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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科人往事之严济慈先生的课 --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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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科人往事之严济慈先生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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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济慈先生是一九五五年数理化学部物理方面的学部委员之一,论水平那是没得说。且不说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当时一家大报对严先生的采访,就可以让人对先生有一些感性的认识。

    那是1955年夏天,有家报纸要针对各位科学家进行介绍,对学部委员们分别进行采访。采访到严济慈先生的时候,那位记者问了一个很普通的问题 -- 您做学生的时候,怎样看待比您成绩好的同学?

    严先生却瞠目结舌,半晌无法回答。

    事后才知道,严先生从上学开始,从来都是第一名,他就没尝过当第二的滋味,这个问题他如何回答才好呢?

    就是这样厉害的严先生,在科技大上课,却有学生不满,找另一位学部委员施汝为反映问题,要求换老师。

    谈起严济慈先生在科大受窘的事情,得从科大的建校说起。

    科大是五十年代后期建立的,它的建立,和早些时候吴有训先生等人应邀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科研发展有关。

    这次考察,根据随行的一位胡老先生回忆,是在1954年。七十年代后期,胡老随另一个中科院的考察团再次出访,同样是去考察科技发展方向,这次去的,则是西欧各国,这次考察同第一次一样,也对我国科技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能有机会先后参加这两次考察,胡老可谓幸运。

    两次考察团都是在国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成行的,参加的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专家和科研领导干部。但是考察团所花的钱很有价值。第一次,是考察了怎样学习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对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第二次,则是根据当时形势,改弦更张,考察了更加先进的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成为文革后重建科研体系的重要依据。

    胡老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最年轻的随员,第二次,则成了负责管钱管物的“大管家”。有趣的是,两次考察,他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德国。

    第一次, 是到东德,胡老印象中东德的人彬彬有礼,素质很高,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颇有不同。到其他国家,从东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来的客人,总是受到热情的招待,每天的访问,宴会等如流水不断,多少还有点儿物以希为贵的意思。到了东德,却发现德国人虽然礼貌,但并没有安排什么沟通感情的行程。据老先生后来的看法,这大概和德国人骨子里严谨而情商不高的民族特点有关,他们想不出吃吃喝喝对科技交流有什么好处(我们也想不出)。于是,在东德访问的时候,考察团出现了难得的清静时刻。特别是周末,德国的商场餐厅处处关门,大家就算想出门也无处可去。只能躲在宾馆里。这时候,某位先生带的一套《三国演义》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

    那么,是不是东德之行有点儿乏味呢?胡老说那可不是,有趣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到柏林。柏林当时是国际共管,同一条街上也驻扎有不同国家的军队,服装不同,武器不同,风格也不同。在柏林考察的时候,他们宾馆门外的路上热闹得很,一会儿是这家的坦克出来了,一会儿是那家的坦克出来了,跟随的部队或正步前进,或军乐悠扬,军服灿烂,花样翻新,让人目不暇接。原来,当时占领柏林的各国,都要进行巡逻。这既是炫耀武力,也是彰扬国威,结果让一帮中国人免费欣赏了国际阅兵式。

    第二次, 则是到西德。这一次,已经多少年没有接触过西方社会,即便是曾经在欧美生活过多年的几位老先生,到了这里也不免露怯。在法兰克福机场,想上厕所的几位老先生找胡老要钱,原来这里上厕所居然也要投钱的!在当时这实在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考察团在西德成绩斐然,双方协定了几项重要的合作项目。公务之余,大家普遍感觉吃得不习惯,德国菜大约是天下最可怕的食物。每三天大家都要到当地的中国餐馆吃一次饭。餐馆老板很是热情,每次都给对折优惠,基本就是个成本价。久而久之,才知道这位老板原来是老复旦,1957年反右的时候流落国外,境遇很是坎坷。这位老板在年轻的时候给一个德国餐厅打工,工作中敏锐地发现了一笔严重的错帐。这笔错帐十分要命,大约是算错了整个餐厅都会垮掉。德国老板十分感激,认为这个中国人有才华,于是鼓励他自己开业。这个中国人觉得是天方夜谭,说我哪里有钱租房子呢?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给你租阿。中国人又说,我哪有钱装修阿?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给你装修。中国人又说,我哪有钱启动阿?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贷给你。。。

    喝着德国啤酒,这位老板自嘲地对故乡来的科学家们感叹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若不是这个“山东德国人(形容其热情实在)”一步一步逼着,我是绝对不会开得了这个餐馆的。

    此时他的餐馆在整个城市都是一道风景线了。只是当年的学问,也早随着啤酒喝掉了。

    这算不算是一个黑色幽默呢?胡老说他听了是很受启发的 -- 钱都不敢赚,不会赚,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读书读呆的。

    当地有一些中国学者在交流或者考察,见到“家里”来人,十分激动,于是凑钱请老师们吃饭。吃饭的地方在公园里,架了炉子烤肉,大家吃得尽兴而归。

    事后才知道,这些学者是没有钱请老师们上餐厅吃饭,才用了这样的方法。因为德国公园里面烤肉是没有费用的,只要购买原料就可以了。

    那次考察有个物理所的所长在团里。回国后作了个报告,大意是有些同志觉得出国工作的人员回国都带几大件回来,让人眼红。大家不要眼红,上厕所都要收费,人家那是从牙缝儿里面省出来的。

    五四年第一次考察回来,大家的共同意见是科学院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学。这是因为对比其他国家,我国当时的科技人才比例太低,教育水平跟不上。几所大学毕业的人数是有限的,自己要留一批,给各个部委和科学院输送一批,地方上能够留下的就凤毛麟角了。这种体制下,科学院即便有研究成果,也难以推广下去。所以,应该办自己的大学,利用科学院人才优势,“生产”人才。科学院不但应该是科研基地,还应该是教育基地。

    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大约是1957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

    当时科技大的教授团队十分耀眼,都是科学院的各个学部委员。

    这些学部委员当然不能每天去讲课,但他们总是尽力抽时间去上课,其中也包括严济慈先生。

    但学生们反映,说严济慈先生的课听不懂。

    施汝来先生装模作样地听意见,开始不置可否,其实心中早有计较。等到反映的多了,施先生把有意见的学生们召集起来,说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一个月以后,如果还这样认为,我们就换掉严先生。

    学生们将信将疑。

    结果一个月后再去问,大家都说,严先生讲得好啊,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

    施先生大笑。

    后来施先生说,这些学生反映严先生讲得不好,无非是两条原因。第一,严先生的口音比较重,有些学生听不懂他的课,这非要慢慢适应不可;第二,严先生讲课不按教材,常常是从中间开讲,或者从末尾开讲,总之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然而,他的特点是只是特别渊博,所以,从哪里开始讲,都能渐入佳境,越讲越有意思。严先生家的甘蔗,从哪头吃都是越吃越甜。所以施先生认为只要肯听一段课,学生们对严先生的意见就会大为改观。

    那么,施先生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

    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施先生当年也是听严老讲课的,也有过同样从不满到钦佩的经过,他给学生们讲的,无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而已。

    严老其实课讲得很好,而且对于科技教育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教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能够装到自己口袋里多少,如果学到的知识能够象口袋里的钱一样想花就花,这知识才算学到手了。另外一条就是不能弄虚作假。

    今天科技界弄虚作假的现象不少,但是我们最早接触的一起造成国际影响的科技弄虚作假,大剽窃案,却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有外国人剽窃我们的成果。

    干这个的,是苏联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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