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水门事件（一） -- 梦秋

大约十万字，全部自己写，太佩服了！

水门事件（十九）

水门“窃贼”们两度破门进入位于水门饭店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第一次破门而入是在1972年5月30日，第二次是在6月17日。这在本文一开始就说过。

很多年后，有人对管道工们一而再地闯进民主党总部感到很不理解。个个都知道打一枪要换个地方，这是作坏蛋的基本原则。怎么这些前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们的脑袋就不知道拐弯？1991年，有一本水门研究的专著认为，出主意闯关的是约翰.迪恩，因为他急于获得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某位秘书手里的秘密材料——据说，这份材料可能牵涉到当时迪恩的女友（后来的迪恩夫人）参与的一次应召行为。

这本书的作者接下来被迪恩夫妇以毁谤罪告上法庭，赔了好大一笔钱。这种说法显然属于无稽之谈，在此作为小花絮说说而已。不过，从一开始，迪恩就是管道工的高层幕僚，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迪恩本人能够成为总统特别助理，就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白宫“管道工”的推荐。

闯入民主党总部的想法在1972年年初就已经提出来了。类似念头最早却是在1970年冒头的。在1971年年底，极端右翼分子、自由主义者的天敌、不折不扣的保守派瘟神利迪把这个想法推销给了米切尔。他提交给米切尔的计划里包括绑架、暗杀、破坏和窃听等等特务技巧，可以说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外怎么做的，他就怎么移植过来对付尼克松的政治对手。米切尔拿到了利迪的计划蓝图，和马格鲁德、迪恩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1972年3月，在霍尔德曼、科尔松都知情的情况下，米切尔批准了利迪的行动计划当中的窃听部分，并通过施坦斯命令斯隆以现金形式付给利迪250，000美元作为活动经费——这个数字是利迪要求的一半。窃听计划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宝石”行动（Gemstone Operation）

结果“宝石”行动进行得一塌糊涂。五个管道工在现场被逮住了。

逮住了，还可以想办法放出来。

很多人一定会非常疑惑。既然管道工的指挥者都是总统的人。他们都身居高位，此刻让这些高官打几个电话，要求警察或者联邦调查局放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的确，米切尔就是这么想的。作为前任司法部长，按照我们的说法，他在司法部“有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上司，他自己不方便亲自出马去找现任的司法部长克莱迪恩斯特（米切尔的继任者）。在水门案发的当天，他派利迪去找克莱迪恩斯特，向后者说明水门窃案的嫌疑人为“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工作，请司法部长大人放人。

克莱迪恩斯特全然不知道警察局拘留所里关的这几个人的背后站着他的前任。他只顾着在乡村俱乐部里打高尔夫球，根本没把心急火燎的利迪放在眼里。等利迪把详情全部说完（当然没敢说出米切尔的角色），他给了一个干脆利落的“NO”。回头他还专门交待他的副手，司法部负责刑事案件的副部长彼得森，不得给予那几个在水门窃案中被捉的嫌疑人以任何特殊待遇。

他注定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

因为现场的证据已经暴露了亨特和利迪的身份，眼下要做的事情是销毁此二人手中所有有关“宝石行动”的档案。管道工的高层人物，霍尔德曼、厄利希曼、齐格勒、迪恩和科尔松等人在案发当天就了解到了整个案件详情。尼克松在案发九个小时后也全部知晓了具体情况。

历史没有假设。我们很难想像得到如果尼克松当初没有决定掩盖水门事件的真相而是让司法部放手调查，事情会向什么方向演变。作为政治家，尼克松很清楚丑闻在选举中的危害，掩盖水门事件的真相是他做出来的最本能的决定。

对于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从好几个方向同时着手。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销毁所有有关“宝石行动”的档案。这件事情完成得很顺利。水门案发后的第四天，这个名为“大扫除”的销毁行动完满结束。联邦调查局特工从亨特的保险柜里搜走的材料完全没有成为证据的可能。其中最有价值的两本笔记本已经让迪恩给毁掉了。

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迟滞司法部门的调查。虽然克莱迪恩斯特对水门案件的背景究竟有多深并不知情，但是他得到了总统身边的红人厄利希曼和霍尔德曼的直接指示，要求把水门案件的调查尽可能的限制在刑事案件的调查范围之内。对这个指令，他原封不动地传达给彼得森。彼得森全盘掌管着司法部刑事案件工作，他不折不扣地贯彻了克莱迪恩斯特的意图，尽量缩小水门案件的调查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司法部虽然知道有秘密资金的存在，却不在法庭提出置疑和起诉的原因之一。

联邦调查局也是水门事件的重要调查机构。如果不摆平这个机构，狐狸尾巴迟早会给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揪住。特别是联邦调查局在案发后进展神速，很快通过现场发现的百元美钞追查到了用于政治洗钱的墨西哥银行。尼克松对于如何摆平联邦调查局胸有成竹。当时联邦调查局代局长格雷才刚刚从胡佛手里接过大权不到两个月。想要在这个位置上呆稳了，他还得倚靠总统提名才能够扶正。尼克松派出霍尔德曼，让他转告格雷，所谓的秘密资金，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用于组织类似“猪湾”事件（即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基金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的事情，就请格雷再勿干涉。

为了显得煞有其事，霍尔德曼还专门安排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沃尔特斯与格雷见面，霍尔德曼在会面的时候强调，被捕的五人是在执行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同时总统希望联邦调查局对于秘密资金的调查不要再进行下去。沃尔特斯也当场作了一回应声虫儿，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格雷于是下令，停止了对秘密资金的追查。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与沃尔特斯的会面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迪恩。

迪恩闻讯，大喜。原来这五个“窃贼”被捕后还一直在蹲大牢。如果需要保释他们出狱，需要找到一个牌子硬的部门出面。要是白宫或者“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里的人出面保释他们，只怕鱼儿没捞着，自己反惹一身腥。既然眼下中央情报局表示“窃贼”们是自己的特工，这笔保释金就让沃尔特斯去掏吧！

哪知道沃尔特斯这老特务头子心眼忒多。他自己在暗地里核对了一下，没有发现这被捕的五个“窃贼”和中情局有什么瓜葛。他立刻将此事告诉格雷。迪恩指望的保释金也就此泡了汤。不但如此，他还向格雷提交了一份书面备忘录明确表示中央情报局与水门案件无关，顺便威胁迪恩说，总统要把我逼急了，我就辞职走人，绝不去背这个黑锅。

格雷的手下又开始循着各种线索追查下去。

既然无法抵挡联邦调查局的追查，那就采用第三套掩盖真相的手法，那就是堵嘴。所有有关本案的知情者，不得向外界——包括法庭和司法部门——透露任何消息。其中，封堵的对象特别集中在了因为水门案被起诉的七个人身上。

考虑到知情者的人数，堵嘴工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水门事件（十八）

麦科德招了。

这个“有着岩石般坚硬”的性格的人是第一个违背总统及其部属意志，选择与法庭合作的人。他的背叛带来了连锁效应，成为水门事件从内部崩溃的第一个缺口。

在写给西里卡的这封信中，麦科德承认，有人在审判当中向被告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承认有罪并保持沉默；有人在出庭作证的时候提供伪证。但是，麦科德在信中卖了个关子，没有透露是谁作了伪证，谁向被告们施加了压力。

即使这封信尽量避免谈及具体的当事人的名字，它产生的效应也足够把整个法庭，乃至整个华盛顿政坛捣得天翻地覆。麦科德要求在法庭宣判之后与西里卡安排一次会面。会面的原因是他“已经不能在会谈当中相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能再相信政府的代表，不能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的时候相信司法部选派的检察官。”

任何一个对谎言和欺骗知之不多的人，突然发现政府部门在营造一场巨大的骗局时，他的反映只有惊愕。这就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反应。我们尽可以嘲笑美国人的天真。但是，一个因为谎言泛滥已经产生了免疫力的社会是不是会更加让人觉得悲哀？

3月24日，在西里卡的安排下，麦科德与艾尔文的参议院水门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戴什会面。3月25日，戴什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开宣称，麦科德向他提供了那些作伪证并向被告人施加压力的人员名单。

戴什偏偏就是不向新闻界公布这份名单。在现场的伯恩斯坦大惑不解。当天晚上，为了能够套出这份名单，他打了不下四十个电话。他一无所获。

3月26日，《洛杉矶时报》抢到了头条新闻。麦科德告诉戴什，“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副主席马格鲁德和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不但参与了管道工计划，而且策划在水门案发后掩盖整个管道工计划。

原来如此。尼克松任命的钦差大臣，专门负责“彻查”白宫人员是否卷入水门案的特别助理迪恩，竟然专门策划如何掩盖白宫与水门案的瓜葛。

《洛杉矶时报》又是怎样知道这一切的？这里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国记者的敬业精神。《洛杉矶时报》记者杰克逊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和麦科德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残疾女儿，都受到同一个慈善团体的照顾。可怜天下父母心，麦科德还能不向他交底吗？

马格鲁德也属于被《华盛顿邮报》揭发出来的死老虎。但是迪恩可是条新出水的大鱼。于是四面八方的责难、怀疑、非议就全部冲着他来了。

这当儿迪恩在干啥？

他在总统的度假村戴维营里写作业——总统交给他的作业，要他写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无非是，迪恩从格雷处获得的联邦调查局原始文件仅仅用来进行白宫内部调查——经过详细而认真的调查，白宫里并无人与水门案件有牵连。

事情不都给捅出来了么？米切尔，马格鲁德……他们都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人，跟白宫无关。他们有问题，司法部尽可以去调查他们，不要再找白宫的麻烦。

迪恩对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充满了深深的怀疑。整个水门事件到了如今已经像锅开了的沸水，捂盖子已经捂不住了。在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亨特和利迪那样的死硬派挡住了法庭的追查了吗？现在米切尔和马格鲁德也自身难保了。要是哪一天来个警察，递给自己一张传票，然后说道：“迪恩先生，你因为涉嫌在法庭上作伪证已经被大陪审团起诉……”这个时候究竟自己会像利迪那样死硬到底，还是像麦科德那样交代实情以保全自己？死硬到底的话，“最大值约翰”倒是可以成全这一切。

利迪跳下去了，米切尔也即将跳下去——不，应该说，即将被尼克松推下去了。迪恩本来也接到了国会的请求，要求他到格雷的听证会上作证，要不是尼克松动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他难逃一劫。难道尼克松会再次动用特权阻止他到法院去作证吗？尼克松为了自己的宝座，会把更多的人推下水，然后会用钱堵住他们的嘴。可是能堵得住吗？这些平素身居高位的人，在面对铁窗生涯的时候，能够心甘情愿吗？

尼克松的封口费实际上已经开始失效，迪恩对此事很清楚。3月19日，格雷还在国会听证会上抖包袱的时候，水门案件的被告人亨特给白宫找了个大麻烦。这个前中央情报局特工向迪恩提出132，000美元的封口费，并要求总统在年底之前动用行政特权特赦他出狱，否则他就会在23日的宣判日把一切连兜到底都拿出来。

白宫被流氓讹诈了。这事搁到眼前，谁都知道“封口费”就是个没完没了的天文数字，一辈子都付不清。可是白宫眼下先得把流氓稳住再说，以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于是，在3月21日晚间，亨特索取的那部分封口费的一半就以现金形式出现在他的律师的信箱里。

从《纽约时报》1月14日揭发有人蓄意隐瞒水门事件真相，妨碍司法调查开始，白宫精心构筑的防火墙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解体。先有格雷在国会上作证，接着麦科德向法院坦白。如果说麦科德的坦白是给白宫掩盖水门事件的企图的致命一击，那么这个堡垒就只差最后崩溃了。

迪恩决定反戈一击，为了保全自己，他要引爆白宫这个堡垒。因此，他决定不再按照总统的要求写一份自欺欺人的调查报告，而是给自己找了个律师，并开始与法院接触。

他作出这个决定的这几天，正是《洛杉矶时报》公布麦科德名单前后。就算他不去找法院，法院也会找上门来。这回请他去作证的可不是没有司法审判权的国会，而是可以让他蹲大牢的法院。迪恩对此心中是有数的。

3月底，迪恩从戴维营回到华盛顿。他没有完成尼克松的作业，也没有打算完成作业。他回到华盛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他准备在大陪审团作证。此后，他找到了一位律师。律师听取了他的情况之后，没敢作出正面回应，而是建议他立刻去找负责起诉事务的司法部检察官，也就是西尔伯特和他的两位副手。

4月8日，迪恩开始向检察官们交代他在水门案件中的作用——也不是没有保留，他在一开始并没有向检察官们说出总统在其中的角色。迪恩最初的想法是，如果他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水门事件的详情，检察官们可能放他一马。他有可能免予司法起诉，将会以证人而不是被告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

迪恩的算盘倒是拨的哗哗响。他在一开始只是告诉检察官们他在霍尔德曼的授意下参与销毁水门事件的档案材料和用封口费换取7位直接涉案者的沉默。检察官们却被他所交代的证词给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从前光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如今却突然掉下来了一只大象，光是司法部的检察官们已经招架不住，于是他们一路上报到司法部长克莱迪恩斯特处。

这回轮到克莱迪恩斯特给自己找律师了。在水门丑闻中，他至少是个知情者。

迪恩的倒戈举动拖出一大批和水门有关的政府官员。尼克松掩盖水门事件的所有努力如今像雪崩似地垮掉了。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迪恩是所有掩盖行动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主要的实施者，这就好像是一个公司里的CEO和COO，如果此人向税务局坦白了整个公司的偷税行为，公司的董事长和他的虾兵蟹将们是断断脱不了干系的。

但是司法部人员也明确地告诉了迪恩，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必须以被告身份上法庭。“最大值约翰”已经保证，只要与法庭合作就可以获得相对比较轻的刑期。言下之意，迪恩需要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迪恩照办了。

我们的故事又得从1972年的6月17日前后开始说起。

水门事件（十七）

水门案发以来，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一直没有直接针对总统在水门案件和随后曝光的政治间谍案当中的角色提出置疑。国会处于无所作为之中。直到10月中旬，政治间谍案已经被几家报纸揭露出来之后，参议院的政府作风小组才开始针对案件开始调查。谁都知道，纪检委的工作多少有点轻描淡写，政府作风小组也不能免俗。何况这个所谓的政府工作小组的调查既没有工作日程表，也没有财政拨款。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国会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总统大选年也是国会改选年。整个众议院以及三分之一的参议院席位需要改选。议员们要保住自己的议席，必须回到自己的选区里拉票。自己都忙得火烧眉毛的情况下，尼克松是否连任很少能够给这些竞选的议员们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大家也都处于观望之中。

尼克松连任之后，政治利益集团之间开始了新一轮互动。对尼克松总统的权力制约，国会内部政治势力的再分配，等等因素叠加，引发了总统和国会关系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水门事件成为各种势力再分配的绝佳契机。

1973年2月7日，在经过两天的讨论后，参议院以77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第60号议案，决定成立一个7人委员会对1972年总统竞选进行调查。这一次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有了500，000美元的拨款，获得了传唤有关人员作证的权力，也有了明确的工作时间表。第60号议案要求整个委员会最后提交调查报告的时间“不得迟于1974年2月28日”。委员会将在为期3个月的准备工作结束后正式开始听证。为了显示整个调查的公正和客观，7人委员会中有3人是共和党参议员，4人是民主党参议员。原来的政府作风小组的工作全盘移交给新成立的委员会。

为什么说这个委员会是政治集团利益分配的表现？原因在“纪检委”——政府作风小组那儿。

小组的负责人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尼克松对肯尼迪家庭始终怀有某种畏惧之心，不然他也不会让“管道工”去调查肯尼迪家族。对肯尼迪家族怀有畏惧感的政治家还不仅限于共和党，民主党内部也有人担心。担心啥？和尼克松一个样，担心爱德华.肯尼迪利用调查尼克松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从而为自己未来竞选总统赢得资本。

决不能够让水门事件给自己造出又一个强劲的政治对手，这成为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于是，根据第60号议案成立的专门委员会主席人选就落在76岁的，以清廉、正直著称的民主党参议员山姆.艾尔文身上。至少，从年龄上来看，艾尔文不会有野心去竞选下一任总统，只要勤勤恳恳工作，揭开水门的老底，他老先生还是乐于青史留名的。

同理，剩下的6个委员会成员全都是相对低调的参议员。这个委员会被称为艾尔文委员会。

但是共和党不甘心民主党如此毫无顾忌地调查一个共和党总统，在参议院表决的时候，先后对第60号议案提出多项修正案，其中一项修正案要求艾尔文委员会同时调查1968年和1964年的总统竞选当中存在的舞弊行为。这些修正案在表决的时候被占多数的民主党议员们全部否决了。

77票赞成，0票反对的法案，只说明共和党认输而已。

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还在讨论和组建当中，媒体对水门事件的报导又上升了一个高度。《华盛顿邮报》2月10日的报导重炒旧饭，把亨特和利迪曾经调查过肯尼迪家庭的事迹又曝光了一次。

竞争在几家大媒体之间迅速展开。“管道工”这个尼克松手下组织的秘密间谍组织被层层揭露。管道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曝光。不过，此时这些小角色的曝光已经无关大局。公众们的注意力都投向了3月23日法院对涉案人的宣判。

2月26日，《时代》周刊详细报导了尼克松要求联邦调查局秘密监视、窃听记者、白宫和政府人员的记录。尼克松的这个要求可以追溯到1969年。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还是老胡佛。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没有拒绝总统的要求。他只是提了一个条件：所有的监视窃听必须得到时任司法部长的米切尔的书面批准。到了1971年，尼克松在国会的压力下逼胡佛退休的时候，米切尔的这些书面批准就成了胡佛讹诈尼克松的重要材料。胡佛理所当然地继续留任了下去，虽然留任时间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是帕特里刻.格雷

1973年2月28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要参加国会的听证会。国会的议员们将通过听证会审查格雷的表现，以便决定是否通过尼克松总统对格雷的提名，让他担任正式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尼克松此时扶正格雷是一个严重的战术性的错误。总统提名的联邦政府主要官员要经过国会听证许可。身为代局长的格雷不可能不了解水门事件的详细调查情况，而国会对愈演愈烈的水门丑闻不可能置之不理。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实在低估了国会的反应，结果使自己提前一个月暴露在国会的火力之下。

尼克松提名格雷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很难说他是否怀有将格雷收为心腹的企图。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格雷在听证会上的表现无疑辜负了他的期望。在回答议员们的提问时，还没有被问及任何有关水门事件的问题，格雷就主动说出了一个事实：他本人曾经将有关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调查的原始资料交给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在传递材料的时候，他们没有遵循联邦调查局和白宫之间特有的文件传递方式，而是私下办理。

格雷的证词几乎把天捅了个窟窿。因为老胡佛在世的时候决不允许任何人局外人，包括总统在内，去阅读联邦调查局的原始文件。格雷的做法让参议员们感到非常震怒，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本就不该让白宫人员参与其中，更不论说要和白宫情报共享。泄露原始资料一事，只能说明白宫企图干涉水门事件的调查。

格雷的这种说法，算把自己的前程给毁掉了。也为水门事件的调查打开了缺口。在参议院旁听的伍德沃德意识到，格雷的听证会很快就要变成迪恩的听证会。参议员们都想弄清楚，迪恩为什么要从格雷处索取水门事件的原始材料，他这么做究竟是要代表总统彻查水门事件，还是要协助总统掩盖水门事件？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迪恩的目的恐怕还是倾向于后者。

3月2日，尼克松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将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阻止迪恩在格雷的听证会上作证。迪恩的听证会暂时没有发生的可能。

但是这一切无法阻止事态向不利于总统的一面演化。

3月6日，格雷按照参议员们的要求公布了一批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是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在1971年的一次私人谈话记录。这次谈话里面，卡姆巴齐承认了总统秘书查平雇佣塞格里蒂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一事，同时也承认自己给塞格里蒂等人支付工资。

有了这份文件，官方第一次承认了“管道工“组织的存在。

3月22日，格雷又一次给迪恩亮相。1972年6月22日，水门案发第五天，在联邦调查局询问迪恩是否知道亨特在白宫有一间办公室时，迪恩“可能”撒谎说不知道。（水门案发时，亨特已经离开白宫，他在白宫不再有办公室。）

第二天，华盛顿特区法院对七名水门被告进行宣判。

在说到宣判结果前，还要把过去一个月法官西里卡的作为略略提一下。西里卡是个共和党人，保守派。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使用某些合法的策略，特别是公诉方没有尽全力起诉被告，而被告身上又有千丝万缕的政治关系的时候。简单地说，西里卡对待被告使用了中国人民警察常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随后，法官大人非常美国化地重申：我，“最大值约翰”，决不是浪得虚名！这种策略有着巨大的威慑力，其效果立竿见影。

1973年3月19日是西里卡法官69岁生日。这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来自水门案件被告麦科德的信。法官读完这封信，很简单地说了一句话：

“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好一件生日礼物，它将把这个案子兜底翻开。”

3月23日，西里卡在法庭上公布了此信全文。

水门事件（十六）

1973年1月10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对水门案正式进行开庭审理。开庭之际距离水门案发已经有近七个月，水门案也由一宗普通的破门入室案变成了几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从开庭之前的局面来看，虽然白宫和总统方面处于守势，但是还真守得滴水不漏，无懈可击。

不过，从开庭的这一天开始，白宫开始慢慢扛不住了。

在整个12月份，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只发过一份勉强算是有份量的报导，谈到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曾经在私下与接受联邦调查局讯问的白宫工作人员接触并核对他们交代给联邦调查局的证词。这个报导部分证实了伯恩斯坦那位代号“Z”的消息来源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从了解到的有限信息里，并没有发现迪恩要求他人作伪证并掩盖真相的证据。这样的新闻报导，也只能是给白宫挠挠痒痒而已。

开庭前，伯恩斯坦听说，被起诉的七名嫌疑人当中有五人有可能认罪——但是其中四个人的认罪原因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如果亨特认罪，他们就认罪。这个逻辑很奇怪。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是个法官与嫌疑人互动的过程，双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用认罪来换取相对宽松的刑期。但是这个互动的过程应该由各自的律师操控。换言之，亨特的决定与另外四人的决定根本无关。

果然，在嫌疑人进行法庭陈述的时候，亨特一改此前拒不认罪的态度，承认了司法部的全部指控。另外的四个人（全部是来自迈阿密的古巴裔美国人，包括巴克）也有样学样，在法庭上认罪服输。

这四人的律师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客户在未与自己协商的情况下就认罪。这样的行为简直是砸了律师的招牌。他当庭指责亨特破坏律师与他的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转过头来，四个被告炒了这位律师的鱿鱼，换上个听话的老实头。

亨特对他认罪的做法做出了解释。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案件审理久拖不决，因为他想和他的四个孩子团聚在一起。可怜的孩子刚刚在一个月前失去了他们的妈妈。

亨特说得不错。他的妻子多萝茜.亨特在12月的一次飞机失事当中罹难。在场的人对亨特非常同情。但是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知道，飞机失事的时候，多萝茜的手提包里有10，000美元现金。这意味着什么呢？

利迪和麦科德仍旧不承认自己有罪。

作为负责此案的法官，西里卡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但让他感到更加奇怪的，则是司法部检察官兼本案的公诉人西尔伯特的表现。西尔伯特在进行控方陈述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整个水门案件中最敏感的秘密资金问题。控方的观点是，利迪和亨特拿到的秘密资金本来是用于开展合法的情报活动，但是这两人却拿来从事非法活动——而他们的这些活动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没有得到任何上级的指示。对于高层可能被卷入水门案件的说法，尽管媒体已经吵得沸沸扬扬，西尔伯特却根本没有提及，甚至连暗示都没有。

控方这么说话，已经是角色倒置，把自己变成了辩方。公诉人帮被告说话，简直是千古奇闻，西里卡对此要是感到满意才怪。

第一轮庭审结束的时候正好是星期五的下午，四个认罪的古巴裔嫌疑人和他们的律师在法庭外叫了一辆的士，准备飞回迈阿密度周末。伯恩斯坦再次表现出了拼命三郎的记者本色，在的士车门还没有来得及关上的时候，飞身蹿进了车里。可怜的的士就这么扛着六个人到了机场。

追到了机场，一不做二不休的伯恩斯坦当场买了一张机票跟着嫌疑人和他们的律师一块飞了一次迈阿密。死缠烂打之下，伯恩斯坦有了新的收获。

据他的了解，在开庭前的一周里，亨特来到迈阿密与四个嫌疑人见了面。他要求这四个古巴人在庭审的时候承认有罪，并不得将高于他本人和利迪的任何政府人员牵扯进案件调查当中。作为回报，他们最多只用坐几个月的牢，其间他们的家庭将得到经济补偿。这四人当年在肯尼迪总统导演的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中直接接受亨特的领导，对亨特仍然言听计从，这就是法庭上为什么有那奇怪的事情发生的原因。

可惜这条消息不单单属于《华盛顿邮报》。1月14日，《纽约时报》率先登出这条消息，明确指出认罪的四个古巴裔美国人到眼下还有人给他们付工资。抢到这条新闻的是《纽约时报》著名记者之一的西摩.赫什——就是此人在1969年揭开了美军在越南美莱村残杀500多无辜平民的真相。

1月15日，《时代》周刊更加明确地报导，有人向这四个嫌疑人保证，在他们蹲大牢期间，每个月会得到1，000美元的收入。等到获释之后，还有额外打赏。

《纽约时报》的金字招牌，“扒粪之王”杰克.安德森此刻也出手。他在专栏里写到，付给四个嫌疑人的这笔封口费已经由亨特通过现金形式转交给了四人之一的巴克。还记得亨特夫人在飞机失事时携带的10，000美元现金吗？这笔钱就是封口费的一部分。

多萝西，你死得好冤！亨特一定常常在心里这样喃喃自语。

资金问题显然提醒了西里卡，在公诉人的陈诉中没有提到资金来源的问题。西里卡亲自向四位被告询问：你们破门入室的工资究竟是谁支付的？

四人当中的一个厚着脸皮说：“钱是放在一个空白信封中交给我的。”

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西里卡盘问了他们整整一个多小时，但是四个人的回答一致得难以置信。最让人恼火的回答来自巴克。当西里卡问他，他的账户上114，000美元究竟是谁汇给他的时候，这位前古巴巴蒂斯塔政府的秘密警察竟然说不知道这笔钱来自何方。

“我不觉得这事有啥奇怪的。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回答西里卡的进一步置疑时，巴克厚颜无耻地回答道。

“我们不是为了钱才这么做的。”他又补充说。

在冗长的问答当中，在一旁闲着没事的利迪干脆在法庭上睡着了。

庭审有变成闹剧的倾向。

庭审总共进行了16天，共有60人出庭作证。但是公诉人西尔伯特对证人的提问只要涉及到秘密资金或者高层人士就如同蜻蜓点水一般一带而过。例如，斯隆出庭的时候，西尔伯特只问了他是否给过利迪199，000美元现金，根本不去问他，究竟是谁让他把这笔钱交给利迪。

西里卡听到这个问题，按捺不住，亲自追问斯隆这笔钱的来历。他一口气向斯隆提出了42个相关问题。斯隆回答说，因为担心这笔钱的去向问题，他向他的上司施坦斯询问过。后者告诉他，动用这笔钱得到米切尔的允许。

米切尔是这次庭审当中唯一被牵涉入案的高层人物。

西里卡对这样的回答非常不满。在庭审结束的时候，他对西尔伯特说：“我感到很不满意……我对所有相关的可能有效的证据都感到不满意——我指的是，所有提交到大陪审团的可能有效的证据。”

西里卡很明显地怀疑西尔伯特在指控被告方面没有尽全力。

利迪和麦科德被判有罪。几天之后，他们每人交纳了100，000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下一阶段的庭审将在3月23日开庭。

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的独特之处，是总统拥有近乎无限的行政权力，但是总统却无权控制法院。西里卡法官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这是他为什么敢深究水门案件的原因。而作为公诉方的司法部完全就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且不说米切尔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长，现任的司法部长克莱迪恩斯特也是总统的人，这就难怪西尔伯特在提出公诉的时候有所保留。

另外一个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的国家机构是国会。如果国会多数席位掌握在总统的党派手中，总统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些，就如同前些年的小布什总统，想要多少经费就要多少经费，想打谁就打谁，国会总是给他开绿灯。

作为政治家，尼克松一定对小布什这个毫无远见的德州牛仔羡慕得要死。原因无他，尼克松时代的国会一直控制在民主党人手里。第一轮庭审结束之后，国会要给他这个刚刚连任的总统念紧箍咒了。

水门事件（十五）

白宫对艾尔斯伯格将“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纽约时报》一直记恨在心。他们随后的反击相当狠辣。联邦调查局首先对艾尔斯伯格进行了调查。但是，除了找到艾尔斯伯格曾经连续两年前往一位名叫路易斯.菲尔丁的精神病医生那儿就诊之外，没有找到什么可以迫害他的证据。联邦调查局要求菲尔丁医生交出艾尔斯伯格的就诊记录，遭到拒绝。这时候，“管道工”开始出手。1971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利迪（水门事件直接涉案人）的带领下，三个“管道工”潜入菲尔丁在加州贝弗利山庄的办公室，企图窃取艾尔斯伯格的病历。

“管道工”历次破门入室的记录都乏善可陈，不知道这是不是和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还是运气实在太差有关。这一次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对艾尔斯伯格的迫害是双重的。1971年6月底，米切尔的司法部以12项间谍重罪起诉艾尔斯伯格。如果罪名成立，他将被判处115年监禁。对于此案的审理，直到1973年5月，米切尔深陷水门案中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才最后被撤消。艾尔斯伯格承受了两年的法律压力。

通过司法程序迫害艾尔斯伯格是明的，还有暗的一手，那就是肉体伤害。1972年5月3日，在华盛顿的一次公共集会上，艾尔斯伯格被12个古巴裔美国人殴打。这次行动是总统特别助理科尔松出的主意，目的是使艾尔斯伯格“丧失行动能力”（incapacitate）。总统心腹干将居然能想出这等不入流的歪招，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水门案发，艾尔斯伯格会一直遭到骚扰和迫害，难有出头之日。

《纽约时报》看似赢得了“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胜利，但是“管道工”们将这份报纸盯得更紧了。率先报导“五角大楼文件”的两位记者被窃听。另外一名著名的《纽约时报》记者，素有“扒粪之王”美誉的杰克.安德森则几乎有生命之虞。

说来安德森与尼克松之间的关系还颇为微妙。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尼克松手下有人被一位富商收买，间接导致尼克松选举失败。这件事情被安德森捅了出来，给多疑的尼克松投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管道工”的成立与此多少有些联系。

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战争。出于冷战立场，尼克松表面上宣布中立，暗地里支持巴基斯坦。这等国家大事却让安德森从中插了一手。他弄到了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秘密文件。几番报导下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表态，从原来的亲巴基斯坦立场转向维持中立。

安德森的所作所为让历届总统都很头痛（此人的故事可以蒸好大包子，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道来）。“管道工”的重要执行人亨特和利迪揣摩透了总统的难处，一度提出了暗杀安德森的计划。幸好白宫还没有疯狂到那个地步。暗杀计划最后被放弃了，对他的监听却持续了很长时间。

1975年9月21日，这个流产的暗杀计划被媒体曝光——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作者是鲍勃.伍德沃德。这是他的另外一个传奇故事。

“五角大楼文件”案未了，针对越南战争的走向，《纽约时报》又和总统对着干起来。

1972年5月，水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尼克松政府决定加紧对北越的经济封锁。具体措施之一是在北越的重要港口海防安放水雷以封锁港口。海防布雷事件遭到了来自全美国的置疑，《纽约时报》自然在这一片反对声浪中独占鳌头。“管道工”们无以应对，干脆花钱在《纽约时报》上专门发表对立观点的版面（OP-ED版）发布了一个民意调查广告。广告的标题极富煽动性：

“《纽约时报》与人民作对”（The People vs. the New York Times）。

副标题是：“你相信谁？《纽约时报》还是美国人民？”

民意调查广告里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有5，157人支持海防布雷政策，反对者人数是1，158。

这个广告之下的真相是，“管道工”之一的麦科德（现场抓获的水门“窃贼”之一）派人在报刊亭买回了至少4，000份刊登有民意调查表的报纸，然后发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人员填写调查表并邮寄到民意调查机构。假如没有这多余的4，000份报纸，民意调查的结果最好也不过是反对1，158票，支持1，157票，一票之差。

除此之外，“管道工”还指派人手，给白宫发来一系列支持海防布雷政策的电报，活生生地导演了一场文革效忠信的海外版

这种幼稚的举动根本不能动摇《纽约时报》的声望。反而是“管道工”们在刊登广告的时候有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更不用说他们在下面做的一系列小动作。这种刊登虚假广告的做法违背了美国有关法律，给水门案件的调查留下了话柄。

“管道工”所做的这一切，在水门案件接受法庭审理之前，只有少数人知情。在他们的所作所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整个美国受到的震动是可想而知。有人说，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年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en Generation），想必和这些政治风云的现身教育有关。

还有一件小逸事可以说说，以娱大众。

艾尔斯伯格本来是个支持越南战争的铁杆鹰派。但是被美国军事智囊兰德公司招募去研究越南战争，并参与完成“五角大楼文件”的编写之后，他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产生了转变，成为了坚定的反战分子。他决定冒险公开“五角大楼”文件之前，他找到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麦克戈文，请求他在国会里散发相关文件。没想到这位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担心自己的竞选受到负面影响，不愿意帮忙，只是提出了建议，让艾尔斯伯格找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由新闻界出面来捅这个马蜂窝。

艾尔斯伯格首先找到的是《华盛顿邮报》。

《邮报》的总编拒绝刊登“五角大楼文件”。后来他们一定为这个决定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艾尔斯伯格转而找到了《纽约时报》。1972年普立策新闻奖算是花落纽约了。《邮报》后来虽然也转载了“五角大楼文件”，并在与司法部的官司当中受到了与《纽约时报》同等待遇，但是它毕竟失去了新闻报导当中最重要的时效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年后，水门案发时《华盛顿邮报》总编全力支持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并给他们施加巨大压力的原因之一。他们的努力和期望都没有落空。

两位记者不但把水门事件大白于天下，连一年前的旧帐都算得清清楚楚。

水门事件（十四）

在这一节里，我们要把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水门事件放在一边，回头看看尼克松总统1969年上台以来的“管道工”的各种事迹。

间谍、破坏、窃听以及离间等政治伎俩古已有之，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社会都不可避免地继承着这一人类文明的卓越传统。但是，大规模的，由国家高层人员组织参与的这些政治阴谋活动竟然出现在这个西方国家马首是瞻的国度，这的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然而，政治阴谋论却又完全合乎这个年轻国家的历史传统。林肯总统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在法律意义上来说，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对特定目标进行监控是合法的，是有相关成文法律保障的。不过，这些法律在水门案发的第三天（1972年6月19日）就被国会废除了。

这样大规模的间谍和窃听行为的最初推动者，是一个我们谁都想不到的人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

之所以出现这样大规模的间谍和窃听行为，又和新闻界的兴风作浪密不可分。

1968年春天，美国在同时进行着三场战争：冷战，越南的热战以及国内的总统选举大战。一向喜欢爆猛料的《纽约时报》连续报导了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几次秘密军事行动，其中包括美军派遣B-52轰炸机轰炸柬埔寨境内的越共游击队集结地的行动。半年之后，走马就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没等把交椅作热，就立刻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防部和五角大楼进行调查，要查出究竟是谁将这些秘密透露给了《纽约时报》。

在调查当中大量采用了窃听手段。被窃听的人员达到17人，其中有《纽约时报》驻五角大楼记者和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首席谈判代表的朋友。窃听时间竟然长达21个月。

有了基辛格的先例，白宫自然也把窃听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

尼克松总统是个老牌政客。他在1946年当选众议员，1950年当选参议员，1952年以39岁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这段时间是冷战摩擦日渐加剧的时期，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麦卡锡主义就出现在这个时代。政治阴谋可以说层出不穷，。美国的两大情报机构当中，二战末期才成立的中央情报局负责对外间谍活动，全世界政坛被搅得天翻地覆。成立于二十年代的联邦调查局在老而不死的埃德加.胡佛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任何政客都不敢小觑的独立王国。

顺便说一下，胡佛自1924年出任联邦调查局（当时没有“联邦”二字）代局长以来，一直盘踞此座直到1972年5月去世。据说他掌握了大量政客们的秘密情报，所以历任总统都奈何他不得。尼克松总统1969年上任的时候，老胡佛早到了退休年龄，国会吵吵嚷嚷要赶他下台。尼克松最后还是“力排众议”，签署了特别命令，让他继续干到了翘辫子的那天。

有了联邦调查局这个独立王国，总统要办点啥见不得人的事情总觉得缺少左膀右臂。尼克松上台之后，立刻委派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厄利希曼组建自己的间谍队伍，这样就可以绕过联邦调查局。

这支队伍就是后来被曝光的“管道工”。

“管道工”的直接指挥者是约翰.考菲尔德。这位纽约市的前任警官在尼克松政府当中的正式职务是联邦各执法机构联络官。但是此人真正的上级却是厄利希曼。“管道工”的工资来自1968年尼克松总统竞选时的剩余政治捐款，这笔钱掌握在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手中，办公地点则选择在白宫行政大楼的某个地下室（资料有限，具体地点尚未查明——作者）。

有了资金，办公地点，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考菲尔德于1969年4月8日正式开始上班——或者说，开始疯狂作案。

“管道工”在尼克松总统上台的头25个月里，对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进行了侦听。规模之大，可以从下面这些数据中略知一二：被窃听者包括七位基辛格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三位白宫工作人员；两位国务院人员；一位国防部人员；四位新闻工作者，其中一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莫斯科记者。他是基辛格的传记作者，也是基辛格的好朋友。

“管道工”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内容：

首先，要监控总统的政治对手，特别是那些能够在1972年总统竞选当中对尼克松的连任构成威胁的政客。他对1960年惜败于约翰.肯尼迪总统念念不忘。虽然肯尼迪总统已经遇刺身亡，1968年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也步其兄长后尘遇刺而亡，但这个政治贵族家庭的另外一位大人物爱德华.肯尼迪依旧在参议院里呼风唤雨。尼克松时时刻刻都有一种与虎同榻的危机感。除此之外，尼克松在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失利也给他带来了选举恐惧症。1968年总统选举当中民主党的汉弗利—穆斯基搭档几乎让尼克松再次翻盘。而这两位如今还在参议院里搅和事情，尼克松也不得不防。

1969年，“管道工”的重要成员，后来在水门事件中先期落网的霍华德.亨特衔命对肯尼迪家族展开了监视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已故的肯尼迪总统在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中的表现；肯尼迪总统在推翻南越总统吴庭艳的政变中的作用。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在1969年出了一次车祸，导致一人死亡。这件事情也得到了亨特的关注。

1970年，总统演说撰稿人布坎南提醒尼克松，要提防那些有潜力在1972年挑战总统宝座的民主党人。接下来事情就明了了，塞格里蒂受命破坏民主党的初选活动，其中就有在穆斯基的选举活动上捣乱。

“管道工”其次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付新闻界和反战人士。

1968年到1972年间恰逢反越战运动的高潮。针对越南战争，尼克松在1968年总统竞选时提出“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但是“体面”这个词很值得商榷。尼克松上台之后一面提出要撤军，一面继续对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即越共南方游击队的补给线）进行大规模轰炸，甚至派兵短期入侵柬埔寨。1970年，反战运动与越南战争同时达到高潮。1970年5月4日，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与游行学生对峙时开枪，打死了四个大学生。10天后，密西西比州警察打死了两个参加反战游行的大学生。

美国新闻界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让共和党人耿耿于怀。随着反战高潮的来临，新闻界表现得越发活跃，其中的代表就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在1968年的表现在上文中已经叙述。1969年年底，《纽约时报》在报导越南美莱村惨案的过程中也有上乘表现。但是，真正使《纽约时报》大放光芒的，却是1971年6月的“五角大楼文件案”。凭着对此案的报导，《纽约时报》获得了1972年普利策新闻奖。（此事在【原创】水门事件（二）略有提及）

1972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五角大楼文件”的浓缩版。这份文件充分表明，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四任美国总统，尤其是约翰逊总统在越战问题上有意误导舆论。这份文件的提供者是在五角大楼工作的军事专家艾尔斯伯格。“五角大楼文件”公开的第二天，大为震惊的政府立刻通过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就是后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米切尔）要求纽约州法院下令禁止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纽约州法院拒绝司法部的要求。这样，官司在两个星期里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通过决定，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纽约时报》有权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白宫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白宫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而想要利用手里的行政权力迫害艾尔斯伯格，并试图通过不同手段打击《纽约时报》的信誉。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白宫的这些下三滥手段，为后来水门事件的调查提供了许多线索。

• 【原创】水门事件（三十一）

水门事件（十三）

12月19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开庭审理新闻记者在报道水门事件当中的“不当行为”。《洛杉矶时报》在这次庭审当中中箭。

想必大家都没有忘记水门案发时那位不称职的哨兵——躲在水门饭店对面的汽车旅馆当中给“窃贼”们望风的巴德文。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度想从此人身上打开缺口，但是却给这家伙开出的5，000美元出场费吓破了胆。《洛杉矶时报》拣了个便宜，没花一分钱就从巴德文这儿掏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大意是说水门案件是有组织的政治间谍和破坏行动的一部分。1972年10月4日的报刊头版上这些内幕见报。

想不付出点代价就坐享其成，世上还没这等好事，《洛杉矶时报》因此倒了霉。水门案件中被起诉的七位直接涉案者（巴德文是现场的第八人，但没有受到起诉）对巴德文不但没和他们一起上法庭，反而四处拆台揭他们老底的做法大为光火。也许是作为一种报复手段，他们的律师在庭审的这一天提出传讯《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站长劳仑斯。

在法庭上，法官西里卡要求劳仑斯交出《洛杉矶时报》在采访巴德文时所有的文字以及录音资料。

西方新闻界的规则之一：新闻媒体在采访匿名的消息来源的时候，媒体必须保证消息来源的身份和访谈的所有内容不被泄露给外界。这种保证应该以协议的形式保存下来。除非双方一致同意协议无效，否则任意一方违背协议的做法都将是对己方信用的极大伤害。

巴德文虽然不是匿名消息来源，但是他所提供的信息是其本人的一家之言，《洛杉矶时报》不可能全盘采用来自他的单方面信息。如果劳仑斯向法庭交出了所有的采访纪录，其中的某些信息将可能对巴德文不利。任何因媒体的行为不当导致对消息来源个人利益的损害，对媒体本身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何况这样的做法也违背了媒体和消息来源之间的信用协议。

劳仑斯拒绝了西里卡的要求。后者当场宣布，以藐视法庭为由将他拘禁，警察随即将他带走。哪怕他的律师搬出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西里卡也无动于衷。

劳仑斯被带到地下室里关了几个小时后，上诉法庭即宣布暂缓他的拘禁。三天后，巴德文的律师宣布自愿解除巴德文本人与《洛杉矶时报》之间的信用协议。采访巴德文的所有资料上交法院。

西里卡赢了。这是个杀鸡给猴看的战术动作，目的是恐吓一下当天在法庭里旁听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这两个记者在外装神弄鬼的程度已经接近了西里卡可以忍受的极限。

11月，在《华盛顿邮报》总编的严厉催促之下，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使出了记者的全武行。干得最出格的事情，是他们弄到了水门案件陪审团的成员名单。熟知西方法律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在案件未曾审判之前，陪审员名单是保密的。可这难不倒两位记者。他们具备有完美的逻辑推理能力、撕不破的厚脸皮、好记性和烂笔头。连猜带蒙，坑拐骗偷，一番努力之后，他们终于弄齐了所有陪审员的材料。接下来，他们针对其中半数的陪审员开始了电话调查和上门采访。另外半数陪审员在他们看来属于冥顽不化的类型，不但挖不出消息，说不定还会偷鸡不成蚀米一把，那就干脆不用理会。

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陪审员都水火不浸。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所调查过的陪审员当中，只有一人承认了自己是陪审员，但是再多一点消息就没门。其余的陪审员干脆装聋作哑。其中一人甚至忽悠起两位记者：

“水门？是不是那座很漂亮的大楼？在雾气很大的河边？嘿嘿，我在电视上听说过这事儿……”

一边装傻，一边向西里卡发牢骚说受到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骚扰。《邮报》的律师接着收到来自法院的警告：西里卡法官是不可预测的，你们掂量掂量吧！

在《洛杉矶时报》华盛顿记者站站长蹲班房的这一天，西里卡在法庭上不点名地教训了两位记者：“（新闻媒体）试图从陪审员处获得信息至少是一种潜在的藐视法庭的行为。”

西里卡在同一天的庭审中还专门作出说明，要求所有的证人在案件审理没有结束之前不得接受记者的采访。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接受了教训。此后《华盛顿邮报》在发表两个人合作的重要新闻报导时只署其中一人的名字，以免两人同时陷入法律纠纷之中。此外，为了防止类似《洛杉矶时报》那样遭到突然传讯，他们决定，一旦得到传讯的消息，就立刻将手中所有的调查档案转移到《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汉姆手中，无论如何也不能交给法院。

新闻界与政府和法院之间的较量在艰难地进行着。

在《华盛顿邮报》10月10日的报导当中引用过“深喉”的信息，声称在白宫，至少有50人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在随后的报导当中，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总共证实大约25人参与此类事件。另外的人尚未被揭露。《邮报》的总编们隔三岔五地给两位记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挖出漏网的人。

11月12日，两位记者在洛杉矶找到了失踪达一个月之久的塞格里蒂（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对他进行了长时间采访。可怜的塞格里蒂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不过是白宫的一个小卒子。自从10月10日被《邮报》曝光之后，记者和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双重纠缠让他不堪重负，以至于在面对两位记者的采访时好几度泪眼涟涟。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他的采访并没有很大收获，只不过证实了塞格里蒂受雇于总统秘书查平，为他那些间谍和破坏活动付工资的是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这三个已经被《邮报》打倒，再去炒旧饭未免显得有点落井下石。

意外的收获也不是没有。

塞格里蒂提到，在他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讯问之前，他曾经和来自白宫的某个人就是否该如实回答讯问问题进行过“讨论”。后者建议他如实回答所有讯问。塞格里蒂没有说出此人的名字，但是说这个人是“迪恩调查组”成员。

“迪恩调查组”的头头是总统特别顾问约翰.迪恩。1972年8月29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迪恩受总统委托，就白宫人员是否与水门案件有牵连在白宫内部展开“彻底地”调查。

伯恩斯坦产生了怀疑。塞格里蒂并非白宫人员，迪恩管他不着。他凭什么干涉联邦调查局的工作？难道是事先串供？

伯恩斯坦从一个消息来源（他给她的代号是“Z”）处部分证实了他的怀疑，那就是，有人试图尽量掩盖事实真相。迪恩在其中扮演着“非常有趣的角色”。此外，总统手下的三位大将：霍尔德曼、厄利希曼和科尔松不但是一系列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的组织者，他们自案发以来就一直在极力掩盖和误导事实。

有人掩盖事实，这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早就知道的。在水门事件发生之后，米切尔等人毁掉了许多有关水门事件的档案和资料。两位记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甚至知道这种销毁证据的行动有一个行动代号叫做“大扫除”（housecleaning）。但是来自总统的钦差大臣居然也参与其中，这里面大有猫腻。

记者们的猜测并没有错，迪恩是整个水门事件当中至为关键的人物。他的作用，此后我们就会知道。

“Z”与“深喉”一样，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信息。如果伯恩斯坦真的从她那儿获得什么具体信息的话，只用一个单词概括就够了，那就是：管道工。

白宫里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工作的那50个人，他们拥有的共同的名字就是“管道工”。

这支“管道工”队伍，在1969年就存在了。

水门事件（十二）

总统选举结束之后，水门案件的演变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大量有关水门案件的事实被记者们曝光，白宫初步卷入丑闻；在第二阶段，随着更多证据被发现，白宫与总统已经深深地卷入了这场丑闻当中。在这个阶段里，调查者提出的问题逐渐由“谁导演了水门案件”转向为“谁试图掩盖水门案件”。

这个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尼克松总统最终在第二个问题栽了跟头。

6月17日水门案发以来，《华盛顿邮报》一直处于孤军奋战之中。虽然《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媒体也对水门事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总体而言，它们更加关注的是越南战争（包括巴黎和谈和反战游行等）、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开始建交谈判）。尼克松政府在这一年里口碑甚好，这给他连选连任带来不少本钱。

除了《华盛顿邮报》，其余报界的迟钝和冷漠一定让21世纪的新人类感到不可理解。从水门案发到11月7日总统选举，尼克松总共参加了四场记者招待会。在这四场招待会当中，只有三个问题涉及到了水门事件。尼克松很幸运，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都没有白宫记者证，否则他就难以招架了。

各新闻媒体在华盛顿的常驻记者有433人，只有14人被指派负责采访水门事件。而真正扑进去调查的，只有一向与尼克松政府政见不合的《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这其中依稀透出某种奇怪的逻辑。根据事后的调查，在1972年，有71.4%的媒体倾向于支持总统，23.3%的媒体倾向于中立，另有5.3%的媒体倾向于民主党候选人麦克戈文。中立的《洛杉矶时报》给予水门事件的版面是亲尼克松的《芝加哥论坛报》的两倍。想必这些数据能够给上述现象以合理的解释。

在总统选举之前对水门事件的新闻报导当中，电视媒体表现得要比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积极。当时的美国三大电视媒体（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国家广播公司）对水门事件的报导已经达到它们各自政治版面的17-20%。但是当时的新闻报导严重缺乏深度，仅仅把水门事件列入新闻简报当中（即每条新闻长度不超过75秒），即使高频率地重复这些新闻简报，电视新闻的影响力还是没法与报纸的深度报导相比。

水门事件对尼克松竞选几乎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这已经成了一个事实。10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只有大约52%的美国人听说过水门事件，6%的人认为尼克松参与其中。

要总结新闻媒体在6月17日水门案发到10月底之间在水门案件调查上的表现，只能说，新闻媒体和总统班子一样，几乎没有估计到整个水门事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就连《华盛顿邮报纸》也不例外。两位记者以及位于他们之上的编辑们关心得更多的是怎样掏出大鱼。但是这条大鱼是来自东海龙宫还是王母娘娘的瑶池，那他们才不在乎。

但是，自从十月份连续揪出了与水门案有关的几个白宫高层人物之后，新闻界意识到他们必须直接面对白宫和总统。从11月7日选举总统到1月20日尼克松宣誓连任美国总统，新闻界与总统一方的行政势力的斗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华盛顿邮报》不再孤军奋战。

事情还得追溯到10月底。虽然在10月25日的报导中，《华盛顿邮报》报导了错误信息被白宫口头痛批，但是此前这家报纸的调查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火药可以火烧白宫。这一次出风头的媒体不再是报纸，而是电视。10月2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电视主持人克朗凯特出面对水门事件进行了综合评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很慷慨地从22分钟的黄金时段新闻档中抽出了14分钟给克朗凯特。14分钟外加明星效应，水门事件的故事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迅速传遍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江南北。

距离大选不到两个星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这个节骨眼上跳出来作乱，大概只有三十年后某岛上两颗子弹的做法可以相媲美。白宫深知它的杀伤力。总统特别助理科尔松立刻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做法进行干预，要求对方停止关于水门事件的连续报导。哪知道哥伦比亚公司倒打一杷，说白宫干预新闻自由。要知道从杰斐逊开始历届美国政府天天都在烧高香供着宪法第一修正案，哥伦比亚公司一棒下去，政府顿时被敲得哑口无言。

不是对手太笨，而是总统太狡猾。尼克松到底还是高票当选了。“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总统踌躇满志之余，根本不考虑如何让春风吹度玉门关，而是开始琢磨着怎样给新闻界上眼药。

在口头攻讦当中，白宫开始对新闻界发起攻击。大选刚过一个星期，还是那位科尔松出面，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演讲当中，给《华盛顿邮报》贴了一张大大的标签——麦卡锡主义，顺带嘲笑了一番《邮报》的主编之后还为自己维护新闻自由镀了镀金。

科尔松这口闷气已经憋了很久。早在选举前，他就在私下对《华盛顿星报》的记者说：“等到选举一结束，我们就得让《邮报》好好尝一尝这滋味（意即给《邮报》找麻烦）。现在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是我们已经下了决心——是在和总统会面时决定的。”

果不其然，口头上的攻击显然已经不够白宫解气，他们开始动真格的。从12月中旬开始，《邮报》驻白宫记者，一位曾经亲眼目睹了五届政府更迭的祖母级的新闻工作者被踢出了几乎所有的白宫举办的社会活动。到了圣诞节时分，她干脆连例行的记者招待会都无法获得允许参加。

这一招还不算狠。要命的是另外一个动作：《邮报》在佛罗里达州所拥有的两家电视台的产权受到置疑。产权纠纷一直闹到了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这些产权置疑的人据说与联邦通讯委员会和总统之间的关系都相当密切。华尔街那些长鼻子金融家早早就嗅出风向不对。短短时间当中，《邮报》的股价下跌了近50%！

此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还向大陪审团提出传讯新闻界记者。《华盛顿邮报》一口气收到了五张传票，除了两位表现抢眼的记者，接到传票的还有报刊主编以及报刊的主要发行人凯瑟琳.格雷汉姆。若不是后来水门事件的进展过于迅速使“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放弃了传讯企图，新闻记者们自己都要成为法庭新闻的一部分了。

白宫在磨刀，《邮报》也没闲着。《邮报》总编自从被科尔松调侃了之后，满肚子愤愤不平，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身上的压力也随之骤然增加。按照后来的说法，《邮报》总编之一的本.布莱德利“恨不得要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脑袋按到水桶里直到他们拿出像样的报导为止”。

像样的报导哪那么容易就写得出来？白宫眼下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选举前后的日子里，《邮报》投入了十来个记者针对白宫、选举和水门事件进行重点报导。无奈何糜费时日，进展缓慢。再说了，有了10月25日错误报导这个教训，《邮报》采集新闻的时候有点缩手缩脚。伯恩斯坦还受到了总编的特别警告：别再玩你那套小把戏，小心让对方逮着小辫子！

《邮报》的小心谨慎倒也不是没来由。白宫虽然想方设法要收拾《邮报》，但是自己心中毕竟有鬼，还不敢和《邮报》对峙公堂。眼下《邮报》最怕的还是华盛顿特区法院的首席法官约翰.西里卡。

西里卡有个外号叫做“最大值约翰”（Maximum John）。意思很明白：落到了他手上，只要被认定有罪，那就等着让他判个法律允许范畴内的最大刑期吧！“最大值约翰”老早就盯上了水门案件。此案确定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进行审判之后，特区法院的首席法官西里卡完全可以挑选手下十多个法官之一负责审判。但是最大值先生直接任命自己为本案法官。他恐怕已经嗅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等这个机会等得眼睛都红了。

可是《邮报》为什么会害怕这位法官？被起诉的可是水门“窃贼”们。

原因是，第一个被这位法官判处入狱的，竟然是《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的站长！

• 【原创】水门事件（二十八）

水门事件（十一）

逮住了卡姆巴齐，记者们的目光转向霍尔德曼。这是目前为止他们找到的与水门事件有牵连的最高层官员。

霍尔德曼的疑点非常明显。且不说涉案人员当中有4人曾经担任过他的助手，他本人的经历当中也有许多引人注目之处。霍尔德曼很早就成为尼克松的心腹干将。他在1962年尼克松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时候即开始就成为尼克松竞选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并在当年招募了尚在南加州大学学习的查平和齐格勒。之后，霍尔德曼在洛杉矶开办了一家名为沃尔特.汤普森的广告公司，在公司当中担任副总裁。查平和齐格勒鞍前马后为其效力。1968年，霍尔德曼再次参与组织尼克松的总统竞选，并在尼克松总统当选后成为白宫办公厅主任。

在1972年大选年来临之前，霍尔德曼推荐的亲信包办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重要职位。这就是如此多的涉案人员曾经是他的助手的原因。而正是他的这些亲信选中了塞格里蒂等人开展破坏活动。

就连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也是此人推荐给尼克松的。霍尔德曼权势熏天，由此可见。在白宫内部，他素有威名，无人敢当其锋。为此，有传闻道，霍尔德曼常常得意地自称：“我是总统手下的狗杂种！”（I’m the President’s son of a bitch.）。

霍尔德曼是个老练狡猾的政客。可以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与秘密资金有过直接联系，也从未与水门案件涉案人员有过行政意义上的来往。他深知自己的言行举止会对总统的声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尽量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操纵，而不是走上前台成为他的一贯作风。虽然水门事件几经波折，自己也受到牵连，仍然没有媒体敢直接说他就是水门的幕后黑手。

两位记者决定从秘密资金入手寻找突破口。如果能够从斯隆处获得证实，霍尔德曼是有权动用秘密资金的五个人之一，事情就好办了。别忘了，斯隆曾经告诉过记者们这五个人当中的三人名字。

伍德沃德先找到了“深喉”。

伍德沃德告诉“深喉”，霍尔德曼就是能够控制秘密资金的第五个人。他准备和伯恩斯坦对此进行报导。

虽然“深喉”早就告诉他霍尔德曼涉案，但是一直拒绝提供具体的消息。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回答道：你自己看着办。

伍德沃德认为，没有否定的回答就是对事实的肯定。

接下来，两位记者来到了已经辞职的委员会出纳斯隆处，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道，要他证实此事。

斯隆回答：“让我这么说吧：你们要这么报导，我没有问题。”（Let me put it this way, then, I have no problems if you write a story like that.）

两位记者跟着找到联邦调查局的熟人，要他证实，斯隆是否已经在大陪审团作证时或者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讯问时，指认霍尔德曼是有权动用秘密资金的五人之一。

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回答有点似是而非。他说，联邦调查局和大陪审团已经知道霍尔德曼涉案。

伯恩斯坦追问：霍尔德曼是不是五个人之一？

特工回答：对，霍尔德曼。约翰.霍尔德曼。

他显然把约翰.厄利希曼与鲍勃.霍尔德曼弄混了。伯恩斯坦立刻指出这个错误。特工有点勉强地说：鲍勃.霍尔德曼。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还不肯罢休。他们打电话找到司法部的一位律师，向他打听斯隆是否已经在大陪审团处作证说霍尔德曼有权动用秘密资金。

律师的态度强硬得好似当年的柏林墙，一句话，俺不说，打死你俺也不说。

伯恩斯坦又开始耍记者的小聪明。这不就是个yes和no的问题么？我在电话里从一数到十。要是数到十之前你不挂断电话，答案就是yes，我就要把事情捅出去了。

数完了十，律师说：“现在可以继续了？”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放心了。10月25日，《华盛顿邮报》不依不饶地点了霍尔德曼的名字，并声称斯隆已经在大陪审团对此事作证，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已经证明确有其事。

这是两位记者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因为这个错误，几个月的调查成功几乎付诸东流。

10月25日中午，伍德沃德获得消息，斯隆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斯隆根本就没有对大陪审团作证指认霍尔德曼有权动用秘密资金。既然斯隆的律师已经出面否认此事，这就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华盛顿邮报》的报导可能不准确，需要为此事承担责任。

这是怎么回事？斯隆不是当着记者们的面承认有此事吗？

“让我这么说吧：你们要这么报导，我没有问题。”

伍德沃德犹如五雷轰顶。他意识到他和伯恩斯坦在与各个消息来源进行联系的时候，过于武断地推断了他们的言辞。

他们赶快与斯隆联系。但是没有找到斯隆，他们掉头去找斯隆的律师。这位律师冷冰冰地说：

“你们的报导说错了。错在陪审团那部分。”

当天白宫的例行记者招待会，齐格勒多少天来第一次理直气壮地对媒体的指责作出否定。有记者描述，这是齐格勒对新闻界个案发表的最长篇评论。

齐格勒：不，霍尔德曼先生与秘密资金无关。不，霍尔德曼先生与水门事件无关。不，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资金……《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错误的，彻头彻尾的错误……

齐格勒顺手给《邮报》扣上一顶大帽子，把它称为“不良新闻”（Shabby Journalism）。他攻击《邮报》的调查行为是精心策划的政治行为，目的是使政府和个人荣誉蒙羞。

白宫这一回痛快地出了一口气。不知为何，霍尔德曼并没有出场辟谣，也没有发表任何针对《邮报》报导的声明。也许是他本人狡猾的政治素质决定了他沉默的态度。

既然出现了不实报导，记者要担负责任。两位记者在电话中询问斯隆的律师，是否需要给斯隆一个正式的道歉？对方回答：无可奉告。是否需要给霍尔德曼一个正式的道歉？——无可奉告。《华盛顿邮报》有责任对自己的错误进行纠正。——无可奉告。难道大陪审团从来就没有霍尔德曼与秘密资金的事情询问过斯隆？——无可奉告。Blah…Blah…Blah

律师的回答无可挑剔。

两位狼狈不堪的记者还想试图弥补自己的过失。他们找到提供消息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谁知道这家伙翻脸不认人，大骂他们是“bastard”，然后送了一句“fxxx you”。到后面甚至想要把两个记者扣押在联邦调查局办公大楼当中。他们的这股闷气就生大发了。

“深喉”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相当不满意，他告诉记者们，他们的失误使调查工作倒退了几个月，并使所有的调查者，不论是记者还是联邦调查局人员，都陷入了被动当中。

“霍尔德曼从你们手中溜掉了。” “深喉”说。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此刻的心态非常沮丧和郁闷。几个月的调查已经使他们精疲力竭。他们太急于获得确切的消息，太急于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以致于他们失去了记者应该有的冷静和敏锐，失去了对事实的准确判断力。

关键时刻，《华盛顿邮报》的主编们给予了两位记者以坚定的支持。“我们决不丛我们的立场上后退（We stand by our story,）”总编们声明说。

斯隆此时站出来对整个失误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他虽然否认了他曾经在大陪审团作证指认霍尔德曼一事，但是他补充说：“我的否认严格限制在《华盛顿邮报》报导的范畴之内。”

就是说，在《邮报》报道的内容之外，的确存在着对霍尔德曼不利的事实。

10月26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麦克格雷格接受了一次电视采访。也许他的本意是要利用这次机会好好炮轰一下《华盛顿邮报》，没想到的是，他的言论竟然多少让《邮报》摆脱了尴尬的境地。

在这次电视采访当中，麦克格雷格首次承认了秘密资金确实存在，虽然这些资金“用于防止出现针对尼克松总统竞选运动中的破坏行为”——这还贼喊捉贼了！

不但如此，麦克格雷格还承认的确有五个人有权动用秘密资金。他们是米切尔、施坦斯、马格鲁德、波特和利迪。

前三人的身份与《华盛顿邮报》的报导是一致的。至于波特和利迪，他们只是小角色而已，早就成了被记者们揪出的“死老虎”。不管怎样，麦克格雷格的这次电视访谈确认了《华盛顿邮报》的报导内容基本上正确无误。

记者们可以松口气了。

10月27日，《纽约时报》公布了他们所了解到的秘密资金的数额。这个数字是900，000美元。《华盛顿邮报》公开的数额是750，000美元。

《华盛顿邮报》没有作出任何道歉的姿态。在随后的报导当中，《邮报》除了引用斯隆的原话“严格限制”之外，再次强调霍尔德曼卷入了秘密资金丑闻。只不过“霍尔德曼设法与秘密资金‘绝缘’，不直接介入其中。这是我们在联邦政府内的消息来源提供的”。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费了很大劲才把调查失败的苦果吞咽下去。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调查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

在两党政治当中，民主党失去了可以攻击共和党的子弹，自己的总统候选人立场过于偏激，在整个竞选活动当中劣势清晰可见。10月底，尼克松在越南战场上的和谈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美国军队撤出越南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这帮助他在总统竞选当中赢得了很大的票源。

11月7日，总统竞选投票日。作为注册的共和党人，伍德沃德并没有去投票。伯恩斯坦投了民主党候选人麦克戈文一票。但是他也没指望这位天真的政客能够取胜。他和同事们打赌，尼克松会赢得54%的选票。

事实上，尼克松赢得了61%的选票以及510张选举人票。麦克戈文获得了近38%的选票以及17张选举人票。后者只赢得了两个州的胜利。

1973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连任美国总统。此时，距离水门事件完全结束还有一年零六个月。在这五百多天里，还将有许多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完全依靠记者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将事件的黑幕全部揭开。

水门事件（十）

回顾一下过去四个月的调查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记者们整个调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6月20日，案发的第三天，《华盛顿邮报》揪出了亨特。

8月1日，《邮报》发现了秘密资金的线索。

8月25日，《邮报》揪出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施坦斯。

9月29日，《邮报》揪出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前任主席米切尔。

10月10日，《邮报》揭露了塞格里蒂组织和参与的针对民主党的政治间谍和破坏行动。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火继续烧往白宫和总统。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斗争对象，那就是总统私人律师卡姆巴齐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前任出纳斯隆曾经告诉两位记者，总共有五个人有权动用尼克松总统的秘密竞选资金。如今可以确认的三个人是米切尔、施坦斯和委员会竞选事务副主管马格鲁德。剩下的两人身份不明。种种疑点都指向卡姆巴齐和霍尔德曼。伍德沃德对他们的怀疑也得到了“深喉”的证实。可是，既然“深喉”拒绝提供具体的情报，记者们手上又缺少可靠的证据，如何才能把他们的事迹公之于众？

这是一个记者策略的问题。

上文曾经说过，在新闻调查当中，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确立了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如果在报导中使用了匿名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这条信息必须得到另外的消息来源（无论公开身份或者匿名）的证实，否则记者必须为这条消息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采访过程当中认真贯彻了这一原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很难获得第二个消息来源用以确认匿名消息来源（“深喉”通常不能作为消息来源见报）。这时候记者们会确认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已经掌握了匿名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当这样的信息见报之后，即使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不愿意透露具体情况，它们至少不会否认这样的信息的真实性。

在10月10日的报导当中，记者们正是知道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正在调查塞格里蒂，他们才敢将自己手中那些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材料公之于众。

接下来，他们用同样的策略向总统私人律师卡姆巴齐发起攻击。

缺口是在塞格里蒂的好朋友拉里.扬那儿打开的。

扬是塞格里蒂在南加州大学时期的同窗。两人还是大学学生社团兄弟会里的成员，亲密程度大概相当于我们文化当中的拜把子兄弟。这位塞格里蒂的磕头兄弟除了把那些我们已经知晓的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汇报给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之外，还重点透露了塞格里蒂的资金来源。

塞格里蒂和亨特以及负责日程安排的总统秘书查平是秘密活动的组织者。

塞格里蒂组织和参加这些活动所获得的工资大约可以达到年薪20，000美元。

塞格里蒂为一位富有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党律师工作。

塞格里蒂的工资通过一位律师的信托账户转帐。这位律师是总统的朋友，地位很高。塞格里蒂不能透露他的姓名。

塞格里蒂说，这位律师家住在纽波特海滩。

塞格里蒂说，他已经向大陪审团、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说出了他本人与查平之间的联系，也说出了这位律师的身份。

“身居高位”、“总统朋友”、“纽波特海滩”？这些都符合卡姆巴齐的情况。

上面的这些情况，是塞格里蒂在8月份初次被联邦调查局传讯后吓得魂飞魄散的情况下对扬说出来的。在这里不能不为尼克松总统表示一下遗憾，因为一个三流的破门入室案竟然牵扯出他手下的一大串怂包。

气急败坏的米切尔；见了女色就大舌头的克劳森；还有满嘴跑火车的塞格里蒂……用人不当，尼克松总统的这个教训应当铭记千古。

与其说不相信塞格里蒂会对扬说出这些话，倒不如说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不太相信塞格里蒂的这位拜把兄弟。在洛杉矶，扬算得上声名狼籍，有人说他是“激进分子和谋杀警察者”的律师。伍德沃德只好打电话到洛杉矶和西海岸一带的律师协会了解扬的情况。对方的回答相当正面。即使如此，《华盛顿邮报》的总编们还是让洛杉矶的记者出面，请扬具结了一份有法律意义的保证书——这样，法律责任就转移到扬身上了。

话说回来，既然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已经知道了总统秘书和私人律师已经卷入了秘密资金案件，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只需要向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确认一下有无此事即可。很快伍德沃德就从司法部了解到，官方已经在调查塞格里蒂—查平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内容可以见报了。关于卡姆巴齐，官方没有表态，而扬所提供的材料没有直接指证他的内容。仅仅凭着塞格里蒂的一些零碎谈话不能够对那位神秘律师的身份作出符合逻辑的推断。

那好办，那就把塞格里蒂的这些零碎全部见报，让有心的读者自己去判断。别忘记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也是新闻的额外功能之一。

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刊登文章，点了总统秘书的大名，暗示说总统私人律师卷入了丑闻当中。

这一次《邮报》的信息不算特别灵通。同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也登出了类似的内容，只不过信息更加详细。《时代》周刊不但点了总统秘书查平的名字，还把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的政治助理兼“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驻白宫联络员斯特拉岑拖下了水。最最重要的是，《时代》周刊没有象《邮报》那样躲躲闪闪，而是很明确地指出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就是塞格里蒂的雇主，付给他的工资约合年薪35，000美元。

总统亲信一下就被打倒了两个。

白宫和总统如何肯善罢甘休。10月15日当晚，他们拉开了反击的序幕。当晚，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厄利希曼在美国广播公司夜间电视节目上对媒体近日不断爆料进行反驳。厄利希曼的言辞还算比较温和和谨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此并不感到诧异。虽然“深喉”已经告诉他们厄利希曼也与政治间谍和破坏行为有瓜葛，可是两位记者一直没有找到与此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也就一直推断厄利希曼是清白的，而且也是总统能够派出来为自己辩护的不二人选。

总统总不能派那位疑点重重的霍尔德曼出来吧？小心越描越黑。

10月16日，轮到总统新闻秘书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攻击《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媒体。紧接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多尔也站出来表态。

但是，对《邮报》最猛烈的攻击并不来自官方，而是来自总统的竞选班子“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白宫聪明地选择了它的影子机构，这样不论这场口水大战如何激烈，它本身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16日下午5点，在该委员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委员会主席麦克格雷格大骂《华盛顿邮报》的所有报导都是“含沙射影”、“道听途说”、“不实材料”，指责《邮报》和其他媒体成为党派攻讦的工具，“满怀恶意”地寻找白宫和水门事件的联系。

《华盛顿邮报》的做法是“歇斯底里”，麦克格雷格说。

他也没忘记借此机会攻击一下民主党。他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克戈文的言辞里把尼克松总统比作希特勒，共和党比作三K党，美国政府比作纳粹第三帝国。

接下来，麦克格雷格把共和党说成是党派斗争的受害者，民主党企图通过这些“不实指责”给共和党抹黑。

这话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参议院里由民主党把持的政府作风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尼克松总统手下人员的各种行为。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都注意到，无论白宫和共和党的反击程度如何，他们反驳的内容高度一致，好像事先有人给他们定下了调子，指明了方向。他们之间共同的一点是，没有哪一方正面否认《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媒体所报导的事实。相反，他们在回避这些事实。

在总统新闻秘书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齐格勒，为什么不直接否认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这些报导？

齐格勒：我不想用我的评论来拔高这类报导……这不等于说，政府可以容忍这类道听途说的东西……

但是事实是终究不能回避的。10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说，电话记录表明，塞格里蒂至少和总统秘书查平通过六次电话，和水门事件的重要嫌疑人亨特的通话次数至少有21次之多。

看见自己的竞争对手《纽约时报》后来居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竟然冒出了幸灾乐祸的念头。

水门事件（九）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还没来得及把塞格里蒂的传奇故事变成头版头条，又一条总统手下的大鱼误打误撞被逮了个正着。这一次落入两位记者法眼的是白宫通讯部副主任，《华盛顿邮报》的前任记者克劳森。他就是毁掉穆斯基选举前程的“加纳克”信件的作者。

好运气始终眷顾着《华盛顿邮报》和它的记者们——除了克劳森。他在1972年1月进入白宫之前，一直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进入白宫之后，克劳森做为《邮报》的消息来源，为《邮报》提供了许多白宫内部的消息。

1972年9月25日，克劳森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玛丽琳.伯格提供了一条足以断送自己前程的消息。当天夜里，他怀着所有男人都具有的美好想法，独自来到伯格女士的单身公寓讨了一杯酒喝。需要指出的是，克劳森在此前已经两度邀请伯格女士共进晚餐，后者均予以婉言谢绝。

很多喜好杯中物的男子汉在美酒和女色面前常常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克劳森也不例外。当天夜里，他向伯格女士透露，他就是“加纳克信件”的始作俑者。两个星期之后，半信半疑的伯格女士把这条消息转告给了伯恩斯坦。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几乎不敢相信此事。“加纳克信件”发生在克劳森进入白宫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难道仅仅三个星期，克劳森就完成了从一名职业记者到政治打手的转变？

伍德沃德曾经听说过白宫“投名状”的传说。据说新人进入白宫之后，首要工作就是不择手段地搞臭某一个白宫的政治对手，这样才能获得白宫老板的认可。

不管怎样，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决定抓住这条自己送上门来的大鱼。围绕着克劳森的调查工作迅速展开。伯格女士被派去和克劳森共进午餐，试图确认其9月25日所说并非酒后的胡话。

这一回克劳森多了个心眼，没有承认说过他是“加纳克信件”的作者。伍德沃德给他打电话询问此事，也得到了他的断然否认。克劳森有着多年的记者经历，深知被记者找上门的厉害。虽然“加纳克信件”的作者身份只泄露给了伯格女士一人，周围并无旁证，因而也无法确认事实真伪，但是此事一旦公开，记者们会蜂拥而至，场面就不好收拾了。

从内心当中，他好像担心的还不是他在白宫的前途问题。他害怕的是伍德沃德会在报纸上登出他在晚上9点独自到从前的女同事的单身公寓里喝酒的花边新闻。在电话当中，他几乎在恳求伯格女士：

“玛丽琳，我有妻子和家庭……还有一条狗和一只猫！”

《华盛顿邮报》决定挽救这位前雇员的婚姻、家庭和他的阿猫阿狗。不过既然他在意自己的家庭胜过自己的职位，“加纳克信件”的作者身份还是要公之于众的。

10月10日，《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继续就水门事件和秘密资金大做文章。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报导堪称新闻深度报导的典范之作，以大量的事实和旁证将该报纸对水门事件的报道推向纵深。

新闻的头两段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没有在开始按照新闻常规给出消息来源和具体的新闻信息，而是将所有信息综合起来，用简洁的新闻语言进行概括，然后在后文当中依照各种信息的重要程度依次给出解释和确认消息来源。

文章当中使用了大量的匿名的消息来源。这么做是非常冒险，但是也显示出《邮报》总编室过人的胆识。

文章开门见山地说道，联邦调查局已经认识到，水门窃听事件是一系列政治间谍与破坏活动当中的一部分；这些间谍与破坏活动开始于1971年；其组织者来自白宫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要的活动对象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文章的第二段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类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已经成为尼克松在1972年总统竞选当中的基本策略之一。

文章共有65段，从第三段开始，两位记者描述了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的具体方式，这里面有塞格里蒂招募“鼹鼠”行为和破坏手段，有克劳森与“加纳克信件”之间的关联（当然把克劳森对此事的否认也写了上去）。第19段上则登出一条有点耸人听闻的信息：白宫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当中至少有50人为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而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

这条消息是10月9日凌晨那位神秘的“深喉”提供给伍德沃德的。实际上，“深喉”在这天凌晨提供的消息要比报纸上所开列的内容要详细得多。他告诉伍德沃德，总统手下的这批秘密特工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1月小组”负责竞选的文案宣传；“集会小组”负责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情报收集和破坏；“初选小组”负责在两党总统候选人初选阶段的情报及破坏工作；“亨特小组”负责重要行动——例如破门入室的水门行动。

“深喉”一并告诉伍德沃德，白宫已经对两位记者的调查工作产生了警觉，很可能追查记者们的消息来源，并将他们告上法庭。

“深喉”一如既往地拒绝提供具体的消息给伍德沃德。他害怕自己成为伍德沃德笔下匿名的消息来源。10月9日的凌晨的会谈大致遵循了从前的交谈方式。即伍德沃德向“深喉”汇报近期调查成果，“深喉”予以证实。两个人的谈兴非常浓厚，从凌晨的1点半谈到将近天亮。在伍德沃德的一再催促之下，“深喉”给出了“至少50人”的这条具体的情报，并肯定说，联邦调查局大致掌握了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可以见报的消息，因为可以得到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公开确认。

“深喉”还证实了塞格里蒂招募人员充当“鼹鼠”混入反对派队伍当中的事实。他甚至证实了这种政治间谍行动的常用代号——这一个难以翻译也非常恶俗的代号，叫做“ratfucking”。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总统手下的这伙秘密特工的专业素质和人文修养。不幸的是，就连“深喉”也认为，“这些人算不得聪明人”。

10月10日《华盛顿邮报》这篇长达65段的新闻报导的精华主要集中在前19段，后面的内容主要是对塞格里蒂的采访和调查。这篇有着重要意义的新闻在10月9日下午7点通过《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共享的新闻热线传递出去，立刻被100家以上的新闻机构转载到次日的报导当中。《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夜班编辑连夜通知《时报》总部，由总部特派记者与对西普利等塞格里蒂的招募对象进行采访，并将采访报导迅速发表在10月10日下午出版的晚报版头版当中。

No news is good news，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那就是news is always bad news。记者们的忙碌使白宫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当日，在白宫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总统新闻秘书齐格勒（塞格里蒂的同窗，“南加州黑帮”成员之一）在30分钟里面对记者们的围攻，29次拒绝对《华盛顿邮报》的报导做出评论，并声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克劳森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是“适当的”。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固然可嘉，有一点这位新闻秘书得弄明白，总统遭到媒体炮轰的日子才刚刚开头哩！

水门事件（八）

塞格里蒂的能量究竟有多大？他在水门事件牵扯出来的丑闻当中究竟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完全展开对塞格里蒂本人的调查之前，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从未预料到这项工作能够最终把矛头刺入白宫深处。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

塞格里蒂招募人员得付工资，所以伯恩斯坦动用了他在信用卡公司的关系，调查了1971年6月以来（即招募西普利充当政治间谍时开始）塞格里蒂所有的信用卡消费记录。需要说明的是，伯恩斯坦如果公布这样的调查结果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伯恩斯坦所获得的消息仅仅能够证实塞格里蒂有某些财务方面的疑点，并不能用在报刊上作为新闻信息使用。

塞格里蒂的信用卡记录并没有显示他有任何不正常开支。这也难怪，水门“窃贼”的工资都是用现金支付的，否则怎么会叫“秘密资金”？

但是塞格里蒂的信用卡记录提供了一条意料之外的线索，那就是，在过去一年当中他在全国各地旅行时的消费记录，也因此提供了过去一年里他的行踪。塞格里蒂经过的城市有：迈阿密、休斯敦、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诺克斯维尔、洛杉矶、芝加哥、波特兰、旧金山、纽约……，当然，塞格里蒂光顾华盛顿的次数最多。

他可不是在周游全国。这些城市都是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初选阶段争夺非常激烈的城市。

在很多城市，尤其是在新罕布什尔、佛罗里达、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塞格里蒂所到时间与民主党在当地开展初步竞选活动的时间基本重合。而民主党在这些地方举行的活动当中差不多都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干扰，竞选活动的进展非常不顺利。

会是什么样的干扰呢？这里得回顾一下1968年和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历史。

1968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与搭档阿格纽以微弱优势（31，710，470张选票，301张选举人票）战胜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利及其搭档穆斯基（30，898，055，191张选举人票）。

虽然说选举人票的多少才能真正决定总统宝座归属，但是如此接近的选票数量无疑让尼克松难以释怀。要知道，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1960年的总统选举，尼克松所获得的选票占总票数的49.6%，仅仅比获胜的肯尼迪总统少了0.3%（大约10，000多张选票）。两次总统竞选的激烈程度给他投下的阴影使他对选举对手的声望和民意特别在意。

1971年，总统竞选的帷幕已经悄悄拉开。民主党内部参选呼声较高的居然是尼克松在1968年的老对手，只不过这一次正副手掉了个个儿，穆斯基成了主要对手。

在民主党内部，穆斯基还有其他的竞争者，其中比较有潜力的竞争对手是麦克戈文，但是此公立场稍微偏左了一点，在1970年代的冷战高峰期很容易被对手扣上红帽子。立场相对温和的穆斯基比较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再说他在1968年表现不俗。

枪打出头鸟。自从穆斯基表示要参加1972年总统竞选的意向之后，他就开始晦气缠身。

1971年，密尔沃基的黑人居民们收到了一封邀请函，请他们参加一次免费的午餐会。午餐会包括免费的烧烤和啤酒，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夫人和一位著名的电视明星将出席本次午餐会。事实上，这封邀请函开列的全部是空头支票。那些兴冲冲地赶到午餐会会场的人们看着空荡荡的会场会有何感想，闭着眼都想得出。

在华盛顿特区一家饭店的穆斯基支持者的集会上，有人以穆斯基的名义要了许多食品、啤酒，甚至找来了两个魔术师。更出格的是，此人还以同样名义请来了6位外国驻美大使，用租来的豪华汽车把他们送到了饭店里。穆斯基的竞选班子被迫为这些不必要的支出买单。

司空见惯的抹黑手段在马克.吐温的小说中已经得到了精彩的描述。所以有传闻说穆斯基召妓，而他的妻子是个酒鬼等等均不足为奇。至于在穆斯基的集会上突然停电，或者有裸体女郎在集会的大讲台上招摇过市，或者在半夜打电话给选民请他们投票给穆斯基就更是些小伎俩。带来真正的大麻烦的是“加纳克”信件。

1972年2月24日，穆斯基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开展竞选活动的前两天，当地中右翼报纸《曼彻斯特联盟领导人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社论，指责穆斯基为了取悦黑人选民，在他们面前公开侮辱有法国血统的加拿大裔美国人，称呼他们为“加纳克”（Canuck）。这是个非常不雅的词语。在曼彻斯特，带有法国血统的加拿大裔美国人选民有上万人。

这么说的证据来源于一封寄自佛罗里达的信件。信件当中满是文法错误，好似出自一位半文盲之手。《联盟领导人报》为了表明自己话出有因，把那封来信与社论并排放在头版。

两天之后，这份报纸老调重谈，攻击穆斯基夫人在飞机上行为粗野。

久经选举考验的穆斯基终于崩溃了。在3月份举行的一次大会上，穆斯基突然把自己的演讲稿抛在一边，大骂《联盟领导人报》的编辑是“怯懦的胆小鬼”。接下来，他声泪俱下地为自己的妻子辩护。

华盛顿不相信眼泪。残酷的政治竞争要求政客们变得厚颜无耻。穆斯基也许赢得了同情，但失去了民望。在7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左翼的麦克戈文胜出，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一切难道与塞格里蒂组织的政治间谍和破坏行为有关系？可是，直接的证据在哪？

话题回到水门事件的调查者身上来。10月初，伯恩斯坦在一次与联邦调查局内部的朋友联系的时候，顺便问了一句对方是否知道有塞格里蒂这个人。这位朋友回答到：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因为他本人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

这等于证实了伯恩斯坦对塞格里蒂的怀疑。两位记者立刻围绕着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忙碌起来。10月7日，伯恩斯坦从司法部获得证实，联邦调查局之所以对塞格里蒂产生怀疑，是因为在调查水门案件的涉案人霍华德.亨特的时候，发现两个人之间的电话联系特别密切。早在8月，塞格里蒂就接受了了联邦调查局的第一次讯问。

通过亨特这条线，塞格里蒂的秘密活动终于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秘密资金挂上了钩。他还把整个调查方向首次引向总统本人。

上文曾经说过，总共有五个人有权使用尼克松的秘密竞选资金。有三个来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另外两个不知名的人一个担任白宫高官，另外一个虽然不在白宫当中担任职务，但是在竞选运动中有着重要地位。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直怀疑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和总统的私人律师卡姆巴齐就是这两个人。但是怀疑没有得到完全确认。10月7日伯恩斯坦从司法部首次获得确认，卡姆巴齐也被联邦调查局列入调查名单。此人与塞格里蒂之间的联系也相当密切。至于霍尔德曼，他的三任助手全部涉案，他身上的污点是无论如何也洗不掉了。

那么尼克松总统就洗得掉自己的嫌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