉经济事务的官僚集团企图架空他的信号。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似乎成了一个只会画圈圈的傀儡。1958年1月，毛泽东为此在南宁会议上以批分散主义为由发泄了满腔的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闹了一顿” [6](P462)。毛泽东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7](P768) “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毛泽东特别点明：“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7](P770) 1959年4月初，毛泽东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专门讲了解除封锁问题。他：封锁得厉害，片纸只字都不让你知道。杜勒斯的封锁政策，我们共产党里边也有。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让你知道。开会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听训。名曰主席、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是跑龙套而已。[6](P462-463)
除了反冒进事件之外，毛泽东对于贯彻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精神在党内遭遇阻力也耿耿于怀。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发牢骚说：《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讲起。二月开始谈判，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有的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中有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人拥护我就好了。[8](P213-214)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只有强化个人崇拜，才能巩固他在党内外的地位和权威，遏制党内外的大批反对派，防止国内出现“赫鲁晓夫”。
在毛泽东的操控之下，中共八大对于反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是相当低调的。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成为八大的主要话题，众多大会发言对此都没有涉及。邓小平的报告虽然以研究执政党建设为重点，但只是附带提及个人崇拜问题，而且并不承认中国党内也存在突出的个人崇拜。“邓小平报告的基本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这样，既接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并间接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质疑。”[1]正因为如此，麦克法夸尔教授在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时，却捍卫了毛泽东的地位。”[9]
到了1956年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时，就干脆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了。1957年3月1日，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8](P402)可以说，从1956年底开始，毛泽东就不再主张笼统地反个人崇拜了。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1958 年上半年，毛泽东开始对参与反冒进的同志进行反击。他不仅严厉批评了对他不搞个人崇拜，反而针对他搞“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迫使其作出检讨，并且为强化对他的个人崇拜大造舆论。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管下的国务院经济部门搞分散主义，并为此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7](P768)显然，毛泽东的潜台词是：只能以他本人为核心，不能有别的核心。不经过他的许可就擅自行事就是搞分散主义。
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7](P793)毛泽东之所以要区分“正确的崇拜”和“不正确的崇拜”，真实意图是要鼓励对他本人的崇拜。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既然毛泽东已经成为真理的化身，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必然是：对毛泽东“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
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10](P212)陈伯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10](P215)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还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10](P188)反个人崇拜，是因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此言一出，实际上给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在前，又有对“正确的崇拜”的提倡在后，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已经是明明白白。所以，伴随着大跃进热潮的临近，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升温造势。
在成都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7](P802)有些人调子更高，竟然公开声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5](P133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7](P802)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称颂更加突出。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错误”时，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10](P370)还有些中央领导人说：“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 [7](P821)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在会议发言中，对毛泽东的赞颂还有很多，比如说，中国出现毛泽东，如同“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 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等。不难从中看出，林彪六十年代所唱的高调，已经初露端倪。
随后，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负责人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11](P32)诸如此类的颂词反复出现，调子一次比一次提高，这就表明，个人崇拜的氛围已经在党内高层形成并且日渐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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