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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百万漕工衣食所系”

早先读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其中第二章所述为京杭大运河地形概况，黄引用大量史料论述漕河运输之种种不易：地形困难、恶劣气候、不当管理、时常添乱的黄河，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巨大的财务损失和成千上万只船只的拥堵。史料中不乏《明史》、《明实录》、《漕河图志》这样的一手资料和后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于是，在章末黄提及明廷对漕运管理的无限烦恼，并引用利玛窦札记中的内容对明廷采取陆路运输方式无可能的情况下，为何不选择杭州湾至渤海湾海运的方式取而代之提出疑问。

疑问的结果黄在漕运一书中给出如下解答：一是引用利玛窦的说法概括“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强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根深蒂固，”；二是用类似他一贯大历史观的看法认为是传统中国的农本主义思想决定了稳定的地位，从而决定明廷即使是采取海禁也愿意花费大量代价来使用京杭大运河这条充满缺陷的水道。

遗憾的是，这两点说法并没让人觉得有十分的说服力。

海禁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远没有上升到决定性的地步。黄也曾在书中例举，1560年因辽东地区粮食短缺，明廷暂许渤海湾进行海运。他是将此事作为明廷海禁之严厉的证明，而从另一方面讲，既然对粮食短缺的辽东可以暂开海禁，那么明中后期自嘉靖始国力渐衰，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漕运所耗代价必然大大超出海运。且以海代漕尚不能等同于解除海禁，加之嘉靖年间倭寇基本消除，明廷压力开始来自于北方蒙古和后来崛起于东北的后金，海运取代漕运似乎越来越有充足的理由。

偶然发现的问题也许只有偶然的机遇解释：前阵子看一篇网上好评的穿越小说，其中谈及中国历史上海船运粮未能成功的原因,作者引用了一句“奈何百万漕工衣食所系”。读罢豁然开朗。

船夫自不必说，如黄书中提到，十六世纪初仅通州（今江苏南通）至仪真（今江苏仪征）漕河河道的法定劳役就达四万七千余人，其中很多由于工作性质要求使得他们可以将家人一起带到工地生活，加上特殊情况下的劳役，需要注意的是有明一朝种种所谓“特殊情况”日后愈加成为常态......所有这些，必然决定了明中后期依附于漕河生存的人口数目相当可观。既然渤海湾海运粮食时“漂没”都能成为普遍接受的潜规则，大运河绵延千里，养活的人口及其相关的利益链条又岂是一个简单的海运所能取代？联想到崇祯裁撤精简国家公务员，裁出来下岗邮差李自成。明廷哪位皇帝要是真狠了心以海代漕，没准闯王进京这出戏就提前演了。

黄书中只字未提此原因，应与学问无关，南开辍学多年后黄赴美读至博士，期间无论是为学还是思维，西式的更多一些，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还剩多少不得而知，而这“奈何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缘由，换作中国人大多都能明白，若是基于西式做学独立思考，想到这一层怕就殊为不易了。即便从另一方面说，与海禁所图谋的稳定相比，“衣食所系”才是中国古代更为朴素的农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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