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完颜亮的一生（下）十四、南伐 9：兵信 6 上 -- 1001n

　　既然说到契丹叛乱，那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曾经贵为昔日大辽王族的契丹民族，在大金时代，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吧。而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金太宗时代说起。

　　在金辽战争后期，大辽一败涂地，亡命的辽天祚帝逃出南京（今北京），与奉命留守南京的众臣失去了联系。在左等了几天没消息、右等了几天还是没消息的尴尬处境下，仍在南京的宰相李处温、南京都统萧干、辽兴军节度使耶律大石等人，便拥立原秦晋国王耶律淳即位。可是，天祚帝毕竟还活得好好的，此时的大辽毕竟社稷未绝，因而这个封闭状态下成立的新政权，也就被称为“北辽”；而耶律淳，也就是所谓的北辽宣宗。

　　大辽和北辽，就这样奇怪地暂时并立起来。只不过，逃跑的大辽天祚帝虽然短暂失踪，但活得还是很滋润；倒是新君耶律淳在南线宋军、北线金军的夹击下忧惧不已，还不到一百天就龙驭宾天，正所谓“当皇帝烦死了”……之后，耶律淳的老婆萧德妃被拥立摄政，也即“萧后”。

　　这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五京已被大金陆续拿下四京，剩下这个南京也是危在旦夕。尽管萧干等人倾尽全力击败宋军，暂时守住了南京，但战斗力更加凶悍的金军紧接着便兵临城下，眼看是回天乏术了。在抵抗毫无胜算的前提下，耶律大石等人护驾萧后，弃南京出逃。当他们一行找到了天祚帝之后，耶律大石又建议天祚帝不要清算偷偷成立北辽的旧账，也得到了一半采纳——萧后已坐过大位，那是留不得的，被杀；其余大臣，则被天祚帝赐酒，全部予以收留。虽然之后还有耶律雅里、耶律术烈相继自立，也被史家计算在北辽脉系内，但是即便全加在一起，整个由耶律淳开创的北辽，也仅仅持续了一年零七个月，便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经过北辽事件之后，耶律大石被天祚帝提升为都统，在大辽内部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保大三年（1123），耶律大石奉命讨金，战败被俘，直到一年后才得以逃归。有此切身体验之后，耶律大石坚决反对立即与大金决战，而辽天祚帝执意迅速出兵收复失地，君臣意见已经无法统一。于是，早就尝过造反甜头的耶律大石带领心腹铁杆连夜出走，从此划清了与大辽之间的从属关系。之后，辽天祚帝果然出兵，果然获得小胜，果然遭遇惨败，果然逃向西夏，果然被金军生俘——而整个大辽，也果然不出耶律大石的意料，终于被大金绞杀。

　　至于耶律大石本人，为了逃避来自北部大金、南部大宋的联合追杀，在向东蹈海很不可取的情况下，无奈何率众一路向西、向西再向西，越跑越远。而他与手下起初的那“铁骑二百”，历经千辛万苦，也终于滚雪球般地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西行之路上，他先后灭掉

　　——西州回鹘：又称为高昌回鹘，都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哈拉和卓乡）。“回鹘”即为唐德宗以前时代的“回纥”，曾分为四支从漠北迁移，一支向南，三支向西。其中一支西迁的回纥，就是后来的西州回鹘。元代，这里改称“畏兀儿”，今天则写作“维吾尔”。

　　耶律大石熟练地运用假途灭虢的策略，以“借路攻伐”的名义要求西州回鹘开放领土，让自己的军队通过；而借路的公函，却与大军同时到达高昌城下，所谓“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迫于威压，回鹘王毕勒哥表示愿意臣服并借道。但是，在这支耶律大军穿越西州回鹘来到战场后，却被敌军击溃，只好原路逃回。至于西州回鹘，也不再笑脸相迎，反而趁火打劫，继续追杀败军。

　　就在借路回鹘的同年，耶律大石称帝，号称“菊儿汗”（意为“大汗”或“汗中之汗”），改元“延庆”，史称西辽。在海外史籍的记载中，它则被写作更加震人心魄的“黑契丹”，或“哈喇契丹”。

　　也还是在这一年，西州回鹘再次迎来了耶律大石的军队。这一次，回鹘王彻底没办法了，索性不再抵抗真心归服，就此成为西辽的附庸。

　　——黑汗：也称“黑韩”、“可汗王朝”、“喀喇汗王朝”，都城八剌沙衮（亦写作“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以东，阿拉木图以西）。黑汗是当年三支西迁回纥中最大的一支，在所有讲突厥语而不讲阿拉伯语的民族王朝中，它也是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早在耶律大石到来以前数十年，黑汗就已经分裂为“东汗”（或“东喀喇汗”，都城八剌沙衮）和“西汗”（或“西喀喇汗”，都城萨末鞬，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其中，东汗的最高统治者、“博格拉汗”易卜拉欣，本人软弱无能，连带着东汗也饱受咄咄逼人的西汗的欺凌。在与西汗鏖战的时候，他决定“挟洋自重”、将内部问题国际化，转头向来自东土大……西辽的耶律大石求援；而应邀而至的西辽军队，如果想要到达更加靠西的东汗-西汗战场，就必须穿越整个西州回鹘。而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耶律大石向西州回鹘“借路攻伐”的缘故。

　　当耶律大石登基并拿下西州回鹘后，骨头偏软的易卜拉欣更进一步，派使邀请耶律大石进入他的首都八剌沙衮，这个“汗”他不当了——于是，耶律大石顺应他的要求，收编了整个东汗，再按照属地的命名法则，将易卜拉欣降封为“土库曼王”。随后，东汗的都城八剌沙衮，也被指定为西辽首都，改称“虎思斡耳朵”，意思是“汗城”——倒确实挺配菊儿汗的，呵呵。

　　几年后，西辽首次击败西汗。这个时候的西汗早就有了新主子，它就是伊斯兰化的塞尔柱突厥帝国；整个西汗，自然也成了塞尔柱的附属国。因此，西汗的最高统治者马赫穆德汗，也就顺理成章地向塞尔柱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苏丹桑贾尔求援；求援的理由很有黑汗的政治特色、也很简单：穆斯林遭灾了！

　　接信后，塞尔柱苏丹果然就向灾难中的穆斯林兄弟伸出了援助之手。到了这时，西汗的内讧也进入白热化；康里人和葛逻禄人之间，爆发了严重的民族冲突。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苏丹命令麾下的十多万骑兵，首先将刀锋对准其中的葛逻禄人。

　　大概挟洋自重是个传统吧，葛逻禄人也扭过头去，迅速向西辽求援。耶律大石没有袖手旁观，他给苏丹写信，要求饶过葛逻禄人。但他收到的回信，则是葛逻禄人的事情你少管，而且你的西辽也必须伊斯兰化，否则就兵戎相见。

　　一怒之下，耶律大石率西辽大军御驾亲征，最终以少胜多，在卡特万战役中狂斩塞尔柱苏丹辖下诸国联军三万余人，并借此拿下西汗。经此一役，塞尔柱帝国元气大伤，苏丹更是一路西逃，它的势力再也没有恢复到河中地区（今称“中亚河中地区”，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全部和哈萨克斯坦的西南部）。

　　就这样，整个黑汗，也被西辽完全纳入囊中。

　　——花剌子模：都城柯提（位于今咸海以南约200公里、阿姆河东岸，似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比鲁尼[Beruni]）。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花剌子模历史悠久，版图也在不断变动，国势先弱后强；而此时我们所讲到的花剌子模，还远没有后来的盛大规模。此外，“花剌子模”这个古意盎然的名字的最终消亡，居然是在现代。它的最后一个国号，就是颇见时代烙印的“花剌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20年，4年后被合并，从此才永远地消失了……

　　当年，花剌子模也是塞尔柱突厥帝国的附庸国。经过卡特万战役，西辽军队彻底击败塞尔柱大军，乘胜继续西进，由此进入了花剌子模。随即，花剌子模国王投降，从此它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西辽帝国的附庸国。

　　经历连年征战，耶律大石这位契丹的民族英雄，连续吞并西州回鹘、黑汗、花剌子模，建立了赫赫功勋。

　　细说起来的话，他所一手打造的西辽，其疆域之广，从面积上看完全可以与大宋（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相比肩——自今天的中国新疆开始，向北扫过部分蒙古、向西扫过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的一角，完全包含吉尔吉斯斯坦，近乎全部包含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半数包含哈萨克斯坦——能够拥有如此宽广的幅员，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相当强盛的大帝国。

　　但我们都知道，凡事有西必有东。与数百年后的德国类似，当时的西辽，也同时存在着东、西两条战线；而在耶律大石向西凯歌高奏、不断扩展的同时，他的东线也不是静悄悄的。

　　当初在他“借道攻伐”时，整个后方顿时空虚，这一点很快就被金军著名统帅完颜宗翰注意到了。完颜宗翰随即自云中枢密院发兵一万，试图追杀这支亡辽余孽，起码也要拿下对手后方的重要城市可敦城。我们说，趁敌后方空虚进行袭击是对的，但是也得分情况——比如这一回的情况，就很值得商榷：预定战场不再是一马平川的中原，而是沙漠相连的不毛之地；更令人郁闷的是，那个该死的可敦城简直比天边还远，从出发地云中算起来，金军居然要活活赶上大约三千里路才能到达！

　　就这样，在枯燥无聊地穿越大沙漠的路上，三路金军“死不胜计”，最终只能悻悻而归。也是在这个兵不血刃的胜利的鼓舞下，耶律大石很快登了基——曾经望金军而披靡的辽军，如今终于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三年后，西辽的势力进一步壮大，耶律大石便点齐七万大军，反过来东征大金。但是，与完颜宗翰曾经碰到的问题相类似——当年耶律大石自己跑得实在是太远了——以至于这支斗志昂扬的东征军“行程万里”也没打上什么像样的仗，最终还是“无所得”，偃旗息鼓地“勒兵而还”。

　　没有实际战果的东征，倒是点醒了新上台的金熙宗：真是岂有此理，大辽被掐死这么多年，契丹后裔咋还活得这么嚣张呢？于是再次命令完颜宗翰攻击西辽。与上次相同的是，征途漫漫，路长得金军简直是走都走不完；比上次更糟的是，这回连完颜宗翰的契丹族副将也叛变了，致使沙漠里的金军遭到了西辽军和叛军的夹击，结果自然不出意料，金军再次大败。

　　自此，大金固然不再打西辽的主意了，而西辽也不再试图直接灭金了。其中原因，认真分析起来肯定能找出一千条一万条，而我个人觉得，其中最不靠谱、大概也是最靠谱的一条理由，就是等着以后发明出轰炸机那样的新玩意儿再说吧……

　　对于国仇家恨，耶律大石当然没齿难忘，即便身在他乡、报仇不便，也没忘了撺掇蒙古各部落对抗大金。现在，我们就不提耶律大石和他的“黑契丹”了，转头来看看面对蒙古的大金，以及大金境内“不那么黑”的另一种契丹吧。

　　从北往南看下来，与蒙古遥相对应的，正是大金的蒲与路、北京路和西京路，大部分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对于其中的西京路来讲，与它接壤的不仅有蒙古，还有西夏。虽然西夏当时已经向金称臣，但是当年金太宗灭辽时，却曾站在大辽一边出兵出力，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此外，生存在这里的契丹遗民们，对新来的女真主人也没有那么客气，寻衅滋事是少不了的。

　　种种原因累加之后，大金改变了起初那种尽数将契丹边民迁徙到内地的做法，而是将他们留驻原地，以钉子的形象牢牢扎根于这片多事之地。

　　为了尽量拉拢他们，金人还按亡辽的编制，对他们进行了重新编制；后来更进一步，索性在契丹人中设置了猛安谋克，并且直接指定契丹人担任过去只能由女真人担任的猛安、谋克职务，甚至可以世袭。到了金熙宗时代，为了“浸移兵柄于其国人”，渤海人的猛安谋克、汉人的猛安谋克被废除，而为了表示优待，契丹人的猛安谋克却被保留下来，仅仅只是重新分了等级、停止世袭而已。再到完颜亮时代，随着猛安谋克的大批南迁，部分契丹人的猛安谋克也跟随迁入了中原，并且与女真人一样，可以管辖当地的汉人。

　　除了政治待遇足够优厚以外，在经济方面，契丹人更是获得了极大的实惠。当时，契丹农户与女真农户同样，实行“计口授田”，只需缴纳“牛头税”，具体说，就是以“受田四顷四亩（四百零四亩）”、“民口二十五”再加上“耒牛三头”为一个计税单位，每年总共缴粟五斗。对比之下，汉人过的实在就不是日子了——他们需要交的是“两税”，也即夏税和秋税；同样耕作四百零四亩的土地，每年却总共需要缴粟二十一石四斗二升，外加六千零六十斤秸杆。

　　这就是说，能喂马、能当燃料用、当然也能卖钱的秸杆，契丹人根本不需要缴纳；而对于唯一必须缴纳的粟（金代统一以粟为谷类征收折算标准物）这一项来说，契丹人所负担的田赋，也只有汉人的大约1/42！

　　何况，这些廉价的牛头税还不用像两税一般必须上交朝廷，而是留给猛安谋克自己分配——对比之下，契丹人获得的照顾，确实是相当之大了。

　　对于没有迁徙到中原地区、仍旧居住在西北边境一带的契丹人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也相当逍遥。为了让这些契丹人更好地看守好大金的边疆，同时也让他们有点正经事做，完颜亮干脆在那里设立了负责养马的群牧所。我们前面说过，马这种动物，对大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广泛分布在大金西北边境一带的契丹人，脚下恰好是无边无际的蒙古草原。于是在天德年间，完颜亮沿袭大辽的各“抹”（即“无蚊蚋、美水草之地”）的设置，在这些地方先是开设了5处、后来增加到9处“群牧所”，及至后世金帝时代，渐渐发展到了12处。

　　完颜亮这个人，相对来说民族成见极少。他不仅选定契丹女子为妃，而且重用契丹族干部，所谓“契丹人尤被信任”。关于契丹族重臣的简略情况，列成下表：

　　　　　　　完颜亮时期部分契丹族重臣情况简表

　　━━━━━━━━━━━━━━━━━━━━━━━━━

　　　姓　　名　原　　　　名　　最高职务　　　品　级

　　━━━━━━━━━━━━━━━━━━━━━━━━━

　　　萧仲恭　　　萧术里者　　太傅、领三省事　正一品

　　　耶律安礼　　耶律纳合　　　　左丞　　　　正二品

　　　萧赜　　　　　不详　　　　参知政事　　　从二品

　　　耶律恕　　　耶律耨里　　　参知政事　　　从二品

　　　耶律守素　　　不详　　　　礼部尚书　　　正三品

　　　耶律元宜①　完颜阿列　　　兵部尚书　　　正三品

　　　耶律湛　　　　不详　　　　殿前都点检　　正三品

　　　移剌成　　　移剌落兀　　神武军都总管②　不详

　　　石抹卞　　石抹阿鲁古列　武毅军都总管　　不详

　　　石抹荣　　　　无　　　　神果军都总管　　不详

　　━━━━━━━━━━━━━━━━━━━━━━━━━

　　注①：原姓耶律，本名阿列，“元宜”应是后改的名字。

　　　　　他父亲被赐姓“完颜”后，他也就成了完颜元宜。

　　　　　之后，完颜亮下令曾被赐姓之人全部恢复本姓，

　　　　　“完颜元宜”也就再度变成了“耶律元宜”。

　　注②：以下三军都总管，均为完颜亮南伐时的临时编制。

　　　　　据王曾瑜先生考证，此时的军都总管即昔日“万

　　　　　户”。因此，其品秩显然应高于猛安、即昔日“千

　　　　　户”的正四品。

　　很显然，只要有一点点真正的歧视，这些契丹人做梦也别想能够当上太傅、或者手握历来让统治者非常不放心的极重兵权了。

　　总之，经过几位金帝的用心维护，到了完颜亮统治时期，应该说契丹人在大金内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我们前面提到过，契丹族与奚族，是两个血脉极为相近、经常互相通婚的民族；契丹受优待的同时，奚族也享受了大致相同的优待。由此，契丹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女真人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顺从态度，也为大金带来了相当宝贵的“和平红利”。

　　但是，这个平衡状态，很快就被完颜亮亲手打破了。下面，我们就回归正题，来仔细看看“契丹叛乱”这一突发性事件，又是如何大大激化了契丹民族和女真民族之间矛盾的吧。

　　在古代，“盗贼”的意思与今天我们所习惯认为的还不太一样。

　　首先，字面含义不同。按荀子的说法，“窃货曰盗”、“害良为贼”，言下之意，既偷东西又伤害百姓的人才是盗贼。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时的“盗贼”更近似于杀人越货的“强盗”，而非手疾眼快的“小偷”。

　　其次，真实含义也不同。今天我们看新闻，如果抓了盗贼，其数量往往是一两个；有时整个团伙被打掉，能逮到十来个，已经很不少了。要是抓了几十个，那一定是黑体加粗的大号标题还得上头版，至于一下抓了几百位……如果不是赶上“严打”，简直听都没听说过。但在古代，不要说几百，上千的“盗贼”也一点都不稀奇——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强盗团伙，而是不折不扣的反政府武装！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这些由农民、流民、饥民、平民……构成的反政府武装集团，在历代都被官府称为“盗贼”，而到了如今，则出于种种原因，被习惯性地称为“农民起义军”。

　　而在我个人看来，抛开“农民”不谈，至少“起义军”三个字就值得商榷——起事是无疑的、规模成军也是问题不大的，唯一的不确定性就在那个“义”字上。反抗官府，是不是就必定就“正义”了？这其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毕竟，“正义”也要看是对什么正义、对谁正义、如何实现正义。在鱼龙混杂的队伍中，既有推翻暴政、改善民生、大得人心的“起义军”，也有打家劫舍、鱼肉一方、杀人如麻的“起义军”；既有慷慨激昂、抗击外侮、绝不低头的“起义军”，也有勾结串通、狐假虎威、挟敌自重的“起义军”。时不同、事不同，境不同、人不同，各种情况都在变化，有时甚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笼统地概括成“义”或“不义”，恐怕都难免失之过简。

　　那么，我们索性去掉带有先断性质的字样，既不说盗贼也不说起义军，而直接称之为“叛乱”武装好了——官军拒绝服从现政府并造反，可以称为叛乱，“民军”拒绝服从现政府并造反，为何就不能称为叛乱呢？毕竟，他们都是以暴力对抗自己所属政权的武装集团，总不能因为不占国家编制、不领国家薪酬就不承认它的反叛意义吧。此外，“叛乱”这个词儿也未必就先天地意味着道德水准低下，关键还是得看他们反叛的对象究竟是个什么德行。

　　如前文所述，完颜亮备战的行动，即“重修南京宫室、备战物资劳役、备战征发新兵”三项，很快就以三座大山的形象，直接砸在了大金百姓的头上。

　　话说回来，如果这些压榨性的任务施行得不那么急迫的话，或许还不会酿成本节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就好像水在慢慢升温时，其中的青蛙也不至于突然开始拼死挣扎。可是，为了伟大的南伐，大金上下顿时“征敛烦急”，而在其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各级官吏，更是“因缘为奸”，“富者用贿以免，贫者破产益困”，再次让“不公平”三个字深深刻在所有大金子民的心中。

　　苛政毕竟猛于华南虎，如此重压，纵是与世无争的平头百姓，也渐渐断了生路：要么病死在工地上；要么累死在作坊里；要么战死在沙场上；要么逃跑，然后穷死、病死或饿死在没有尽头的路上——既然反正都是死，为什么一定还要听你的？

　　顺理成章地，在完颜亮执政初期、中期还很罕见的“叛乱”现象，随着三项备战工作的全面铺开，也迅速升级为燎原之势，波及了大金各地：

　　——山东西路，反了；

　　——山东东路，反了；

　　——河北西路，反了；

　　——京兆府路，反了；

　　——大名府路，反了；

　　——南京路，反了；

　　——就连首都所在的中都路，也反了！

　　仔细分辨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地方距离金源内地都比较远，大部分都位于过去提过的“燕云十六州”及附近一带。前文曾经引用过宋臣马扩的观点，说燕云一带的百姓“契丹至则顺契丹，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如今，就连如此好说话、如此不在乎统治者是谁而只求一活的百姓，居然也被逼得宁可拼死一搏了——至于当时的情况之惨烈、当时的压迫之苛酷，也就不难想见了……

　　细数正隆年代的民间大规模叛乱，一共有三次。其中，首先撼动完颜亮帝国根基的，就是东海叛乱。

　　正隆五年（1160）三月，徐元、张旺等人，在东海县率众叛乱。总体而言，这场叛乱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规模不小、影响很大。

　　当时，叛军先杀县令、再占东海，继而又杀掉上级闻风派来“观贼形势”的使者，乃至东海县的行政上级——益都府和海州——“府、州合兵攻之”都拿不下来，最终甚至惊动了大金朝廷，直到完颜亮亲自派兵才镇压下去，光叛军的脑袋就砍了五千多个——说它“规模不小”，确实不是夸张。

　　说它“影响很大”，则更是事出有因。原来，东海县的地理位置实在是比较特殊，它位于金宋边界，行政隶属关系则是东海县 - 海州 - 益都府 - 山东东路。除了东海县没有什么具体说道以外，它上头的这几级行政建制，每级都有自己的特点：

　　——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为中等刺史州，因为直接与南宋的淮南东路接壤，而成为“边境置兵之州三十八”中之一；

　　——益都府（今山东潍坊市青州市），为上等总管府、山东东路路治所在地，在北宋为镇海军，因其地位重要，成为“置兵于要州者十一”中之一；

　　——山东东路，作为大金最南方的路之一，过去曾为北宋的京东东路。

　　几个特点一罗列，“边境重镇”的形象也就昭然若揭了。实际上，在短短几十年间，东海县先后经历宋、伪齐和金三个政权的统治，人心本来就有点飘摇不定；而正隆五年“会岁饥”，也就是正好赶上了粮食歉收；再加上完颜亮毫无恤悯地大肆榨取物力、征发人力——两厢对比之后大伙开始怀念以前宋王朝的好，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相应地，在这个敏感位置发生大规模叛乱，南宋就是想不介入，也很难，很难……

　　在叛乱之初，徐元、张旺等人便派遣“次首领”李秀，秘密联系对面南宋的淮南东路，表示“愿得归附”。但是南宋生怕再次因为招降纳叛而惹恼大金，明确“却之”。拒绝之后，南宋朝廷依然担心他们闹大以后还是会让自己坐蜡，加上“谍者”回报对方已经跟大金结约，“将大兴师南来”，隐然是个重大阴谋的样子，于是任命原江南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辅为淮南东路副总管，率军镇守在与海州仅有一河（当年黄河从这里流过）之隔的对岸楚州（今江苏淮安），预防各种可能的事变。

　　之后，李秀又派出自己的徒弟越河来到楚州，交上了一封信“求济师”，信里写的比较可怜：“东海饥民，因其科敛苛扰，啸聚海岛，一唱百和，犯死求生”，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假若大金朝廷知道，“则偏师一至，即便扑灭”，根本没有能够幸存的可能，因而请求南宋收留他们。可是，南宋担心收留他们“适足以生边釁（音“信”，通“衅”）”，再次拒绝了这个要求。

　　朝廷拒绝了，而新任的淮南东路副总管刘光辅却没有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反而觉得东海叛军及流亡百姓属于可以团结的力量，因而特意招纳了一些。可就在这些被称为“归明人”的原大金子民中，颇有一些流氓无赖，来到宋境后也丝毫不让当局省心，甚至在楚州三阳县的北神镇聚众持械斗殴，弄得当地“居民为之惊避”。最终，背着朝廷另搞一套的刘光辅，因此被平调到饶州，出任江南东路副总管。

　　前面我们说过，发生这样的事件，近在咫尺的南宋想不介入，也很难很难。但事实证明，除去刘光辅不成气候的个人行为以外，“不介入”这三个字还是被南宋颇有风骨地做到了——由此，东海叛乱失去了来自南方的强大支援，终于变成了完颜亮案板上的鱼肉，最后被他有条不紊地剁成了烂泥。

　　当时，益都府和海州的府州联军已经无法压制叛乱，“累月不下”，告急文书也迅即飞进了大金朝廷。正忙着全力备战南伐，突然冒出这么一件事拖后腿，确实让完颜亮很郁闷——不认真打吧不行，认真打吧既不值得又误事，搞得他非常烦躁，以至于“恶闻其事”。其实，各位如果玩过即时战略游戏、又在全速生产大军时被对手屡屡骚扰后勤补给基地的话，或许也就能理解这种烦躁了吧……

　　烦躁之余，完颜亮任命徐文为统帅，率领张弘信、李老僧（现在他已经被赐名“李惟忠”了）、萧阿窊（音“挖”，低洼的意思）等，带领水军奔赴东海镇压叛乱。

　　其中的主帅徐文，曾经是个在沿海漂来渡去的盐贩子，“勇力过人，挥大刀重五十斤（几乎相当于今天的六十斤）”，人送外号“徐大刀”，被招募进宋军，并步步累升。在宋将降金成风的年代，大宋朝廷不相信他的忠心，而“诸将忌其材勇”，也在背后不遗余力地进行中伤，事态不断恶化，最后发展到朝廷派出军队，专程赶来消灭他。一怒之下，徐文果然就“率战舰数十艘”归北，投奔了伪齐。此后，彻底寒了心的徐文曾经建议刘豫从走海路袭击杭州，而刘豫“不能用”。尔后由齐而金，到了正隆备战的时代，他这个水军内行，已经被任命为“行都水监”，正在通州负责督造战舰呢。

　　事实上，完颜亮挑选徐文为主帅，也正是看中了他的水军指挥能力。面对东海叛乱这样的大规模糟糕事件，完颜亮自信满满，甚至满到了只派了水军九百人前往镇压的程度；以他的说法，“朕意不在一邑，将以试舟师耳”，不过是练练兵而已。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完颜亮之所以专门派水军去镇压，除了东海县位于海边之外，更重要的则是检验新组编的水军的战斗力。在金宋交手的经历中，无论骑兵还是步兵，攻城战还是遭遇战，金军的军事技术优势都比较明显；但一到水上，金军就完全傻眼了——这个话题太大，我们后面再说吧。总之，南伐就是攻宋，攻宋就要渡淮，渡淮就有水战；而水军战斗力究竟如何，完颜亮心里其实也不是太有底，这次派水军而不是传统的步兵或骑兵去，已经足够说明这一点了。

　　结果，一路南下的水军不负期望，干净利落地镇压了连府州联军都无法对付的叛乱；这支总共不到一千人的小部队，竟足足斩得敌军首级五千有余，并且活捉了徐元和张旺。在这样犀利的打击下，失去斗志的叛军“余众请降”，由此，东海叛乱迅速归于失败。事后，徐文被升为定海军节度使，而称病偷懒滞留莱州、“日与妓乐饮酒”的军中二把手张弘信，则被赏了二百板子。

　　历史写到这里，又悄悄留下了一个黯淡的线头。能够活捉叛军头领，当然是胜利；至于“斩首五千余级”，毫无疑问也是大胜利——但单就斩首如此之多一事来说，果真只是因为那九百水军的战斗力极为强悍么？

　　一方面，“官军”比“民军”装备更精良、更加训练有素，这是没有疑问的，交手后民军死伤惨重，也并不奇怪；但另一方面，战果呈现如此一边倒的现象，可就有点怪异了。毕竟，当时的府州联军怎么都打不下来的东海，居然会被水军砍瓜切菜一般轻松拿下，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就事论事地说，无论怎么思考，“滥杀”、“冒功”四个字也很难不跳进我们的脑海。大开杀戒，借以震慑当地叛军和百姓、迅速平息叛乱，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古代，“斩杀对手若干首级”永远是过硬的战功，而对于砍头这个活计来说，到底是砍手有兵刃的叛军容易，还是砍手无寸铁的百姓容易，答案也肯定不难得出。之后，只要把人头堆在一起，纵你是及时前来检查的官员、纵你有通天本事，只要自己嘴上把得住门，你还真能分辨出哪个是叛军的、哪个是百姓的不成？

　　而从此举的“反馈”来看，徐文恰恰因此升官，也就理所应当地顺合了历史的“一般规律”。顺便提一句，在晋升徐文等人之后仅仅一个月左右，完颜亮又专门下令，释放东海叛乱中被误抓的百姓。仅此一点我们就能看出，“平定东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明白……

　　总体来看，“东海叛乱”就像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完颜亮时代一个重大转折的到来。

　　在正隆末期以前（大约持续十年），完颜亮对大金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达到官逼民反的程度、基本上也还能够为人民所普遍接受。在这段时间里，虽然“盗贼”现象时有发生，但是规模毕竟有限、次数相对较少、也并没有波及全国乃至达到“天下骚然”的不堪程度。比如正隆初年时，京畿附近“捕得大盗四十余人”就能让“百姓稍安”，那时候的治安情况比起正隆五年以后，肯定是要好得多得多了。

　　即便如此，完颜亮还是痛恨这些叛乱行为，下令抓到“盗贼”就全部“凌迟处死，或锯、灼、去皮、截手足”，意图以最残酷的手段压制人民的反叛。

　　但是，东海叛乱，还恰恰就发生在这道命令下达一个月之后——老百姓连死都不怕了，还会怕什么呢？而东海叛乱也正像打开了潘朵拉魔盒一般，从此以后，四面八方新爆发的叛乱规模便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说到底，这个重大转折的来临，并不是因为东海叛乱本身有什么神奇之处，而正是因为正隆五年之后，人民的活路越来越窄而直接引起的。

　　发生于大金边境的东海叛乱，从三月起事至六月被彻底镇压，一共持续了三个月。而在其中夹着的的五月，契丹叛乱又接踵而至了——这次叛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次大规模叛乱中的第二次。

　　镇压东海叛乱，完颜亮花了三个月；

　　镇压契丹叛乱，完颜亮则花了整整五倍的时间，也就是十五个月。

　　三个月之后，东海彻底熄火了；

　　十五个月之后，契丹叛乱却越燃越烈了……

　　光有武器粮草是没法打仗的，还得有人。于是在“物力”之外，“人力”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对古代战争来说，“人力”这个要素，首先就体现在“兵力”上。尽管战史屡有以少胜多的范例，大金自己也有过不少，但“范例”毕竟是“范”例，而不是“通”例。试图一举灭宋，兵力当然是多多益善。

　　回思以往，当年完颜宗翰统领东路军，完颜宗望统领西路军，两军合力之下，拥有数十万兵力、国祚绵延一百六十七年的泱泱大宋，终于被无情绞杀。而在那个时候，东路军、西路军总共又有多少兵力呢？

　　答案是12万，也就是每家6万。

　　12万这个数字，让见惯了古代决战规模的我们，简直都有点不屑；但就是这么个“简直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数字，大金自己也要拼尽全力才能提供。事实上，12万将士出征，已经足够使整个大金的社会基础剧烈动荡起来——数万个普通家庭在瞬间就被抽走了顶梁柱，很多地方整村整寨地只剩老弱病残，连农耕都无法正常进行。家人们也只能寄希望于金军大胜，能多抢点东西回来，否则必定是人财两空，整个家庭也就彻底断了生路……

　　凑够12万兵力，在当时是个巨大的负担，而在四十年之后，大金国势已经强盛很多，那些新征服地区也拥有着昔日难以想象的兵源数量。按说，现在问题已经简化很多了，不要说12万，就是再多征集一些，对完颜亮来说也不应该是什么问题了。

　　但是，它不仅依然是问题，而且，一点也不比从前省心。

　　原来，当我们扫视大金的时候就会发现，此时大量的精壮劳动力已经被抽调到南京宫殿工地，所谓“天下军民工匠，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两，统计二百万”；也如前文所说，这种简直是竭泽而渔的榨取式征发，几乎已经达到了整个王朝所能负担的极限。

　　那么，潜在的兵源，还能剩下多少呢？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既然南伐要紧，那么就暂停一下宫殿工地的进度，将征发来的劳动力择优直接改编为军队，“兵力”的问题不也就迎刃而解了么？

　　可惜今天的我们不是昔日的皇帝，更不是完颜亮。兵者，固然是国之大事，但是豪华宫殿在他心里的分量，那可是一点也不逊于动兵的——于是，宫照修，兵照征，两个基本点，一个也不动摇！

　　由此，大金境内的百姓，先是被“重修南京”征发了一道，紧接着又被“备战物资劳役”征发一道，随即又如过篦子一般，再被“签军”征发了一道！

　　所谓“签军”，是大金特有的国防动员制度，可以理解为“签发参军”，也就是征兵。在大金初年，一旦需要签军，就由元帅府行文，层层转达至基层官府，直到各女真部落；官府按从前登记的户口（“人丁军”）和家业情况（“家户军”），公布所征数量，确定应征人选；被点到名的新兵则扔下锄头，扭头去市集上购买马具、兵刃和粮食，等待集合出发；新兵集合后，由于都是乡里乡亲、彼此知根知底，就自行推选百人长和千户，然后跟随这些新干部汇入大军洪流，从此开始了南征北战的历程。

　　这样签发得来的军队，其内部单位不仅是同族，而且还是老乡中的同乡，战斗力也颇为凶悍（突然想起朱苏进的那句名言，全班最大的战斗力爆发于班长阵亡之后……）。大辽将亡之时，燕云一带辽兵早已失去斗志，而金军往往“有掳掠，无战斗，计其从军之费，及回日，所获数倍”，参军入伍成为迅速改变自己家庭一穷二白面貌的必杀技；而这一点无论是对继续签军还是维持金军的战斗力，都有着极为强大的鼓动作用。

　　后来，随着金熙宗精心设计收回军权，作为根除地方军阀坐大的基本对策之一，签军的权力也从各元帅府被统一收归了朝廷。

　　与此恰成对应的是，南宋抗金屡屡成功，金军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地消灭南宋，战事越打越苦，掠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而战争的残酷性则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而这就不可能不反应在金军的士气上，“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从前踊跃应征、生怕赶不上发财大军的景象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甚至出现了过去从未出现过的，仿效南宋的畏战民俗、为出征将士杀猪埋葬作为替身的“焚替代”现象。

　　但是，女真民族不愿应征，不代表金军就必定出现数量缺口，毕竟，金军中可远非女真一个民族啊。

　　在大金内部，人是要按民族分等的，军队也不例外，“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也就是明确规定女真族为一等民族，渤海族为二等民族，契丹族为三等民族，原大辽辖区内的汉族则为四等民族。至于北宋辖区内和从南宋掳掠过来的汉族，地位则更加低下，成为五等民族“南人”，在当时金军中似乎为数很少。

　　从女真到汉儿，地位递减，各种待遇也相应依次递减。比如在攻破北宋汴京后，原宋朝廷奉上了慰问品，具体来说，就是各式各样的纺织品。在金军内部分配这些东西时，秉持的原则正是“金人得锦，勃（通“渤”）海得绫，契丹得绢织之类，而九州（即“汉儿”）所得者，杂色而已”，弄得军心骚动，“一日忿然，欲起相攻”。再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大金精锐骑兵铁浮图，个个都是女真人；而负责“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搬粮草”这些繁琐劳累工作，和“所当先冲冒矢石，枉遭杀戮”的，却正是军中地位最低的“汉儿”。

　　“苦事都是你的，好事都是我的”，像这么欺负人，军中不乱才怪。顺便说一句，对于金军内部的民族歧视问题，南宋也进行了大量针对性的心理战。由于当时整个大金还相对比较稳定，金军倒也没有因此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及至大金末期，当金军面对蒙古和南宋联军，再也无法攻伐大胜甚至渐渐无力自保之时，军中的民族矛盾终于彻底失控，最终成为导致大金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再看完颜亮是如何征兵的吧。正隆四年（1159）正月开始的第一波征兵，涉及上京等四京、咸平府等七府、速频路等七路、西南招讨司等二招讨司、泰州等一州，具体地点请见下图（圆点标示皆为各京、路、府、州、招讨司治所，某些“京”与“府”、“路”治所有重合）：

　　不难看出，这一波征兵的对象以大金传统占据地区为主，甚至深达金源内地。而事实上，这一次征兵正是从“猛安谋克户”开始的，开征对象也是女真、契丹和奚族（如前文所述，奚族与契丹族十分近似）。

　　前面提到，金初排定征兵对象时，还讲究个“人丁军”或“家户军”，多多少少还能为各部落保留一些劳力，这回轮到完颜亮征兵，可就不管那么多了，“调诸路猛安谋克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虽亲老丁多，亦不许留侍”，所有的壮年男子、甚至中老年男子，都无法逃避兵役，乃至“不限丁而尽役之”，已经达到了搜尽征绝的程度。

　　这些被不择手段征来的新兵，很快就按照身体强壮程度被分了类。其中身体壮实的，被定为“正军”，也就是正式士兵；身体弱些、个头矮些的，则被定为“阿里喜”，与正军配成一对，也就构成了金军的最底层的二人小组编制。其中的阿里喜，也被称为“副从”、“贴军”或“傔（音“欠”，意为侍从）人”，其实就是为正军打杂的贴身随从。

　　在本轮征兵中，包括正军和阿里喜，大金一共征得24万有余，按照二人小组重新编制后，实得兵力逾12万。仅靠这一次征兵，完颜亮获得的新兵数量，就已经达到了当年灭北宋时金军几乎全部的兵力规模——而这，还不够。

　　一年半以后，第二波征兵潮再次在大金境内激荡起来。这一回，重点征兵地区与上次有了很大不同，主要针对的是分布在中原和渤海一带的汉人和渤海人。当然，不变换地区也不行了，因为上回已经把大金自己老根据地里的女真人、契丹人和奚族人征发光了。因此在这一轮征发时，位于中原、渤海等地总共的17个路中，赫然竟有15个路都在签军范围内！

　　至于剩下的两个路，其中的百姓也休想幸免，或许还不如被征去当兵——中都路，此时正负责把四面八方陆续运来的旧军器进行整修，并日以继夜地打造着新军器，任务极为繁重；南京路就更不用说了，更是忙着“重修宫室”呢……

　　被列入签军范围的这15个路，本身的负担已经很重了，毕竟，正在重修南京宫室的二百万民夫也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可现在，它们路路有份儿，还要继续为金军提供新兵！具体说来，每路无论情况如何，都要签发汉军正军1万，具体事务则由完颜亮专门派出的15位“差签军使”分头负责。

　　只不过，跟一切曾经反复在中国上演过的事情相仿佛，差签军使们新职务相等，人品可不相等，何况他们之下还有难以计数的层层官僚；虽然说签军1万的任务是定死的，必须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哪个萝卜可以拿去填坑，哪个萝卜不用去填，却没有任何说法，里头自然也就有了弄权的空间。由此，“征兵也能发财”，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实有武艺好身手、行贿赂者，皆免”，而“贫者，虽单丁亦签发”，人间的不公正，也就再次极为熟悉地呈现在我们大家面前。

　　总得来看，第一波征兵，获得了12万兵力；第二波征兵，又获得15万兵力。至此，完颜亮已经获得了27万新兵，而这个看起来不大的数字，也确实是当时的大金所能榨出的极值了。

　　就这样，重修南京宫室、备战物资劳役、备战征发新兵，三项暴政几乎同时砸在了大金所有百姓的头上。而也就在那些手执银牌的丑陋天使们熙来攘往、为自己所获的外快沾沾自喜时，在那些狐假虎威的庸碌官僚们仗势欺人、层层加码而自以为得计时，一些事情已经悄然开始发生了变化。

　　我们都知道，中国老百姓普遍比较善良温顺，忍耐力确实很强，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无论忍耐力怎么强，他们毕竟也是人，而不是石头——平时被官人欺负欺负，也就咬牙认了、忍了；可是，真要到了咬碎牙齿也活不下去的那一天，他们所能爆发的张力，也将必定是惊人的。

　　说话间，“盗贼”来了！

　　到了正隆四年（1159）这个时间分界点时，南宋虽经战火涂炭，毕竟也建立了三十多年，国力还是非常雄厚的。想要一战灭宋，完颜亮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其中，筹措战争物资一项，就无法掉以轻心。

　　概括来说，这“战争物资”四个字包含的范围之广，简直是一言难尽。我们都知道，当年大金的最优势兵种——骑兵，其勇猛曾经令对手闻风丧胆，就连抗金名将吴璘都承认，“金人有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四大长处中，居然有三样都是纯粹靠装备堆起来的。那么，下面索性就以位居四大长处之首的骑兵为例，来看看装备这么一位骑兵，军需部门到底需要准备多少东西吧。

　　首先，就是铠甲。金军以骑兵为精锐，而骑兵更以重甲而驰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铁浮图”，也被汉文意译为“铁塔兵”，说的正是大金的重甲骑兵；而当他们分为左右翼对宋军进行两侧包抄时，则被称为“拐子马”。说到重甲骑兵中的这个“重”字，具体数字没有记载，但是我们考察与之对阵、多次吃亏因而逐渐学乖的南宋步兵的铠甲重量，应该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轻的是37宋斤，重的是58宋斤，换算为今天的重量，大约分别为44斤和70斤。

　　我们说，南宋步兵的铠甲重量可以作为金军骑兵重甲重量的参考，也是因为金军骑兵的铠甲防护相对周全，这样一身铠甲，其总重量肯定轻不了。按宋人的描述，他们“兜鍪极坚”，防护面积很大，“止露两目”，至于质地则是“枪箭所不能入”——而要打造这样的铠甲，又需要消耗多少材料和人工呢？

　　除去铁浮图，金军骑兵也有相对轻装的部队，所谓“甲止半身，护膝微存”，但再怎么说，半身的甲又能轻到哪里去呢？结果，这些东西不仅大大增加了军需部门的负担，更令骑兵自己也很难吃的消，“其所造甲太沉重，披戴甚艰”，打起仗来也很不灵活，当年对阵大辽时，就曾经出现过“契丹昔用棍棒击其头项，多有坠马者”的悲惨先例，更不用说对阵南宋时，被砍断或被绊索绊住马腿的骑兵栽下来，基本只能被南宋步兵群殴而无力逃命了。

　　其次，是弓箭。

　　当时大金骑兵的主要攻击武器，正是弓箭。比起宋弓宋箭，他们用的弓不求射程超远，所谓“弓力不过七斗”，也有说“所射弓不过五斗”。射程虽然不夸张，但对骑兵来说，也不至于放了几箭后就再也没力气开弓了；所用的箭很长而不求美观，箭头甚至丑陋得像个凿子，但只求一击必杀，整个箭头居然长达六到七寸，被射中后“辄不可出”，务令对手非死即残。总的来看，金宋弓箭的差异，正是战术思想不同导致的。

　　而这样的箭，骑兵身上可不是只带几支，而是“人携不满百”，也有说“唯务弓矢最多，每人带箭不下三百只”。那么，一个骑兵一次就要带上少则几十、多至上百甚至几百支箭，要是连续几次攻击呢？计算起来，整个金军为了南伐所准备的弓箭数量，肯定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

　　而制作一张弓，需要牛筋做为弓弦，这就意味着牛的数量不够也不行；制作一支箭，箭头需要铁匠打造不提，箭尾的羽翎也不能从树上摘下来，得靠禽鸟的奉献。装箭要箭袋，用粗布的话很快就会有脱颖而出的现象，用皮革的话——很好，继续加油去搜寻兽畜吧……

　　再次，是弓箭外的其它兵器。

　　虽然金军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只带弓箭。事实上，在号称“骁卫之兵”的骑兵中的最精锐部队里，装备的则是“八棱棍棒一条，或刀一口，枪长一丈二尺，刀如中国屠刀”，他们身后的才是装备弓箭的普通骑兵。

　　这些兵器，无一不需打造。于是，开采、冶炼、浇铸、打造等等工序，备料、运输、加工、储存、调拨、分发等后续工作，自然也是环环相扣了。而这些活计，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第四，是被服。

　　从前大金初兴之时，不要说军装，连武器和马匹都是兵丁们自己带、自己养的。后来随着国势迅速强盛起来，正规化建设也显然起了作用，其中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军装至少统一了——金以水德立国，“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当黑，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军装也是黑色的。

　　这个虽然不是完颜亮时代的新发明，但是要打仗了，新兵源源不绝，被服供应总也得跟上吧？

　　第五，是马具。

　　除了马鞍辔头之类必备物外，金军骑兵的马，也要配铠甲，正是所谓“马甲”；毕竟，只防护人是不够的，如前所述，骑兵一旦失去马，也就成了活靶子。其实它倒不太重，所谓“马甲亦甚轻”，大概也是出于一匹马总负担能力的考虑吧。

　　虽然轻，但也不能忽略，它保护的可是骑兵的根本战斗力啊。那么还是需要从头生产，所有流程还是得走一遍——说到底，地里只长庄稼，可不出产马甲啊。

　　第六，是马。

　　骑兵不能没有马，但这也不意味着金军骑兵一人配备一匹马。其实，他们往往是一人三匹，“居常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至于“倍养”的那两匹“副马”，则有专发粮草予以饲养。

　　我们知道，大宋骑兵乏马，一直是个致命伤；而这一点在大金，也始终是个大问题。虽然大金仿效大辽陆续设置了九个专门养马的“群牧所”，但马究竟不是草履虫，繁衍实在太慢，总的“产出”依然捉襟见肘。为了搞到马，大金上下动了无数脑筋，先是从“达靼”（即鞑靼）、从西夏买；钱不够，就将俘虏来的汉人作为奴隶去交换；买不来就抢，原北宋熙州“素多马，金人驻兵搜取无遗”，如此等等。

　　饶是如此，及至此次完颜亮大搞战备，马的数量还是远远不够。为此，朝廷“大括天下骡马”，民间不说了，就连官员的私财也一样是征集对象，哪怕是七品官都只能自留一匹（级别越高自留越多），除此以外全部征调，总计征得56万匹。但是，这些马被官员们指手画脚地运来调去，路途之中死亡消耗甚多，真正到战争时仍未能够充分满足需要。在开战前两个月的一份奏折中，南宋的官员报告说，连自己都看到了对方的“大约马耗八分，南京路正军皆阙马”。

　　第七，粮草。

　　马是动物，人是高级动物，但不管高级还是不高级，反正是动物就得吃东西。今天也许我们不会去细想，但实际上，几万人、几十万人吃饭是个很恐怖的问题。埋锅造饭，那锅从哪来？粮食又从哪来？取水也未必那么方便，而燃料也就是柴火，虽然可以通过砍树收草来解决，但是大军一过，那些地方也就别指望可持续发展了——这还是有粮的情况。要是没粮了呢？

　　粮草的运送，从来就是军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了一个淮海战役，几百万民工手提肩扛推小车为解放军运送军需物资，其中粮草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退回到七八百年前，为几十万军队供应粮草的任务，简直就是个噩梦。想想看，就算运粮民工、骡马也都不吃饭、粮食一路上毫无损失、军中一人一天只吃一斤、也没有一粒米被浪费，那么一天下来，依然要消耗掉几十万斤。问题是，谁说运粮队和押运官兵不吃饭了？……如此计算下来，要是战争持续一个月，这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斤粮食，又该怎么弄？要是战争持续了不止一个月、两个月，那……真是得靠搜刮地皮了……

　　金军从发迹起，就是一支抢掠型的军队，“平时无养兵之费，行军无馈运之苦”，简便易行，“每出疆，不以远近，人持一月粮。将战，各以所负米造饭而食，食罢而出”。这样一支军队，如果打不了胜仗就立刻就要饿肚子，甚至完全解体，那么它拥有着强悍的战斗力，也就绝非偶然了。

　　但是，不需要后勤系统的代价也不小，无法远战、无法久战是最要命的缺陷，比如当年与大辽交手时，金太祖亲自率兵攻克辽上京后，本打算乘胜追击，就是因为军粮已绝而怅然作罢。后来，金军已经开始逐渐进化出了自己的后勤系统，但仍远不能满足要求，比如后来，饶是四处抢掠，在攻破北宋都城之前，城内的大宋军民固然是人心惶惶，而城外的金军也几乎到了断粮的关头。

　　三十多年后的这次南伐，虽说目标是江南鱼米之乡，但那毕竟是目标，不是已经占据的根据地；在此以前，粮草还得靠自己多方筹措，后勤系统的压力还是极为巨大的。

　　——以上所有这些，只是泛泛介绍为了装备一个骑兵，所涉及的各方面要付出的代价。

　　但是我们知道，金军里可不光是骑兵，还有步兵甚至炮兵；不光用弓箭，还要用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不仅要装备纯粹的冷兵器，还要装备两梢、三梢、五梢、七梢、旋风、虎蹲、撒星等等火炮；不仅冷热兵器都要趁手，为攻城还要额外准备工程器械，如火梯、云梯、偏桥、撞竿、鹅车、洞子等等；不仅要在陆地上来去自如，还要在河道和近海与对手死磕，因此必须有水军、有战船、船上依然要装备冷热兵器……

　　一样都不能少，样样还都要得那么多、那么急——如此这般的物资筹备过程，真是能活活愁死人！

　　当然了，南伐所需要的一切物资，都不可能从漂亮的中都宫殿里自动生长出来，它们只能是从民间获得。于是，在这个极速“强军”的过程中，剧烈的“扰民”行为简直是顺理成章地随之而生。

　　如前文所述，重修南京宫室这个超大型工程，此时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一边是尽起天下民夫，一边是对剩下的百姓敲骨吸髓，桩桩人间惨祸也就无可避免了：

　　——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无不被害者。

　　箭翎来自禽鸟，价格暴涨到如此离谱程度的原因必定是供远远小于求；一方面说明了所需箭矢数量之多、之急，另一方面，也反过来映衬出了无力完成任务的百姓的绝望。村庄中，牛是主要畜力，担负着生产的重要任务，如果不是在极为强大的压力下，村民是断然不舍得把这么贵重的生产工具宰杀掉的——来年怎么办？至于乌鸦、喜鹊、狗和猪们的遇害，显然也是在官方对箭翎、毛皮和食物等方面的迫切追索情况下才会发生的；

　　——所造手刀各样长出鞘，亦甚艰难。

　　大金自己的“兵器工业部”，也就是“军器监”，是后世金章宗时代才设立的。在完颜亮的时代，还是由各州的军器库、作院各自来完成的，其中的生产工人，主要成分应该是囚犯。他们生产出的刀、鞘无法配合，说明粗制滥造和不精心的现象不在少数，而这些现象，反过来也是对好不容易筹措来的物资材料的巨大浪费；

　　——诸路调马，以户口为差，计五十六万余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户自养饲以俟。

　　如前面所说，一共调集了56万匹马。可是这马是怎么来的？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地域官民，“以户口为差”征集来的，最多的人家甚至被征集了60匹，而且，马被征集后虽然官方出草料，但还得自己养着，等于是百姓为官府当上了义务的弼马温，还不敢把马给养死了；

　　——并旧籍民马，其在东者给西军，其在西者给东军，东西交相往来，昼夜络绎不绝，死者狼藉于道。其亡失者多，官吏惧罪或自杀。所过蹂践民田，调发牵马夫役。

　　胡乱制定的骡马调拨计划，必然会造成巨大损失，而这一切是在严重缺马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从“官吏惧罪或自杀”一句我们不难想到，如果官吏自己都会被逼得活不下去了，那么他们手下的老百姓，之前、之中、之后又会遭到多少罪苦呢？别的不说，路过的骡马队踩了自己的农田，不仅不管赔，反过来还要把自己抓去当差牵马……；

　　——禁中都、河北、山东、河南、河东、京兆军民纲捕禽兽及畜养雕隼者。

　　禁止捕捉，当然是因为这个风气太盛了。那么，风气为什么会盛？当然就是因为民间家养的动物不够数。说白了，如果捕杀野生动物也能蔚然成风的话，无论是为了果腹还是交差，都已经足够说明当时百姓的苛苦了；好好的过日子，又不是家家祖传猎户，谁乐意去干这些啊？至于不准私自养雕和隼，估计也是因为这猛禽养起来消耗太多吧；

　　——内地诸猛安赴山后牧马，俟秋并发。

　　各猛安的百姓拋家别业、背井离乡去专职养马，而且到了秋天还要再次被征发，那又会是个什么感觉？

　　——造战船于通州。

　　通州离中都不远，但是离大海可就有距离了，足足隔了140公里。但是，战船造好后必须通过海路下江南，总不能在船底下安轱辘，临时改汽车吧？于是，

　　——起山东民夫开河、担水、挽舟，自通州入定林口二百八十里，人人称冤，道路嗟叹。

　　在这140公里的陆地上，要活活开凿出一条运河来，本身就是个繁重的工程了；更令人无言的是，它与京杭大运河不同，河里的水并非来自大江大河，而是民夫用肩膀一桶桶地挑来的！这么个搞法，谁能不觉得冤、不嗟叹才是天下怪事——你干嘛不在淮河边上或者山东海边直接造船呢？！

　　——造战舰江上，毁民庐舍以为材，煮死人膏以为油，殚民力如马牛，费财用如土苴。

　　江边其实也在造船，但是人祸更加惨烈：毫不手软地拆掉老百姓唯一遮风挡雨的陋房，图的就是那几块木头；煮死人的尸体得到油膏，以便敷在木头船体或布匹上防止漏水……

　　如此等等，堪称人心丧尽！

　　那么，这些战备工作，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威压强令下的各级虎狼官吏所为，虽然是恶政，却并非完颜亮本人的意思呢？

　　回答这个问题倒也不难，因为正好有个现成的例子。

　　完颜亮曾经诏谕河南州县，在这些地方存储的大米不能用来干别的，必须等待大军到来充作军粮。但是，征马的命令下达之后，从河南州县地面上往来经过的调拨骡马络绎不绝。这么多大牲口又不是石头，总得给点吃的吧？可是，当地已经没有余粮了。

　　面对费力征来的骡马，地方官员的脑袋都大了：给库存粮食吧，那是皇帝亲自说过不能动的，打死也不敢；不给粮食吧，骡马在自己地面上饿死太多，一样是要问罪的。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有关部门上奏请示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完颜亮的回答是：这些地方近年来民间的储蓄积存还多着呢，今年又是满地庄稼，骡子啊马啊的，可以就便在路边田地里吃嘛。就算（庄稼被啃光导致）明年绝收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比起一统天下的宏伟理想，些许小民活不下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完颜亮的“战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