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九

休假期满，刘春雷回到南宫县的段芦头村，这是事先约定的集中地点，伤病员归队的时候都去那里报到。在村里，大刘遇见了崔连喜和骑兵团的医生李丹阳，还看见他俩的旁边跟着个神态慈祥的老头，穿着蓝布对襟衣裳、却戴着顶八路军帽，说起话来山羊胡子一翘一翘的，那是新来的“老李医官”。

小八路崔连喜是因为生病而离队休养的。41年开春，骑兵团流行起一种叫做“回归热”的急性传染病，得了这种病的人三天两头发高烧，迷迷瞪瞪神智不清、脱了衣服大喊大叫到处跑，战士们前脚刚把病人送进卫生队、后脚又有人脱衣服，吓得大家都把枪枝和马刀藏起来，生怕从哪里窜出个“热疯子”，舞刀弄枪的伤了人。

“回归热”属于人畜交叉感染，要想断根就得先把战马的毛病治好。当时骑兵团里也有个“马医生”，以前是在牲畜集市上做中介生意的，熟悉牲口买卖的行情，平时看看牛马牙口、治点小毛病还行，可一旦遇到大问题就没了招。曾玉良团长打听到山东德州有家姓李的兽医很有能耐，赶紧托人去求医，李丹阳是李家的独生子，听说八路军有事，扛起药箱就来了。可是曾团长却觉得李丹阳太年轻，担心他缺乏经验治不了病，又派人去吓唬他爹：“你家小李子在部队面前立了军令状，如果治不好战马的毛病怕是要被枪毙哦！”，老头一听果然急了，赶着骡子大车也来到骑兵团。

治好了“回归热”，李丹阳也被动员参加了八路军。他老父亲一方面舍不得儿子，另一方面也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打鬼子需要医生帮忙，干脆也留下不走了。李大爷上了年岁，不能算参军，属于是受“礼聘”的，他也是骑兵团待遇最特殊的人物，可以吃小灶、不出操、不打仗，还有自己的骡子“专车”。 老人家不穿军装，却找了顶军帽戴上、弄得半军半民，战士们就称他“老李医官”，喊他儿子李丹阳为“小李医生”。

老李医官是兽医，以前从不给人看病，可自从到部队以后就不分了，战马病了找他，战士受伤了也找他。战场救护的时候，老先生的方针是“先看个子小的，再看个子大的”，意思是先救人后救马。他的口头语是：“好孩子，别怕，有老李医官在呢”，伤员们听见这话就忘了他原本是兽医，不哭不叫心里踏实多了。有的战士受伤以后就指定要这花白胡子老头治疗，宁愿相信兽医的技术也不信任毛手毛脚的卫生员。

在段芦头村，刘春雷问崔连喜：“骑兵团上哪儿去了？”

“翻边去了”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

所谓“翻边”，就是在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时候，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奔袭日伪后方据点和交通运输线——这是骑兵的拿手好戏。

既然骑兵团执行任务去了，大家只好在村子里干等着，东游西荡、无所事事。大刘看见小崔好象整天都在吃东西，觉得有些奇怪：“你嘴里嚼的是啥？”

“山楂丸子，李大爷那里有好多呢”

“那是人家老李医官的东西，小心他知道了骂你”

“没事，李大爷整天打瞌睡，不会知道的”

老李头爱打瞌睡？这是怎么回事？问了小李医生才知道，这山楂丸是老李医官自己配置的消食药，也能当零食吃。老人家知道崔连喜大病初愈嘴巴谗，所以明知道小崔偷吃却从不声张，每当看见他来了就闭上眼睛装睡觉，等小家伙“得手”了以后才呵呵地笑着继续干活。

大刘心说，这老李医官可真是个好人。

在段芦头村等了十多天，终于接到通知：到清河县与骑兵团会合。

骑兵们这时候刚从高唐县“翻边”回来，还缴获了一个皮革工厂。

山东高唐是日军的所谓“治安模范区”，县城东北30里有个吴官屯，是敌后方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据点里驻扎着伪军一个中队，中队长李洪儒原先是个卖烧饼的商人，这家伙很贪财，当了伪军官仍惦记着发展自己的产业，居然在据点里开作坊办工厂。

伪军的副中队长是王光照，当时虽然才十八岁，却已经是有三年党龄的“老地下工作者”了，并且还担任着唐北县委的敌工股长（王老离休前是保定市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于是，事情就好办了。

骑兵团按计划来到吴官屯据点，夜里12点，二连从寨墙的东北角和西南角搭梯子往上爬，三连埋伏在路口等“王副队长”开大门。战士们着急了点，大门还没开，两边就已经上了墙，和岗楼里的哨兵打了起来。屋子里的王光照一看情况不对，立刻掏出枪顶着李洪儒，李队长哪经得住这般吓唬，连忙开寨门投降了。

接着，八路军又赶往20多里外的固河据点，还是由王光照赚开大门 ，骑兵们一涌而入，乒乒乓乓一阵打，拿下。

骑兵团一晚上拔掉两个据点，接下来又破坏了济南至德州的铁路，日本鬼子急了，出动三路重兵进行合围。可这时八路军早已西渡卫河、回到了河北清河。

还是在吴官屯烧炮楼的时候，曾玉良团长发现据点旁边有个小工厂，就命令战士们把作坊里的所有工具和物资都抢运出来，当时大家都还弄不清这是什么目的。等回到清河县，曾团长派人办了个皮革工厂，专门生产马鞍、刀鞘，大伙这才明白：汉奸李洪儒老板的产业，对骑兵团还挺有用的啊。

42年4月初，骑兵团新上任的参谋长王永元从军区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介绍各地粉碎“囚笼封锁”的战斗经验，其中讲到一个民兵队用“石雷”炸鬼子的故事。

自从当上了团领导，“陕北冷娃”王永元也能说几句河北话山东话了。他比比划划地描述石头地雷有多大、怎么掏洞、怎么引爆，又是如何轰隆一响惊天动地晴天霹雳天女散花鬼哭狼嚎大快人心……正神吹得起劲，曾玉良团长突然插嘴问：“那么大的石头可不是一般火药就能崩开的，他们的炸药是从哪弄来的？” 王参谋长顿时傻了眼，他不知道呵。

恰好一起去开会的管理参谋万怀臣听别人讲过这事，他说山东武城县有个伪军的炸药厂，能制造炸弹，民兵队就是从那里偷的炸药。曾团长一拍大腿乐了：“民兵同志太客气，偷炸药不够意思。换我们去，干脆把那个工厂抢过来！”。

于是各路侦察人员纷纷出动，没过几天，情况都清楚了。

这个炸药厂位于山东武城县的武官寨（今河北故城县武官寨），它原来的主人是军阀韩复榘，韩总司令跑了以后，厂子就归了汉奸郭金城。武官寨是个大集镇，据点里驻着日军的一个小队，还有伪军200多人，这里扼守着冀南进入鲁西的要道，因此，当骑兵团提出拔掉这个据点，军区领导十分支持。

听说要打大集镇，各连队都按照惯例准备攻坚设备，可曾团长况政委却吩咐用不着，说是这回要打个“巧”的。

部队连夜出发,一二三连把武官寨东南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子控制起来，四连则连夜直扑东北方向的郑家口（今郑口镇，解放后为故城县县城）。郑家口是运河边上的重要码头，素有“小天津卫”之称，那里有日军的征收所和物资站，如果受到攻击，周边的鬼子非去救援不可。

果然，一大早，骑兵四连在郑家口虚张声势，故城和武城的鬼子就全出动了，武官寨的日军小队也急忙赶往郑家口，四连就带着一大帮鬼子兵四处兜圈子。

吃罢早饭，一连留在村子里“守马桩”、充当预备队。二连和三连的战士就带着两个伪军溜溜达达地去了武官寨。这两个伪军是炸药厂库房的管理员，因为贪财，时常监守自盗（民兵的炸药就是这么来的）。头天晚上，他俩被地方干部骗到了骑兵团驻扎的村子里，曾团长递过一根烟：“今天请你们来，是想交个朋友。两位要是想当死朋友呢，好办，一人一枪就行；想做活朋友嘛，也好办……”，那还用说，当然是想当活朋友。经过一番思想教育，两个伪军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领到了八路军颁发的“同情抗日证”，决心改邪归正、从此精忠报国。

武官寨是每五日一大集，今天正是逢大集的日子。战士们化装成老百姓，有的推车、有的挑担，上街赶集去。在当时，八路军步兵为了便于分散行动，每个战士都准备有一套便衣，可骑兵们却只有军服，所以为了这次行动还得临时向老百姓借“道具”。刘春雷借了衣服、还借了五斤黄豆，他以前在豆腐店经常赶集买豆子，现在装做卖豆子的倒也惟妙惟肖。刘金魁用柴草掩藏着枪支，挑着好大一担柴火上了路，反正他是挑夫出身，不怕费劲。

集市上熙熙攘攘，打头的王永元参谋长装做算卦先生，组织干事李选贤打扮成江湖郎中的模样，突击组的战士把蔬菜、粮食和柴火摆在据点大门外，讨价还价、整得十分热闹。刘春雷手里拎着个半空不空的袋子、正和“卖柴火的”刘金魁装模作样演戏呢，旁边来了一位大婶，扯开布口袋就要查看黄豆的成色，这豆子底下埋着手榴弹，大刘怎么敢拿给她看，结果被大婶骂得一愣一愣的。

大刘这边演砸了，旁边的川老汉更加狼狈，有个卖蒸糕的老头大概是想添几根柴火，伸手就把柴草捆子拆开了，险些没把机枪抖露出来。刘金魁急了，一把推了人家一跟头，闹得几乎要打架……曾玉良团长在人群里急得直挠头，据点的大门打不开，再这么赶集下去，这伙“做买卖的”非露馅不可。

伪军把大门关着，八路军进不了据点。两个领了“同情抗日证”的伪军就前去叫门，说是昨天晚上喝醉了没回来，请守门的放他们进去，免得长官知道了挨罚。可偏巧那守门的班长是个办事挺较真的家伙，死活不肯通融，于是门里门外的就吵了起来。

听见吵架，闲得无聊的其他伪军也跑出来凑热闹，围在门边帮腔插话、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候，有个和稀泥的家伙拉开一道门缝探出个脑袋，意思是想劝劝外面的俩兄弟来个“换位思考”、大家保持和气。

看见大门开了缝，曾团长立刻发信号动手。王永元掏出短枪就打，二连长张起旺带领突击组撞开大门，刘春雷举着手榴弹冲进了炮楼，其他战士也掏出武器、在曾团长指挥下蜂拥而入。集市上顿时乱了套，老百姓这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

敌人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在推牌九，根本来不及抵抗。八路军冲进据点的时候，伪军营长还揉着眼睛站在院子里直嚷嚷：“谁打枪？怎么回事？”，被王永元一枪给撂倒了。

二连迅速占领炮楼，在三连的配合下把伪军压制在几座平房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七十多名伪军被击毙，剩下的一百多人在八路军的火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投降了。

战斗结束后，况玉纯政委带着一连也来到武官寨，经过宣传教育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接着，骑兵们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满载着军工设备物资，凯旋回家。

这次化装奇袭得到了军区领导的高度评价，宋任穷政委表扬骑兵团“创造了一个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营的奇迹”。回去以后，曾团长又开办了手榴弹工厂，他把骑兵团的军事骨干、侦察模范王新增派去当厂长，还给他设了个职务——“供给处长”。团长说：“办厂子，搞机器设备容易，可是找原材料就困难了，除了侦察英雄，谁还有这个本事”。

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侦察英雄的本事太大，皮革厂和手榴弹厂的名声太响了一点，过了没多久，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两个工厂连人带设备都归了军区。曾团长这回也无计可施了。

八

39年底，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引发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南，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是“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开始的时候，共产党以教育争取为主、一再忍让，结果使得石友三的181师、暂3师得以占据冀南、进逼冀中。于是，从40年3月到7月，八路军集中十七个团、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连续发动两次讨逆战役，歼灭石友三及其同伙6500余人，把这个老军阀赶回了鲁西南。

这期间，刘春雷和二十多个斥候骑兵被抽调到中央纵队的通讯队，在宋任穷、陈再道和新四旅的徐深吉旅长（开国中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之间来回跑。

按说，八路军步兵的团、营单位也有骑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这种十多个团的大仗来，乘骑通信员就显得数量不够、战斗力也不强，需要斥候骑兵予以协助。打仗的时候，骑兵们聚集在首长周围，领导一发话，一个骑兵跟一个专职通信员、或者两三个骑兵跟上一个参谋，打马就往部队跑。乘马通信经常要穿越一些情况复杂的地段，斥候兵平时经常在外面转、见多识广，熟悉沿途环境、对周围的敌情也比较了解，能够提高安全性和准确性。

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多变，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发生。

有天晚上，刘春雷和新四旅的通信员去771团送信。黑夜里，他俩只知道大概的方向，跑了几小时到了个村子，哨兵问“什么人”，这边答一句“送信的”，马也没停就进去了。

进了村就找马灯(那时侯，部队的办公机关晚上都在院门口挂一个马灯)，走到马灯跟前喊声“报告”就往院子里钻。等屋里的人探出头来，这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俩人转身就跑。大刘动作快，打马从村子的另一头冲出去了，通信员的动作慢了点，被打死在路口。

有时候通信员和参谋不够用了，骑兵也送信。但由于毕竟不是干这一行的，对一些军事术语也就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为了防止意外泄密，骑兵传令大都是口信），特别是首长们大多是南方口音，就更让北方兵们犯糊涂。有一次中央纵队派骑兵传令，四个人愣是传出三种说法来，把徐深吉旅长（他也是湖北人）气得要命。

40年8月，刘春雷回到骑兵团，团部通知他到骑兵二连去当班长。

这时候，廖冠贤调到386旅772团当政委，黄家景团长也调走了（注：黄老是1913年生人，55年授大校军衔，58年率领预七师在北大荒集体转业、任合江农垦局局长，现已94岁高龄），参谋长徐国夫到新八旅22团去当副团长，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升任骑兵团政委。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骑兵团没有团长、副团长，也没有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只有新上任的况玉纯政委一个人管事。

当然，特派员徐青山也能帮着况政委，于是两个政工领导就接着“反对不良风气”，结果反着反着就出了个事故。

骑兵团有一帮陕北来的基层干部，战功大、脾气也大。这里面，新任四连长韩永正的性格最倔，没人敢惹；老的二连长王永元被教训过一次，老实多了；剩下的一连长许得和（42年牺牲）、一连副连长米秀山和三连副连长李树茂（48年牺牲）就成了典型。

这三个红军出身的连干部以往都是立功受奖励的角色，现在每天被战士们提意见、被支部书记批评，弄得灰溜溜的怪没有面子，再加上老领导又都调走了，委屈之下就想起要逃跑。当然，他们不是想跑回家、也不是想投国军、更不是想叛变当汉奸，听说徐海东在新四军四支队当司令员，就想跑到安徽去找老军团长。于是三个人约好，趁夜晚开溜。

出了门就后悔了。别说不知道徐海东指挥部的确切地点，就算是知道，兵荒马乱、战火连天的也到不了安徽，路上不是被日本人杀掉就是被八路军抓住枪毙。三个傻小子在道沟里蹲了一夜，天亮就回来了。

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原本是十三四岁参军的红孩子，1940年的时候都还不满二十岁，虽然久经沙场、其实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离开部队这个集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实话，他们的这次“逃跑”举动，更象是我们许多人在青春期曾经尝试过的“离家出走”。

可是，与“离家出走”不同，连级以上干部携枪逃跑的行为在八路军中要算作是大的政治事故，必须上报军区。三个连长回到营房就被押送团部，经骑兵团“军人大会”研究决定：判处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三人在“惩戒队”做两年苦工——这实际上是救了他们，如果直接送军区政治部，很可能是会被枪毙的。

发生“逃跑事件”的时候，刘春雷不在骑兵团。等他回到老部队，况玉纯政委虽然还在会上讲：“反对不良倾向一定要坚持，再跑也要反，跑得只剩一个人也要反！”，但其实，整风运动已经雷声大雨点小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团的作风已经很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百团大战”开始了。

40年8月以后，八路军各部陆续转入“百团大战”，骑兵团主要在冀南和鲁西一带游动警戒，担任策应任务。

10月份，骑兵团来了个新团长，名叫曾玉良（43年牺牲）。

曾玉良是河南固始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36年西路军失败后，曾玉良突围到新疆，化名“曾玉山”在喀什四十八团骑兵二连当少校连长，该团的另一位连长是化名为“周玉隆”的周纯麟（开国少将，上海警备区司令），俩人一起接受过苏联红军哥萨克顾问的训练。40年初，流落新疆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开着苏式大卡车回到延安，曾玉良被派到129师骑兵团，周纯麟则去彭雪枫部组建了新四军四师骑兵团。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两个骑兵团又分别被八路军、新四军授予同样的称号——“哥萨克骑兵”。

曾玉良和况玉纯也是老熟人，在红三十军的时候，曾团长是军部作战参谋、况政委是军部书记官。西路军战败时，曾参谋突围跑到了星星峡、况书记官讨饭去了延安，现在再度共事，俩人的关系自然十分融洽。

刚开始，曾玉良的职务是副团长（没有团长），主要负责部队训练。

在以前，骑兵的军事训练是“野”的，强调“乘骑冲锋快如风”，只要勇猛顽强动作快就行，怎么顺手怎么来。因此，劈刺动作各有门派、骑马姿势千奇百怪，进攻时不讲究相互保护、行军时的队列也不整齐。曾玉良说这样不行，要重新练。

按曾团长的要求，骑兵应该根据不同的任务采取不同的策骑步伐——巡逻侦察走“小步”，马蹄轻盈、骑手坐挺直身体观察情况（这姿态挺美的，看马术“盛装舞步”就知道了）；作战的时候用“小跑”，奔跑、跳跃、转向动作相结合（马术“场地障碍赛”就是这样）；另外，“常步”是行军步伐，“大跑”就是冲刺。

战马走的是什么步伐，听声音就知道： 常步和小步走得慢，四蹄着地，“嗒嗒嗒嗒”四节拍（小步走得好的战马，后蹄印正好踩在前蹄印上）；小跑的时候速度快了，斜对着的两只马蹄同时起落，成了两节拍；大跑起来，战马四蹄翻飞、沾地即起，“嗒嗒—嗒”，感觉是三拍。

练了步伐还要练队形，比如横队、纵队、三角阵位楔型阵位、转向保护交叉掩护……都要练。大部队有大阵型，小单位有小队形，什么情况下战马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尺寸，不能有差错。

口令也要练。过去，骑兵口令是随便喊，跟在家里吆喝牲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部队行军，路上遇到个骑驴的老头，老头冲小毛驴叫一声“驾！”，骑兵的军马全都跟着跑。曾团长说这样不行，重新练！于是两个月以后战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的命令了。

练习新技术，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兵都得下大力气。

大刘的班上有两个老兵，王占奎（42年牺牲）和刘金魁。王占奎是投诚的俘虏，原先是西北军的马夫，而刘金魁是被撤职离开团部斥候队的。“川老汉” 受处分的原因是他遛马的时候到河边洗衣服，结果战马偷跑进老百姓的菜地、吃掉了好一大片苜蓿，老乡们告到团部，刘金魁副排长只好卷起铺盖到二连来当兵。不过，他好象挺无所谓的，还嘻皮笑脸地说：“洗衣服洗裤子，一不小心把官帽洗脱了”。

刘春雷成天和两个老兵一起练“乘马越障”。这个项目对战马是个考验，开始的时候，由骑手牵着缰绳、引导战马空鞍跨栏杆，等马匹跳习惯了再骑上马练习越障。大刘的“公鸡”个子虽小却很听话，练了一个多月就能跨坡坎、过壕沟了。可刘金魁的战马却不行，两个箩筐上摆一根扁担，它跑到跟前就站住、死活不肯跳过去，气得川老汉直骂：“憨马儿，傻大个，只会偷吃苜蓿”，“你跳不跳？再不跳，老子处分你！”。马儿还是不跳。

也许是老兵原先的技术已经定型，改练新动作反而比新兵慢，因此有好些人想不通：“照原来的样子就挺好的，何必再搞一套？别新的没学会，旧的又忘了……”，曾团长的态度却十分坚定：“要练！练好一个兵算一个兵，练出一个连算一个连”。

于是大家叫苦连天：况政委的“整风”劲头刚下去，曾团长的“整马”劲头又上来了，真是累死人……

在骑兵团，四连的训练是最积极的。四连是新连队，当时全团四个连，一二三连是红军连，黑马、红马、白马，行军出动整齐漂亮，惟独四连的战马是杂色的，老百姓以为四连是杂牌，就不大看得上眼。遇见“黑马团”“红马团”，赶紧拿出白面馍馍热情款待，而“花马连”一到，就把好东西收起来、换成高粱饼子，实在有些气人。

韩永正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到四连当连长，把他的犟脾气也带到了四连。战士们不好和老百姓生气，就和其他连队较劲。别人劈刺一百，他们就来一百五；别人练一对一，他们还练一对二；打仗嗷嗷叫，评功嗷嗷叫，就连唱歌、搞运动会也要争个面红耳赤；说杂色马不好？四连的战马就不和其他连队的拴在一起，自己调教，照看得特别有精神。而且还不许别人叫他们“花马连”，自称是“铁骑兵连”（这名字可比“红马团”、“白马团”响亮得多）。一来二去的，四连的军事技术就逐渐在全团遥遥领先，“铁骑兵”的名声也传出去了。

曾玉良坚持改练新技术，其实是想改变骑兵团的战法。

骑兵的分类五花八门，可简单说来就是两种：骑马打仗的和不骑马打仗的。129师骑兵团原先就属于“不骑马打仗的”，其基本战法是乘骑行军、下马作战，说好听点是“枪骑兵”（和现在“摩托化步兵”的意思差不多），说明白点就是骑马的步兵。在这类骑兵中，战马主要是作为运输工具、战士们也主要是趴在地上打枪。

这种战法不好看，但这种战法是符合潮流的。一战以后，各国军队都认识到：骑兵在机枪重炮的密集火力面前列队冲锋，纯属是找死。因此大家都走了“枪骑兵”的路子——行军的时候利用战马提高行进速度、扩大活动范围，打仗的时候放弃乘马冲击、下马徒步作战。

在当时，不仅八路军骑兵是下马作战的，国民党骑兵也是，西北“青马”“宁马”是“枪骑兵”，日本骑兵也是“枪骑兵”。所以，虽然中日双方都有骑兵部队投入战场，但在战斗中就极少能遇到骑马对杀的场面，因为大家都趴在地上打枪、想耍马刀格斗也没人接招。

“枪骑兵”担任追击、包抄、穿插任务，比步兵走得快也走得远、还能携带一些重武器参与进攻和防御。但是，枪骑兵下马作战的时候需要可靠的“马桩”，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后方基地的稳固。换句话说，对枪骑兵而言，行军时战马是重要的工具、作战时战马却成了沉重的拖累，一旦腹背受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这在游击作战的环境下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曾玉良就想改变下马作战的风格，把129师骑兵团变成“轻骑兵”。

轻骑兵采用乘骑作战方式。如果说枪骑兵是“打了就走”，那轻骑兵就是“边打边走”。 和枪骑兵相比，轻骑兵更加快捷、冲击力更大，但同时也存在着负重能力差、防御能力弱的缺点，由于自身无法携带重武器、缺乏攻坚手段和防御手段，更容易受到敌方重火力的打击。

在机动性和抗打击能力的取舍上，曾玉良团长选择了前者。他认为：“日军的火力虽然猛，但华北平原这么大，鬼子部队分散，不可能把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对付我们。只要我们走得快、游动及时，就一定能战斗下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1942年以前，在冀鲁豫敌后战场上活跃着四支八路军骑兵团，只有129师骑兵团改成了轻骑兵，也只有129师骑兵团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百团大战”之后，抗日局面一派大好。40年底，日伪政府在其占领区搞了一次“治安综合评定”，评分标准包括四个大项、二十个小项。评来评去，“重要地区评比”中河北山东的交界地区最差；“河北评比”冀中最差；“山东评比”鲁西最差。骑兵团当时在鲁西北，听说这个成绩,大家都乐了，纷纷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全国倒数第一”。

日本鬼子急了，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从华东抽调第17、第37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采取“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和据点围困住我抗日军民。

就在日军加紧对华北实施“强化治安”大扫荡的时候，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为救援新四军遇难部队，冀南的新四旅不得不紧急南下，留在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就只剩下新七旅和新八旅，而新七旅在刚结束的“百团大战”中部队减员严重、新八旅的战斗力又比较弱（由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合并而成），这就使得陈再道司令员在反击日军时难免捉襟见肘。因此，129师骑兵团奉命回到冀南、受军区领导直接指挥，担任战区的机动力量、承担起“救火队”的重任。骑兵们没有辜负首长的信任，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他们积极拔除据点、破坏封锁沟、攻击敌交通线，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41年初，骑兵团奉命夜袭山东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各连队在况玉纯政委的指挥下徒步攻坚，架起梯子硬冲寨墙，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八路军打了一晚上也没把主炮楼拿下来，突击队提出炸掉炮楼，可地方上的同志又不同意，说是楼里有我们的内线，结果一直打到天明也没看见“内线”有啥动静。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退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八路军打怕了，跑到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

郝楼之战恢复了鲁西北根据地的东西交通，上级领导表扬了骑兵团、当地群众也杀猪宰羊慰问战士们。开完庆功会又开总结会，曾团长让各连的班排长谈看法，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么？”，团长却说“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曾玉良认为：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富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炮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八路军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的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拉大间距，500匹战马排成十多里地的长队，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敌人弄不清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不敢出门，老百姓就趁机破坏公路。

青纱帐长高了以后，骑兵团就选择合适的地形隐蔽起来，先由民兵把敌人引出据点，骑兵部队冲出来截断退路、掩杀一番……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5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120多里，消灭大量日伪军，而我几无伤亡”——这是当时的战报上记录的。

这战报上“几无伤亡”的意思是伤亡很小，其实伤亡还是有的，因为刘春雷就在这期间受了伤。

那是41年5月，在朝城县（今山东省莘县）打伪三十一师文大可。这位文大可师长是东北军出身，西安事变时曾经做过一些对我党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当时也才刚投靠日本人不久，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最好能把文师长活捉回来，教育教育、争取让他改邪归正。于是，三十一师（只有两个团，实际上是一个旅）被打垮了以后，骑兵们就咬住伪师部、快马加鞭使劲追，可是那位文师长却不识抬举、快马加鞭使劲逃。

追到雷庄、郑庄附近，鬼子的一个大队前来增援了，王占奎勒住战马喊道：“大炮，有大炮！”。

前面有日军的两门九二步兵炮。这种炮二百多公斤，能用一匹马拉着走，如果拆开来运输，两匹骡子就能驮走，虽然个头不大，但在当时要算是不得了的重武器了。刘春雷以前没见识过这玩意的厉害，马刀一挥、满不在乎：“怕个屁，跟我上”， 刘金魁也喊：“跟着班长同志，冲啊！”

话音刚落，大炮响了，班长同志只觉得“嗡”的一声，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老百姓的炕上，那位文师长也跑回县城去了（50年，文大可终于被抓住，这回共产党却不想再教育他，直接枪毙了）。

这一仗，刘金魁活捉了个日军机枪手，而刘春雷却被炸了个脑震荡，班长的职务就由刘金魁接替了。

脑震荡属于轻伤，浑身上下没有伤口，只是一个劲地吐、一个劲地想睡觉。大刘在老乡家养伤，有个摔断了腿的女八路也住在村子里。女伤员比较受欢迎，因为女孩子们嘴甜手脚勤快，见人就喊大爷大娘、还能帮着描花样纳鞋底什么的，时间不长就认了个干娘，搞得人人都很喜欢她。可大老爷们就不行了，见人只会嘿嘿笑，别人问“同志，哪里受伤了？”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自己都觉得躺在别人家睡大觉不合适，呆了没几天就回部队了。

回到部队也不行，成天晕晕乎乎的，骑在马上直晃悠。连长张起旺（44年牺牲）跑到团里帮他请假，新任团政治处主任徐青山（原先的特派员）答应得很痛快：“刘春雷啊，没问题”，批准他回家休息一个月。

这时候，南宫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但大部分乡村还控制在抗日政权的手里。刘春雷家靠近县城，属于“两面负担”地区，既要给日伪军交税、也要向共产党纳粮，村长也是个“两面派”，皇军来了听皇军的、八路来了听八路的。所以刘春雷回到家里，爹娘虽然很高兴，却没告诉外人他是打鬼子负了伤，只说儿子不想在军队干了、回家来卖豆腐。

回家没几天，崔秉志跑来找刘春雷。崔秉志是前几个月“整风”时跑回去的，他以为大刘也开了小差，就来约“老战友”一起做买卖，据他介绍，用骡马大车运棉花到石门（石家庄）去卖，经济效益不错。大刘应付了几句就忍不住了：“大家一起去投军，别人都还在扛枪玩命，你就有心把这买卖做下去？”

崔秉志眼泪汪汪的：“我也愿意打仗。可鬼子把我爹抓去了，逼着家里写信叫我回来；我在部队又天天挨批评，里外不是人，不跑怎么办……”

“特派员整风是狠了点，可你想想，邓永耀政委待咱们多好，他打鬼子牺牲了，不替他报仇还算是个人么？”

崔秉志现在知道大刘不是逃兵了，也就不再提买卖的事，临走时说了句：“兄弟，你是好样的，回部队替我给大家带个好”。

过了些天，“小罗成”也来找大刘，这家伙现在不当六离会的香主了，入了“天理教”、成了“在理儿”的。他弄了几条枪、拉起个小“锅伙”，想请刘春雷去当副官，一起过“大秤分银、大块吃肉”的好日子，大刘早就听说天理教和日本人有瓜葛，当然不肯答应。

经常到刘家来的还有刘春雷的堂姐。年前，彩霞堂姐的丈夫到天津办事，半路上被乱枪给打死了，留下个小寡妇和两岁的女儿。婆家觉得媳妇“克夫”而且没生个男孩，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可这悲惨的变故却带给刘彩霞一个奇怪的经验：兵荒马乱的年月，应该赶快结婚生孩子，留下后代传递香火才是人生头等大事。因为这个，她把在铁路上当学徒的弟弟刘金树拉回来成了亲，现在又积极张罗着为春雷子找媳妇。

大刘没有成亲的心思，再加上堂弟也悄悄揭发：“别听我姐的，娶媳妇一点儿也没意思，赶明儿，我投军当八路去！”。

过了没几个月，这小子还真的丢下新媳妇跑去参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