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序） -- 小银钩

一、春寒料峭

　　　　1977年，“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开始挂到了中国老百姓家里墙上。华国锋主席是山西交城人，交城离太谷县不远，大概只有不到一百里路。原先交城交通不便，华国锋时期，从太原修了一条笔直的柏油公路往交城，算是造福于民了。那时，每天广播一开始就放“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曲子，带有浓烈的山西民间气息，我小的时候对此耳熟能详。

　　　　当时华国锋主席推行着“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山。可是，邓小平当时在很多中国普通百姓心里具有崇高的威望，于是有一些工人在自家的窗台上放个小凳子，上面再放一个玻璃小瓶子，或者把瓶子挂在门上，以此谐音“凳小瓶”来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当时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抓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却华国锋却把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于毛泽东的提拔之上，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突出宣传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杨开慧，到处都张贴着站

　　在月宫中的杨开慧的画，连过年闹社火、舞龙灯时，都有人穿着白衣黑裙，装扮成杨开慧的模样。

　　　　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被刚“解放”出来的豫剧艺术家常香玉所唱，顿时传遍全国各地。常香玉是带着满腔的仇恨唱的，因此唱得咬牙切齿、铿锵有力。这首歌我记得非常清楚：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可以说，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比较贴切地反映出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集团的厌恶和粉碎“四人帮”以后那种扬眉吐气的情绪。但是，就在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写成的五个月以前，郭沫若还写了另外一首词《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这两首《水调歌头》写作时间差距不超过五个月，然而二者内容之间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不由得使得人们脑筋转不过弯来。当时父亲的一位工友看了报纸以后，就对郭沫若的行为作了一个评价，他说：“郭沫若写东西，如同卖时令小吃的，什么季节来了，就卖什么，夏天来了卖凉粉，冬天来了卖羊肉汤。”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我们后来人对郭沫若的“品格”评价普遍不高，“御用文人”、“变色龙”、“见风使舵”的帽子扣了不少，但是我却认为，后来人体会不到郭沫若自身的苦衷。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下，郭沫若的目标实在太大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他不这样“见风使舵”，那么他早就被打倒、落得和邓拓、老舍那样的悲惨结局。即便是这样小心翼翼、紧跟形势，郭沫若也在风烛残年之际失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丧子之痛，谁能了解？尽管郭沫若的行为不值得推崇，但人毕竟首先都是力求自保的，而且他毕竟没有和某些文棍那样加害他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算守住了道德底线。因此，我觉得人们在评价郭沫若时，最好能够宽容一些。

　　　　　　　　　　　　　　　　　　　　　　二、《八一风暴》

　　　　华国锋任党的主席之后，渐渐地政治气氛宽松起来，万马齐喑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开始挣脱牢笼，开始出现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1977年，时值“八一”南昌起义六十周年，于是，全国各地、各大企业的文工团、宣传队等文艺团体，都开始排演话剧《八一风暴》。

　　　　铁N局宣传队的水平在那个小小的太谷县城算是第一流的，因此演出时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话剧《八一风暴》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真实情景有些不同，人物名称也不一样，比如周恩来，他在话剧里的角色却叫“方大来”，由前面提到的黄炎培的外孙王××扮演；而魏巍的侄子魏××则因为人长得斯文，扮演一个“党代表”角色；我的父亲则饰演北伐军一位军官，摇摆分子，关键时刻倒向“反动派”一边被缴了械。我的父亲有些轻微的口吃，令人惊奇的是，他一上台就不再口吃了，对答如流。当时，我的父亲排演时总是带着我去，有一次演出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剧情正紧张时，我突然从幕后跑上前台，站在那里要为大家唱一首《红星闪闪》，结果把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在《八一风暴》演出成功之后，我父亲又随宣传队到其他单位、部队和附近各县巡回演出几十次，次次都盛况空前。之后，他们又排演了一部话剧《特别任务》，描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魏巍的侄子魏××扮演主角地下工作者，而我的父亲则扮演国民党的少将情报处长。家里还有几张当时的剧照，父亲的同事们总是说，我父亲演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三、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1977年，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我的父母决定不要这孩子。流产后，发现竟然是三胞胎。我的母亲在铁N局三处医院里做了绝育手术，当时主刀的医生姓杨，属于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技术十分的差，甚至连器官的准确位置都不清楚，用钩子钩出这个来一看，是肠子，又放回去；钩出那个来一看，也不是，又放回去……愣是把一个小小的结扎手术做成了大手术，前后折腾了8个多小时，害德我母亲好几次从麻醉中醒来，又被重新麻醉过去。手术做完后，我的母亲一个多月都不能下地，住在医院里。父亲就买了一些小公鸡养着，每天熬成鸡汤送到医院里，给母亲补身子。

　　　　1977年底，我们家的房东因为一个亲戚要借住而要收回房子，来了我们家好几趟，催我们走。但当时我们家没有分房子，无处可搬，因此每当他走后，我的父亲就发火。就这么拖了半年，终于分到了房子，于是我们家又到了太谷县南门外。这时父亲所在的铁N局三处又流动到河南省的商丘市，并最终在那里扎根。虽然商丘市比太谷县要繁华热闹些，但是我父亲年纪大了，母亲也有了工作单位，因此他们不愿意再随着单位流动，就在太谷安居下来。由于干部、工人们纷纷搬走，单位的集体宿舍开始有了闲置，于是我们家分得了一套面具约为20平米，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简易的二居室。那时的房子设计得特别愚蠢：一进门就是个2平方米左右的小厨房兼过道，厨房进去是一间房，再进去又是一间房。但毕竟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因此全家还是很高兴的。后来搬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家又得到了一间同样大小的二居室，这算是住得稍微好一点了。

　　　　铁N局三处在太谷时，有两处家属院。一处是在太谷县城北城墙根下，人们叫“北住宅”，里面有铁N局三处的子弟中学；另一处则在太谷县南门外，人们叫“南住宅”，设有铁N局三处的子弟小学。南住宅所在地解放前是太谷县的乱葬岗，埋葬的都是死于非命的外地人和处决的犯人。铁N局三处到了太谷之后，在这片坟场上建房子，经常从地下挖出人的骷髅来。我小的时候，还常和小伙伴们用竹竿挑着那些骷髅玩，个别胆大的还用手提着往别的小孩子身上扔吓唬人家，现在想想，真是对先人们的大不敬。既然处于这样的位置，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传闻和鬼故事。当时很多人说，这里的死人骨头半夜会敲门。听了这个传闻以后，我和姐姐留心听了一下，果然每天半夜总是有人敲我们家门的声音，吓得我和姐姐魂飞魄丧，而父亲出门去看，却并没有人。此后，渐渐也就习惯了，那奇怪的敲门声时有时无，直到我们搬走。

　　　　1978年9月我上了学，当时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成绩也不怎么好。铁N局三处的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多半是从工程队抽上来的，也没什么教育经验，对孩子不太耐心，我当时经常挨老师的训斥，特别怕老师。学生们除了铁N局子弟外，还有一些火车站的子弟。我们上学的第一课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二课好像是“你办事，我放心”。我记得课本第一页是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的一张像，第二页则是毛泽东和华国锋谈话的照片。虽然子弟小学教学质量不高，但是条件却是当时太谷县所有学校里最好的，上课时都坐着椅子，还有航模兴趣小组，生物观察小组，中学还有音乐兴趣小组，有几十架手风琴，这在当时地方上的学校里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南住宅”位于一支部队驻地对面，那部队是个汽车团，番号大概是51259，的墙上写着“解放军爱人民”大标语，解放的“解”字还是简化字，写做“角羊”。我常去部队家属院去玩，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王的小朋友。我们俩非常要好，经常互相到对方家里做客。他的父亲是部队里的一名处长，当时三十多岁，胖胖的。我最喜欢到他们家去吃饭了，因为他们家似乎从来没有断过鸡鸭鱼肉。特别是，他们家吃的排骨跟我们家的很不一样：当时太谷县的国营肉店里根本见不到排骨，偶尔只有被剃得干干净净、几乎只带一丁点儿肉的大骨头卖，碰到有这种大骨头，大人就买回家炖汤，那上面的丁点肉根本就不用啃，放在嘴里一含就没了，然后就锤子砸开“敲骨吸髓”。吃过一次的骨头是舍不得丢的，还要再熬一回汤。即便是这样，每当家里吃骨头时我和姐姐都象遇到了盛大节日。可是小王家的排骨上面全部都是厚厚的肉，味道真是美极了。小王的妈妈知道我喜欢吃排骨，几乎我每次去他家吃饭给我做排骨。他们家的酒柜里放着很多白瓷瓶的酒，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那叫茅台。小王还给我吃过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些苦味的黑色糖果，告诉我这叫巧克力。他们家拥有两套有厨房厕所的房子，一套一居室、一套两居室――和我们工人阶级家庭比较起来，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差别，正如《动物庄园》里所说的那样：“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四、农村见闻

　　　　1979年春夏之交，我的母亲把我和姐姐送回了河南滑县农村她的老家。当时正是农村“包产到户”实行前夕，“人民公社”还未解散，还在实行大锅饭，但是已经没有政治气氛了，还允许搞一些副业。外公家所在的村子里，很多农民家都在做挂面，我刚一回到家，就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挂面香味；出去玩时，看到一些人家挂在院子里的细若游丝般的挂面在微风里轻轻摆动，非常好看。可是我们家在以往被整怕了，也就没有敢从事这项副业。

　　　　那时农村的墙上，随处可见“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抓纲治国”的标语。文革期间，生产队里只许种粮食，外公种瓜种菜的本事根本使不上。文革结束以后，队里也开始让种一点瓜了，于是外公经常带我到地里种瓜，我就和小孩子们一起跳到机井前的水坑里洗澡。累了，渴了，外公就给我们摘一个西瓜。外公种地的把势是一流的，种出的西瓜个个像水桶那么大，个个是沙瓤，特别甜。

　　　　刚回到老家不久，就赶上了农村麦收。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都接受大人的唆使去哄抢生产队的小麦。每当队里运麦子的牛车、马车驶来，我们就一拥而上，从车上大把大把地拽麦子。负责看粮仓的是“疯老爷”，我们家的没出五服的亲戚，是村里以前造反派头头之一，后来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当时，我们都很怕他，一见到他就拼命跑，他也并不真的追赶，因为他的儿子也在我们的队列中。就这样，我们一边在课文里学习“英雄少年刘文学”，一边哄抢集体财物；“疯老爷”一边保卫“集体财产”，一边唆使自己的儿子挖“社会主义墙角”。我们家的隔壁是一间小房子，是小队的仓库，里面就有一些种子和一个农药喷雾器，老鼠成堆。至于作为农业机械化象征的“铁牛”（拖拉机）全村只有一台。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用上电，全村人都是早早的睡了。

　　　　此时文革已过，当年被政治狂热弄得发疯得人们又恢复了常态。当年的整我们家的那些造反派，居然也常到我们家来串门，笑眯眯的给我和姐姐讲故事――就仿佛他们从来没有整过我们家、仿佛从来没有把我的外公、外婆、母亲逼上绝路一样。当时我还是小孩子，不明白大人间的事，因此当后来母亲告诉我是某某人打得外婆口吐鲜血，某某人让外公给蒋介石的纸人下跪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些人怎么可以和颜悦色地来我们家串门，哄小孩子开心呢？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有一天，我们还隔着那两条并排的人工河，与邻村任庄的小孩对骂，结果引起了两个村村民之间的械斗，有很多人挂彩，好在没死人。当年整我们家的造反派为了救我们几个小孩，与对方扭打在一起。外婆把我领回家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又心疼地给我做了一顿好吃的。

　　　　那时记忆中村子里的疯子多。一千多人的村庄，竟然有十几个疯子。有文革时不堪虐待疯的，有文革后失势疯的，也有因为自责疯的。和我们家在一条街上的一个亲戚，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舅”，由于文革期间在造反派的鼓励下把自己的父亲踹得口吐鲜血而自责不已，不久就疯了。他总是浑身上下别满毛主席像章，一天到晚蹲在街上不言不语。

　　　　当时，我还目睹了生产队评工分的情景。每天晚上下工后，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唠嗑，一边评分，有时争吵，有时嬉闹，感觉非常民主。生产队的会计是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年轻人，也是五服以内的亲戚，我们都叫他旦牛儿哥（【注】“牛儿”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旦牛儿哥身材修长，相貌英俊，人也非常和气，当时20出头，刚刚高中毕业，在队里算是个文化人。外公当时已经70岁了，但因为干活卖力，总是被评上12个或者是14个工分（【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工分采取10分制，一个标准棒劳力的得分是10分）。可惜，2000年，旦牛儿哥在道口（【注】道口是滑县县政府所在地，著名的道口烧鸡就产在这里）卖馒头晚上回家时，被汽车撞死了。后来那辆肇事汽车逃逸，家里也不知道，旦牛儿哥的尸体在公路旁被扔了好几天才被领走。我们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很是难过了一些日子。

　　　　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本来就非出自大多数农民的真实意愿，因此一等政策稍微放松，农民就为“私”字忙碌起来。当时，我和常和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每天早上上工时，队长就拿个破铁块敲着，吆喝着“上工啦，上工啦”，于是社员们就扛着锄头，三三两两地来到田头，嘻嘻哈哈打闹，干上五分钟休息半小时。一等到下工就跑到自留地里忙到天黑。我和姐姐是外来人，也被分配干一些诸如拾马粪、拔杂草之类的轻活干，当时还觉得挺有意思。只是有一次在拔草时见到草丛里有一条蛇，吓得我发了好几天烧。

　　　　文革结束以后，以往被禁绝的农村戏班子又活跃起来，当时我常随外公外婆去公社看戏。当时公社有一个礼堂，里面的设施非常简陋，所谓的“座位”都是砖头垒成的墩子。那时刚刚恢复这些东西，因此每次看戏时都是人山人海，每次看戏都买不到坐票，只好站着看。我记住了几次看戏的内容，有《穆桂英挂帅》、《寇准背靴》、《打金枝》等等。有些戏反复看了好几遍了，可外公还要看，有时还步行十几里路，到更远的公社、集镇去看。戏院门口卖小吃的、卖西瓜、卖花生瓜子的一个挨着一个，当时一块西瓜卖一毛钱。

　　　　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最喜欢的除了过年，就是赶集了。当时离我们那个村子十里路开外，有一个叫袁公店的村子，比较大，每年有一个大集。文革期间这个集市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此时刚刚恢复，因此盛况空前。附近百十里的村庄和公社都来人赶集，还有戏班子、杂技团助兴，一时间村庄的路上商贩云集，高音喇叭鸣响，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

　　　　那时的中国农村还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时代，全村只有一个商店，当时叫供销社，房子原来是一个小土地庙，也就卖一点铅笔、本子、糖豆，点灯用的煤油，还有些针头线脑什么的。供销社的营业员是个女的，当时还非常年轻，总是有一些男人在下工后围着她转，也不买东西。供销社的门口，则是一块空地，一个砖台子上放着从土地庙里拆下来的大石碑，大概有一米五见方，上面还刻了一些字。这块石碑和那一小块空地，是社员们聚会、休闲的场所，每到吃饭时间，就有一些社员端着碗出来，坐在石碑上或者是蹲在地上，边吃边唠。村子里偶尔也有一些货郎来，卖橡皮筋、小卡子、樟脑丸、针线和削铅笔的小刀之类的，还可以用头发换。很多女孩子、小媳妇平时梳头都不扔头发，收集起来塞进墙壁的缝里，等货郎来了换橡皮筋。

　　　　那时生活还不宽余，社员们很少有什么人有钱的，谁家要是有一个工人在外面挣工资，那别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当时饭吃得也不是太好，总是玉米面稀饭，里面放南瓜；有时则是玉米面稀饭加面条，里面放红薯叶。一个南瓜，一个红薯叶，吃得我多少年以后根本就见不得这些玩意。后来舅舅因为工伤病退回家了，等到偶尔“大公河”里来点水，他就带着我到“大公河”里用筛子捞鱼，忙了一个上午，一共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多，捞上来的小鱼儿跟烟头那么大，回家后外婆用白面和着小鱼儿摊了几个煎饼，全给我和姐姐吃了。

　　　　虽然那时村里有赤脚医生，但实际上，公社“向阳花”上的“瓜”们不享受什么公费医疗。赤脚医生对付头疼脑热还可以，大病还是生死靠天。我上小学时两年时间班里就有两个同学夭折了；我舅舅的一个儿子因为发烧救治不了烧成了傻子。农村卫生条件非常的差，整整一个冬天都不洗澡，大人小孩都长虱子，我小时侯，经常一边上课一边逮虱子。

　　　　我在农村读到小学二年级，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然，农村的教学质量也很差。我们的教室是一间很破旧的土坯、砖头混合垒的房子，窗户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差。所谓课桌就是一种用水泥做的板子，底下用砖头支撑着；没有板凳，学生都要自己从家里带小板凳。学校里连粉笔都经常断货，有时都要从地上捡土坷拉、墙上扒下来的石灰当粉笔。老师的小名叫国青，也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当时很年轻，文化程度只是个高小毕业，语文、算术都一个人教。我们上课也很轻松，也没有什么家庭作业，每天下课就跑出去玩，到树上逮知了，或者收集知了褪下的皮到公社去卖（【注】知了的皮可以做药材），一篮子大概可以卖几毛钱，钱到手以后，就去买点糖吃，或者买一副扑克牌。

　　　　当时我们村里小学只有二年级，三年级以上和初中的都在一华里以外的落庄上。落庄是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小村子，村里面的人都姓王，世代和我们村联姻。那次我们村和任庄械斗时，落庄也参加了，是帮我们的。

　　　　前面提到的那条修建于“大跃进”时期的人工河叫“大公河”，也就是“大公无私”的意思。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公河两边的树都已成材，非常茂密。每年春天清晨，树林里布谷鸟“咕咕”地叫着，非常好听。我们这些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大公河”里玩，特别是夏天偶尔有水的时候，我们就和过盛大节日一样，成群结队到河里洗澡、游泳，或是在长满青草的大堤上挖甜草根吃。当时河上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座桥，桥下的水是比较深的。大公河水少，只有桥下才有水坑，那里就成了我们小孩子们的大本营，一下课就往那里跑。

　　　　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就过年了。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无神论教育，但农村人还是非常迷信，过年时敬灶王爷，贴门神，祭祖先，非常热闹。那时，多数人家里的堂屋正墙上都贴着毛泽东、华国锋并排的画像，但我们没有贴，只贴了一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年画，画上一个微笑着的女社员正在收获苹果。过年时，我们穿着新衣裳随着大人这家拜那家，到了别人家里，不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塞一两个核桃，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给两毛压岁钱。

　　　　不过，尽管生活艰苦，但在农村老家生活那段日子，应当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期了。我永远忘不了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的奔跑与笑声，忘不了那湛蓝的天和雪白的云，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到树上逮知了烧着吃，忘不了自己做扑克牌打“交公粮”，也忘不了向慈祥的外婆发誓“2000年开小卧车接您”的情景。

五、回到太谷

　　　　1980年夏天，我的母亲回到滑县老家接我和姐姐回太谷县。一到家我就吃惊地发现一样东西，一台12英寸、日立牌的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是七十年代末才逐渐走进老百姓生活的电器，当时算是老百姓家里最大的一笔资产。我们单位最早有电视的自然是领导们，后来，大约在1978年前后，一位姓赵的电工用七拼八凑来的元器件自己装配了一台七英寸的黑白电视，算是电视机走进了工人家庭。那个电视足足有一个酒柜那么大，屏幕却如同一本书那么小，而且图像一点也不清晰。即使是这样，全家属院的人都轰动了，天气不太冷的晚上，赵××就把那台体积巨大的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前面坐满了好奇的大人小孩。自从在他家看了电视以后，幼小的我就特别渴望家里能有一台电视机，经常用粉笔在墙上画电视机的样子。家里买了电视机以后，我多了一样欢乐，吃完饭后，坐在小电视旁，欣赏并不多（只能收到中央一套和山西省电视台两个台）的电视节目。刚回家那一段时间，我由于想念外公、外婆而天天大哭，母亲只好变着法哄我。

　　　　我们和姐姐回老家期间，我的母亲从食堂调到了拔丝车间当生产工人。这在单位里意味着从地位比较低的“伺候人”的炊事员，变成了地位相对较高的生产工人。没过多久，有一天厂里的领导来到车间里，找到了正在拔铁丝母亲，问她会不会珠算和会计。原来，是厂里的出纳调走了，厂财务股里缺一个出纳。我的母亲仅仅是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在转正时虚填了个高中，但是她心想，学珠算也没什么难的，于是就坚定地说：“会！”

　　　　当天下午，我的母亲上街买了一个算盘，找了个认识的老会计，学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厂财务股上班了。我的母亲十分好学，到了财务股后，发现以前的知识实在不够用，于是就买了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工业企业会计管理》、《英语九百句》等书回家学习知识。白天上班，晚上钻研，还天天练习珠算。我母亲是个要强的人，把厂里的财务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一段时间，她经常往家领“先进工作者” 和“三八红旗手”奖状，可是从来都不挂。厂里还奖励给她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后来又配给她一个日本产卡西欧的计算器。计算器在现在什么都算不上了，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却是了不起的先进玩意，其意义绝不亚于现在的一台PⅣ电脑。

　　　　由于我的父母都有工作了，二人每个月的工资合计有九十块钱，日积月累，家里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了不少：做了一对沙发，买了一台电视机，还添置了几件正式的衣物。那时候买电视要凭票，还要自己到太原提货。我父亲托人弄到票以后，几个工友一听，也非常兴奋，于是大伙一起开了单位一辆大解放卡车就去了太原，把电视给带回来了。那台电视价格是510块，相当于父母二人半年的工资。此外，我们家也买了匈牙利进口的胶合板、木料、油漆等等，开始打制家具了。父母请木匠精心打制了三个大衣柜，一个给他们用，另外两个，则准备留给我和姐姐长大结婚时一人一个。读者不要见笑，当时他们真是这么想的，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在此后20年内，中国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还打了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两张双人床、茶几等东西。从我记事到1980年，我们家里算是第一次有了像样的家具。

　　　　那时，好像人人都忙着打家具。我们的邻居，老工人金××也用了毕生的积蓄，给他的儿子打了一套家具，每个柜门上都用烫金烙上毛主席诗词，诸如“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之类的。等到后来他儿子结婚时却嫌这些家具太土，不要，把老金头气得大病了一场。

　　　　　　　　　　　　　　　　　　　　　　六、在伊拉克的中国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伊拉克是个非常富裕的产油国，那时，铁Z局和伊拉克签署了劳务输出合同，派出大量工人到伊拉克，去修建伊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的底格里斯河上的大坝。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的有中国人，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人。劳动报酬是一样的：一天6个伊拉克第纳尔，按照当时的比价，约合36元人民币。然而，中国工人拿到手里的，却只有1个第纳尔，相当于6元人民币，其余全部被“国家”拿去了。当时，一般中国工人平均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50元人民币，所以这一天6元钱在中国工人眼中已经是了不起的高工资了。（【注】在1978年，中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602元）

　　　　然而，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印度、巴基斯坦的工人和中国工人在一个工地上干活，每天挣到的6个第纳尔里，只用上缴1个第纳尔作为税收，自己净挣5个。长期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宣传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这些中国工人早已深信不疑，可是，真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比起来，所有的中国工人都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

　　　　伊拉克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炎热、干旱，夏季室外气温经常达到50摄氏度，工人们每日挥汗如雨。印巴工人有钱，下工后都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而中国工人房间里却不安空调，工人们就这么熬着。每到周末时候，印巴工人都包租大客车，到巴格达、摩苏尔，或者基尔库克等城市去玩；中国工人则由政工干部组织政治学习。当时华国锋还在继续实行毛的政策，宣扬“两个凡是”，所以还成天学习毛主席著作。

　　　　有些中国工人也眼红印巴人，请求别人出去玩时把自己带上，印巴工人对中国工人比较友好，也就答应了。可是后来这事被随行的“领导”和政工干部发觉了，于是警告印巴方面：“如果出了事，你们要负政治责任！”。后来中国工人在跟车时，人家就不让了，说“你们领导说过，要负政治责任，你们中国，政治责任太这个――”说完，伸出大拇指。后来，中国工人居住地围上了铁丝网，进出都要经领导同意，于是中国工人也被外国人讥讽为“围在猪圈里的矮脚猪”。

　　　　干部的特殊化此时已是愈演愈烈。那些带队的“领导”为了经常能搭乘飞机回国探亲，就常常从国内空运去粮食和副食。伊拉克气候干旱，蔬菜昂贵，干部们不愿意买蔬菜给工人吃，于是在伊拉克那一段时间，中国工人的伙食几乎天天是粉条，都是国内空运去的。由于长期缺维生素有许多工人烂嘴，也有一些得了坏血症，后来就发维生素片。工人们吃粉条都吃怕了，于是有很多人偷偷到印巴工人和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宿舍周围的垃圾堆和厕所里，寻找别人丢弃的烂菜叶、过期罐头当美味吃。

　　　　政工干部和带队的“领导”都是全脱产的，成天忙着教育工人要“防止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腐蚀。他们的行径，也引起了工地西方包工头的不满，有一天，一名西德工头来到中国工人宿舍，大声训斥“领导”们，大意说我需要干活的人，不需要看门的狗之类。中国的干部们个个诚惶诚恐地赔笑脸，直到西德工头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一个工人因为不满一个日本监工的污辱，就和那日本人打架，打得那日本监工下巴脱落，因此那工人被记了处分后强行遣送回国。

　　　　当时去伊拉克的有许多工人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些人原先都怀着满腔热血，准备去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可是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个个都变得异常消沉。我父亲在宣传队时的同事陈××，原先是工人党员、基干民兵，政治表现很是积极，可自从伊拉克回来以后，他比谁都要萎靡。

　　　　　　　　　　　　　　　　　　　　　　七、审判“四人帮”

　　　　1980年冬天，电视里播放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系列节目。那是长达77天的审判，从1980年的11月底一直持续到过春节前夕。当时我正在放寒假，所以后来的那些审判过程和宣判大会我都看了，看到了人们恨得咬牙切齿、千夫所指的“王、张、江、姚”。当时我还是小孩子，也没有什么政治观，只是看热闹。只记得张春桥特别硬，从头至尾板着个脸一言不发；江青特别刁蛮，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捶胸顿足，一副标准的戏子面孔；王洪文则垂头丧气，有问必答，以至于我都觉得他“挺好”的；而在十几年前写出杀气腾腾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棍姚文元，此时早已没有了当年那股锐气，瞪着一双金鱼眼，把什么责任都往别人身上推。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昔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置人以死地的大人物们，此时却作为犯人站在被告席上，等候着别人的判决，难道这不是报应吗？通过电视，我还看到王光美控诉“四人帮”罪行时那悲痛欲绝的情景。当时我很奇怪，当时一直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伟大领袖，如何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可为啥他身边老出坏人？老是好人受冤枉、受迫害？为啥他老人家一逝世这些坏人就被抓起来了？难道“四人帮”干这些坏事时，他老人家不知道？他老人家不是据说能“洞察一切”吗？

　　　　最后，当审判长宣布：“判处罪犯江青死刑……”（人们没来得及听到“缓期两年执行”）时，我们家所在的铁Z局家属院立即响起了“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和欢呼声，还有敲脸盆、水桶的声音。经历了长期浩劫的人们，终于扬眉吐气，尽情发泄他们对“四人帮”和封建法西斯暴政的不满和憎恨。

　　　　1981年春天的一天，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笑眯眯地来到教室，站在讲桌上，把教室黑板上方墙上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摘了下来，卷成一个小卷往腋下里一夹就走了，什么都没对我们说。我们小孩子不懂政治，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在作文里写了句“毛主席永远都会活在我们少先队员的心里”之类的套话，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去说：“以后这样的句子就不要写了。”于是，我就不再这么写了。

　　　　　　　　　　　　　　　　　　　　　　八、东南街小学

　　　　东南街小学位于太谷县城的中心地带――东寺园。由于铁Z局单位子弟学校教育质量差，因此从农村回来后，我和姐姐都转学到太谷县东南街小学读书。农村的教育水平确实很低，虽然我和姐姐在农村上学都算是班上成绩好的学生，但刚到东南街小学时进行入学测试，我考了40分，姐姐考了20分，学校说我们基础太差不收。那一段把母亲忙坏了，四处求人送礼，学校才勉强收了我们。我的基础差到了什么程度，我有很深的体会：那时学一篇课文，里面有个名词“崎岖”，解释是“形容山路不平”，我当时一直都很纳闷，这个“形容山”究竟是哪座山？为什么“形容山”的路才是崎岖的？那别的山路是怎么样的？又怕老师说自己笨而不敢问，好长时间才悟过来。

　　　　当时，父亲经常要到商丘处机关里驻勤，一走就是三五个月不回家。为了让我们跟上进度，我的母亲天天晚上自己做我们的家庭教师。我的母亲那时也在自学，每天晚上，一家三口人都坐在桌子旁边，我和姐姐做功课，母亲自学，有不会的就问我的母亲。经过一个学期的追赶，我们俩的考试成绩终于逐渐开始在班上靠前了。

　　　　我刚到东南街小学上学的时候，原来的班主任仿佛不怎么管学生，班里秩序很乱。还没一个月，原来的班主任就调走了，新来了一位班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姓白。白老师很严厉，来了以后就整了几个最调皮的“刺头”，结果班上秩序大为好转，学生们用功多了。我的母亲看到有这么一个好班主任，心里自然非常高兴。虽然家里当时还并不宽裕，但我的母亲却特别舍得对老师下本钱，经常买一些罐头、水果、点心等礼品去拜访白老师。八十年代初的人们还都比较贫穷，特别是教师生活更为清贫，这些礼品在当时来讲都算很重的礼了。白老师有一个女儿，小名叫二青，和我年纪相仿；一个儿子，小名叫宝宝，比我小三、四岁。有一次过年时我母亲和我登门给白老师拜年，一进门就看见宝宝在就着大酱吃玉米面窝窝头，腮帮子上都是酱。后来，宝宝考上了大学，而二青在上初中时遇到了车祸，不幸夭折了。

　　　　有了母亲所下的功夫，白老师对我既严格，又关切，可以说我小学时成绩能始终在班上数一数二，与白老师的管束是分不开的。

　　　　本来，我在农村上小学时，农村是没有什么少先队组织的。可是等我转到东南街小学以后，发现班上几乎没有人不是少先队员。因此，我的母亲上商店买了条红领巾，也算是我入了队，还成了小队长。后来在学校发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一栏，我填上了“工人”。当时填出身闹了很多笑话：好几个学生不懂啥叫“出身”，因此想当然地填上了“我妈”，还有几个似懂非懂的填了“贫下中农”，把白老师弄得哭笑不得。

　　　　在1982年，全国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那时，每个班后面的小黑板上，都写着学生的名字，做一件好人好事，就画一面小红旗。后来，班里还开过一次主题班会，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有想做科学家的，有想当解放军的，而我，则说想当中国第一名宇航员。轮到我们班的大队委发言时，她却哭了起来，然后说她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普通工人。白老师夸奖了她，说这个理想，才是最实实在在的。

　　　　后来到小学五年级时候，共产党召开了十二大，国家改选了领导人。当时我们小学生也学时事政治课，白老师让一个女同学到黑板上默写新当选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结果她把国家主席“李先念”写成了“李失念”，把总理“赵紫阳”写成了“赵柴阳”。白老师笑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你早就成现行反革命了。

　　　　1983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条件在同学当中依旧不能算很好的。小学毕业照毕业合影时，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照相，于是白老师借了同学的一件褂子给我穿上；而我的裤子膝盖那块正好有一个洞。白老师看见以后，让我把手放在那个洞上照相。这张照片我至今还有，穿着借来的褂子，手按在膝盖上。

　　　　　　　　　　　　　　　　　　　　　　九、父亲平反

　　　　1978年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社会上上访、平反的风气很浓。毛泽东在位的后20年里，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黑白颠倒、良莠不分；小人得志、好人倒霉。无数人年纪轻轻就被打入另类，白白浪费了大好年华；无数人因为出言不慎、敢说真话而遭到飞来横祸。这真是中国的一个悲剧。

　　　　到1983年，我的父亲蒙冤已经26年了。这20多年时间里我父亲一直逆来顺受、心灰意冷，早就安道认命了，所以他根本不愿意主动去上访，再低三下四地求人家给自己落实政策。但是，我的母亲却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背上一辈子“坏分子”的黑锅。于是，在我母亲的坚持下，我的父母于1983年夏天一起回到了河南省开封市，找到文化局里当年整父亲的那一帮人。令人感慨万千的是，当时亲手把父亲打成“坏分子”的那位领导，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和折磨，也曾经被挂着铁丝木牌游街示众，也坐过“喷气式”，也是刚刚落实政策。

　　　　那位领导见到当年被自己亲手打倒的那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变成了头发稀疏的中年人时，忍不住抱着父亲失声痛哭，请求父亲原谅。中国人哪，几十年时间里被人挑唆互相斗来斗去，斗白了头发，斗碎了心灵，可以说人人都是受害者。于是，我的父亲原谅了他。这位当年整过父亲的人，又领着父亲母亲挨个找有关部门，为父亲的平反奔走呼号，顺利地给父亲平了反。后来这位领导于1993年去世，我的父亲还专门去吊唁。

　　　　我父亲平反时，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都原本以为他档案里记载的“罪行”该有多么严重。等到办案人员打开那尘封已久的档案，他们亲眼看到父亲的档案里存档的三条“罪状”时，二人禁不住目瞪口呆。这三条“罪状”，原文如下：

　　　　（一）该同志好吃好喝，几乎每次领工资后都下馆子喝酒，剥削阶级享乐思想严重。

　　　　（二）挪用公款。该同志1957年4月到上海出差购买乐器，超支12元5角2分，到当月月底发工资时才还清。

　　　　（三）该同志无端谩骂领导，干涉他人婚姻自由。

　　　　就这么连一般性的“错误”都算不上的三条，竟然害得我的父亲蹲了六年监狱，背了二十六年黑锅。当我的父亲看到这短短101个字，决定了他大半生命运的“罪状”时，真不知道是该哭呢还是该笑。

　　　　我的父亲平反后，按照政策可以回原单位工作，也可以把家安在开封市。父亲当时有一些动心，我也很想离开这小县城到大城市去。但是我父母一商量，觉得太谷县教育质量不错，到开封市就很难说了。就这样，为了我和姐姐今后升学，他们决定留在太谷县。

　　　　　　　　　　　　　　　　　　　　　　十、春天的几个瞬间

　　　　从1980～1988年那几年，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子。那时改革还是“帕累托累进”式的，也就是全国各个阶层、每个家庭都受益；不像现在，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侵吞国有资产的、搞违法经营的、搞权钱交易的，都暴富起来，都趾高气扬的。80年代初，虽然也是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都是宣传靠勤劳致富“万元户”们。我作为一个见证人可以证明：邓小平所号召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是像现在一些人所刻意曲解的那样，是号召让所谓“腐败分子先富起来”，而是让种田专业户、副业专业户以及其他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先富起来，给了饱受饥寒之苦的中国人民理直气壮地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可以说，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家始终遵循着当时邓小平的号召，依靠诚实的劳动，一点一滴地积累，才到了今天这个“小康”的水平的。可以说，我们拥有的每一分财富，都不是靠投机取巧得来的，而是凝聚着我们自己的血汗。

　　　　渐渐地铁Z局的人越走越多，到了1982年冬天，在太谷县留守的已经不过几百户了。“南住宅”的邻居们越搬越少，我们家占的房子又多了一套。此时，住得已经算比较惬意了。但没过多久，单位就把“南住宅”卖掉了，剩下的人全部向“北住宅”集中。于是，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但我们还是又一次搬家了。公家的福利房就是这样，人家让你住你就住，不让你住你就得走。

　　　　1982年底，我们家搬到“北住宅”。“北住宅”以前是干部和资格老的工人住的，有自来水，房子面积也大一点，每套大约30平方米，还有一个小院子。一年以后，邻居也搬走了，我们占了他的房子，居住面积又扩大了一倍。刚到“北住宅”的时候，我从前面在这套房子里住的那一家扔掉的垃圾里，找到了不少毛泽东像章，有大有小，有的还做得非常精致；还发现有不少文革时期的邮票。可那时小孩子不懂事，觉得邮票边上的那些齿孔碍事，于是就用剪刀把它们剪了，后来懂事之后，为此真是后悔不迭。

　　　　离“北住宅”不远的城墙根下，就是我母亲刚到太谷时做苦力的太谷糠醛厂。不知当时建设时是怎么考虑的，太谷糠醛厂竟然坐落在太谷县城的西北方向。太谷县位于黄土高原，爱刮西北风。每当西北风起，整个家属院都笼罩在糠醛厂散发出的那种甜丝丝的、令人恶心的菘酐味中，即使是在大热天也要紧闭门窗。

　　　　我们家位于“北住宅”的最外围，因此比一般人家里后面多了一个院子。有了这一块土地，大人们就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菜，有西红柿、黄瓜、豆角、小白菜等。到了夏天，每天的新鲜蔬菜，吃都吃不完。

　　　　搬到了“北住宅”不久，我们家又陆陆续续地添置了一些家用电器：一台成都“双燕”牌单缸洗衣机，一架柳州“双马”牌电风扇，还有一台广州“南方”牌收录两用机。然而，那个时代中国家用电器的生产技术不过关：洗衣机总是洗不干净衣物，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经常漏电；收录机用了四年就只能当收音机用了；只有那台电扇，算是用到了九十年代。

　　　　　　　　　　　　　　　　　　　　　十一、“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对老百姓控制的稍微放松，大量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失业、待业现象严重，以及国门打开后进入中国的思想良莠不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犯罪高潮。十年文革浩劫，贻害了整整一代青少年，当这些人从最初的政治狂热中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但大好年华已经白白浪费，文化知识却一穷二白。有一部分人发奋读书，争分夺秒地进行“补课”，在恢复高考以后考上各类学校；而更多的知青返城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又无一技之长，高考也名落孙山，于是开始自暴自弃，结成了流氓团伙，或纵欲酗酒，或寻衅滋事，或扰乱治安，或偷盗抢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当时，这些现象引起了高层恐慌。

　　　　1983年的中国老百姓，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著名的“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从上半年开始，太谷县城的大街小巷都张贴着对“二王”的通缉令，“二王”杀人如麻的谣传，使得老实憨厚的太谷县老百姓谈虎色变、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二王”出现在自己面前。大概是“二王”在老百姓那里引起的恐慌激发了高层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心，于是，1983年秋天，电视里播放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开始对治安犯罪“从重、从严、从快”地进行打击。

　　　　当时还有点“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味道，1983年我上初中，刚开学，每天上学的路上就发现张贴着不少法院的布告，基本上都是枪毙的；还见过一次游街，由戴墨镜、口罩的警察和武警坐着汽车押送那些插着亡命旗的罪犯去刑场。在这种“从严、从重、从快”的大形势下，免不了产生一些冤假错案。太谷县线材厂也有一个青年临时工胡××因为“强奸幼女”而被枪毙了，据说是因为看了黄色手抄本走上邪路的，当时二十一岁。几年以后，这个人的罪又被法院给“纠正”了，又说他没有“强奸”，只算是“猥亵”；还有一个东大街理发店的三十来岁的寡妇，因与一个男人私通，被当作“流氓罪”判了几年，在看守所里面把她打得死去活来，指头都残废了。我小的时候，她还给我理过发。

　　　　几乎与“严打”同步，全国又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学校重点是黄色手抄本、黄色图片、封建迷信用品等。我的一本课本的书皮是用画报包的，上面有意大利影星索非亚?罗兰的照片，也被老师收了去当“黄色照片”给处理了。可以说，当时我国还远远没有到“法治”的地步，政治运动的余味还没完全褪去，每一次运动都会出现扩大打击面、运动过火等现象，也总有一些人做了不走运的牺牲品。

一、太谷县城

　　　　1972年春节过后，伴随着丰沙线的完工，我们全家又随铁N局，搬到了山西省太谷县，并且在这里结束了流动生活，开始定居下来。文革以前，太谷县是个保持非常完好的古城，完全可以和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相媲美：四四方方的城墙、整齐划一的棋盘式街道、高大巍峨的钟楼。城内还有几个大寺庙，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无边寺。无边寺内有一座七层高塔，通体洁白，这座白塔以后成了太谷县的标志。原来寺里还有大量石雕佛像，可惜“破四旧”时全部被砸烂了，我小的时候去无边寺里玩时，还见到几尊无头断肢的佛像，残缺的肢体是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最好的见证。我们家搬来后不久，太谷县革委会认为如果把城砖拿来盖房子，城墙就会“变废为宝”，于是乎全城开展了大规模的拆城墙运动，转眼间这座美丽的古城不见了，变成了一座当今我们随处可见的、没有任何特色的灰色县城。后来平遥城渐渐地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了当地的一大财源。对此，太谷县的人们又是羡慕，又无可奈何。

　　　　太谷这个地方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家，也是中国钱庄的发源地，大名鼎鼎的“晋商”的老家就在这里，当地人解放前大都家底殷实。太谷县民风比较淳朴，居民生性平和。“文化大革命”动乱虽然也波及到这里，但实在是掀不起太大的波浪来。听当地人讲，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武斗发生在火车站，对立的两派“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游行时相遇，先是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接着就是辩论，最后动起手来，皮带、砖头、棍棒上场，伤了几个，但一个没死。

　　　　太谷县有一所大学，是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修建的，原来名叫“铭贤学校”，以纪念在“义和团”时代死难的外国传教士。当时叫山西农学院，现在改称山西农业大学。刚到太谷时，太谷火车站那里总是有一个精神病人，每天在念叨着等“北京来的火车”和“中央文革”。后来一打听，此人原是农学院的老师，文革初期他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里嗅出了风头，于是搞政治投机，最早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可当时刘少奇虽然党内地位下降，但还并没有被彻底打倒，还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上。于是，这个不走运的家伙投机的时机不对，被打成反革命，整疯了。此后很多年，他都风雨无阻地天天守侯在火车站旁，等待着永不会来的“中央文革”的大员们。

二、我的出世

　　　　刚到太谷时，单位没有房子，于是工人及家属都分散住在几个旅社里，我们家就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国营三旅社。国营三旅社是个车马店，又住人又住牲口。当时单位给了每个工人一个礼拜期限，让工人到老乡家里找房子，过期就不管了。当时我的母亲已经挺着很大的肚子，我的父亲就背着我的姐姐，四处打探房子。一开始，在离太谷县城大约四、五里地的桃园堡村找到一处房子，房东人很好。但是该村距离父亲单位足足有七、八里路，当时又没有自行车，于是只好再换地方。几经辗转，终于在城内一家姓梅的家里找到了房子。

　　　　姓梅的房东家，是一个完整的高大砖瓦四合院，门口两个高约一米的石狮子，进门就是女儿墙，院子里正房厢房齐备，房顶还是类似于城墙垛口的防卫墙。而这还只是这家主人两处院落中的一处。老梅家祖上是在天津开药材铺的，城外还有地，可他家的成分竟然是……中农！我的母亲真是弄不明白了，自己家有一幢二层的小楼就算地主了，可这家却比自己家阔气得多，怎么会是中农呢？原来，这是因为该地比较富裕，人人家底殷实，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只好在富人堆里头找相对穷一点的，抬高“划分成分”的标准了。要按我外公外婆家的境遇，那在太谷这地方是百分之二百的贫农。

　　　　1972年5月9日晚上，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当时母亲感觉要分娩，急忙在父亲的护送下往单位卫生院跑。刚进产房，医生护士还没准备好工具，我就急不可待地呱呱坠地了，特别地顺利。已人到中年父亲虽为有了我这个儿子而高兴，但一想到一个月收入几十块的家庭，要养活4张嘴，其中两个因为是农村户口，要吃“高价粮”，还要还债、赡养老人，又经常随工地流动，现在又增加了一张嘴，又禁不住犯起愁来。

　　　　人逼急了就会想办法，为了给我上上城镇户口，有粮食定量，我的父亲和几个工友一合计，采取了一个虚报户口的计策。我父亲的一位工友名叫王凤刚，妻子是城市户口，报户口时就报是他两口子的儿子。因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王。亏得“国”字，用作姓氏虽然很少，但用在名字里却很普遍，比如蔡国庆、刘国宁、李国安等等。这个叫“王国×”的名字，一直用到我四岁时才改过来。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出生到四岁期间。

　　　　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我的母亲就出去做临时工，到太谷糠醛化工厂当搬运苦力。糠醛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用它可以生产医药和兽药，还可以做防腐剂、消毒剂、杀虫剂和除锈剂，此外在食品香料染料等工业中均有应用。糠醛的主要原料是玉米芯。当时，太谷糠醛厂有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原料山，搬运工的活儿，就是把每袋50斤重的玉米芯背到原料山上去。这样的活，对一般男子来说也属于重体力劳动。

　　　　我的母亲是太谷糠醛厂所有苦力搬运工中唯一的一名女性。装满玉米芯的50斤重的麻袋，比她的堆头还大，要背到几十米高的原料山上，每一麻袋只挣一分钱。当时，我的母亲身高1米65，体重只有75斤。山西省地处北方，冬天气温往往在零下十几度，可为了背货，我的母亲只能穿一件单衫干活。上山时大汗淋漓，下山时冷风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后来，我的母亲回忆说，每当她背着是她体重三分之二的麻袋，摇摇晃晃地向山上爬时，每当她听到远处广播里传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时，她就心想，他老人家为什么还不死？从自己一出生就是“他老人家”长，“他老人家”短，自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回了，“他老人家”怎么还活得好好的？还要折磨她到何时？难道等把她自己熬死了，他老人家也不死？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上一万年？

　　　　当时我年纪太小，为了外出干活，我的母亲就找了个当地老乡，每天上工前把我送到老乡家里，托人家照顾我，一天给人家3毛的工钱。姐姐年纪稍大一些，就被锁在家里。每次母亲临走时，姐姐总是隔着玻璃窗哭喊：“妈妈别走，让我再看看你！”仿佛每天都将是生离死别。每当此时，我的母亲就心如刀绞，可是还是狠狠心走了。因为，如果把我的姐姐也给别人看着，那就要另加工钱，出大力干活挣的钱就剩不下了。母亲后来说，每天当她背够了30麻袋的时候，她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再剩下的就是净挣了。母亲每天都用这些血汗换来的钱，给我和姐姐买一个苹果和一个鸡蛋。

　　　　后来，我的母亲又花了5毛钱从当地农民手中买回了一只濒死的母鸡，悉心调理，居然救活了它。那母鸡仿佛报恩似的，病好后每天下一个鸡蛋，下六七个才歇一天。由于实在太穷了，我的母亲就把这个鸡蛋看成是宝贝，全部留给我和姐姐，而自己从不舍得吃上一口。有一次，邻居的家属偷了我们家一个鸡蛋（她家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也很穷），被母亲当场发现了，于是从不与人红脸的、瘦弱不堪的母亲像发疯一样扑向那女人，硬是从她手中抢回了那个鸡蛋，还把她浑身上下抓得都是血印子。害得她等我父亲下班回来后向父亲告状，不明就里的父亲为此还打了母亲一个耳光，母亲很委屈。后来母亲回忆说，当时不知是哪里来的那股勇气，把那女人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自己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她偷走这个鸡蛋，我的孩子就没吃的了！”就这样，那只母鸡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后来它老了，不再下蛋了，我们家仍然一直养着它，一直到1977年。

　　　　　　　　　　　　　　　　　　　　　　三、援助非洲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人民虽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某些人总是爱到处打肿脸充胖子，号召人民“节约最后一个铜板，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给援助、给钱、给粮。我国援助“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总计达70亿美元，结果霍查分子用这些钱修了10000多个纪念碑、30000座碉堡（全国才200万人）。甚至我国援助的优质无缝钢管，也被阿尔巴尼亚用来当电线杆子。“欧洲社会主义明灯”要钱要物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狮子大张口，稍有不满足就不满意，最后要得连高瞻远瞩、一贯正确的伟大领袖自己都觉得力不从心，只好落得个出力不讨好的结局，也顾不得什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了。除了“明灯”以外，还有乌干达的阿明政权（阿明以爱吃人心闻名于世）、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这个邪恶的政权屠杀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拆散了家庭，把全体城市居民全部赶到农村）、越南……浪费在这些国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计其数。

　　　　当时，铁N局也担负起一项光荣援外任务：帮助修建坦赞铁路。那时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虽然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也只有根正苗红的工人才能去，所以，我的父亲自然没有份儿了。就是这些“根正苗红”工人，上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每天处在民兵和政工人员的严密监控之下。那些工人回来以后讲了很多趣闻：当地的黑人工人大都特别懒，没有任何储蓄观念――一句话就是还没开化。当地的工资是每天下工时发放的，黑人白天干上10小时活，晚上发工钱后就直接跑到酒吧喝酒玩女人，直喝个酩酊大醉、全部花光才离去；很多黑人工人连房子都没有，就用芭蕉叶加树枝搭起个窝棚睡；白天再去干活，午饭没钱买就爬到树上找些香蕉或者其他什么果实，用火一烧就吃。这些“亚非拉人民”为什么总是处于贫困之中，光归咎于“帝国主义掠夺” 恐怕是不全面的吧。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报纸早就公开报导，早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可咱们国内就是要神秘兮兮地“保密”，一直到半年以后，才把援外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秘密召集起来到森林深处开会传达，还由民兵在四周警戒。其实别说去开会的，连没开会的哪个不知道呢？那时就是这样，什么都要“保密”，什么都算秘密，独裁者就是靠这种无处不在的、千奇百怪的秘密，靠掩耳盗铃来维持自己统治的魔力。

　　　　后来，这些工人回国时，也往国内捎了很多东西，竟然是……中国产的白面。因为当时山西省的细粮供应实在是太少了，甚至比非洲还糟糕，而且还要凭票。坦桑尼亚是不用凭票供应的，于是很多工人把回国当成了买细粮的绝佳机会，把全部收入都买了大袋小袋的白面。以至于连很多非洲朋友都奇怪，问你们不是还援助我们吗？怎么还往回捎这些东西？你们应该不缺粮呀！于是后来政工人员专门下了命令：不许捎白面回国，违者没收白面，并给处分。等“革命”闹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你再唱什么高调、再玩什么把戏，再自欺欺人地谈论“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的人民”，再自暴自弃地提什么“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没人会真信了。

　　　　　　　　　　　　　　　　　　　　　　四、偷听敌台

　　　　由于父母辛苦的劳作和省吃俭用，渐渐地家里宽松了一点，买了自行车，还买了一台收音机偷听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由于“收听敌台”在当时是能吓死人的弥天大罪，因此我父亲只敢在夜深人静时，才躲在被窝里抱着收音机搜索。当时能洞察一切的“他老人家”还是不够高明，要是能像现在朝鲜的金氏父子那样把所有的收音机都弄成只能接收一个频段不就万事大吉了？“他老人家”要在天有灵，肯定会后悔得要命。

　　　　有一次莫斯科电台播放了常香玉的豫剧《花木兰》，播音员说：“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我们知道，你们被剥夺了享受艺术的权利……”当时还有一个“火花”广播电台，每次广播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头，并对“导师”和“四人帮”进行讨伐。父亲猜测这是一个有军队背景的秘密电台，因为每次广播时间都很短，几分钟念完一篇文章马上静默，播出时间也不确定。

　　　　当时我国正在“批林批孔”，于是国内的广播全部都是“批林批孔”的：“文艺栏目”广播文艺战线批林批孔，“农村节目”广播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军事节目”广播解放军指战员批林批孔，甚至连“少儿节目”也居然是“红小兵批林批孔”，正可谓“无所不至，无孔不入”。一位“红小兵”在广播中煞有介事地念叨：“听到林彪宣扬克己复礼，我们红小兵的肺都气炸了！”我的父亲后来嘲讽说：那还穿着开裆裤的红小兵们，明白什么叫“克己复礼”吗？

　　　　当时的各种报纸，也是“满纸荒唐言”，成天除了什么“儒家”“法家”以外，就是诸如“拉美一位农民说：毛泽东思想鼓舞着我们进行斗争”、“非洲一位工人在得到记者赠予的毛主席像章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由于当时没有穿上衣，这位工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自己的肉里。记者问他疼不疼，这位工人流着眼泪说：只想到毛主席的温暖”这类的“新闻”。天天如此，不是这里的“一位工人”，就是那里的“一位农民”。莫斯科电台对此嘲讽说，“只敢说‘拉美一位农民’这样的新闻，就是让人们连核实一下都不可能做到，这样的新闻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当时的新闻媒体就这样编造无耻谎言，为罪恶的个人崇拜添加虚假的注脚。

　　　　　　　　　　　　　　　　　　　　　　五、强弩之末

　　　　文革期间，铁N局机械厂的每个车间都有一个“红宝台”，毛泽东的标准像悬挂在墙上，下面是漆成红色的木桌，桌上摆着几本红太阳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下午下班要“晚汇报”。有一位工友租的房子在农村，住的远，于是天天迟到，每天都在毛泽东像下低头认罪，口中念念有词：“毛主席，我今天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迟到了，于是又低头认罪：“毛主席，我今天又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还是他……到了1974、1975年，“红宝台”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人再去“汇报”和“请示”了。

　　　　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尽管上面的人摇唇鼓舌、不亦乐乎，但工人阶级已经实在没有兴趣再折腾了。当时单位也安排政治学习，但都安排在上班时间，大家嘻嘻哈哈地凑在一堆，开着玩笑，谁也没真正“学习”一下文件精神。有时，领导也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就干咳两声，说：“安静啦，安静啦，来，念段报纸。”于是乎就念一小段报纸，领导就宣布：“好啦，散会！”于是“政治学习”就算结束了。当时，单位也有什么“工人理论小组”，还经常在《铁路工人报》或者《工人日报》之类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批林批孔的文章，其实多半是秀才们的捉刀代笔之作，忙于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阶级，是没有什么人对此感兴趣的。

　　　　那时还常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贫下中农上台控诉血泪史，要大家牢记阶级恨、不忘血泪仇。可是铁N局机械厂工人大多数是东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农，家底比较殷实，贫农和当过地主长工的人并不是很多，政工人员费了好大周折，才找来了一个五十多岁、解放前当过长工的老工人周××来忆苦思甜。会前，政工人员事先已经为他编好了台词，还规定只许回忆解放前的苦、不许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等等。但这位老周同志太实在是老实了，性子又特别倔强，偏要实话实说。因此，当组织者问：“地主给你吃啥？”他照实回答说：“苞米面大茬子，有时吃粘豆包。”下面顿时有些窃窃私语，因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面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启发他：“地主是不是总不让你吃饱？”老周回答：“哪里的话！从来都是管饱吃，不吃饱咋干活呀。”主持人一看，连忙又问：“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说：“地主也吃苞米面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觉得味儿不对了，又问：“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儿子吃啥？”问到这里老周来了精神：“他们吃得不行，总是吃苞米粥加点野菜，吃不上粘豆包。”这时下面已经是一片喧哗了，主持人也觉得口里发干，于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你过年吃啥？”老周回答道：“过年能吃猪肉炖粉条，还有粘豆包。”接着，老周不等政工人员开口，又主动发挥说，东家不但一直对他好，而且还给他做媒娶了个媳妇。听到这里，下面的群众早已笑得合不拢嘴了。政工人员一看，连忙训他：“行了，行了！没问你这个！”老周一脸疑惑，说：“不是你让我来说的吗？”此时，下面的群众早已经笑得肚子疼了，主持人只好请老周回到座位上，尴尬地总结说：“虽然……地主给老周吃粘豆包，但是……这也是为了麻痹老周，以便更好地剥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记识破地主老财的阴谋诡计，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现在，大会结束！”从此老周有了个绰号叫“粘豆包”，名扬全局。

　　　　文革后期，“四人帮”大搞形式主义，号召各级干部“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所谓“白天一把锁”，就是指干部白天下基层、蹲点；所谓“晚上一盏灯”，就是干部晚上回到办公室，加班加点地办公。这种貌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根本就不把人当成人来看待，能做到这样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会被真正执行。当时我父亲他们单位的领导，白天办公室确实是“一把锁”，但都在家里呼呼睡觉；晚上也确实是“一盏灯”，但都是几个人凑在一堆打扑克。1976年我父亲他们出去汇演，到了附近驻军部队、榆社县革委会、还有几个公社，每到晚上，无一例外地看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干部们都无一例外地在里面打扑克。当时也不兴赌钱，输了的要么钻桌子，要么脸上贴纸条，要么头顶洗脸盆。来势汹汹、席卷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时，的的确确成了强弩之末了。

　　　　　　　　　　　　　　　　　　　　　　六、公物还家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伴随着对政权的厌恶和失望，工人阶级已经不再那么大公无私了。那时，车间里偶尔也有人忙碌，但大家都不是在忙公家的活，而是在忙着给自己添置家当。好在车间里木料、钢铁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于是大家每天打柜子的的打柜子，磨菜刀的磨菜刀，做沙发的做沙发，连那些做沙发用的弹簧，都是工人自制的。

　　　　当时我到小朋友们家去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堆的齿轮、仪表等东西。现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把“属于自己”的国家财产往回偷。或者自己留用，或者卖破烂挣点钱。后来才知道，这种现象在当时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公物还家”。铁N局内普遍的枕木、铁轨、各类工具就不必说了，几乎家家都有；有几家东西特别出奇的：有一家竟然放了好几百个上海产的“电磁继电器”，只是为了把它拆开拿出铜丝去卖；另一家和煤炭用的铲子，竟然是用半厘米厚的不锈钢做的，我们小孩子根本就拎不动；还有一家，则用无缝钢管当柱子盖棚子。这些偷来的东西就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可是根本就没人管了，因为领导们自己也并不干净。

　　　　假如不考虑一贫如洗、物资匮乏、吃不饱饭这几条，那么当时工人们上班倒也还是很悠闲的。1976年夏天，我四岁刚记事的时候，常随父亲一起去单位上班。通常在点个名以后，就看到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躲在树阴下乘凉，把报纸撕成细条，卷进散烟叶，甚至是树叶子抽。要么海阔天空、山南海北地吹牛，要么用石头子在地上画个格子，下“十八子围老虎”棋。还没到下班，工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溜回家了，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着从单位偷回家的各种物品。

　　　　　　　　　　　　　　　　　　　　七、为希望活着

　　　　尽管我们的家庭一贫如洗，甚至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但看着两个孩子茁壮成长，我的父亲母亲却充满了希望。那时粮食不够吃，我的父亲母亲都省下自己的口粮保证两个孩子的发育。饥饿是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我的父母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越是离家近，越是感到饥饿，经常要扶着墙才能勉强走回家。由于父母的悉心照料和为下代的无私奉献，我和姐姐除了少数特别困难的情况外，都是又胖又壮。对，只要有希望，只要孩子在成长，一切困难和磨难自己都可以忍受。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思想的真实写照。

　　　　1973年下半年，我的母亲经人介绍给一位在县妇联工作的女干部看孩子。我的母亲对人家的孩子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顾，无微不至。后来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形：每星期六那位女干部来接孩子的时候，小孩就又哭又闹，回去不是感冒就是发烧，一来我们家就好了。那女干部对我的母亲为她看孩子如此尽心尽力非常感动，又听了我母亲的遭遇，看了我们家的境遇，于是她在感动之余，为我的母亲在一家县办集体企业――太谷线材厂找了一份临时工作。

　　　　由于当时的政策不许农民自由流动，即使是当临时工，也必须要有城市户口。可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于是我前面提到的、我的义父王凤刚就把自己妻子的户口本借给母亲冒名顶替，才得到这份工作。所以直到现在母亲身份证上的姓名都还是别人的名字――张云霞，而不是她自己的本名――张秀菊，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们家留下的一个特殊烙印。虽然用“张云霞”这个名字已经三十年了，可我的母亲总是感觉这个名字很陌生，仿佛不是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太谷线材厂位于太谷县城东大街66号，是一家生产铁丝、铁钉等线材的企业，共有职工三百多名，在太谷县也算一个比较大的企业了。我母亲最早的工作是用猪血糊一种可以盛酒和豆瓣酱的篓子，每天干12个小时，工钱7毛钱。编织这种篓子是太谷线材厂的一项副业，也是太谷本地的一种传统工艺。由于制作工艺复杂，加工过程又脏又累，现在大概已经失传了。当时，不要说年轻的妇女，就是一般的男人也不愿意干这样的脏活、苦活，因此当时全厂生产这个的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人员不够，才有了这个临时工作。可是，我的母亲对这个工作激动不已，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第一个固定收入来源。

　　　　我的母亲是吃苦长大的，人非常勤劳厚道，还特别要强。我的母亲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说自己“不行”。因此，她干起活来特别塌实，不但不偷懒，而且还特别有眼色，总是替老师傅把很多活都抢着干了，每天下班时还把那个干活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我的母亲非常好学，就连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的这种编织篓子的技术，她也要研究透彻。即使是大冬天，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多度的情况下，她也照样来上班，浑身沾满肮脏、恶臭的猪血，双手被冰冷的猪血，拔出条条血丝。因此，老师傅对我的母亲赞不绝口，逢人便夸；而凡是跟我母亲打过交道、看到过她干活的人，也都无不敬佩于她的勤劳、肯干、要强。直到我考上大学，放假回太谷的时候，无论是遇到哪个太谷线材厂的老工友，没有一个不对我赞叹我母亲的美德的。

　　　　没有背景的小人物的地位，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我母亲的吃苦和能干，日益赢得了线材厂领导和工友们普遍的尊重。于是在1975年的一天，我的母亲得到通知：到单位食堂去当炊事员，工资也升了，一个月27块钱。其实，当炊事员在物资匮乏的当时来说，应该算一样美差，自己可以吃饱，甚至还可以往家带点粮食。但是，那时的太谷人爱面子，总是觉得当炊事员是伺候人的活，因此食堂那个老炊事员退休以后，厂里没一个人爱干炊事员，于是就找到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她的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我。即使是在炊事员的岗位上，她也勤勤恳恳。我的母亲就让我的父亲，找来铁N局单位食堂内部印制的一本《烹调知识》认真学习，很快学会了烧一手好菜，时不时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即便是因各种原因误了吃饭时间的工人，我的母亲也不辞辛苦，单独给他们做饭。山西人吃饭简单，多为面食，而且当时是粗粮居多，偶尔吃点青菜。一碗青菜赶面条，再炸点葱花，香喷喷的。上至领导、下至工人，全厂的人都没吃过如此好味道的饭菜，个个都非常满意。虽然当时我的家里还很穷，当炊事员也有条件往家里拿东西，但我的母亲太珍惜自己的名声，公家的一分都不拿。

　　　　转眼到了1976年。我的母亲吃苦耐劳、品德高尚的好名声不仅在太谷线材厂，而且在那个不大的太谷县城也已经不胫而走，厂里的工人们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太谷线材厂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叫郭有和，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他风光时腰里别了两把盒子炮，人称“双枪郭有和”。他和革委会的其他几个领导研究了一下，决定给我的母亲转正。这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我母亲当临时工时就是借用别人的假户口，真实户口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于是，当时线材厂革委会的一个领导找了自己的一个亲戚，太谷县公安局的一位股长李××去办这件事。我的父亲、母亲招待李××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以后当晚，他就和公安局另一位同志开着吉普车奔赴河南，三天后就把母亲的户口给起回来了。这在太谷县历史上是破天荒头一回。当时我已经记事了，起户口时请客的情景，还有那两位穿着蓝色公安服的叔叔，我还依稀记得。

　　　　我的母亲转正以后，我们家便成了令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并且家中只有两个孩子，因此家庭条件明显改善，在当时工人家庭中已经算好的了。由于铁N局是流动单位，职工的家属大多是没工作的。那时也不怎么太提倡计划生育，因此工人的子女也很多，有两个孩子的都是稀罕事，有三、四个孩子很正常，最多的一个工友有14个孩子，吃饭时全家在用枕木钉成的大桌子旁，排成两列，像开公共食堂，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1974年，我们家原来的房东因儿子成家，下了逐客令，于是我们只好搬到了太谷县城东关大队。我们家的新房东叫王二小，成分是贫农，即便是这个“贫农”家里，房子也是深宅大院。当时在那个大院里住着四家子人：我们家，房东一家，山西大学的老师一家，还有一家太谷县轻工机械厂的工人。山西大学位于太原市，那位老师两地分居，那一家当时也非常困难，他的老婆没有工作，靠在家里喂两口猪过活。他们有一儿一女，年纪与我和姐姐相仿，大的叫红红，小的叫军军，常和我和姐姐一起玩。红红和军军在小的时侯穷得大冬天都没有袜子，还经常挨打。后来一个考上了北大，一个考上医科大学。当时还在“批林批孔”，那个轻机厂工人每天晚上要学习、开会到晚上10点才回来，回家后，喝两口小米粥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这就是那时中国老百姓过的生活。

八、短缺时代

　　　　如果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政治迫害之外，还有什么让人刻骨铭心的，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对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了，今天的年轻人除了缺钱，感觉不到什么物资的短缺。然而在那个时代，基本生活物资的短缺是家常便饭，影响到了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当然，高高在上的官僚另当别论）。为此，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有一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专门研究了这种现象，还写出了一本《短缺经济学》。

　　　　在取得了“年平均增长12.5%”的“巨大成就” 二十多年以后的七十年代，我国人民的生活仍然极度贫困。在山西省每个成人每月37斤的粮食定量，其中有75%是粗砺得难以下咽的玉米面和高粱面。吃上一顿纯粹由白面做成的馒头成了很多人家不可实现的梦想；每人每半年定量供应肉5两（250克），食用油5两。不但粮食和肉类和食用油要定量，连食盐、布、糖、醋甚至豆腐……一切生活必需品也要定量供应。

　　　　铁N局作为一个大企业，是工人阶级中排名最靠前的“铁老大”，特别是与当时最短缺的铁路运输方面关系密切，单位也有不少运输汽车，因而在物资供应方面享有比一般地方单位好得多的待遇。当时，单位专门有个供应段，专门有采购员时不时地从外地运来一些生活物资，缓解物资匮乏的情况。有时从东北运来一些大米，有时又从四川运来一些猪肉，有时又从青岛运来一些鲳鱼。当地老百姓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对铁N局嫉妒得要死。

　　　　1976年，随着大刮“批邓”风，国民经济又开始下滑，特别是交通运输不畅。体现在老百姓那里，就是物资供应极度紧张。1976年元旦，太谷县街上竟然没有一处卖肉的。除夕下午，我的父亲和几个工人在街上转了一大圈，无功而返。想着过元旦家里却没有一丁点肉，不禁心急如焚。其他几个工人郁闷地回家去了，我的父亲不甘心，又来到处机关院内。一进处机关，就发现一大群人围在一辆解放汽车旁，人声鼎沸。原来，供应段刚刚从外地运回了一车猪头。我父亲一看人太多挤不进去，就对卖猪头的工友任××大喊一声：“老任，帮我留两个猪头！肥一点的！”老任是父亲的老相识，听到以后就从车上挑了两个大猪头，放在自己柜台下面，等到人散去了，我父亲才拿回家。

　　　　一回到家里，正看到我的母亲坐在家里发愁：快过节了，什么食品都没有。此时一见父亲提着那两个猪头回来了，顿时非常兴奋，一家人算是过了一个有肉的元旦。

　　　　到了1976年春节，我父亲为了买上定量的2斤豆腐，从早上4点排队一直排到下午才买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队买肉……买回的都是瘦肉，因为肥肉都被“走后门”的人买回去了。有人肯定会惊奇地问：卖给你瘦肉还不好？俺就喜欢吃瘦肉啊！不过，那时人们缺肉缺油，喜欢买肥肉解馋或者炼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是相反。那些卖肉的、卖豆腐的，简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学教授还是工程师，人人都得向他们陪笑脸以巴望能卖点肥肉解馋――然而这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权力最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恶劣的服务态度让人难以忍受。文革时期随着物资的长期短缺，“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后来发展到“不正之风”，又发展到今天的腐败。如今父亲回忆起这段历史，吃惊地说：“人的适应性可真强，当时那么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现在想想都后怕，当时就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头排十几个小时的队？”

　　　　尽管有人说文革是为了“整腐败分子、特权阶级”，但实际上那个时代照样有腐败分子、特权阶级，而且为数不少。虽然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能与今日腐败分子、特权阶级同日而语，但是与当时的普通工人相比，干部们的生活就是强得多。那时的白糖异常紧俏，平时根本就见不到，一般人只能以糖精代替。然而，我的父亲就曾亲眼见到，单位头头们家里的白糖放得时间太久而变质，竟然被白白扔掉。此外，头头家里还有不少上海产的巧克力奶糖、麦乳精、名烟名酒等等，这在普通工人家里是根本见不到的。

　　　　不仅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短缺，一段时间里，全国一度“八亿人民八部戏”，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见不到什么文艺作品倒是真的。即便偶尔有几部文艺作品，也是硬套“文革”公式，贯穿“两条路线斗争”，无论是描写大庆油田的，描写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还是描写农村的，除了环境变变，情节、人物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我在上大学时候，买了学校处理的图书馆藏的几本书，其他几本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南京长江大桥》。这几本书尽管描写的事情不同，但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却是一样公式化：一个存在糊涂认识的老革命，一般担任正职；一个苦大仇深的造反派，虽然不担任很高职务，但革命路线站的稳，在工人或农民里威望很高，一呼百应；一个走资派或者阶级异己分子，一般担任副职，副总指挥、副厂长之类角色，总是搞破坏，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搞破坏；一个头脑简单的革命群众，特别容易被坏人蒙蔽，被教育后又幡然悔悟，又变成特别坚强的革命战士。人物没有个性，只有“好”与“坏”的面具和标签。

　　　　　　　　　　　　　　　　　　　　九、也有值得怀念之处

　　　　不过，那个时代治安倒是很好。1976年春节期间我们家两次遭了盗窃，小偷别的什么都没动（不过，除了那台收音机以外，当时也是一贫如洗的我们家也的确没什么东西值得偷），只偷走了放在桌上的两盘饺子。虽然父母为这两盘饺子的丢失也心疼（那可是来之不易的细粮和肉啊！），但想到那个小偷定是家里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才会铤而走险的，因此反而可怜起他了。另一次，小偷则偷走了家里的一块肉，那个小偷定是个走投无路的老实人，当时家里买了两块肉，一块大一点，新鲜一点；另一块小一点，不太新鲜了。两块肉放在一起，小偷只拣那块小一点的肉偷走了。我父母发现后，不但不骂那个小偷，反而感叹，那是一个好人。

　　　　我三、四岁时父母每天上班，就把我和姐姐锁在家里。那时也没什么防盗网、防盗门，调皮的我就把窗户玻璃上的钉子拔下来，跑出去玩。姐姐不敢跑，我就独自上街。有一次我自己跑到离家好几里外的电影院去，人家不让进，我就在门口玩起来。等到中午父母回家不见了我，急的发疯，全城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后来邻居跟父母说我临走时跟他们说了句“影影”，于是父母猜我会不会跑到电影院了？等心急火燎地到了电影院，看到我正在和几个小孩坐在地上玩呢！还有一次，父亲跟母亲说要随单位文工团去“七五三”兵工厂调演，他们说话时我听到了，知道又可以吃上些肉啦，就自己跑到去那“七五三”兵工厂的必经之路旁等着，等到父亲单位的大客车来到这条路上，大家异常惊讶地发现了我，于是我就上了车，吃上了一顿大肉――当今，就是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让自己的小孩这样单独行动。

　　　　虽然我对1957～1976年期间的毛泽东时代是持基本上否定态度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妨碍我赞美他的那个时代的一些值得留恋的地方，比如说公费医疗。七十年代，父亲的一名姓赵的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转送到北京的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一直到痊愈。还有一位段姓工人，1972年因为肠癌被送到上海铁路医院，开刀后截去了一段肠子。但是由于肠道缩短而导致吸收很差，人饿得不成样子。后来单位又把他送到上海铁道医院，植入了一段动物肠子，手术很成功，至今还健在。还有一位姓苏的工人，1976年脑部因绦虫孵化而导致腹水压迫视神经失明并经常性昏厥，转至上海铁路医院植入永久性水泵（国产），抽出腹水后眼睛复明，一年后水泵坏了，又送到上海铁路医院植入美国进口的永久性水泵，健康存活了17年，也是分文不收。

　　　　虽然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农民没有公费医疗，但当时的医疗费用是非常低廉的，一个感冒之类的疾病，一两块钱就治好了。而且那时医生的职业道德非常好，例如我的姐姐出生时我母亲难产，那样的情况医生也不用产钳（用产钳容易导致胎儿畸形），而是慢慢地用宽布带子一点点往下勒，前后折腾了好十几个小时。结帐时，仅仅花了12块钱。此外，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医院也是先救人，再收钱，有些没有钱的，也就算了。因此，建国后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从三十五岁提高到67岁，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经济建设搞得不错，但人均寿命却基本没有提高，甚至已经不及斯里兰卡等贫穷国家。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再看看“医疗产业化”的今天：据《××晚报》报导，一位7岁的小男孩3年前由于阑尾炎引起的肠粘连而动了造瘘手术，将其两截小肠留在体外进行排泄引流。由于无钱进行第二期手术，3年多来，小孩的肠子一直挂在体外！看了这个报导，不知读者有什么感想。我本人可以断言：我刚才列举的三位普通工人，如果在今天恐怕没有一个可以幸存下来，因为他们和这个小男孩一样，没有钱。――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存状况，一些人反而又怀念起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十、“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前面提到过，我的父亲参军以后，就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转业后又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也是搞音乐。以后虽然当了工人，但在音乐方面水平还是有的。因此，我的父亲就被吸收参加了铁N局的宣传队。此时的中国，正在刻意营造“莺歌燕舞”和“形势大好”的氛围，来证明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胜利的、必要的。各个大企业、机关、学校、厂矿、军队竞相办起了宣传队，每天唱来跳去，营造歌舞升平的气氛。

　　　　铁N局是大单位，吸收参加宣传队的都是文化水平很高，或者在文艺方面有些修养的工人和干部，里面也算是人才济济，还有许多名人之后。例如前面提到的老作家魏巍的侄子魏××，还有黄炎培的外甥王××等一些人。这些人大概也是受了家里文化氛围的熏陶，人人都很有两下子。

　　　　在宣传队里，由于我的父亲不仅作风正派，技艺精湛，而且在指导年轻人时非常耐心细致，因而他赢得了同事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尊敬。直到2003年，父亲得癌症以后，他当年在宣传队的两个同事龙××和夏××来我家看望他时，还一起回忆起在宣传队里的那些日子。那个时候，他们二人还是二十多岁正当年，现在也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席间，他们还动情地唱起了当时在宣传队里唱的那些歌曲，还包括当时不许唱，他们偷偷唱的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

　　　　当时的铁N局宣传队全名是“铁N局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顾名思义，是专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那时，也不许演别的东西，天天排样板戏，从《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到《龙江颂》，几个样板戏都演过。实事求是地说，几个样板戏从舞美设计、唱腔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都不错，应有相当的艺术成就。但那时就这几部戏霸着舞台，古今中外其他优秀曲目都不许演，实在是太黑暗了。八个样板戏用传统演法演腻了，观众也看腻了，就来个“革新”，搞《钢琴伴唱红灯记》或者《手风琴伴唱沙家浜》。当时的报纸也是通篇造谣，说什么“贫下中农一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注】见当时《人民日报》）我的父亲当时曾经到很多地方去演出过，别说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贫下中农，就连一些县城，都没有一架钢琴，哪里谈得上“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呢？

　　　　在那一段，我的父亲还被安排参加拍摄一条假新闻。那新闻的题目叫做《铁N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群众文艺工作搞的好》。我父亲在这则“新闻”里边，装扮成一个到群众中采风的“文艺工作者”。为了突出气氛，那个记者让我父亲穿上中山装、弄副眼镜戴着，尽管当时我父亲眼睛既不近视、也不花。此外，我父亲还必须背着手风琴。拍我父亲从面包车里下来的镜头连续拍了好几次：每次下来，和“群众”握手；由于记者不是很满意，于是父亲一行重回车上，再下来，再和“群众”握手……直到记者满意为止。本来父亲和扮演“群众”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还得假装成不认识。接着拍“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交谈的镜头，根据记者的安排，父亲必须拿着一个小本本，不断地边听边记，还得不断点头表示赞许。其实父亲完全是胡写乱画，而“群众”则对父亲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据记者的安排，张嘴就行了，解说员早就定好怎么解说了。后来，单位还组织工人收看这则“新闻”，扮演“主角”的我父亲去都没去。这就是中国“新闻”的真实面目。

　　　　1975年，我父亲随宣传队到太原军分区去汇演。演出中间，不该我父亲上场时，他就从军分区礼堂溜了出来。这时，恰好碰到接他们过来的那个军分区司机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于是我父亲给了他一根烟，二人聊了起来。由于我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于是二人聊得很投机。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聊到军分区的领导们身上去了，那个司机告诉我的父亲，说这个小小的军分区竟然有十二个副司令员，平时都不怎么露面，一到争待遇、争小车时就都出来了。刚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个副司令员的女儿到大学去的。

　　　　1975年、1976年两年，我的父亲忙着到处汇演，两年间在外调演、排练时间几乎占了一大半。当时父亲单位几乎已经完全不生产了。机床上锈迹斑斑，马达上爬满了牵牛花，偶尔有开工的声音，也是工人们在利用公家的设备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块的不锈钢磨成菜刀，用钢丝造弹簧给自己家沙发上用。当时“四人帮”一伙又在狠批“唯生产力论”，谁会去自讨没趣走“白专道路”呢？据父亲回忆，当时去汇演的那些单位大都是如此。

　　　　　　　　　　　　　　　　　　　　十一、公元一九七六

　　　　1976年的中国，正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前夜。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动乱岁月中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他的逝世顿时使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流泪。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逝世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病卧在床，难以视事。“四人帮”乘机翻云覆雨，倒行逆施，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另一方面，人民忍受程度已达到极限，暗暗积聚着力量。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细流在1976年终于汇聚成了汪洋大海：在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说“不！”尽管后来这场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它宣告了离“四人帮”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这场运动中，铁N局的工人阶级冲在了最前列。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声讨“四人帮”的檄文《扬眉剑出鞘》，就是出自铁N局建筑处机械厂机电队的青年工人王立山之手。1976年4月1日，正在北京探亲的王立山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上贴出了那首令人回肠荡气的千古绝唱《扬眉剑出鞘》：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被亿万中国人民传诵的檄文，引起“四人帮”的阵阵恐慌。他们把该诗列为“四五”事件中的“001号反革命案件”，可见这把锐利的长矛，确实刺痛了“四人帮”的要害和心脏。

　　　　1976年7月28日的深夜，发生了本世纪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华北地区都处在强烈的摇动中，连太谷县也受到波及，震感十分强烈。强烈的震动把父母惊醒，他们迅速抱着我和姐姐逃到了户外，然后父亲又返身回屋把那台珍贵的收音机抢救出来。不过，这次震动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房子也并没有倒塌下来。不久，太谷县医院里转来了一些地震中的伤员。接着市面上谣言四起，例如“唐山只剩六个活人”，“地裂缝把整个城市都吞了”等等，把大家全弄成了惊弓之鸟。唐山大地震时，我已经依稀记事。那一段时间，每到傍晚，全县的地震警报就发出“呜，呜”的鸣响，此起彼伏。当时，谁也不敢回屋去睡，大家都拿着被褥、椅子坐在远离高大房屋的旷野。那时虽是夏天，但到了夜里还是感觉颇冷，我父母抱着我，坐在椅子上困守天明。朦胧中我记得邻居家的大哥哥，当时已经20多岁了，穿着军大衣坐在我的前面，背对着我。不仅是太谷县，当时整个北方，人们都露宿街头。后来，我的父亲找到了单位一辆报废以后被拆除了座位的吉普车，每天晚上，父亲都把那台收音机用棉被包好放到床下，然后全家人步行几里地到那辆破吉普车里睡觉。

　　　　1976年9月，全中国大街小巷，突然间同时响起了哀乐――毛泽东去世了！那一天，我的母亲正领着我和姐姐正在街上往太谷线材厂走，猛然听到哀乐和广播员沉痛的声音。当时，我母亲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他老人家”死了？完蛋了？难道……他真的也会死？于是她掐了自己一把，才知道这不是在做梦。以后半个月里，街上到处挂满了是白花，到处是戴黑纱的人。当然，母亲、父亲也戴了，他们不敢不戴。

　　　　我的母亲带着我参加了太谷县工会组织的毛泽东追悼会，会场设在离线材厂不远的太谷县果品公司。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记得当时电视上放映的情景是故宫、以及躺在花丛中的毛泽东。我觉得很好奇，很兴奋，拍着小巴掌哈哈地笑，于是母亲狠狠掐了我一把，疼得我又大哭起来。追悼会场的人都低着头，有几个中、老年妇女“呃呃”地哭，大多数人只是低着头，包括我的母亲。整个会场数我的哭声最响。我父亲所在的铁N局工人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明显淡薄多了，当时他们单位领导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时，马上就有一个女声“呃，呃”地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人都低着头不做声，胆大的人还偷偷地四处瞅瞅是谁在“呃，呃”，于是那“呃，呃”声也没了。

　　　　这就是公元1976年！人们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1976年10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家刚刚从地震棚里搬回来。我的父亲仍然像往常一样，搜索着莫斯科电台的广播。突然，一则江青被抓的新闻传入父亲耳中。据父亲后来回忆，刚听到这则消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惊又喜，只是不大相信。第二天上班，父亲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位与父亲关系很好的工友走到父亲面前，压低嗓子对父亲说：“江青被抓起来啦！”父亲还假装糊涂，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互不信任――说不准被谁告发了呢？那工友见父亲不信，急切地说：“真的！昨天我听外国电台说的！”于是父亲与他相对一笑，各自忙自己的去了。以后的几天里，人们都小心地传递消息，暗暗喜悦着，直到得到官方证实。

　　　　1976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被锁在家里，听到外面远远传来鞭炮声、锣鼓声。那天，父亲、母亲都回来的很晚，而且母亲是被人搀扶回来的，原来母亲是参加游行时掉到沟里扭伤了脚。“四人帮”被“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给“一举粉碎”了！当时大人们都说，“四人帮”里有个江青最坏。后来，每当我们家吃鸡，父亲都把鸡头砸碎，掏出一个像正在跪着的小人似的鸡脑，说“这就是江青！”当时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

十、孟塬纪事

　　　　打下戴子营以后，铁N局造反派威震潼关、孟塬，没有谁敢惹了，造反派自然也很神气。有一回，一列客车停靠在孟塬车站，几个乘客和乘警坐在车窗前的座位上唠嗑。乘客看见窗外来来往往穿灰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人，于是就问乘警，那是什么单位的？乘警一边抽烟，一边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不屑地说道：“那是铁N局的人，哼，一群土匪。”谁知，车窗附近恰好有个铁N局的工人，他一听乘警这么说铁N局的人，顿时大呼起来：“弟兄们！这个乘警说我们都是土匪！”

　　　　这一喊不要紧，顿时有几百个工人抄着家伙奔向列车，转眼工夫就把列车团团围住，十几个人上去就把那乘警给揪下来。那乘警吓得面如土色，一个劲地扇自己嘴巴子，可是工人们依旧不依不饶，非要把那乘警单独留下来审讯。列车长赶紧找了孟塬火车站的站长，老站长来到工人们中间，跟大伙说道：“弟兄们，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这小子吧，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那乘警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作揖，喊道：“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孟塬火车站站长跟铁N局工人朝夕相处，大家也挺敬重他，大伙一听他这么说，再看看那乘警的熊样，也就算了。

　　　　自从1967年以后，伴随着到处串联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上的流氓明显多了起来。有一天，一列从四川开来的火车上，几个串联的红卫兵拿了列车售货员的苹果和啤酒不给钱，乘务员申辩，那几个流氓就打了乘务员，乘警去吓唬他们，谁知他们连乘警都不怕，还把乘警给绑了起来。列车长听说这事，指示火车司机把列车停到孟塬车站后，通知了车站方面，车站又通知了铁N局。

　　　　竟然敢在“铁老大”的地盘上撒野，这还了得！铁N局掌握实权的造反派一听，立即召集了一两千人，将列车围了个水泄不通，几个工人上车搜查那几个流氓红卫兵。几个肇事的红卫兵一看这个架势，连忙翻车窗想跑，可来不及了，大部分当场被抓，只有一个跳下车窗后趴在车底铁轨上。几个坏小子被抓住以后一清点，少了一个，于是又全车厢里大搜索。这时，我父亲偶然往车下一瞅，火车轮子后面藏着一个人，于是这小子也被抓了出来。然后，又从这几个坏小子身上搜出钢鞭、匕首、军刺、手铐等凶器。列车长向铁N局道过谢以后，列车又前行了，留下这几个坏小子由工人审讯。先开始几个小家伙嘴还挺硬，于是工人们把他们用电动葫芦吊起来，用钢鞭抽打，把这几个原本不可一世的坏小子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吊了两天，一看他们已经快没气了，这才放他们走。

　　　　在潼关时，我的父亲还目睹了一起处决。被处决者据说是原潼关县公安局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鲜（【注】此人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可朝鲜又把他给送回来了，因此犯了“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怕他喊口号，他被用铁丝穿过面颊和舌头。类似处决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流行，后来张志新处决前被割了气管。后来不久，父亲工地所在的村庄上城子有一个九岁的小孩，因为刚在学校学会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写有“毛主席万岁”标语的墙上用粉笔写了“打倒”两个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终。

　　　　当时，陕西的农民非常穷，但民风很淳朴，农民老实、厚道。在孟塬工地不远，有一个小小的洗染店，当时很多工人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一来二往就跟里面的人混熟了。这个洗染店里有一个老师傅，姓张，当时背上总是戴着写着“小业主”三个字的布条。张师傅原本是这个洗染店的老板，穷苦人出身，抗战时在国军部队里当兵，给长官当马夫。日本人打洛阳时，他在战场上给长官看马，眼见着一发炮弹打来，离自己百步开外爆炸；第二发炮弹又近了一点，第三发更近一点。老张一看，坏了，再有一发就轮到自己了。于是他撒开脚丫子就跑，刚跑了几步，一发炮弹落在他刚才站的那个位置，长官的马全被炸死了。后来他们部队在深夜里与鬼子遭遇，被打散了，老张辗转到了孟塬，开了间洗染店，找了个媳妇。解放后，老张的洗染店被公私合营，老张也继续留在里面当职工。老张人很豁达，因此尽管当时每天都背着“小业主”的白布条子，但依旧谈笑风生，声如洪钟。

　　　　　　　　　　　　　　　　　　　　　　十一、“进洞要紧”

　　　　铁N局在潼关一带，修筑的是连通孟塬（【注】属陕西省）到风陵渡（【注】属山西省）的铁路，合计修了一座黄河铁路大桥和几个隧洞。由于当时局势混乱，工程修修停停，四、五年才最后完工。修黄河大桥时，一个吊臂因基础不牢而翻倒，致使在吊臂上的几个工人牺牲，也被埋葬在黄河南岸的沙滩上。后来1991年我考上大学时，我们全家到临潼旅游。火车过黄河大桥时，父亲还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那里埋着当时牺牲的工人。

　　　　后来开山洞时，山洞塌方也造成了伤亡。有一个叫郑××的工人一向是个积极分子，也在事故中受了伤。等到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出来，他在担架上大叫：“别管我，进洞要紧！”当时，此事被当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活教材四处宣扬。但是渐渐的，他的豪言壮语却变成了工人们的笑柄，人们见了他，总是笑着问：“怎么样，进洞要紧不要紧？”更有尖酸刻薄的人做了发挥：“你是要进什么洞啊？咋的就那么急？”每当人们问到这里，他就一脸愧色，争辩道：“唉，过去的事啦，还提它干什么……”

　　　　在孟塬时，有一天傍晚来了一车皮开山洞用的TNT炸药。火车停在车站里，领导认为很不安全，于是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连夜装卸。可是工人里党员、团员不多，人手不够，于是就让积极分子也去，后来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后出身富农的也叫去了。最后工棚里只剩下包括父亲在内的3个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里没有电灯，只有外面惨白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3个人谁也没有睡觉，但谁也不吭声……“出身”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心头，让你窒息，让你随时感觉你是个异类。成分不好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贱民、就是中国的“首陀罗”和犹太人。

　　　　在潼关后期，单位里有一位叫王××的女工友，在上厕所时用《林彪语录》擦屁股，竟然被一个“觉悟高”的人给检举揭发了，还把“赃物”交到了领导手里。造反派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那个王××被抓起来审查，还居然为此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可是查出身，是八辈子贫农，根正苗红；查历史，苦大仇深；查表现，一贯积极。这可真难为了专案组，好在这时传达了林彪“九?一三”折戟沉沙的消息，这才不了了之，把她给放了。

　　　　　　　　　　　　　　　　　　　　　　十二、崇拜芒果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为什么，这些“最高指示”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父亲单位。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大红纸写的“最高指示”的造反派头头带领下游行，以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还有一次，游行是因为听说“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这个特大喜讯。当时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个头头凑到一起一合计，打算到陕西省华阴县去游行庆祝。等大伙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坐汽车来到华阴县时，当地已经庆祝过又去睡觉了，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听到锣鼓声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见此情景，大家只得悻悻然地回去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丈二摸不着头脑，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毛泽东说的话，就是屁话也要庆祝。后来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批评江青的。

　　　　在他老人家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芒果之后，又兴起了“芒果崇拜”，全国到处都充满了用蜡做的假芒果，人们就对着这些假玩意顶礼膜拜。在铁N局，由于没人会使用蜡做芒果，就有心灵手巧的木工用木头雕成芒果的样子供人们崇拜。

十三、天涯沦落人

　　　　1967年底，我的母亲时年16岁。滑县老家已经实在不敢再待下去了，于是外婆托媒人为我的母亲找男人结婚。母亲太小，外婆怕她受欺负，于是提的条件是也找一个出身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男的，希望他能心疼她。就这么着，找到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由于年纪轻轻就受到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因此一直没有再婚。波折的经历，使得他脾气很暴躁，对什么都缺乏兴趣。此外，由于还要供养祖母，特别是文革初期祖母被红卫兵押回确山老家，也使得父亲颇为破费，不但没存下什么钱，还欠了几百块钱债。结婚时，我父亲找人借了5块钱给我的母亲买了件新衣服，父亲装行李的炸药箱是他们唯一的“家具”；没有房子，就住在父亲单位的帐篷里或者寄住在祖母家里；没有被褥，是我大姨买了个套子连夜赶制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的祖母养成了自私冷酷、飞扬跋扈、花钱大手大脚的性格，因此对这个儿媳妇的到来，她并不欢迎。因为，这个儿媳妇是农村户口，来了就是注定要吃“高价粮”的。同时，由于我的父亲整整大我的母亲一倍，年龄差距达16岁，人又长得漂亮，因此祖母认为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婚姻不可能持续多久，故而我母亲过门后，对我的母亲百般虐待。我的父亲对我母亲感情还是很好的，但是，男人心粗，又经常随单位东跑西颠，因此疏忽了我的母亲，经常单独让我的母亲和祖母住在郑州。父亲留给母亲的生活费一并交给祖母，没想到自私冷酷的祖母私自截流花掉了。母亲当时年纪小，又不敢说，因此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的母亲受了很多的苦。

　　　　后来我的姐姐出世时，由于家里太穷，买不起卫生纸，我的父亲就到工地捡了些装水泥的袋子，回来后洗干净，又在锅里蒸一蒸算是消毒，给母亲临产时用。生姐姐时，祖母使坏不让父亲陪伴母亲。我父亲孝顺，不敢违抗命令，只好待在家里，任由我的母亲一个人在医院里挣扎。当时医院里产妇，基本上都有家人陪护，只有我的母亲一人孤苦伶仃。当时恰逢冬天，窗外滴水成冰，母亲羊水破时，就浸泡在冰冷的羊水里几十个小时。我姐姐出生时个头太大，母亲年龄又太小，因而极度难产，人都快憋死了。幸亏当时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特别好，在一个老护士长的带领下，慢慢用宽带子一点一点勒，生了40多个小时才生出来。孩子出生后，祖母和父亲去看我的母亲，医生实在可怜我母亲，于是对他们俩大声训斥，祖母听后一言不发。

　　　　回家不久，父亲就又和单位走了，留下祖母和月子里母亲在家。祖母故意虐待母亲，让还在坐月子的母亲大冷天去洗被子，结果又使我母亲落下了不少病根。祖母这个人，在我少年时来过我家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她残忍、自私、冷酷，对我这个孙子一点也不亲。母亲原指望找了我父亲能逃出苦海，此时又落到我的祖母手里，真是雪上加霜。

　　　　我的母亲实在不堪祖母这种令人发指的虐待，父亲又不在身边，又不敢对外公外婆说让本来就陷于苦海的他们伤心，于是到郑州人民公园上吊自杀。当时母亲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因此打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结。也是母亲命不该绝，当时幸好有几位行人路过，行人见状大惊，连忙将母亲七手八脚地放下，此时我的母亲都已经听不见、看不见了，但意识还清楚。出了此事以后，父亲才恍然大悟，于是把母亲带到了工程队，母亲才算脱离了祖母的魔爪。

　　　　　　　　　　　　　　　　　　　　　　十四、彻底的无产者

　　　　因为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规矩，奴隶的子女也是奴隶，所以我的姐姐也是农村户口。当时，我的父亲一个月工资加补贴大约是六十来块，按当时标准说已经比较不算低了，但是，父亲单位是流动性质，经常需要外出吃饭，无形中多了很多开销；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强行扭送回农村，父亲帮她安家欠了300元外债，每月都需要还债；祖母回到郑州以后，花钱依旧大手大脚，经常请人帮着写信要钱，还时不时地发来电报，谎称自己“病危”，实际是要钱。我父亲孝顺，一接到电报就六神无主、长吁短叹，赶紧跑回郑州去，这么折腾着，也花掉不少钱。此时，家里又添了两张吃“高价粮”的嘴，家里日子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求生，我的母亲背着我姐姐，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挖别人不要的、半腐烂的马铃薯，捡别人收割时洒下的麦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运气不好时，曾被生产队抓住游街示众，但我的母亲为了这个女儿，自己豁出去了，爱游街就游街，爱斗争就斗争；不过，有时运气好，也遇到过好心人，偷偷塞给她一把麦子。

　　　　七十年代初期，潼关铁路修完，铁N局又流动到北京附近的河北怀来、幽州一带，从事丰沙线铁路复线建设工程（【注】丰沙线是连接北京丰台――河北沙城的铁路，该线于1954年建成，1955年11月运营。其复线工程于1972年10月竣工运营）。此时我们的家庭，用“彻底的无产者”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当时全家三口住在父亲用木板和油毛毡定成的简易房子里，用枕木锯成大大小小的木墩子埋在地上充当桌椅板凳。当时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差，臭虫遍地，晚上咬得人根本无法睡觉。臭虫这东西，今天的人们多已见不到了，但那时却非常普遍。臭虫是一种菱形的寄生虫，专门靠吸人畜的血过活，未吸血时呈扁平状，吸饱人血之后，则像人指头肚子似的圆圆鼓鼓。

　　　　风沙线沿线地处燕山山脉，四周都是崇山峻岭，间或有河流溪谷流淌。附近出产葡萄、山杏。当地的葡萄呈奶白色，晶莹剔透，非常可口。如今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长城”葡萄酒，就是用当地生产的葡萄做的。

　　　　到风沙线不久，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这个胎儿就是我。刚一怀上，我母亲的反应就非常剧烈，特别想吃酸的食物。于是，她和另外一个家属一起到山谷里摘酸杏吃。时值1971年夏末秋初，二人刚摘了一会儿，突然下起大雨来。雨越下越大，转眼间变成了倾盆暴雨。那个家属一看，指着一块大石头说，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吧。于是二人向那块大石头走去。可是我的母亲抬头一看，发现四周的悬崖上均有水冲刷过的痕迹。当时母亲不懂什么地质学，但直觉告诉她，既然那么高的地方水都能冲到，那么何况这沟底呢？母亲越想越怕，于是对那家属说此地不能久留，得赶紧跑回去。那个家属本来不愿意走，但母亲跟她说了自己的担忧，于是二人拼命跑起来。一路上顶风冒雨、磕磕碰碰，但总算安全到家。刚刚过了家里附近的那座桥，巨大的泥石洪流就倾泻而下，里面夹杂的石头，大的有双人床那么大。

　　　　一回到家里，看到屋里陋得跟水帘洞一般，地上的水已经齐膝那么深了。我的父亲正在忙着用脸盆往屋外舀水，姐姐则哭得哇哇叫唤。母亲暗自庆幸，要是当时依了那家属，那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十五、咄咄怪事

　　　　丰沙线靠近北京，因此我父亲偶尔也利用星期天带母亲到北京玩玩。一天他们到颐和园去，到了石舫，被人拦住不让进。父亲看见上面有一两个外国人，于是就问，上面明明有人，怎么不让进。工作人员说，只有外宾才能进，否则这么多人，石舫早就垮了。这事父亲一回忆起来，就很气愤，说这不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翻版吗？现在，颐和园的石舫也对普通百姓开放了，并没见被踩垮。

　　　　还有一次，父亲到八达岭长城去玩。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长城好好的垛口被拆掉了一段，修成了花墙。我的父亲想到垛口那里照相，可照相的不想走，偏不让照，非要在花墙那里照不可。于是我父亲只好在花墙那里照了一张，至今，我们家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成为那段荒唐历史的又一个见证。

一、逍遥派

　　　　1966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亲自发动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大兴安岭离政治中心太遥远，这里的“革命形势”总是比内地慢上一拍，而且往往是强弩之末了。再加上铁N局的一般工人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不怎么热心的，因此虽然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但规模比内地小多了。内地开始“全面内战”时，这里的武斗却少得可怜而且很不激烈。

　　　　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及通信工具，独裁者的统治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大兴安岭虽然地处偏僻，但远不是世外桃源。实际上，自从六十年代初以来，政治空气一天比一天浓厚了，即便是这个接近国境线的深山老林。当时的党委书记总是跑到父亲他们住的帐篷里讲形势，讲以阶级斗争为纲，讲“要把帐篷里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我的父亲在五七年遭到那次打击后，对“政治”二字早已厌烦得不得了，自然是不会搞什么“政治”的。

　　　　由于工人们的普遍抵制，铁N局最早“造反派”们势力单薄，于是拼命拉人入伙，就连父亲这样的人都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我父亲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自己一向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哪敢去造别人的反呢？于是他对造反派的拉拢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最多只干干舞文弄墨的事情，而且从不针对任何个人。有一次武斗，造反派给他发了铁棒让他也去参加，父亲虽然表面上痛快地答应了，但等到卡车来了临走时，父亲就谎称拉肚子躲到厕所，逃过了这场“革命行动”，等到武斗结束，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伤员被汽车拉回来时，父亲只感到庆幸。时间长了，造反派也渐渐发觉他是个软钉子，于是就不再理他了。好在父亲人缘颇好，造反派又忙于夺权，也就没时间顾及这个“拒绝选择革命道路”的人，只是贴了几张大字报骂他消极，也没批判他。就这样，父亲成为一名“逍遥派”。

　　　　　　　　　　　　　　　　　　　　　　　二、群魔乱舞

　　　　由于大家都忙于闹革命，生产自然停顿下来，很快没人管了。我的父亲就利用这个机会和铁路工人坐火车不花钱的条件，频频回家探亲。所以一路上见了很多，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父亲后来说，当时那些“造反派”一个个不可一世、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可当时他就想，他们不过是些可怜的木偶丑角，被那个魔术大师操纵着，一旦角色完成、魔术大师的目的达到，这些木偶就被他永远抛进了垃圾堆――红卫兵、造反派、“王关戚”、陈伯达，哪一个不是如此？

　　　　由于运输秩序的混乱，再加上挤满了串联的人群，火车上拥挤不堪，定员118人的车厢里，往往挤进三、四百人，空气中弥漫令人窒息的体臭。即便是这样，革命情绪高涨的列车员还时不时地都出现在车厢门口，“乘客同志们！现在大家掏出红宝书，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预备――齐！”于是人们就一起背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诚、声嘶力竭者，也不乏父亲这样滥竽充数、言不由衷的人。背诵完以后，乘务员又手握“红宝书”，“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于是人们有节奏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1966年夏末，我父亲从郑州到北京去找大姑。火车走到石家庄，上来一些红卫兵，挨个问出身。当时人们都很老实，挨着父亲坐的两个人是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一个报了“地主”，另一个报了“富农”，结果被红卫兵抓走了。那两人还申辩：“凭什么抓我们？我们可都是共产党员啊”。红卫兵骂道：“共产党员算个屁？都他妈的是地主阶级狗崽子！再不老老实实老子就不客气了！”那两个共产党员面色苍白地随他们走了。接着又查到父亲，看到父亲穿着铁路制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道：“你什么成分？”我父亲灵机一动，马上报道：“工人”。红卫兵又问：“在当工人以前家里是什么成分？”父亲说三代都是铁路工人。红卫兵听了很客气，连声说“坐！坐！”继续查别人去了。我父亲心中暗骂：“呸！老子凭什么跟你们说实话？什么玩意！”列车到丰台，父亲看到刚才在自己身边坐的报地主出身的两个共产党员和其他一些人窜成一窜，被麻绳牵着，头上戴着“地主阶级狗崽子”的高帽，被红卫兵押送下车，个个垂头丧气。

　　　　一出北京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搭起了戏台子，一群身穿绿军装的人在台上扭来扭去。只见他们有的做忠心状，有的做决裂状，有的做满腔仇恨状，煞是过瘾。父亲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呢。不过，这些革命群众实在是缺乏舞蹈细胞，把个“忠字舞”硬是弄成了群魔乱舞，让父亲不禁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到北京后我父亲饿了，于是找了家名叫“兴无灭资”的饭馆吃麻酱面。发现碗筷被人用过后都没洗，喊人也没人搭理，于是只好自己动手洗干净。等面条做好了坐在凳子上吃饭时，猛一抬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饭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是这样写的：“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你们他妈的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妄图把你们寄生虫似的寄生生活延续下去，可是你们的阴谋破产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本饭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本饭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饭就自己他妈的动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祝我们革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吃完饭，我父亲到《解放军报》报社找大姑父，在报社门口看到两个红卫兵骑着三轮车，押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脚老太太，估计是押回农村。三轮车上放着行李，一个红卫兵手里牵着根麻绳，绑着老太太的双手。每当老太太跟不上三轮车时，牵绳的红卫兵就猛拉几下绳子，于是老太太就是一个趔趄。后来从北京到大兴安岭，也遇到几个红卫兵押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大约80岁，满头银发被剪了个“阴阳头”，脸上还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断地发出呻吟。路过大虎山车站时，一个女红卫兵发现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来。于是红卫兵们把她的尸体往车下搬，这时父亲发现老太太双手还被反剪着绑着。经历这两件事以后，父亲对红卫兵十分反感，直到现在当他看到有些文学作品描写文革红卫兵后来上山下乡时所受的苦时还说，这叫罪有应得，红卫兵干过的坏事真是罄竹难书，毛泽东让他们上山下乡也是活该，这就叫“兔死狗烹”啊！

　　　　此时，在郑州的祖母因为是“地主婆”而被红卫兵抄家，要把她赶回乡下。因此，大姑接祖母到北京小住避避风头。接她们来那天，我父亲去联系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可不象现在在街上溜达，招手就停，而是必须到个什么“管理机构”去登记、预约后才可以使用。父亲去登记时恰好碰到一个一脸横肉的中年胖女人在值班，双腿叉开站着以表示自己阶级立场站得稳。当父亲说想用出租车时，那胖女人斜睨了父亲一眼，操着一口京片子，仿佛感冒没好、鼻子不通似的：“你什么成分？”父亲连声说“工人，三代铁路工人。”――这才给登记上。如果说是“地主”成分，那么恐怕除了登记不上，没准还得挨一阵批判。

　　　　在北京那阵子，我父亲有一天到前门逛街。在一家商店门口，看到两个人在筛沙子。当父亲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发现他俩每人胸前都缝有一个白底黑框黑字的胸牌，类似他当年当兵时的那种，只是当兵时是红框。胸牌上分别写着：“资本家”和“小业主”。父亲脑海里顿时想起三个字：犹太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在胸前缝上黄色大卫星标志，以便于同一般人区分）

　　　　在逛到天坛公园时，看到公园的空地上堆满了红卫兵抄家抄来的家具，有沙发、铜床、梳妆台等，堆得像小山一样；另一堆是抄来的高跟鞋。后来还让人去认领，可是这些东西的主人都被整怕了，也没人去认领。再后来就拍卖这些高跟鞋，一块钱一双，看热闹的人不少，但也没人敢去买。现场还有一对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夫妇在那里翻来翻去，大概是外交官，也没挑中什么。

　　　　大姑他们家就住在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院子里，住二楼。一楼住着另外一家报社工作人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闹腾起来时，我父亲还见到他们家跟大姑一家有说有笑的。那家的孩子当时大约十三四岁，是个儿子，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喜欢养小动物。后来他养的一只兔子可能是被谁偷走了，还在阳台上用粉笔写了“偷兔贼，不得好死”几个字。到了1967年我父亲再到大姑家时才得知：那家两口子都被打倒了，留下那个孩子自己在家，触电自杀了。父亲走下楼去，看到“偷兔贼，不得好死”那几个粉笔字依稀还在。

　　　　有人倒霉，也就有人飞黄腾达，大姑父就是这种人。1966年底，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当了记者，化名“肖力”。这位“红色公主”来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贴出了一张名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先后打倒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赵易亚，让社长华楠靠边站，成为当时的《解放军报》的最高主宰。大姑父看准了李讷这匹“黑马”，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每天鞍前马后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即便是回到家里，也还“肖力同志说了”，“肖力同志对我的这个建议很满意”，一副令人厌恶的奴才像。他的这种样子还影响到他的儿子，当时他儿子有一个很大的毛泽东像章，做得非常精致，拿出来向我父亲炫耀，还神气活现地说：“别碰坏了，这可是肖力姐姐送给我的！”

　　　　大姑父这种犬马之劳也得到了“肖力同志”的丰厚回报。原本在《解放军报》地位一般的大姑父在肖力“主政”期间，当上了第四版的编辑。“红色公主”还颁布了一条圣旨：假如刊登的文章中有“毛主席”三个字出现时，必须透过专门的设备看清楚，以保证背面上的同一个位置，没有“死”、“坏”、“病”之类任何带有贬意的文字；如果某一版刊有毛泽东照片，那么就必须得审查清楚，以保证该版别照片不能有人把枪口指着毛泽东的方向。《解放军报》是军队的报纸，照片上扛枪的多，于是解放军报社的秀才们每天忙忙碌碌的，尽干着这种无聊透顶的事。此外，“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社前后，其党羽们还捏造了一个“阴谋绑架肖力同志案”，为此株连、陷害了不少人。

　　　　由于熟知“肖力同志”的上述老底，因此当我把魏巍写的那篇《壮哉！李讷》拿给我父亲看时，我父亲微微一笑，说：“壮什么壮？不过是过了气罢了，当年她风光的时候，厉害得狠呢！”

　　　　当时大姑的一儿一女都参加了红卫兵，烧书、破四旧、抄家都参加了。大姑父很懂得自我保护，总是教育他们两个：抄家时千万别走在前头啊，有人万一拼起命来可不得了。

　　　　　　　　　　　　　　　　　　　　　　　三、水深火热

　　　　1966年秋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也降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村庄。河南这个地方很怪，什么政治运动来了都表现得异常积极，甚至还花样翻新。于是农村也成立了以郑八为首的造反组织，天天拉成分不好的人批斗。起初，造反派还把我的母亲划作“可教育好的子女”，因此让她进学习班，唆使我母亲与外公外婆划清界限、“揭发”我的外公外婆，而这个学习班的“毕业证”就是在批斗大会上踹上自己的父母一脚。有一些人顶不住压力，的确这么做了。

　　　　但是，我的母亲虽然当时年仅15岁，但是却特别有骨气，无论造反派如何恫吓与打骂也不肯屈服。于是，我的母亲作为“地主阶级狗崽子”也要去陪着外公、外婆挨斗。在批斗会上，灭绝人性的造反派给她的脖子挂上十斤重的大木牌，还觉得不够刺激，于是又加挂两块砖头，麻绳深深勒进这个女孩稚嫩的脖子里。

　　　　郑八他们做了个蒋介石的模拟像，让原来的地主、富农及不肯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我的外婆聪明，知道这是个圈套，于是对外公和母亲都做了交代：无论造反派怎么劝、怎么打，都坚决不能喊。有些老实人就上当了，喊蒋介石“爹”，造反派一听，就把他们往死里打。造反派还给他们戴上高达一米五的大高帽子，押着他们在各个村巡回游街示众，有时要连续不断地游上三五天，连续不断地被驱赶走上几百里路。

　　　　郑八为大姨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家庭一直怀恨在心，于是格外“优待”我们家。在批斗大会上，他让外婆这个小脚女人站在一个破凳子上，一脚踢翻；再连打带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脚踢翻……直到外婆浑身是血。每天都命在旦夕，因此每次被批斗之前，我们外公、外婆、母亲三个人都要做一次诀别。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对那些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禽兽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心平气和地讨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如此冷漠、麻木、残忍、缺乏人性？为什么搞传销的人专事“杀熟”，连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想揭开这个谜底，就请到“文革”中间去寻找答案，看看那时鼓励的是什么，消灭的又是什么……

　　　　　　　　　　　　　　　　　　　　　　　四、逃亡

　　　　在一次批斗中，造反派挥起一掌，把母亲的右耳打聋了。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母亲说：“秀菊（【注】我母亲的小名），这老家没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县方言管父亲叫“叔”，母亲叫“婶”）也算是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里不知道哪天就没有命了！”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大姨辗转找了媒人，遇到了我的父亲。那是1967年，我的母亲16岁，我的父亲32岁。

　　　　　　　　　　　　　　　　　　　　　　　五、“铁八师”

　　　　1966年底，我父亲的单位从东北流动到陕西潼关。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从关外迁到关内，那种“山高皇帝远”的悠闲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单位分化组合后，开始成立造反组织。一开始，我的父亲还继续游离于造反组织之外，然而很快就发现：身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不戴红绣箍了。当所有人都戴上红袖箍之后，没有戴红袖箍的人反而显得非常扎眼了。

　　　　为了随大溜以求得自保，我的父亲也申请加入一个造反组织――工人阶级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红总”，是铁N局这个拥有20000名职工的大企业内最大的一家造反组织。当父亲向工程队内的造反派头头递交申请时，那个家伙却阴阳怪气地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但是，你还需要接受考验。”父亲一听就明白了，人家是嫌自己出身不好，不要。

　　　　怎么办？我父亲一想，既然你不要我，那我自己成立个组织好了。于是，他和队里十来个出身不好的工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成立一个组织――铁八师。之所以起“铁八师”这个名字，是因为1966年冬天周总理制订了《十五条》，号召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和“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因此他们就自己定位为一个“业余”革命组织。“铁八师”的最初成员不过十余名，都是成分不好的家庭子女，在当时都属于被歧视的对象。但是这十来个人受教育程度却比一般的工人高得多。我的父亲虽然只有初一文化程度，但由于多年来一直酷爱读书，特别是在农场改造期间与那些干部、知识分子接触得多，因而不知不觉中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铁八师”成立当天，我父亲就被大家推选为领袖。

　　　　“铁八师”成立的初衷是求得自保，因此除了发表个成立宣言，印制了几个红袖箍之外就无任何活动了。但是，“铁八师”的成立却引起了“工红总”头头们的不满，在他们眼里，这帮牛鬼蛇神也要成立造反组织，岂不太可笑了。于是他们贴出大字报来，百般嘲笑“铁八师”，不许牛鬼蛇神们革命。

　　　　“铁八师”成员们的文化特长立刻在大辩论中得以发挥出来，写出的大字报政治方向把握得又准，措辞又尖刻，内容又生动；而“工红总”内有文化的人凤毛麟角，几个能写的也文化水平不高，经常辞不达意、错字连篇。一优一劣对比明显，工人们都喜欢看“铁八师”的大字报。

　　　　双方斗了许多回合，每次“工红总”都处于下风。时间一长，逐渐有新的成员加入“铁八师”，甚至一些原来加入“工红总”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工人也“反水”，加入了铁八师，短短三个月里，铁八师成员竟然扩大到四百多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组织了。此时，“工红总”的头头们有些坐不住了，私下约我父亲谈判，要求联合。我的父亲成立“铁八师”本身就是为了自保，此时目的已经完全达到，因此顺水推舟将“铁八师”并入“工红总”，自己仅当一名普通成员，继续过他的逍遥生活去了。

　　　　　　　　　　　　　　　　　　　　　　　六、乱世景象

　　　　“文斗”很快成为过去，渐渐地武斗盛行起来。先开始用铁棍，再后来就自制枪支，越来越血腥。在1967年春末夏初武斗第一次打死人之后，单位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的父亲感觉不能再在单位待了，于是跑回了郑州，虽然郑州也不是什么太平世界，但毕竟待在家里感觉安全一些。

　　　　当时郑州市有三个比较大的造反组织形成鼎足之势：第一个叫“河南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主要由机关干部组成，代表文化大革命前的既得利益者，相对比较稳健保守；第二个叫“十大总部”，主要由工人、警察组成，据说后台是武汉的“百万雄师”，十分恶毒，特别热衷于武斗，后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七公社事件”；第三个是“二七公社”，主要成员来自街头商贩、无业游民等，他们把“文革”看成自己翻身的机会，由于其成分复杂，所以河南民间有“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之说。

　　　　父亲回到郑州时恰逢三个造反组织剑拔弩张之际。那天晚上一出火车站，就碰到几个戴柳条盔的人拦住他问：“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当时被人这样问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二七公社的人还是十大总部的，或者是跟这两个组织都对立的其他什么组织的。万一答错了往往会遭到一顿暴打，甚至是杀身之祸。幸亏父亲经历过“反右”，政治经验已经算比较丰富了，因此灵机一动，掏出了自己工会会员证。当时父亲的工会会员证还是在大兴安岭时发的，上面有汉文也有蒙文。父亲指着会员证对造反派们说：你看，我在边疆工作，对咱们郑州的革命形势不太了解，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几个戴柳条盔的人一听，也变得客气起来，原来他们是“十大总部”的，于是跟父亲讲了“十大总部”如何如何好，“二七公社”如何如何坏的话。父亲耐着性子听完，当即表态支持十大总部。此后父亲在郑州街上多次遇到类似的盘查，均以该计应付，屡试不爽。

　　　　当时的郑州已是一片混乱。如果说，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开封城的繁华景象的话，那么就当时郑州市的混乱景象也完全可以画一幅《郑州文革图》，定能成为传世经典之作。一出火车站，站前广场上挤满了卖各种小吃的商贩，当时各单位都陷于瘫痪，结果意外地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尾巴”管理的放松，很多在“大跃进”以后已经绝迹的风味小吃此时都兴盛起来，全都在火车站前摆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离火车站不远，是郑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广场，那里各造反组织摆起擂台，宣传车开来开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远远听去，就如夏天池塘里的青蛙唱歌。单位大的开着汽车宣传，有些小单位没汽车，但也讲究革命精神，派个男的拉个架子车，女的坐在上面念稿子。再往远，造反派的打手们头戴柳条盔，手持大刀长矛、还有人手持冲锋枪站在汽车上，一个个面相凶恶、不可一世。另外一些造反派则开着抢来的轿车招摇过市，有些车已经被砸得不像样子了：外壳瘪了、车窗没了、喇叭坏了、车灯灭了，居然也能凑合着开。车上的造反派们打个手电筒充当车灯，用木棍敲击车门替代喇叭。那时流行的保健方式是“注射鸡血”，街道两边到处挂满“注射鸡血”的红十字牌子。远处的居民区和工业区，则因为停电，点着微弱的蜡烛，如同坟场的星星鬼火。

　　　　当时我们家住在郑州市黄河路，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停开，全市大部分地区天天停电，加上市面混乱，父亲晚上还不敢回家，于是在站前广场上吃了点小吃以后，在火车站候车室长登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方才回到家里。

七、批斗常香玉

　　　　家里确实是这个纷纷乱世之中的避风港，尽管外面风云变幻，但父亲每天足不出户，在家看书、睡觉，兴致来了就喝两口小酒。当时单位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社里租了间房子当办事处，每个月头父亲他们都到单位办事处领工资，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就这么着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以后，有父亲的郑州籍工友王××来找父亲，二人约好去街上看看热闹。

　　　　二人刚出家门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半大孩子突然指着一个正在走路的中年妇女喊道：“她撕了毛主席像！”于是大街上素不相识的“群众”一拥而上，把那妇女打得躺在地上求饶，还申辩着：“我没有，我没有啊……”打了以后，人们四散而去，那个妇女躺了半天，挣扎着站了起来，扶着墙慢慢远去了。父亲再找那个可恶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走到德化街，又看到造反派在烧书，各种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父亲走过去看，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是莫名其妙。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拎着个塑料桶往书上倒汽油，另一个则点燃个纸捻子扔在书堆上。顿时烈焰熊熊，人类进步的阶梯化做缕缕青烟。旁边则是砸唱片、摔瓷器的、烧油画的，随着“砰、砰”、“咔、咔”的响声，无数珍贵的艺术品成为一堆废物。

　　　　又往前走了一会，碰到了造反派押着天主教徒、修女游街。郑州的天主教徒多系穷人，以养奶牛为生，按理说也都是劳苦大众。此时的造反派让他们牵着自己的奶牛示众，还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四个字：天主教徒。

　　　　走到一个单位门前时，已经快中午了。恰好里面由造反派押出来一批专政对象，脖子上挂着木牌，赤着脚在烤得烫人的柏油路上走着。其中一个女干部摸样的人，身上糊满报纸做的盔甲，胸前挂着两只破鞋。

　　　　等到他们走到郑州市百货大楼对面的河南省人民剧院门口时，看到门前人山人海。抬头一看，竟然是在批斗著名艺术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陈宪章。造反派让他们两口子站在剧院门廊的平台上（【注】河南省人民剧院建于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筑风格，门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顶上是个平台），两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两米高，没办法戴稳，只好用手扶着。常香玉胸前挂着一个大木牌，上写：“大戏霸常香玉”，陈宪章胸前木牌则写着：“反革命分子陈宪章”。楼下，造反派正忙着烧常香玉的戏装、行头。当时的戏装不象今天的戏装那样，是由尼龙绸、塑料片制成的。那时戏装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丝绸，上面闪闪发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细的金线，一针一针绣上去的，价格十分昂贵。那些做工精细的蟒袍、凤冠、乌纱帽东西付之一炬，实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人们喜爱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她所唱的《花木兰》、《拷红》、《断桥》、《大祭桩》等在河南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爱国，抗美援朝时期还曾经捐献了一架飞机。就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优秀艺术家，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她？我的父亲看着汗如雨下的陈宪章、常香玉夫妇，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斗常香玉最积极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处的同事。平时这些人没有她那样高的艺术造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烧，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着。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这些艺术上无甚成就的半瓶子醋们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嫉妒就是这样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此时已经时值下午，天气太热，父亲他们二人肚子也饿了，于是又回家去。父亲刚到家，就看到我们的邻居，铁路技校的常校长他们两口子面色苍白地被一群造反派押着从大院里出来。常校长夫妻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当时国民党半夜派人抓他，事先有内线来送信，在国民党兵来之前他先在村里放了两枪，大声喊道：“乡亲们，我常××走了！但我还会回来的！我老娘和孩子还在家里，拜托大家照顾一下，谁要是敢动他们一下，休怪我常××不客气！”就这么一个老革命，也居然成了革命对象，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革命。不过，那次批斗常校长是陪斗，喊了几句“打倒走资派的孝子贤孙常××”之后就把他给放回来了，没怎么着他。

八、文革三国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控诉“大跃进”和“信阳事件”搞起来的。在“大跃进”和“粮食关”期间，河南的领导人吴芝圃“左”得出奇，给河南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百姓恨在心上。其实，无论是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庆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来就需要忠实的、不具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执行者，敢直言说真话的干部，如同彭德怀、周小舟之类，在双轮双铧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倾等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从对毛泽东的迷信出发，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归咎于吴芝圃，因此河南造反派一起来，就把当时已调到广东的吴芝圃给揪了回来，也算大快人心事。

　　　　郑州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郑州大学里出来的，叫“郑大联委”，得到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其头头就是在文革时期河南省大名鼎鼎的党言川。“郑大联委”联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70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刘建勋调走以后，代理省委书记文敏生反对“二七公社派”，一度把党言川等“二七公社派”头头们给抓了起来。文革初期我的父亲尚在东北，对郑州几个造反派分分合合的过程不太清楚，也懒得打听，但还是有所耳闻。反正到了1967年，郑州三大造反组织的形势有点像“三国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三足鼎立，后二者在河南省军区的支持下常常联合起来对付二七公社。当时的郑州市已被三者搅得地覆天翻、乌烟瘴气了，经常有武斗事件发生。特别是1967年5月间，二七公社、十大总部之间武斗最为激烈、频繁。

　　　　从五月初开始，“十大总部”就派人将“二七公社”的人围困在一栋大楼内，断水断电，日夜攻打。可楼内的“二七公社”的人坚守不出。外面“十大总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硬是把大楼撞塌。先开始让吊车主司机撞楼，主司机是个老工人，知道这事的分量，于是他拒绝了。 “十大总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顿，并高唱“革命的站出来，谁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于是他滚蛋了。他的徒弟年轻，革命态度积极，头脑一热主动请缨开吊车。攻进去后，把还没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真的要就义似的。

　　　　后来“二七公社”死于武斗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郑州大学校园里，并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结束之后就被炸掉了。到了1967年7月底，中央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形势迅速明朗化了，“十大总部”作鸟兽散，那个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也被找出来枪毙了，父亲在郑州街头亲眼看到过枪毙他的布告。接着成立了以一些老干部和“二七公社”头头们为骨干的革委会，局势渐渐才平静下来。后来，“二七公社”头头之一，大姨父所在单位的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头头申茂功在中共“九大”时还被选为中央委员。

　　　　　　　　　　　　　　　　　　　　　　九、攻打戴子营

　　　　在家里放假好几个月以后，我父亲接到单位通知：单位派性问题基本解决，可以回来上班了。于是，我的父亲又返回了孟塬。回到工地才发现，单位内的武斗虽然解决了，但现在武斗成了枪口一致对外了，而且已经换成了真枪实弹。原来，是当地军分区支持铁N局，要他们去攻打一个叫做戴子营的村寨。

　　　　戴子营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寨，甚至还有土城墙、壕沟。那天中午，单位里的工人民兵在军分区代表的暗中指挥下，手持半自动冲锋枪、手榴弹，向戴子营杀去。碰到这种事，我的父亲肯定是根本不沾的，但是他有几个熟悉的工友却去了。这些人回来时死了两个，几个受伤，剩下来的则把攻打戴子营的经历讲给了我父亲听。

　　　　那天他们乘着汽车来到戴子营时，村里早已壁垒森严，寨门紧闭。原来人家也有民兵，也有半自动步枪和土炮。外面人“嗒嗒嗒”往里面打枪，里面人则以牙还牙。这时穿着工人制服的军分区的参谋已经制订了调虎离山的计策，用大量工人民兵佯攻寨门，加强火力配置，造成寨门吃紧的假象。戴子营的人都是农民，哪懂战略战术，于是傻乎乎地一股脑往寨门那里跑。此时，已经挑选出来的铁N局敢死队员们则从另外的方向悄悄翻过寨墙，进了寨内，来了个“敌群开花”。这时戴子营的农民民兵就以寨内房屋、院落作为堡垒，继续与工人民兵激战。我父亲的工友刘××当时与另一个工友孙××二人一组，躲在街道拐角往前推进。孙××想看看前面情况，刚一伸头，一粒子弹恰好击中前额，瞬间倒在地上。刘××连忙将其扶起抱在怀中，鲜血从孙××头上的弹孔里直往外喷，喷得刘××浑身是血，只一分多钟孙××就断气了。另外死掉的一个工友是个学徒工，姓卢，那年才十八岁，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他是在翻越一堵院墙时被土炮轰死的。他母亲是个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

　　　　经过大半天激战，到天黑时戴子营投降了，俘虏们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回铁N局，还进行了审讯、拷打，又打死一个俘虏。是役，铁N局的工人民兵死九人，伤数十人；戴子营的农民民兵死伤不详，但肯定比工人更多。死于武斗的九个人，后来都被埋葬在黄河大桥南岸的沙滩上，永远注视着大桥上南来北往的列车。

　　　　　　　　　　　　　　　　　　第三章　　　人间地狱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8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在土改农民分得土地以后，农民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农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政权的狰狞面目逐渐暴露出来：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

　　　　由于农场犯人都是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即便有几个积极分子，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管教干部开明，也就没有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1958年冬天，我的父亲和前杞县县委书记任××一起到“大修水利”的工地上采风。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红旗飘飘，人们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男人一同挖土石方，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赶英超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赶英超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任书记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发现任书记眼中闪烁着热泪，流露出一种痛苦和迷惘。到晚上开始文艺演出，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父亲看到民兵持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在中间艰难地、跌跌撞撞地走，当时的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的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一米多后，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定不能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后来父亲他们到河南省焦作市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看到山坡上的壮观景象：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帐篷（【注】因为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看上去向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每座坟前都插着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那些木牌都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19××―1958。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故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挎着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活像马戏团的小丑。我的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真是可恶、又可笑。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也十分狂妄，有一次甚至跑到农场来对农场领导说这些“右派”太滋润了，消极怠工，如果交给他们“管教”，保证他们会让“右派”们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拒绝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一种只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创举――“居家并屯”，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发明。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居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很陌生了。那么，什么叫“居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劳力、女劳力、少年劳力、老年人、儿童五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居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居家并屯”实行后，农民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儿童村”和“老人村”。由于老人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1959年秋天以后，粮食一天比一天紧张了。农场供应比农村要好的多，但是还是饥饿难忍。农场有一个用甜菜作原料的制糖作坊，农场领导很明显地偏袒这些“犯人”，轮流让他们到农场的制糖作坊“劳动”，实际上是让他们补充营养。为此，很多人吃坏了牙齿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卖掉了自己的衣服、手表等财产换粮食吃。父亲的那枚军功章，就是那时换了吃的。

　　　　和父亲住上下铺的前杞县县委任书记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目睹了这一切后禁不住失声痛哭。一天夜里，被这些令人发指的残酷现实折磨得无法入睡的任书记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父亲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们打游击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这番话把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N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奸细，经常向组织上汇报“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任书记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任书记别再说了。

　　　　1958年，我母亲居住的豫北滑县也开始“大跃进”，要大炼钢铁赶超美英，先说要“15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7年超英赶美”。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所以后来闹饥荒时连草根树皮都没的吃。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东西，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那时农村还开展劳动竞赛，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干活慢的人。休息时间“民主”评议谁干的慢，找出来后大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往往把人打得遍体鳞伤、哭爹喊娘。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无休止的过度劳累之中。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向我讲起的时候总是叹息着说，好多一同干活弟兄，都死在那个时候。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一看到炊烟，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粮食。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铁条，挨家挨户打开大门，进屋用铁条在地上戳，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河南土话，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断绝了农民的储备。其实，中国大多数农民都有储备粮食备荒的习惯，而大跃进期间，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粮食丰收，上上下下鼓励消费，结果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久又开始“放卫星”，胡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当时农村的墙壁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心里自然不信。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谁不小心说出自己的怀疑，马上就招徕横祸，挨批斗。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报产量时报的低，马上就被打成“右倾分子”，强加上“瞒产私分”的罪名，结果很快就鸦雀无声了。就这样，全国上下到处充斥假话、大话、空话，整天捏着鼻子哄眼睛。

　　　　村子里的公共食堂在刚刚开办时，生活倒是不错。那时的村干部天天教育农民说：“毛主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一天三顿吃不完就吃五顿。”于是，有一段时间号召“敞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白面，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喂牲口，浪费极其严重。上级来参观检查时，就把粮仓里面堆上土，外面洒上粮食，造成粮仓充盈的假象。

　　　　后来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居家并屯”。开始分类那天，全村人排成一个长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营，都由他们一句话决定。当时我的母亲7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视，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几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进行筛选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2000年，我母亲在电视上看了反映犹太人集中营生活的电影《逃离索比堡》后，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居家并屯”的情景和电影里描述的法西斯集中营真是一模一样。

　　　　我的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雇佣童工、过度劳动的暴行，指责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何种方式、到何地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尚可选择，而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号下，人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完全是奴隶性质的劳动。由于长期从事过度的劳动，我的母亲7岁就得了关节炎，终生折磨着她。

　　　　1958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人工河。滑县是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外公挖河时，村干部如同奴隶主一般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脚踢棒打。挖河的奴隶们每天泡在在齐腰深的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都结了冰。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但还是必须上工。很多挖河的奴隶因为冻饿和劳累，死在工地上、死在冰冷的泥水里，死在下工回家路上。我小的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过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那条河边无碑的坟墓特别多，据村里老年人讲，那都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死的棒劳力。

　　　　1958、1959年豫北是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公的父亲（时年已经60岁了）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可这样这些老弱病残能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之下，还必须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就胡乱收割，甚至有些地块根本没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甚至连妇女的私处也不放过。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就这样迎来了1960年。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它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高层的不少人出了书，进行回忆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层体会大跃进，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体会大跃进，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来自高层的反思，一般都比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而涉及发生大跃进的深层次原因，则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闪烁其辞，将其推卸到“国际环境”之类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应当从所谓的国际环境去寻找，而应当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中来寻找。

　　　　对比苏联历史我们就会发现：1930年苏联开始搞“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后，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奴隶劳动，之后也遭遇了大饥荒。可以说，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义的轨迹前进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大跃进”使得苏联在付出了几百万死亡的惨痛代价后，工业取得了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支撑着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间相仿，其间苏联还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但斯大林逝世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刚刚接手这个国家时要强得多；而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学生。

　　　　谈到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我认为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眼中，为了一个主观的、宏大的目标，他们是决不会吝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因为人命是他们眼中最廉价的成本。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且为了政权长期进行残酷斗争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于牺牲，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因此，建立政权需要牺牲，那么搞建设也需要牺牲。那么，这种需要不断牺牲人命的“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轻松而提出的，但结果恰恰相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活得却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这种强调人们做出“牺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与社会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可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等人，虽然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根植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普世思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而仅仅从经典著作中为社会主义定框框，并且根据自己的好恶做出取舍，弃社会主义的精髓于不顾，在类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经典作家的对未来人类的设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从而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经典著作越多，框框定得越死，方向越偏，造成现实社会主义从苏联――中国――柬埔寨，品种越来越退化。领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更加肤浅，更加公式化。脱离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的本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惨剧和闹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大饥荒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1959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纷告急；而到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这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

　　　　在1960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有人也许会说，“四两粮食不会饿死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人的饮食主要消耗已经转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类，粮食已经成为次要消费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和超负荷的劳动支出情况下，四两粮食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棒劳力的。

　　　　而所谓的四两“粮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常痛苦了。当时，外公的父亲已经六十来岁了，原本身体很健康，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1960年2月，老人就饿死了。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1960年元旦，在各地已经开始大规模地饿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在瞪眼胡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1959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1960年开门红’而奋斗。”于是乎，我的外公仍然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挖那两条无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不能塌下来，于是我的外婆从自己和我母亲的口粮中节省下一部分给外公吃，算是让外公没有和他一同挖河的伙伴们那样成为“倒卧”（【注】河南民间俗称饿死的人为“倒卧”）。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而时年9岁的母亲则因患小儿疳积，肚子肿得像个大锅，青筋外翻。

　　　　死亡的阴影徘徊在村庄里，死神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如果打得太早，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肿已不能行走，母亲捧着碗去打饭。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那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把饭煮糊，这样在锅底形成比较稠密的糁疙瘩自己吃。母亲看到这些椹疙瘩满心欢喜，想着这下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母亲的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禁闭合。外婆一看，知道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的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我家的一位亲戚，（我的母亲叫他“船叔”，那么按辈分我该叫他“船姥爷”）当时40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猪饲料回家，由于猪饲料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从那以后，滑县农村多了一条不孝敬老人的恶习，至今未能扭转。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埋了。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一的男女老少一百八十多口人，都死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其中有几家一个也没剩下，成为“绝户”，外人去收尸时，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地上的。由于尸体腐烂，没法抬起来，只能用箩筐装，用簸箕搓。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大多数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80年代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票，到90年代初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1960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经常乘人不备往兜里揣一点面粉之类的粮食往家里带。大姨家的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外婆把我母亲送到郑州大姨那里求活。白天大人上班，我母亲就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等食品，也时常有一些衣着整齐的人在里面吃饭喝酒。三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离去。

　　　　饥饿促使了农民向外逃亡。1961、1962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我母亲11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1962年麦收后饥荒缓解没有走成。

　　　　实际上，豫北的饥荒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光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100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10万人，有639个自然村全村饿绝。这引发了后来的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枪毙做了替罪羊。就这样，中国以死亡3000万人的巨大代价，给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划上了血红色的句号。（【注】饿死3000万人的说法，是个大致的、粗略估计数，具体饿死人口多少，一些学者互有争议。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饿死人数在1700～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记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分析结果为2680万。不管饿死的人是3000万还是2000万，在和平时期内、没有全局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都是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后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1960～1962的饥荒是“自然灾害”，这其实是占不住脚的。根据我国历年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自然灾害，但是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不可能保证各地都风调雨顺。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1954年的全国性洪涝灾害，为什么1954年就没有饿死人呢？当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气不足，又给加上了两条：“苏修逼债”和“美帝封锁”，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苏修逼债”发生于1960年夏天，而饥荒发生于1959年秋后，到1960年春季最惨烈（“信阳事件”就发生在1960年春天），哪里有“因”在后，“果”在前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还曾经借粮食给我国东北地区，使得数十万人得到口粮而免于饿死。至于“美帝封锁”就更可笑了，“美帝”自1949年就“封锁”中国（无非是不跟中国进行贸易），特别以朝鲜战争时为烈，朝鲜战争后还有所放松，然而饥荒竟然是在有所放松的情况下发生的！某些人伪造历史、推脱罪责的卑劣做法，真是让人齿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阳事件后随同毛泽东到河南郑州开会，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就是热烈鼓掌，伟大领袖的第一句话就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两天没人能熬过去，于是就那么死了。直到后来，有一个转业兵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全家没活人。由于他当过兵，见过些世面，他没有写信或去坐火车，而是一路上昼伏夜出，靠转业时带的干粮维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央。

三、转机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希望给予放松对农民控制，按农民自己意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毛泽东为首，造成3000万人饿死、工农业总产值下降40%的“三面红旗”路线。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已经难以为继，只好由刘少奇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1961年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可以开小片荒。从1962年开始，农村开始缓慢地恢复和喘息。外公分得了三分的荒地作为自留地，于是用他种地的专长，精耕细作，家庭开始逐渐恢复生机。到1963年秋后，终于能够吃饱了。当时的食物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一阵子顿顿是红薯，吃得人直吐酸水；过一阵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吐。

　　　　然而即便是能够吃饱也可以导致厄运。1962年麦收以后，很多饱受饥饿折磨多年的农民，由于长期的饥饿导致肠胃功能退化，饱食后胀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学常识，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家人恢复肠胃功能，才使家里无人遭此厄运。由于能吃饱了，大自然又开始了人口补偿，加之当时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工作，于是满街出现了大肚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

　　　　我的母亲于1965年小学毕业，当时学习成绩特别好，还戴上了红领巾。可以说，1963年到1966年算是她童年记忆中唯一晴朗的日子。当时中国正在搞“抗美援越”，因此我的母亲小学毕业语文考试作文的题目就是《给胡志明伯伯的一封信》。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几乎可以改变母亲一生命运的事：那是1965年夏天，中国民航到母亲所在的那个村子招收航空服务员，也就是今天所称的“空姐”，当时母亲14岁，身高长到了1米65，也继承了外公与外婆的美貌，被招工的同志一眼看中，几乎就走了。可是当政审时看到成分是“地主”，于是泡了汤。后来又招收过铁路乘务员和赤脚医生，都是先被选中，又因为出身问题被撸下来。

　　　　　　　　　　　　　　　　　　　　　四、在大森林里

　　　　1963年，我的父亲解除劳教释放回家。当时，家里已经搬到河南郑州市。回家不久，恰逢铁道部第N工程局（【注】该局系抗美援朝时期的铁道兵部队转业而来，原称“海拉尔铁路工程局”，后改称“铁道部第N工程局”，简称铁N局）招收工人，于是跟随单位去了大兴安岭，在茂密的大森林里呆了三年。起初，父亲在一个叫加格达奇的地方修铁路。当时的加格达奇还是大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集镇，原本只有一个单位：林业局工人及其家属，一共只有二、三百号人；全镇只有一个商店、一个饭铺子。铁N局工程队的到来，使得这个荒僻的小集镇逐渐有了些生机，如今，加格达奇已经发展成一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

　　　　距离加格达奇西北不远，就是鄂伦春族自治旗。鄂伦春人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少数民族，世代以打猎为生。我国音乐家吕远曾经写过一首名为《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的歌，歌中唱道：“亲爱的的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滩上噢，盖起了多少厂房噢……”而实际上，由于大量砍伐木材和修建铁路，鄂伦春族赖以为生的大森林开始不再平静了，猎物也越来越难打了，因此他们对待在加格达奇修建铁路和伐木的“汉族兄弟”一点也不友好。

　　　　大兴安岭确实是个自然宝库，不仅空气新鲜，物产也很富饶。鄂伦春人偶尔也将打来的猎物卖给加格达奇那家唯一的饭馆。那一段时间，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吃过不少稀罕的动物，有驼鹿、狍子、松鸡、狗熊、雪兔、獐，等等，价格也非常便宜。不过，大兴安岭也有令人恼火的地方，比如蚊子特别厉害，甚至能够将铁路工人们住的帐篷叮穿。除了蚊子，还有小咬，这玩意成群结队，专吸人血。到夏天时在外施工，必须把全身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的父亲遇到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当时刚刚经历过1959～1962年的大饥荒，许多关内的饥民流落到大兴安岭林区谋生，被林场招作临时工。1964年前后，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兴安岭地区，由于得到了气象部门的预报，林场职工和铁路职工得以顺利撤出危险地区，惟独将这些民工“忘记”了。洪水到来后，把这些民工和家属围困到一个高地上，断了粮食。一个多月后当人们重返林场时，一千多民工和家属全都饿死在那里，无一幸免。现场尸骨纵横、惨不忍睹。三十年以后，父亲向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满腔悲愤：难道民工不是人吗？难道他们不都是“贫下中农”吗？为什么不把他们一起撤走？为什么不空投一些粮食？那些饥民背井离乡、辗转到关外只不过是为了求一口饭吃，可是这里却成了他们的不归之地。

　　　　那个年代，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盛行。修建工程常采取“会战”形式。我的父亲就曾多次参加这种“会战”：现场到处插满红旗，成千上万名工人一起上阵干活，边上还有人敲锣打鼓加油鼓劲。实际上这种貌似干劲高涨的“会战”效率很低却浪费惊人。工人们往往干上一小时休息半晌，围在枕木组成的篝火旁边烤火边说说笑笑，一项本来不大工程往往上千人拖上个把月才完工。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的父亲还认识了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姓特别怪，姓ti，写作走之旁加一个瓜熟蒂落的“蒂”字，一般的汉语字典里根本就查不到这个字。此人是个土木建筑专业大学生，印尼华人富商的儿子，人们都叫他ti疯子。解放后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回来，谁知道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大兴安岭改造，后来也参加了铁路成了父亲的同事。由于受到刺激太大，他显得有些疯疯癫癫的，常常语无伦次，所以人们多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只知道他的绰号。他一辈子没结婚，这样有海外关系、本人又是右派背景的人也没人敢接近他。改革开放后他回印尼探亲，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并不是真疯。

　　　　　　　　　　　　　　　　　　　　　五、无名英雄

　　　　196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加格达奇火车站附近，我的父亲和另外四个工人在工班长的带领下坐着轨道车到工地干活。轨道车是铁路工人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下面是铁轮子，上面是平板，在铁路上可以手推或者摇动着向前走。刹车装置比较土，是一个木棍绑在车身上，刹车时拌动木棍，使木棍摩擦车轮停下来。五个人在车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中走到一个很长的下坡，由于惯性作用轨道车一下子走得很快，工班长急忙拌刹车棍，可是没想到绑刹车棍的绳子已经沤糟了，一下子断了！轨道车就象脱缰的野马走得越来越快。工班长见状急忙拿着木棍跳下车，把木棍朝车轮底插去，想让车掉道。可是车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个空，工班长拾起木棍在后面追赶，可是追不上了……

　　　　前面就是一个火车站，我父亲已经看到了车站内行驶的机车冒出的白色蒸汽。其他几个工人见状纷纷跳车逃命，转眼间车上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父亲没跳，他想：“这么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车站内正在行使的火车将会是一场大事故！一定要想办法让车停下来！”父亲脱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袄并把袖子扎紧，使它成为一个包裹形状，趴在轨道车上等待机会。失控的轨道车此时已经像飞一样驶入火车站区。这时，前面出现了一条岔道（【注】岔道口铁轨间有间隙），父亲一看机会来了，在轨道车走到岔道的一刹那把羊皮袄塞到了车轮下。只听“咣当”一声，轨道车掉道了！父亲也被巨大的惯性从车上甩了下来。好在东北冬天积雪很厚，父亲被甩到积雪上居然没受什么伤。一掉道，轨道车就没劲了，又滑行了一段时间停了下来。父亲用自己的勇敢避免了一场大事故。

　　　　后来，单位也来了人了解这件事，了解完了就再没人提起了――因为我父亲的“出身”和“历史问题”。在随召开的表彰大会上却表彰了那个工班长，说这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还授予他个英雄称号，但对我父亲的事只字不提。我的父亲并没有争什么，因为他已经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何种壮举，在那个年代都是“不可信任的人”。表彰会结束后，戴着大红花的工班长私下找到父亲，很惭愧地对父亲说：这个红花应当你来戴，要不是你，别说戴红花，我连这个工班长也干不成了。我的父亲微微一笑，说这没什么。

　第二章　　　解　　　放

　　　　　　　　　　　　　　　　　　　　　　1950～1957

　　　　　　　　　　　　　　　　　　　　　一、阶级斗争

　　　　大概从1947年前后开始，滑县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就开始日益频繁起来。武装工作队到村子里成立了贫农协会，开始划分成分，瓜分富家财产。中国农村普遍缺乏文化，特别是农村土改时期，打头阵的积极分子往往并非是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而是农村的一些地癞子、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心狠手毒，决非善良之辈。终于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某村有一个地主，穷人来抢财宝时那家人不愿意给，结果那帮穷人勃然大怒，一拥而上把这家人活活钉死在他们家的大门上。

　　　　外公、外婆都是没见过世面的老实人，又不是有家丁武装的大地主，一听这个传闻，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带着大姨、舅舅跑到安阳、新乡等地逃难。当时时局混乱，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长期拉锯。仅豫北这块地方，就有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武工队、杂牌部队、地主武装、土匪老抬等几大势力。外公他们出逃时赶着一辆牛车，带了一些干粮和浮财，结果路上遇到土匪老抬，牛车、浮财都被抢走。一家人扶老携幼，终日奔波躲藏，最后竟然落得全家栖身破庙，每日像叫花子一样讨饭。

　　　　一天中午，外公又出去到集镇上讨饭。走到半路，碰到国民党抓壮丁。外公一看拔腿就跑，两个国民党兵在后面追赶，还朝天放枪。幸而前面有个街道拐弯，又是一条岔路，外公沿着其中一条岔路跑进去，看到有个麦秸垛，便一头扎了进去，又用麦秸把自己全身盖了起来。过了片刻，两个国民党兵赶来，一边骂，一边在麦秸垛上用刺刀戳了两下，转头又朝另一条岔路追去。外公躲在里面，大气都不敢出，一直挨到天黑。住在庙里的外婆他们看外公一天不归，以为遭到了不测，简直要急疯了。幸而在此时，外公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

　　　　就这样一路千辛万苦，外公一家流落到新乡附近的小河镇，正巧碰到一个熟人，那家人收留了他们好几个月。后来，豫北还乡团头子王三祝反攻，共产党武工队暂时转移，局势渐渐平静了下来，一家人才回去。

　　　　等他们回到家一看，家里的所有家什、牲口、大车都不见了。屋子里的地面也被人挖了半丈多深，那是穷人在挖掘屋子里是否埋了金银财宝。其实他们想错了，类似于外公这样的小地主，家底虽然厚实，但全都是土地，金银财宝之类的贵重东西，是没有的。

　　　　附近几个村子里一些失去财产的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回到家里，难以咽下心中这口恶气，于是组织起来，雇佣了一群枪匪，准备暗杀贫农协会主席和农会积极分子。密谋在村子最大的地主、外公的堂兄家里进行。那天夜里，外公被叫到堂兄家里，被分配“承包”暗杀贫协主席。外公一听要杀人，吓得魂不附体，急忙要求退出。外公的堂兄一见，掏出一把盒子炮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说你今天要是不画押，你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外公没办法，只得在自己名字上画押。

　　　　外公一辈子连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如今让他出钱杀人，特别是都是自己家的亲戚，他自然更是心惊胆战。开完会回家后，老实巴交的外公长吁短叹，心神不宁。外婆看着外公情绪不对，急忙问怎么回事。外公在外婆逼问之下，只得和盘托出。外婆闻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于是连夜赶到贫农协会主席家里，让他逃走，贫协主席逃生了。后来半夜里枪匪开始行动，全村贫协积极分子除贫协主席一人不在刺杀未遂，其余的全部被匪徒杀害。这实在是一场悲剧，无论杀人的、被杀的，都是姓张的，原本都是骨肉兄弟。

　　　　那次被杀的积极分子中，本村的大约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忠厚的老实人。其中一个，被杀前一天还来家里串门，跟外公坐了大半天。被外公救了的那个贫协主席，丝毫没有感恩戴德的感觉，在没收、瓜分外公财产时仍然非常积极；外公后来判刑时，贫协主席也并未对外公施过一只援手。

　　　　此时滑县尚未解放，村子里走马灯似地过不同的队伍：有时是国民党中央军来，有时是杂牌队还乡团骚扰，有时则是土匪老抬来抢劫。外公外婆没见过世面，也搞不懂都是什么队伍，只知道这些队伍一来就要钱要粮，弄得鸡飞狗跳。直到有一天，外婆早晨起来一开门，吓了一跳：发现院子里睡的都是兵。这些兵跟以前来的那些完全不一样，起来后打扫了院子，还帮着外婆把水挑满，然后就开拔了。外婆在战乱中活了三十多年，见过不少军队，惟独这一支令她感到亲切。直到几十年以后，她还念念不忘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时的情景。

　　　　　　　　　　　　　　　　　　　　　二、土地改革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旧时代的中国亿万农民唯一的梦想就是靠勤劳、节俭获得积累后不断地购买土地。外公、外婆原本是村里有口皆碑的勤俭之家，这四十多亩地产，并不是他们抢夺来的，而是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的。他们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朴农民，没有军阀、官员作靠山，更谈不上“鱼肉人民”，他们热爱土地并没有任何罪过。外公、外婆这样的人，应当算是中国旧式农民中最勤劳、贡献最大的一类人，把他们的成分划作“地主”、“剥削阶级”而加以压制和歧视，实在是冤枉。

　　　　前面提到过，外婆的哥嫂是一对恶人。外婆的哥哥一向游手好闲，喜欢吸鸦片、嫖娼及赌博。俗话说，“龙生龙，凤生风，老鼠儿子会打洞”，他们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也成为地痞流氓，跟外婆的哥哥一样吃喝嫖赌抽大烟，其中一个还染上了梅毒。外婆的姐姐在守了三十多年寡以后，无儿无女，想老了有个依靠，就把老头子家的钱往哥哥家里偷，买了不少地。谁知往家偷多少，其兄和他的三个儿子就花多少；外婆的姐姐前面买地，他们几个就偷偷卖地。后来土改时，赵老太爷家的地被分了，外婆的姐姐也从原来的赵家里被赶了回来。此时外公被抓，外婆家境艰难，于是外婆的姐姐回来后住到了哥哥家里，遭到哥嫂的百般虐待，这个苦命的女人没过多久就疯死了。

　　　　外婆的哥哥为了吸食鸦片，到解放前夕已经把地卖得精光，最后剩下一匹骡子，也找到外公贱卖给了他。当时外公满心欢喜，还以为捡了个便宜，谁知还不到四个月，土改就开始了。不过，外婆的哥哥倒是时来运转，沦为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后，却因为身无分文划为了贫农。外公家被划作地主，家里的田地、牲畜、农具都被瓜分了，也从原来的二层小楼中被赶了出来，在一座老庙中栖身，我小的时候还在那里住过，直到1981年才在我母亲、大姨的支持下盖了一座新屋。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婆一想起来还常常后悔：要是当时不那么省着过日子买地，都和他的哥哥那样吃了喝了，或许这后半辈子还不至于这么倒霉。

　　　　对于土地改革问题，尽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认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土地资源有限，因而过度的土地兼并和集中会造成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但是，我认为土改中仅仅依据财产多寡而不是依据行为好坏给人划线，以决定是“统治阶级”和“被专政阶级”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别是再依据这种划线将歧视与迫害强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虽然共产党一直讲“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往往不是这样。此外，不问农民财产的取得途径是否合法，简单地加以瓜分而不给任何形式的补偿，也容易人为地造成矛盾加剧。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开始清算昔日血债。当年雇佣枪匪杀害贫协积极分子的首犯外公堂兄逃亡，多年杳无音讯。六十年代末，他们家里人辗转得到消息，他逃到了山西某地山区以给人放羊为生，一个人住在一间废弃的窑洞里。他们家里人秘密地到了其藏身之地，但发现其早已死亡，只剩下一具白骨，于是用麻袋装着回来，秘密埋掉了。此事一直瞒着村里人，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公开。其他的参与者有两个被枪决，其余几个全都判处20年徒刑，送到东北大兴安岭劳动改造。我的外公虽报信有功，却以出了钱、参与了密谋为理由，仍被判了8年劳动改造。后来由于外公表现好，减了两年刑期，1958年获释。

　　　　对于外婆这样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来说，家里男人被抓简直不啻是天塌下来一般。那段时间外婆整日以泪洗面，她尤其想不明白：自己明明给贫协主席通风报信救了他一命，为什么竟然还要遭到牢狱之灾？外公被抓走以后，外婆每天都要领着大姨，迈着小脚，步行十几里地到道口去找政府、法院诉说冤情，但均无果而终。后来，外公被判了刑，家里没有劳动力和生活来源，外婆靠给人做鞋底、绣花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就全白了。

　　　　当时中国的国家机器还没有完全建立和理顺，外公服刑的监狱也不断迁移，最初在濮阳，后来又转移到新乡。当时也没有人来通知外公究竟在哪里关押着，家属探监连地方都找不到。外公服刑后，由于我们家成分不好村干部不许外婆去探监，但外婆始终挂念着外公。当时大姨还未出嫁，外婆就让大姨去探监，把自己做鞋底、绣花挣来的那一点钱带给监狱中的外公，每次只有几块钱，都是自己忍饥挨饿节省下来的。那时家里穷，也坐不起汽车，大姨每次探监都要步行一两百里路，一个来回就要磨穿几副鞋底。还有一次大姨到了濮阳，人家却说监狱已经挪到新乡了，于是大姨又步行到新乡去找。村子里还有一个亲戚，我叫她船姥姥，和外婆年纪相仿，他们家虽然成分划作了贫农，但对我们家很是不错，由于怕大姨是个女孩子家路上不安全，每次探监船姥姥都领着我大姨，把我大姨化装成男孩子模样，骗村干部说是去走亲戚的，这才能够脱身。后来大姨为了逃避村治保主任的骚扰而匆匆出嫁，家里也就没人能够再去探望狱中的外公了。

　　　　不过，实话实说，外公在监狱里的日子竟然比在农村还要好一些。那时监狱讲政策，像他这种罪行轻、人又老实的犯人，管教干部对他很是不错。后来就让外公担任采购，自由上街。外公这个人特别老实，一分钱也不贪污、不浪费。有一次下了很大的雨，管教干部见他外出采购迟迟不归，就满街找他，才发现他正冒着大雨跟一个卖菜的小贩因为价格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回去以后，管教干部在犯人大会上大大表扬了外公这种为集体利益不辞辛苦的精神。后来，监狱里成立了工厂，管教干部又让他当工人，干了几年成了熟练工。监狱里的待遇还真不错：顿顿吃得饱，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里面养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个日本军医当狱医，大概是个战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后来这座监狱工厂发展成了一个国营的大印染厂，外公也成为该厂最早一批熟练工人之一。外公这人老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领导不说休息就决不休息。而且，外公干起活来精益求精，肯钻肯想，经常搞些小发明小创造。因此，监狱的领导们都很喜欢他，8年的刑期减为6年。期满时，监狱领导几次劝他留下来就业当工人，但老实巴交的外公执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当时只有七岁的母亲正被村干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监狱里养得白白胖胖、穿着簇新的工作服的外公从路口经过时，二人竟然面对面地互相认不出来――外公胖得脱了像，而外婆则在几年内由满头青丝变得白发苍苍。

　　　　我的外公是个非常老实的人，说话嗓门大，心地非常善良，但反应比较迟钝，情感也有些麻木。外公回家那天，很多亲戚邻居都来家里串门，打听外公在监狱里这几年的情况。外公在里面受了优待，自然讲得眉飞色舞。外公不在家的几年，外婆怕母亲将来跟外公生疏，总是跟我年幼的母亲讲我的外公。现在我母亲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顿时感到非常亲切，再看看他如同家里的柜子一样高大，又声如洪钟，也很好奇，又有几分害怕，于是禁不住去摸了摸外公的手，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当时外公谈兴正浓，当母亲一次次摸他的时候，外公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高声说“去！”吓得母亲赶紧躲到了外婆怀中。

　　　　　　　　　　　　　　　　　　　　　三、母亲的童年

　　　　我的母亲出生于1951年。虽然她出生在这个“地主家庭”，但自睁眼看到这个世界起，她从没有享受过一天“地主家庭”的好日子，反而要为她父母一生的勤劳节俭备受苦难与歧视。1952年，我的母亲刚刚一岁时，外公就蒙冤被抓走判刑。外婆四处上访，去找政府时，就把母亲一个人放在家里。母亲醒来时没有人照管，哭的时候两只小脚丫不断地搓着，最后把脚都搓烂了。痊愈后，母亲的一只小脚趾就再也没有发育，比正常的脚趾要小很多。

　　　　后来，上边来了土改复查工作队，由一个姓姚的年轻人带队，就住到我们家。之所以住到我们家来，是因为我的外婆爱干净，家里虽然穷，但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那些土改工作队员有男有女，多半是城里人，在“贫下中农”们肮脏不堪的家里住不惯。住的时间一久，跟我们家人一接触，所有的工作队员都觉得我们家是好人，觉得外公实在冤枉，可是也没什么办法改掉。后来，一个村干部想娶我大姨，家里不愿意，姚队长就出面跟大姨扮做谈恋爱的样子，帮着把村干部顶了回去。当时母亲一岁左右，不哭不闹，土改队员们都特别喜欢抱着母亲，这个亲亲，那个逗逗。那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桃树，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土改队员们就抱着我母亲坐在桃花下面，闻着花香，沐着春风。外婆爱干净也引起了村里一些人的嫉妒，文革期间，造反派整外婆的一条罪状竟然就是“爱干净”，把外婆称做“小白菜”，并往她身上泼秽物。

　　　　外公被抓后，外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家里生活异常艰难。那时农村卫生条件不好，母亲三岁时全身长了几十个脓疮，每个都如核桃一般大。当时因为家贫不能就医，外婆就等脓疮长熟后，用针在火上烧一下把脓疮挑烂，再用手挤出来，经常要挤满满一碗。挤脓疮特别疼，外婆为了分散母亲的注意力，就在挤脓疮之前烧一顿稠一些的玉米稀饭，故意把锅烧糊，这样在锅底结上一层锅巴。外婆在下手为母亲挤脓疮之前，总要哄她说，如果挤疮的时候不哭，就把锅巴给她吃；如果哭了，就不给她吃。于是，母亲就忍着痛一声不吭，心里还惦记着那些锅巴。母亲自从生下来就没有吃过什么饱饭，玉米锅巴就是她的童年记忆中最好、最香的食物。

　　　　母亲还在童年时代，就要为自己家的“成分”付出代价。那时村子里的一些贫下中农的小孩已经被教育得充满了阶级感情，见到母亲就叫她“地主羔”。其中有一个叫改珍的，比我母亲大两岁，家住我们家对门，成分是贫农，总是手里拿一个鞭子，见到母亲就抽，抽得我母亲不敢在自己家胡同里玩，一出门就往村子西头猛跑，那里的人稍微好一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很小就懂得外婆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当时，外婆总是到离家六里开外的袁公店串亲戚，探望自己的疯姐姐。尽管六里路对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是非常遥远的距离，但母亲心疼外婆，从来不让外婆背她，都是自己走。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动了，就蹲下休息一会，外婆一看，就说小菊（【注】我的母亲原名张秀菊，小菊是外婆对她的腻称）你累了，我背背你吧。母亲就哄外婆，说我不是累了，我是尿尿呢。那时母亲连话还说不好，总是把“尿尿”说成“闹闹”。

　　　　尽管母亲从小就被人欺负，但她在外婆的教育下却养成了同情弱者、孝敬老人的品格。当时前面提到的那个改珍的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两个儿子都不孝顺，商定每半个月轮换着养活改珍的奶奶。到了要轮换的时候，两个儿子也都不接送一下，老太太行动不方便，总是一个人背着被子颤悠悠地从这家走到那家。我母亲那时才四岁，看见了以后就主动帮她背着被子，搀扶着她。后来母亲就记着日子，到时候就等在改珍家门口。改珍看见以后，不但不帮助自己的奶奶，反而嘲笑我母亲是“小拐棍”。

　　　　　　　　　　　　　　　　　　　　　四、兄弟姐妹

　　　　当时我的大姨刚刚成人，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这个治保主任小名叫郑八，虽然也姓张，但是出了五服。郑八成分是贫农，参加过抗美援朝，因腿部中弹致残，立过三等功。这样的出身和经历，郑八自然是新政权最欣赏的人物，当时在农村十分厉害。郑八来提亲时，甚至许诺如把大姨嫁给他，他就想办法跟土改工作队说说，让把我家成分划成中农，其实他没这个本事。

　　　　虽说巴结上郑八这个人可能会使我们家日子好过一点，但大姨死活反感这个人。而且，外婆是看着郑八长大的，熟知他为人凶残、懒惰，因此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当时土改工作队就住在我们家里，队长姓姚，可能刚从学校毕业，比较同情我们家的处境，外婆就求他出面顶住郑八的压力。于是姚队长就谎称和大姨谈恋爱，郑八不敢惹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得恨恨地作罢。后来，外婆托人到邻村说媒，找到了当时正在郑州工作的我的大姨父，草草成婚，于是大姨算解脱了。1991年外公病危，母亲和大姨回去伺候，还一起去了当年那个救了大姨的土改工作队员家里表示感谢，此时他已经是滑县法院审判庭的庭长了。那个治保主任郑八后来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以后凡是运动都把我们家人往死里整。

　　　　我的母亲有兄妹四个，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幺，比大姨小18岁，比舅舅小13岁。大姨是长女，出生于1933年，1952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的大姨父，后在一个集体企业当了工人。大姨在大饥荒时期因为自己省下来往家送粮食，落下了浑身病根，在长期治疗中又引起不少并发症，有肾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结核、高血压、心脏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过居然能挺到现在，也算是奇迹。

　　　　大姨之下还有一个弟弟，12岁时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于1938年，初中时成绩优异，因为外公判刑、家里太穷辍学。后招工到河南信阳，1962年调到河南新乡某印染厂当车工。1979年因工伤导致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下降到0.1，退休回老家务农。

　　　　我的父亲有兄妹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于1925年，长大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上尉军衔。武汉解放前夕他所在部队阵前起义，改编成为解放军并留在了武汉。大伯有文学才能，解放后成了部队作家。 1954年武汉军民取得了抗洪斗争胜利，他写了一篇单弦《江边游》，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此外还写了一部话剧《北定中原》，被各军区文工团竞相搬上舞台，名噪一时。他曾两次作为“部队青年作家代表”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的观礼台，其中一次是1959年10周年国庆。大伯还曾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西藏平叛，写了大量的通讯、随笔，还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平叛后从农奴主庄园挖出被活埋的农奴的情景，那是父女俩，刚被活埋几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央承诺不干涉西藏内部制度，所以农奴主依然有权处死农奴），死时表情十分痛苦。他还亲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脏。“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伯挨了整，被开除军籍、党籍，押送农村改造，1980年平反，重新恢复了军籍和党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确山县长的千金，两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时她曾经“检举揭发”过大伯，大伯平反后与之离异。2002年夏天，大伯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在其男友张××（实际为中共地下党员）影响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参加了解放军，转业后当了中学教师。大姑父张××解放后先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到《解放军报》社担任编辑工作。当时《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起被称为“两报一刊”，政治地位很高。大姑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紧跟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注】李讷当时化名肖力，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造反夺权，成为《解放军报》社的实权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姑父作为“三种人”遭到清查，被清理出《解放军报》社，调到湖北一家部队农场任领导职务。大姑身体一直不好，于1967年病逝。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读高中，国民党溃败时随学校南迁，半路上被解放军围住缴械。当时解放军里缺文化人，动员学生参军，于是二姑就参了军。二姑刚参军就参加了淮海战役，在前线认识了解放军汽车连连长的二姑父，后二人随部队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户。我的二姑父林××，原是运输大资本家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解放后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统工作，曾任福建省交通厅公路总监。现二人均已离休。

　　　　我的叔叔解放时还在读小学。他自幼喜欢钻研文史，但后来考大学填报志愿时，因为全国都在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于是脑子一热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为此他一辈子后悔不迭。等到大学毕业时，再次响应号召，主动请缨到边疆，被分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注】布特哈旗文革期间曾划入黑龙江省，文革结束后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现名扎兰屯市），在牧场一干就是20多年，在那里遇到我的婶婶，三十多岁才结婚。1985年以后，叔叔曾担任扎兰屯市副市长、自治区呼盟农业局局长等职，1989年叔叔调回农业部廊坊农业干部管理学院任图书馆长，现已退休。

　　　　全国解放后，父亲继续完成学业，上了初中。由于1948年跑反时丢掉了大部分财物，没有收入来源，家里经济已经比较拮据。因此，尚年少的父亲也就挑起了生活重担，每日挑水、干家务活。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对门那一套大宅子卖了，当时卖了约2亿元（【注】旧币，相当于1953年币值改革后的2万元），在那个时代也算一笔不小的财富了。但是，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祖母生活很不节俭，加上老家来的亲戚这个借、那个要，短短几年就把这笔钱散光了。

　　　　1951年，我的父亲16岁时恰逢解放军到学校挑人，于是成了一名公安部队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是现在公安机关的前身，职责上则类似于苏联的“契卡”，虽然也穿解放军军服，但左臂上有一个盾形臂章以示与一般部队的区别。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出身于国民党官员的少爷、小姐们，全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与柱石。当时祖母家的大门上，并排挂着4个“光荣军属”的牌子；无论什么时候召开拥军大会，祖母总是坐在最前面。

　　　　父亲刚参军时，曾经在开封市北土街原河南省银行大楼内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正在搞“三反”斗争，没收了很多资本家的财物，有怀表，金笔，还有衣服，都堆在这里，雇了几个流浪孩子挑拣。一次，在挑拣一件资本家的西装时，一个流浪儿发现衣兜里面竟然有一根金条。后来那小孩把金条偷出来卖给一个收破烂的，那收破烂的给了他几块钱。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还是被查出来了，收回了金条。河南省银行大楼是一栋三层高的老式楼房，围成了一个天井。父亲当时无论如何没有想到，16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居然会孤苦伶仃地死在这座大楼里。

　　　　　　　　　　　　　　　　　　　　　五、镇压反革命

　　　　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暗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杀甚至聚众暴乱事件此起彼伏。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父亲所在的公安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不过，父亲当时在政治部，没有亲自枪毙过人。当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真是厉害：一夜之间，一个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

　　　　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一开始是对着脑袋开枪的，但那时枪毙了反革命分子以后都要照相，对着脑袋开枪以后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认，于是后来改成对着心脏开枪。不过对着心脏开枪也有问题，就是经常打了好几枪也不死。实际上，早期被镇压的几乎都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经过一段时期的镇压，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因此说，镇反运动一开始是必要的。父亲印象比较深刻的反革命有一个国民党女特务，长的很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老妈子来接孩子，她对老妈子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但是后来镇反扩大化了。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早就有了结论，甚至都在人民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父亲很可怜那些人，有些人甚至都认识。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争辩、哀求，可都没有用。其中一些被错杀、冤杀的人后来虽然“纠正”了，但是死人是不会再复活了；而另外一些，则被人遗忘，成为改朝换代的可怜的牺牲品。

　　　　镇反后期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第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大姑父已经去了朝鲜，大姑复员后就留在开封教书。这时，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当时与大姑父音讯不通，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了，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并且想来想去说自己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在被关押了几个月又被释放了。此次大姑虽然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六、新气象

　　　　公平地说，解放的最初几年，新政权真的给了人们以希望和光明，一些旧社会的无法根治的毒瘤短短几年一扫而光。妓院封闭了，妓女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街上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不见了，变成了安分守法的良民；家庭妇女们被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技能，搞社会工作；廉洁朴素的共产党官员取代了作威作福的旧官吏；一些传染病开始得到防治，到处都在搞爱国卫生运动；就连那些解放前人不人、鬼不鬼的瘾君子们，在经过几年劳教戒毒后一个个又黑又胖地回来了。

　　　　在农村，土地改革之后贫苦农民分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很多无地农民几辈子当雇农，此时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都非常激动，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我的父亲常常看到一些农民直到深夜了还在田中忙碌，干完了也不回家，久久坐在田头，流露出对土地的无限眷恋。当时还组织成立了一些互助组，起初都是自愿加入的，几个家庭结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各扬所长；而不愿加入的，则自己干自己的。土改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农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个时候，既没有吓人的政治气氛，没有人人自危的压力，也不搞“唯成份论”，经济状况一天天地改善，社会风气一天天好转。除了少数人确实对新政权怀着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数人成天喜气洋洋。可以说，刚刚解放的头几年，确实让老百姓体会到了“解放”的滋味。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而不像后来那么胡乱折腾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七、在部队里

　　　　刚参加解放军那几年，受到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年轻的父亲诚心诚意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十分积极。时值朝鲜战争，父亲就主动请缨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战场上去。领导不批，父亲又是写决心书、又是闹情绪，跟过去电影里的那些年轻积极分子一个样。领导虽不批准，但却很欣赏年轻人这种积极。

　　　　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父亲所在部队原来隶属于第四野战军，连队中尚有一些东北籍老战士，发生在几年前的那些苏军强奸、抢劫暴行他们还历历在目，因此总免不了会在私下场合里发泄出来。这些老兵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我父亲没去过东北，对此体会不深，也自然没啥牢骚，对东北战友的话半信半疑。只是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像一张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20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的真诚援助也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苏联援助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我父亲的一位上级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参与接收过这些尸体，男男女女几百具，都同在一个大池子里泡着，对死者实在是不尊重。据他说，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处决的政治犯。

　　　　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这些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于是就倾销给中国。当时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部队首长一看人们响应者寥寥，于是就自己带头买了些花布，给全家每人做了一件花布衣服，包括他自己。在他的表率下，部队干部战士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津贴来买“爱国布”，一时间部队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当时，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斜纹布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父亲也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影响着这个单纯的年轻人。直到今天，老爷子躺在病床上，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开封市各界在体育场里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那天正下着小雨，时年18岁的父亲披着雨衣站在靡靡细雨中为斯大林默哀。远处传来了汽笛声，年轻的父亲流着眼泪，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父亲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当时许多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心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八、霓虹灯下的哨兵

　　　　1953年以后，父亲随部队先后移防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成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当时这些大城市里，还残存着舞厅、夜总会等“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场所”。在汉口时，有一次他跟随一位首长逛街，这首长是农民出身，进城不久，对大城市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因此走进到一个夜总会里。穿着公安部队军装的他们一进入夜总会就引起了惊慌：舞也不跳了，歌女也不唱了，乐队也停止了演奏，都老老实实地低着头一动不动。首长见状，连忙小声对父亲说：走吧，人家怕咱们呢！

　　　　渐渐地交谊舞开始流行起来，全国上至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下至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办舞会。刚刚进城没多久的部队官兵都在学跳舞。父亲所在部队一位首长也迷上了跳舞，由于他的老伴是个“解放脚”（【注】“解放脚”指旧社会妇女缠足，中途放足，因此足部有些畸形），没办法跳，于是他就找女文工团员做舞伴。他老伴怕他被狐狸精迷住了，就私下找到父亲作探子，每天监视首长和哪个文工团员跳了舞，说了些什么，有什么异常情况。

　　　　武汉公安总队第一任司令员名叫张德发，是个正师级老革命，年纪并不很大。进了城之后，他与一个资本家的小姨子结婚。后来，他逐渐走上了贪赃枉法、官商勾结的道路。张德发最大的罪行，就是不请示上级挪用公款与资本家做生意，结果全赔进去了，“三反”中，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枪毙了。

　　　　那一段时间，正是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大家庭”友谊的时期，来自苏联、东欧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客人接连不断。父亲喜欢艺术，每场必看，在武汉看了苏联红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朝鲜人民军艺术团、匈牙利歌舞团、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注】玛佐夫舍是波兰地名，位于现波兰共和国中部地区，该地区以民间舞蹈“玛祖卡”闻名于世）、乌克兰小白桦艺术团和东德警察军艺术团的演出。苏军红旗歌舞团是苏军艺术水平最高的文艺团体，演出时盛况空前。其演奏的曲目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神圣的战争》和《太阳落山》这两首歌。当时父亲有一位战友，看完演出后激动不已，说听这两首歌时“浑身起鸡皮疙瘩”，父亲听后大笑：“起鸡皮疙瘩可是个贬义词啊。”那位战友连忙争辩，说：“哪里呀，我这是激动，从来没听过这么震撼人心的歌！”朝鲜人民军艺术团水平则比苏军歌舞团差远了，父亲只记住了他们那个报幕员，报幕时嘴里发出“欧穷空龙……”之类难听的喉音，演出内容全记不住了。东德警察艺术团来了四个人，当时穿的衣服跟纳粹的还有点像，肩章如同银色的麻花一样，全是吹铜管乐的。来自贝多芬和巴赫故乡的艺术家们确实不同凡响，铜管乐吹得如同弦乐一样柔和，在中国演出了很多场次，当时招待得很好。可能当时东德生活太艰苦了，结果那四个人不想走了，坚决要求到全国各地城市、厂矿、甚至农村去演出。

　　　　1955年，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父亲评了少尉军衔，我们家有一张他当时的照片，穿着崭新的苏式军服，胸前别着纪念章，显得英姿勃勃。年轻的父亲有文艺的天赋，什么乐器拿来一学就会，又非常勤奋刻苦，无论键盘乐、弦乐都很精通。后来他还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而他的手风琴独奏《东方红》还曾经在电台播出。在部队文工团期间，有一年元旦，在武汉璇宫饭店（【注】位于今武汉市汉口江汉路）召开了来华专家联欢会，部队派父亲他们几个为来华的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们助兴。联欢会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一片团结友谊的气氛。

　　　　在武汉时，我的父亲还看了一部西班牙电影《黑帆》，讲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时，新教和旧教之间教派冲突的事情。电影的一些情节至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旧教的势同水火，各自手挽着手组成队伍大打出手；抓住“异端”教派的人以后，就把这些人绑在铁柱上烧成焦碳……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很久，父亲一直想不明白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意思，里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干吗非要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一定要惩罚那些异端？直到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看到电影中的情景在中国各地街头一点不差地上演，才恍然大悟。

　　　　　　　　　　　　　　　　　　　　　九、“双轮双铧犁”事件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浅，因此双轮双铧犁并不适用。农民不喜欢用这种犁，一些基层的干部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抵制这种犁。然而，在毛泽东对“双轮双铧犁”表态之后，全国就开始强制推广和使用双轮双铧犁。那些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却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等遭到打击，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很多干部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糖衣炮弹前没有倒下，却栽倒在双轮双铧犁这个“不祥的蛋”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换了反对使用双轮双铧犁干部们以后，全国工厂日夜加班紧急生产双轮双铧犁，据说数量高达五六百万套。但是，强扭的瓜不甜，有些地方没有如此之多的牲口，有的地方土壤不深处就是石头，因此根本就无法使用双轮双铧犁。于是这些“先进”的犁被束之高阁，然后又被销毁。“双轮双铧犁”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打击了很大一批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换上来的都是些一味迎合上面、眼睛朝上不朝下的人，这为“大跃进”期间假话、空话、大话满天飞，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双轮双铧犁”事件发生之时，我的父亲还在部队中，在支农时听说了对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的批判。当时他就感到困惑：耕地用什么样的犁，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管起来？何况还管不好？为什么用不用这种犁竟然可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政权产生疑惑。因此，多年以后，他仍然对“双轮双铧犁”这个不大不小、早就被人遗忘的事件记忆犹新。

　　　　　　　　　　　　　　　　　　　　　十、胎死腹中的肃反运动

　　　　1955年冬天，伴随着“胡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案”的查处，一场“肃反”运动突然间迅猛地开展起来，父亲所在的部队也未能幸免。运动刚一开始，是一些职位比较高、家庭出身不好、个人经历复杂的军官被隔离审查，接着逐渐扩展到职位低一些的人。最初我父亲负责和别人轮流看管一个被隔离审查的军官，这个人曾经被俘过。上级要求不准犯人睡觉、不准犯人喝水，直到招供为止。但尚年少的父亲看着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偷偷给他喝水、又让他睡觉。很快父亲的行为被检举揭发了，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

　　　　被隔离审查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大院里集中学习，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进行监管。当时父亲年轻，脑子比较简单，因此倒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问题。跟父亲住在同一间大屋子里，有一个姓袁的助理医生（【注】部队里简称“医助”），人很好，也很有文化，但是出身不好，在上中学的时候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我父亲清楚，国民党时期由于政治号召力不高，没几个人会写申请参加三青团，因此往往是由负责审查的国民党官员指定，一般是看着谁顺眼谁就入团，发个表格一登记就行了。假如光是这些事情倒还好办，要命的是，在他宿舍又搜查出他保存的一些明信片上印有国民党徽。虽说解放前很多国民党邮政当局印制的明信片上都有这东西，今天看来保存这些友人通讯的记录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当作珍稀的收藏品，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那就是弥天大罪，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于是袁医助就被当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点监管。

　　　　1955年冬的一天夜里，绝望的袁医助用手术刀片割断了自己大腿动脉。第二天早晨，管理员来叫醒大家起床，叫到他时没有应声。管理员掀开被子一看，大叫一声“不好，出事了！”父亲一骨碌爬起来，披上军袄一看，袁医助穿着整齐的军装，满被窝的血已经凝固了。由于全身的血基本上流尽了，人早就冷了，只是脸色显得胩白胩白。虽然父亲经历过抗战、内战、镇反，也见过不少奇形怪状的死人，但是袁医助的死却还是给年轻的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就在此时，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开始彻底清算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紧接着，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等一系列抨击个人崇拜、呼唤社会主义法制的文章和社论，数以千万计的在斯大林时代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被恢复名誉或从集中营释放。

　　　　当时中国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苏联发生的对斯大林主义、个人崇拜的批判也影响到中国。《人民日报》对苏联《真理报》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全文转载，对赫鲁晓夫与16个加盟共和国（【注】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现在常知的15个以外，还有一个“芬兰―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并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谈话也原样刊登。于是中国的“肃反”在无声无息中停止，被隔离的人又被放出重回岗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路线、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中国人一命，使这些人免于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运。当时年轻的父亲还不明白，还对赫鲁晓夫的做法不理解，但是随着阅历的丰富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地位，到中苏决裂时，父亲在道义上已经坚决站到了苏共二十大路线一边。这种对苏联的感情也影响到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起一个苏联名字作为笔名的原因。

　　　　关于1955年冬天的这一次 “肃反”运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主要是因为这次运动胎死腹中，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击面。实际上，当时的气氛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把斯大林的下场昭示在毛泽东的面前，那么一场类似于苏联在1937～1938年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肯定不能避免。幸运的是，一场大劫难又一次与中国人民擦肩而过。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此，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就是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虽然父亲在半途而废的“肃反”中幸免于难，但在日益讲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气候下，在公安部队中是无法呆下去了。1957年初，父亲转业到地方，分配到开封市文化局工作。刚开始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工资45块，在一般工人、干部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转业前后父亲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不久便恋爱并结婚了。

九、“反社会主义坏分子”

　　　　1956～1957年是中国解放后最平静的一年，经济蒸蒸日上，政治气候如阳春三月般温暖。一开始，毛泽东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发表了他的《论十大关系》，接着报纸上天天号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帮助党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新生，走向光明的未来。人们欣喜，拥护共产党，爱戴毛主席，畅所欲言，提建议、提意见，谁也不知道明媚的春光后面，隐藏着暴风雨般的狂怒。

　　　　既然共产党都号召了，我的父亲也就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建国后他的所见所闻，对比解放前的经历，使得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响应党的号召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在领导们的鼓励下，他大胆地给上级提了一条意见，涉及的是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他指责一些领导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什么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等等。当时由于一些干部常年离开家庭干革命，对原配妻子感情逐渐淡漠，进城以后眼界开阔，于是纷纷和裹着小脚的、文盲的原配妻子离婚，这是建国初期的一大社会问题。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我父亲当时年轻，想着既然“言者无罪”，那么提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然而不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形势。原来，“大鸣大放”竟然是毛泽东的“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接着，《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风暴开始。那些昨天还和颜悦色、虚心接受批评的领导一夜之间变了脸色，变得声色俱厉、杀气腾腾。于是，我的父亲不幸应声落马，被打入另类。当时他才22岁，新婚仅仅4个月。

　　　　父亲当时毕竟太年轻，而且他提出的意见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并不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的，因此定个“右派”似乎又不太合适，于是整他的人又罗织了几条罪名，把他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并被判劳教6年，押送农场改造。

　　　　宣判大会在开封市委礼堂举行。随着主持人一声厉喝，全市的右派、坏分子被押上台来接受批斗，胸前挂着表示各种罪名的木牌。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打倒资产阶级右派×××”和“打倒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口号声，让人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做“专政”。很多“右派”、“坏分子”被高压压垮了，不是垂头丧气，就是战战兢兢。然而，我的父亲始终不服，被押入会场时却高昂着头，哪里有口号声他就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哪里，因此自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批斗会上最积极的，并非父亲身边的同事，而是那些四、五十岁的街道妇女代表。虽然父亲跟她们素不相识，然而她们喊口号时那种仇恨劲头，仿佛这些右派、坏分子就是她们杀父仇人一样。父亲单位里的多数同事都是有气无力地动两下嘴皮子，实际上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这个22岁的小伙子纵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会主义”的大业。只是当时政治空气太浓，谁也不敢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在批斗会上积极表演的人里，也有很多在后来的“反右倾”、“四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被专政，其中包括把父亲定为“坏分子”的那位领导。

　　　　共产党喜欢定指标，连“反右”都要完成指标，整别人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捷径。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开会部署本单位反右时总是说：“××单位才××人就揪出××个右派，咱们单位这么多人怎么就揪不出来一个？可不能落后呀！一定要揭露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不出冤假错案才算怪事。

　　　　当时大姑所在的学校里也很想再揪出几个右派，于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优先考虑对象。学校领导轮番动员大姑给“党”提意见，试图来个请君入瓮。然而，大姑自从解放初镇反时受那一次刺激后，异常厌恶政治，对时事不闻不问，任凭那些领导如何诱导，就是不说一句意见，只是说共产党好，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党。诱导者有些着急，试着引诱她上当，就说共产党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啊。然而大姑嘴特严实，就说共产党就是一点错误都没有，一点缺点都没有，百分之百地好。领导见状也就只得作罢。

　　　　不过，虽然大姑没占上这个“右派”指标，但这个指标还是没有浪费。后来他们学校到上蔡县支农，在公社食堂吃饭。当时公社食堂办得很差，菜洗得也不干净，菜汤上居然浮着一层蚜虫。一个大学刚毕业不久分配到学校的年轻男教师见状，开了句玩笑，说：“食堂做的不是菜汤，而是肉汤啊！”就这么一句话，当晚就定为右派，第二天就来人把他押走了，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反右”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采取诱骗的卑鄙方式进行的，全国五十五万人，多数是一些敢于直言犯上的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此后的20多年里，这些人受尽磨难与歧视，大好年华与才干白白浪费。即便是那些没有被“反右”运动触及的人，看到所谓“右派”们的可悲下场，个个吓得噤若寒蝉、三缄其口。从此之后的许多年间，只要是毛泽东下的指示，共产党各级干部们下的指示，无论对与错，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鲜有反对意见。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后“大跃进”中，全国到处都会发生诸如“亩产万斤”之类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虽然给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强调“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后来扩大化了。为了证明“反右”是“必要的”，还保留了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反右”不仅是毫无必要，而且是中国走向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对国家形势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也有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批评的权利。掌握了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监督与批评，必然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阶层。从“反右”中最令共产党不能容忍的言论来看，也无非是要求实行多党制，民主自由，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总而言之，我认为“反右”一无是处，给中国带来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

　　　　　　　　　　　　　　　　　　　　　十、“洋劳改”

　　　　父亲服刑的农场以前是关押刑事犯的。1957年反右以后，这里变成了关押犯政治错误的机关干部、右派的地方。一开始还有警察看管，一年以后就没有了，并且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来这里的大都是“右派”、“坏分子”，大家观点相近且同命相怜，因此气氛反而比外面宽松一些。根据政策，这些“犯人”不穿劳改服、不没收个人财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这些穿皮鞋、戴眼镜手表、穿中山装（甚至还有西服）的“劳改犯”，觉得很稀罕，于是称呼他们叫“洋劳改”。

　　　　苦难是检验夫妻之间真正情感的试金石。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干部，人长得不好看，眼睛特别近视。但新婚的父亲非常爱她，特别是在自己身处逆境时更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刚到劳改农场时父亲还每日巴望着能够收到她的来信，然而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通知书。后来，又得到消息，她改嫁给了当时最为吃香的地质队员。

　　　　刚到农场的日子里，我父亲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情绪相当沮丧，内心还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但转身看看周围犯人的身份，不是前县长、前县委书记、前组织部长，就是前大学教授、归国华侨之类的人物（【注】和父亲睡上下铺的任××就是原杞县县委书记，老共产党员，当地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因对主张实行“民主”而遭殃），于是心想：连几十年的老革命都不能幸免，自己这点事、这“身份”算得了什么呢？于是心情反而宽慰了许多。后来看管得松了，自由一些以后，父亲还被吸收参加劳改农场的宣传队，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去演出，人们都还以礼相待。

　　　　实际上，一开始很多“劳改犯”还心怀希望，总是认为自己是被“误会”了，别人才是真“右派”，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一贯积极”的人，经常像老马列一样对别人的“错误认识”进行批判，经常向管教干部汇报别人的言行和思想动态。特别是一些政治方向没错，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栽了跟头的人更是如此。前N地委组织部的陈部长就是这种“一贯积极”的人，他长得英俊，又年轻，原本也是正春风得意，结果没把握好，跟上级老领导年轻的老婆搞到一起了，栽了跟头。有一次一位华侨收到了家中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香烟、点心，还有汇款单。那华侨很高兴，就把香烟和点心分给大家。正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分享食品和香烟时，前部长进来了，见状一脸严肃地教育大家道：“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嘻嘻哈哈地一点也不成体统，有时间却不进行政治学习，怎么能够进步呢？”接着又教育那华侨：“我早注意到你，一直不肯放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肯认真地进行改造，这是危险的倾向。”一贯积极的陈部长这一番说教，弄得大家顿时倒了胃口，谁也不出声了。父亲看在眼里，烦在心上，于是忍不住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还是组织部长？看清楚你自己，你跟我们一样：洋劳改。”陈部长实在没想到自己竟会遭到这种奚落，顿时楞在那里了。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

　　　　　　　　　　　　　　　　　　　　　一、家庭的由来

　　　　我拥有一个非常奇怪、非常少见的姓氏――中国的“国”。从小到大，总有不少少见多怪的人向我发出这种疑问――“姓国？还有这个姓？少数民族吧？”偶尔，还有一些自作聪明的热心人在抄写我的姓名时帮我改正成姓“周”、“匡”。记得中考时，就有人把我弄成了姓“周”的，害得我解释了好半天才进得考场。

　　　　根据老一辈人的回忆，我们家的祖籍是山东省兖州一带。大约在清朝顺治年间，我的祖先们举起了“反清复明”大旗，随即被清政府镇压，全家上百口人被株连处死。唯一漏网的，是一位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当清军去抄家时，家里的一对仆人夫妇谎称这是他们的孩子，于是性命得以保全。为了防止以后有人告密危及孩子的性命，那一对忠义的仆人夫妻，用扁担挑着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步行百里，一路上千辛万苦、风餐露宿从兖州老家亡命到了河南省确山县，并悉心照料这个孩子直至他长大成人。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将那位仆人拜为“义父”，进了“国”家族谱，被当作祖先一样供后人祭拜。这位祖先和那位仆人的坟墓，至今还在确山。

　　　　就这样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个家庭在确山县发展成两个紧挨着的小小村落：王岗和国楼，二者相距不足一华里，如今已经并成了一个村庄了。我的高祖父本是一个读书人，因为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统治，和他的族兄国保善、国乃功一起于清咸丰年间参加了捻军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南、陕西等省。据1960年出版的《确山县志?咸丰、同治年间乡团死亡姓名》一节中的记载：“严明选，59岁……于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在驻马店与捻军国保善部作战，被杀……张义和，47岁……咸丰十年五月二十日，在大石桥与捻军国乃功部作战，被杀……史占魁，32岁……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在吴寨河与捻军国保善作战，被杀。”――这就是我的祖先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淡淡痕迹。相同的痕迹也许在他们所转战过的许多地方中还有，可惜我无法一一考证了。

　　　　捻军的起义具有很强的流寇性质，几十万人马在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的平原上奔驰，没有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同时，这种旧式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吸引人的纲领，也难以长期得到人民的支持的。因此，在清政府的绞杀下，捻军起义最终归于失败。同治四年（【注】1865年），高祖父和他的族兄国保善一同兵败被俘，随后被杀，同时王岗、国楼二村全体姓“国”的族人，全部被列为罪族，直系不得进仕考取功名。

　　　　我的曾祖父一生平平度过，并没有做出什么大业绩来。年轻时，靠着家里的几亩地务农。曾祖父有着异常的求知欲，读书非常刻苦，但因自己是“罪族”，无法考取功名，后来在村子里做了一名私塾先生。这样，这个一直叛逆的家庭又成为封建社会的“楷模”――耕读之家。

　　　　　　　　　　　　　　　　　　　　　二、废除科举

　　　　我的祖父名仲颖，字异公，约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了祖父这一代，朝廷不准进仕的戒令就解除了，于是曾祖父就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我的祖父身上，对祖父要求异常严格：作为私塾先生，假如别的学生功课不好，曾祖父就会用抓起他的手，用铁戒尺打上几下；假如是祖父功课不好，则将祖父的手按在桌子上，狠狠地打。

　　　　就这样，祖父在曾祖父的严厉管教下自幼寒窗苦读，异常勤奋自觉。祖父晚上学习时因怕自己睡着了，就拿一把锥子放在身边，一旦犯困，就用锥子自己扎自己的大腿一下，于是马上又警醒过来，继续读书。就这样，祖父学得满腹经纶，又练出一手好书法，不到二十岁就中了拔贡。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金榜题名之时，1905年，朝廷发布了一道上谕：“从丙年（1906）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这件事，史称“光绪废科举”。

　　　　“光绪废科举”宣告了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从富国强兵、改变教育落后的角度出发，废除科举无疑是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的。然而，对于那些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手无缚鸡之力的旧式读书人来说，考取功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废除了科举就是断了他们的前途。噩耗传来，天下读书人莫不如晴天霹雳、捶胸顿足。因此当时读书人投河、上吊的事情很多。我的祖父当时也异常苦闷，几次企图自杀，但幸好都被家人及时救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思考和别人的劝导，祖父也逐渐想开了。后来，他到河南南阳知府去谋了一个差事，大约是八品左右的小吏，还有官服和顶戴花翎。满清灭亡后他仍然保留着这身穿戴，后来被老家的亲戚们一直保存着，每当逢年过节扭秧歌时候就借出来穿穿。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四旧”给烧掉了。

　　　　　　　　　　　　　　　　　　　　　三、革命与混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随即全国发生革命，各省宣告脱离清政府统治独立，腐败无能、千疮百孔的满清贵族统治随即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清帝退位。在经历了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短暂的对“共和”的喜悦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被鲁迅先生形容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时代。

　　　　辛亥革命的失败如同满清政府的灭亡一样不可避免，因为在那个时代，来自于西方的“共和”与“民主”观念并没有根植于普通中国民众的头脑中。无论几个留过洋的爱国者们如何满腔热血，在两千年亚细亚专制主义文化积淀影响下的亿万民众根本还不了解“共和”为何物的时候，“共和与宪政”必然难以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而掌握着实权、“咸与维新”的原清政府官僚袁世凯，更是成天梦想着做皇帝。

　　　　时局的混乱，加上此时曾祖父染病去世，使得祖父回家闲赋、务农了好几年，一是为了守孝，二是开始重新思考个人的出路。三年服丧期满以后，祖父开始感觉到自己以前学的旧式知识已经不能再为己所用了，索性弃文投军，考上了高等警官专科学校。

　　　　　　　　　　　　　　　　　　　　　四、冯玉祥麾下

　　　　在祖父从高等警官专科学校毕业时，恰逢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以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冯在河南时颁布了《治豫大纲》，实行了一些进步措施，如：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良社会风尚，禁绝封建陋习，兴办学校等等。初期，这些措施为河南百姓所称道，也吸引了祖父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祖父认为冯玉祥是一个可以救民于水火的革命军人，对冯玉祥产生了敬仰之心，于是从学校一毕业就投奔到冯玉祥的麾下。

　　　　冯玉祥手下多为赳赳武夫，文官很少。祖父虽为警官学校毕业，但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举手投足，依旧保持旧式读书人谈吐儒雅的风范。同时，祖父文化功底厚实，文章如行云流水，字迹也颇显功力，很得冯玉祥的器重。祖父这人有些政治抱负，点评时局也有独到之处，在投奔冯玉祥时，只与冯玉祥深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被委以重任，并且很快就跃升为冯玉祥的幕僚之一。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军，被推举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几经征讨，于1927年6月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会师于郑州。郑州会师之后冯玉祥掌握了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并成立了以冯玉祥为主席的开封政治分会，祖父也随之迈入国民政府。其间伴随着冯玉祥的几次上台与下野，几经仕宦沉浮。期间先在河南省民政厅任职，执掌河南全省警察大权，后又升任河南省视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大约在此前后，祖父离婚又娶了。祖父的原配夫人姓袁，在生育了两个女孩之后就不再生育了。按照当时人们的观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没有儿子对于旧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对不起祖宗的事情。但是，祖父也受到“一夫一妻”的新观念影响，也不想和当时达官贵人那样讨几房姨太太。因此，尽管与原配夫人感情不错，但祖父在矛盾的煎熬中只好选择了离婚。通过媒人介绍，他娶了一名来自豫东的贫苦农民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祖母。人长得也不怎么漂亮，但小祖父二十多岁。祖母过门才一年，就生下了大伯――已过不惑之年的祖父如获至宝，加上又大祖母二十多岁，从此非常宠着祖母，使她养成了非常骄横跋扈的性格。祖父和原配离婚后，仍然养活着她们母女三口，后来祖父去世后，在祖母的阻挠下，她们和我们家庭失去了联系。

　　　　中华民国时代各个省的民政厅与当代的民政厅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它囊括人事、民政、监察、治安大权，相当于现在四、五个厅。当时一个河南省政府下只有四厅一部：建设厅、民政厅、教育厅、财政厅，以及一个警备司令部。省政府机关也没有如今这么庞大，一个大院就把省政府几乎所有的部门都装下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官员，也没有什么“级别”可言，官员在任上，马上就有俸禄；一旦免职，马上就停发薪水；不象今天的官员，明明什么都不管，还要享受个什么待遇。至于冯玉祥本人，我的父亲没见过；我的大伯倒是记得，因为每个周末到省政府机关澡堂洗澡时候，经常能碰到冯玉祥。在民国前期，河南人不是很讲卫生，即便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冬天不洗澡也是常有的事情。冯玉祥来了以后大讲卫生，在省政府机关开起了澡堂子，号召省政府官员及家属周末都去洗澡。每个周末，冯玉祥就站在澡堂门口，看到有人来洗澡就招呼：“啊，来了，好，欢迎欢迎！”大伯小时长得虎头虎脑的，每次跟着祖父去洗澡，冯玉祥总是要逗逗他玩一会。

　　　　冯玉祥生活简朴，一向简衣敝履，和士兵穿得差不多，还特别讨厌穿绫罗绸缎的富人，只要见到，就要想办法羞辱一番。在这种风气下，冯玉祥手下官员，也都不敢穿锦衣华服。我见到家里留的祖父当时的照片，虽然官也不小，但穿着非常简朴，即使冯玉祥走后，他穿衣简朴的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冯玉祥特别讨厌妇女缠足，已经成人的也就算了，经常派兵抓那些缠足少女，一抓到就把女孩的父亲也一并抓来，把裹脚布缠在他的耳朵上，由士兵抓着游街示众。当时开封大街上，经常有这类事情。

　　　　不过，冯玉祥作为一介武夫，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执政措施却有不少不妥之处。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冯玉祥在河南大力推广时渐渐变了味道，例如：下命令禁止过春节，只能过元旦。可是老百姓过了几千年的春节却不是一纸文件所能禁止的，因此大家都偷着过。于是乎，冯玉祥派出大兵到处站岗监视，看到谁家贴对子就撕、看到谁家包饺子就踹，就连蒸馒头多了也要端走，弄得老百姓鸡犬不宁。可是小孩子不管这些，总是在没大兵的地方偷偷放炮。鞭炮一响，冯玉祥的大兵就端着枪急急忙忙地追过去，等一到地方，人早就没影了。每当过年，开封城里的零星鞭炮声就此起彼伏，满街跑的都是大兵。此外，冯玉祥信基督教，对佛教道教很讨厌，在开封时驱赶僧人，砸毁佛像，还把开封的大相国寺改作游乐场，也惹的老百姓怨声载道。

　　　　冯玉祥在开封期间，祖父主管开封治安。祖父这个人比较敬业，做过一些好事。在祖父执掌警察权力期间，开封的治安状况是比较好的，这一点从一些民国史料中可以反映出来。为此，当地一些民众曾经赠送给他一把“万民伞”，以示感激。此外，受冯玉祥的影响，祖父比较亲近进步人士，从不主动予以迫害，即使冯玉祥下野以后也是这样。

　　　　虽然祖父官位颇高，但他对人和蔼可亲，特别是对老百姓倒是没有一点架子。曾经有一次，祖父带着随从从一家门口走过，恰好那家主妇出来泼洗菜水，人在门里，脏水泼了祖父一身。那妇女吓坏了，祖父的随从也立即掏出家伙，却被祖父按下了。祖父自己掸了掸身上的菜叶子，一边嘟囔了一句：“也不看看……”

　　　　祖父在省政府任职以后，由于薪水较高，很快就在开封城内买了一处四合院；随着职务的升迁，又在省政府对门购置了一处比较大的院落。这个院落有前后有两个四合院，正房是老式的楼房。同时，用积攒来的俸禄，陆陆续续地在确山老家购置了不少田地，总计大约有600多亩。担任河南省视察委员会主任职务后，作为主管全省官吏政绩考核、监察的官员，祖父自然有不少门生。其实不少人都是跑官、要官来的，到家里来的时候都自称“学生”，称呼祖父为“老师”，家中总是门庭若市。既是跑官要官，那就免不了送礼收礼，父亲记忆中祖父有一件全部用狐狸腋下毛皮拼成的裘皮大衣（【注】成语“集腋成裘”就是这个意思），还有高达二、三尺的珊瑚。

　　　　祖父履行职责，主要是在抗战胜利以前；光复后由于身体原因，主要在家养病；到了国共两党决裂之后，就基本不问政事了。因此，祖父并未被牵扯进国共两党的恩怨中去，解放后也没有被清算。

　　　　　　　　　　　　　　　　　　　　　五、杨靖宇和徐子荣

　　　　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是和祖父故乡不远的确山县李湾村人。马尚德与祖父有亲戚关系，二人以叔侄相称。马尚德生得浓眉大眼，人品非常正直，祖父也很喜欢他。民国十六年（1927年），马尚德领导了著名的豫南农民暴动，一度攻占了确山县城。在暴动被镇压下去之后，马尚德化名张贯一，躲到了河南信阳地区。在信阳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不安全，于是北上到了开封，住进了我的祖父家里。由于祖父是国民政府官员，因此住在那里是比较安全的。当时，马尚德和他的战友徐子荣（【注】徐子荣在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1968年因被迫害而愤然自杀）以河南大学学生身份为掩护，以祖父家为据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然，祖父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一点。

　　　　后来，马尚德和徐子荣可能是接到了上级指示，准备转移。临别那天，马尚德想跟祖父告别，凑巧那天省政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祖父迟迟没有回来。马尚德等了很久，始终不见祖父回来，于是对祖母说：“表婶，俺表叔看来一时回不来了，可我还得走，有件事想您帮忙办一下，能不能借我一点钱？”祖母问，要借多少？马尚德回答说要借二百块现大洋。虽说二百块现大洋不是一个小数目，但祖母一直都很相信马尚德的为人，知道他开口借钱必有急用，二话没说就按要求把钱给了马尚德。临走，马尚德跟祖母说：“表婶，我给表叔留了一张条子在烛台下，回来交给他。”之后，他和徐子荣的身影就消失在夜幕中。

　　　　晚上祖父很晚才回来，祖母将马尚德辞行的事情跟祖父讲了一遍。祖父看了条子后一言不发就把条子烧毁了。吃饭时，不识字的祖母问祖父：“马尚德的条子上写了啥？”祖父让佣人出去后，叹了口气，说：“尚德这孩子，参加了共产党……”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次别离成了生离死别。1940年2月，杨靖宇将军血洒白山黑水，在黑龙江朦江县牺牲，时年仅35岁。由于音信不通，虽然大家都知道有个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杨靖宇，但谁也没想到他就是马尚德。马尚德还有一个弟弟叫马令德，大约在土改前后去世，办丧事的时候我的父亲还回去了的。

　　　　谈到杨靖宇的家庭出身，现在多数材料都泛泛说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这是不准确的。马尚德家庭是个有着几十亩地的小地主，他的儿子马从云在土改初期也被划做“地主分子”。幸运的是，随后不久确认了杨靖宇就是马尚德，因此其地主出身也就没人提起了。文革期间，我的父亲曾经看过一本描写杨靖宇的连环画，里面说：杨靖宇出身贫农，小时候他父亲为了少交租子让他给地主老财送点心，小杨靖宇心想：凭什么给地主老财送？于是他把点心分给了村子里的贫苦孩子。当时父亲就明白，写这本连环画的人要么完全不了解杨靖宇，要么就是蓄意胡说八道。

　　　　开封解放后，曾和杨靖宇一同住在祖父家的徐子荣曾经又回来找我们家，但当时祖父已经去世，祖母带着几个孩子躲避战祸回到了确山老家，因此他没有找到。等从确山老家回去时，邻居告诉祖母：一个八路军的大官骑着马、带着几个警卫员来找过你们。祖母想了想，没想起是谁来，因为毕竟隔了二十多年没通音讯，那时杨靖宇和徐子荣他们还都是小伙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徐子荣平反时，才得知当年正是他。后来，重新召开杨靖宇将军追悼会，由于祖父已经过世，祖母就作为杨靖宇亲属之一参加。祖母告诉我说，由于经过防腐处理，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尚保存完好，面目栩栩如生。

　　　　　　　　　　　　　　　　　　　　　六、捕杀韩复渠

　　　　实际上，1927～1936年的这十年是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发展比较稳定的十年，国民党称这十年为“黄金的十年”。是不是“黄金”姑且不论，但当时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较好的势头，表现在：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中原大战结束和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且在中央政府不断“削藩”的政策下，统一日益巩固；在西方大萧条的情况下经济仍然取得了很大发展，工、农业产值均在1936年达到最高峰；钱塘江大桥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相继竣工；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渐渐地革除了一些封建陋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等等。

　　　　然而，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打断了。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装备低劣、指挥不力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日寇的进攻下节节败退。1937年底，冯玉祥旧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为了保存实力，竟然拒绝执行军事命令，在日寇进攻下不战而退，把山东拱手让给了日本人，从而使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腹地完全暴露于日寇炮口下，也使河南境内的几十万国民政府军队陷入被日寇合围的困境。

　　　　蒋介石对韩复渠的表现本来就甚为震怒，此时，又得到军统密报的两个足以置韩于死地的消息，一是说韩与日寇秘密谈判，企图“独立”，出任汉奸政权主席；二是韩与另一军阀（【注】这个军阀的名字父亲回忆不起来了，我查找了相关资料以后，推测这个军阀应当是石友三）密谋，打算拥兵反蒋。于是，蒋决心解决韩复渠的“汉奸”问题。1938年初，蒋介石抵达开封，在河南省政府内召开军事会议，会前做了精密布置，诱捕了韩复渠，不久又将其拉到郑州碧沙岗处决。祖父与韩复渠虽同属冯玉祥旧部，但对韩这种只顾保存实力、不顾民族大义的做法也甚为不齿。

　　　　不过，捕杀韩复渠的打算也不是祖父这一级的官员事先所能知晓的。据祖母回忆，那阵子祖父经常彻夜不归，逮捕韩复渠当晚，祖父回到家来小声对祖母说：“韩复渠被老蒋抓起来啦，看样子要被毙掉……”在捕杀韩复渠的过程中，当时主管治安的祖父也深深卷入了整个事件的谋划与准备工作。他的任务主要是：第一，负责蒋的安全，当时时局混乱，当地保不准有日本特务，万一出了差错，那就脑袋不保；第二，配合蒋介石的卫队解决韩复渠的私人精锐卫队――手枪旅。当时韩复渠手枪旅是一支训练有素、身手不凡的队伍，韩来开封开会时，带了整整两个车厢的手枪旅队伍。但火车一进开封车站，就有军官上车来宣布，见蒋总司令有令，各将领的卫队一律留驻城外。韩没有料到他与日本人秘密勾结的消息已被蒋获悉，于是一时疏忽，单独进城，结果自投罗网。韩复渠走后不久，群龙无首的手枪旅就被缴械了。

　　　　　　　　　　　　　　　　　　　　　七、花园口决堤

　　　　山东陷落后，开封已不保，河南省政府随即西迁，经郑州迁往洛阳。在此前后，国民政府在徐州一带与日本军队进行了一次会战，虽然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但整体来说，国民政府军队处于来自江苏、山东两个方向的日军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激战数月，早已筋疲力尽，只有放弃徐州，退回到豫东、皖北休整。特别是1938年5月，日军一部从黄河北岸偷渡黄河成功，之后沿陇海铁路迅速西进，于6月初攻陷开封，接着跟踪西进，抵达距离郑州不足百里的地方。郑州是陇海、平汉铁路的交汇处，北扼黄河天险，郑州一失，不但阻断各个战区间的铁路交通，而且将会导致西安、武汉无险可守的严重局面。而此时在河南境内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多为徐州战场撤下的疲兵，尚未得到休整，已无力再战。为了阻止日军侵犯中原，国民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

　　　　单从军事层面来讲，决开黄河大堤是具有一定作用的：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黄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险，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6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灭了日军精锐部队万余。然而，从政治角度出发，当时战局混乱，国民政府为了取得“洪水滔天”的奇效，对老百姓严格封锁消息。等到洪水来临，百姓躲之不及，造成了89万人死亡的惨祸，这无疑是抗战史上非常沉痛的一笔。

　　　　然而，我并不同意以往我国解放后一些历史书所言决开花园口大堤是“蒋介石为了逃命”、“丧心病狂”等提法。因为，人们选择的时候并不总是能够在“好”与“坏”之间选择，而是往往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是中原沦陷、既而导致整个大后方沦陷、中国被亡国，还是炸开花园口保住中原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只有“两害取其轻”。其时，中原附近的国民政府军队均已无力再战，其他战场上的国民政府军队驰援已力不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相当弱小，不足以抵抗整个日寇的进攻。因此，在这种局面下，“以水代兵”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至于说蒋介石“逃命”，则更是站不住脚的，不用炸花园口，蒋介石什么时候都可以“逃命”，大不了在英美成立个流亡政府。如果说花园口决堤这个责任要由谁来负，那就应该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侵略者来负，没有他们发动的十恶不赦的侵略战争，什么都不会发生。

　　　　　　　　　　　　　　　　　　　　　八、中原大饥荒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5年，抗战初期尚不记事。父亲记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1942年，处于抗日前线的河南在不断遭到战祸的同时，还遭到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先是几个月滴雨未下，再就是漫天的蝗虫。那时蝗虫非常之多，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了，等蝗虫飞走，树叶被蚕食殆尽，光秃秃的如同死树。旱灾和蝗虫使得河南中部、南部一带赤地千里，大部分庄稼绝收。根据后来的资料，大约有300万人被饿死，占当时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当时街上饿殍遍地，到处是乞讨、抢食之人，均为父亲亲眼所见。

　　　　饥荒往往是人为造成的。当时，河南驻扎的是国民政府军汤恩伯部，党务、政务、军务、民生大权均集于汤恩伯之手，河南省政府有名无实。汤恩伯这个人，原本也算抗日名将，无奈他刚愎自用、贪婪冷酷。中原大饥荒时适逢汤部大搞扩军，除了抓丁拉夫，还通过吸收土匪、地主武装、杂牌部队、反正伪军等扩充势力。在此基础上，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三十万官兵，基本上靠河南一个省支持。当时河南一半以上的地盘和人口已经沦陷，剩下的残山剩水却要供养三十万大军，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然而，汤部这个“胖子”却是虚胖，部队素质良莠不齐。特别是杂牌部队和反正伪军，原本就擅长扰民，此时更打起“中央军”的大旗，抗日不力、搜刮有方。汤恩伯为了维持军饷，在大灾之年仍不顾百姓死活，大事征收所谓的“汤粮”，弄得百姓流离失所、人尽相食。当时有民谣一则：“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其中的“汤”就是指汤恩伯。所以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汤部兵败如山倒，老百姓甚至有不少人甘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引路的，足见老百姓对“遭殃军”的极端痛恨。此后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消灭，正是应了“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

　　　　此外，1942年河南灾情虽重，但排除战乱原因，假如当时国民政府高效廉洁、努力赈灾，那么饿死的人肯定会少很多。然而，虽然河南省政府多次向重庆方面汇报灾情，但上面无论如何就是不信。因为当时上上下下的吏治都非常腐败，下面的官僚经常谎报灾情骗取赈灾款项和物资中饱私囊。谎报得多了，上面也就把灾情汇报当成“狼来了”，不予理睬。直到1943年河南饥荒的惨状被媒体披露后，救灾的物资、款项才陆续抵达。在此之前，军饷、捐税都没有任何减免。

　　　　　　　　　　　　　　　　　　　　　九、颠沛流离

　　　　1944年，在东南亚已处于困境的日军为了便于向南洋运送战略物资，在豫、湘、桂战场发动了“大陆交通线”战役。是役，国民政府军惨败，大好河山被日军蹂躏，创下了在反法西斯同盟节节胜利之时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奇迹。

　　　　抗战开始后，随着开封的沦陷，全家人从开封撤到郑州（【注】当时旧称郑县），又从郑州撤到洛阳。当时河南省政府、战区司令部先设在洛阳，洛阳沦陷后迁往洛阳南边的鲁山县，鲁山城小，放不下如此多的人。因此，省政府官员的不少家眷都住在南阳、漯河等地。鲁山沦陷后，省政府又迁往南阳。

　　　　祖母等人在南阳住时，祖父还随省政府在鲁山。当时恰好祖母的钱花完了，就让一直跟随着自己的表弟去鲁山找祖父要钱。祖母的这位表弟黑瘦矮小，但是头脑却很聪明。当时局势混乱，土匪猖獗，祖母的表弟从鲁山祖父那里取了钱以后，想到路上不太平，于是弄了辆独轮车；又买了一车红薯，把银元塞进红薯里面，一个红薯塞一颗；又弄了一身破衣服一穿，加上他本身其貌不扬，一看就不象体面人。就这样他推着一车红薯，路上遇见杂牌队、土匪，都没有人对这车红薯感兴趣，平安到达家里。祖母见他回来，连忙问钱带来没有？他此时还故意卖了个关子，说没有带来钱，只带来一车红薯。祖母一听，抱怨道：“家里没钱用了，带红薯干什么？”他笑嘻嘻地回答道：“鲁山红薯好吃，买来尝尝。”看到祖母着急的神色，他就拿过一个红薯掰开，只听“当琅琅”一声，一块银元滚落到地上。这样把一车红薯掰完，地上便有了一大堆银元。祖母见了，直夸他聪明。

　　　　后来南阳一度吃紧，祖母又带着子女逃到漯河暂住了一段时间。日军兵临漯河城下之时，祖父派出一队警察来护送家眷撤退。当时漯河城里一片混乱，老百姓争相出逃，连载人、载物的车子都找不来。正在大家看着堆在地上的行李、细软发愁时，恰好有两个推着独轮车的农夫走到队伍边上。负责护送的警长一看，立马把二人抓来，指着问道：“这些货，拉到南阳去，每人给十块大洋！干不干？”二人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一行人就上路了。

　　　　刚一出城，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来了。百十号人的队伍，在旷野里目标显得很大。鬼子的飞机都是双翅膀的老式飞机，其中有几架飞得特别低，连机翼上的膏药旗都看得非常清楚。一行人慌忙四散卧倒，两个推独轮车的农夫也撒把子就跑。边上的人还喊：“别把车把对着天上，看着像高射炮！”不过，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了几圈后没有投弹，转身向漯河方向飞去，随后，就见到几颗炸弹投下，漯河城里几处冒起了滚滚浓烟。我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当时没有撤走，事后他说，为躲避日机轰炸，当时他躲到一条壕沟里，随着一声巨响，一条血淋淋的女人大腿炸飞到他的面前，长筒袜里面还塞着钱，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后来轰炸结束之后，他用长筒袜中的那些钱为那可怜的女人买了口棺材，还请了一个和尚超度，把那条大腿安葬了。

　　　　撤退的队伍继续前行到一个小集镇时天黑了下来，大家决定住一宿再走。正在吃饭时，饭馆的几个伙计议论着日本人的事情，被随着队伍一同撤离的一位姓方的太太听到了。这位方太太不知道是省政府哪位大员的太太，脑满肠肥，个子很矮，一脸横肉。方太太一听到伙计们提“日本人”，就吓得六神无主，高声吆喝起来：“坏了！日本人就要来了！”等大家闹明白原委，一个伙计在父亲那一桌前小声地说：“哼，就是日本人真的来了，她这号人也不会有什么事。”结果，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

　　　　在途中，年幼的父亲和那两个车夫混熟了。两个农民既淳朴、又风趣，总是喜欢逗父亲玩。又走了几天，来到了一个叫李家寨的地方。这是个比较大的庄园，旁边紧邻一条宽阔的河，外面还有城墙，家里还有武装。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学校的同学，此时已经得到了消息，早早迎候在寨门外，一行人都很高兴。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后，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当时河里的船都被军队搜走了，还好找到两条渔民放鱼鹰用的划子，一趟载两三个人渡过了河。渡过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南阳。此时两个车夫领了钱要回家，祖父一高兴，加了一倍钱让他们走了。二人千恩万谢，高高兴兴地去了。只是父亲此时跟他们已经建立了感情，哭着不让他们走。两人又哄了他半天，说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们，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祖父在抗战期间大概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工作，因此经常需要化装穿越敌占区。根据当时祖父的保镖后来讲述，最危险一次是在从日据的某县城搜集情报出来的时候，险些被抓。当时二人装扮成客商模样，祖父手持一根中间掏空的竹拐杖，里面装的是文件，保镖伪装成他的随从。二人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口日军关卡，正走到几十丈开外伪军关卡时，一辆马车从身后突然驶出。那马大概受惊了，速度极快。祖父一惊，手中的拐杖落在地上，马车的铁轮压过，拐杖从中间轧劈了，露出了里面文件的纸头。保镖见状，立刻用手紧紧攥住露出纸头的部分。幸亏当时伪军和日军只注意了受惊的马，没注意拿拐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侥幸逃脱。

　　　　不过，1944年的日本鬼子已经不象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么凶残、那么趾高气扬了。据没有撤退的亲戚们讲，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进城，竟然露宿在大街上，颇有点像共产党八路军的作风。向人问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点头哈腰，显得很有礼貌。还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帮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和害民扰民的汤恩伯部比较起来，此时日军的作风简直强到天上去了，也难怪会有那么多河南人愿意充当汉奸，跟鬼子合作。

　　　　　　　　　　　　　　　　　　　　　十、和平昙花一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开封光复。在举国欢腾之中，我们全家也随即迁回了阔别七年之久的开封，仍住回到了原先的宅子。回家后发现家中的原本宽大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改造成了和室，到处是小拉门、踏踏米、小格子窗户，很像老鼠洞。向邻居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在日据时代被日本“三井洋行”用作了办事处兼招待所。父亲和叔叔这些小孩子觉得这些玩意挺新鲜，但祖父讨厌日本的风格，雇人拆除了那些踏踏米。那些滞留下来的、平日里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斯时个个惶惶不可终日，见了中国人就低三下四地鞠躬再鞠躬。这些侨民前后不同的表现，正应了国家强，百姓强；国家弱，百姓弱的道理。

　　　　当时日寇正在受降交枪。1945年夏末的一天傍晚，确山县老家王岗村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了就在城外的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被发现他的当地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愤怒的王岗村民，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者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喊什么，也没有怜悯和饶恕他，而是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我父亲的一位堂兄，叫国之模，带了几个人走上前去，用一根绳子把他勒死了，然后拿走了他的那枝三八大盖步枪，扒下了他的衣服和鞋子，并把尸体扔到了地头的一个枯井中。据国之模后来说，那个士兵很年轻，身材矮小瘦弱，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

　　　　此外，当时还听说了一件事。一列满载撤退日侨的闷罐列车在确山境内行驶时，因为铁轨被当地人扒掉而颠覆了。当活着的日侨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钻出来时，守侯多时的当地居民一涌而上抢劫财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头或者棍棒砸死，现场脑浆四溢、哀号连连，惨不忍睹。

　　　　对于这两件事情，在我记忆中父亲向我讲过多次，每一次他的表情都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就叫报应――谁邀请这些鬼子士兵、侨民来中国的？是他们自己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战争以来，每次侵华都最积极，对同文同种的中国居民烧杀奸淫，掠夺了无数财富。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无数城市和村庄化为废墟！杀人者，必为人所杀！这两个悲剧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侵略成性、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

　　　　不过，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初一年，却是中国人民真正开心的一年。随着战争胜利、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相继收回，人们对建设新生活充满了希望。那一段时间在开封城内，无论贫富，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每个店铺旁边都备有免费的茶水，供行人解渴。当年离开开封的人们回来后，只要见到认识的人，哪怕仅仅有一面之交、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也都热情洋溢，互问寒暖。1946年春节，开封城内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都悬挂着自己动手扎的灯笼，还自发地比赛，胜出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而一些读书人，则在自己灯笼上写上自己设计的灯谜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谜者便扣开主家的大门，宾主双方落座后，猜谜者会很谦虚地对主人说：“贵家的灯谜，我想试一试，猜不中别见笑啊！”如猜谜人说对谜底，主人就立刻献上酒菜，二人从此便引为知己。

　　　　开封龙亭附近有一大一小两个湖，小的水比较浑浊，叫潘家湖；大的水比较清澈，叫杨家湖。当地老百姓说这两个湖的湖底，分别就是当年潘仁美和杨继业的府邸。开封光复后的那个元宵节，在潘、杨两湖举行了放河灯活动，附近几十里内的人都赶来观看，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由于人多，经常还有站在湖边的人被后面涌来的人挤到湖里的情形。当时天气还颇冷，掉到水里的人爬上来就狼狈不堪地往家里赶，边上的人就哈哈地笑。总之一句话：普天同庆，其乐融融。

　　　　此时父亲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当时班上有穷有富，年龄差别也很悬殊，从十来岁到十八、九岁的人都有。开封城内自古居住着一部分犹太人，被当地老百姓也叫做“回民”，不过是“蓝回”，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白回”相区别。当时父亲班上就有一个犹太姑娘，大约十五、六岁，棕色头发，黄眼珠，人高马大，父亲他们这帮小孩非常怕她。改革开放后，有不少开封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来了，因为无论从语言、习惯、心理和文化上，已经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样了。

　　　　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小学里，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童子军。所谓童子军，跟今天的少先队有些类似。不过，童子军的军服需要购买，家里有钱的就买；买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缝制，再到染坊染成童子军服颜色。自己染的衣服无论怎么下工夫，也跟买来的制服有色差。当时有些老师也挺可恶，称那些买不起童子军服的学生为“杂牌队”，在学生列队出操时总是喊：“正规军站到前面，杂牌队站到后面！”每当此时，那些穿着“杂牌队”衣服的穷人家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就总是低着头，非常尴尬。不过，父亲天生同情弱者，跟老师作对，总是自己也站到“杂牌队”里去，老师也无可奈何。

　　　　大概那时起，学校、机关就有了每星期升国旗、唱国歌的习惯，那国歌（【注】国民党时期的国歌也即国民党党歌）的歌词是文言文的，对童子军们来说不好理解，老师也从来没解释过。不过唱得多了，到现在父亲还记得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由于多年战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为此，当时美国救济总署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特别是对学生。父亲上小学时，学生们几乎每半个月都能领到美国救济总署发来的食品：大铁筒装的奶粉、大块的巧克力、肉罐头等等；此外还有衣物，质量都非常好。其实我们家是不需要救济的，但由于学生人人有份，也就领了。有时还发来一些美军士兵战时的口粮：几块饼干面包，一小罐果酱，一罐肉罐头，一罐蔬菜罐头，几块巧克力，几块口香糖，五枝“骆驼”牌香烟。美国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在四十年代向中国提供了不少的援助，这些食品和衣物对于当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的成长是有益处的。解放后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和狭隘观念，要么对这一段历史闭口不谈，要么硬要给美国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顶“侵略”帽子，这实在不够公正。

　　　　　　　　　　　　　　　　　　　　　十一、祖父病逝

　　　　我的祖父在年轻时感染了肺结核病，当时只知是“肺病”、“痨病”，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随着年龄的增大和抗战时期的颠簸，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了，经常咯血。到了1946年，祖父的病情愈发沉重，基本上在家休养。此时的他，已难以再掌管民政的职责了，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视察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其实他也没下去视察过什么，只是下边的人拿来文件，他卧在床上圈阅。

　　　　当时给祖父治病的主要有开封同济医院的院长，姓孔；还有一个是日本医生，姓柳川，不知什么原因跑到开封谋生，自己在开封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柳川医院”。这二位医生经常来家治疗，医术也算高明，但对于当时的绝症肺结核还是束手无策。1947年初祖父去世后，孔院长还不知情，办丧事那天还拎着个医药箱来了，一进门看到灵棚，一句话没说就转身走了。当时大人们都忙着张罗丧事，谁也没注意到他，父亲看见了。后来祖父丧事办完后，孔院长和他的夫人还一起登门来慰问，顺便提了提结清医疗费的事情。

　　　　祖父的丧事办得算是很隆重的。灵堂就设在家中，省府要员来吊唁的络绎不绝，还请了不少出家人来超度。其实咱们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杂的，来超度的出家人既有和尚，也有道士。吃饭时和尚在一边吃斋，道士在另一边喝酒吃肉。家里的亲戚也来了不少，还有许多平时不怎么认识的人也来凑热闹，边假装哭边偷东西。丧事办完之后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亲小时最爱玩的德国造的望远镜，甚至还有一缸金鱼。

　　　　可是人死如灯灭，那些阿谀奉承之徒也在瞬间树倒猢狲散，渐渐地门前冷落了。当然，也有一些祖父栽培过的、有些良心的人偶尔过来看看。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没有“抚恤金”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了。于是习惯于奢华生活的祖母就开始卖家产度日，由于她不懂得经营，被人连蒙带坑，再加上战乱，家道迅速败落了。

　　　　　　　　　　　　　　　　　　　　　十二、内战爆发

　　　　百姓所盼望的和平如同昙花一现，没能持续多久。1946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占着美式装备和美国的支持一开始占了上风。谈起国共内战爆发的责任，我认为以往的历史书把责任完全推到某一方面的描述不够客观。其实，国共双方均无和平诚意，都在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内战爆发，双方因抢地盘发生的冲突延绵不绝。因此，公正地讲，参战双方对内战的爆发都有责任。

　　　　然而实话实说，国民党的部队秉承了军阀作风，实在太黑暗、太腐败了。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征兵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民一般不愿意当炮灰，国民党也不做什么宣传鼓动、思想政治工作，只好采取“抓阄”方式决定谁家的儿子去当兵。穷人儿子一抽上，立刻就用麻绳套着，生拉硬拽地拖走。万一有钱人家儿子抽中了，则可以通过行贿让穷人家孩子顶替。此外，有些地方干脆连这个程序都省掉了，直接抓人当兵。有很多外出赶集、甚至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碰上抓壮丁的，连给家人报信的机会都没有。解放后我父亲参军，所在的师参谋长就是这么一个例子：红军长征时期，他在湖北老河口当脚夫，碰上国民党抓拉夫，给国民党军队运辎重。后来他所在部队调到川西草地附近跟红军打仗，部队被打散。红军优待俘虏，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留下的留下。他看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走也活不了，干脆参加了红军，最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干部。他算运气好的，过个十几年还能衣锦还乡；而运气不好的就死在外面了，也没人通知家里人一声。

　　　　此外，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吏有很多贪污军饷，“吃空额”。所谓吃空额，就是假造花名册领空饷中饱私囊，有饷无兵。到了上级来抽查时，就临时找街上的地痞流氓假充士兵，每个人记住自己所扮演的假张三、假李四的名字，上级点名时答一声“有”就行了。还有狗急跳墙的，干脆自己人策反自己人。我父亲在1948年就亲眼在开封火车站看见这种情况。当时父亲正在火车站内玩耍，从别处驶来一列装满士兵的火车停在月台上。此时，一个国民党军官跑到车厢前策反，离父亲大概只有二三米远的距离，因此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大意是我的部队待遇好，你们来我们这里好了。正在说时，军列上的随行军官下来了，二话不说，拔出手枪就照那家伙头上打了一枪托，把他打倒在地，连帽子也掉了。那人捡起帽子，拔腿就跑。

　　　　国民党普通士兵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他们大多是穷苦人出身，抓到军队里不但受军痞的奴役和欺侮，而且往往吃不饱，饥寒交迫。其实每人都有军饷军粮军装，但多被长官贪污掉了。国民党的军官多数很坏，动不动就体罚士兵，在开封大街上，父亲也多次亲眼看见士兵被打得哭爹喊娘。在豫东战役不久之后的淮海战役当中，据说国民党军逃窜时，遇到有河流阻挡道路，就把伤兵、死尸向里填，硬是填出一条堤坝，汽车和坦克就从上面驶过。后来解放军赶到，组织了挖掘，还有活人。如此的黑暗与压迫，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

　　　　共产党的部队如何好，解放后宣传得不少了。但实际上，内战激烈时共产党也迫切需要兵员，农民也并不是和电影里描写的那样个个踊跃参军的。父亲在部队时，有一个一九四七年冬天参军的老兵就曾向父亲说起自己参军的经历：干部们把青壮年农民集中到一间屋子里，让大家坐在炕上进行参军鼓动，把火炕烧得特热。也有愿意去的，但人数不多；多数人不言语，于是就继续鼓动。炕越来越热，烧得人实在坐不住了，想挪挪屁股，一挪，干部立即说：“好，好，×××愿意去！”马上连拉带拽到前台来，戴上大红花，就算光荣参军了。不过，共产党讲政策，对于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一般不动员参军；到了部队以后官兵平等，讲阶级友爱，更不存在克扣士兵的现象。这样一来，也就留住了士兵。而那些原来在国民党中服役，后来被共产党俘虏参加解放军的“解放战士”，对比双方军队天壤之别，就变得更加勇敢。

　　　　　　　　　　　　　　　　　　　　　十三、第一次解放开封

　　　　1948年，随着战局日下，开封城岌岌可危。国民党决心死守，于是把开封城变成一座要塞。先是把城外的民房一把火烧掉，形成一片开阔地；然后在城外构筑半永久性工事。国民党在城外做碉堡时，为了防止士兵临阵逃跑，就想了一个损招：先挖个一米深左右的圆坑，把食物、水连同士兵一同放入坑内，再用吊车把事先做好的钢筋水泥壳扣在上面。碉堡没有门可出入，当兵的要想出来，就得用随身携带的工兵锹挖地洞。国民党荒唐地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就可以防止士兵逃跑，促使当兵的死心塌地地拼命。实际上，这种措施一点效力都没有：当兵的想保命，自然就一枪不放，一开打就把白衬衣挑在枪尖上从机枪眼里伸出来投降，直等解放军冲过去以后当俘虏。

　　　　祖父病逝以后，根据祖父的遗愿，家里准备把灵柩带回确山老家安葬。但时局混乱，道路不通，于是寄放在城外一座寺庙中，等待时局好转后再迁葬。国民党烧城外民房时，那座寺庙也未能幸免，于是祖父的尸骨连同棺材一起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当时老百姓已经不许出城，一直到第一次开封战役结束后看灵柩的人才来报信。在那个时代，火葬并不普及，灵柩被烧毁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当祖母和孩子们闻听祖父灵柩被烧毁的噩耗，顿时嚎啕大哭。祖母一边哭，一边骂：“你国民党丧尽天良啊，把什么坏事都做绝了，你也守不住开封城！”

　　　　临近灭亡，国民党镇压异己也更加疯狂。一天早晨，我父亲在警备司令部对面的一个小店里买酱油，恰好遇到一个国民党士官出来买烟。那个士官双眼通红，一看就知道是很长时间没休息好。这时小店老板和他开玩笑：“蔡班长，昨晚上又到哪里赌钱去了，怎么眼圈熬得通红啊？”蔡班长连忙辩解道：“哪里的事！”看看左右只有父亲一个小孩子，于是压低声音对掌柜的说道：“最近一个月天天夜里活埋学生，昨天忙了大半夜，好几十个哪！有些女学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也感叹道。

　　　　转眼到了六月份。一天早晨父亲上学，一出门发现街上空荡荡的无一人，继续走了很久才碰到一个同学，二人继续前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碰到一个值勤的宪兵，宪兵看见他们就大喊：“回家去！回家去！别上学了，要打仗了！”小孩子不懂事，一听可以不上学，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回到家里一会儿，就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炮声，慢慢地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响。过了一两天，炮声渐渐停息，城外方向枪声大作，又过了一两天，枪声由远到近――共产党进城了！

　　　　开封古城中心鼓楼街有一座鼓楼，是旧时开封城的标志性建筑。鼓楼有三层飞檐，高大巍峨，钟楼正中有一个大牌匾，上写四个大字：声震中天。解放军进城后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巷战，钟楼被击中，燃起了熊熊大火，大白天在家里都能看到。到了晚上，大火仍未熄灭，半个天空都被火光映成了橘红色。

　　　　共产党的部队此时不知是由于战术原因，还是为了减少城内居民的伤亡，不再用重炮轰击了，而改用迫击炮。迫击炮的声音能分辨得出来：嗖――嗖嗖――轰！在激战中，我们家左右邻居、店铺全被炮弹击中倒塌，惟独我家的楼房基本完好无损，只是楼外的木楼梯被弹片炸塌了。邻居没了房子，天黑时纷纷跑到我家来请求留宿，祖母一看，忙说：“都啥时候了，还请不请的，快进来吧！”于是大家一拥而入，好在家里房子挺多，又有地板，二十多号人就睡在地板上。在战乱时候，人多了是能够壮胆的。

　　　　第二天枪声越来越逼近我家所在的省政府大街，不时有子弹在院内飞过，还有一粒流弹破窗而入，所幸没有伤人。父亲有一件美国救济总署发的棉布衬衣晾在院子里，此时中弹起火了。那件衬衣是方格子的，布料非常厚实。接着，屋门被人推开，一个短头发的解放军女卫生员手里拿着一块馒头，一边啃着一边进屋问祖母：“大娘，有没有水喝啊？”祖母连忙倒了碗开水给她喝，看着她干啃馒头吃，又从家里拿出了点咸菜给她，可她无论如何都不要，“咕咚咕咚”一口气把水喝完，就急匆匆跑出去了。

　　　　当时我们家住在省政府大院斜对门。此前，省政府大楼早已被国民党变成了防御工事。街这边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有一些解放军就占据了我们家楼上，那边省政府大院内国民党士兵还在坚守，双方隔着大街互相射击。突然，家里人听到一声很大的响动，像是什么东西从高处坠落的声音。大家到门口一看，一个浑身是血的解放军战士趴在我们家院子里的地上，大概是中弹以后从我们家楼上摔下来的，身旁还扔着一把工兵铁锹，那声音估计就是铁锹落地时发出来的。刚才进屋讨水的女卫生员正在为他包扎。正在这时，又一个端枪的解放军战士推门而入，看到门口站的人，对祖母说道：“大娘，别站这里，门口很危险！”说完转身往我们家后院跑去。大家急忙又离开门口。

　　　　当时开封上空还有飞机飞过。后来才知道，那是蒋介石亲临开封上空督战。

　　　　第二天全城大部分地区枪炮声渐渐沉寂下来，惟独龙亭方向还有战斗，枪炮齐鸣，持续了几个小时后也停下来了。战事结束后，在家里的厕所中发现了一套刚刚脱下的、崭新的国民党校官呢子军服，大概是哪个军官平时舍不得穿，原本打算打起仗来穿上这身新衣服“不成功便成仁”的，后来改了主意逃命去了吧。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先是自己在脸上涂满鲜血装死，然后混在出逃的人流中逃出了开封。

　　　　开封地质比较特殊，打井时有的井是苦水，有的井是甜水。苦水井是不能吃的，只能用来洗衣服。因此，当时开封城内所有的水井都有一个蓝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苦水井”或者“甜水井”。平时家里吃水都靠人送，打了几天仗没人送水了，家里的甜水也吃完了。开封战役时大伯不在家里，父亲是唯一能干活的男子，因此枪声一停父亲就出门挑水。一路上国军将士尸骸枕籍，地上血流成河。走着走着，又看到一个国民党伤兵在地上爬行。恰在此时，两个解放军战士恰好从他面前经过，国民党伤兵停了下来，以乞求的眼神向他们仰望着。其中的一个解放军战士拉了拉另一个战士，两人一言不发，绕开国民党伤兵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挑水时又看到那个伤兵，趴在一汪积水边，已经死了。

　　　　进攻开封的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陈士榘部，当时装备很差，甚至还没有统一的军服：有穿八路军军装的、有穿便衣戴军帽的、有上身军装下身便衣的。武器也很破旧，可是士气高昂、待人和气、纪律严明。

　　　　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进入开封只停留了大概四、五天时间，然后就在一个夜里悄悄撤走了。那天早晨起来，街上一个解放军都没有，只留下满街标语口号。解放军撤走的当天下午，国民党邱清泉的机械化步兵第五军回来了。那天天气很怪，天空一边是乌云翻滚，另一边却是烈日当头。一开始，国民党军远远地打了几炮，见没反应就不打了。当时父亲跑到城门口看热闹，远远地望着排成纵队的坦克，“突突”轰鸣着，冒着烟；坦克后面是汽车，汽车后面还有戴钢盔的士兵。在乌云与烈日的衬托下，这支黑压压、又闪闪发亮的部队显得很不可一世。接着，国民党的报纸和电台就开始吹牛，比如《庆祝开封大捷――国军胜利收复汴梁》、《国军荣克开封城》等等。其实，国民党部队“荣克”开封时连一个解放军的影子也没见到。

　　　　国民党进城后学校又开课了。父亲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有个被炸毁的国民党碉堡，坍塌下来的水泥块埋住了一具国民党士兵尸体的上半身，只剩两条腿露在外面。由于当时是夏天，尸体在阳光的暴晒下很快肿胀起来，并且散发出一种甜丝丝的、令人作呕的臭气。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从那里经过时，为了躲避那种臭味，总是在很远的地方就深吸一口气，再憋着气跑过那一段路。有几次不走运：风向正好顺着他们跑的方向，等他们以为跑过了那个区域而深呼吸时，立刻闻到了那股令人翻肠倒肚的可怕气味。

　　　　复课那天，同学们见面后格外亲热，互相讲述打仗时见到的惊险场面。父亲的同学在开封战役中也有损失，同在班上的两姊妹被打死了。那两姊妹长得很漂亮，时年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

　　　　　　　　　　　　　　　　　　　　　十四、跑反

　　　　邱清泉的第五军再次占领开封后，继续在开封外围与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交火，开封始终未能成为太平之地。当时父亲见到的邱清泉部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武器精良，从战车到士兵的枪支都是美式装备；士兵穿得也好，清一色斜纹布军装，军容非常整齐；生活也不错，住在美式帐篷里，吃着美军战时士兵口粮，经常从帐篷中扔出空罐头盒。邱清泉部并不像当年汤恩伯部那么骚扰百姓，但是也决不像解放军、八路军那样对老百姓那么和气。国民党与老百姓的关系，就像是水与油；而共产党与老百姓的关系，则像是鱼和水，这就是区别。

　　　　有了第一次开封战役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祖母想起来就有些后怕。为躲避随时可能烧来的战火，祖母决定带几个孩子回老家确山。但是，当时几个成年子女人各有志：大伯在武汉国民党军中；大姑在省师范高等学校与一个进步青年张××（【注】实为中共地下党员）谈恋爱，不愿意走；二姑正上高中，准备跟学校一同撤走。祖母只好收拾了家里能拿得动的首饰、金银等财产和祖父的骨灰，带着当时尚未成年的父亲和叔叔一同南逃，家里委托给一个远房亲戚照看。那远方亲戚在看房子期间，把祖父一生积攒下的珍贵的线装书都拿去当废纸卖掉换酒喝了。

　　　　此时郑县、许昌均已被中共占领，陇海铁路向西已经走不通了。祖母一行出了开封，向东先乘火车到徐州，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南下到浦口，从浦口渡江到南京，从南京乘船到汉口，从汉口再沿平汉铁路北上回到确山。当时兵荒马乱，南下的火车列列爆满，就连火车顶棚上都坐着人，不时有扒火车的被挤下火车轧死轧伤。车厢里还有国民党的伤兵和散兵游勇，一路上怒骂声、哀号声、呻吟声连绵不绝。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人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的财产和子女。等到了浦口，码头上等待过江的老百姓人山人海，而轮渡只有那么几条，根本就忙不过来，秩序非常混乱，不时有人为争抢渡轮掉入江中。

　　　　祖母、父亲、叔叔三个人老的老、小的小，眼巴巴地看着眼前这一幅乱象一筹莫展。也算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听到有人招呼他们。一看，原来是曾与祖父同僚、时下在国民党海军部供职的李××（【注】军衔大概是个少将）。此人若干年前曾去过祖父家里，有印象但不熟悉。在李××的安排下，祖母一行随之一同过了江，在李××家中小住了几日。李××招待得还比较热情，只是其夫人仿佛显得有些不耐烦。看看祖母一行所带的大包小包，李××问：带着这些东西，一路上安全吗？祖母说不安全，成天提心吊胆的。李××便建议：现在哪里都不如南京安全，可以将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包袱和祖父的骨灰暂存他的家中，等战局好转以后再回来取。祖母一听，当即就同意了。

　　　　李××帮助祖母买了到汉口的船票，又将三人送上了船；从南京到汉口，再从汉口到确山这一段路还算太平。但此后战局急转直下，再也没能和李××联系上，于是祖父的骨灰，还有那些囊括了家里几乎所有动产的包裹均不知所终。解放后，大伯曾到南京寻找过李××家，但早已物是人非，听邻居们说，李××跟国民党去台湾了。

　　　　事实上，祖母这次跑反完全没有必要。1948年10月24日，已经穷途末路的国民党行政机构和军队自己撤出了开封，逃往徐州。解放军兵不血刃就解放了这座古城。

　　　　　　　　　　　　　　　　　　　　　十五、母亲的家庭

　　　　我母亲的故乡是河南滑县，也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故乡。我小的时候，曾模模糊糊地听过外婆讲赵紫阳家里的事。母亲所在的那个村子里的人清一色姓张，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村民也全都是亲戚。我的外公叫张明堂，出生于1910年，是个一个大字都不认识的老实庄稼汉，原本并不富裕，娶外婆时家里一共只有七亩地。外公是干农家活的天才，十岁时就会赶大车，一辈子唯一的兴趣就是伺候庄稼，人也非常勤劳，就知道干活。

　　　　我的外婆姓袁，名素珍，于民国四年（1915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外婆原有十个兄妹，因家境贫寒其中有七个夭折，外婆是最小的一个。外婆的父亲到省会开封谋生，当时交通不便，也没有钱，很久没有音讯。外婆一岁时，豫北大旱，家里人断了粮食。全家走投无路时为了求生，只好把外婆的姐姐以五十块现大洋的价钱，卖给淇县的一个大地主赵家作小妾。当时外婆的姐姐17岁，模样非常标致，来提亲的那个男人当时四十来岁，长的斯斯文文。外婆母亲一看，觉得虽然岁数大了一点，但人还体面，终究还能过，于是也就应允了。

　　　　谁知这个来提亲的人只是那家的账房先生，真正的新郎是那家的主人赵老太爷，当时已经七十三岁了。赵老太爷家有千顷土地，家丁数百，但就是没有后代，于是不断地娶小老婆想要个继承人，到外婆的姐姐已经是第七房了。外婆的姐姐到了他们家才知道这个情况，但也无力逃脱，终日以泪洗面。外婆的母亲在女儿出嫁后去探望女儿，到了那家才发现这女婿比自己还大三十多岁，顿时又急又气，几个月以后就病死了。就这样，外婆还在两岁时就死了母亲，父亲又一直没有音信，只得寄住在她的哥哥家里。

　　　　外婆的哥哥比外婆大24岁，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农村地痞。也算天造地合，外婆的嫂子也是个恶毒刁钻的泼妇。二人对这个可怜的妹妹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时常虐待她，一天只给她吃一顿稀饭，还让她砍柴、割草，稍不合心就拳脚相加。外婆长到十岁时，因为营养不良发育得只像四、五岁小孩，头发如同枯草，轻轻一碰就大把脱落。这时村里的邻居实在看不过去，悄悄跑到淇县，把外婆受虐待的情况告诉了外婆的姐姐。

　　　　外婆的姐姐嫁给赵老太爷之后还不到一年，那老头就病死了，仍然没有一子半女。赵老太爷是淇县豪强，家里有好多院落，金银财宝分别藏在不同地点。由于家中无后，藏金银财宝的地方原来只有老头子和大老婆知道。死前，赵老太爷有些良心发现，觉得对不住这个小老婆，便悄悄把家里放钱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按照封建家规，赵老太爷死后，小老婆们也不能改嫁，只能守寡到死。

　　　　赵老太爷的大老婆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虽然家有良田千顷、金银无数，但依旧勤劳节俭，对几个守寡的姨太太也还和善。那时豫北常闹饥荒，每到春天青黄不接时，赵家都要在门外设立几个粥棚施舍。那时赵家大婆已经六十多岁了，走路已经不稳，需要佣人搀扶，但每当她在地上看见有零散的麦穗、棉桃、布头这些东西，都要亲自拾起来，洗净后积攒起来备用。

　　　　外婆的姐姐本来不愿与哥嫂这一对坏人来往，自他们的母亲死后就多年没有回过娘家。获知外婆受哥嫂虐待的消息后，外婆的姐姐赶紧到哥嫂家里，把外婆领走了。好在赵老太爷的大老婆人还算善良，听了外婆的凄惨遭遇后不胜唏嘘，也就同意收留外婆，和家中佣人住在一起。外婆在姐姐家里可以吃得饱了，身体迅速恢复、发育，越长越漂亮。由于她在哥嫂家长期被虐待，谨小慎微惯了，做事手脚麻利，还会看大人眼色，把大婆伺候得舒舒服服，于是大婆也挺喜欢她，给她请了个私塾先生教她看书识字。

　　　　外婆这人心地善良，自己虽寄人篱下，但依旧同情贫苦人。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后，中原大战爆发，豫北又闹饥荒。外婆在外出时看到有母女二人即将饿毙，赶紧回到佣人房中，端出食物给二人吃，救活了母女俩。后来，外婆又跟姐姐要了一些钱，送给母女二人活命。这母女二人都挨过了饥荒，活到解放以后。外婆还帮助过一个穷老头，此人因吸大烟弄得家破人亡，自己孑然一身来讨饭。旁人都厌恶他，不施舍食物。后来外婆见他可怜，就每天偷偷把佣人剩下的伙食端给老头吃，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外婆出嫁，几个月以后回门到赵家，却发现那老头已经饿死了。

　　　　转眼到了外婆出嫁的年龄，此时的外婆已亭亭玉立，而且知书达礼，故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把门槛都要磨破了。这些人中有两个特别突出：一个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教授，另一个是家有“千顷牌”（【注】“千顷牌”是旧时奖励巨富的一种办法，家里有超过一千顷，也就是十万亩以上的土地，官府赐予“千顷牌”为褒荣）的豫北豪强地主王三祝（【注】王三祝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暂编第九纵队司令，1949年5月安阳解放时被活捉，同年7月被处决）。特别是燕京大学那个教授，见了外婆以后非常满意，连聘礼都送来了。但是，大婆喜欢外婆，不想让外婆远离她；而外婆也不想到王三祝这样的人家里谨小慎微地过日子。就这样，外婆的婚事又拖了几年。

　　　　外公年轻时长得很英俊，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人称“衣裳架子”：尽管天天在地里干活，但他的皮肤属于“晒不黑”，白里透红；身材也高大魁梧，达一米八三，而且特别匀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外公到赵家提亲。外公这人老实木讷，前去提亲时，赵家大婆问一句就答一句，别的时候就一言不发；但只要一谈起庄稼活来就眉飞色舞，兴致昂然。赵家大婆觉得外公是个本分人，靠得住，于是让外婆来见。外婆见了外公，一是相中他老实，二是相中他能干活，三是相中他英俊。就这样，从那么多求婚的佼佼者中，外婆独独选中了外公这个最穷的庄稼汉。

　　　　解放前，由于连年战乱，豫北的土匪十分猖獗。外婆刚与外公成婚不久，外公在去道口看戏回来的路上被几个“老抬”（【注】豫北方言，就是搞绑票的土匪）绑架了。当时土匪听得消息，说王三祝曾到在赵家向袁氏提亲，就以为外公是王三祝，于是将其绑架，放出话来要十万块现大洋，否则就要撕票。抓到外公以后一审，却发现不是王三祝，于是匪首就到赵家勒索，降价成五千块。外婆得知消息后简直快急疯了，赶紧托其姐姐到赵家借钱筹款。还正在忙活着，外公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原来，“老抬”得知外公并非王三祝，又见外公老实木讷，就对其放松了警戒，关押几天后派两个小喽罗押着外公转移关押地点。谁知走到半路，两个家伙的大烟瘾相继发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浑身抽搐，动弹不得，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外公挣脱绳索逃走了。

　　　　外婆嫁给外公之后，二人配合非常默契：外婆这人从小寄人篱下苦惯了，特别会过日子。自从自己家买了第一匹牲口之后，外婆就像对待孩子一般爱护它，每天晚上起来给牲口喂草，也舍不得点灯，结果经常被撞的一头包。节约下来的钱，全部攒着买地。外公这个人也不爱乱花钱，干活时根本不用人催，因为看见庄稼长的好，他比什么都高兴。八十年代后期，外公在我们家住了几年，有时我跟他一起到外面转转，每走到庄稼地，他都要俯下身子仔细地看半天，还说人家不会种田，庄稼没长好。

　　　　外婆的精打细算和祖父的勤劳耕作，使得这个家庭在解放前的20年里不断扩大再生产，从原先的几亩地变为四十来亩，还盖了一座二层的小砖楼。不过，滑县的土地属于黄河故道，含沙量大，肥力差，当时又不懂使用化肥和品种改良等技术，尽管精耕细作，但还是离不了靠天吃饭，一亩地能打个二、三百斤粮食就算大丰收了，遇到荒年景颗粒无收的情况都有。每年打下的几千斤粮食养活当时一家六口，也不过温饱有余。

　　　　当时家里只有外公一个男劳动力，地多了以后一个人忙不过来，就雇了一个长工，农忙时节也雇几个短工。但是，这里的主家与雇工的关系并非像《收租院》里所描述的那样残酷、血腥，而恰恰相反――当时吃饭时，外公和长工同席，吃干饭；外婆和孩子们则另一桌，吃稀饭。这是因为，在天灾人祸频仍的河南，小户人家即使有些余粮也不敢顿顿吃干饭，必须留下来粮食备荒，或者换钱买地；而外公和长工属于下地干活的劳力，他们必须吃饱才有劲干活。上工时外公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那长工与我们家关系也相当好，本身也就是自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外公与长工以叔侄相称，而且文革时代整我们家的那帮人里，独独没有这个长工。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殷实之家，而不是一些人公式化地描绘的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压迫者。

　　　　冯玉祥治豫时，搞“新生活运动”，派出大兵四处搜罗裹脚女人。可是，这种延续了一千年的陋习也并非一下子能破除的。那一段时间，村口有人放哨，远远看到有冯玉祥的大兵过来就高喊：“查裹脚的来了！”正在地里忙活的年轻妇女一听，撒腿就往家里跑，冯玉祥的大兵就在后面追，跟今天搞计划生育差不多。

　　　　后来日本人来了。外公的弟弟当时在县城卖馍，走到城门口时正赶上日本鬼子杀人立威，无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头，在城门口挂了好多天。后来外公买通一个给日本人做翻译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钱才把尸首赎回来。几年里日本人就到过村里一次，吓得全村妇女脸上涂满锅灰躲到麦地里，被日本兵抓住的妇女倒也没怎么着，日本兵看着她们脸上黑糊糊、惊慌害怕的样子就哈哈地笑，嘴里还用生硬的汉语说“皇军大大的好，别害怕”，然后就走了。而汉奸队伍“皇协军”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搜刮财物，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解放前像外公这样无权无势的小地主，最怕的就是“穿四个兜”衣服，也就是穿军装、警察制服和中山装的人，这样的人一来村子里就是敲诈的。有些城里的地痞流氓没钱了，就借上一身中山装一穿来到村里，看到哪家家境好一点，但气派又不是很大的，就进去往椅子上一坐，装腔作势地说：“蒋委员长号召我们开展新生活运动，现在要交卫生费。”小地主们也不懂什么是“新生活”，不愿意交，“四个兜”就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叫道：“怎么，不愿意？你还想不想过了？”小地主一听，吓得心惊胆战，连忙乖乖地把钱送上，算是破财免灾。

　　　　虽然豫北先后被新旧军阀、国民党、日伪轮番控制，然而这几种政治势力始终没有能深入到乡村中来，除了要交各种各样的捐税、偶尔有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流氓来搜刮骚扰外，豫北的乡村多半时间处于千百年来形成的村社自治体系之中，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直到来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