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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晚清外交官(3):万家酣睡几人醒 -- 风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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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第二章: 山雨欲来

      就在日本人在面对西方挑战,迅速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它对自己身边尚处於 “蒙昧”状态的朝鲜和中国的野心也与日俱增。1855年在幕府末期,日本同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吉田曾沽说;不可“失信于夷狄”,然而需要“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1870年日本派柳原前光到天津见李鸿章,希望联合中日两国对抗欧美各国,1871年日本谈判代表到达天津时提出的条约草案让中方吃了一惊。这文本是以中国和欧美各国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把日本置于和欧美各国同样的地位。此时大清大多数人眼睛中的日本还是一个藩邦小国。虽然随后大体按照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日本眼中的世界秩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就在谈判过程中,当英法入侵天津烟台时日本向英法军队提供食品燃料,支持欧美的行为证实柳原前光所谓“日清联合对抗欧美”之说是欺人之谈。在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认为约文不妥,公开声明予以否定。第二年又派柳原前光来要求修改条约。并加入最惠国条项,遭到中国的拒绝。此时发生了琉球藩民在台湾被杀事件,它为给日中两国关系的根本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

      1871年11月30日,由琉球宫古岛民的一艘船遇暴风,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该船共有船员3名淹死,66名登陆,54名被高山族杀,12名逃出,在风山县受清政府官兵保护。这便是倍受后世注目的“牡丹社事件”。琉球船民被高山族人误杀,日本等到了机会,准备入侵台湾。日政府为防止欧美干涉和清政府抗议,在侵台前启动了一系列外交动作。把琉球国王改为琉球藩王,接管其外交事务,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同时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朝鲜的态度。柳原前光去总理衙门质问高山族人地区的主权问题,清官员说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的问题,而且杀人者皆属‘生蕃’,化外之民未便穷治。这一句特别有中国特色的推脱一词“化外之民”,成了正在崛起的日本帝国入侵台湾主要理由。1874年5月7日西乡从道率兵进犯台湾,受到清军的抵抗和打击。1874年10月中日议和,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赔偿日本银50万两,1875年日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1879年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成吞并琉球的任务。1875年日本出兵朝鲜,为挑战朝鲜的地位做好准备。

      1880年8月间,朝鲜派修信使金弘集来日本和见中国驻日本大臣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求助,商议如何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虎视眈眈的压力。11月间,在金弘集归国后两月根据上诉会谈内容,黄遵宪和何如璋给朝廷提出建议:“故论中国今日之势,能于朝鲜设驻札办事大臣,依蒙古西藏之例,凡内国之政治,及外国之条约,皆由中国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觊觎。 ” 根据金弘集的记录,黄遵宪在同一年还向朝廷做出了更彻底的建议,“曾上书译署,请将朝鲜废为郡县,以绝后患,不从;又请遣专使主持其外交,廷议又以朝鲜政事向系自主尼之。 ”

      金弘集离去会谈前两天,黄遵宪给他送去《朝鲜策略》一文,“自强之道,在实力,不在虚饰。”以结约、通商、富国、练兵诸事为“自强之基”,关键在学习西法。“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百数,无一国能闭关绝人者。朝鲜一国,今日锁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自守也必矣。” 这段肺腑之言,能说给朝鲜人听,却难入当年中国为政者之耳。

      接到何黄的报告,当时为整个列强弄得焦头烂额的李鸿章认为是如果秘密保护朝鲜,可以进退自由,如果明显代为谋政,朝鲜未必尽听我们的话,而其他各国也会来不断添麻烦,怕成了骑虎难下,不好脱手等等。当时的黄遵宪,尚属人微言轻,建议被废置一旁。

      后来梁启超评价李说:“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含糊其词,朝廷的优柔寡断为后来同日本打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战埋下了祸根。

      第三章: 遗恨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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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第一章: 明治维新

      黄遵宪字公度是客家人, 1848生于广东嘉应。黄遵宪是称得上是第一个当代意义上的“职业外交官”,1876年中举随即被何如璋看中,1877年随同何出任清廷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先后17年间在东京,英国,旧金山和新加坡担任外交官,在返回中国前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充分的第一手观察感受。

      黄公度抵达东京的时候,明治天皇刚刚继位十年,变法维新正在轰轰烈地展开。因为上千年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外交使团还是很尊敬。如果说日本知识分子的礼貌和客气还属预料之中的话,同样面对西方强权挑战的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反应态度与中国人的对比之强烈,让黄遵宪嗔目结舌。明治的改革放弃儒家思想,学习西方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程度之激烈出乎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日本国志》里记载“上至官府,下至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菲然以泰西为式”。

      当时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的影响正如日中天,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介绍西洋情况促使日本“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福泽猛烈抨击旧制度旧道德伦理观念,1875年发表了《文明论概略》,他认为西方欧洲为文明诸国,中国印度为半野蛮国家,非洲诸国为全野蛮;痛陈“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和西化的利弊。认为日本落后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全在汉学教育之罪”。主张实际学问,反对远离实际的儒家。福泽渝吉等学者1874年成立明六社,会同有志之士推进现代教育,“唤醒愚氓”,这个团体的成员为明治年代的社会变革铺垫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

      这段时间日本人的生活习惯都在改变,人们剪去武士发结解除佩刀。改旧式礼服为和服或西服。住洋房、点煤油灯,吃西餐,被贱视的猪牛肉、牛奶成为上品。新政府还取消传统中国有关的节日如端午、 七夕、重阳等节日。明治政府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欧美,雇用外国学者的工作经费占文部省预算的18%。对外籍教师薪给占大学预算三分之一以上。东京大学建立时,教授39人中27名是外国人。 这种要同落后的“汉文化”划清界限的心态让黄遵宪等观察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心里说不出的失落,有些义愤填膺的人看不下去了,写了很多诗歌对日本人的数典忘祖加以鞭笞。

      如果说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变化,日本社会也发生着深刻的实质变化,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1866至18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2.2%,而英国为3.3%,美国为5%,德国为3.8%。1874至1890年日本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而英国则为1.7%,美国为5.2%,法国为2.1%德国为3.5%。短短十几年内大大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其竞争力把1840年还处於相似起点上的中国远远甩在后面。

      第二章: 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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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风雨,日本的政制真是全盘西化的么?
        • 家园 看明治改革的主导者从最开始的岩仓具视,到后来的木户孝永

          (驻英国副使),再到伊藤博文(留学英国)全部是支持全盘西化的人物。被视为明治维新运动精神领袖的福泽渝吉,完全是全盘西化的主张。“岩仓出使”到欧洲和美国被认为日本现代历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可以做为旁证。

          政治上主要向英国学习,军事上向德国学习。模仿难免有个别日本特色的地方,但是没有到荒腔走板的地步。

          • 家园 说到这里不得不佩服华为的任正非

            当年华为从IBM引进IPD (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 要求产品开发流程严格按照IPD规范. 毕竟两家公司从事的领域不完全相同, 下面叫苦不迭, 纷纷吵着要走自己的路. 任正非力排众议, 说要"先僵化, 再固化, 再优化".

            结果正是在僵化固化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人家那样做的好处. 如果一上来就优化, 倒是很容易把人家的精髓给优化掉了.

            • 家园 任正非是胡雪岩等不可项背的杰出人物。附《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 家园 风兄妙文, 其实一个人, 或者一个民族是用不着为失去自己的特性而担忧的

            你就是你, 怎么学习也不会变成别人, 用不着刻意去强调"X国特色", 自己民族文化中美好的, 有生命力的东西, 自然会留下来的.

            • 家园 阿康这话说得很好,但一群人被摧毁的信心

              不是一天可以重建的,会在自卑和自大之间摇摆很长时间才能找到自信的位置。我有时觉得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不是智商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聪明人),而是心理问题(好象结构性心理缺陷的人太多,从朱元璋到马家爵每个层次都层出不穷)。如果有人能对中国人的历史和现实象容格那样做一个集体精神分析,也许能够比理论更解决问题。

              • 家园 分析后发现:打倒孔家店!

                我觉得中国人的精神疾病远者来自孔氏学说的束缚,近者来自极端专制,那么多的人只能够有一个有脑子,其他人都得生活在相互监视之中,每每必须高呼万岁,否则自身的安全都会成问题。这样的环境,不出毛病才怪呢。

                • 家园 【评论】为儒家文化喊冤:

                  窃以为把中国文化(汉文化)简化为儒家文化然后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大冤案。

                  儒家文化只是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文化,而士大夫在中国古代社会从数量上是一个很少的精英集团,(加上所有的读书人)恐怕占不到总人口的1%(待查)?其他人群是不相信什么儒家文化的行为准则的。

                  读《水?G》、《金瓶梅》和各朝的笔记小说,发现市井小民对儒家文化基本是充耳不闻、或者敬而远之、甚至哧之以鼻。打个比方,象政府天天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和新生活运动,老百姓依然我行我素是一个道理。民间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物,是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地痞流氓、胆小怕事和偶尔的肝胆相照奇特的组合,直到今天恐怕还是仍然如此,读《金瓶梅》和《水?G》里的人物就象发生在深圳、广州、沈阳、西安的当代故事。

                  在士大夫以上,有皇权阶层,他们不是儒家文化的信奉者,只是一个利用者。这拨人要不然是出生贵族如李世民、赵匡胤等得天下后要治理天下使用士大夫阶层,要不然是如朱元璋等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得势的流氓地痞,把士大夫阶层置于股掌中蹂躏。

                  我读英美保守主义(传统自由主义)的东西越多,越来越能找到神私的地方。对秩序和传统的尊重,对良知的渴望... 我越来越觉得毁掉中国的,不是儒家文化,而是非儒家文化的那部分“汉文化”。

                  • 家园 一点看法

                    儒家文化并不只是读书人的事情,学而优则仕使得读书人可以做官,进入官僚阶层成为社会精英,他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必然通过自己的实际工作体现出来而影响整个社会。

                    当时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被认为是天上文曲星下凡而受到民间的崇拜,他们在地方有着强大的影响能力,也就是乡绅(所谓乡绅,经常就是地方比较有文化的地主),中国各地的地方政权实际上经常是靠乡绅的支持来维持的,以至于新起的政权能否维持住很大程度上要看能否得到乡绅的支持。

                    这样儒家文化就通过皇权、官僚阶层和乡绅组成了统治中国的无形大网,将中国牢牢地控制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倒孔家店是至关重要的。

                    所谓民间对儒家文化的鄙视和反抗,那并不是主流,因为多数人都想通过科举考试来做官和光耀祖宗并威服乡里,这样鄙视和反抗基本上只是作为反主流的边缘者的想法和行为。

                    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政治上的一元化导致的思想上的一元化以及社会的一元化,任何缺乏刺激的思想和社会都是注定要走向没落的。

                    而西方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古希腊,古希腊是崇拜多神的,连神圣都可以多元化,何况人间?因此西方思想的特点就是思想多元化是可以允许的,另外欧洲地理上的特点造成了现实中的政治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决定了社会的多元化,这是现代民主的基础。

                    当然教廷曾进试图做到思想上的一元化,但是由于欧洲的地理特点和现实政治,他们很难真正做到这一点,这样就为文艺复兴之后的实现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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