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猜测老萨为何讨厌鲁迅 -- jack

〈問い〉　東京都知事になった石原慎太郎氏が中国を「シナ」と呼んだことについて、「差別的だ」という批判がでました。このことばは、なぜ差別的なのでしょう。（和歌山・一読者）

　〈答え〉　「シナ（支那）」ということばは、中国古代の王朝の一つ「秦（シン）」が語源といわれ、英語の「チャイナ」も同じ出所だとされています。日本にも、仏典を通じてこの名称が伝えられ、江戸時代にしだいに普及し、明治時代にも引き継がれました。

　このように、「シナ」は、外国人が中国を呼ぶ用語として、それなりの歴史的根拠をもっています。しかし、問題は、それが、戦前・戦中、日本の中国侵略と結びついて、中国にたいする侮蔑（ぶべつ）語として使用されたことであり、中国国民はこの呼称を拒否しています。当時、日本政府は、「中華民国（中国）」というその時期の正式国号を無視し、ことさら「シナ」、「シナ人」などと呼んで、中国と中国人をさげすむ態度をとりました。これは、中国侵略戦争のさい唱えられた「膺懲（ようちょう）支那」（「支那を懲罰せよ」）など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に端的に示されています。

　戦後は、侵略戦争への反省を重要な柱とする憲法が施行され、中国（一九四九年十月以降、正式名称＝「中華人民共和国」）との関係でも、日本は「戦争を通じて中国国民に重大な損害を与えたことについての責任を痛感し、深く反省する」（七二年の日中共同声明）ことを確認しています。

　こうした歴史の真実を直視すれば、中国を「シナ」と呼ぶことは、単に時代錯誤というだけでなく、過去の侵略戦争への無反省がその根底にあることは明らかでしょう。

中国の当局やマスコミは今いっせいに石原氏の一連の発言を批判しています。三月十二日の新華社（中国の国営通信社）電は、「戦時中日本が中国を侮辱するために使った『支那』」を口にしている石原氏は「大日本帝国の思想を持った」人物である、と指摘しました。（平）

〔１９９９・４・２９（木）〕　

「支那」一詞的由來

「支那」並非是對中國蔑稱──補正「支那」的歧義

作者：Special

「支那」的由來和興起

「支那」是梵文「秦」讀音的漢譯，是秦時代印度對中國的稱呼，再由去印度取經的中國僧侶帶回來，作為外來語寫在經文上。而來唐朝長安遊學的日本空海弘法大師（778-835，日本平安前期著名的思想家、漢詩文作者）等人也移植了這個新詞，空海在他的詩集《性靈集》中寫下「支那台嶽曼殊廬」詩句，這可能是日本最早用支那稱中國的文字。平安末期（1156-1185年間）成書的《今昔物語集》裏出現過「支那國」的提法；同時期（1106年）的《東大寺要錄》上也有「印度支那未嘗見聞矣」的話語。由於這些只是學者的讀物，一般民眾並不接觸，而且絕大多數作者照例用「漢土」或「中華」指稱中國的事物，還是習慣隨朝代更替稱中國為「唐、宋、元、明……」，所以「支那」一詞還沒正式成為日語。

直到江戶時代的一七一三年，一個叫約翰的羅馬人漂流到日本，學者新井白石奉命接待，他傾聽約翰講述世界的狀況，並據此寫了一本書《采覽異言》，是一本講解世界地理的書。他根據約翰對中國的發音「china」注上「支那」，從此開了日本實用「支那」的先河。

與此同時漂流到美國的日本人，也從美國人那裏學來「中國」的新稱呼，他們在寫下「支那」時還特意加上「就是唐、唐土、唐山」的注解，可見當時大多數日本人還不熟悉「支那」這個詞。

這樣始皇帝的「秦」，傳入印度後變成了「支那」，一路逆流回中國再輸出日本，另一路繞過歐美引進日本，由此在日本生下了根。

到了明治維新後的次年（1869），歌舞伎劇腳本作者默阿彌在作品《忘拿的藥》中，頻繁用「支那」和「支那唐山」，使「支那」很快流傳起來，並成為被廣泛應用的日語。明治時代出身的文學工作者們，就在這種語感下長大。其時，一直屬於日本國文學範疇的漢學被從新界定，其中的絕大部分內容獨立出來，「回歸」它應處位置，就被命名為「支那學」。

此後許多受「支那學」熏陶的日本學人對「支那」一往情深。詩人日夏耿之介（1890-1971）曾在《唐山感情集》的「敘」中這樣寫道：「對我來說，支那這兩個字本身就令我無條件地敬重酷愛……，支那就是china，支那兩字強烈地充滿世界一流文化國家的傳統和歷史的神韻。」

國運改變「支那」的「詞運」\r

「支那」和「支那學」興起在日本國力快速增強，而中國日漸沒落衰亡之際，導致它不幸命運的另一面也就難免了。

此前已經有了預兆。一八二三年思想家佐藤信淵在《世界混同密策》裏聲言：日本是神國，能夠統一世界。先從滿州進入，然後吞併支那，再讓全世界都成為日本的郡縣。

果然，明治維新了近三十年的日本脫胎換骨，儼然是羽毛豐滿的學生，去教訓懦弱無能的昔日老師。一八九四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中國敗北以割地賠款告終。以此為轉折，許多日本人嘴裏的「支那」就有了輕蔑意味。

隨後中國的一批莘莘學子去日本留學，他們來自敗於日本的「劣等支那國」，當然不會被欺軟服硬的許多日本人看得起。他們所到之處沒少橫遭白眼，走在路上常被日本孩子（受他們父母的影響）指著背脊叫「支那崽」。郁達夫在《沉淪》等小說裏，真實地記錄了留日中國人因受歧視而極度壓抑的痛苦心靈，並借主人公之口悲憤地吶喊：祖國，是你害了我，你什麼時候才能富強。

由此不難理解郭沫若、郁達夫等留學生們對「支那」稱呼的嫌惡。他們帶回國的這個「支那」當然不是好東西，也許有如此輿論，才有一九三○年中華民國政府通過決議並照會日本政府：因「支那」詞義不明確，請在公文和正式場合改稱「中國」。但日本直到戰敗才正式以「中國」取代「支那」。

與此同時，評論家竹內好和作家武田泰淳等人在一九三四年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會，專門研究中國的現當代文學藝術以及相關現實社會和思想政治，這樣就使原來的「支那學」成了專門研究中國古代文史哲的學問。

糾纏於稱謂不如改變自己

據此可歸納出：一、「支那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專用名詞，它不含任何褒貶並沿用至今；二、中國對自己的稱謂作了明確的限定，日方應給予應有的尊重，在中日政府間的交往和其他正式場合，不可隨意用「支那」來表示中國。

然而這種歷史地學術地區分和帶政治色彩的官方規範，並不能立即改變日本民間關於「支那」的意識。雖然大多數日本人承認「支那」含有貶義，明白繼續使用是不友好的，但出於習慣思維和各種感情因素，不少人依然喜歡用「支那」。已故當代作家大岡升平六四年來中國訪問時，不時脫口說出「支那」，他為此抱歉不已又無可奈何。

好在經過幾十年的「糾正」，稱「支那」的日本人愈來愈少了，但還很難更絕，特別是石原慎太郎那樣的右翼分子，他們還在咬牙用「支那」羞辱中國，由「支那」引發的爭議還不會停止。

對我們中國人來說，誠如老生所言，與其糾纏別人的稱呼不如改變自己。歷史上，日本海盜騷擾我國沿海地區，連帶日本人一起被我們稱為「倭寇」，日本侵華時，我們叫他們「東洋鬼子」，現在日本以實際行動為自己正了名。所以「支那」也罷，「中國」也罷，人必自辱而後人辱，如果我們不改變自己國民的素質——懂得自尊自愛自強；不改變自己的落後現狀——建設出一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再好的稱謂也不能為我們增色，更不能拯救我們的命運。事實上，在今天的日本，由於中國人犯罪的惡名，「中國」這個「美稱」已經等同郭沫若、郁達夫時代的「支那」了，更有日本人私下裏把類似「漢寇」「漢賊」的「桂冠」還給我們了。我們可以再作新的抗議，但中國當前的執政者，能拿得出名副其實的新名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