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话说党国政府一九二七 -- 序言 -- 禅人
家园 【原创】一、党国政府要搬家（3） 就在西山会议老右派们在上海另立中央的时候，广州的亲密战友蒋汪之间也出了内讧。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有一只船在黄埔岛边兜来兜去，汽笛一响闹出个“中山舰事件”。这件故事，共版说是老蒋有计划有预谋制造的反共阴谋，国版说是汪精卫勾结共产国际和中共阴谋绑架老蒋去苏俄，汪版说则是老蒋设计阴谋反汪篡党夺权。各方都指着对方的鼻子称阴谋家，自己才是受害人，似乎一笔糊涂账。
现在大陆史学界比较认同的研究结果是，中山舰事件应属事发偶然而结果必然。所谓事发偶然，是指事情的起因，中共和俄国顾问纯属无辜，汪精卫那几天糖尿病发作在家休养，对此也一无所知，而蒋介石尼，也并非如大陆以前官版说法是蓄意调用中山舰搞事，他起先对调动军舰一事也并不知情，所以才认为李之龙假传圣旨，并进而疑神疑鬼认定汪某人与俄国人和中共要联手谋害他，以致反应过度。既然各方事先都无蓄谋，怎的结果闹成如此大的一桩历史公案尼？小人物不经意的差错有时也会创造历史，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吧。
三月十八日这天，有一艘商船在珠江口遭遇海盗洗劫，逃到黄埔岛附近请求保护。黄埔军校本身没有兵舰，便电话通知广州市内的办事处，商请海军局调船，办事人员几番辗转传话，传来传去，七里搞了八里鞋子穿在了袜里，最后变成奉蒋校长之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于是海军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遵命调用了中山舰。三月十九日早上中山舰正开往黄埔，巧不巧的，来访的俄国考察团那天想要参观军舰，李之龙就电话请示蒋介石，问是不是把中山舰开回市内去，而汪精卫此间接连打了两三次电话，问身在市内的蒋介石回不回黄埔。于是蒋校长就犯开疑心病啦：既然没有我的命令，中山舰已经去了黄埔，开回来又为啥要来问我尼？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要开回来省，这究竟来给搞索东西尼？阿是要把我蒋某人骗上船绑架到苏俄去尼？忖忖来忖忖去，结果老蒋在日记里断言，是汪精卫与俄国顾问和中共在串谋：“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
前面说到，那时蒋介石还不时找汪主席吃吃老酒谈谈心有商有量，关系还算热乎的，怎么会产生这样严重的怀疑尼？也是有前因的。苏联派来广州的顾问，原本是加伦和鲍罗廷，这段时间他们与蒋介石处得还不错，加伦将军策划北伐计划，蒋介石也很起劲地参与其中，还在国民党二大上做军事报告力主北伐。但是加伦和鲍罗廷先后在二五年下半年和二六年初奉调回国，接任的顾问季山嘉与蒋不大咬弦，一来就对积极鼓吹北伐的蒋介石大泼冷水，还有意插手被蒋视为自己嫡系势力范围的第一军，并出言讥讽，要老蒋考虑离开广东弄几船兵到北方去开练，气得老蒋脚痛胸闷，在日记里大骂俄国人出尔反尔，产生“苏俄友人疑忌侮慢防范欺弄”的恶感，而汪精卫则与季山嘉过从甚密，似有疏远蒋的苗头，事不过三，广州这时又陆续出现了反蒋的传单和刺蒋的流言，于是蒋介石这段时间心情极度紧张担惊，他自己在日记里承认“忧患疑惧已极”。他欲试探汪精卫究竟对他什么态度，便提出想短期赴俄休养。汪精卫起初还有慰留之意，后来被他说烦了，过了几天居然暗示他离开也好，蒋介石大失所望，放出去莫斯科的的风声原是为刺探汪精卫对他的支持是否有变，汪这样的表态，蒋介石疑心他已经与季山嘉坑壑一气，不再对他全力支持，说不定也暗中参与了对付他的阴谋。于是人家老蒋感觉心灵很受伤很受伤，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作内心十分痛苦状：“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于佛入地狱耶？”隔日，李之龙根据那个乌龙指令糊里糊涂把中山舰在广州和黄埔之间调来调去，几乎陷入被迫害强迫症的蒋介石几下里胡猜乱推理，终于疑心病发作而怒发冲冠，一门心思把账算到汪精卫头上，认为是汪兆铭见他势力日益强大，想伙同季山嘉和中共借刀杀人，把他绑架去苏俄，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故决回东山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
蒋介石“以救党国”的举措，是突然袭击占领中山舰，逮捕李之龙，并把卫戍广州的第一军第二师里的各级中共党代表统统软禁起来，还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枪枝弹药。当天消息传到汪公馆，把病中的汪精卫气得眼冒金星一头栽倒在床上，他对前来报信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愤慨地说道：“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我在党内有我的历史地位，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得掉的！”谭延闿安慰他说，蒋介石这人平时就有点神经兮兮，谭表示愿意和朱培德一起去找蒋介石谈一谈再说。
蒋介石这场神经兮兮的行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大半天过后，他发觉假想中的“对手”中共和俄国人居然束手就擒毫无防范，不大像有预谋的样子，意识到自己如此激烈的反应实在是神经过敏了，便撤销了戒严、软禁，搜缴的武器也发还了。据说何香凝在事发当天曾经当面斥责蒋介石，如此大动干戈是不是在发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介石一时情绪失控竟像孩子般趴在写字台上哭了起来。事后他到处灭火，对俄国人再三解释道歉，回到黄埔军校向学生讲话时，表示“绝不承认三月十八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轻描淡写地把此事说成是一场已经平息了的误会，要大家亲爱精诚，共泯猜疑。
有资料说事件期间在第一军任副党代表的周恩来也曾一度被软禁，这点似与史实不符，事发后，周恩来即先后到造币厂和汪公馆找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进行交涉，除了见蒋时他的警卫曾被缴械外，周恩来的行动并未受到限制。据陈公博说，周恩来到汪公馆与他谈话时，态度克制，只声明共产党没有谋反事实，希望和平调停冲突。
莫名其妙吃了老蒋一闷棍，不管他是蓄意还是误会，中共内部不可能没有愤怒和反弹，毛泽东、陈延年等人都主张应采取行动进行反击，但是中央很快来电，指示不要把老蒋向右推，后来调停的结果，是以中共接受蒋介石的主张，接受整理党务案，中共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而委屈妥协。右倾投降主义，这顶高帽子历来都是由陈独秀顶着，陈独秀固然有其该承担的责任，可事实上陈独秀即使想要对此有所作为或不作为，又岂是他能说了算的尼？当时的中共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能有多少自主权，还不得看俄国人的脸色行事，在某种程度上，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也是部分为共产国际的决定背了黑锅。莫斯科认为蒋介石还有利用价值，于是压下了中共内部的反弹声浪，也责备广州的俄国顾问轻举妄动，指示他们要继续与蒋介石搞好合作关系，准备北伐，还痛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把与蒋不对付的季山嘉等人调回莫斯科，又把鲍罗廷派了回来。
俄国人让步，中共妥协，蒋介石歪打正着居然赢了一把，把本来想发脾气的汪精卫搞得没脾气，原先对蒋介石发动事变不以为然的几个军长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等人，也对蒋殷勤起来，以致老蒋很不屑地在日记里嘀嘀咕咕：“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甚速耶？”
蒋介石出乎意料地迅速搞定中共，还得到了俄国人的支持，汪精卫自知将成空头司令，想着没趣，自己先打包卷铺盖，事件结束三天后，他就避不见人，不久即以养病为名负气出洋，与胡汉民一样，很郁闷地到欧洲看风景去了。临走之前，汪精卫对前去看他的毛泽东的秘书后来的大作家茅盾苦笑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毛泽东也要走了，此前他以病假为名回老家湖南考察农会兄弟们蹦地主小姐的牙床，刚销假回到广州不到仨礼拜就碰上了中山舰事件。他的代理宣传部长，原本是代理的汪精卫，汪才是正宗国民党宣传部长，由于汪主席日理万机分身乏术，这才挑了润之先生暂作替身，现在后本尊部长负气出洋，毛泽东这部长也代理不下去了，自动走人。
中山舰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假如中间没有那些个差错偶然，国共还会不会出类似的事件尼？答案恐怕还是肯定的，只不过时间问题罢了。
国共的摩擦矛盾，即使在双方合作的蜜月期间，已经是接连不断。国民党内对中共参与合作动机的质疑之声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前有反对容共的老老右冯自由们，在孙中山病重期间组织“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闹着要驱共；后有西山会议派新右派们闹分裂另立中央；中间还夹了个党国理论家戴季陶，发了一帖《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又发一帖《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到处广播 “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 主张建立纯粹的三民主义，并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哲学只会导致流血和仇恨，只有中庸温和的三民主义才是合作共信的基础，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戴季陶历来是个国民党反动派理论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反动理论家也曾经着迷过《共产党宣言》，而这本《共产党宣言》最早还是由戴季陶张罗请陈望道翻译引入中国的，只不过他的论坛《星期评论》不幸被封掉了，陈望道的译稿才发在了陈独秀的《新青年》论坛上。戴季陶的高论遭到了他五四时期的老朋友共产理论家陈独秀的批判，并引致中共的抗议，在国共合作大局的考量下，党国中央只好暂时关掉老戴不合时宜的大喇叭，发的帖子全部删除（回收小册子销毁），但是戴季陶所宣传的“戴季陶主义”影响不小，很是得到党内反感共产人士的认同，孙文主义学会就是一个产物，众人总结学习体会是，要“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在广州，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也与中共控制的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闹得不可开交，一九二五年十月，两派学生还在东征集会上抢话筒，两边的头头李之龙、贺衷寒首先打出了鼻血，引发台下双方群殴，进而拔枪向相。而中共方面，在广州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舆论话语权，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和《国民新闻》实际上都是由中共人员在操作，他们在党国报纸上公开批评党国的政策和领袖，在黄埔军校也建立秘密党组织暗中发展党员，这些都被国民党右派指为合作动机不纯挖党国墙角的例证。说到底，国共合作，毕竟国有国的企图，共有共的动机，你建你的党国，我长我的势力，各自的理想和主义，不是喊喊“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就能够浑炒出国共一家亲来的，当双方由理论口水战发展到桌面下你踢我一腿我踩你一脚，就象火药桶，底下有两把火同时在烧烤，不是不爆，火候未到，界点一到，双方的争斗冲突，便不是用共同“合作完成国民革命”的美丽大锅盖能够永远捂下去的。所以，即使没有中山舰的“三二O”，迟早也会爆发别的数字事件，这就是所谓的结果必然吧。不是吗？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些中学考历史时曾经倍感头痛的数字，比如四一二，比如五二一，比如七一五，比如……嗯，慢慢再聊。
(待续)
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我也觉得四一二是早晚的事情 或者说国共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除了列强干涉这个外因，单看内因，
上面的帖子我敲错了一个数字，
26年9月刊物上公开发表过对江苏一些县的调查结果，各县均有54%-85%的农民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高利贷，无法翻身。按照这个比例和耕地情况估计，当时全中国4亿人，3亿2千万农民，有2亿6千万以上的农民被卷入高利贷。最后的那个2亿6千万应该是2亿2千6百万。还好无伤大雅。
家园 的确，民不聊生是一个内因 当时的情况，用一句笑话来说：“什么都不缺，就缺陈胜吴广了。”出于这种状态下的底层是很容易被煽发起狂潮的，如何面对，这就是毛泽东所出的多项选择题:支持，批评，反对。既然支持与反对两方不可妥协，于是流血就不可避免了。
家园 仔细看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做出的决定 着重看最后一段中用蓝字标明的字句
同时，请注意中共四大于1925年召开。此时，中山舰事件，412事件，均未发生。
（１）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
（２）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
（３）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
（４）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５）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拥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６）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家园 是为国共合作而加入国民党。 不是化为国民党。
合作不是不能有斗争。
（１） 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
（２）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
（３）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
（４）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５）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拥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６）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家园 禅人兄如何看待梁启超在1927年对中国社会的描述？ 梁启超在1927年写的《与令娴女士等书》外链出处中曾对当时的国共两党以及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有过一些评论，跟你写的一九二七正好是同一个时间段的事情。如果当时的社会状态真象梁老先生描述的那样，是混乱无序，不是一种解放；如果梁老先生自己当时真是最没有党见的人，真的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那么, 国民党内一帮有志指点江山的人在那个时段从左派变成右派，似乎也是一种必然潮流。
家园 梁启超所描述的情况，在当时 就是对农民运动“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的争论了。
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我不知道梁启超是否属于如他自称的“最没有党见的人”，但是他接触的信息，应多来自上述受到农会迫害逃往城里的长袍马褂党吧。
看看下面这一段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如何选择，还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国民党与共产党选择的不同，注定两者的分道扬镳，而两种选择似乎不可调和，则注定双方不得不刀兵相见。
以上引文均出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梁启超的文章对比着看，很有意思。此文发表时间早于梁启超文章发表前两个月，也正是四一二之前的一个月。所以我说，四一二、五二一、七一五，不过引爆时间先后的问题，结果必然。
家园 俺觉得，在当时那个社会状态下，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你提到的农村里的农会和城市里的工人纠察队。梁老先生称他们是无业阶级，如果中国真的是一个阶级社会。从这些“无业阶级”的指导理论，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后果看，俺想到了那首很著名的歌：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俺也联想到了文革中的红卫兵，组织民众开批斗大会，整得整个社会人情激愤，社会各阶层相互对立，好热闹。当然，其结果自然会象梁老先生说的那样，“有业阶级”没法子搞生产，大家伙一起饿肚子。
另一个是你没有谈到的反苏俄情绪。在那个年代，梁老先生的反苏俄立场是否已经在社会上的“多余人”中形成了一种共识，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脱苏”。比如说，在那一年，北方政府不顾国际社会惯例，查抄了苏俄使馆领地；南方政府更狠，捣毁了苏俄领事管，还让苏俄流了人的血。这种对苏俄的仇恨，确实跟苏俄在中国的消费不相称。
家园 这个梁启超还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一个是你提到的农村里的农会和城市里的工人纠察队。梁老先生称他们是无业阶级，如果中国真的是一个阶级社会。从这些“无业阶级”的指导理论，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后果看，俺想到了那首很著名的歌：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俺也联想到了文革中的红卫兵，组织民众开批斗大会，整得整个社会人情激愤，社会各阶层相互对立，好热闹。当然，其结果自然会象梁老先生说的那样，“有业阶级”没法子搞生产，大家伙一起饿肚子。”
农会运动、土改与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根本上不是一回事。
农运和土改虽然也有暴力的成分，但本质上一种经济制度上的变革，运动目的是推翻旧有的封建制度而建立新的土地生产方式。而其中打倒地主只不过是发动群众的一种形式罢了。实际上庞大的“无业阶级”的形成就已经说明了原有制度是不合理，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了。
而文革暴力的目的根本不在于经济上，而在于政治、文化，甚至一部分人的野心。这才会造成“有业阶级”没法子搞生产，大家伙一起饿肚子。
家园 你倒因为果了 不是谁煽动了阶级才对立,应当说是本来就是矛盾激化在那里,为什么有那么多无业者,就是问题关键.你觉得文革与26年根本不可比的两码事,
家园 你的意思是孙中山要是不死，以后他也会清党？ 说到底，国共合作，毕竟国有国的企图，共有共的动机，你建你的党国，我长我的势力，各自的理想和主义，不是喊喊“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就能够浑炒出国共一家亲来的，当双方由理论口水战发展到桌面下你踢我一腿我踩你一脚，就象火药桶，底下有两把火同时在烧烤，不是不爆，火候未到，界点一到，双方的争斗冲突，便不是用共同“合作完成国民革命”的美丽大锅盖能够永远捂下去的。所以，即使没有中山舰的“三二O”，迟早也会爆发别的数字事件，这就是所谓的结果必然吧。家园 这又是一个what if 的问题，我不假设历史 这里讨论的是当初也与老老右们论战斗争过的一批曾经的左派们，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他们都曾经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国共矛盾冲突的升温，他们后来一个接一个排着队向右转了，应该不是个别偶然的吧。在他们看来，当国共合作由对党国有利转而弊大于利，分手是迟早的事。只是分手将以那样一种惨烈的形式，可能对双方都是始料未及的吧。
至于您那个what if的问题，因为孙中山死得早，我们无从讨论如果他不死会如何。不过有个当时美国驻华记者后来写过一本书，透露孙中山死前，已经开始与北京英美使馆方面秘密接触，表示对俄国人作为的某种忧虑。他死在一个good timing ？谁知道。历史没有如果。
楼下有朋友问，如果汪精卫与廖仲恺一起遇刺，其历史地位会如何？我也是同样的答复，历史没有如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