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上）——代王外马甲兄贴大作 -- 花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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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在“龙西寺”闭关修炼，蔡智明在结古镇东游西逛，专使行署的官员们则在等待与西藏谈判的结果。

拉萨方面提出：“蒙藏委员会”的藏事处长罗桑坚赞是班禅的属下（罗桑坚赞原为九世班禅的堪布），不愿意以他为谈判对手——南京政府随即调整人事：由吴忠信（安徽人，时任贵州省主席）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孔庆宗任藏事处长。

拉萨发来电文。抬头“汉政府”、落款“藏政府”，开口“西藏乃大悲观音教化之领域，佛法昌明、系于白昼”，闭口“汉政府五族同一法规，我僧众无法承认”，还说“西藏政教，与汉政府无涉。最好将通行汉藏语文之地及人民，悉数交与藏政府管理，如是则顾全佛法……”

这些话，其他人都看不下去，而孔庆宗处长却不反驳。

新上任的孔处长是四川长寿人，北大毕业、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博士、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有名的好好先生。因为前任“蒙藏委员长”（黄慕松）和藏事处长是得罪了拉萨被撤职的，所以他拿定主意，决不和西藏的噶伦吵架。

拉萨当局对自己的定位很奇特。他们认为西藏与内地是“檀越关系”，自己是菩萨、内地是施主，施主只能够努力供奉佛爷争取光荣、却不允许冒犯神界的权威——这真是喇嘛的思维方式。

拉萨的代表号召南京政府向满清皇帝和蒙古王爷学习，“尊崇佛教、信仰达赖之心不变，以盛大之意顾念西藏”，要把西藏当做“圣地”看待。更有甚者，他们以仪仗队的问题要挟青海、西康的驻军，提出“东北青藏为佛教之地，西宁不得派兵威胁；藏川交界处（西康），汉人不得派兵设官……”

对此，南京的孔庆宗处长仍然哼哼哈哈。可是，玉树的赵守钰专使和高长柱参军却按捺不住了。俩人丘八脾气发作，当即回复电文：

“噶伦言必称西藏为佛国，但外界皆知拉萨有三多，即喇嘛多、乞丐多、野犬多是也，盖为西藏政府苛捐人民所演成。

西藏之无告贫民鹄立街市，鸠形菜色、悲惨可怜。而今中央提倡五族共和、僧俗一体待遇，何其磊落光明！

满清既已灭亡，溥仪伪政权实为日本人压迫所致。民国旗下，满蒙无不服从中央命令。惜外蒙受人牢笼、堕入地狱，而今外蒙之佛教安在？贵族安在？喇嘛安在？谁为佛教保护者、谁为王公贵族保护者，明眼人不难知之。

应请拉萨首先承认者，中藏是否一家？如为一家，则问题不难解决；如非一家，则康、青军队之击藏军，直击外国耳！”

此通电文一出，拉萨的噶伦立刻不那么罗嗦了。

西藏当局心里明白：溥仪皇帝做不了主，满洲国没打算请活佛去当大法师；外蒙受苏联控制，昔日的王公贵族、活佛喇嘛被抓的抓、杀的杀，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也知道，英国人更不在乎佛教，八个达赖大活佛也不是一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对手。相对而言，南京政府是对他们最客气的。

当时的拉萨政权，地位最高的“摄政王”（僧）是从二品官（达赖是正二品）；其次是“司伦”（俗），正三品，总领藏区行政、有点总理大臣的意思；“司伦”下面还有四个“噶伦”，一僧三俗（僧为“首席”），从三品，既象副总理又象是部长。

37年，西藏的这一帮二品官和三品官，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有的是“拉让巴格西”（喇嘛教最高学位）、有的是印度留学生、还有英国的博士。虽然有学问，却没有多少执政经验，卤莽冲动，彼此之间也不团结。

这时候，西藏的政治势力分为三派——亲英派、亲汉派和维持派。

“亲英派”是从英国和印度回来的留学生，支持者是藏军的军官。这帮人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电灯厂、造币厂和兵工厂，引进工业、训练军队，政治上主张“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而且还要求将藏区的边界扩展到青海和川边。

“亲汉派”大多是僧官，拉萨三大寺的“堪布”是其中坚力量。这伙喇嘛畏惧英国传教士的力量，担心“洋教”的渗透会动摇寺院的权威，所以主张接受内地的扶持、恢复旧有的从属关系、维护藏教的传统势力。

噶厦府的执政官员大多属于“维持派”。领袖人物是“司伦”贡嘎旺秋，他是十三世达赖的大哥的儿子，当时32岁。

西藏的政治采取贵族专政，高级僧俗官员（包括军官）全部出自一百七十五个“世家”（成为“世家”的途径，一是有功劳的土司，二是大活佛的亲属）。世家子弟长成之后，选僧得称“资仲”、选俗得称“仲科”，而各级官员必须从“资仲”和“仲科”中产生。平民若想“跳龙门”，除非被选中当活佛，否则不大可能。

当其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贵族已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鉴于此，西藏的“世家”就很不愿意接受英国式的“民主”；同时，他们也担心内地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特权。所以，当权的世家子弟们普遍希望维持现状，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利用两边的矛盾保护自身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噶厦政府的政策首鼠两端。如果内地软弱，他们就嚣张，如果中央的态度强硬，他们就退让。

果然，接到赵守钰的一通电报，拉萨的噶伦再不敢说什么“尊崇佛国”之类的废话，表示同意仪仗队进入西藏。但同时，他们又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仪仗队的纪律约束、在西藏的停留时间、退出西藏的线路等等——这些事情都好商量。

“噶伦”们还提出一个要求：班禅进藏，必须经过拉萨三大寺的担保——拉萨三大寺是“亲汉”的，中央政府当然没意见。

可是，九世班禅却不干了。

“蒙藏委员会”和拉萨谈判，九世班禅也在谈。

替班禅传口信的人名叫多仁台吉，是个四品俗官，号称西藏第三大富翁。他向拉萨政府转达了多项要求，其中包括：一、准许班禅在后藏征兵，组建自己的军队；二、撤换现有的后藏官员，由班禅重新委派；三、后藏不向拉萨纳税，专为班禅供差。

这些意见是行辕秘书长刘家驹拟定的。刘秘书长是个小学校长，政治上实在幼稚——组建私人武装、排除异己、划分势力范围，这都属于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现在九世班禅的人还没进西藏，先就气势汹汹地把自己的图谋嚷嚷出去，对方岂能容他得逞？

果然，拉萨方面随即回复：一、后藏可以征兵，但必须归属藏军统一指挥。班禅不但不能拥有军队，就连现有的卫队也必须解散；二、现任的后藏官员能力强、表现好，不能变更。今后，包括“扎什伦布寺”的寺主也由拉萨指派，班禅没有任免的权力；三、后藏必须承担政府的差役，班禅由内地携带进藏的武器和物资设备也必须交给政府管理……除此之外，还要求九世班禅就以上内容做出书面保证，交拉萨三大寺担保。

九世班禅顿时气炸了。

班禅是什么人物？伟大的活佛啊！平时发布命令都不用亲手自己签字、是由堪布代理签署的（因为他写的字是“圣物”，不能轻易使用）。可现在不仅说话不管用，还必须写亲笔保证书，交给地位比他低的喇嘛担保，这简直就是侮辱神灵嘛！

班禅大发雷霆、通电斥责噶厦政府，声明自己是金口玉言、所提要求绝无通融的余地。

拉萨的噶伦回答的也挺干脆：不仅要写保证书，还要加上一条——班禅承认，进藏以后服从噶厦政府的领导——否则，政府将以武力拦阻其进藏。

这下子，班禅终于明白，藏区的僧俗官员并没有把他这个大活佛当回事，根本就不希望他回去“领导佛界”。

于是，班禅对谈判失去了兴趣。他转而联络青海和西康，请求马步芳和刘文辉派军队协助他进藏——看样子，活佛真的急了。

这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可是，蔡智明他们却并不知情。

因为怕动摇军心，行署方面对仪仗队封锁了消息。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是从过往的商人嘴里听说“中国和日本在打仗”，每每向上级询问，曾大队长总是回答：“华北事件，日军被我沉着击退。国际间对我深表同情，国势尚属乐观……”。

那个年月，中日双方的冲突屡有发生，大家早就习以为常。所以，蔡智明也就认为这次只是一场寻常的争端。

在那段日子里，官兵们更多考虑的是：“礼仪护送”会不会真的变成了“武装开道”。

班禅邀请青马、康军进藏，马步芳和刘文辉是有可能答应的。

昌都原本是四川属下的商业城镇，1917年“第一次川藏战争”时被藏军占领了。从那以后，昌都就成了西藏东扩的大本营，刘文辉深受其扰，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把这个军事要塞夺回来；同样，那曲（当时叫“黑河”）草原是藏军的集结地、是西藏进攻青海南部的跳板，马步芳也很希望把这片优良的高原牧场据为己有。

川军的粮草充足，但他们有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糟糕名声，出了四川、见谁输谁，所以胆气不那么足。而“青马”却是豪情万丈，不仅乐意当先锋，还放出话说：“马子香要当民国的福康安”。

乾隆年间，福康安率领清军与廓尔喀（尼泊尔）开仗，从日喀则一直打到加德满都，回到拉萨又把西藏的政教事务整顿了一番，文治武功、声名大震——而今，马将军也想效仿“福大帅”，只不过，他这个“回回福康安”会搞出个什么样的“政教合一”，谁也说不准。

玉树附近驻扎着“青海南警备区”的一个骑兵团。青马的军官们觉得和击溃藏军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西康能够保证粮草，打进拉萨，一个师就够了！”

青马的人倒也不是乱吹，他们和西藏打过仗，对藏军很了解。

西藏的最高军事机关叫“马基康”，司令叫“马基”，有一僧一俗两个人；藏军的最高军事单位是“代本”，相当于团，“代本”下面是“如本”，然后是“甲本”、“定本”和“久本”。一个“久本”管五六个兵。

“代本”的编制为五百人。经过多年扩充，藏军的规模已经从六个“代本”扩大为十三个“代本”，再加上附属人员，总兵力将近一万人——这就很不容易了。想想就知道，一百万人口的地方，一多半男人当了喇嘛，还能剩几个当兵的？

西藏的游牧民不能当兵，因为他们居无定所，逃跑了也找不到。兵源来自庄园农家，按“一头牛耕五天的地”的面积出一个兵，因此，士兵都是农奴。

兵士的服装（英式）、军粮（每个月四十斤青稞）、军饷（每年四两五钱藏银）由庄园主提供，士兵的弹药也由所属领地的主人负责。军队只发一杆枪。这样一来，政府省事了，主人却很头疼：如果当兵的枪法不行，多打几枪、他就有破产的危险。

炮弹是政府的、可以放心折腾，子弹是私人的、机关枪就不敢随便玩。所以藏军有二十九门炮，只有四挺机枪。

藏军的枪支有三个来源：最老的一批俄国货，是清朝末年向沙皇订购的；还有千把支“四川造”，是藏军缴获刘文辉的武器；最多的要属“英国造”，这五千支英国枪分为两类，三千支是现款采购，所以是新枪；两千支是赊帐，所以是尼泊尔兵淘汰的旧枪——英国老板做买卖，一分钱一分货。

拉萨也有兵工厂，引进机器设备花了两万英镑。每月能生产三千颗子弹、十五条枪，产品质量和“四川造”有一拼，成本却比英国货还要高，象征意义远超过实际作用。

藏军的一个军事单位来自同一个地方，军官都是庄园地主，带来一百人、可以当“甲本”，只带五个人、只好做“久本”。也就是说，士兵是军官的财产、也是他当官的资本。比如“定本”的手下起码要有二十个兵，若是枪毙几个、再开除几个，他就只能当“久本”了，所以地主军官通常不愿意处罚自己的农奴士兵。

这么一来，藏军的纪律就不太妙。哨兵站岗，把枪挂在栅栏上就去闲逛，过俩钟头回来，枪都不见了。军官也只能揍他一顿，赔几个钱了事——藏军纪律中有一条：士兵失弃武器，由其主人赔偿——这可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军规。

还有一条绝的——士兵见了长官不立正，而是叉开双腿、两手摊开、弯腰鞠躬、伸出舌头、发出“吐噜吐噜”的声音，这种军礼恐怕也是天下独步。

不过，藏军也自己的优势。

他们的军官都在江孜接受过专门训练，部分人还毕业于英国、印度或尼泊尔的军校，军事口令使用英语，整体素养不差。虽然士兵的战术水平较低，但能吃苦耐劳、行动敏捷，特别擅长登山越野，部队的运动能力很强。

另外，藏军有宗教的信仰、有服从上级的精神习惯，执行任务比较勇敢。这一点只有青马骑兵可以匹敌，川军就远远不如。

西藏周边的气氛十分紧张。

刘文辉和马步芳相继向中央报告：“藏军正在藏东前线调动兵力，意图进犯西康、青南”——他们开始在为下一步的出兵制造舆论。

青海，马禄旅进驻结古镇。据说，青马将有两个骑兵旅另一个骑兵团集结玉树，战事一触即发。

仪仗队也着手制定应变方案。赵守钰专使指出，西藏方面有“消极抗拒”、“积极抗拒”、“迎班禅、拒汉人”三种可能，要求曾铁衷大队长根据这三种情况拟订行动计划……

37年8月，迫于青、康方面的军事压力，拉萨的噶伦突然改变态度，宣布：“欢迎班禅返藏，同意仪仗队进藏，其他未决事宜，待大师抵藏后再做协商”。

这让大家有点发懵。余展鹏和蔡智明嘀咕说：“抵藏后再做协商？万一协商不成，把我们关起来打怎么办？这事挺玄的”

班禅大师那边也不做乐观的响应、没有立刻动身的准备。看样子，他也有点犯怵。

一时间，何去何从，祸福难测，行辕和行署都做了难。

1937年8月19日，行辕、行署和仪仗队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的电令：“本院会议决定：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返藏，先暂住政府指定地点……”

于是乎，“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返藏之行，就此取消了。

然而，对蔡智明而言，最让他震惊的不是班禅行程的中止，而是行政院电文中的“抗战”两个字——作为宪兵的他知道，中央政府以前是不允许使用这个“过激”的词句的，而今它却登上了政府的公文，这说明，正式开战了……

在网络上写字有个好处，就是能够随时得到网友的评论与指导。发现不正确、不恰当的地方可以及时纠正，对提高自己的知识有帮助。

比如马甲我在《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九》中写到：元朝灭亡以后，花教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但萨迦派毕竟是威风过的，所以依然在藏区保持着相当的势力，“法王”的称号始终是他们的专有职称，其他教派是不能称“法王”的。

有网友随即指出：“红黄花白都有法王……法王是称号，一般是佛法精深到一定程度才能称，而且必须在法上有绝大的传承，与皇帝等或王公含义还是不一样的”。

我赶紧查找资料，真是这样——不仅花教有“法王”，其他教派也有，而且还是皇帝御封的。

看来我先前的知识有错误，以讹传讹了。所以现在立刻改正：

删掉那段不正确的话，向各位朋友说声“不好意思”，并且向提醒我的网友表示感谢。

这位网友还指出：喇嘛教“不论前后期佛理都注重，不过后来的黄教主要是加强了行持（戒律）”。

这话没错，我在文章中也说“其实，藏传佛教也不是不讲理论”。

我大概知道，藏传佛教在前弘期比较重“显学”，只可惜被灭了，后弘期的密宗特点就很明显，一直到黄教出现，才又把显学摆到比较高的地位。

我还知道，黄教虽然主张“先显后密”，但现实中的许多黄教僧还是直接选修密宗。其原因是这些穷喇嘛没有足够的学费，而密宗的修行比较快，学了一些皮毛就可以出去做法事赚钱，这是很实际的考虑。

网友还告诉我：“四派都有你说的那些很有战斗力的技术，不好说谁战斗力更强”。谢谢提醒。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佛爷的手段当然比妖怪丰富。只可惜我这是在讲某个人的故事，无法把喇嘛教的各种武艺都介绍出来，只好以点代面了。

每个教派都有厉害的招数。但是，据我所知，在收费相同的情况下，大寺院的僧人通常选择比较省事的方法，而小寺庙或者“走方喇嘛”则会使用比较动感的场面。我觉得，这不是本事大小的问题、也不是勤快与否的问题，这是生意经、是由市场决定的。

说到市场，马甲我在文章中还有一段话：“和尚和喇嘛时常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高明。其实“显”也好、“密”也罢，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内地有农耕的文化、儒家的底子，所以和尚必须故作玄机、显得有涵养才能吃得开；而西域是农牧文化，人民性情坦率，喇嘛的行为也只好夸张直露一些、引人注目——大家都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好说孰优孰劣”

这段文字显然引起了一位“智悟法师”网友的不满。

马甲我赶紧登门瞧一眼，“法师”朋友还真是位比丘，呵呵。

与比丘谈佛，有些人的态度很恭敬，好象与和尚说话就拣了大便宜。但是，我不。

和尚有嗔戒，我没有；他不怕生气，我更不怕。我又不想转世投胎（想了也白想），何必假装恭敬。

我讲和尚、喇嘛“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并没有胡说。

喇嘛教中含有苯教（黑教）的特点、藏传佛教中有许多西藏本地的守护神，这是明摆着的事。莲花生把藏族神话中的元素移植到佛教中来、达赖要请求“载末尔”护法神的帮助——这不是为了开发市场是什么？

内地佛教就更不用说。儒、释、道相互影响，关公像和观音像摆在一起，和尚在玉皇大帝跟前念“阿弥托佛”——还不都是被市场给逼的？

和尚、喇嘛都离不开市场，为了生存做一点变通，没必要不好意思。

当初，释迦耶尼也要讨好施主，大款“给孤独”送他别墅（精舍），他挺高兴；妓女“庵摩罗”给他买花园，他也没觉得不合适；释迦耶尼认为尼姑会减短佛教的寿命（参见《五分律》），可他还是收了比丘尼——说到底，这都是为了开发市场。

所以说，和尚这行业有两个“上帝”，一个是菩萨、一个是施主。你要迎合施主，就得适应市场，你想支配施主，就得学习西藏喇嘛、把“政教合一”搞成功。

“智悟法师”告诉王外马甲：“我们出家人!不是你说的那样心胸狭窄,我们见到比自己修行好的出家人,我们是随喜赞叹!而不是妒忌,更别说看不起了!”，还说“阿弥托佛”。

王外马甲很高兴。因为和尚的觉悟高，对创建和谐社会有帮助。

（向菩萨保证，马甲我真的见过一位喇嘛学者写的文章——论活佛转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唵嘛呢叭咪吽，I真服了YOU）。

可是，王外马甲又难免怀疑。

因为有些得道高僧讲起话来线索千条、云山雾罩、玄妙高深，可拿事实一照镜子，立马就露了馅。

我这里不是影射“智悟法师”网友，我是说以前的和尚。翻开中国佛教史看一看，内地和尚的禅林教派之争还少么？还不够残酷么？他们确实没有做到你所说的“随喜赞叹，不妒忌”呀。

我不怀疑“智悟法师”网友，但我还想说唐玄奘。唐僧西天取经、无比伟大，他回来的时候，有个叫“那提”的印度高僧也同时来到大唐，可唐玄奘却没有说“见到比自己修行好的出家人，我们是随喜赞叹!而不是妒忌，更别说看不起了”——而是想办法把人家赶出了京城，还把别人的经书也抢走了。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那时候，玄奘和唐太宗的关系很亲密，他不愿意被“那提”和尚抢了风头。

这件事，《西游记》上没有。可“智悟法师”网友是佛学科班的毕业生（僧），应该读过《续高僧传》、应该知道作者是怎么感叹的——“代有斯踪，知人难哉！”

那么，和尚与喇嘛有没有“不随喜赞叹，反而妒忌”（马甲在文章中的表述是：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高明）呢？

当然有，从一开始就有。

印度佛教传到西藏之前，汉传佛教就已经对吐蕃王朝产生了一定影响，汉人和尚还把赞普的几个王妃都鼓动得出了家（不得了不得了，这事情挺难办到的）。

792年，藏喇嘛（“渐门巴”）从尼泊尔请来了“莲花戒”大师，两年时间里，藏喇嘛和汉和尚（“顿门巴”）辩论了好几次，结果是和尚输了。可是，汉和尚并没有得到“随喜赞叹”的机会，而是被莲花戒直接赶出了藏区。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这是小和尚。要是两个方丈碰了头，弄不好会打起来。信不信由你——反正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看看《西游记》就知道，那里面专跟唐僧过不去的，除了妖怪、就是方丈。

老实说，马甲不信佛，只是偶而也看一看佛经，并且时常对其中深刻的人生哲理拍案叫绝。

马甲认为，人是应该学一点佛理的，因为佛学中有高贵的人性。

在我的眼里，佛经是好书，菩萨不过是写书的人。至于写书的菩萨自己能不能达到书中的要求，天晓得。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关心的是书的内容、不是书的作者。

在我眼里，佛经就是本书。至于和尚也好、喇嘛也罢，无非是卖书的人。书贩子愿意介绍书的内容，我也愿意听一听。

但是，如果您一定要冒充是书里的主人公。马甲只好说：“佛爷，省省吧，别以为凡人就没长眼”。

九世班禅大师身体欠佳、心情也不好，因此移驾到“龙西寺”闭关修炼。

结古寺是花教的寺院，龙西寺才是黄教的寺庙。人不痛快的时候，总愿意在自己习惯的环境里休养，活佛也是如此。

武林中人提倡“强身健体”，却要区分门派，为争霸江湖打来打去；同样，佛门僧侣主张“修身养性”，也要分派，吵来吵去抢着当教宗。

这方面，喇嘛与和尚是对手。

其实，西藏和内地都信奉大乘佛教，只不过和尚练“显宗”，喇嘛重“密宗”。“显宗”和“密宗”的区别，往简单里说——前者重理论、后者重形式。就象华山派的“气宗”和“剑宗”，一个是岳不群、一个是风清扬。

到庙里看一看就知道。如果菩萨的神态安详、面带微笑，道貌岸然假装深沉，那多半是显宗；又如果神像张牙舞爪、表情复杂，甚至摆出一些少儿不宜的姿势，不用说，密宗的。

和尚和喇嘛时常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高明。其实“显”也好、“密”也罢，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内地有农耕的文化、儒家的底子，所以和尚必须故作玄机、显得有涵养才能吃得开；而西域是农牧文化，人民性情坦率，喇嘛的行为也只好夸张直露一些、引人注目——大家都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好说孰优孰劣。

其实，藏传佛教也不是不讲理论。喇嘛教有很多教派，越晚出现的派别越注重佛理。到了黄教阶段，喇嘛们更是主张“显密兼修”、“先显后密”——这就成了内外兼修的令狐冲、可以笑傲江湖。

清康熙以后，一统江湖的是黄教（格鲁派）喇嘛，其他教派都要听从达赖和班禅的领导，花教（萨迦派）也是如此。

“萨迦派”之所以被称为“花教”，是因为他们喜欢在院墙上涂抹红色、白色和黑色的条纹。太阳出来，寺院的高墙被阳光照得色彩缤纷，有时象德国旗、有时象俄罗斯旗，确实够花的。

花里呼哨的萨迦派曾经创造了喇嘛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13世纪，花教教主“八思巴”被元朝皇帝册封为“国师”，忽必烈把西藏（前后藏）、西康和安多交给他管理，八思巴由此开创了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统治的先河。

元朝的喇嘛可以当官，头戴莲花帽、身穿大红袍的“法师”在京城里东游西逛、作威作福，使得内地和尚十分羡慕。

出家人也讲虚荣。早先，和尚的打扮比较朴素，只穿褐色和青色的衣服，后来看见西域法师的衣着鲜艳、风头正健，内地的寺院也就流行起了大红袈裟。

武打小说里欺负郭靖、杨过、张无忌的喇嘛多半是花教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黄教”，达赖和班禅要到清朝以后才开始威风。到了康熙朝，穿黄衣服的黄教喇嘛满街跑，于是黄僧帽、黄袈裟又成了内地方丈和尚们的时髦……

所以说，西藏喇嘛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笑傲江湖：一是实施了“政教合一”，二是领导了佛界服装新潮流——这两条，别说汉人和尚没法比，就连印度和尚也比不上。

元朝灭亡以后，花教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但萨迦派毕竟是威风过的，所以依然在藏区保持着相当的势力，“法王”的称号始终是他们的专有职称，其他教派是不能称“法王”的。

结古寺是萨迦派的寺院。

没事的时候，蔡智明喜欢跑到结古寺里东张西望，想瞧瞧“法王”是个什么模样。可是，花教的喇嘛似乎对班禅的仪仗兵不大感冒，板着脸不愿意搭理人，这让好奇的书记官十分失望。

在寺院里，态度最好的是个小娃娃，据说是“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

“生钦呼图克图”原本是后藏的大活佛，江孜“重孜寺”的寺主。清朝末年，“四世生钦”因为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过于密切，被慈僖老佛爷下令赐死了，于是投胎到新疆土尔扈特部，成了蒙古王爷的儿子。清朝灭亡后，“五世生钦”试图推行政教合一，自任新疆大活佛兼骑兵总司令，一时权势极盛。可惜好景不长，32年被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给枪毙了，只好再投胎。

结古寺里的这个“转世灵童”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虎头虎脑挺可爱，大概是准备跟着九世班禅回后藏去。

小灵童只有四五岁，没有受戒也没有剃度，当然更不会念经作法。但他的算术很不错，会摇骰子。

喇嘛算卦是把三颗骰子放在“本巴瓶”里摇，以骰子的点数、参考经文上的说明来判断凶吉，大致说来奇数的结果较好、偶数的运气比较差。

小灵童不懂得经文，可他懂得加法，并且很希望为别人算卦。蔡智明觉得这小孩挺好玩的，于是就陪他逗乐子。

大家提出诸如“明天会不会下雨”、“今天能不能吃羊肉”之类的问题请灵童预测，这小家伙立刻十分热情地摇动“本巴瓶”。如果倒出来的骰子是偶数，他的表情就显得很忧虑，要求身边的“阿咯”念经消灾；如果骰子是奇数，灵童就很高兴，伸出手来抚摩大家的头顶。好象是真的活佛一样。

陪伴灵童的“阿喀”是个年长的僧人，德行高深。他的任务除了照顾小孩，还给他做一些启蒙教育。

行署的干事巴文奇是个蒙古人，懂得藏语，他一边听“阿喀”讲课、一边给大家做翻译。

老喇嘛先问小灵童，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白色？白的能不能变成红？心里想到的和眼里看见的是不是永远一样？

然后又说，人的心灵是可以支配一切的，心是车轮的轴子、眼是车轮的辐条。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只有心不会欺骗自己，就象瞎子的眼睛盲了，但一样可以心知肚明。学经的目的就是锻炼“心”，让凡人的“土心”变成菩萨的“金心”。

“金心”可以使人升入天堂，那里是神的领地，有铺着地毯的庭院、有大奶头的牦牛、还有长毛羊，大家穿着高贵的衣服，日子过得很舒坦；“土心”会把人带进地狱，那里尽是妖魔鬼怪，食物吃到嘴里就变成刀，水喝进肚里就成了滚烫的热汁……真是可怕极了。

蔡智明心想：谁说喇嘛没文化？这位阿喀的启蒙教育就挺厉害的。

更多的时候，阿喀是在帮助灵童学习戒律。

喇嘛教的戒律有好几百条，从“不能诽谤佛祖”到“生气的时候不能洗澡”、从“打坐的姿势要端正”到“吃饭的时候不要用舌头舔碗”，就象是行为守则一样，很适合小孩子学习。

小灵童按照戒律的要求行事，举手投足有模有样，真有点高僧的味道。

（蔡智明没有说这小孩的名字，因此，结古寺的这个小灵童是否就是后来的“六世生钦活佛”，我不知道。已知的是“生钦，洛桑坚赞”后来成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98年去世了。截止目前，“七世生钦活佛”尚未出现）

喇嘛教的戒律大多是宗咯巴制订的。宗咯巴是黄教的鼻祖，所以黄教的僧侣执行戒律比较好一些，而其他教派的喇嘛就不那么认真。

比如戒律规定“僧侣不能近女色”，黄教喇嘛就真的不娶老婆，别派的喇嘛却不在乎这一套。

花教喇嘛通常不在寺院里住，他们在外面有自己的住宅，白天到庙里念经、晚上回家陪老婆，搞得象是公务员上班一样。

红教喇嘛的本事更大。红教（宁玛派）的寺院和土地较少，为求得布施，喇嘛们需要经常在外走动，这就给青年男女的爱情创造了条件。时间一长，藏区的私生子中，十个有八个与红教喇嘛脱不了干系。

有人认为不守戒律的喇嘛破坏了当地的风气，可也有人觉得喇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藏区的一大半男人都出家当了和尚，若不是有人挺身而出，要想把人口延续下去还真成问题。

好在当地人对私生子并不歧视，称他们为“佛子”。这些小孩比一般人更有灵性，出生时往往伴有湖水变色、雪地现字之类的奇观，成为活佛灵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有“寺院和尚”就有“走方和尚”，喇嘛也是如此。他们有的经营庙产、有的上门服务，各有业务范围。

寺院接受供奉。比如“六样”：水、花、香、灯、茶、饭；比如“七宝”：轮（法轮）、皮（皮毛）、坐席、功德（药品）、衣服、靴子、佛堂（小神像）；比如“八品”：铜镜、黄颜料、红颜料、奶油、羽毛、果子、海螺、谷物……供品上不封顶，多多益善。

但不送是不行的，佛爷会生气，后果很严重。

做法事也能赚钱。比如说，有人想延年益寿，好办——买一千个小铜碗、一千盏小油灯、一千座小三棱塔，供在佛龛前，喇嘛就开始念经。念完以后，取出一个装水的碗、一盏燃烧的灯、一座压经卷的塔，让信徒带回去，法事就算大功告成——人家花了一千套的钱，只得到一套东西，喇嘛买卖的利润实在是高。

有些法事，光花钱也不行。

比如谁家媳妇不生孩子，请佛爷想办法。喇嘛摇摇骰子算一算，告诉他：这部经要念一万遍、那部经要念三万遍——这些经都是特别难念的那种，平常人一年也念不了几百遍。怎么办？请喇嘛上门服务——信主谈好酬金、准备吃喝，让几位喇嘛在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唵嘛呢叭咪吽”……放心，来年准保有孩子。

上门服务的以红教喇嘛居多。

宁玛派（红教）是历史最早的喇嘛教，他们的祖师是莲花生。红教的做派完全是密宗的，与内地和尚的区别十分明显，特别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红教喇嘛披红袍、穿红裙、戴红色的鸡冠帽。这类人物不剃光头，反而留着蓬松的发辫。五十八股辫子代表了五十八座“愤怒神”，发功的时候神灵就坐在头发上，因此那辫子是他们的武器，碰不得的。

红教喇嘛的装备很复杂：身上戴着耳环、手镯和戒指，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命门。腰间挂着人头骨碗（真的）和牛角，是辟邪用的；手上的禅杖是根“三股叉”，叉头下三个人头（假的）、人头上九个铁环，每个铁环系着两缕头发，一缕是活人的、一缕是死人的——所有这些玩意都有相当厉害的象征意义。

红教喇嘛的功力和他的装备有着直接的关系。密宗的这个原则和网络游戏的规矩差不多，如果能弄到一套“终级装备”，基本上就可以天下无敌、秒杀一切妖魔鬼怪了。

如果说黄教属于“防御型喇嘛”，那红教就是攻击型的。

红教僧既能够发功除妖、也可以下咒杀人，黑白两道通吃，全看他愿意怎么搞。所以红教虽然没有取得过藏区的统治权，但别人却不大敢惹他们，因为他们的“战斗值”太高。

看不同的教派施展法术是件有趣的事情。

蔡智明在结古镇闲逛的这段日子是6月中旬，正值青稞出穗的季节。而这时候，时常有狂风暴雨夹带着冰雹，铺天盖地，把老百姓几个月的辛苦打得一颗也不剩。为了避免灾害，人们只有委托喇嘛施展法术、把冰雹挡回去。

黄教喇嘛的做法与内地和尚差不多，无非是点香燃烛、敲钟念经，打坐蒲团、念叨“唵嘛呢叭咪吽”。既省事又安全。

花教喇嘛比较注重实地操作。他们在地头垒一个石头堆，上面摆一个用糌粑做成的蛤蟆（名叫“赛尔都”）。暴风雨来的时候，喇嘛在庙里施法、蛤蟆就在地头发功（蛤蟆功？），联合作战，挡住冰雹落不下来。

红教喇嘛的办法最生猛。他们直接在山顶上严阵以待，亲自和冰雹开打——作战的基本武器是一对大蝎子（不能用禅杖。想一想就知道，在山顶上挥舞三股叉，就跟举着避雷针差不多，那是找死）。

乌云逼近、风雨交加、雷电闪耀、狂风大作。只见勇敢的喇嘛放下头顶的发辫，发出愤怒的吼声，时而吹起牛角、时而驱使蝎子，还念着咒语比划手势，这手势俗称“大手印”、学名“大力无敌黑金刚手”，寻常妖怪根本抵挡不住……

不过，当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佛爷也有失手的时候。虽然冰雹照样把庄稼砸得一塌糊涂，但藏民们看见红教喇嘛鼻青脸肿的狼狈相，心里依然充满了崇敬与感激。

红教法事很辛苦，可酬劳却并不比别的喇嘛多。这让蔡智明很有些报不平，他觉得，不管效果怎么样，人家红教僧的观赏性还是比较强的。

在安多，看病也要做法事。

喇嘛教中，只有黄教的寺院正儿八经地学习医药，所以真正懂得用药的也只是黄教喇嘛。“喇嘛医”使用生药，药方里总是含有珍珠、沉香、牛黄、麝香之类的东西，价格昂贵，一般人根本吃不起，通常只能采取针灸的治疗方法。

其实，无论用什么办法治疗，既然是喇嘛看病，就少不了念经。

黄教有四部医经，每部能治一百零一种病，总共能治四百零四种。只要在医经的范围之内，佛爷都有办法对付。喇嘛医生一边念经一边对着病人吹气，有时候吹着吹着病就好了，可有时候不行，吹来吹去吹不好，医生就认为病人的毛病出了界。

于是，轮到其他喇嘛出手了。

花教喇嘛登场，使用的还是他们擅长的糌粑。先用糌粑揉成一个面人，四面摆上供品，一群喇嘛就在旁边念经，这种经文的内容是“交换生命”，意思是要请“糌粑人”代替真人到阎王那里报到。

念经的时间不一定，有念一天的、有念好多天的。有时候念着念着病人就死掉了，喇嘛就解释说这是阎王爷不同意搞交换。

既然是和阎王爷谈判，供品越多就越有说服力，有什么好东西尽管拿上来。等到喇嘛们觉得差不多了，就给糌粑人穿上病人的旧衣服，挖一个坑、放火烧，烧成灰烬再用土埋上，于是大功告成。

黄教和花教都属于“文治”。如果换成红教僧人，场面就好看多了——红教喇嘛认为，生病无非是妖魔作怪，用武力解决就是。

在野外搭建一个茅草棚子，草棚的位置正对着病人家的大门。棚子里有一个布口袋，里面装着寡妇的裤子、黑狗的毛、公鸡的睾丸、猪的粪便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个装着死人肉的铜碗、一个用锅灰抹成的魔鬼图形……

然后，喇嘛们就开始念咒语、摇铜铃、跳藏舞，还要做出很多战术侦察动作、防备妖怪偷袭，气氛紧张激烈。

如此循环反复、搞了好久，等观众的新鲜劲头差不多过去了，主持法事的僧人就宣布：病人家里的妖魔已经被引诱进草棚，总算是中了喇嘛的埋伏！

于是就投入战斗。

红教喇嘛们踏着三角步，一边念咒语一边发出劈空掌，在“大手印”的打击下，魔鬼被围困在棚子里，主持僧人趁势点燃了草棚。

这时，喇嘛号召所有在场的人都向草棚射箭，没有弓箭的就用石头砸，如果使用火枪射击，效果更佳……总之全民皆兵，大家都来帮助喇嘛消灭鬼怪。

经过僧俗民众的联合打击，一般情况下，魔怪就算完蛋了。但也不一定，有时候，喇嘛仔细观察之后大惊失色：原来此妖怪的道行很高，虽然受伤了却还是十分凶猛。

于是，主持僧人吩咐俗人们立刻撤退，再三警告说：“一直往家走，无论遇到什么事也不能回头看草棚！”。

这时，喇嘛的任务已经从“治病人”变成了“救家属”。英勇的红喇嘛操起三股叉，围住草棚、大呼小叫，舍死忘生地与魔鬼贴身肉搏。在战斗的过程中，必须用红布遮住鼻子和嘴，因为如果不小心，魔鬼就会趁喇嘛喘气的时候钻进他们的身体里去……真是凶险万分。

红教喇嘛的法事确实好看，不过，“拉娃”治病也挺好看的。

“拉娃”的意思是“神人”，属于西藏原始巫术的遗存。佛教兴起之后，他们的势力已不复存在，但作为单独的个体依然受到人们的尊崇。

一天，蔡智明听说有“拉娃”在结古镇作法，连忙跑去看热闹。

“出事”的人家是给仪仗队供应草料的牧主。这几天，女主人珠玛措的脸上长了许多红疙瘩，一般人看来无非是食物过敏，可家里的女尼（许多女喇嘛是靠施主供养的）却认为是闹鬼，要请“拉娃”来驱邪。

“拉娃”头戴花花帽、身披七彩衣、背插五色旗、胸前挂着铜镜子，他的面前摆着一面鼓、左手拎着一串铃、右手拿着一对钹，叮呤当啷整得挺热闹。

闹着闹着，突然丢下乐器、浑身发抖。周围的人都说：“看呐看呐，神仙降临了”。

果然，“拉娃”的语调发生了变化，鼻音很重，叽哩咕噜不知道说些什么。

患者的家人十分紧张，连忙拿出各种经文进行查对，看“拉娃”念的是什么经——神灵不按照凡人的方法念经，所以“拉娃”念的经文，字句是颠倒的，这给查找工作增添了难度。经过一番忙乱，大家总算搞清楚了——不出所料，是驱邪抓鬼的佛经。

倒诵经文之后，“拉娃”狂笑几声，又开始咚呛叮咣地敲锣打鼓，他的身体哆嗦得厉害，背上的旗子不停地摇晃。折腾了一阵，低头看看胸前的镜子，猛地大喊起来：“刀子！是一把刀子！”，然后又说是什么样的穗子、什么样的刀鞘、刀把上又是什么样的花纹……

女主人越听越心惊，连忙从屋里找出一把藏刀，真的和“拉娃”的描述一模一样。据说这把刀子是前不久从集市上换回来的，谁知道上面居然附着女鬼！

找到了鬼魂，还必须消灾。

屋里准备了一盆火，一口油锅在火上烧得滚热。“拉娃”手拿藏刀绕着火盆疾走，突然伸出舌头、刀子在嘴里一割，顿时鲜血直流。血水用铜碗接着、再混入白酒，往油锅里泼去，“腾！”的一声，火焰直冲天花板——大功告成！

“拉娃”解释说，这个女鬼是因为口舌之争、怨气没有消散，这才上门捣乱的，所以要用嘴里的热血才能化解。

女主人顿时恍然大悟：邻村有个女的经常和自己吵架，前个月得病死了。想不到她这么记仇，居然化成鬼魂来报复……

灾祸消除了，可那把刀子却让人觉得讨厌。“拉娃”建议把它埋在土里，可女主人珠玛措是个会持家的人，她觉得几块大洋的东西，就这么丢掉太可惜。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先用佛经镇压着、过几天再到“丛拉”（集市）上卖给不相干的人。

这一个月里，蔡智明看了不少法事，觉得好玩极了。

听别人说，还有一种白教（噶举派）喇嘛也很不错。因为他们不使用文字、只用口头传法，所以特别能说会唱，这让蔡智明十分神往。

可惜，蔡智明并没有遇见穿白袍子的噶举派喇嘛。

一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