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07年（1） -- 碎片与记录

（2）十字路口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地方作为这个时代的缩影，来描写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与紧张，那么沈阳铁西区无疑是知名度最高，也最容易为人理解的地方之一。5年前王兵所拍的9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起码做到了不发表见解和感情地记录了1999-2002年的铁西区。

那个著名的、我从来就没有敬仰过的英国籍、研究中国经济为名的、喜欢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插播自己和中国领导人合影照片的、剑桥大学的教授Peter Nolan，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曾经发表过一系列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著和学术文章，对中国企业在即将到来的WTO所面临的激烈竞争表达出超乎热情的悲观态度，他几度使用了“十字路口”一词，其实我想他所描述的“十字路口”，实质上是To be, or not to be.

我也插播一下，他是邓亚萍的博士生导师，不过我还是不怎么鸟他。插播完毕。此条广告不收费。

尽管名声再大，Peter Nolan依然没有能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所在，无论是之前20年，还是之后10年。他并不能认识到中国更迭前进的一种模式，没有意识到90年代末，中国远非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相反，它是在高山滑雪冲到速度最快的时候。

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阶层的分野，带来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收容（无业、无收入、低收入者）、医疗、教育、住房等等方面的矛盾开始越积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部分家庭的极限。这时候在社会关系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在激化的社会矛盾爆发时，群众们不再是向政府求救（回忆一下90年代末趟地雷阵时群众去政府门前求助），而是突出反映为已经对政府不信任；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频发不止。

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将近30年，无论是对于30年前之前的历史，还是这30年的过程，人们都已经初步地有了相应的时间与空间去思考；而思考的内容则将会被追述到群体行为的本质和最初动机，即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目标以及改革的根本意义。而剧烈产生的阶层分野，无疑为这种思考带来了不安的、躁动的土壤。

就这个问题出发，两级分化中广大群众的不满与不信任，即可以理解为对“先富”与“后富”之间关系的质疑。阶层之间分野的日益明显，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化安排被确认下来，使得人们对于“先”与“后”之间的流动渠道已经失去信心。即机会公平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民众信念，已经破灭。

回顾半个多世纪之前发生的一切，即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这个阶段会如此特殊；而我又为何曾经高度讴歌过中国农村耕作土地的集体拥有制度，因为那种制度在不影响生产力的前提下，保障了该职业（农民）群体内最基本的机会平等，即它不会导致农业资本品的高度集中，不会产生阶层内的强烈分化。

但是就现代经济生产力增长的核心部门：工业和服务业而言，则完全没有了这种制度。我这样说有歧义，关键点在于：社会阶层间的壁垒，正在快速地高高垒起；阶层之间流通的渠道已经被渐渐减缩、乃至会被切断；而并没存在任何一个制度在减缩或者延缓这个分野的过程；或者没有一个相应的补充性制度安排来产生或充当不同阶层之间流通的渠道。而这一切是令人不安的根本基础。

“扩大内需是一场革命。”当崔之元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太早，当时中国政府的支付能力还非常有限。这使得这句话常常不为人们所重视。

2005年，情况开始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是2003年众所周知的事件以及执政权力的更替，再经过2004年政策辩论届的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辩论，2005年初在一次会议中“自主创新”被4次为执政者所提起；遂在之后的一系列会议中被确立为“基本国策”。自主创新，Indigenous innovation （indigenous innovative capability），从新古典的框架看来，只不过是在寻找一个新的生产函数；但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它的本质内容是要制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即鼓励怎样的投资以及鼓励怎样的产业链内分配模式。

如果说“自主创新”的提出只是为了解决长期经济增长动力所提出的一种策略的话，那么经过从2006年开始的物价与房价的高涨，从2007年开始的再分配制度改革，则完全吹响了这一自觉改革的号角。

改革再分配体系，这一制度乃至今日会被认为，很有可能会使中国度过即将到来的以美国为首的一轮国际经济衰退的冲击。对于这个判断，我最关心的并不是这个逻辑有多大可能实现，而是这到底是谁提出的，以怎样的思路提出的。在这个时刻、这个阶段、这个国际背景下提出这个关键的思路，让我一下子对核心智囊团的某些人有了莫大的尊敬（这种智慧是5个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都无法比及的），尽管有可能只是我们都太有运气了。

扩大内需是一场革命。在中国现今的发展阶段，扩大内需只有在两个基本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一是提高广大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而且不仅仅是绝对水平，还需要提高相对水平。因为只有民众获得了基本的关于生活保障的信心之后，消费支出才有可能获得超过“自然”水平的拉动。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去建立各方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相对于前面15年而言。那么这必然是一次对再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个改革就需要第二个条件，即政府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从04年开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否定前面对几个社会福利系统改革的做法，即教育系统、医疗保障系统以及“趟地雷阵”时叫苦不迭的养老保险体系。在经过了短暂的内部争论之后，05年之后随着执政权威的树立，很快便达成了相当广泛的共识。并陆续开始谋求这些系统的重建。而2007年的意义就在于，不仅仅这种思潮得到了继续，并且政府走出了迄今为止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几步，重构住房保障体系（尽管好像我不能申请...我是无房户），重构医疗保障体系，而且首先从农村开始，重构教育系统。并，再分配体系的改革从财政上有力地支持了这些系统的重构。而这些政策都在17大中得到了确立与巩固。

在这整个过程中，执政者都回避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的争论。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社会基本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有一些事情已经不是理论或者逻辑的争论，而是得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寻找解决之道。2007年隆重登场的这次自觉改革，正是在15年的狂奔之后，问题已经凸现严重的时候，执政者所采取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解决之道。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政府是要在重新树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信心，重新建立高速经济发展赖以为基础的民族凝聚力，尽可能地降低正逐渐扩大的阶层分野。而从政治意识的角度来说，这样去做，实则上是回应了一个久远的问题：即我们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的目标是为了什么？

去年12月的一天，当我无意中在《新闻联播》中看到铁西区的报道，貌似还有一次上了焦点访谈，内容大致都是关于铁西区的改造，居民们几十年后终于住上了像样的房子，告别了灰色记忆中的棚户区。

那一刻，我想起了查建英在《纽约客》杂志上写的有关她哥哥《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中，妹妹（查建英）对哥哥（政治犯）所说的，这个政府和党充满弹性。他们总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或早或晚地改革自身，去适应问题的产生和变化，尽量去解决问题，从而希望中国变得更好，而不仅仅是某些人描述中的单个集团的利益。

说老实话，当我在新闻联播里看到有关铁西区的报道时，我的眼睛里是几乎要冒出些泪来。如果我们能把这30年，乃至这60到80年年的历史连在一起看，就会明白这种或大或小的转折的意义。我几乎不同意查建英的大多数见解，但她的那个描述，我非常赞同。而正是因为在目前执政者所存在的这种弹性，依然多多少少存在着始终努力地趋向于解决问题的力量，存在一些着力于人民全体福祉的精神，这些是我依然把它当作最合适于领导这个国家前进的动力的原因。也是我自己甘愿于献身于这个过程，充满热情地为之服务的意义所在。

当然，就长期而言，阶层的分野是基于商品关系的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任何的弥补（福利制度）都无法从本质上改变这一过程，除非我们扭转成为另一种社会形态。而另一种可能，正如我在上节所说，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但我们依然有大量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可以去做：在提供基本上生活保障的前提下，如何去尽量地为人民提供机会平等的可能，或者说为这种机会平等的发生提供尽可能的条件；怎样尽可能地拓宽各阶层之间流通的渠道。就现实意义上，起码教育体系、国家资本的运作都会为我们提供一些空间。

2007年，将会在历史上这样记录：从这一年，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起码是一部分人——开始重新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将为它的人民提供一种怎样的生活和社会关系。

这才是真正的十字路口。

正文完，后面会有一个简短的按。三楼起火了，看小区保安救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