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研修生生活调查报告书 1 -- 冰排冻骨

寒冷而严峻的岐阜之夜 安田浩一

电话机的另一端传来了欢快的声音：“春节已经结束了，还是回中国好啊！”

这是住在山东省某农村的A来的电话。声音中透着节日的喜气，放鞭炮，吃年夜饭，对于中国人来说看来春节还是要在中国过，那才算真正的过年。

我终于有些明白为什么在岐阜的缝纫工厂里工作的A和其他六名实习生那么态度强硬的坚持要“早期解决”了，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回家过春节更重要了。

因此，她们在岐阜劳动局交涉的时候一直焦急的表示：“我们没有时间了”，“不解决我们就不走”。

能赶在春节之前解决真是太好了。

听到A那开朗欢快的声音，我的记忆回到了被大雪覆盖的岐阜山中。一想到在寒冷和黑暗中瑟瑟发抖的实习生的身影就让我一阵心痛。

2005年11月，我和全国统一劳动组合的同行去岐阜市周边的某个缝纫工厂探访，在既没有炉子也没有空调的宿舍里见到了A。

“我们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

操着半生不熟的日本语，六位研修生互相依偎着。看到这一幕全统一劳动组合的鸟井一平书记长的眼眶也湿润了。此时此刻，在她们身上感受到的已经不是友情，而是弱者之间相互扶持相互依靠的那种“团结”。

迄今为止只是从文字上知道“外国实习生”的我第一次看到了所谓“实习”的内幕，那一刻，我惊呆了。

那是即使用“奴隶生活”来形容也毫不为过的“实习”。

6名研修生全都来自于山东省的农村地区，虽然清贫但充实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他们的纯朴勤劳的性格。2002年的一天，在这个能看到海的小村庄里，来了一位日本的社长。

简直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日本社长的话给正在当地缝纫工厂里工作的她们带来了巨大冲击。

可以去日本学习到最先进的技术，并且还和日本人拿同样的工资，怀着这样美好的憧憬，她们东挪西凑了6万人民币（约90万日元），来到日本做研修生。

“去日本前让我们签了好多文件，我们不懂日语根本不知道写了什么，把我们送出来的中介的中国人一直和我们说‘什么都不用担心’”。

也没有多考虑中介是不是多收了钱，带着满心的希望和期待，她们来到了大海另一边的“繁荣之国”日本。

很快，她们的希望就变成了失望，转而又变成了绝望。

所谓先进技术的研修，不过是踩缝纫机和烫熨斗，并且从早到晚一直忙碌着。

住的宿舍，与其说是房屋倒不如说是鸽子笼。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到了冬天在房间里呼吸都看得见白气，大部分夜里都要穿着外套睡觉。特别寒冷的那几夜里她们只能抱着取暖瓶蜷缩在被子里。

但残酷的工作环境还在忍受的范围内，真正无法忍受的是劳动报酬。

研修第一年基本给4万5千日元。加班费1小时200日元，所谓“和日本人同等报酬”不过是美丽的泡沫罢了。

“为什么工资会这么低？”向社长询问得到的回答不过是简单的一句“已经全部决定了，你们不是签字了么？”直到这个时候她们才知道她们签的那些文件的内容是什么。被骗了！

察觉到被骗后悔当初，本想立刻回国，但是回国又能怎样呢？为了来日本，为了付高额的手续费已经把家里的房子都抵押了，如果放弃这里的工作回国的话，就等于违约，等待她们的只有高额的债务。

况且想回国的自由也没有，护照、外国人登录证、帐户存折都被日本社长“保管”。又没有电话，这种状态，能逃到哪里去呢？

没有办法，对于她们只有工作，每天从早到晚踩着缝纫机。偶尔会有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和入管局来访问调查。这时候社长就会威胁道：“如果说实话你们就会被逮捕然后遣送”，她们只好按照社长事先给她们准备的内容“每月工资12万日元，从来没有加班。”

就在已经绝望的时候，无意中得知了全国统一劳动组合的存在，也许这是唯一的希望。这样想着，她们偷偷的联络了全统一。

当我们来到歧阜的时候，她们已经来日本3个年头了，也就是研修的最后一年。即使是这样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万5千日元，而且其中的4万日元还要被强制存入银行，实际生活费只有1万5千日元，加班费也是从每小时200日元提高到300日元而已。

六位研修生当时表示要加入全统一，鸟井书记长立刻和工厂社长进行了团体交涉。

把研修生封闭在前近代的劳动环境中的社长见到我们的时候立刻呆住了，对于违反劳动法的指证，连一点反驳都没有。

但即使如此，事情的解决也没有那么顺利，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介入、社长逃跑、劳使协定成为一张白纸。这些几乎是惯用手段，事情的解决困难重重，几乎让这些研修生们绝望，每天都以泪洗面。

作为取材者的我只能彷徨在外围，默默地看着事态的发展。但是看到鸟井书记奔波忙碌的身影，我坚信必定有解决的一天。

为了事件的解决，已经记不清在东京和歧阜之间跑了多少次的鸟井简直就觉得自己在做苦心僧般的修行。

“创造出研修生这种制度，把外国研修生贴上低工资劳动的标签，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鸟井先生经常自言自语的感叹道。

标榜新自由主义，实现经济全球化。说实话我老是弄不明白这些话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但当看到产生出研修生这一结果的时候，我多多少少有些明白了。为了繁荣就必须要有某些人做出牺牲么？为了让自己生活幸福，就必须拿某些人作为祭品么？经常接触外国劳动者，了解他们实际情况的鸟井先生也许想告诉我，这不光是世界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也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在鸟井先生这份热情的努力下，陷入僵局的事态也在变化。经过艰苦的斗争，会社方终于迫于压力按照事先规定的工资付给了研修生们，六位研修生也终于在春节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但是，解决了这6个人的问题，并不代表在歧阜近1万多名时给只有300日元的研修生的生活有什么改变。歧阜的缝制业界里散布着“全统一是黑社会集团”的谣言，企图扼杀劳动运动的萌芽。

某位缝制工厂的经营者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是付给研修生300日元以上的工资，那我们这行就没法做了，为了保护这个产业我们只有这样做，我们也是为了生存，漂亮话当然谁都会说。”

为了生存才创造了这种研修生制度，换句话说，这是弱者欺压更弱者的构造。

把这种研修生制度作为商机谋取暴利的人也大有人在。

贩卖人口都不觉得可耻的协同组组合。一边喊着“我的理念是中日友好。”一边却又放纵这种“时给300日元”制度的政治家，在电话中威胁调查的“内部人士”。

还有，对这种情况早已知晓，见怪不怪的大手服装生产商。

透过层层迷雾，越深入调查，越感到恐怖，这种事就是我们（日本人）自身的责任。

问题过于复杂，但是如果我们能容许这种制度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

忘记是什么时候了，我问过六位研修生：“你们喜欢日本么？”

“不喜欢。。。。。。。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愉快的回忆。”六位研修生小心翼翼，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回答道。

我们的国家，我们（日本人）自己，正在种下反日的种子。

排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