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十
1942年4月，129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故城县的兀兰屯，这个村子位于武官寨和郑家口之间。经过前些日子的战斗，八路军已经控制了除郑家口以外的附近地区，冀南军区机关也移营到刚被骑兵团收复不久的武官寨。这时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到太行山开会去了，部队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
当时，武官寨周围聚集着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还有一些学校和群众团体；西南方向驻扎有新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刘苏），北面有骑兵团、十九团（团长黄光霞）和新七旅的旅直机关（旅长易良品，43年牺牲）。
四五月份正是北方的农忙季节。刚下过几场透雨，各部队一边进行休整、一边帮助群众搞生产，田野里满是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随便遛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有军队，这使得八路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暴露无遗。
骑兵团的战士们也在休整，除了干农活，还忙着开“民主会”、做游戏。这个阶段正在开展 “民主建军运动”，上级说，以前整风时动不动就捆人的做法是“左倾主义”，需要纠正。现如今提倡官兵相互敬重，发现了错误不许呵斥体罚，要开个会、民主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军区政治部的刘志坚主任还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活动，也就是让战士们自己编排几个说说唱唱的小节目、还搞一些游戏比赛什么的，对消解疲劳有好处。
团部小干事崔连喜每天拎着一把胡琴到处跑，为各连队排练伴奏。老百姓也觉得八路军唱歌、跳舞、赛跑、拔河挺好玩的，男女老少围在旁边看热闹。虽然都知道不远处就有鬼子据点，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武城都聚集着日军部队，可大家却一点也不担心，觉得自己很安全。
现在看来，在敌后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松懈状态，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在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四五次大规模扫荡、历经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人们长期紧绷着的神经也难免会出现麻痹、甚至麻木的情况。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
鬼子扫荡前，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鬼子这么折腾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时间准备军需，一两个月之内没事，两三个月以后又再来扫荡——象这样的多次重复，搞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计划安排好，负责军事的干部和负责生产的干部象换班一样轮流忙碌，有时候眼看“到点了”日军却没来，干部群众还挺着急：“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早打早收场，我们好干活呀！”。
在这样的情形下，骑兵战士刘春雷当然也预感不到任何危险。虽然听说华北的日军换了个新头头，也听说这个新来的家伙有什么“新战法”，可他和战友们都对此不以为然：日本人的怪名堂见得多了，什么“分进合击”、什么“捕捉奇袭”、什么“纵横扫荡”……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被八路军赶回去。别说新来个日军司令官，就是日本昭仁天皇来了又有啥了不起的？
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扫荡”，以及随后在冀中、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五一大扫荡”，却使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岗村宁次，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春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
禁闭室里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头天晚上，这两个老兵打架惹祸了。王占奎是山西人，平素最崇拜山西好汉关云长，开口闭口不离关公。而刘金魁却是个“碎嘴子”，偏偏要在他面前说关老爷比不上自己的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这纯属是和老王捣乱逗着玩。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于是指导员张存有（49年牺牲）就把他俩都关了禁闭，还派刘春雷睡在禁闭室的门外、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两个活宝睡够了，继续拌嘴。刘金魁这回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他另外一个老乡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大刘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禁闭室设在团部大院里，刘春雷看见连队干部们跑来向团领导请示工作，听说“没事，继续休整”，都哄笑着散了。四连长韩永正还嚷嚷着“谁不服气？继续比赛！”，那段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分成两边比赛马，谁赢谁输不大清楚，反正好象彼此都挺来劲的。就在这时候，预警哨响了，一个斥候骑兵吹着小铜哨子疾驰而来，慌慌张张地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部队。
大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斥候兵搞错了：前一次扫荡刚结束，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卷土重来。再说了，军区机关和几个主力团都在附近，敌人即使要来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团长和政委也不大相信，曾玉良还说：“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么活动？”，斥候兵急得满头大汗：“是鬼子部队，大部队！还有坦克”。几个团领导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都喊“糟糕，糟糕”，郑家口方向真的出现了日军坦克和骑兵队——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大扫荡，我方竟然一点情报也没有。
紧急集合号在兀兰屯响起来，团部的小电台也响个不停，可这时候，军区的信号已经叫不出来了。战士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拔营，各连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显得有点乱。二连长张起旺看见刘春雷还站在禁闭室门口，赶紧命令：“把人放了，快集合去”。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用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一群群的老乡赶着牲口、扛着家什往兀兰屯这边跑。那时候，老百姓出门避难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是牛驴猪羊，因为日本人见了家禽牲口就抢，不藏起来不行；二是衣服被褥，这是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老百姓的“贵重”家当。
看到这场景，用不着领导说明，骑兵们都知道是遇上了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大家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春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会儿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一组一组的斥候骑兵被派出去侦察情况，战士们在等待命令，指挥员则在考虑行动方案。这个时期，由于缺乏通讯手段和必要的训练，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遇到突发情况，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比如这时，新七旅旅部、十九团和骑兵团相隔只有五里地，可是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各部队并没有协调共同行动，而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
曾团长提出，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插，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后来，新七旅十九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而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南面的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委的意见更有全局观念，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但是，军区总部联系不上，他们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最后决定由曾团长和政治部主任徐青山带一连沿着卫河（古运河）西岸寻找，况玉纯政委和参谋长带三个连沿大路向南前进。
部队出发，刘春雷他们跟着况政委上路。四周围的田野一马平川，只在个别地方还稀稀拉拉地留着些长势不好的高粱，道路两旁，三五成群的老百姓背着包裹或走或坐、牛羊牲口啃着青草时走时停。四面八方都有逃难的人群，谁也不清楚哪个方向更安全一些，神情紧张的人们向骑兵团求教，八路军的回答也只能是“对不住，不知道”。
越往南走，撤退的人越多，冀南财政学校的二百多学生正列队行军，看见八路骑兵就呼啦一下跑过来，队伍全乱了，气得老师一个劲地吹哨子。小干事崔连喜遇见了新七旅文工队的十几个小娃娃，亲热得不得了，叫人家抓着马尾巴赶路，可是战马尾巴甩来甩去的、小家伙们揪不住，于是拴上一个书包，有重物坠着马尾巴就不能动弹了，一群男女小八路你拉一下我拽一把，嘻嘻哈哈闹翻了天。妇救会的六十多个干部也要跟随行进，王永元参谋长说了句：“你们女人跟着部队跑什么，换件衣服（她们穿着蓝黑色制服）到老百姓那里躲一躲就算了嘛”，结果被一大群妇女围住，批评他瞧不起女同志，是封建意识。王参谋长被骂得面红耳赤，又是敬礼又是鞠躬的，好不容易才脱身溜掉了。
刘春雷也觉得这么多人跟着部队跑不大妥当，如果由机动部队吸引住敌人、其他人员在群众掩护下分散突围，效果可能会更好（事实上，许多有游击经验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可是他当时不敢吭声，因为说这话就好象是嫌弃别人，弄不好是要破坏军政关系的。
骑兵队列中不仅有学生、小孩和妇女，还有周边几个县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在当时，不打游击的县区政府干部是可以不下乡的，七八个县的办事人员聚在一起办公是经常的事，他们平时和行署机关在一块、打仗时就和部队一起走。除此之外，地区医院用担架抬着几十个病号、公安队押着几十个罪犯，队伍后面还跟着一大串不知道什么单位的骡车和驴车。
队伍不停地向南走，这时候，不向南走已经没办法了。派出去的斥候兵不断回来报告：“来了，来了！”，意思是身后方向发现敌人。按规矩，其他斥候小组这时候就应该向发现情况的方向机动、主动进行牵制和骚扰，可是，今天却没有人出击了，因为除了西南方，各个方向都在喊“来了”、而且报告的频率越来越密，到最后都用不着报告，从队列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老百姓象受惊的羊群一样漫地里奔逃、还可以清楚地听见三八大盖“嘎勾——嘎勾”的枪声。
既然只有西南方向可以走，大家只好埋头向南行进。
中午12点左右，骑兵团行进到武城县以西的十二里庄，刘春雷放眼一望，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天呐，这么多人！”。
十二里庄附近的高粱全都收割过了，四周围一棵高杆植物也见不到。平展的旷地上聚集着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机关、冀南行署机关、军区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行署文工团、冀南报社、冀南银行、冀南党校、冀南财校、以及从各地来总部培训、学习、开会的干部群众，足有两三千人。掩护这一大群男女老少的是特务团（团长宁贤文，62年少将），这个团是由军区警卫营（三个连）和行署保卫营（两个连）组成的，只有轻武器，战斗力也不强。
总部机关向西南移动，原本是想和二十一团会合的，可走到这里才知道二十一团已经转移走了。军区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和范朝利参谋长（开国中将）正在着急，看到骑兵团主动赶来支援，不禁十分高兴，其他人看见骑兵的高头大马也安心了许多。
和总部领导会合之后，骑兵们发现机关干部的觉悟确实是高，虽然身处逆境依然情绪高涨，演讲动员的、唱歌鼓劲的此起彼伏。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站在个大石碾子上发表讲话：“日军发动的铁壁合围，注定不能得逞，今天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会被我们粉碎……”
“铁篦子合围？”这是刘春雷头一次听说这个新名词，他觉得这次扫荡真的就象是被敌人用铁篦子捋过一样，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他都把“铁壁合围”误当成是“铁篦合围”。
王任重正在演讲，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几架日军飞机，冀南行署公安总局局长王光华（开国少将）用步枪打了两枪，又对骑兵下命令：“机枪射击，给我打！”，于是几个机枪手就朝着天上打了几梭子，结果飞机没打着，反而把飞过去的敌机给引回来了。
日本飞机冲着地面一阵扫射，当场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几匹马，冀南银行驮钞票的骡子被打倒了，钱钞纸币飞得满天都是，一些没打过仗的机关人员吓得四处瞎跑，场面顿时十分混乱。幸好，这时候空中刮起了大风，弥漫的尘沙使飞行员的视野受到遮蔽，敌机转了两圈就飞走了，局面这才得以控制。
军区范朝利参谋长看到情况危急，大声呼喊：“敌人飞机发现我们了，不能在这里停留，大家赶紧走”，随即命令以骑兵团为前卫，继续向西南方向突围。
在十二里庄耽搁了一段时间，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我方人员也越来越集中。走到武城河西街（今河北故城县建国镇）附近，发现敌人在这里利用壕沟设置了三四层火力网，担任前锋的骑兵三连冲击了几次，牺牲了二十多个战士，突破不了。这时听见有人喊：“北面走，往北面走，队伍向后转！”，于是大家又乱哄哄地转过身子向北边跑，刘春雷看见三连长吕兆清追上来问王永元：“部队掉头了，我们现在是前卫还是后卫？”，参谋长摆摆手，好象他也不知道。
向北走了一段路，前面又叫了起来：“快回去！快往回走，有坦克”。果然，北面出现了日军的坦克车，并且，在东、西两侧担任掩护任务的特务团战士也被打了回来，所有的人只好又向南跑。
这下子，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被包围了”。
再往南走就回到了河西街，可敌人的阵地还挡在那里。况政委下令把部分战马让给没有坐骑的机关领导，然后由骑兵团带着大家冲击。
对骑兵而言，打仗冲锋没问题，可是把战马让出来就有些不愿意了。刘春雷和刘金魁是正副班长、又是党员，只好带头，由团部的人领着去给首长们送马。
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一夫（冀南区党委委员）蹲在地上撕材料，枣南县妇救会主任韩芳宇在边上帮忙。这韩主任后来是中纺集团公司的老总，在当时是个挺俊俏的大姑娘，看见骑兵送马来，她表示自己已经有一匹马了，况政委的警卫员说：“你那匹马是驮东西的，换成骑兵的战马吧，不怕打枪”，于是韩芳宇就和刘金魁换了马，俩人都走了。
王一夫始终埋头处理材料，因为风大、点不着火，他就把纸撕得碎碎的，东撒一把西撒一把地让风吹散，刘春雷几次想把战马交给他，王科长都说不要。首长不接马缰绳，骑兵不好交差，这时候不远处正在枪毙犯人，大刘就牵着马过去看热闹。
洼地边上跪着好些个罪犯，公安局长王光华拿着根木棍，这个头上敲一下、那个头上敲一下，被敲中的人立刻由公安队员拉进坑里处决，没被敲中的就地释放，算是拣了一条命。王光华是建国后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具体负责人，一生嫉恶如仇，真是个厉害角色。
大刘看完杀人，王一夫还在那里撕纸。过了一会，冲锋号响起来了，骑兵们开始发动进攻，大队人马也跟着向前跑。王科长站起来望了一眼，对刘春雷说：“你上马，去战斗！不用管我”，说完又蹲下来接着撕材料，大刘只好骑上“公鸡”冲锋去了。
后来，听说王一夫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刘春雷心里十分懊悔。他觉得自己当时如果能帮着撕纸，王科长或许就可以及时处理完材料、突出重围了，只不过，那些东西都是机密文件，领导没开口、他也不敢去碰呀。
王一夫烈士是河北威县人，24年入党，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组织工作，他是为了保护党的机密而英勇牺牲的，时年三十四岁。
骑兵团的这次冲锋是突然展开的。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王永元参谋长听见河西街方向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他心里一动，赶紧让司号员吹联络号，过了一会，对方回号了——是曾玉良团长和骑兵一连！
原来，曾团长带着一连沿卫河河岸搜索，没看到机关的队伍，知道大家一定被围了，于是就斜刺里杀回来，从侧后方攻击卫河边上的河西街。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一连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阵地。
听说曾团长在外线进攻，况玉纯政委立刻命令骑兵团冲锋，军区首长也组织人员跟随突围。刘春雷正跟着大家往前冲，西侧的王行杖村突然有敌人开火射击，子弹象泼水一样猛地横扫过来，二百米的开阔地上立刻倒下了许多人、整个突围队伍都被打散了。好在“公鸡”是经过训练的战马，没有受到枪弹的惊吓，带着主人径直冲过了火力拦阻线。
骑兵冲出来了，跟在前面的一些骑马的干部也冲了出来，可是步兵却没有及时赶上，敌人从王行杖村那里把口子堵住了。
在河西街，妇救会主任韩芳宇激动万分：“哎呀，你们骑兵的马可真快，要不是我抱住了马脖子，差点没掉下来……”
况政委问她：“首长在哪里？”
“李书记（李菁玉，冀南区党委书记）刚才和我在一起，现在不知道了”。
政委一听就急了，赶紧去问其他人。人群中有党委巡视团的，有行署建设处、农林处、文教处、财政处、秘书处、总务处的……可是，军区、党委、行署的主要领导却一个也没跑出来。
这时，从河东方向开来了二十多辆日军汽车、还有许多骑自行车的敌人，这一带的河水很浅，鬼子和伪军跳下卡车、淌过卫河就向河西街发起进攻。很显然，别说总部机关没有冲出来，即使出来了，从这里也过不了卫河。
现在，摆在骑兵们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丢掉总部，沿卫河向南撤退；二是重回包围圈，和总部机关一起另寻突破点。
曾玉良团长、况玉纯政委毫不犹豫：回去！
下午三点，骑兵们再次和首长们会合。
在敌人火力下来回冲杀，各连队的损失都很大，刘春雷的班上只剩下了五个人。王占奎不见了，刘金魁看见他离开河西街、向南面走了，当时，上级只允许机关干部分散转移，王占奎的这个行为应当属于临阵脱逃。
曾玉良团长撤消了团部，把行政后勤人员和斥候兵补充到一线连队，崔连喜被分在二连，他跑来问：“大刘哥，川老汉，我跟着你们班，好不好？”
当然好。
“那……老李大爷也跟着你们班，好不好？”
当然不好。老李医官是规定不参加打仗的，他骑着匹骡子想加入一线连队，却没有谁敢接受他。各位连长排长班长都知道，万一要是李大爷在自己手下出了事，非被大家骂死不可。
