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中国未来的一些思考（一） -- 公羊

农民、农业、农村被称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出路，中国的现代化将失去强大的基础，也将失去良心和道德上的完善。因此，自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最大问题之一。

最近有一些人在鼓吹土地私有化和农业集约化,他们这样说:“农村的事情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改变这个局面？其实路是明摆着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集约经营。没有集约经营，机械化根本施展不开。”

“怎么集约？两条路：第一，土地私有化，然后实行土地兼并，形成大地主庄园或大的私人农业公司；第二，农业集体化，立足乡土，走多种经营的道路。”

“第一条路是个圈，转回到'打土豪、分田地’之前。走这条路，‘三农’问题将'迎刃而解'。唯一的问题是几亿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好‘安排'，他们干什么，吃什么，大概不会有人能回答出来。其最终结果会不会是又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再转回到1949年，大概也不会有人知道。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十有八九是存在的。”

“第二条路也是一个圈，转回到1979年以前。这条路很不好走，最大的难点倒不是什么'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而是一些人的面子。渡痴禅师认为，农村重走集体化道路的’瓶颈‘是带头人的问题。我比他稍微乐观一点，我觉得，虽然世界上’精明'的人是多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傻子'总是有的。……。即使是有人愿意‘发傻'，你总得给他提供发傻的政策和环境不是？”

表面上他说的有一些道理,当代经济运作表明，任何一种产业兴起与发展都需要资本原始积累。由于我国当代工业将农业产出作为其原始积累的重要资源，因此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实际上成为无利产业。然而，社会转型与历史演进促使我国农业“与时俱进”，因此我国农业不得不在谋求生存的同时艰难地由传统向现代转轨迈进。城市化的迅速推进给乡村的经济与文化均带来巨大冲击,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我国的城市化都是以忽略乡村利益为前提的。乡村的现实及农民进城打工这一经济活动本身远远不像主流话语所言说的那样乐观——现实阐释与真实现实存在着反差。城市化是中国这一古老的农业大国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是农村进入现代和农民进入城市的洗礼，然而城市在引领乡村走向现代之际对乡村进行了洗劫；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应该是农民，但他们不仅没有受益，反而为现代化付出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代价；现代化一方面将部分乡村变为城市，另一方面又在扩大城乡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距.

农民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的确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民转入第二产业，数量肯定有限。改革开放20多年，工业企业消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只有几千万，未来可增加的幅度不会有突破性增长。而且，廉价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势之一，导致这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难以在生活质量上获得长远重大的改变。

其次，农民转入第三产业，现阶段还有较大的扩展空间，但是，可扩展的总量同样有限。并且，这种改变最主要的形态是农民离开农村，依附于城镇生活。长远来看，这个方向最终会使目前农村中最具现代化意识的一部分人脱离农民的身分，甚至从根本上脱离农村，因此，对建设新农村的作用同样有限。建设新农村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第一产业本身。因此，集约化生产，提高深加工能力，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然而，在这个思路上，也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瓶颈。

农产品的集约化生产所引发的农民失业问题，目前的解决方式一是靠经营者个人的道德水平，二是靠所有制决定的分配方式。以安徽种植5000亩土地和5000亩林地的农民为例，他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要求，将绝大多数的收入返还给失去土地的农民。这种方法在个别地区能够实行，不代表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这种方法的一个变化是，农民入股，成为分红的参与者，使农民的收入获得制度上的保障。虽然有人担心这种方法也许会造成农村普遍化的食利阶层，使得广大农民勤劳勇敢的特性丧失，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这些农民入股的农产品生产企业长久地获得盈利。

在当今中国小农经济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集约化生产确实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能力。如果这种方式获得普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必然加剧，亏损、破产势所难免，同时，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国外农产品的竞争，在政策保护缺乏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可能会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是需要提前防范的。

农产品集约化生产与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它的起源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最早的形式是种植园经济。当年，最早的农业资本家为了获得农业利润，在种植园大量使用奴隶，以降低农产品的成本。这种方式已被人类的道德摒弃。中国也不可能走这条道路。

西方经济在确立了工业为主导的模式后，农业便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由于很多工业产品都是靠农业来提供原料，因此，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便拼命压低农产品价格，以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这种现象延续至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也不是中国惟一的。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和农业这种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就已经产生了，这个问题往往被很多人忽略，似乎它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其产生有几个原因，其中更重要的是可以质疑的道德原因。

在西方直接参与的农产品生产经营中，降低成本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前面所说的使用奴隶，例如曾经给西方带来巨大利润的糖业。由种植园奴隶所生产的糖，曾经给种植园资本家带来巨大的利润。但是，随着甘蔗种植园的普遍，世界糖价因彼此竞争终于降低到利润微薄的地步，连使用奴隶都不能保障必要的利润，奴隶种植园经济终于走到了尽头。

另有大批农产品生产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为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例如东南亚的橡胶、茶叶。在这个环节中，当年的西方强权政治制定了偏袒工业、牺牲农业的价格体系。例如全世界的红茶70%由英国垄断，英国的红茶生产商长期以来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但是，提供茶叶原料的斯里兰卡农民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群之一。为英国工业革命带来关键影响的纺织业，其原料当初大部分是由印度提供的。英国的纺织业为其积累了大笔原始资本，而印度的棉农却贫苦不堪，再加上英国的机织布大量返销印度，连印度的织布业也雪上加霜。所以甘地才会将手摇织机作为自己的形象，号召印度人民使用本国织机制造的粗布。由于为西方工业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非工业化的落后国家，当年在世界政治领域毫无地位可言，因此，这种工业对农业的残酷压榨，自工业革命开始就成为了落后国家无法解脱的紧箍咒。

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农业政策同时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本国农业、本国农民的生存问题。海外廉价农产品和廉价农业原材料的大批输入，必然导致国内农业竞争力的丧失。西方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采用的方式是农业补贴，也就是说，用本国工业所赚的钱，补贴本国的农业。因此，农业补贴从来不会补贴到西方国家之外的农民头上。这种方法似乎也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规律。但是，实现的前提是必须有能够提供这种补贴的国内工业，否则的话，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对于很多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命脉的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方法几乎是遥不可及。

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还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具有十分强大的农产品集约化生产能力，其农产品生产量远远超过本国的消费量，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农产品生产早就不是小农经济，而是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因此，美国往往要求世界各国的农产品贸易采用自由贸易的政策，开放进口，取消补贴，这就成为美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摩擦的重要内容。美国的农产品不光与发达国家的农业产生摩擦，也同样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农业占有比发达国家更大的比重，因此，外国农产品的冲击威胁更大。美国廉价农产品目前已经对中国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果中国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加强，这种冲击和摩擦将会继续扩大。

中国有多大的能力补贴9亿农民，在建立保护本国农业的政策方面有多大的能力抗衡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压力？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其前景至少在目前来说，对于中国并不乐观。

集约化的农产品生产还会使现在已经存在的某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更加严重。例如土地的持续再生能力问题。目前，在我国很多地区，即使是小农经济生产，也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制约因素。集约化生产将使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更加普遍，化肥所导致的农产品质量变异和农药所造成的残留，将使未来农产品的成本加大，市场竞争能力降低。

农民要富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是小农经济的唯一出路。深加工提高的是工业附加值，绿色农业提高的是生态附加值，此外，我们还可以创造一个环境，提高农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和道德附加值。

长远来说，中国农业应构建成一个梯形结构。

最低一层的是分散的、条件艰苦的，难以开发的农村地区，小农经济模式可以保证他们养活自己，政府再给与这部分人群适当的补贴。

再上一个层次是集约化的农产品生产，主要用于工业原料生产，如烟草、酒类、药材等。在这种集约化的生产活动中也应该注意尽量采用分散农户种植或养殖，企业收购。减少大规模机械化种植场、养殖场，减少对农户的竞争压力。

再高一个层次的就是人们直接食用的农产品，如粮食、蔬菜、肉类、茶叶等。采用传统生产技术，保证生态安全，保留传统农业文化，保障高品质的农产品质量，以城市居民和海外为主要市场。中国未来的农业需要类似当年丝绸这样的拳头产品。在当今世界经济环境中，独一无二的农产品是一个选择，高生态标准、高文化附加也是打开富裕地区商品市场的有效手段。在有可能造成竞争的海外农产品种类上，非常自信地建立最严格的检测标准，将绝大多数海外农产品挡在海关之外。

中国农业的长期战略应该是，有效保护自身的农业，有效开拓海外的市场。在中国人口压力较长时期内都难以彻底缓解的状况下，提高小农经济的效率、效益应该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主导方向。

货币经济在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的背后，就是数量庞大的垃圾。人类有史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垃圾的困扰。

首先，大量的一次性产品，造成大量的垃圾。

其次，大量的方便食品，也造成无数的垃圾。

第三，为了占据世界性大市场，产品必须严格包装，大量的包装都属于浪费。

发达国家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目前最先进的办法是焚烧。垃圾焚烧可以大大减少占用土地。但是，垃圾焚烧同样有很严重的问题，最著名的就是二恶英污染，这是一种危险的致癌物质，产生于垃圾焚烧过程中。而且，并非所有的垃圾都能焚烧，因此，与焚烧相配，还需要大量的垃圾分类工作。最主要的是，垃圾焚烧的成本很高，穷国根本负担不起。

目前，垃圾焚烧在中国不少地方都有实施，但其前提是，垃圾分类处理较好，例如上海。另一方面，垃圾焚烧还可以发电，因此，虽然垃圾焚烧投入较高，但还是能抵消一部分投入。

中国现在的垃圾分类是比较落后的，虽然一些小区安放了分类的垃圾桶，但大多都是形式主义。有报道说，分类投放的垃圾桶，环卫局的运垃圾车来了之后，还是统统倒在一起。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都是事实，原因很简单，安放分类垃圾桶的是一些热心环保的组织，但是，环卫部分并没有相适应的处理分类垃圾的能力。

我们国家现在的垃圾分类、回收、循环利用，基本上都靠庞大的地下拾荒者大军，好处有两个。一是在政府处理垃圾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这些拾荒者对于资源的循环利用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二是，他们循环利用垃圾资源的成本较低，使得一些以分类垃圾为原材料的企业能够生产价格较低的产品。但是，这种自发松散组织的拾荒者大军危害也是存在的。

首先，由于政府管理的缺位，拾荒者的生活难以获得必要的保障，他们工作环境的恶劣状况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拾荒大军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偷盗，这也是缺乏管理造成的。城市里经常发生下水道井盖等公共物品被盗的现象，甚至还有电线电缆也被盗，大多都是这些拾荒者干的。

第三个后果就是假冒伪劣产品。例如对于拾荒大军废塑料的流向，有关部门缺乏必要的管理，就很容易造成商家为了追求低成本而使用废塑料的现象。

与中国不同，发达国家也有拾荒者，但数量没有中国这么庞大.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处理企业化程度较高，个人拾荒者只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中国人较好地处理了垃圾问题。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比其他地方发达，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农产品产量较高，土地的循环再生能力较强。其中关键就是中国人最早使用人畜粪便当作肥料，有效地保证了土地的肥力。这应该是中国人在历史上有效处理生活垃圾的一个典型事例。然而，西方文明的引入，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有机肥被人工化肥代替，土壤的再生能力严重下降，农药残留使我们的食物每天都在毒药的边缘打转。可见污染真正的源头是频频产生大量垃圾的货币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限制。真正解决垃圾问题，就要从源头开始，就要改变西方文明视为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

过去，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低成本或者与众不同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在未来，竞争优势似乎要更多地依靠对现有技术创造性破坏的能力和有竞争力的创造性破坏。

比如说,从传统化工行业来看，竞争的根本就是降低成本。但是，这些年化工行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成本上升、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下降、竞争激烈的多重困扰。还有来自上游原料商、下游销售商和顾客的双重挤压。不仅要应付上游原料价格突飞猛进的上涨，更要面对下游销售商和不断理性成熟的顾客的降价压力。湖南经仕集团是一家化工企业,致力于打造一个完整的“锌-铟-铅”循环产业链。目标就是形成三大产业基地：世界最大的硫酸锌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精铟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氧化锌加工生产基地.铟是一种稀贵金属，在自然界没有单独的存在，而是伴生在铅锌矿中。因此，董事长唐锡中最初只好从外面购买硫酸锌生产企业的工业废渣，从中提炼含量不到千分之五的金属铟。

炼铟后照样会产生大量废水和废渣，一般同行都会将废水直接外排，这不但浪费资源，而且严重污染了生态环境。但此废水、废渣中却含有大量的锌、铅、镉等重金属。为此，唐锡中经过3个多月的实验，终于创造性地将废水又用于生产硫酸锌产品。

传统工艺采用高温提炼，工艺复杂，能耗大，且回收率不高。唐锡中摸索出一套在常温常压条件下，采用普通的辅助材料就能提炼精铟的新工艺，不但效益较高，而且回收率也有较大提高，节约了能源，提高了效益，还实现了废水、废渣零排放，同时解决了该行业污染严重的大难题。

美圆霸权崩溃后,由于缺乏国际统一的价值标准、通货不稳定和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将导致世界上三种主要经济形态的同时衰退.

生活在金字塔底层的人们的生活窘迫，当这种窘迫带来的蒙羞感不断增加并与宗教极端主义、广泛的失业和生存绝望交织在一起，就会产生恐怖主义。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导致极端主义的条件。

世界上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绝大多数都分布在最富裕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越来越多的批评之声开始指责这种公司优势，认为这种公司优势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用户至上主义基础之上的，这种做法导致了地方性文化、产品和传统惯例的不断丧失。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在10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一种混合的后果。发达国家的财富在继续增长，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还没有从中获得明显的利益。

发达国家的经济变得越来越信息化，服务密集型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从全球看，对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在过去50年里爆炸式膨胀，这给全球环境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支撑人类经济发展的自然体系——森林、水体、土壤、生态系统和气候——都经受了巨大的破坏，其质量在不断下降。一些新疾病——如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和“非典”的出现也在警醒我们，这些使全人类遭受苦难的东西仅仅通过一架飞机就可以传遍全球。

随着货币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加强，人们开始努力寻找能获得货币收入的工作，这使曾经以地域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本土文化正不可逆转地发生着改变.90年代以后农村大量青壮年人口的外出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现象。青壮年的大量外出一方面降低了农村中青壮年的比例，另一方面也给留守在家的妇女和老人带来了焦虑和不安全感，必须要寻找新的依托，而基督教刚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农村基督教在1980年代以来的传播、演变及其群体特征与农村劳动力外出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当前农村社会控制弱化,客观上为农民组织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空间和社会环境。而基层正式组织的弱化则使得很多农民走向非正式组织来寻求社会互助和满足精神需求.

客观上看,目前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态势是,随着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弱化,农村的正式组织呈现弱化之势,而非正式组织在很多地方则渐趋恢复和兴起,甚至成为农民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组织形式.

见：袋熊:有消息说，这个钱是押金，禁烧秸秆保证金。

什么时候就“过去，秸秆还有一个用途是沤肥，现在，化肥效果比秸秆好得多，秸秆的这个用途有被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