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常轨迹——记中央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 -- 双石

　　赛跑完成，蒋公还要“适宜调配”/“南拒北守”，甫公要保往自己的“粮仓”/“北渡长江”，仓促出案研判不足/“讨论失败原因”，遵义会议名垂史册/重摆沙盘，体验中革军委抉择艰难/衔尾穷追，甫公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初战受挫，川军与黔军不一样/诱伏不成，“郭莽娃”确非等闲之辈/红军勇猛，干部团是中央红军一枝花/变化计划，新领导临机措置灵活果断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桐（梓）地区后，面临的形势的确是“稍微缓和”。

　　这首先是因为薛岳一进贵阳，蒋公及麾下诸侯又有了一番忙活。

　　先说薛岳，一进贵阳，他马上就作了一番铺排：吴奇伟部从9日起以第五十九师韩汉英、第九十师欧震两师继续向西，循狗场、清镇之线，限1月10日内进至清镇、镇西卫（今卫城）各地，筑碉警备，并派出一部进至乌江上游鸭池河及其北岸筑碉，征集渡河材料，确实保卫渡河点之安全，与黔西黔军联络，第九十二师梁华盛、第九十三师唐云山两师则留贵阳附近警卫；而周浑元部第五师谢溥福、第九十六师肖致平两师，从9日起循龙里、贵阳之线于1月11日到达贵阳以东贵遵大道上的扎佐、修文各地，并派出一部进至六广、黄沙河各地筑碉，征集渡河材料，确实保持渡河点之安全，并与黔西黄沙河黔军取联络，周浑元率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循谢、肖两师后进，至贵阳北部警备，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则自10日起，以主力控制贵定，以一部进至贵定与贵阳之间的龙里警备（1）。

　　这个铺排很有来历和说道，它至少透着这样几个算计：防桂军由都匀出贵定来争贵阳，防黔军由黔西、黔东南来要贵阳，防“朱毛”沿贵遵大道来取贵阳。总而言之，薛长官眼巴前儿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巩固与“小诸葛”在上一轮长跑比赛中刚赢得的胜者地位。对于“朱毛”，则暂取守势而非攻势——虽然守中也有攻的架势和准备，比如周浑元部的谢、肖二师，在巩固防务后，即可跨过乌江，出刀靶水、螺蛳堰（今三合镇），与从鸭溪、白腊坎方面威胁镇南关（老君关）、刀靶水的吴奇伟部韩、欧二师配合，分进合击，袭取遵（义）桐（梓）。但这在薛长官的脑袋中，是稍微靠后的问题了。

　　薛岳这个铺排的来头是蒋公，“朱毛”入黔后，蒋公的对“朱毛”的主要顾虑是恐其沿“肖克故径”入湘与“贺肖”合股，而这一点他自信操有胜算，所以才有让薛岳与桂军赛跑，将战略重心向“攫取黔政”偏移的计较。据时任蒋公侍从室中将主任的晏道刚将军回忆，入黔之初，蒋公就信心百倍地对其“文胆”陈布雷称：“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2）”

　　赛跑完成了，进行军事、政治、人事、经济的“适宜调配”，当然也就要跟上来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蒋公不想一笔勾销“朱毛”了，他做梦都在想。各路诸侯蒋公都不怎么往眼里放，惟有共产党才是他心中的真正大患。薛岳进贵阳的次日（1935年1月8日），他一边急电“云南王”龙云催调兵力“开赴毕节，相机联络川、桂、黔军，极力堵匪西窜”（3），一边又督促何键以“追剿军总司令”的名义颁布《第三期追剿计划书》，准备以薛岳兵团并“联络黔粤桂友军，务期蹑匪穷追，将窜匪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4）”

　　何键的这个计划书大概是捧着蒋公意旨硬着头皮给弄出来的，总的特点就是没用的话比有用的话多。有用的话可大致概括为：刘健绪的第一兵团主力进出川湘黔边的铜（仁）松（桃）思（南）石（阡）酉（阳）秀（山），沿乌江东岸布防，“锁匪之东窜”，而薛岳的第二兵团在“匪窜过乌江，北窜湄潭、遵义，有暂停喘息之企图”之时，“应亟与黔粤桂友军，协定追剿路线，蹑匪穷追”。

　　再简而概而言之：何键手中的部队不出乌江东岸，而薛岳所部要与之“呼吸相应”，穷追不舍。

　　这“有用的话”其实也没什么用，薛岳一到贵阳，就已经摆出了一副不受何键节制的架势，把由何键编组的那个“追剿军第二兵团”的头衔扔在一边儿，重新捡起“进剿”中央苏区时那个“第六路军总指挥”名头，耀武扬武地发号施令起来。军中要务他俱向蒋公请示定夺，只给“何总司令”通报情况以为敷衍（5）。现如今他奉了蒋公意旨要首先搞定“黔政”，就是想动一时半会儿也动不了，当然也就暂时顾不上何总司令那个“蹑匪穷追”了。

　　何键那头不想动，薛岳这头动不了。得便宜的，那就只能是“朱毛”了。

　　其实这当口还有两位也很积极地要“蹑匪穷追”。

　　一位是远在天边的陈济棠，他慷慨激昂地念叨着“敌忾同仇，义无反顾”，派出张达一军人马，出广州，进柳州，要“协同友军，继续追剿，以期剿灭，宁我邦家”。（6）然而这轰隆隆震天响的雷声毕竟响得太远，雨点儿要浇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辰，所以蒋公也好，“朱毛”也好，现在也就只可能拿它当响器听着玩玩儿。

　　再一位就是马上就要过气连诸侯身份都快没了的王家烈。“王主席”虽然还贵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可现在周浑元的第九十九师郭思演接管了贵阳城防，郭成了“贵阳警备司令”，从前在贵阳一跺脚地皮子都要颤三颤的王主席王军长，现如今却连进出贵阳城门都要受到中央军一个少尉排长的随意刁难。反客为主，反主为客，两相比较，“王主席”自然是倍感凄凉，不知道在心中买了多少次后悔药，买来买去也就生出了返回桐梓老家找地盘求生存的念想来（7）。

　　“返回”那是扯淡，那地界儿现如今在“朱毛”手中哩，要回只能“打回”。虽然“王主席”对打“朱毛”信心不大，但一想到如今这个窘境，也勃起了些许“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试想，要不硬着头皮自己给自己划拉地盘，而今往后又怎么办？遵（义）桐（梓）一带比较富庶，要是当地民团的枪都被“朱毛”搜光了，再想恢复，那可就更作难了。……

　　王家烈横了横心：打回去。万不得已，再向川滇黔交界地区去另找地界儿生存。打定主意后他把何知重、柏辉章二人找来说道了一番，这二位因利害相同也很同意。大家商定王家烈负责筹集给养，何柏二人率所部8个团从乌江上游黄沙渡、六广渡一带过江，出刀靶水去“收复遵义”。

　　然而那毕竟是几杆烟枪，吐不出什么浓烟烈火，对“朱毛”来说，其威胁大致可以忽略。

　　倒是有一个威胁不容忽视，但暂时还是潜在的。

　　那就是川军的刘湘。

　　刘湘的头衔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中将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那时他刚将其族叔刘文辉逐出川西平原，统一了川政，正处于财大气粗踌躇满志的状态。虽然也有川北“徐张匪部”让他时常睡不好觉，但毕竟还没有威胁到他屁股下坐着的川西平原这片最富庶的粮仓。对于“赣匪西窜”以来的动向，他一直就非常关注，其原因当然是唯恐“朱毛”入川与“徐张”合股，在川西平原再弄出个“苏区”来，最后端了自己的吃饭锅。

　　中央红军由湘桂黔边进入黔东南后，刘湘的决心是“南拒北守”，即对北面的“徐张”取守势，而对南来的“朱毛”取攻势。他认为，过去川军对“徐张匪部”作战太被动，现在对“朱毛”作战应该取攻势，在其未入川前就将其堵住，并且“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对于蒋公比较热衷的那个“碉堡战术”，刘甫公很是不以为然，认为“太呆板，要与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8）

　　据时任刘湘部教导师第三旅（旅长郭勋祺）副官长的胡秉章老先生回忆，在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之初，刘湘及所部首脑对其后来战略走向的判断是“要进入四川与徐向前部队会合”，而且提出了5种可能性：

　　不知是撰文时年事已高记忆紊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位胡老先生的回忆中有诸多错讹（如对所部所历战事的日期时间等）及难以置信之处，采信度并不算高。比如上面这个在中央红军刚入黔东南时便提出的这“5种可能性”（特别是四、五两案），似有事后刻意附会之嫌（比如“与徐向前部集结在西康境内”、“渡金沙江趋会理”、“趋岷山东端北出陕甘”等等）。然而从刘湘后来针对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意图所作之准备和部署及行动决心来看，此公的战略眼光在西南诸侯中当属皎皎者，确非酒囊饭袋。

　　不惟如此，在西南诸侯中，这位“刘甫公”的本钱也是数一数二的——长江上他有舰队，天空中他有飞机，地面上他还有兵工厂。中央红军由黔东南进至乌江南岸之时，他除了以重兵拱卫重庆外，立即调整部署，一边派陈万仞第五师进驻酉（阳）秀（山）黔（阳）彭（水），防堵红二、六军团及中央红军；一边急调驻泸县、江津、綦江的模范师第三旅廖泽部及边防第二路穆肃中部进入黔北正安、绥阳一线，与黔军协防，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同时以教导师第三旅郭勋祺部、独立第四旅潘佐部集中江津白沙作为预备队以为策应。当中央红军一突破乌江占领遵（义）桐（梓），他又急调廖泽旅转赴川黔大道上的松坎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由松坎、綦江直取重庆”。随即又任命潘文华为“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提调3路12个旅40余团兵力，在东起宜宾西至江津的长江沿线赶修碉筑垒，其“川江公安舰队”的炮舰及改装的武装商船也来回巡弋于江面，准备阻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10）。

　　这一段长江沿线河流很多，水陆交通发达，刘湘排兵布阵很是方便——其实也是一张牌。

　　刘湘“南拒北守”的方略得到了蒋公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的认可——实际上也是蒋公的认可。蒋公的算盘是：以乌江东岸的湘军，长江南北的川军，西来“协剿”的滇军、已“追剿”至乌江南岸的湘军李韫珩部及贵阳一线的中央军共150余个团40余万人的兵力，逐步压缩包围，聚歼“朱毛”于长江以南、乌江西北地区。

　　所以说，虽然当前形势“稍微缓和”，但蒋公留给中央红军的时间，是不多的。　　

当初在河里看完那几章，着实忍不住，跑去买了书看，没想图都是黑白的，还特小，看起来好生吃力。这回总算能看到电子版的彩图了！

等待下文中。。。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中央红军基本上是由三路抢渡乌江的。

　　按中革军委部署，右路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欠红二师）、红九军团由余庆经龙溪从岩门、回龙场（余庆县境内）渡口抢渡；左路由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占领瓮安后，在杜仲河、果果坪分两路前往乌江南岸渡口，由红五师第十三团经鱼溪坝、岩坑（今玉山）至孙家渡（俱在今瓮安境内）抢渡，军团主力则由洛旺河西渡清水江，前去马场附近之桃子台、茶山关、楠木渡（俱在今开阳县境内）等渡口抢渡；中路则由中革军委派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以红二师为先锋，由瓮安老坟嘴经猴场（今草塘）去江界河渡口（瓮安县境内）抢渡，军委纵队、红五军团主力随后跟进。

　　中央红军在乌江南岸扯开了延伸出百余公里的抢渡摊子，也是雷公打豆腐，欺负的是侯之担那几杆烟枪在这么长的防线上不好铺排。侯虽然是王家烈的副军长兼川南边防军司令、教导师师长，手下有4旅8团人马，但每团兵员不足千人，家伙什也多是川黔造的土货。而且除川南、赤水守备的两旅4团人马外，只有4个团能直接用于这百余公里有着十来个渡口的的乌江防线。

　　然而乌江是天险，水湍流急，两岸山势险峻，本身就是守军的一张王牌，要过去也不是什么轻松活计。虽然侯之担手下官长们多数对这么点兵力守住乌江防线信心不足，但侯本人还是心存侥幸咋唬了一番：“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致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有其他路线。”（23）

　　可以理解，黔北是侯家大院，利害攸关他也必须硬着头皮守一守。

　　乌江在这一线渡口很多，侯之担也只能择要而守：在江界河一带他放上了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师第一旅刘翰吾手下的第一团（团长刘安桢）和第三团（团长周仁溥），而袁家渡一带是其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易少荃的第六团，另有王家烈的直属第八团一部配合，孙家渡一带则由其教导师第二旅旅长林汉生率其主力第五团加强1个机炮营守备。

　　虽说是几杆烟枪，但侯之担却把它摆布得大致是地方，对“赣匪”的来路蒙得也挺准。

　　果不其然，这几杆烟枪刚点着那会儿，还真就把“赣匪”们烫了一把。

　　1月1日，中央红军各路抢渡部队先后抵达大部分预定渡口，亦先后发起抢渡，但无一抢渡成功。本来，考虑到守军已经预有准备，按中革军委指示，为增加突然性、减少损失和更有把握，各个渡口均应在附近渡河点选择渡口先行偷渡，并在预定渡河点伪装架桥以为掩护，偷渡不成时，再行强渡（24）。

　　然而所有偷渡均未成功，全部变成了强渡。

　　右路抢渡部队前锋是杨得志、黎林所率红一团，其先头侦察人员一抵达岩门渡口即被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万式炯团（第八团）第一营发现，当即隔岸开火。1日晨红一团主力抵达后，即以重机枪还击，火力侦察北岸守军火力配置情况。杨得志隔岸瞅了大半天后将对岸情况也瞅明白了。傍晚时分，即扎好竹筏由八名勇士试行强渡，但因风急浪高，竹筏冲过渡口下游很远，强渡未获成功。

　　当晚，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召集红一团营以上干部和红二团红三团首长开会商讨渡河方案，决定立即组织突击队利用夜晚掩护，由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指挥进行武装泅渡。突击队由红一团红三团36名水性很好的官兵组成，由红一团第二连连长能尚林任队长。

　　突击队下水10分钟后，熊尚林等13名队员登岸，北岸守军夜间虽盲目射击，但不敢脱离工事到江边。于是突击队拉起泅渡时拖过去的绳子，准备次日天明抢搭浮桥。

　　中路先头是耿飚、杨成武的红四团，他们的侦察员31日即抵达江界河渡口进行侦察，但也被北岸一营守军（黔军教导师第五团罗振武部二营，营长王伯炎）发现，双方隔岸交火。1日，刘伯承率主力赶到渡口详研北岸敌情后，决定1日暂不强渡而加紧准备渡河及架桥器材，2日主力在下游大渡口架桥佯动，掩护上游小渡口的突击队乘竹筏发起强渡。

　　左路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在团长黄珍指挥下，于1日凌晨4时乘木筏和帆布船开始强渡，遭到彼岸守军黔军教导师第五团欧阳文部第一营及师机炮营的猛烈射击，强渡部队被击沉木筏一只，被迫退回南岸。午后红十三团再次发起强渡，亦被守军猛烈火力击退。

　　红三军团主力要更麻烦一点，他们要在桃子台、茶山关渡口强渡乌江，必须先在洛旺河西渡清水江。

　　1日，谢嵩、苏振华率红十二团抵达洛旺河渡口，当即开始放筏渡江，在偷渡过一个连（第七连）后，被守军一个营发现。狭路相逢勇者胜，七连政治指导员高呼：“后退就是死，同志们冲过去打垮敌人！”战士们在东岸强大火力掩护下奋勇冲击，将敌军冲垮，巩固了渡口并随即架设浮桥。因架桥器材征集困难，拆了几处土豪房屋仍然不够，只得通知后续部队沿途收集，故而延误了向乌江渡口发展的速度。

　　同一天，正跟黔南桂军廖磊部赛跑的中央军薛岳兵团吴奇伟部终于抢了个先，冲过黄平抵达重安江，站到了贵阳的门口。而周浑元部也于同日抵达施洞口、施秉地域。

　　薛岳兴高彩烈：“我们现在进了半个广西了。（25）”

　　吴奇伟随即前往王家烈设在平越（今福泉）马场坪的指挥部与王本人及手下诸将会晤，双方达成“君子”协议：中央军负责平越、黄平、瓮安一线防务，分两路向瓮安、余庆“追剿”，黔军派柏辉章的第二师第一旅杜肇华部配合，其余各部则移平越至开阳一线，沿清水江设防以拱卫贵阳（26）。

　　王家烈得此协议心中窃喜：看来中央军确为“剿共”而来，并不贪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

　　谁知这是人称“好好先生”的吴奇伟在哄着他玩儿哩！吴奇伟装模作样派出一支部队与黔军杜肇华旅向旧州“追剿”，主力却分兵两路长驱直入进了贵阳。王家烈这时虽已率3个团回防，可他那几杆烟枪吞云吐雾如何能罩住8个师中央大军脚下的尘土飞扬？“王主席”搬起的石头，最后还是砸了自己的脚！

　　其实“中央大军”脚下尘土同时也飞扬在“朱毛”的脚后跟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博古这个时候还要回头是何等的荒唐。虽然吴奇伟周浑元现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他们的这个小九九包括料事如神的毛泽东在内的中共政治局诸公未必就能了然洞悉。吴奇伟周浑元踩上了脚后跟，这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后路已绝，要再不赶紧打过去，那可就真就要变成垓下乌江那位西楚霸王了。

　　况且，已经踩在脚后跟上的吴奇伟周浑元究竟会不会扑上来狠狠抓挠一把，这可不是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首长们所决定得了的！

　　1935年1月2日，真可以说是到了个要命的当口。

　　中央红军的生机，全系于这渡江的一线时机。

　　真个是天佑红军，下午18时左右，右路回龙渡的杨得志、黎林首传喜讯！

　　2日上午，红一团强大火力锁住北岸守军，双枪兵不敢下河破坏已经拉起的跨江绳索。红一师官兵抓紧时机赶扎了30多个非常结实的5层竹筏，选择了一个只有几十米宽的狭窄江面准备强渡。下午15时，红一师集中红一团、红三团百余挺轻重机枪和军团炮兵连迫击炮的强大火力，将北岸岩门渡口观音庙制高点的守军工事打得瓦砾乱飞。17时，竹筏下水，强渡开始。这时北岸黔军工事已被红一师机枪火力和迫击炮火摧毁殆尽，半小时后，第一连全部登岸，配合昨夜登岸的13名突击队员，向敌纵深发起攻击，将黔军第八团第一营兜歼大部，巩固了登陆场。

　　与此同时，军团工兵连开始架桥，仅两个小时，浮桥架设成功。

　　午夜时分，红一师主力开始过江。准备按军委原定部署，向上游江界河渡口抄袭。

　　中路江界河的耿飚、杨成武于上午9时开始强渡，下游大渡口机枪火力掩护，上游小渡口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等8名会水官兵携绳索下水泅渡。

　　开头挺顺利，但在泅过三分之二时，绳索被北岸守军迫击炮火打断，毛振华等被迫回游。8名官兵1名负伤被水冲走牺牲，7名返回南岸。

　　入夜，耿飚、杨成武再次组织毛振华等18名官兵分乘3只双层木筏偷渡，但仅第一筏毛振华等5人登上北岸，其余木筏俱因夜晚难辩方向，被冲回下游南岸。因耿、杨并不知道毛振华等已登北岸，也未派木筏续渡。

　　左路孙家渡的黄珍红十三团拟用上游木筏冲靠下游固定木筏的方式强行搭设浮桥，但因水流过急未获成功。而红三军团主力陆续通过清水江上洛旺渡、水口渡、龙渡多处浮桥，先头部队亦抵近桃子台、茶山关、楠木渡等渡口。

　　1月3日，各路渡口相继传捷。

　　上午，右路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主力在回龙渡附近多处渡口开始渡江，部队或船渡，或桥走。当日占领箐口、熬溪（余庆司），并派龙振文、邓华率红二团迅疾进取湄潭。

　　中路江界河渡口这天出现了戏剧性场面。

　　凌晨，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军委工兵营赶赴江界河渡口，通报追敌进展，督促红四团尽快完成突破任务。红四团官兵群情激昂：今天一定打过乌江！上午9时，军委工兵营在火力掩护下，冒着炮火在下游大渡口开始架设浮桥。与此同时，上游小渡口60余只木筏满载红军战士，由红四团第二连连长杨尚坤率分乘3只木筏的突击队为先导，向北岸发起强渡。突击队竹筏行至中流遭到守军火力猛烈拦击，值此关键时刻，北岸守军突然间阵脚大乱，原来是昨夜偷渡登岸的毛振华等5名官兵从隐蔽的峭岩下正向守军出击，突击队和南岸红军官兵顿时士气大振，欢声掌声如雷。

　　突击队在毛振华等配合下很快登岸，抢占了沿河守军工事，并掩护红四团第一营陆续登岸，向大渡口和半山腰古庙敌纵深阵地发展进攻，陆续抢占了几个高地。但半山古庙阵地守军一个营很快便居高临下发起反扑，夺回失守高地，并将红四团第一营压迫至江边，态势一度十分危殆。

　　这时坐镇南岸红四团指挥所的红二师师长陈光急令军团炮兵营长赵章成开火，这赵章成在红一军团是个名头很响亮的人物，其本钱就是迫击炮打得又准又刁，根本不用瞄准镜而全靠目测。此人笃信佛教不愿杀生，开炮前都要先祈祷一番：我是奉命开炮冤魂野鬼不要找我。而且经常是三炮中只中两炮，要放空一炮来放生。但这时珍贵的炮弹只有五发，陈光的严令又是三炮必中一炮不中就杀头。赵章成按例祈祷后便抖擞精神仔细目测，尔后连放三炮，在反扑敌群中央打出了一个等边三角的弹着点，当下又赢得了两岸红军官兵的雷动欢呼，而彼岸那一营黔军却掉头顿作鸟兽散。

　　至下午15时，红四团全部控制北岸渡口及高地。

　　左路孙家渡的黄珍这天在经历了一番曲折后也得了手。

　　吸取了前两日受挫的教训，这次红十三团干得非常巧妙也非常漂亮。强渡前，战士们根据概略目测好的河面宽度，在上游数百米处隐蔽预制了一座由木排与竹筏连接而成的浮桥，浮桥的一端与南岸固定，另一端则作成活结由固定在南岸的绳索控制放摆，顺水慢慢慢将浮桥斜送至北岸。如此，只要浮桥一端搭靠北岸，部队即可迅速登岸冲击。

　　凌晨时分，红十三团在机枪和迫击炮火掩护下发起一次强渡，炮火密集准确，将敌机炮营长赵宪群击毙，突击队少数人登岸，经一番激战，因众寡悬殊不能立足，被迫乘筏返回南岸。与此同时，上游“预制浮桥”也准备完毕。午后，红十三团再次发起强渡。以一部乘零星竹筏从正面强渡，上游“预制桴桥”则开始放摆。

　　在强大火力和下游正面强渡木筏掩护下，“预制浮桥”放摆非常成功。

　　数千红军战士踏上浮桥一路欢呼奋勇冲击。守军团长罗振武看看抵挡不住，即向江防总指挥、黔军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求援。侯正欲派所部第一旅旅长林佑生率预备队驰援，却突然接到侯之担电话，声称湄潭和江界河等处渡口已被红军突破，令其赶紧招呼部队撤往遵义集中，林佑生的任务也就只好变作掩护孙家渡及茶山关之守军撤退。而这当口罗振武部已被登岸红军打得不成样子，罗躺在地下打滚也挡不住奔逃的溃兵，最后还是由其勤务兵硬架着尾随溃兵逃向团溪。

　　与此同时，已渡过清水江的红三军团主力亦进抵桃子台，茶山关渡口。因红十三团在孙家渡强渡成功，侯汉佑已令所部撤往遵义，茶山关等渡口不攻自破。红三军团主力到此已无“突破”任务，而只须全力架设浮桥。

　　至此，中央红军三路突击部队，全部突破乌江。

　　各路部队立即在各突破渡口附近多处架设浮桥。

　　5日，中革军委确悉：薛岳兵团8个师正经镇远向施秉、瓮安开进，其第15师正向铜仁集中；桂军廖磊两个师分向八寨、都匀前进；粤军张达1个军拟开柳州；川军两个旅由南川、正安向湄潭推进；清水江以南的黔军7个团进至紫江、羊塘及瓮安以南之牛场地域防堵，并企图北渡乌江固守遵义。中革军委电令各部首长，“我野战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并迅速消灭阻我前进的之黔敌，并实行追击”，中路刘伯承率红二师及干部团“攻占遵义消灭黔敌”；右路林彪、聂荣臻率红一、红九军团夺取湄潭，“必要时协同红二师攻取遵义”；左路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攻占镇南关（今老君关）、控制乌江北岸；董振堂、李卓然率红五军团继续断后，并扼守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三处渡口（27）。

　　1月6日，在乌江南岸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从江界河渡口最后过江。

　　次日，“老虎仔”终于赢得与“小诸葛”的比赛，进驻贵阳。

　　薛岳进贵阳，“朱毛”过乌江，两个动作，差不多在同时，被划了个句号。

　　“老虎仔”薛长官此间肯定很是得意风光，但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后悔过：这几乎就是他在“剿共”中得竟全功的唯一良机：此后薛长官与“朱毛”再度交手，那就基本上走的是背字儿了，直至后来被眼跟前儿已逞“穷寇”状的“共匪”们坐着木船摧破“伯陵防线”跨过琼州海峡，把自己个儿撵了个落荒而走去了台湾。

　　此间的“朱毛”也在与薛长官同享“得意风光”：过了乌江，遵（义）桐（梓）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了。当然，在后来全民族共同抗战的阵营中，他们也多次由衷地为薛将军的上佳表演击过节赞过叹：薛将军在抗战中属善战之辈，屡有建树，既有“南浔大捷”的功劳，也有“长沙会战”的苦劳，这些功劳苦劳也理应与他在“剿共”中的悲喜酸涩一并载入史册。

　　薛岳将军1998年在台北去世，享年102岁——他大概是国共双方名将中的最高寿者。

　　1月5日，刘伯承率干部团主力赶到团溪，与先行到此的红六团会合。军委通报遵义有侯之担6个团固守，王家烈两师人马正住那里赶，红二师必须赶在王家烈的前面拿下遵义。刘伯承令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王集成率团主力首先拿下遵义城郊的深溪水（今深溪镇）。而这时红六团第一营长曾保堂已从当地群众口中获悉了深溪水守军是侯之担部一个“九响团（28）”，且已根据群众提供的信息绘制出敌人工事和火力配置草图。敌情了然于胸大家都摩拳擦掌，明儿个一早就去会会这个劳什子“九响团”。

　　次日清晨刘伯承率红六团疾进深溪水，而这时右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主力已进了湄潭，左路红三军团也奉中革军委命令正疾进镇南关、刀靶水去遮断贵（阳）遵（义）公路的交通。这一来刘伯承也好，朱水秋王集成也好，便更是毫无顾忌只有一门心思的遵义城了。

　　深溪水前面的山丫口地势很险要，但“九响团”却是一堆松包。红六团第一连利用濛濛雨雾猛扑上去夺取了丫口，紧跟着团机枪连和第一连十余挺轻重机枪封锁住两边碉堡，前卫营朝着山下敌营发起迅猛冲击。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后，“九响团”扔下200来具尸体一路溃逃，后边红六团也一路穷追。这“九响团”没有勇气却有心计，逃是逃却不进遵义城而是绕过遵义向桐梓而去，看来是怕把红军引向遵义被上司责罚。而红六团政治委员王集成瞅着一大堆俘虏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如我们化装成溃逃的敌人赚开遵义城打个便宜仗？这主意马上就得到了刘伯承的首肯：敌人在遵义有6个团你们前卫只有1个营，看起来悬殊但敌人已是惊弓之鸟，只要你们沉着勇敢敌人可能一轰就会跑……

　　刘伯承说对了一半，敌人的确是一轰就会跑，可敌人却没有6个团。侯之担6个团大都用于江防，现在有的撤向桐梓，有的尚在途中，侯之担也逃向重庆（侯到重庆即被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以“临阵脱逃”罪扣押），遵义城中只有侯汉佑不足千人的一帮溃兵，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红六团前卫营营长曾保堂带着俘虏很容易地便赚开了城门，大家一拥而入连枪都没怎么放就把溃兵们兜了个圆。

　　1月7日，中央红军完全占领遵义。

　　9日，红一军团攻克娄山关，进占桐梓。

　　同日，军委纵队进驻遵义。

　　至此，黔北以遵义、桐梓、湄潭为中心的大片地域，被中央红军掌控。

　　从黎平会议决定转变战略方向算起，不到20天，中央红军于绝处获得再生机会。全军一扫在桂北西延山区的萎顿之状，欢声迭起。

　　事隔多年后双方封闭的黑匣子变成透明玻璃匣子，笔者这类迟到了70年的“事后臭皮匠”也得以透视并确悉，蒋公此番入黔的战略重心，已明显地偏向“攫取黔政”。这个小心眼儿小算计与红色战士们“为苏维埃而战”的勇悍无匹相辅相成，为中央红军从黔东南向黔北进军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战略机遇。机遇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从被“封存”到出场的毛泽东正是一位善于把握机遇的有准备者。他在诸多“政见不同”的战友们挑剔目光打量下，走通了这根玄而又玄险象环生的钢丝，这为他后来再次再再次被推向前台，又结结实实铺垫了一层“准备”。

　　周恩来答应在“形势稍微缓和”时“讨论失败原因”的时机，也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