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斗南苑 –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 上 -- 萨苏
家园 【原创】血斗南苑 –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 上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从长辛店通往芦沟桥方向的路上，一支中国军队在行军，这支部队，就是大名鼎鼎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他们的任务是反攻芦沟桥，夺回前一天失去的阵地。
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正是这支部队在芦沟桥的一声怒吼，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谈到抗日战争，二一九团和芦沟桥的名字，都不应该被忘记。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二十九路军官兵，日军评价他们“穿染色的单层军衣，没有钢盔，装备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
二十九军老兵马步先回忆，当时“到了晚上，大概走到桥西边二三里地时，旅长何基沣坐着吉普车来了，说：‘二一九团向后转。’他接到了上边来的命令，不上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南苑已经丢了，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大势已去，所以就撤了。”
大势已去。
七月二十八日南苑之战，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这一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佟麟阁和赵登禹，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二十九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八年的沦陷生涯。
而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也正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后曾担任日军登陆中途岛部队大佐指挥官，因为日军未能登上中途岛就遭到惨败，转而帅一木支队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因为迷信刺刀拼坦克，被美军歼灭，是死在美军手中的日军第一个支队（旅团）级的高级军官）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都不得不对二十九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 – “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芦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
当年，曾经有两个对七七事变前后二十九军抗战的误解 – 第一，对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九军忽然全部撤离北平，放弃大好古都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打着打着忽然中国军队就撤了，当时日军不是还没有攻城么？不免怀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是汉奸；第二，我曾一直以为芦沟桥在北京的北面 – 日军从北方来，自然战斗应该首先在北边展开喽。
直到后来有机会去芦沟桥旅游，才发现这个著名的地方其实是在北京的南面。而看当时平津之战的作战图，更有一个发现 – 此战中日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南苑，宛平，丰台等地，都是在北京的南面！
这个现象曾经让我感到奇怪。于是，询问一位在军校任教的朋友，他回答我说这一点也不错，当时双方的战斗，主要在北平的南方进行。这是因为，在长城抗战之后，日军势力已经明目张胆进入冀北平西各地，并在冀东扶植了殷汝耕伪政权，北平东西北三方的交通都被日军控制。所以，当时驻扎在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部队，其实已经处于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通道，只有南方一途。战斗集中于北平以南，正说明日军在发动攻势，试图全力切断第二十九军的退路，而其可以随意深入中国军队后方，又反证了两军战斗力的差别。
从战后的情况来看，七七事变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日军并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军直到二十日才做好全面占领平津的军事部署。但是，此事又有必然性，因为地处北平南方咽喉的芦沟桥和宛平县城，一直是日军窥伺的重点。日军多次挑衅，以图控制这个要点。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日军最终攻占宛平城，此时已经是七月二十九日，迫使宛平守军放弃阵地的原因，也是南苑的失守
日军控制宛平，意味着切断北平守军最后一条自己控制的对外交通，此后，北平的中国军队无论补给还是调动，都必须在日军的刺刀下仰人鼻息。那样，宋哲元只有两条路可走 – 要么，只在北平部署象征性部队，主力南撤，其实是将北平天津拱手让出。那他这个失去地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就当到头了；要么，依然在北平作“土皇帝” – 条件自然是作日本人的傀儡了。四面无路的二十九军那时即便想反抗也不会有机会。
当然，以日军的想法，能够制造摩擦，发个声明吓退中国守军是最佳结果，九一八的成功使日军对此很有信心。这也是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十点三十分被认为失踪，十二点十五分归队，一九四四年在缅甸被新一军孙立人部击毙）为由挑起冲突，而丝毫没有收敛意识的原因。日军未作全面战争的准备，不是它不想获得北平天津，而是它认为根本无须兴师动众。
但是，日方后来承认，对二十九军敢于反抗的思想准备不足。
日本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评价的，根据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七月八日早晨五点五十四分，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十点二十分得到详细报告，下午，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即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决定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增援，次日，陆相杉山元即批准了这个计划。河边虎四郎的《北支事件回忆》同样记录了类似的情况，可见日军对扩大对华战争的积极态度。日军认为，第二十九军抗战热情的高涨，无疑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方面的胜利影响，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如果这种概念被中国军队树立起来，日军将没有征服中国的可能。
所以，日军无论如何也要“教训宋哲元”，同时实现占领平津的目的。而这时中国方面也不再肯作退让，于是，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意识到和中国军队的战斗不可避免，日军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到了北京的南方。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日军绘制的当时华北地区中国军队布防图，其中实线部分是二十九军所部，虚线是其他北方军阀部队。按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记录，当时的二十九军，共有兵员七万八千三百多人，主力是37，38，132，143四个师，每个师兵员一万五千人，另有两个三千余人的独立旅，一个三千人的骑兵第九师，以及石友三部下的保安队两千余人。但因为装备的原因，总的战斗力不及日军一个师团。事实上，战斗打响以后，其他北方军阀部队始终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二十九军成了孤军奋战。
实际上，当时二十九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只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143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38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37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39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
从上面的部署可见，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颇通兵法，并没有把兵力完全集中于北平。这个布局中央相对较弱，两翼较强，后方也有强力的预备队，如果日军先取中央冯志安部，则可能遭到两翼和后方刘，张，赵三路夹击，若是先取两翼，其威胁对宋部核心的北平地区又鞭长莫及。外围还有其他北方军阀万福麟，冯占海等部，一旦开战也可期待获得他们的策应。
可惜，布阵虽好，但天下没有必胜的阵法。
宋哲元的这个三叉戟阵法，在七七事变以后，可说纯粹被他自己搞得七零八落。
要说宋哲元没有与日军作战的勇气是不正确的，二十九军上下的抗日热忱，与这位军长的默许关系密切。但是，他确实缺乏和日军决一死战的精神。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迟迟不肯从安亭老家的“守孝”中返回任上，只是让部下与日军委蛇，到任后又拒绝中央军北上增援，一再向日军表示欲让步求和解，即便作战，也是“只应战，不挑战”，这些做法都使第二十九军领导层思想不明，严重影响了对日作战的全面展开。张克侠回忆，当时南京方面向宋哲元要对日的作战计划，宋根本拿不出来。
与宋哲元千方百计与日军和谈不同，日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川岸二十师团，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利用谈判期间纷纷就位，对二十九军形成了战略的切割包围。而日军的眼光，也就瞄在了二十九军三叉戟戟头与戟杆相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南苑。
[待续]
元宝推荐：海天,MacArthur,家园 日本人就在这不断地小打小闹中，居然占了大半个中国。 蒋委员长好伟大
家园 对宋哲元吹捧太过，说其他北方军阀按兵不动坐山观斗近乎诬蔑 29军集团当时的地盘就是冀察平津，四个师的部署分散，以控制地方为主，所谓日军攻打冯治安会遭到刘张赵夹击真是大笑话----七七之前，刘汝明赵登禹部，以及冯治安部的两个旅都离北平有快三百里地，北平城周围只有37师的110、111旅以及骑9师、特务旅等不多的兵力，其中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只有110旅219团；事变爆发后，宋哲元游移不定的态度坏了大事，
至于说其他北方军阀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先看时序表
7月9日，老蒋就电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等杂牌以及21、25师等中央军开赴石家庄、保定
7月12日 蒋介石正式动员陕鄂豫皖苏各省的中央军，
7月17日电令商震等部去石家庄，以上各部均照令遵行
7月20日下午3时宋哲元向日本军特人员保证阻止中央军部队北上，谢绝各地和海外侨胞捐款，7月26日 11时宋哲元收到香月清司最后通牒，才醒悟大势不妙向何应钦蒋介石喊救命求援；
7月27日 蒋介石下令之前被宋哲元谢绝北上的孙连仲部向永定河前进，万福麟部接防孙部阵地
7月28日 宋哲元给各部下达作战命令；而在香月通牒到期前的四小时，28日8:00AM，日军就开始进攻南苑，两万猬集在此的华军完全被动挨打，一片大乱。
说北方军阀坐山观虎斗，拜托，那是之前宋哲元叫他们和老蒋都别来管闲事! 等到宋哲元知道不对了----难道还要孙连仲一天之内神行军赶到南苑来参加战事不成?
南苑华军的惨状，宋哲元手上的血，未见得比潘毓桂少了：出卖华军的汉奸固然可耻，在接到日军通牒后整整一天半的时间都没有做出应对，让部队从猬集状态控制前沿阵地，让人家堵在营房里痛扁的无能司令官一样可耻!
家园 宋哲元对日本确有妥协行为 日方资料中也有些记载，
7月26日 11时宋哲元收到香月清司最后通牒，才醒悟大势不妙向何应钦蒋介石喊救命求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一直有扩大的论调和倾向，但真正下决心扩大是26日的广安门事件后。广安门事件的大致情况是卢沟桥后中日双方交涉，中方妥协，同意将某些要点交给日方。26日早，日军来到广安门准备接收防务，时限未到时有挑衅言行，双方冲突。广安门事件至少是营级规模的冲突，日本人大怒，此后下定决心扩大。此前宋对日本有些幻想，以为局部的让步可以平息事端而阻止其他国军介入，也是可以理解的。
宋哲元此前如果表现好点，7月28日日军开始进攻后二十九路军确实可以打得更好些。但其军阀本质决定了他也就能做到这一步。而宋明白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后没有退缩，也算合格了。
家园 《香月细目》也没有向日军移交防务的内容 《香月细目》算是7月里29军领导人和日方签订的最丧权辱国的东东，内容也不过是反共、禁止排日、37师撤出北京(由冀察其他单位接防)，谈不上交防。广安门事件是上千日军要堂而皇之以护侨为名进入北京城的使馆区，以事前就告知冀察当局为由直冲城门，根本不管这个告知是否得到中方同意----对7.20以后的日本官兵来说，老子进城和你说一声就算给你面子和讲道理了，你同不同意老子都是想干嘛就干嘛，你敢反抗我就扁你!
而日军气焰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在于29军当局之前的妥协纵容，以及东京军部嘴上说着不扩大却开始动员国内师团给广东、朝鲜军给天津军撑腰，以及香月清司的默许。
日方嘴上说不扩大，手上做的却都是扩大事态的活；当时蒋介石虽然也在寻找国际调停，但起码还有备战，备战求和；而宋哲元在26日前在军事方面不战不守不走，一心求和，置各方面的危险信号以及蒋、何的警告不顾，根本就是一只把头埋在幻境中的鸵鸟。
结果就是贻误军机，南苑2万人大败，北苑和北平城里的两个旅被日军轻松缴械；李文田29日在天津向五千日军的主动进攻才是29军在平津的最后一战。
平津初期战事，以及同29军/第1集团军之后在津浦路北段的保存实力一路败退，充分证明了37年的宋哲元完全不是一个及格的军人，甚至不是一个及格的军阀
家园 原来宋是蒋的上司， 居然指挥起来比老蒋还管用，说不让来，就不让来。宋委员长长？
家园 出卖“华军”，偶真的被这个称谓给吓住了……
家园 【原创】血斗南苑 –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 补 南苑本质上是一个兵营，兵营的外墙在日军第一批炮弹的打击下就轰然倒塌，守军的阵地，就在院墙外面的战壕里。
一木清直所部的日军冲进南苑守军的阵地，却在最后一瞬间遭到重大伤亡。
就在南苑守军阵地前极近的地方，日军纷纷踩上了地雷，损失惨重。训练有素的日军虽然受到重创，依然嗥叫着向前猛冲，跃进战壕和迎上来的学兵团展开了肉搏，一部分日军冲进了南苑兵营。此前日军多次对南苑的侦察，都未发现这里有布雷防御，这意外的打击使日军队形大乱，一木清直在回忆中写道，他身边的炮兵协调员被炸昏了头，对着话筒大叫 – 打近了，打近了。。。 原来他把地雷的爆炸当成了自己的炮火，认为是日军炮兵打得太近了。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进攻南苑作战中的日军炮兵，重武器和空中支援，是当时中国军队最渴望和缺乏的
这种昏了头的事情比比皆是，加上学兵团异常顽强的抵抗，冲入南苑的日军各自为战，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所以，当佟麟阁率领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一部赶来反击的时候，指挥混乱的一木清直大队未经激烈战斗，就又被从阵地上赶了出来。
也有人说一木清直是文过饰非，更大的可能是他在白刃战中被二十九军用最擅长的大刀夜战给砍了出来。二十九军的老兵都专门练就破日军刺刀的刀法，每人一口厚背鬼头刀近身格斗极有威力，包括学兵队都人手一口大刀。从此后一木一直到死都抱定了白刃战威力无边的观点，甚至率部下用刺刀拼美国坦克，由此来看，二十九军凶猛的冲杀的确可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如何，日军的第一次攻击失败，日军记载时间是28日凌晨四点钟。
这一仗的时间一部分中方记载与日方略有不同，比如学兵团原北大学生王俊峰（从北平脱险后依然投身军旅，最后的职务是国防大学副教育长）回忆是早晨六点钟打的，但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王君奎（当时在和同学刘国柱在帮助二十九军研制防毒面具）则回忆日军确在凌晨开始进攻。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日军在北平郊外的战车部队，攻打南苑时不知为何没有使用。王君奎曾写文,《南苑突围记》描述目击二十九军骑兵击毁的日军战车，以及27日学兵团消灭日本骑兵的经过
关于这批日军始料不及的地雷，据二十九军的老人讲，有两个说法，一说这批地雷还是七七事变之前，佟麟阁带军官教育团进行演习时候埋下的，因为此后局势一日三变，也就没有来得及将其拆除，仅仅在地图上标出了雷区了事，却不料有此收获。另一个说法是前一天晚上刚给学兵团发枪（有一部分学兵团，第三大队冯洪国 – 冯玉祥的儿子所部，七七事变以后就发了枪），学兵们兴奋得睡不着觉，听着枪声纷纷要求去团河增援。营中有个参谋是南京军校出来的高材生叫王汝厉，看到这种情况，就让他们在阵地前埋地雷，免得他们自行出动。没想到第二天日军恰好选择这里突破。
随便抓个参谋就是军校高材生，二十九军好阔气。
但是有时候太阔气了也不是好事。小小的南苑居然挤了一个副军长（佟麟阁），两个师长（赵登禹，郑大章）还有好几个旅长，部队加上机关人员不到七千，番号却有分属三师一旅的八个团（三十七师的两个团，一三二师一个团，军官教育团，教导旅两个团，骑三师一个团，还有学兵团，实际上三十七师的两个团是原来的守军，奉命和132师交接防务，这时在南苑其实只有团部，主力已经奉调北上。教导旅也有一部分离开了南苑，旅长孙玉田不在军中，军部的机关人员倒很多。），互不统属，这个仗指挥起来不乱套才怪。
更乱套的是人事的安排。
27日，二十九军得到潘毓桂转来日军的通报后一面通电守土并要求中央军火速南下（早干什么去了？），一面急令南苑守军加强防御，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受命担任总指挥，赵的确是猛将，可是这位在喜峰口和日军拼过大刀的猛将刚到南苑还不到一天，无论对部队还是对布防情况，都来不及掌握。他的身边还有佟，郑两位更熟悉情况，而且级别不比他低的军官，二十九军是军阀部队，其他师旅的部队会不会听一三二师赵登禹师长的调度很成问题。
宋哲元的考虑是132师即将接防，赵登禹负责南苑的指挥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没有想到的是潘毓桂向日军报告了二十九军的调动计划，日军发动袭击的时刻，正是南苑守军接防开始，尚未完成，最混乱软弱的时候。
实际上赵登禹真正能调动的人马还是他132师的一个团而已。他所能做的，一个是给学兵团匆忙发枪准备战斗，一个是把132师的一个团带起来夜间向团河发起攻击，试图把自己的两个团接应出来，他自己也到团河前线指挥作战。但由于日军是有预谋的伏击，装备火力优势太大，团河的一三二师部队迅速覆没，赵登禹的支援部队也受到不小损失。天亮时，赵率部撤回南苑，立足未稳，就遭遇了日军的第二波冲击。
事实上南苑之战中二十九军的部队，佟，赵，郑各部，彼此联络不畅，是在各自为战。二十九军的老人后来都承认南苑打得很“乱”。
虽然乱，但是仗打得堪称顽强，二十九军有长城抗战的老传统，绝不缺乏抗日的勇气。
一木清直所部攻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其他日军的策应。从日军的部署看，这次攻击配合得不好。当时日军第二十师团步兵主力还没有就位，一木清直的上司牟田口廉也可能是想抢在朝鲜来的二十师团之前独立拿下南苑，以维护“华北驻屯军”的荣誉，才做出用一个大队的日军强攻的决定，而其他的日军没有接到命令，根本不知该如何配合，只能看着一木轰轰烈烈冲进去，再轰轰烈烈被赶了出来。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赶到前线指挥的川岸文三郎，因为没想到中国军队的抵抗如此强烈而面目严峻
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后，有些意外的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赶到前线接替了指挥。八点，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这是一场那个时代标准的正规攻防战，所谓堂堂正正之师的打法。
日本方面的资料后来记叙，南苑之战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堪称教范。当然，以当时中国缺乏工业基础的国力而言，这个“教范”不可能是钢筋水泥，只是碉堡战壕而已，日军认为换了自己，也不能比二十九军在工事方面做得更好。但是南苑还是丢了，这除了国军指挥混乱，兵力不足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南苑不过一个兵营，无险可守。南苑的失陷，表明了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面对优势火力和掌握制空权的日军，靠死守的办法，工事作得再好也难以支撑。在上海中央军也吃到了同样的苦头。到了此后的南浔线，武汉战役时期，国军就聪明多了，懂得了依靠地形和日军周旋，以至冈村宁次发出了“敌非敌，山水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的感叹。
清晨，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没有防空经验的二十九军守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攻击的日军迅速攻占了二十九军的第一线阵地，南苑阵地的外壕外墙被日军多处突破。
但是，南苑二十九军的工事，的确有独到之处，日军发现原来二十九军的防御工事是双层布设的，第二线阵地比第一线阵地地势稍高，火力配备几乎没有死角，守军虽然番号驳杂但都是老兵，抵抗十分猛烈，日军寸步难进，这一仗二十九军装备的捷克ZB-26机枪大展神威，直到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作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个百岁高龄的日本老兵清晰地回忆这一战 – “中国军的抵抗比我们预期要顽强得多，他们的机枪叫做捷克式，和我们的打起来声音不一样，我们的机枪是‘啪啪啪’，中国军是‘潘潘潘’”。
因为从没有遇到这样顽强的中国军，第二十师团日军一度发动强攻。南苑，此后的通州之战，和随后一周的追击中，日军报道损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损失在南苑，而南苑之战中，日军损失最大的，就是这次进攻。
从抗战中的经验看，中日双方都是老兵，都使用轻武器的时候，双方战斗力相差并不大，比如一个四行仓库，日军屡次攻击拿不下谢晋元的“八百壮士”（实际不足三百），就是因为四行仓库背靠租界，日军不敢动用重炮的原因。
据分析，也就是这次进攻中日军的损失，造成了潘毓桂对二十九军的第二次叛卖。
战斗进行到上午十点，日军司令部忽然得到一个“噩耗”。
随二十师团前进拍摄战斗影片的日本著名战地记者，《每日新闻》社华北特派员冈部孙四郎，在战斗中被二十九军击毙。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日本报纸关于冈部孙四郎阵亡的报道
[待续]
家园 【原创】血斗南苑 –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 补完 冈部孙四郎，战前就是日本知名战地记者，时年二十九岁，原《朝日新闻》驻汉城采访主任，七月中旬奉总社名以“华北特派员”的身分随第二十师团到达北平前线采访，他能写文章，也能摄影，是《朝日新闻》社著名的多面手。南苑战斗之前两天，他在战斗的最前线所写新闻稿 -- 《敌弹，在勇士们的头顶爆炸》一文，真切描写了二十九军炮火下的丰台日军伤员为了避免被俘试图用手枪自尽的场面，给日本国内民众极大的震撼。
这一次，冈部再次大胆地随第二十师团冲锋部队行动，在第一时间突入南苑，没想到的是日军陷入意料之外的苦斗。冈部在他的笔记本上记述道：“敌人的伤亡显然很大，但是战斗精神依然旺盛，有的机枪手被打倒几次，依然带伤站起来射击。”“敌我双方的炮声殷殷，我心中不禁想 – 这可能是‘北支事变’（日军对芦沟桥事变）以来最激烈的大战吧！”“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上升，我的身边，已经有四十人高贵地战死。。。”
文字到此结束，因为这路日军发现自己所处位置遭到两处中国军队阵地的交叉射击，开始后退躲避，撤退中，中国军队的一发机枪子弹命中了冈部的头部，这发盲贯的子弹，当时就要了他的性命。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冈部的尸体，这张照片被日军报道部注明不得发表，可看到照片上的红叉
日军战后分析，冈部可能是此前摄影时就被中国军队的机枪手注意到了，认为他是日军的高级军官（当时日本记者的服装与士兵很难区分，头上也戴着日军的战斗帽），于是对他集中射击。
惊悉此信的川岸文三郎连忙命令日军在炮火掩护下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冈部的尸体 – 这可是日军在对华战争中死于前线的第一个记者，还一死就是名记，要是抢不回来尸首实在难以交待。
日军突然掉头抢尸的行动，让南苑守军更坚定地认为自己打掉了敌人一个大人物，但是不知生死，于是冒着炮火猛烈射击抢尸日军，以免冈部被“救走”。日军历尽艰险，才用一台大车将冈部的尸体载了出来。
冈部后来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是非军人而在此被“供奉”的第一人。
由于遭到意外顽强的抵抗，川岸下达了两条对南苑之战结果至关重要的命令 – 第一条是命令从承德起飞的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和扫射。这一条是川岸看清了二十九军防空火力几乎为零的弱点，充分扩大空中优势所能带来的战果。他的眼光极为毒辣，日军飞机没有遭到任何象样的抵抗，所以攻击极为肆无忌弹，南苑在炸弹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火海。实际上，后来参加过南苑战斗的二十九军官兵回忆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日军轰炸的惨烈后果，南苑守军基本没有防空经验，在这种只能挨打无法还击的情况下，军心迅速动摇，是南苑失守的重要原因；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日军轰炸南苑的航空照片
而另一条，则是川岸注意到此时南苑守军已经遭到北，南，西三面围攻，他命令日军驻扎在通州的预备队 – 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萱岛联队）从通州南下，自侧背的东方夹击南苑守军。这路敌军有些画蛇添足，其实在南苑周围的日军，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已远远超过守军，完全没必要增加兵力。川岸只是因为初次和华北中国军队交手，不免小心过度才做出这条要求。在他们到达南苑之前，南苑的守军已经撤退了。
但是，这条命令却带来了两个意外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直接造成了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的阵亡。
这里面有一处史实，中日双方记录不一。
中方的资料显示，日军加强轰炸以后，曾经派出伞兵空降，占据南苑部分营房，里应外合，造成了南苑守军的极大混乱。据二十九军参战老兵袁鸣玉回忆，战斗打到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日军飞机在南苑上空放下空降兵，这样在南苑城墙内外，日军同时发动了进攻，守军因此大乱。
但是，日军的记录中，南苑之战并没有出动伞兵的内容。日军记载，他们第一次采用空降作战，是1942年在印尼的巴腊巴板，使用伞兵夺取该地的油田。七七事变期间，也确有一次动用空降部队的作战，但是并没有跳伞。当时另一名北方将领傅作义，眼看平津危急，挥师从绥远前来增援，试图切断日军关内关外联络。傅部挟百灵庙战役余威，很快攻克商都（全面抗战中收复的第一个县城），继续东进。为了阻止这支中国军队，日本关东军火速派出一支空降部队，乘坐“满洲航空”的民用飞机，落在傅作义后方建立据点。发现自己后方出现敌人的傅作义，因为敌情不明，只好收缩撤回绥远。这和南苑之战并无多大关系。
而且，中国方面也没人记得看到过日本伞兵的伞。
事实上，很可能是从守军的缝隙中钻入南苑内部开花的日军步兵突击队而已。
以当时的布防而言这完全可能，前面说了，二十九军负责南苑防御的总指挥赵登禹对当地情况还来不及熟悉就投入了战斗。尽管日军方面强调守军的阵地坚固，但颇有二十九军旧人回忆南苑战斗时并没有什么工事可以依托，南苑作为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七七事变又已经过了三个星期，若是守军连工事都不做未免太不正常。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南苑混乱的布防状况使部分部队未能充分利用既有工事。
各自为战的部队难免留下给日军突入的缝隙。而上午两次打退日军的进攻，也已经使二十九军守军元气大伤，难以做出更积极的防御。因为这些敌军的渗透，本来在日军轰炸之下已经处境艰难的守军阵地逐渐支离破碎，难以支撑。坚持到下午一点，赵登禹下令突围，以郑大章所部骑兵开路，向北平撤退。骑兵不适合防守，郑部在上午的战斗中夹在佟赵两部之间只能挨打，异常窝囊，因此突围时十分踊跃，而日军围攻部队并未进行特别猛烈的阻击，二十九军部队分南北两路突围而出（南线为教导旅一部，当天在永定河与当地守军会合，后撤保定，北线为军部主力，佟赵郑均随此路突围）。因为激烈的战斗，而且部队中夹杂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突围后向北平撤退的二十九军部队队形混乱，争先恐后，各部长官实际都已经难以掌握部队，从后来的资料看，突围中佟赵郑之间也都失去了联系。有人评价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战中进攻的时候亦堪称英勇壮烈，前仆后继，但最怕撤退，往往一撤就溃不成军，淞沪如此，忻口如此，南苑亦如此。
而一个更险恶的敌人在路上正等待着他们。
那就是萱岛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这支从通县赶来的日军，中途改变了行军路线，在南苑守军撤退的路上设下埋伏。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向南苑前进的萱岛联队，其机械化装备使其运动迅速
下午四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在公路上行军的二十九军部队遭到萱岛联队用机枪和迫击炮等各种兵器的猛烈攻击，日军飞机也于此时投入轰炸。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皆殉国于此。有二十九军人员战后经过此地，回忆当时路上到处是二十九军的死人死马，其中夹杂着两辆汽车，赵登禹将军（此前战斗中腿部负伤）就阵亡在前面的黑色轿车中，因为车辆目标大，遭到日军的集中扫射，所以将军死状极惨。而佟麟阁副军长则是先被击伤落马，带伤指挥部下突围时头部再次中弹而牺牲。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残部以郑大章为首分散退回北平，是为二十九军平津抗战最为惨烈的一幕。
这也是南苑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二十九军全线南撤。
不过，萱岛联队的参战，也引发了另一个意料不到的后果，由于该部离开通州防地，通州日军防卫力量锐减，二十九日，早与二十九军有联系的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傀儡政权伪军张庆余，张砚田部乘机发动起义，消灭通州日军，逮捕汉奸殷汝耕，史称“通州兵变”。两张所部后编为国民革命军180师，也有部分人员加入地工组织继续在华北活动，刺杀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的军统特工麻克敌就是两张所部。
说到南苑守军遭到伏击，在抗战之中，曾有多次类似的事例，比如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精锐第五十八师救援长沙，行军中就遭到日军拦腰袭击，损失惨重，若非日军掌握准确情报，实无法想象其设伏能够如此巧妙。
南苑守军遭到的伏击。正是被叛卖的结果，叛卖他们的，又是潘毓桂。这个细节，直到解放后再次逮捕潘进行审讯的时候，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原来，赵登禹下达撤退，并非擅自行事，而是根据北平宋哲元军长的命令行事。二十九军原定八月一日对日军发动反攻，二十七日，张自忠三十八师实际已切断了丰台和廊坊日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并且试图借此诱歼日军一部，不料日军已经增兵，护卫一个电话线维护小队的兵力就达二百余名，三十八师没能顺利吃掉日军，二十九军上层已经警觉情况有变。随后日军的突袭打乱了中国军队的计划。二十八日南苑遭到袭击，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但是，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命令通过最近的三十八师部队派员冒死送达南苑，已经是下午一点。
而此时，这一命令的内容，包括赵部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潘毓桂以最快的速度转给了日军，日军立即下令萱岛联队转而前往大红门方向，伏击撤退中的赵登禹部。
关于潘毓桂的叛卖，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内容。
首先，潘毓桂作为著名的亲日派，为何在战役中一直能够接触二十九军最上层的机密呢？
这就要涉及到宋哲元的特点了。在对日问题上，宋一直摇摆不定，潘正是宋对日表示亲善时候的窗口。在宋看来，打，是要靠冯治安何基沣他们的，和，还要靠潘毓桂等人。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旧军人，极重封建理念。潘与宋为两代相交，宋的父亲原为潘父幕僚，因此宋对潘信任不渝，视作亲信。在机密问题上，宋也绝不背潘，或许他的潜意识里认为要让日军能够真正信任潘，显然要付出一定代价，这上面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不过宋可能认为潘无论怎样总是二十九军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于哪些能够用来和日军作交易，哪些不能，心中显然有数。
宋就是没有想到，潘却没有把自己与二十九军的利益绑在一起的兴趣，他有自己的“理想”，如果说他有一个效忠的对象，一定不是宋哲元，而是“大日本帝国”。自然，哪些可以卖，哪些不可以卖，他的理解与宋哲元完全不同。
所以，宋对潘的期待，显然是没有弄明白潘的屁股坐在哪里。
其次，如果说潘将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出卖给日军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一次叛卖则无疑将山穷水尽的南苑守军送上了死路，都是同僚同胞，潘何以如此冷酷绝情？
要说潘是汉奸不假，但汉奸也有汉奸的逻辑，绝不会为坏而坏，潘这样做，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自保。
解放后审理潘的材料表明，从南苑战斗打响，潘就处在一种非常“自危”的状态。因为日军通过潘把进攻计划转告二十九军，其目的是为了吓退南苑守军，谁知结果却是南苑守军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伤亡。作为传话人的潘毓桂深感恐惧 – 因为他认为是自己把这件事办糟了。日本人是不大讲理的，如果伤亡过重要找个出气筒自己无疑是最佳人选。就算因为有交情不会责怪，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无疑会大大下降。如果是这样，他将来的前途如何呢？难道跟着没有出路的二十九军南撤？
因此，潘毓桂一了解到南苑撤退的命令，马上就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立即将其交给日军，作为自己将功折罪的礼物。至于这样会造成多少将士的牺牲，就不是他能考虑的了。
事后，潘果然因为与日军的“精诚合作”分得北京市警察局局长的职务，不久升迁天津市市长。
鲜血染红的顶子，不知道潘某人夜深可能安卧？
战后，潘被逮捕，从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挂写着自己名字和“汉奸”二字的布条，一路遭到万人唾弃。由于潘家上下打点，并请动著名律师洪旁吾进行辩护，法院以潘一九三九年离开伪职，有悔悟之心（实为汉奸之间的内部矛盾 – 投日的汉奸来头越来越大，潘这样的老牌汉奸地位也就不断下降）为由，从轻判处并很快释外就医。
不过，国民党的法院虽然将其放过，但共产党却未放过，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认为潘所犯罪行远未清算，以汉奸罪名将其再次逮捕，共产党没有那么多对“名士”的尊重，潘一九六一年死于狱中。
今天，北京还有三条街道是用二十九军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命名的，它们的名字分别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和张自忠路，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也许，会让人想起南苑那血与火的日子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