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上）——代王外马甲兄贴大作 -- 花大饼

1937年4月底，专使行署离开西宁前往玉树。

这时候，青马对红军西路军的清剿已告结束，马彪的“青南警备旅”陆续返回驻地，行署的人马正好与他们同行。

在路上，军官们说起河西战场上的事情。

按青马骑兵的说法，进入2月份以后，西路军的主力已北打垮、败局已定。红军既不熟悉地形、也不了解气候，他们的衣装单薄，在寒冷的荒原里，不烤火取暖就会被冻死，而只要一生火、青马部队就能顺着烟雾追踪过去。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南方步兵根本无法抵抗北方骑兵的冲击，全军覆没只是早晚的事情。

被包围的红军若想不当俘虏，只有选择自杀。有一片小山坡，坡上只有四棵树，却有三十多个红军战士吊死在那里，树下全是摔烂的步枪零件、树干上留下了四个大字——“至死不服！”

那悲壮的场面，就连久经沙场的青马老兵也感到震惊。

“青南警备旅”的军官愿意吹，蔡智明他们也愿意听，可新任“护送专使”赵守钰却很不高兴，泼冷水说：“红军并未袭扰青海，马子香草率用兵，大可不必”，还说“外敌当前，身为军人却忙于内乱，毫无光荣可言……”

赵守钰是个“少将加中将衔”的老军人，曾经是西北军的军长，还当过西安警备司令和郑州警备司令。别看现在不带兵，可资格却很老，他当骑兵师长的时候，马步青是他手下的旅长、马步芳还只是个团长。所以马彪的部下虽然被讥讽了几句，却也拿这个“护送专使”没办法。

蔡智明并不知道，赵守钰此前已经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

赵专使的秘书吴波是中共地下党员（曾任财政部长），专使行署的办事员张文彬（红三军团保卫局长，44年牺牲）、刘秉琳（曾任山东省副省长）也是共产党的干部。赵守钰把他们留在西宁，利用行署的名义开展活动，并最终促成了张琴秋、王定国、徐立清（开国中将）、黄鹄显（开国少将）等红军干部的获释。

5月10日，大队人马渡过了黄河。

黄河以南是所谓的“安多地区”，这里虽然仍属于青海的省治，但就风俗人情而言，却已是另一个世界了。

民国时期，习惯上把藏族民众分为几类：西藏的叫“藏人”、西康的叫“康人”，安多地区的藏民叫“番人”。

当时，拉萨是西藏的权力中心，“藏人”普遍听从噶厦府的指挥；在西康，经过赵尔丰（清末四川总督，人称“赵屠夫”）的几次镇压，“康人”已经比较遵守内地的法治。而惟独“安多地区”没有集中的权力系统，“番人”既不服从西藏的领导、也不接受内地的指派，显得特立独行。

掌握“安多”统治权的是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土官头人），他们奉行的是松赞干布的“吐番十六条”（也就是唐朝时候的法律），这里的司法机关是当地的寺院。

喇嘛担任法官，断案的办法也很特别——他们弄不清真伪的时候，就叫诉讼人在油锅里捞东西——也就是说，打官司必须不怕疼，谁敢把手伸进滚烫的热油中，谁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样一来，官司的结果当然是怕痛的一方认输。

如此断案是否科学暂且不论，却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案件的发生。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很少去麻烦喇嘛法官，大家遇到纠纷就掏出武器、互相打几枪或者捅几刀子，自己解决问题。

在安多，杀人可以不偿命，只要依据对方的身份高低、或多或少地补偿一些财物就算完事了，这叫做赔“命价”。当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付得起“命价”的，绝大多数的藏民十分贫穷，连自己的命都养不活，哪里还有闲钱买别人的命。这种“花钱买命”的办法只是对部落首领和庄园主比较有利，因为下等人的“命价”还不如一头牦牛，对富人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藏区的贫富差距非常大。有钱人居住在楼房里，领主的庄园里有城堡、寺院的装潢更是金壁辉煌。僧俗官员穿着丝绸衣服和貂皮长袍，拥有大量的金器和铜器。而普通藏民穿着光板的羊皮袄，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住的是牛毛毡房，屋里和屋外一样湿；晚上裹着羊皮袄、躺在地上睡觉，患风湿病的人特别多。

当地的生产条件十分落后，耕地的耙子是木制的、锄头是石制的，很少使用铁制的农具。医疗条件也十分简陋，主要依靠喇嘛的法术治病救人。

在“番人”的观念中，藏区是观音菩萨的地盘，内地是文殊菩萨的地盘，如果观音派来的喇嘛治不好病，就只好找文殊派来的汉人想办法。所以，他们看见行署的人马开过来，就立刻围着蔡智明他们讨要药品。

蔡智明根本不会看病，青马的军官们也不会，可大家早有准备：藏民的毛病左不过是风湿痛，军队的药箱里有的是镇痛剂，见到病人就给几粒。藏民们吃下去立竿见影，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于是高兴地称内地军人们为“金珠玛米”，意思是“文殊菩萨的兵”。

既然是“金珠玛米”，就可以到部落里面参观参观。让蔡智明比较惊奇的是，“番人”们丢了牦牛就暴跳如雷，而老婆跑了却无所谓。这里的婚姻很自由、离异更自由，妻子不想和丈夫过了，抱起嫁妆就走，当事人不介意、旁人也不干涉，谁也管不着。

有的家庭没有固定的男主人，似丈夫不是丈夫的人物来来往往，好象一妻多夫制一样。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正牌的丈夫”当喇嘛去了，家里只留下女人养育子女。

藏区的男人特别喜欢当喇嘛。对此，蔡智明一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首先是因为宗教的传统。当初，松赞干布娶了两个老婆，一个文成公主、一个尼泊尔公主，可巧这两位公主都是信佛的，成天“唵嘛呢叭咪吽”，搞得松赞干布也成了虔诚的教徒，于是，佛教就渐渐成为了藏区的传统文化。

其次是“羁糜政策”的影响。西藏地处边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只好利用宗教势力来维护统治，西域喇嘛得到的封号和权力是内地的和尚道士们根本无法企及的。历代政权的特殊支持，使得喇嘛们有可能实施政教合一的管理，而藏传佛教在政治上的巨大利益，又增强了宗教在当地的号召力。

另外，藏区的地域封闭，文化发育比周边的云南、四川和新疆晚了许多，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再加上青藏高原的地形独特、气象复杂，变幻多端的山川河流、风云雷电把大家搞得莫名其妙，因此对自然界的力量十分畏惧，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形成了顺从宗教的精神压力。

但是，当地人愿意当喇嘛，最大的因素还是经济上的需求。

青藏高原，仿佛仙境一般的地方。但其实那些“圣洁”的雪山并不适合人类生存，那些壮观的神庙除了能证明僧侣的财富、并不能证明道德的崇高。

走进藏区，立刻能感受到寺院的辉煌与人民的贫困之间的巨大反差。

西陲地高气寒、物产稀少，经济生产以农牧业为主。农业的可耕地仅限于低谷地带，面积不大、粮食产量很低；牧业以游牧为主，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效益难以提高。可是，在这样经济落后的地方，资产却高度集中，藏区有限的财产几乎完全控制在寺院僧官和世俗贵族的手里。老百姓除了向“头人”和寺院义务提供差役，还要承担各种法事的费用，既没有财产的积蓄、也没有人身的保障。

在藏区，平民若想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最普遍的选择是出家当喇嘛。因为即便是最底层的僧侣，至少也能吃上青稞饭，比普通人的处境要好一些。

藏区的寺院拥有土地、草场、森林、甚至城镇村落，既经营农牧业也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寺院的财产当然掌握在高级僧官的手里，但底层的喇嘛毕竟能够通过刻苦的劳作，求得一份温饱——这是个愿打愿挨的过程，平民依靠这样的“善举”受到了寺院的庇护，寺院也因此获得廉价劳动力，扩大了政治和经济的势力。

不可否认，也有人是因为信仰而穿上袈裟的。但总的来看，藏族的贵族子弟出家为僧的并不多（除非是当活佛），甚至大活佛自己的亲属也很少当喇嘛，他们大多担任与寺院有关的管理工作，在寺院的帮助下形成世俗的特权阶层。所以说，藏区的僧侣集团和贵族群体，在根子上是联为一体的。

当然，也有不把寺院当回事的人物，那是草地上的强盗。

贫寒出身的“安多”男子是不大可能被选中当活佛的，如果不愿意入寺为僧、又想要出人头地，就只有尚武逞强、做个外出抢劫的英雄好汉。

盗亦有盗，强盗也有自己的规矩。他们连过路的喇嘛都敢抢，却绝不伤害本部落的人，所以好汉们不“工作”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乡过得体面悠闲，就象凯旋的战士一样。

春暖雪融、道路畅通，这是商旅马帮上路的季节，也是强盗们开工的时候。豪强们腰里横着藏刀、胯下骑着骏马、肩头扛着“两股叉”的快枪，这“两股叉”是绑在枪管上两根木棍，射击的时候可以放下来当支架，十分方便适用。劫匪出动总是成群结队的，少则十几人、多则近百人，他们在广袤的草地上游弋，发现力量薄弱的商队就进行袭击。

为了抵御盗贼，各路商人也集结成庞大的马队，行商们荷枪实弹、快马利刃，浑身的打扮也和强盗差不多。商队的首领通常是势力最大的马帮头子，权威很高，所有依附马帮行走的商人都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否则就会受到“下帐篷”的处罚。在草地上被“下了帐篷”赶出队伍，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那是谁也不敢尝试的，所以马帮的纪律丝毫不比任何一支军队逊色。

商队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通译”，这个“通译”倒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加通晓方言，但他的人缘好、人头熟。在草地上行走，迎面遇上另一支队伍，大家立刻靠左集结、持枪戒备，对方是商是匪？要靠“通译”去交涉（其实即便是商队，如果力量过于悬殊，本来不准备抢劫的也说不定会临时抢劫一把）。老资格的“通译”经常能在对方的队伍中找到自己的朋友，几个人把手言欢一番，化干戈为玉帛，原本是强盗的也有可能临时改行，充当保镖了。

专使行署和青马骑兵一起行军，一路上没人敢惹硬茬子。蔡智明不禁觉得有点遗憾，他倒是很愿意见识一下强盗打劫的火暴场面。

强盗没见到，却看见两个洋人在雪山草地间游走，一副从容自在的样子，完全没有紧张畏惧的神态。据说这俩人是英国的传教士，在安多住了好几年，他们与各部落的土官都有交情，虽然是外国人、反而比中国人更有办法，甚至就连强盗也不来招惹他们。

这情形让行署的官员们十分感慨，赵守钰更是气愤地说：“比起英国人的积极，我们的地方官员简直是在尸位素餐！”

37年6月10日，专使行署到达玉树。蔡智明又回到仪仗队，和他的伙伴们聚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