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萨评版】菊与刀 1.1 -- 萨苏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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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苏 ]

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3）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然而，反对这次战争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萨评：东条即东条英机，日美开战时担任日本首相的甲级战犯。看美国人二战中关于日本的文章，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大多数美国佬只知道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就是东条。美国海军潜艇军官G.佩特尼在他的《押送日本潜水艇回珍珠港》中，描述过返回本土的美军在关岛怎样将在日本的战利品向没有上过前线的大兵们兜售，开口就是“这是东条的军刀”，“这个勋章是东条戴过的”。。。等在公司里和美国人接触多了发现，无论你把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告诉他多少遍，下次见到他还是两眼发直。原因是日本人的名字在英语里读音拗口异常，不要说记，单是读“挖她那别”（渡边）“塔开西她”（竹下）这样的名姓，就足以让大多头脑简单的美国人发疯。美国人能记住一个东条，得算是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宣传的胜利] “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态反对军部。”[萨评：九一八事变后，裕仁的确曾表现过“不满”，但这种姿态毫不妨碍他在次年一月发布《赐关东军敕语》，嘉奖关东军攻占东北的行动，并且绝无意因为自己“不满”而把东北还给中国。天皇裕仁的这种态度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东方的君主有让属下作坏人，自己做好人的传统，因此，碰到这种不合公理的事情，天皇总要作一个表态，来维护自己“好人”的形象；第二种，则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关。日本人的性格是做事最初小心翼翼缺乏果断，但一旦初步得手，就会疯狂投入，乃至失控。那么，天皇最初的“不满”，无非是这个日本人谨慎阶段的反映，而随后的表彰，则是得到利益以后迅速完成思想“革命”的表现了。九一八轻易得手，是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疯狂的重要步骤，从此再也无法理智地刹车。也使中国面对的日本变得“不可理喻”。]“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发动的[萨评：天皇在日本当时还有一个身份，--“陆海军大元帅”，不通过他就发动战争，要么是说这话的人热昏，要么是日军当时根本没有军纪一说。事实上，无论是进攻南京，还是袭击珍珠港，都是经过这位天皇的批准才发生的，这些，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包括那些对背叛希特勒的将军[萨评：指的是德国国防军贝克上将，施道芬堡上校等人于1944年7月20日发动的刺杀希特勒，试图结束战争的企图。这次刺杀，由于炸弹威力不够而失败，负伤的希特勒歇斯底里，将所有涉案人员一律处死，其中甚至包括象谍报局长卡纳里斯上将，陆军元帅隆美尔等德军中的精英] 表示不满的战俘，都认为战争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而日本人相信，皇室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是两回事。

天皇与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受谴责[萨评：矛盾在这里找到了交集，即便是反对法西斯的日本人眼里，首相或者军部，代表的是具体的政府，为法西斯政府做事是错的，但天皇代表的是日本这个抽象的国家，为国家做事是没有错的，所以，死在二战战场上的日本兵就有了两个身份 – 法西斯麾下的恶人和为天皇即国家而死的英雄。这也是至今日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难以得到邻国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非日本人很难接受这种矛盾的思路]。显然，日本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而美国习惯于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萨评：实际上象上一节提到的，直到美国占领之后，天皇才承认自己是人，在这之前，如果说天皇是个人，在日本是一项“大不敬”的罪名 – 可要说天皇不是人，好像也不大对劲，没有问过日本人对这个问题怎样想，但想来他们不会幽默到这种地步]。如果不了解事实，就会认为那些俘虏在胡扯;事实上，一些审讯战俘的老手，也根本未能在每份审讯笔记上写下“拒绝/反对天皇”的字样，———全体俘虏都拒绝反对；即使那些与美国合作的俘虏同样拒绝；对天皇最激烈的言辞不过是“这位天皇即位可能是个错误”，还有 “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或者“也许皇室逊位可以使日本妇女得到自由，如同美国妇女享受的那种自由”。[萨评：在日本真正反对天皇制的人至今不多，最有名的应该是大江健三郎，他拒绝了天皇颁给的奖章，理由是他根本不赞成日本应该有一个天皇，这种勇气使他成为日本文化界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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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天皇到麦克阿瑟在大使馆的官邸拜谒这位“太上皇”，人们常常奇怪天皇在战后为何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其实站在麦克阿瑟的立场上想一想就能明白 -- 抓住了天皇，就是抓住了整个日本民族，这么好的领头鸭子杀他干吗？

因此，日本军部充分利用了全体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萨评：天长节的说法来自中国，本是皇帝的生日之意。传到日本后成为法定节日之一，二战期间为四月二十九日，即昭和天皇的生日。这种时候日军往往会变本加厉地投入作战，一九三八年日军为庆祝天长节，不顾气象疯狂空袭武汉，这种蛮干遭到早有准备的中国空军迎头痛击（中国负责防空的将军是儒将钱大钧，早就预测日本人这一天不会安生），结果被击落轰炸机战斗机共二十一架，铩羽而归，史称天长节空战]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共诵天皇的“军人敕谕”，“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结果，让军部措手不及的是，日本天皇真的下令了。[萨评：天皇下令停止抵抗后，日本陆相阿南周围的人曾策划兵变，被认为是天皇与法西斯军政权有所区别的一个证据。实际上，当时无论是谁下达投降命令，都会产生同样动荡，倒是天皇来下这个命令，引起的动荡最小。这并不能证明天皇的无辜]

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对其他所有人和机构则加以批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指挥官的指责[萨评：日本电影《男人的大和号》拍得冠冕堂皇，然而真实的日本最大战舰大和号被击沉时，绝望的水兵们曾经大喊：“把少佐以上的军官统统干掉，要救日本只此一条路！”]。对他们直属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战俘们破口大骂；对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行为非常痛恨。并非大众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日本战时的报纸、杂志曾经指责政府没有做到位，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右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们害怕说出来会受到责怪。他们满腹狐疑，却还表面应付，变得胆小如鼠。这样，绝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对此更进而加以发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就各种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肯开口。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对激发人们斗志没有一点儿好处。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国民怯懦无能，简直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因而能够发挥的战力，现在却仍没有发挥出来。”[萨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这种认为给了言论自由就会战斗力大增的想法，和精神战胜物质的思路有什么区别？说起来，一些认为每人发张选票就实现无敌的民主制度的想法，也面熟得很。]

瞧，在战时日本人对政府，对大本营，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能作出评判，并没有无条件地按等级制行事。然而，惟独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无上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稍后的篇章中予以解答。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就是日本独特的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萨评：麦肯因将军，我们一般翻译成麦凯恩，是今天美国人气甚高的参议员麦凯恩三世的祖父，1944年12月17日，美国海军舰队在菲律宾战役中遭到强烈台风袭击，3艘驱逐舰沉没，7艘军舰严重受损，损毁飞机186架，人员死亡800人。这是美军在战争中最大的非战斗损失。这次灾难中，身为太平洋战区海军航空兵指挥官和38特混舰队司令的麦凯恩竭力挽救自己的属下舰艇，尽量减少了损失并因此受到表彰]日本的无线电报对此表现极大的惊讶，态度十分耐人寻味。内容如下：

向司令官约翰·爱斯·麦肯因（原文如此———译者注）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尼米兹的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但麦肯因受勋的理由是，他成功地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件小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并非虚构而是实际发生的事，希望你们了解这一奇特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授勋。[萨评：这有什么奇怪，在纽约甚至救一条狗也可以上新闻呢]

一切救援行为，对倒霉蛋的一切帮助都能深深地感动美国人。比救人更加英勇的，就是成功地救人了。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小鬼”[萨评：著名日本海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作战中日本飞行员很少带降落伞，带了也多当作座垫 –因为他们的战斗机常常要飞很长路线到敌军战线作战，如果飞机受伤后跳伞，就可能成为俘虏，而日军坚决拒绝官兵接受自己可以被俘的概念。其间接结果就是日本由经验的飞行员损失特别的高，以至于到了马里亚娜海战，新飞行员“菜鸟”们被美军打火鸡]。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高尚的，小心谨慎则屁用不顶。这一态度在对待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表达得十分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军官教导士兵，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萨评：这种习惯让巴顿将军吃了苦头，他因为发表言论称“任何人说他患了战斗恐惧症就是在逃避危险并强迫那些比他更能吃苦耐劳的人去承担风险。”而遭到美国舆论的强烈抨击，以至于赫赫战功也不能挽救他被闲置的命运。]这一点几乎连那些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而日本确实无动于衷。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的救护班，我们用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在日本军队中并不普及。对医疗品补给就更加令人慨叹了。在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根本没有在被围前预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结果，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萨评：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弹尽援绝的时候发动“自杀冲锋”，扑到敌军的子弹上去自杀，奇怪的是这种命令在二战中也被日本士兵不折不扣地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